余东海曰:【大开蒙】民族主义最强调华夷之辨。殊不知,民族主义正是夷狄的标配。纳粹是雅利安主义,日寇是大日本主义,洪杨帮、义和团都是汉族主义奠基的,统统都是民族主义势力。民族主义,轻则夷狄化,重则禽兽化,殆无疑义,这是民族主义的恶性本质所决定的。
作为中华偏统的元清,分别有浓重的蒙古主义和满族主义色彩。这两朝之所以不能完全儒化而成为正统,民族主义就是主因。
民国之所以不能中华化,不能开创出中华文明新一轮的辉煌,反而内忧外患深重而迅速败退台湾偏安一隅,民族主义是一大要因。虽然蒋君努力将其架空虚置并作各种独特解释,毕竟其名高踞宪位,名不正,一切难办也。
历代儒家,无论在朝在野,都没有以民族主义自命者;历代儒家政治,无论平叛剿匪御敌御寇改良革命,都不允许民族主义化本位化。即使面对民族主义势力自下而上的造反,或者自外而内的侵犯,儒家政府也绝不会以民族主义对付之。
这是王原则不允许!别人民族主义不是自己也搞民族主义的理由,别人恶化不是自己恶化的理由。无论别人如何,我有一定之道;无论别人怎样千变万化,怎样夷狄化禽兽化妖魔化,我有中道的正正之旗,王道的堂堂之阵!




吾驳曰:如东海之言,民族主义属于夷狄,而华夏不能拥有民族主义,谬哉!夫民族主义,乃生民共有之良知也,岂夷狄所有,而华夏为无哉!此萌生于远古,而发达于中古,于近代,尤为晓然而揭之公义也。《经》曰:“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又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类族辨物,即为民族主义也,类族,族各不同,族各有类,亲同类,而防异类也。自黄帝而知分华夷之类矣,自尧舜而以蛮夷猾夏为诫矣,自春秋而知戎狄是膺,亲诸夏,远夷狄矣。古代虽少民族一词,而多称族类,近之矣,族类词源于《易经》也,而知吾国民族思想来源之早也。明末大儒王船山曰:“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害沴,摈其殊类,统建维君。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何言之明也!船山自称著书之志在“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亦何其慷慨也!殊类,异类异族,欲消除异族入侵之患,而强华夏也。

民族主义岂徒生民共有之良知,亦物之皆然也,以生物学论之,皆党同类而防异类也。船山曰:“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区其灵冥,湔其疑似,乘其蛊坏,峻其墉廓。”其义甚严,曰:“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以为华夏唯华夏人可以主之,不可使夷类干之,曰:“可,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黑蚁犹知防异类之窥探也,船山举例曰:“今夫玄驹之有君也,长其穴壤,而赤蚍、飞蚹之窥其门者,必部其族以噬杀之,终远其垤,无相干杂,则役众蠢者,必有以护之也。”黑蚁之微小低级且然,而况人类,而况有数千年文明之华夏,而不知有以防之护之乎?呜呼!民族主义,乃生物共有之知也,而人可不如禽虫哉!反民族主义,是禽虫不若矣。

民族主义乃天经地义也,船山曰:“万族蒸蒸,各保其命,各正其性,所以为之者,岂非天哉!饮食而有血气,阴阳而有生死,天之同人于物也。出尘舒光,漂轻存重,变不变以为信智,敢不敢以为仁勇,拔万类而授之人,拔人族而授之圣贤之族,天之异人于物、异圣贤于人也。同者为贱,异者为贵,以有尤贵滋性而统君之。无同则害命,无异则沦性。故圣王齐物以为养,从天之同也;别物以为教,宠天之异也。从者差养,宠者辨教,澂汰滓魄,濯洗清明,分万命,理万性,拣其粹白以珍之万族之上,所以助天而保合太和者,始于大公而终于至正也。”圣人之贵华贱夷,天秩之也。扶长华夏,立于万族之上,乃助天也,乃大公至正也。

物皆然,人皆然,天所秩,夷狄有夷狄之民族主义,华夏有华夏之民族主义,日本为大和主义,华夏为华夏中心主义,以华夏为世界之中心,万族之最贵,内华夏,外夷狄,贵华贱夷,戎狄是膺,兼夷狄,此三代以来之义理。吾华夏以文明之高久,而较夷狄尤具民族中心意识,民族优越感,非一般民族主义之徒分同异也。吾华自贵,自称天朝上邦,明之胄,天之嫡子,而贱视夷狄,比诸豺狼禽兽,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或蔑称犬羊,陆游诗曰:“天地固将容小丑,犬羊自惯渎齐盟。”此犬羊指女真也。《晋书》曰:“戎狄集聚,譬犹犬羊相群, 何敢比天子!”自爱其类,拒斥夷类之侵犯,此民族主义之精义也,其或至侵他族,不得废民族主义,使之不自固也。奈何以民族主义归夷狄?曰轻则夷狄化,重则禽兽化。民族主义不患其重也,而患其轻也,重则防夷严,自守固,或可扩张民族版图,轻则防夷松,自守驰,有城下之盟,亡国之危。

元清以夷灭夏,以夷统华,吾华之不幸也。而以为中华偏统乎?丘叡《世史正纲》曰:“有华夏纯全之世,汉唐是也。有华夏割据之世,三国是也。有华夷分裂之世,南北朝及宋南渡是也,有华夷混乱之世,东晋及五代是也。若夫胡元之入主中国,则又为夷狄纯全之世焉。”于明太祖驱逐元虏感叹曰:“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虽五胡乱华,而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哉?”若东海乃以元清为中华偏统。元清之民族类多为蒙满之民族主义,尤于胡清之世,极其阴鸷,篡改古书,大行文狱,以消灭吾汉人之民族思想。吾汉人民族主义之薄弱,莫甚于此。戎狄入主,盗憎主人,彼有心抵制汉化,且歪曲圣经,泯华夷之辨,严君臣之等,安能儒化?中国必以汉族为主体,少民主之,防汉必深,而吾中国文明亦大为退步。元清之世患于夷狄主夏也,而华夏民族主义之不强也。使吾汉人民族主义强,岂至数亿之众奴于数百万之满人,达近三百年之久?受其摧残压榨,可胜道哉?吾华近代所以不如西洋也。吾读史每痛于宋明之亡,愤于元清之兴,而又自思,吾民族主义之不强,而民族涣散,且多汉奸投虏,为之效力,所以以文明败于野蛮,以多数亡于少数也,可耻哉!今以蒙满而咎民族主义,而不思汉族为缺乏民族主义,奴于异族不振。夫民族主义,固民族之利器哉!蕞尔满夷主中夏三百年之久也,若吾汉人民族主义强,岂至亡于满虏,民族主义若能普及群众,驱逐恢复也易矣。迟迟至于辛亥,孙中山揭民族主义以鼓众,方成光复之功。吾犹觉其不足也,未能直捣夷穴,一雪三百年之恨!有汉之败类,怀夷之惠护之也。

民国之世,汉人有民族主义,然乱于自由民主主义,博爱之虚说,蒋介石之民族主义较软弱,不敢铁血反击日寇,以德报怨,优待日本战俘,安能率中华以强盛哉!

谓儒家无民族主义,何以宋儒张攘夷大义,明末诸儒严族类之辨。夫民族主义,船山所谓物之皆然也,何谓王道不可?固有之良知,人皆有之,我乃废之?惑之惑者也!何为王道?尊王攘夷也!王道非废兵也,夷为华害,本乎华夏生民之安,则尧舜驱三苗,周公兼东夷,尧舜周公岂非圣王哉?而不姑息于戎狄也,必驱之使远,兼之使无!东海患戎狄民族主义之具有侵盗,而不思有以使华夏自强,强吾华夏之民族主义,有以制御夷狄,保卫华夏族类,方能保卫华夏文明,岂不悖哉!岂不愚哉!人以刀剑击我,我不能反击乎?犹曰君子不当动手,王道不当动兵乎?

以夷狄之民族主义有侵略暴力性质,而反民族主义,使吾华不得有民族主义,不思所以防夷,而乃虑华夏之有民族主义,效德日法西斯之侵略。不知吾华之民族主义,固与夷狄之民族主义不同。吾闻先儒先贤忧夷狄为华夏之患,未闻忧华夏之为世界患也,未忧华夏本位为民患也,何东海之反常哉?

东海偷换概念,歪曲华夷,谓华夷之辨非民族主义。反集体主义,以为邪,民族主义属集体主义,而彼曰邪说也。其反集体主义,虑其为极权者用,谓民族主义国家无不极权。就今日日韩观之,皆民族主义国家也,其政权极权乎?于政治极权,虑之深矣,而于外国戎狄之患,则彼所不论也,彼曰有何资格说西方蛮夷,马家之恶乃古今蛮夷所不及也!虽曰爱民族,而不言何以爱,则泛泛言之耳,且元清夷狄,以为中华偏统,华夷不分,忽必烈集团以为占道义,是非不辨。宋明元清之替,夷夏之兴亡也,此而不痛,不疾,曰爱民族,孰信哉?观其言论,于政治民族,防内甚于防外,严于政治之是非,疏于民族之分别。

余东海为名词之诡辩,曰爱民族,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害民族,譬如爱父母,反对孝道,孝道害亲人,可乎?以民族主义者之侵略,而反对民族主义,吾反问之:世有亲亲而残害他人,孝子爱父母,而盘剥百姓,可反对亲亲孝道,谓孝道害人乎?鲁迅之爱其母,而反对孝道也。东海反对民族主义,吾不知其爱民族否。

余东海曰:爱民族,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害民族。甚矣!其言之莽裂也!吾复反问之:爱自由,反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害自由,爱民主,反对民主主义,民主义主义害民主,爱民生,反对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害民生。倡人道,反对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害人道,可乎?极权者利用民族主义,谓民族主义为恶,大盗利用孔子儒家,可谓孔子儒家之为非乎?民族主义者,或限于民族,而仇视一切异族,非可代表民族主义也,戎狄或以之侵害世界,而吾华伟人孙中山揭之以驱除满虏,恢复中华之功岂可忘乎?无数辛亥烈士志士图恢复之心血,讵不可敬哉?微民族主义,吾汉奴于异族之下尚不知几许也!吾华中人有利用民族主义侵害世界乎?

东海谓我以儒为皮,实汉族主义为骨也。吾自云:吾儒心,亦汉心,儒皮,亦汉皮也。吾之心,吾之皮,吾之骨,皆儒也,皆汉也。如东海者,亲自由主义,以儒家附会自由,谓孔孟皆有自由主义,甚乃欲建立儒家版之自由主义,曰王道自由,而反民族主义,谓儒家无民族主义,甚乃以儒家与民族主义对立,历代儒者言华夷族类之义多矣,皆所不顾,何其双标乃尔!吾知其为自由民主之儒,论政治,多以自由主义考量也,专对国内之是非,而于外患,外国人之不法,自古戎狄之患,未尝见其一言也,元清之以异族毒华夏也,责之宽,民共以外来主义为指导也,责之严,何其论之内残外忍也?而吾知其心矣,自由主义固岂有民族大义哉!彼固公反民族主义,喋喋言民族主义之非矣!马派虽以阶级斗争对内,然于异族入侵之时,未尝不联合他党以御侮也,亦反倭虏西夷强盗之行也,自由主义反马派,吾以为其马派之不如!




余东海曰:【击蒙】有汉族主义者以《春秋》大复仇之义来证明和美化民族主义,说什么:“春秋大复仇,齐襄共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何况民族国家之仇”云,纯属混扯和贴金。齐襄复仇,指齐襄公灭纪一事,齐国第五代国君齐哀公因纪侯向周天子进谗言而被烹杀,至齐襄公已经历九任国君。齐襄公灭纪是为第五代国君齐哀公复仇,伍子胥灭楚也是春秋所大之复仇,都是复君父之仇,与民族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即使历代儒家和豪杰之士复民族国家之仇的言行,也是本之于中道原则与王道精神,与民族主义毫不相干。


驳曰:春秋大复仇,虽不言及民族之仇,以当时华强夷弱,无华夷之仇可言也。而先儒言春秋大义,则推而言之矣。如金虏之俘宋二帝,蹂躏中原,朱子所痛愤也,曰:“有天下者,承累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仇。……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者,盖有年矣。”此朱子对复仇之延伸也。朱子又曰:“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极罢议和之议,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复仇雪耻之本意未尝少衰。”“表里江淮,合战守端,持以岁月,以必复中原,必灭胡虏为期而后已。”宋儒胡宏曰:“蕞尔女真,深入诸华,劫迁天子,震惊陵庙,污辱王家,害虐蒸民。此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子孙之所以寝苫枕戈,弗与共天下者也。其宜为仇,孰与纣?”

绍兴九年兵部侍郎张涛自西京朝陵还,上问诸陵寝如何,涛不对,唯言:“万世不可忘此仇!”

宋儒胡寅曰:“当今之事,莫大于金人之怨。欲报此怨,必殄此仇。用复仇之议,而不用讲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为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后二圣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职举矣。”

朱子后学真德秀亦曰:“”国家之于金虏,有万世必报之仇。”罗大经曰:“齐襄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我国家之于金虏,盖百世不共戴天之仇也。”

崖山之痛,蒙元灭宋,明代大学李东阳吊崖诗曰:“君臣宠辱三朝共,夷夏兴亡万古仇。”明人江源诗曰:“九死未销吞虏恨,千年不共戴天仇。”皆以华夷民族之仇,为万古之仇也。夫诸侯国之仇,犹九世报之,公羊子曰虽百世可也,民族国家之仇,万世必报,无疑义矣!

蒙古之俘虏明英宗,当时文臣亦以为不共戴天之仇,林聪曰:“臣等切惟中国之病戎狄,其来久矣。而戎狄之背逆天道,则未有如也先之甚者也。向者率犬羊之丑类即害焰于土木,邀留上皇车驾,举众入寇京师,诚国家不共戴天之仇,所当枕戈尝胆,思所必报者也。”

何有儒者知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不知民族之仇,亦不共戴天乎?何知诸侯之仇,而昧于民族之仇?汉武帝匈奴,亦引用春秋九世复仇之义。



李东阳吊崖诗:


崖山大忠祠


宋家行在日南迁,虏骑长驱百万鞭。
潮海有灵翻佑贱,江流非堑枉称天。
庙堂遗恨和戎策,宗社深恩养士年。
千古中华须雪耻,我皇亲为扫腥膻。


北风吹浪覆舟,溺尽江南二百州。
东海未填精卫死,西川无路杜鹃愁。
君臣宠辱三朝共,夷夏兴亡万古仇。
若遣素王生此世,也须重纪宋春秋。


国亡不废君臣义,莫道祥兴是靖康。
奔走耻随燕道路,死生惟着宋冠裳。
天南星斗空沦落,水底鱼龙欲奋扬。
此恨到今犹不极,崖山东下海茫茫。


此诗悲壮淋漓,恨天不佑华,而佑夷,使胡元亡我中华。亡国之耻,必须洗雪,赖有明太祖驱逐胡元,而净中土。宋亡于元,非徒朝代之更替也,乃夷夏之兴亡也,天地以来未有之变,亦古今未有之恨,此乃万世必报之仇,虽孔子生于斯世,亦为《宋春秋》以纪之!崖山之恨,至今不尽,诗人凭吊之意深矣!
明末诗人屈大均亦曰:“乾坤开辟无斯变,龙凤驱除亦有功。”表彰韩宋政权反元之功。
明代陈文辅吊崖诗曰:“华风扫地真阳九,胡焰薰天亦闰余。寒浪愤吞千古恨,断重腥染几行书。”
明代张弼诗曰:“宋亡本无罪,元入曾何功。所以志士怀,千载犹忡忡。”崖山之战虽过去百年,几百年,犹多怀吊者,引为深痛,诚为夷夏兴亡,志士之所忧诫也。
明代蔡经诗曰:“国事艰危何代无,独怜宋室厄狂胡。攘夷志切安中夏,雪耻谋先复上都。”改朝换代多矣,而独痛于宋之亡,唯宋之亡,倾天下亡于夷狄也。区大伦亦曰:“自古兴亡地,崖山独怨歌。”

宋亡于蒙古,仁人志士之深痛极恨者,宋遗民谢叠山《与李养吾书》哀叹曰:“使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而终为戎狄所灭。”《送黄六有归三山序》亦感叹:“嗟乎!夷而灭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有天地以来,无此变也。”天地未有之变,当时士人心境可谓痛矣。谢叠山《东山书院记》又曰:“自有天地以来,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极矣,……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竞灭于诸儒道学大明之时,此宇宙间大变也,读四书者有愧矣。”宇宙大变,可见蒙元之兴,绝非简单意义之改朝换代,是中华灭国,夷狄僭窃。
文天祥抗元,效夷齐采薇歌曰:“小雅尽废兮,出车采薇矣,戎有中国兮,人类熄矣!”
明太祖亦曰:“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
明代陶鲁曰:“宋兴三百余年,胡元猾夏,宋祚乃亡。宋亡,则中华变为夷狄,衣冠同于左衽。开辟以来,非常之变……幸我太祖高皇帝龙飞天,一扫胡尘,以复诸夏,实中原万世臣子之所愿戴也。”
梁潜《平胡颂》曰:“于惟太祖高皇帝驱除胡虏,以肇造有邦……自汉唐至宋之季,中国夷狄之祸甚矣,而元以夷狄遂主中夏,自天地以来未尝有也。仰惟太祖皇帝扩清拯溺之功,如造化之开辟……”
姚涞上疏嘉靖帝曰:“蒙鞑继兴,有所谓元世祖者,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刘石,贪剧于契丹,暴过于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斁我彝伦,变我礼乐,而万古帝王之中国,始尽胥而为夷矣。又其待幼主之母子,既归欵矣,而使为僧尼于吐蕃。诸帝后之陵寝,既丘墟矣,而发其遗骸以杂诸牛马之骨。夷德之无礼,一至于此。其为中国之大仇耻,岂直如前代而已乎!”
陈棐亦上书嘉靖帝曰:“元乘宋之弱而吞噬之,习中国以胡俗,正以胡人浊我寰宇。歝我彝伦。始则以夷猾夏,既而变夏为夷。当是时,吾天地所开之中土,吾万古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区尽沦胥而为夷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于我中国帝王,实得罪于天地也!”
王洙《宋史质》曰:“胡元者,蹙金灭宋,取帝王礼乐衣冠之地,而以腥膻之,自天地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变也。”
王船山《尚书引义》论曰:“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
屈大均曰:“宋崖山之变,英豪痛愤,谓蒙古灭中国,人人得而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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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陶扬鸿:驳余东海论民族主义书发布于2021-07-06 00: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