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文言论，论文言之价值与复兴（三千字），二零一五年作

文言自古有之，仓颉造汉字，观象而类其形；圣人作文言，去芜以精其意，用心深也。盖在有周，孔子以大圣之才，删诗书，修订六经，皆以文言，而华夏之文相续至今不绝也。自斯以后，古人著书，莫不以文言，岂无理哉？古人患语言殊方之不齐，而一之以官语；虑语言异时之多变，而统之以文言。讵可不谓之智？所以泯除时地语言之异，使举国皆识，古今能认也。 文白共存，亦自古有之，而传诵千古者多为文言，鲜有白话者，何也？以文言精，而白话杂；文言雅，而白话俗；文言多传道，而白话多戏说也。所谓白话者，古人所谓小说，谓之小道而不足观。文言传世，中国两千年不易也，逮乎民国，内忧外患，西文入侵，而胡适之辈师心自用，欲与西方接轨，奋其螳臂之力，而欲摇撼两千年之传统，谓文言为愚民之器，无用之学，公然废之，代以白话，独尊白话，不但宣之于诸口，且行之于各地也。毁吾国之道统，灭吾国之载体，莫有甚于胡适者也！呜呼，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圣学沦胥，异端横行。自斯以后，白话当道，不但作文言者鲜，览文言者亦希，吾观现代儒家三圣，亦唯熊十力著书以文言，继承一贯之载体，于今儒，则唯见蒋庆也。 夫文言，国文之精粹也，不通文言，无以通圣贤之经典，无以明华夏之道统，而欲复兴斯文，犹缘木求鱼也！本立而道生，文言者，国学之本也。或谓文言难学，非难也，处白话之境，受西化之教，譬如野人长居山林，与禽兽为伍，一旦入世，安能习世间之语哉？此文言所以难学也。故欲学文言，莫如树文言之境，受传统之教，人当孺子，即日诵经典，口日读之，目日观之，耳日闻之，手日写之，观则文言何有不习者，虽愚亦明也。 中国文化，兼容并包也，印度之佛教，西方之文化，皆能容之，而何不能容文言之行世乎？有英语之教育，英语，外语也，犹欲学之，况固有之文言，而反弃之乎？文白一阴一阳，相对相成，如人之两足具，而能行远；鸟之两翼齐，而能飞高；文白并行不悖，此中国文化所以传久也。悲夫，而世俗不察也，以为无益而弃之。文言，自古而有之常道，不可弃也，譬如常食米饭，不可易之以面包也。且夫白文宜于宣传，而不适传世，古之白话鲜传于今也，吾恐今人多书白话，而能传于后世者极寡也！即能传之，而后人辨识者亦鲜矣！西人鲜识千年之文，而中国人能识两千年之文，何也？文言相传久也。 或又谓文言迂腐，此不识文言之意也。文言，之乎者也，抑扬顿挫，增强语感也；吾汝何谓，铿锵有力，易于朗诵也。古所传之经典，皆为文言，四书五经，《老子》、《庄子》皆书文言，莫不言有至理，含有大道，奚谓之迂？所谓迂腐，云文章之冗长不通也，文言何与焉？

天下有恒立而不变，与日月齐，与天地参，传圣贤之道，而一古今之理者，其唯文言乎！圣人犹且重之，况吾凡人可轻之哉！昔在有周，孔子以大圣之才而赞易经，作《文言传》，乃千古文章之祖也。易在周朝，不过卜筮，孔子知为奇书，而发扬之，列入六经，于易学、文化之功，盖未有甚于孔子也，尊为至圣，岂不宜乎？ 中国之文章，至西周而始立，至春秋而成形，至战国而大备。而文章，皆书文言也。故欲究易经之奥义，非深通文言不可也！易经者，华夏文化之源，而人类文明之根也，经天纬地，统古摄今，所言者，天地之常道；所明者，古今之至理也。明儒来知德以命世之才，注释周易，阐扬义理，足以继孔子而开万世，所书亦为文言。五四废文言，而学者鲜明易理，盖多不通文言之故也。故欲绍易学，统古今，非兴文言不可。 人有闻吾兴文言，必以吾为开历史倒车，复古倒退也，此皆世俗之人，不知文言之意也。大道所贵者简也，文言言简而意赅；正气所尚者清也，文言辞清而义明。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吾必曰：文化得文言而永存！何也？简之所致者，一也，而文言能一以贯之也！礼损于繁，则须知重质以返本；文伤于繁，则须知尚简以知要。文言，以知道之全，以察理之要也。 或曰语言随时而变，文言合于古，不适于今。变者语也，不变者道也，文言以明大道，岂如白话，而分古今乎？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之道犹能御今，则知道有常也，文亦有常也。圣人以常道制不常之道，君子以常文应不常之文。日月自古及今而长存，未尝变也；文言自古及今而恒立，亦何尝变哉！故吾曰，能齐日月，而参天地者，唯文言也！以不变应万变，此不变之足贵也。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文章有所变，有所不变。《中庸》所谓“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文言者，其不变所以为强乎！而圣贤君子共尊也。

文言，古人以为常，而胡鲁以为无益而废之，代以欧化白话，譬如以食饭无益于身，而易之以面包；上学无益于教，而易之以工厂，是欲以尸祝越樽俎而代疱厨也，可乎？当其欧化白文之行也，质疑者不少也，而迷于胡适之巧言，惑于鲁迅之邪说，胡曰“我手写我口”，呜呼！其不自思也甚矣，心者，身之主也，五官之最重者，口者出于心而成于脑，口不尽心，当谓我手写我心，何谓我手写我口哉！斯乃弃本而专于末矣，夫文言者，以手写我心也。鲁曰：“欲吾人保存国粹，犹须国粹保存吾人，国粹不能保吾人，吾人何为而保之？”此犹云仁义礼智保吾身，仁义礼智不能保吾身，而仁义礼智可以废弃乎？国粹者，岂徒保吾人而已，其泽乃及人类，近代国势之弱，政治之乖，非国粹之过也，且今兴欧化白文，其国势有能及汉唐之盛乎？人所共知，不及也！由此见之，废文言，果有益于治耶？ 国粹者，中国文化之本，而文言，又国粹之本也。胡鲁不察，废本而崇末，譬如掘根而崇枝叶也，是何猖狂之甚而悖大道之常也！古人文以书写，白以口言，文白各行其道；譬如士以书教，农以田耕，士农各居其职也。以白话代文言，是以农民代教师也，岂不谬哉！悲夫，反常之举，而世人终为所惑，欧化白文得以鸠占鹊巢，僭逆于兹盖百年矣！文化未见昌盛，政治未见治平。今吾欲复道于常，归文于本，而世人多疑之，何囿于所习，而习于流俗也。吾之欲复兴文言，非无由也，俾文白能各行其道，既宣文化于天下，亦传之于万古，而永恒不灭也。复兴文言，使明圣人之大道，知祖宗之余烈，而精至理于一贯也。 嗟夫！五四废行于数千年之文言，不以为怪，而反怪吾之兴文言乎？教堂设英语一科，视之为常，而反疑吾兴文言为反常乎？且复兴文言，吾辈之责也。圣贤相传之经典，无非文言；历代所编之史藉，无非文言；千年所传之诗文，多为文言；吾辈若不通文言，何由而通经义？何由而知国史？何由而明国学？通乎经，而知天下之常道；知乎史，而铭历史之铁训；明乎学，而达文学之精要。三者，古人所共尊，而今人反悖之乎？ 且方言限于一地，白话限于一时，文言通行各地各时。《海上花列传》，清末人韩邦庆所著，方言小说之祖也，所用者吴语。吾人读之，甚难解，极不顺口，数百年后之人读今之白话文，亦如吾人之读《海上花》也！且今之所谓白话者，古之所谓官话，官话无一定，或行粤语，或行吴语，今之所行者，京语也，于古为方言。数百年后，未必尚行京语，则复为方言也。白话之与方言如首都之与省市，首都无一定，西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北宋都开封，明清都北京，白话亦无一定。即为方言，亦有所易，今之方言未必皆同古之方言，如观《红楼梦》为京语所著也，与今之白话略异。方言甚杂，一省而多类，以千以万数。为一譬喻，文言如树根，白话如树干，方言如枝叶。白话繁而多变，方言杂而多乱，非以一贯之文言统摄之不可也。白文至于今而坏乱极矣，贵功利而轻道义，愈趋于俗，则愈致于乱也，故兴文言者，亦所以拯白文之弊，而兴文言，为吾辈之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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