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读史通论：东周上下两章（九万五千字）

东周上

（一）

周室之不振，始于东迁，犒京虽沦，关中尚存，诸侯勤王，可共驱犬戎。若乃东迁洛阳，非徒弃形盛之地，示弱夷狄，以周为可欺，亦示弱诸侯，以天子不足畏矣。夷狄遂以交侵，诸侯因而放恣，自是以后，王室日微。周迁洛而弱，楚迁陈而亡，梁元迁江陵而没，避寇而迁，未有不弊者。则楚庄之不徙都而反击庸人灭庸而强以霸中原，晋之固守建业而安垂之百年，其得失之鉴，可为明矣！

呜呼！父死于犬戎，不共戴天之仇也，京都沦于戎夷，诸夏之共患也。平王岂安忍而不为之报？岂可不为诸侯之率以驱戎？明复仇之义，周人必耻先王之丧于夷刃，而同仇敌忾，喻夷虏之害，诸侯必忧犬戎之侵盗夏疆，而同患相联，岂有不克哉！非徒为复仇之孝子，亦著攘夷之大功矣，义闻诸侯，威慑戎狄，少康之中兴，可复见于周也。平王之不知为此，乃委之秦君以驱犬戎，而使西歧之地为秦所据，攘夷之功让于秦，秦以兴，形盛之地赐于秦，而周以衰。此平王之所以为平王也。

平王之东迁，不躬伐犬戎以复仇，岂怨先王之废己，亦虑先王死而己立之不正，畏犬戎之逼，恐关中不保？呜呼！夷厉之衰，厉王逐于国人矣，宣王可以中兴，幽王虽衰，王纲未解，况复仇攘夷，大义所居，又何忧己立之不正也？若忘犬戎之寇暴，而追怨先王之不慈，何其小矣！秦人猛悍，可为爪牙，何惧犬戎之不可御也。平王忘仇偷安，周遂不振，君子于平王，不能无责矣！诸侯以此轻周室之不可为也，周郑交质，岂得已乎！

（二）

周之东迁，秦襄公救周有功，封为诸侯，以故都赐秦，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周不能攘夷以复王都，而以赐秦，周之失也，秦驱犬戎而据周关中，遂以崛起称强，终以此制天下，代周而帝，此周秦相代之源也。然周之报功失于过厚也，其于后世晋宋之报功过薄，岂不贤乎？勤王而封侯也，逐戎即有西周王畿也，其为酬赏，诚为丰厚矣，虽小人亦歆于巨利，而奋勇尽力也，襄公伐犬戎不休，死于伐犬戎之途，子文公继之，终逐犬戎，收周余民，诚周王之厚赏动之而成之也。故犬戎之祸旋踵而消，无大伤于中国。

若祖逖之有志北伐，晋元帝无北伐之志，亦不能委祖逖以北伐之任，许以逐戎之重赏，所给微矣，祖逖立功河南，石勒忌惮，而以戴渊牵制逖，逖郁郁以终。宋高宗忘父兄之仇，无收复之志，乃忌惮数摧虏锐之岳飞而杀之，尤为大缪。周平王、晋元帝、宋高宗皆非中兴之主，安忍忘仇，然平王犹在元帝、高宗之上也，虽不欲复仇，而龙兴之地，宁欲赐诸侯，不欲戎狄盗据也，故关中尚可收复也，晋宋不能复中原，明不能御建虏，而亡天下，天子吝于封赏，而深于猜防，且杀攘夷有功之将，安能望秦卫之勤王，成秦文之匡复乎！

（三）

        郑，小国也，而庄公以之伐宋伐卫伐戴伐息，屡败宋师，大败息师，侵宋大获，伐许入之，北戎侵郑，又大败戎师，唯不伐齐晋等大国，统率诸侯，为春秋第一霸。何也？郑与周为近亲，祖桓公为宣王之弟，庄公自祖桓公世为周之卿士，以卿士而兼诸侯，讨诸侯，动以王命为辞，而庄公之狡，善持诸侯之短长，乃能讨此伐彼，为诸侯率，为伯者之事也。然为小霸，不如桓文之大霸，国小，所资小也，权谋有余，而德不足以服诸侯也。且周郑交质，抗王师而伤王，有不顺之名，异于桓文之尊周矣。身死不久，二子争立，昭公为高渠弥所弑，立子亹，又为齐侯所杀，内乱外侮，立郑子，厉公入而杀之。其后为晋楚所争，屡受战祸。郑首为春秋之霸，而亦于诸名国最先亡。甚哉！首起者无不先亡也，陈胜首反秦，而先亡，杨玄感首反隋，先亡，况郑之小乎！

（四）

       郑庄公之狡诈不仁也，养成叔段之恶而伐之，复与母绝，犯王师，射中王肩，侵陈入许，然克叔段而不追，与母绝，感营考叔之言而复合，大败王师而不追，入许入郜入防，不贪其地，释许与鲁，尚有节制也。异于后世之杀弟囚母，秦之陵蔑周王，楚之吞噬诸小国。庄公犹知名义，而恻隐之心，未牿亡也。故君子于庄公有与焉。

（五）

法前人之德，法其意，非法其迹也，意者其心也，迹者其行也，无其心而为其行者，伪也，乃意者，有所思虑斟酌也，伪者浮慕其迹，不虑形势之异为之，危也。尧舜禅让而天下安，燕哙禅让而燕国乱。非徒尧舜燕哙迥异如此。宋宣公之传弟穆公不传子与夷，盖以子幼不堪，国赖长君也，兄终弟及，亦殷道也。穆公绍兄，国以长安矣，宣公之让是也，乃穆公慕其兄之让德，复欲传其兄子，违群臣之愿，曰：“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宣公以为贤而传穆公，穆公之意也，子若贤，则何必让弟？出于社稷之虑，非博让德也，穆公之传其兄子，岂以其贤而立之乎？博让德耳，法先君之迹，非法其意也。胡不虑兄终弟及，固为殷道，父死子继，则为周道，叔死侄继，古未有也。传殇公而殇公弑于华督，子冯有争立之势，而华督敢弑之也，则穆公之慕宣公而让其侄，欲以尊之，而实以害之，法其迹而而非同其意也。宣公之让，以保社稷之安，穆公之让，则贻社稷之患，诚伪之别也，德者以诚行，不可以伪立也。燕哙、宋穆之误，岂非古今之龟鉴哉！而左氏称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是奖伪也，是意欲传子，而伪传其侄，终使其子夺之也，鹿毛寿之敢诬禹传伯益而子益继之，劝燕哙之法禹而以乱燕，左氏立义不审有以启之矣。子固飨之，而害其侄，何义之有！

（六）

       封建之利也，王室危而有诸侯为勤王之师，诸侯有难而邻国大国援之，幽王之亡于犬戎，镐京沦，秦襄公将兵救周，平王东迁，晋郑焉依。北戎侵齐，郑庄公遣子忽救之，北狄侵燕，狄入卫，齐桓公救之，而王室不陵于戎狄，诸侯未有亡于夷狄也。郑以小国而大败戎师，为其君，守其国，传于子孙，守之必固，御之必强也。三代以上，夷狄未成大祸。秦骤废封建，尽坏三代之法，二世而亡，六国之反秦也，无一勤王之师，赵陀以数十万军伐越，而不救咸阳之难。蒙恬虽忠，拥军三十万守边，居上郡，赵高收之而不能免，而边塞以危，匈奴强大入寇，为汉之患。汉唐犹有封建之遗意，多封子弟，诸吕之乱，王莽之篡，刘肥、刘章、刘伯升、刘秀讨之，文帝以立，光武中兴，而汉祚长延。东汉多封州牧，唐多封节度使，委以兵权，如古之诸侯，而征伐夷狄有力，汉唐之衰而持久不亡，亦州牧藩镇维之也。晋封诸王而八王争，五胡乘衅，首为杨氏贾后乱政，承徙戎之弊，而瑯琊延于江左，抗十六国精悍之师，未如宋明之尽亡于夷狄也。宋解武将之权，集权于中央，首强而臂弱，不能御女真、蒙古之侵，而举天下尽授之夷狄。明太祖虽独揽大权，而封诸子为王，皆有兵权，蒙古不能为患，永乐削之过，藩王无权无兵，瓦喇侵扰，英宗亲征而为虏，明几亡。崇祯为李自成所围，而无一勤王之师，崇祯自缢而死，北京沦于流贼。建虏乘衅入据中原，伐南明，势如破竹，擒弘光，杀绍武、隆武，而诸将多不相救，且为内争，以为天子之地，而守土之责浅，轻与夷狄，宋明之丧天下于夷狄，为旷古未有之祸，封建之意斩绝也。中国欲长治久安，虽不能复三代之封建，而汉唐为州牧刺史郡守之法，犹可仿也。

（七）

       春秋兄弟之相攻，首于郑庄公之克段，虽庄公之狡诈不仁，养成段恶，亦武姜之偏爱段而成段恶也。凡父母有所偏爱，爱子必骄，不受爱之子必怨，而兄弟鲜无不和，小至于疏远相争，大至于相残。卫庄公溺爱庶子州吁，庄公薨，而州吁弑其君完。卫宣公宠爱少子朔，而朔害其兄伋、寿。周惠王宠子颓，而子颓夺其兄襄王之位。后汉之袁绍亦以爱少子尚而启谭、尚兄弟之争，袁氏以亡于曹操，甚哉！爱子之不可偏也。

（八）

       易曰：“履霜，坚冰至。”物之为患，必有所渐也，州吁之好兵，违制矣，而卫庄公不禁，后州吁弑其君完；羽父之固请鲁隐公许师于宋，不臣矣，而桓公容之，后隐公为羽父所弑。谢晦睥睨宋武帝之子，而武帝托之，后废杀武帝子。故君子之防患，察其微，防之于渐，非待患之至而防也，患至而防，有不及矣。

（九）

论者曰，大义灭亲，公道也，义之所为，杀兄不为逆；法之所施，杀子不为暴。所为者，公道也，君子秉公而不徇私。呜呼！此法家贼仁之说，乃流行于后世，以害人心，至于今者，犹以夫子父子相隐为非，以相告为直，谓相隐为徇私乱法，是毁人伦之道，亦不知法也。人固不可以徇私害公，亦岂可假公以灭私乎？而父母兄弟，天性也，生我者父母，恩同天地；与我俱生者兄弟，亲如棠棣。仁之所自出，义之所自源也。仁不害义，义不伤仁。父母犯法，法者所惩，于他人为恶，于我犹亲也，则不可以此不孝父母，况告父母以逆亲乎？此伤仁也，亦不合义，义者，宜也，子告父，非宜也，且父母犯法，自有告之者，何待子告，亦不待人告也。吾尽吾道，于父母，尽吾孝道；于国家，尽吾忠道。不相违也，岂尽忠则欲害孝，尽孝则欲害忠乎？何其滞碍不通也！而告父母以显己之公者，实私也，呜呼！以公为私而残亲灭伦者，皆祖大义灭亲之说以欺世惑人也！且夫义不背仁，为义背仁，至伤恩害亲，所为已非义，尚何以义为名哉！

倡大义灭亲者，以周公诛管蔡以安周，石磃诛石厚以定卫为藉也。夫周公之诛管蔡，以其联武庚乱周也；石磃之诛石厚，以其弑桓公乱卫也。岂如墨家巨子之酷，子犯法则杀之，而石奢之不忍治其父，遂自裁以使忠孝两全，虽胜于残刻之法家，亦不知通也。子不治父，人伦人情之常，奢可辞也，何必自裁以谢楚昭王乎！大义灭亲，大变也，非可为法，逆于君，祸于国，周公、石磃不得已而行天讨也。而周公之置管蔡，《鸱鸮》之怨，《东山》之悲，有微辞隐痛，祸归于商、奄，而不著二叔之逆，人伦之大不幸，周公所不能安也。石磃亦使人诛石厚，非亲为之也。于此不辨，而假周公诛放管蔡，石磃诛石厚之义以剪手足，戮骨肉，且以直理昭示无忌，安之若素，兄弟之义尽，父子之情薄，岂不悲夫！父子相告，大义灭亲，惟秦之暴行之，文革之惨倡之，其祸于天下，害于人心，人所共见也，尚以此为法乎！

且石磃之诛石厚，固为国家尽忠，而石磃岂无责乎？子不教，父之过；子为逆，父教子不善之责。石磃之谏庄公教子以义，弗纳于骄奢淫佚，正也。而子厚与州吁游，磃不能禁，卒与为逆，己子且不能教，而欲君之教子，岂有得乎！君子之正人，先正其身；治国，先治其家，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家不治而能治国者也。若磃之不能治其子，而望能匡其君乎？宜乎庄公之不听也。弑君者自州吁之欲夺位，而无石厚之谋，则州吁之弑不成，子与为谋，以成其弑，磃能无责乎？石磃不能消患于未乱之前，而徒除患于已乱之后，君子犹当责其匡补之不早也。周公之使管蔡监殷，因其亲而不知其为逆也；若石厚之与州吁游，磃固知之，而不能禁之，周公石磃又未可并论也。

（十）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鲁隐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

吕东莱曰：“三代之时，曰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变者也；曰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者也，数世而一变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其得姓虽一，而子孙别而为氏者，不胜其多焉。寻其流可以知其源，寻其叶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秦汉以来，氏族之制绝无仅有，可谓简而易知者矣。然人罕有能辨其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其出于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邙城之王耶；刘之氏一也，吾不知出于陶唐之刘耶、奉春之刘耶、元海之刘耶，其能辨而不惑者，鲜矣。氏之马者，未必能辨其为马服之马及马援之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为周微之石及复赵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简，而知之者反少，由谱牒之明，兴废而已。以是知谱牒之学不可不讲也。”

朱子曰：“谱牒之作尚矣。盖自宗法废而族分，缌服穷而亲尽，世之人始有视同族如途人者，此理势之必然也。嗟夫! 谱牒之作，乃古人寓宗法遗意于文字之间，使观之者接于目而触于心。盖自有不能忘情者，岂徒然哉！”

宗法之善也，固族类于长久。揆之于春秋诸侯可见一斑，固相争矣，而皆适可而止，夷狄侵陵诸侯，则必相救，以为“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诸侯之间非同宗，则联姻也。周定王曰：“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诸夏实兄弟甥舅之亲也。周封诸侯七十一，而姬姓为侯者五十三，其次姜姓，而姬姜世代联姻。宗法以血缘相凝聚，比欧洲中东以宗教凝聚尤强也，欧洲之小国林立也，中东之分裂至今也，岂如中国封建终成一统哉！

宗法之立，虽数百年犹知其为同宗姻亲，周天子之称齐晋以伯舅叔父也，称吴以伯父也。宗法之坏，而有易姓者，谱牒不明，沦为编户者，不知祖之为谁，而冒认祖者多矣，李唐之追李耳为始祖，而李昪之冒李唐之裔也。不知其祖，何知同宗？何知彼此祖上之相交？则族类之间疏远矣。至于元魏胡汉通婚，胡改汉姓，胡种杂于诸夏姓氏者多，尤淆乱宗法也，夷狄乃多冒认黄帝之裔以争正统矣。而唐之赐胡人以国姓，亦大乱宗法，李存勖以之承唐也。

宗法其须复矣，宗法之利，不亚封建，封建，御戎狄之大法，宗法，固族类之善制。封建之分以少其害，宗法之合全其利，国有强宗，社稷之支柱，民族之干城也！亲亲相推，安能不共御外侮乎！

（十一）

春秋之际，弑君三十六，而鲁隐公最为无辜，以隐公之贤，代桓公摄政，俟桓公之长而让之，拒羽父杀桓之谋，乃不幸为羽父谮于桓公而死，岂不悲哉！意天道之不公乎？不成隐公逊国之美，反罹甚酷之祸。苏子瞻以隐公之愚，智不如涂之人，为盗所杀，若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 虽夷、齐何以加兹？吕东莱以为隐公之弑非义之不幸，乃隐公不尽其义也，虽有逊国之心，而惟其去位不亟，使羽父入杀桓公之谋，乃不以为忌，且告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

二者之论皆有理，而吾以为隐公之失在知好仁而不知恶不仁也。羽父请隐公杀桓公，以求太宰，至不仁也，隐公乃不恶之，正色严辞拒之，杀羽父以让桓公，身安国泰，孰不以隐公为贤？而徒曰吾将授之，言之何淡也！亦以此见隐公逊国之诚不足也，使隐公之诚至，岂容羽父杀桓之谋？而羽父又何敢进其谋乎！君子好善恶恶，好善笃则恶恶严，隐公恶恶不严，是好善不笃也。孔子曰：“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又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张子曰：“恶不仁，故不善未尝不知。徒好仁而不恶不仁，则习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尽义，徒是未必尽仁；好仁而恶不仁，然后尽仁义之道。”思隐公之祸，味夫子之言，可不尽仁义之道，以为诫乎！

（十二）

周之衰而不复振，岂但幽王之淫昏。平王之无志，不能克绍祖烈，东迁而不能制诸侯，感秦襄公救周之攻，而以龙兴之地西岐赐秦，秦以霸，后卒亡周。平王之世，周郑交质，而君臣几无别也，启诸侯陵王之渐，桓王之不自重，愤郑之不朝，亲率王师伐郑，为郑所败，王肩被射，王威大损，诸侯愈僭矣。夫天子讨而不伐，以大将伐之，或以诸侯伐之，天子无英武之资，周全之略，鲜有不辱王威，且至俘虏，周昭王南征楚而不返，王威以降，宣王征姜戎而败，周室以衰，汉高帝亲征匈奴，而围于平城，微陈平之计，几不免，其后汉之天子皆不亲征，以亚夫卫霍窦张等大将征之，而天威自震，藩王率服，夷狄悚惧。苻坚之雄，亲征晋而溃亡，况明英宗之昏，亲征瓦喇，而身为俘虏。唐太宗之英武，幸而无失，而屡征高丽不克，后高宗遣薛仁贵征高丽而灭之。非太宗之不如薛仁贵也，天子征之，畏而益守也，大将征之，以为不足惧而忽防备，故灭。天子亲征，幸而胜之，而胜不足以为威，若不克，损威不小，覆败，则有俘虏亡国之患。令大将征之，胜之，犹王威所显也，不克，败之，亦不足损威。周不能制诸侯，不知养虎臣，修文德以召诸侯，而假戎狄之力，襄王又忿郑，以狄伐郑，而受狄难，赖晋文公纳之。后王皆不能继文武成康之德也，而益之以昏，周之日衰也何怪！

（十三）

       羽父请鲁隐公杀其弟桓公，可谓不仁矣，而隐公不知恶焉，隐公不听，羽父惧，反谮隐公于桓公，使贼弑隐公。故君子善善恶恶。然郑昭公恶高渠弥矣，而即位不能除，为渠弥所弑，夫恶恶不能去，与不知善善恶恶同，非为物患则为所害。鲁庄公子斑鞭圉人荦，庄公曰：“荦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不杀，即位不久而为荦所弑。恶恶而不可不去也！

（十四）

        善哉曹刿之论战也，待惠信忠之备而战，师以和也，师克在和。待齐人三鼓而后战之，视其辙乱而克之。其论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可得战术之要矣。战者勇气，而勇气须养，不可耗也，耗之则竭，养之则盈，以盈伐竭，何所不克？不与强争，伺其隙而攻之，虽强可摧，春秋自曹刿而知以智战矣。后世善战者亦多师曹刿之术焉。王翦之伐楚，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数挑战而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楚军，杀其大将项燕，虏其王负刍。陆逊与刘备相持于夷陵，备挑战不应，诸将请战不从，待其兵疲意沮，察其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而以火攻拔之，大败刘备，备仅以身免。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于渭水，久挑不战，亦用此术弊诸葛，亮死于五丈原而不得见其胜负也。

（十五）

晋献公尽杀晋之群公子，何其忍也！盖献公之父以小宗夺大宗，献公恐有公族效之，乃灭桓庄之族。然矫枉过正，献公以后，晋无公族之权，委任异姓。晋无公族之患矣，而异姓之卿为晋之患也。南宫长万弑宋闵公，宋之诸公子皆讨之，晋灵公之弑于赵盾，厉公之弑于栾书，无一公子讨之，君主孤立无辅，卒至三卿分晋，岂非献公抑公族而任异姓之过哉！防之于此，而祸发于彼，有所防，则有所忽也。宋防武将，尽削武将之权，而以天下授于异族，尤为万世缪。矫枉过正，尤为枉矣！

虽然，亦作始之不善也，晋昭侯之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大于晋都，末大于本，必乱之道也，而昭侯为大臣所弑，成师几篡其位，其后数为乱，伐晋虏其君，数杀其君，竟以代晋矣。献公欲绝其弊而反之，而防之若此之深也。明太祖之大封诸王，身逝不久，而有燕王之起兵夺位，恐他藩之效己，而削藩王比建文更甚。一激一反，国未有不危者也。晋以亡于异姓，明之南渡不保。

（十六）

       狄伐刑，善哉管仲之言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同恶相恤。”劝齐桓公救刑。其后，山戎侵燕，救燕，狄人灭卫，复卫。孔子赞曰：“辅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赐，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尊王攘夷之功大也。岂独于孔子时，自春秋至汉魏八百年无夷狄可入内为患，管仲之泽也，管仲之功，诚大矣哉！周襄王不恤郑之亲，而以狄伐郑，何其罔顾华夷之防也，相去岂不远哉！而卒受狄难，自取之也。同恶相恤，春秋自幽王死于犬戎，平王东迁，公羊称四夷交侵中国，中国不绝如线。北戎侵郑矣，又侵齐，戎伐凡矣，狄伐卫，杀懿公，北狄侵燕，几灭燕，郑救齐，齐救卫、救燕，能相恤，终逐四夷而振华夏。而刘琨之忠，幸石勒之灭王浚，史可法之贤，联建虏而剿李闯，但为怨恨，不顾同族之共患，何不及也！而晋之北沦于五胡，明之天下尽亡于满洲，不知相恤也。

       仲之言，春秋之义，万世之经也！诸夏同族，虽远隔而不弃；戎狄异类，即近属而必防。唐太宗即位不久，即令突厥归还中国之人，灭突厥，数十万华人回归中国，又使赎取陷没蕃内之华人，能承管仲矣。今之果敢亦属吾诸夏也，近代之故，以割英属缅甸，数十万汉人乃沦于戎夷之民，堂堂中国已立，国威已张，而不复果敢为中国之民，是弃亲昵也，有愧于管仲、太宗矣。至于戎狄之贪残而不知礼义，易以威惧，难以德怀，其欲不可厌也，愈厌之，而彼之贪心愈大，稍有不足，则逞怨于我，或以吾为可欺，而愈陵侮于我，非以息夷之患，适足长夷之侵。宋之割地送财于金，而金虏愈肆。今之优待内番，而有辱汉、谋独立者。呜呼！不拯沦于戎狄之华，而厚异俗异类之夷，弃亲昵，厌豺狼，此春秋之学不讲，华夷不辨之过也。

十七

       鲁之庆父与哀姜通，弑两君，内乱甚矣。齐桓公问仲孙归曰：“鲁可取乎？”归曰不可取，犹秉周礼，周礼所本也。劝桓公务宁鲁难而亲之。孔子曰：“安上治下，莫尚于礼。”礼重矣，礼者所以治之于未乱，维人心之不亡，礼之庄严使人敬畏，人有所敬，则不敢放肆，有所畏，则不敢狂逞。春秋礼崩乐坏，而鲁多存周礼，孔子所以深冀于鲁也。以鲁之弱而乱也，其势可取矣，而诸侯无取之者，敬其有礼也。齐晋之强也，一为田氏所篡，一为赵魏韩所分，鲁则至战国之末方为楚所灭。周之衰，自平王四百余年矣，而持久不亡，周以礼立国，礼犹在，势虽微，而名犹尊，诸侯不敢公然陵之也，楚之窥周鼎，而为诸侯所拒。何老子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启暴虐轻薄者毁礼。秦毁三代之礼，二世而亡，晋尚通脱，蔑弃礼法，而中夏以沦，孰谓礼可轻哉！

十八

       楚之强横无礼，与周对峙，僭号称王，陵灭诸侯，天下之患也。齐桓公之霸，合诸侯伐楚，威楚而霸矣，晋文公胜楚于城濮而霸，晋景公败于楚而失霸，晋厉公败楚于鄢陵而复霸。然管仲之责楚之不贡，是矣，舍楚僭号之显罪，而责以昭王南征不复之远事，则不足以服楚。僭号显罪，天下皆知之，而何不责也？义不足以责之也，楚固僭号矣，齐亦僭用天子之礼，何足以责楚？责楚之僭号，若楚反唇讥齐之僭礼，若之何？楚灵王弑其君郏敖，而伐吴杀庆封，曰：“无效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诸大夫！”庆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员而代之立！”而为诸侯之丑。齐之霸，一匡天下，而于强楚，则气为不足，盟于召陵，暂戢楚之狂，而终不足以止楚日后之侵陵中原，桓文假仁义而霸，诚不足也。齐之于楚，止于此耳。

十九

       管仲曰同恶相恤，不相恤，则害及于己也，以狄为华夏之患，狄伐刑，即劝齐桓公救之，狄侵燕，亦救燕，狄灭卫，复卫。桓公所以霸，为五伯之首也。其仁也，其智也。楚伐申，过邓，邓侯以为吾甥而飨之，后楚灭邓。蔡哀侯与息侯有隙，幸楚之灭息，息灭，而楚又灭蔡。晋献公以璧赂虞公，假道于虞伐虢，虞公贪其宝而许之，虢灭，而晋又灭虞。何三君之愚也！同患而不知相恤，祸至于此也！

二十

       戎狄豺狼，反复无常，强则寇，弱则退，岂可姑息哉！晋里克之姑息也，败狄于采桑，梁由靡劝追之，必大克，里克则曰惧之而已，何必追之。不久，狄又伐晋，姑息而养患。汉武帝知戎狄之不可驯也，使卫霍深入王廷，迫匈奴西迁，而后匈奴日衰，宣、元、哀、平之际，稽首入朝，无复匈奴之患，韪矣哉！唐太宗、明太祖不及也，太宗灭东突厥，而不彻底兼并之，至武后，突厥又为患，太祖灭元，而不穷追大漠，至英宗，而蒙古又为明患，英宗且为瓦喇所俘，世宗，蒙古逼于城下，与汉相去远矣，姑息戎狄也。中国所以待夷狄，当法周公、汉武，兼并之，穷追之，而可根绝其患，安固后嗣，一劳永逸，不可姑息，一姑息，后世又劳师矣，非智也。

二十一

        商纣伐苏，纳妲己，而商政坏，杀其叔比干，亡于周，周幽王纳褒姒，而幽王死于犬戎，晋献公伐骊，纳骊姬，而杀其太子，身死而晋乱，周襄王纳狄女为后，弟带与狄后通，与狄伐周，而襄王出亡于郑，皆纳夷狄之女，而召危亡之祸也。甚矣，夷狄之性多贪而无耻，夷狄之女必少贤淑，非但污华夏之血，亦祸华夏之国，可不鉴之哉！汉以为鉴，而无一帝侯纳夷女者，可谓正矣。然汉初和亲，以汉女婚夷狄，亦耻也。今之国人，多与外夷婚，且多女子嫁黑人者，此诚风俗之弊，夷狄之女且不可轻纳，况可轻嫁夷狄乎？夫华女本少，而多嫁于外，华男之不得婚配者多矣，损华夏而益夷狄，莫此若也。为夷狄生种，而华夏生种者少。纳夷女，犹为汉也，嫁夷男，则变于夷也，妇从夫也。

二十二

       申生之恭而不得为孝，愚也。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孔子曰子从父之乱命，非孝也。骊姬谗申生于晋献公，献公怒，杀其傅杜原款。或劝申生辞而辩之。而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劝申生行，又不听，卒自缢。念父之非姬不安，而使姬乱晋，身死而陷父于不慈，又岂为忠孝乎？何申生不思及此也，恭顺之过，而忽其大者。申生死而晋乱，赵高矫诏杀扶苏，扶苏不察，而以父命赐死，尚安所请，亦自刎而死，同一愚也，秦以亡。而晋幸有重耳奔蒲，夷吾奔屈。里克弑两君，晋甚乱，夷吾返国定之，而结怨于秦，为秦所侵，重耳返国和秦伐楚，成霸业，皆如申生，晋之乱不可定，弱不可振矣。若重耳乃真为孝子也。

二十三

       里克之杀奚齐，卓子，为申生报仇也，或欲立重耳，害申生者，骊姬也，与二子何与？仇骊姬而杀其无辜之子，不亦甚乎？况同为先君之子乎？而戕之若是！君之立，岂可随己意哉！《春秋》书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弑其君卓”，正其杀君子，弑君之罪也。里克之愚悍不知仁义，终为乱臣贼子。夷吾返晋为君，而即杀里克，弑君之贼不可容也，连弑两君，岂能安乎？而里克对曰不有所废，其何以兴，固欲为逆，弑君而无惭，真贼子也。惠公杀之，是矣，谢晦、傅亮弑少帝，而迎立宋文帝，而为宋文帝所诛，同也，弑一君，而复立一君，尚保后君之容哉？

二十四

       晋之强也，献公灭五国，扩地千里，非弱于秦也，惠公用之，与秦战于韩原，乃为虏，辱莫大焉。晋之乱也，献公杀申生而立奚齐，献公死，里客又杀奚齐，立卓子，又杀卓子，惠公以河西之地赂秦而入为君。既入不许，已为负约，晋讥，秦济之，秦饥，而晋不济，乃欲伐之，更为背德。国人知其君之不义，而战之也不力；秦人愤晋之忘恩，则同仇而力战，焉能不败！惠公之难，庆郑不救，而虏于秦，内失臣民之心，外召强敌之怨，得免而归，穆姬求之也，幸矣！力相敌，义者胜，韩原之战，晋为不义，秦义，晋之败，诚其宜也。或曰：秦灭六国，秦为义乎？曰：非也，秦与六国之义相敌也，义相敌，力强诈多者胜，秦之诈力胜于六国也。然秦胜赵于长平，坑其卒四十余万，又屡攻邯郸，图灭人国，不恤己兵之多伤亡，魏公子救之，秦军败，秦为不义也，魏公子义矣。强而不义，犹不免于败，而未必强于敌乎？

（二十五）

       人多怪晋惠公负恩背信，为秦穆公所立，晋饥，乞籴于秦，秦与之，秦饥，乞于晋，而惠公不与，致秦之伐，逆战，败于韩原，为秦所俘，辱莫大焉，惠公自取之也。而穆公之伪诈，亦不可不察也。夷吾之重赂秦穆公而求入也，晋却芮言夷吾多忌克，难为，穆公曰：“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则利惠公之不肖而立之也。惠公返国为君，而不报秦，穆公怨之矣，晋饥，乞籴于秦，穆公问子桑与之乎？子桑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丕豹请伐晋，而穆公不许，卒与之，亦利之也。秦饥，乞于晋，惠公不与，晋负背德失信之名，秦伐之有辞矣。当秦之伐晋，晋人逆战不力，庆郑且不救惠公，而大败晋师，虏惠公，欲以晋君祠上帝。如郑庄公之纵段之恶而伐之也。前者施晋，何惠之深也！后虏而欲杀之，何其暴也！前者之惠，伪也，后者之虏，情也。赖穆姬以死请，周天子亦请之，晋人齐心拒秦，穆公方释惠公回国，而以子圉为质于秦。后子圉逃回晋国，即位为怀公，穆公怨之，立文公而杀怀公。惠公固失信于穆公，而穆公之待惠公父子，亦何不仁！

二十六

       管仲辅齐桓公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礼义廉耻以为纲，可谓贤能之臣也。而不能敛君之欲，戢君之奢，君好色多嬖，嫡庶不分，礼僭于王，不能谏，己亦为三归，僭于侯，曰为分君分谤，岂大臣事君之道哉！故孔子曰其器小。易牙、开方、竖刁之小人宠于桓公，生前不能去之，临死乃劝桓公勿近之，何及哉？桓公之多欲，非三子不能给，仲言虽深，桓公能奈欲之何？仲死不久，终复用之。故孟子曰：“格君心之非。”其说梁王也，曰：“我将攻其邪心。”桓公之近竖刁等小人，欲多心不正也，桓公非有好色好财之欲，竖刁等焉能逢之而悦君，使君近之？汉武帝亦英雄之主，而晚年惑于江充，逢其欲也。故正桓公之心者，本也。其次举贤自代，汤举伊尹，不仁者远，晋景公用士会，而盗贼逃秦，甚哉贤人之有益于国也！而仲之生前，不预举贤人以代己，临死乃叹宁戚之已死，隰朋之不久，齐乃泱泱大国，物阜民丰，岂乏贤才哉？惟宁戚、隰朋可托乎？仲不能觅贤养才也。不亟寻贤代己，而言竖刁、易牙、开方之不可近，可谓失于本末矣。使有贤能代己，竖刁等虽奸，安能蛊君为乱？仲之生前，竖刁不为恶也。仲死，无继仲者，遂为乱，使桓公不得安死，贤能举，小人自退，不敢为非也，无贤能，虽重劝君之勿近小人，即听之，终忘之。齐自管仲死，而齐之政衰，不复霸，无贤才继之也，人亡政息，惜乎仲之不知举贤养人也。晋文公之才德不及桓公，而晋世为霸者，多贤能，贤能相继也，狐偃死，而有先轸、赵衰诸贤臣，破秦攘楚。

       至于管仲言易牙、竖刁、开方之奸，曰不合人情，诚知人也。易牙烹子以食桓公，桓公以为爱寡人甚于爱子，而仲曰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何有于君？竖刁自宫以事桓公，桓公曰爱寡人甚于爱身，仲曰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忍，何有于君？卫公子开方去太子之位而臣于桓公，父母死而不奔丧，桓公以为爱寡人甚于爱父母，仲曰人情莫亲于父母，父母且忍，何有于君？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奸慝，况三子之举皆悖人情乎？其舍者甚重，则其图者更大。桓公岂不知之？人欲之流，而于天理不辨也，故宋儒常言存天理，灭人欲，以此也。仲之言也甚明，而桓公终不听，仲亦不知人情好人之顺己，虽其不近人情，且悖人情，亦不察也。故非区区口舌可以劝止，其本者，正君心也，举贤能也，君欲不滥，小人不能逢以近君，贤能在位，小人不能蛊君为乱，而仲不能以此匡君也！盖仲者，本有惭德，功名富贵之士，亦好财色，与君比奢，不能直谏，况能格君心之非哉？欲使君专任己，而能举贤代己哉？而曾子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诚哉其言！管仲临死劝桓公勿近易牙、竖刁、开方，桓公不听，后三子果为乱于齐，使桓公饿死；公孙痤临死劝魏惠王用卫鞅，不用则杀之，而惠王以为悖，后卫鞅用于秦，败魏而虏公子卬；王猛临死劝苻坚防鲜卑、羌人，勿伐东晋，坚不听，信任鲜卑、羌人，伐晋而败于淝水，国乱身死。人之临死，思虑必深，发言必诚，鲜为不善也，岂可不重哉！

（二十七）

仁义礼智信，本于诚也，王道贵诚，而或假之以为利，则伯也，伪之以为私，则伯之不若，岂可许为仁义哉？宋襄公之败于楚，或以为仁义之不敌，或以为蠢彘之仁义，是皆不知宋襄者也。宋襄公之欲主盟诸侯，召滕子不至，则辱之，召鄫子不至，则欲烹之，何其暴也！夫岂有仁义哉？欺其弱小也。其后与楚战，曰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欲为堂堂正正之师，岂虐于滕鄫而恤于楚哉？畏楚之强大，知非其敌，姑以为名，虽败而犹得仁义之名。宋人虽咎之，而有君子称宋襄之有礼义，公羊子以为文王之师不过，而宋襄名列五霸之中，甚矣，宋襄公之伪足以欺君子，并欺后世也！宋襄公之仁义不在愚，而在伪也，虽智者亦不察也。子鱼之谏，襄公岂不知？特欲博礼义之名耳。前之虐滕甑者，实也，后之恤楚兵者，伪也。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兵食可去，而信绝不可亡，其重信可谓至矣。孔子过蒲，蒲人止之，弟子力战，蒲人惧，与孔子盟曰：“苟毋适卫，吾出子。”孔子去，乃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圣人所重者信，而于此则背之，似为不信矣，然夫子又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蒲人之要盟，岂为义哉？不义之信而犹守之，斯孔子所谓硁硁小人也。要盟非诚也，不义之信非诚也，信贵于诚，苟为不诚，何信之守？郑祭仲之以权诈佐其君郑庄公，专郑之柄，岂有信义哉！使于宋，为宋所胁，逼其废忽立突，祭仲惧而从之，虽懦而亦人之常情，然回宋国，身安矣，盟可负也，而犹为废立，竟如匹夫守其硁硁之信，只见其愚，昔之权诈何在哉？畏惧之甚，不敢有违，又怀私心，知胁于宋，必为国人所轻，姑以大义为名行废立之权而立威，不诚也。宋襄公之仁义，郑祭仲之信，皆为不诚，何可与圣人并论哉！公羊子犹以知权与之，不辨诚伪也。

（二十八）

邾人灭须句，鲁国夫人成风谓鲁禧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因劝封须句，以崇皞、济而修祀，纾中夏之祸。公伐邾，取须句，而反其君。韪哉其言也！邾既灭须句，势将逼鲁，不言鲁祸，而言周祸，鲁者，周之鲁也，周者，诸夏之宗主也，言周，不忘宗主也，诸夏皆周也，言周祸，则以其为诸夏之共患也。兴灭国，继绝世，尊王室，攘夷狄，春秋大义也，而成风以一女子能言之，以蛮夷猾夏为大虑，可见周礼之泽深入人心，华夷之辨普及女子。虽当四夷交侵，春秋诸侯皆能攘之，兼并之，使九州无复夷狄也。

（二十九）

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后，秦、晋果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礼其重矣，所以辨亲疏贵贱，亦以辨华夷也，被发。夷狄之象也，以夷召夷，而后有陆浑之入伊川，魏晋礼坏，而后有五胡之乱华，岂非古今之鉴哉！

三十

       夷夏大防也，虽有至怨，不可以夷伐夏也。周桓王之无德也，制诸侯不以其道，愤郑庄公之不朝，率师伐郑，为郑所败，王肩被射，自取其辱，王威大损，不得复令于诸侯。襄王不能改德，而益之以谬，愤郑之不听王命而执其使，以狄伐郑，甚矣！一朝之忿而不顾夷夏之防，以远方之狄攻近亲之郑，未有如襄王之谬也！善哉富辰之谏曰：“《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如之何？怀柔天下者，犹惧有外侮；捍御侮者，莫如亲亲。周德既衰，而用奸夷，无乃不可乎？”诸夏相攻，当夷狄之患，则须弃捐前嫌以御外侮，李定国之从南明而抗清也，毛蒋之联合而抗日也，况可以夷伐夏乎？袁谭之忿其弟袁尚，联仇敌曹操以攻尚，谭尚皆为所灭，刘琨幸石勒之攻王浚，浚灭而石勒益猖，北部难守，何其愚谬也。襄王之忿郑，用诸侯伐之可也，用狄，而夷夏之防裂矣。襄王不听，竟以狄伐郑，取栎。德狄人伐郑之力，以其女为后，富辰谏之，以狄必为患，又不听。王弟叔带与狄后通，其后王废狄后，颓叔、桃子奉叔带以狄师攻王，大败王师，王奔于郑，夷狄之反复，不可恃也，终不如郑之亲可依也。襄王之不亡，幸也，遇晋文公之霸主攻狄，杀叔带而复襄王之位，是襄王之谬过于桓王，晋文之功甚于郑庄，而周日衰，晋益强。襄王之谬，几危周室，而亦流于千古矣。

       用夷而攻同族，鲜有不受夷难者也。汉末三国袁绍用乌丸以陵中国，马超合羌氐以攻曹操，诸葛亮亦欲联鲜卑而伐曹魏，袁马诸葛之强，足以用夷，而未成祸耳。至于八王之不知兵，以兵为戏，不足以竞，而示弱于夷。王浚用鲜卑以攻司马颖，颖亦以匈奴刘渊拒之，而后匈奴亡西晋，虏二帝，鲜卑盗据北土，陵华夏，唐僖宗用沙陀平叛，而后三代制于沙陀。唐高祖之英武，借突厥且为突厥屈，况石敬塘之驽，吴三桂之愚，借契丹只以亡晋，借满清而愈亡天下哉！襄王作其俑，而后世益谬，悲夫！殷鉴昭昭于前史为训矣，而今之愤青，有愤于政，欲得米师逐之，以成其所望之民主，岂不愚哉！岂不悖哉！伊拉克之迎米师而杀其主萨达姆矣，而伊国之势若何？利比亚亦迎米师而杀其主卡扎菲矣，而利国之势若何？民益不保其生，况望民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借异国而平国难，鲜不受制于异国，而借异国攻伐其主乎！中国之乱，中国人定之，岂可借外国之人乎？国共之争，米苏介入，而中国受制于米苏，朝鲜，珍宝岛之战，亦幸赖毛太祖之神武克之，而不如石晋之屈辱于契丹也。石敬瑭、吴三桂之罪，万世不赦，而欲效之乎？幸则唐高祖、毛太祖耳，败则石敬瑭，吴三桂也，岂可效哉！

三十一

 

       介子推割股食君，可谓忠矣，然不近人情，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亦非智也，食君何必割股？盖欲显己忠爱之深也。后归隐不受晋禄，何其廉也！然耻舅犯之要君，群臣之争功，怨晋文公之赏不及己而归隐耳，与母俱隐，以立清高之名，愈于舅犯之要君，群臣之贪赏有几？君之赏不及己而怀怼，不忠矣，君赏及于己，岂欲归隐哉？子推狷介自重，又耻言禄，怀耻与怨，其心之不平多矣，亦匹夫之悻悻也。文公曰导我以仁义者受上赏，辅我以谋议者受次赏，以勇力卫我者再受次赏。子推之于文公，有仁义之导乎？有谋议之辅乎？有勇力之卫乎？惟割股食君为忠，解文公一时之饿，虽为深爱，而非大功也，子推又久不朝见，文公偶尔忘之，亦不足怪。乃怨君之忘己，隐遁不见。文公思及，求见子推，亦坚不与见，至于焚山犹不出，与母俱死，岂不甚哉！立高名而累母于死，亦不孝矣！夫秦穆违蹇叔之谏，犹为之臣，臣不怼君也，子推之宁死不见，比张昭之拒孙权犹甚矣！逼之则出也。晋文公偶忘一人之赏，岂比秦穆孙权之失哉？何子推之怀怨不容？呜呼！焚山求见，与母俱死不出，子推之怨深矣！然守硁硁之节，使君有害贤之名，母遭焚戮之酷，不忠不孝，守节虽高，亦何足道哉！况心怀怨怼乎！陈仲子耻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耻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避兄离母，处于於陵。孟子讥之，以为蚓而后充其类也，又曰：“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介子推耻其同僚之贪功，而离群索居，亦类于此也。不明义理，所立虽高，只为畸行，而非正道。

三十二

       狐偃，霸佐也，晋文公欲求诸侯，成霸业，而劝文公勤王，攻狄于温，杀叔带而复襄王于周，而晋以伯，名高天下，诸侯服之。文公勤王虽不诚，后有召王请隧之逆，尊王攘夷，诛篡救主，大义大功，而《春秋》与之，讳其召王，而曰“天子狩于河阳”，夷夏之防大于君臣之义，前功之大，不能以后过掩之也。录其大功，隐其小过，圣人之厚也。岂如孙盛之谬，徇流俗而矜直笔，略桓温复蜀攘夷之功，而大书其枋头之败哉！愈谬者则以桓温废帝之逆，而攘夷之义盖矣。不审轻重，不知大义也。晋文公以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伐楚而霸，其后荀彧亦劝曹操迎汉献帝大驾，而天下之士多归之，伐袁绍克之而霸。秦穆公迟之，而不能与晋争伯，况齐之不思于此乎！袁绍不知，刘备有心无力、孙策欲袭许昌迎献帝不及，而不能与曹操匹力。晋之盛时，几占天下之半，后分为赵魏韩，为战国七雄之三，赵魏犹为强国，秦之灭六国，以赵楚最难。曹操之盛，几占天下五分之三，后为司马所夺。而亦以之灭蜀并吴。尊王之名高，而为天下人所向往，名之有益于事，岂可忽哉！

三十三

齐桓公有灭项之罪，晋文公有请隧纳王土之逆，《春秋》皆为之讳，于以见圣人之情矣。传曰《春秋》为贤者讳，是矣，而未之尽也。兴灭国，继绝世，春秋之义也，项为诸侯，而桓公灭之矣，岂不悖于其义哉？尊王室，明天泽，春秋之旨也，文公请隧，上逼王室矣，纳王土，侵陵王国矣，岂不悖于其旨哉？春秋讳之，而不直书，何哉？齐为鲁敌，非其臣也，晋国已衰，非惧其势也。圣人之重于华夷之防，桓文有尊王勤王攘夷之功，不欲著其过以盖其功也。而华夷之防大于君臣之伦，夫能攘夷以保中夏，《春秋》则与之矣，而不睱录其过也，故桓文之灭国逼君而为贤，管仲不死子纠而事仇而许为仁也。唯汲汲以进其尊攘之功，岂后世庸主具臣惴惴以防权臣之陵逼哉？桓温之收复西蜀，刘裕之讨灭北狄，皆匡扶华夏之伟绩，而与王敦同传为逆，与萧道成同称为篡，君臣固正其义矣，华夷之义何以彰哉？胡氏春秋犹失之矣，唯王船山善继斯义，欲矫胡传之过，述父之学，以外忧为正论，内患为邪说，斥防权臣之非道，表彰桓温、刘裕攘夷之功，申明春秋之义，曰华夷为古今之通义，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则后世之言史者，舍船山而孰尊！

而孔子之为桓文讳，桓文为诸侯之长，诚哉“保其类者为之长，卫其群者为之邱。”孟子曰《春秋》其事不过桓文。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也，而致意桓文也如此之深，所以治乱世也，乱世不可无霸。使后世霸者多如桓文，后世学者多如孔子，岂有夷狄入据之祸哉！

（三十四）

晋文公请隧，周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孔子曰：“唯名与器，不可假人。”襄王得之矣。然赐阳樊、温、原、欑茅之田与晋，则失矣。知惜名器，而不知惜土地也。名器以辨上下，不可淆也，先王所传之土地，为王室之维，亦岂可轻哉！平王东迁，王室已弱矣，而有周郑交质，桓王伐郑而败，王室已微矣，而有郑庄之横，复以土地与人，周室岂不愈为陵替哉？则周室之日衰，襄王亦有责矣。襄王岂畏其势耶？周室虽衰，名义犹尊，晋文非不知义者，可以义拒也，抑报其功耶？隆其礼赐其物可矣，何必赐土自削王室哉？周天子之报诸侯也过厚，秦救周有功，则以西歧赐秦，而失控天下之势，晋救天子有功，则以阳藩等地赐晋，而削王室之卫。然君子与其过薄也，不如其过厚，犬戎之逐，赤狄之灭，秦晋之力也。晋之防祖逖，而少其兵，收复中原无望矣，宋之杀岳飞，宁臣事金虏，尤为中国之辱矣，其与周之相去，岂不远哉！

（三十五）

周襄王赐阳樊等地于晋，阳樊不服，晋文公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阳樊之民不愿归晋，忠于周室也。而区区之苍葛乃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何其明晰于华夷之辨也！管仲之劝桓公救刑伐狄，曰：“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周襄王之弃郑而厚狄，卒不免于狄祸，而保襄王者郑，其明鉴也。管仲辅齐桓尊王攘夷，名高天下，为此名言，固后人所当以为警句而服膺之也。苍葛之不知名者，不知其居何职，而所言之义不亚管仲，岂非难能？成风一女子曰：“蛮夷猾夏，周祸也。”苍葛一匹夫曰：“德柔中国，刑威四夷。”华夷之别固为当时天下之通义，不论男女上下，皆能知之明之也，族类亲疏之别，春秋之人固已晰之矣，非后世可及也。

诸夏亲昵，非但不可弃也，犹须德柔；戎狄豺狼，非但不可厌也，犹须刑威。乃后世昏暴之主不明此义，严刑以治中国，秦激天下之叛也；宽仁以柔夷狄，明受建虏之祸也。至于刑威中国，德柔四夷，内残外忍，岂不悖哉！曾胡之流，其逆矣。戎狄贪残不道，不知仁义，唯势力是尚，畏威而不怀德，以掠夺为性，非大惩之，不足以止其寇犯，而欲以德柔之，吾力之强示天下，则以幸吾之不惩，吾力未强示天下，则以吾为可欺也。《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又曰：“用戒戎作，用遏蛮方。”戎狄无道，兴兵伐之而已，未闻以德服之也。周公之兼东夷，晋灭赤狄，汉武之穷兵以讨匈奴，逐之于漠南，无所姑息，深惩而大诫，故中国安宁，夷狄驯服。唐灭突厥，欲以德柔其余部，不旋踵而叛，太宗悔之矣。而明太祖犹为姑息，胡元莫大之仇，莫大之寇，而待胡雏以三恪之礼，周礼曰夷狄献捷，中国则否，明太祖之于汉吴与元也何悖！禁诸将北伐献捷之辞，而容平汉之颂。辛亥光复，尤为姑息矣，胡清寇据华夏几三百载，其为祸中夏，罄竹难书，不能扫其穴以夷其族也已矣，而优待其宗，不废其僭号，使其盘据盗窃之宫禁不去，余孽不感民国之宽厚，而有张勋之乱也，怨疾民国减其优待之礼，则以联倭而侵华矣。驱逐倭寇，亦礼送其战俘，而倭国畏俄，于俄恭，不畏华，倨于华也，俄之多虐倭俘致死，生还者少，夷狄之畏威不怀德，古今一也。德柔中国，刑威四夷，岂好以刑待四夷哉？不如是，豺狼之野心不可得而戢，而何以维中夏于久安？姑息待之，用力少而祸深，铁血治之，用力多而祸浅。苍葛之言，诚不易之典训也！

三十六

齐桓公死，而中原无霸矣，宋襄公有大志，欲继齐桓之霸，求合诸侯，而国小才疏，不足为资，况虐滕鄫两国之君，失德于诸侯乎？乃不度德量力，与强楚争盟，徒受执辱。郑伯如楚，不从宋，襄公复率卫侯、许男、滕子伐郑，楚救郑，战于泓。楚之蛮横无礼，近于夷狄，而襄公欲以君子堂堂正正之师待之，宋师败绩，公亦伤股，大国之不可测，安可以正兵胜之哉！犹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不以阻隘也。寡人虽无德，不鼓不成列。辱中夏而长楚之狂耳。不重伤，不禽二毛，所以待礼义之国也，岂能待蛮横之楚乎？古之为军，不以阻隘，古之诸侯相对也，今楚之狡悍，目无天子，虎视中原，而以古道待之，不亦迂哉！宋之败，中原之败，楚益猖狂。而晋惠公与秦穆公战于三原，亦为穆公所俘，辱莫大焉。微晋文公之出，中原危矣，而使秦楚陵入中原，岂可哉！文公雄才大略，足继齐桓，而备尝艰难困苦，流亡各国，能负重任，熟知天下大势，返国为君，任贤使能，即采狐偃之谋，为勤王之举，辞秦师而下，复襄王于周，而名高诸侯，遂讨无礼之国，执卫禽曹。楚围宋，而文公救宋，文公问于舅犯、先轸，轸劝文公诈之，楚之蛮横无信义，唯可诈也，以其人之道治其人。文公用轸之谋败楚将子玉于城濮，以取威定霸，能通权达变也，使楚退出中原，不敢逞狂，以振中原之威，岂若宋襄之迂而辱中原哉！

《春秋》与晋文公而不与宋襄公，以晋文能败楚也。而既胜不骄，行赏以舅犯为首，或曰先轸之谋，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则权诈所以待楚，一时之权，文公通权达变而又不忘常道，以信义待诸侯，而晋世为霸主也。春秋真为霸者，齐桓、晋文而已，宋襄之弱，不足为霸也，秦穆之有夷心而侵郑，屡伐晋，楚庄王之狂，而问鼎于周，围宋急，目无天子，亦不可为霸也，强耳，诸侯畏其威而有所不服也，况秦穆公之败于晋襄公，不得逞于中原，只霸西戎乎？吴王阖闾之黩武无德，虽败楚陵齐，而伤于越王勾践，勾践虽灭吴，未长于中原，僭号之罪，礼所不容，皆不及桓文也。

三十七

秦穆公素有争霸之心，欲纳周襄王，而为晋文公所先，不能与晋文争。文公方死，即使孟明、西乞、白乙远师袭郑，蹇叔谏之不听。原轸闻之，劝晋襄公伐秦，栾枝疑曰：“未报其施，而伐其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伟哉斯言！孔子曰：“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况秦为不诚之惠乎？其野心思逞，岂欲有晋？石敬瑭怀契丹之惠而为契丹所制，屈辱甚也。遂发兵，大败秦师于淆，擒其将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盖先君怀秦之污，襄公可为孝子，先轸实为良臣。文公胜楚而霸，犹不足也，秦之狂不戢，襄公胜秦，而霸业固矣。

三十八

先轸，春秋第一谋臣良将也。晋文公用轸之谋败楚于城濮，襄公时，又率师败秦于淆，连败两强，其英明果勇，诚逸群绝伦。而惜其不能持其气也，襄公听文赢而释孟明、西乞、白乙回秦，轸怒而唾襄公之面，无礼极矣！既无礼于君而悔之，伐狄，而免胄入狄师以求死，何气之乱发而不能持也！前败秦楚，长晋之威，何志之锐也！后死狄人，增晋之辱，何气之昏也！不知有以报襄公，以谢襄公，而死于狄，气之一往而不知择也。先轸之生，壮也，其死，妄也。故孟子曰持志，以志帅气，持志，而气不暴；帅气，而气不乱。轸之气也，前者暴，而后者乱矣，志不能定之也。使得孟子养气之法，何至于此哉！

三十九

春秋之乱，虽多弑君，未有弑父者，自楚而有世子商臣弑其父成王，恶极矣，其后世子蔡般弑其父景侯，蔡般为戮矣，州吁弑其君桓公，南宫万弑其君闵公，亦皆为戮。后世弑父者拓拨绍弑其父道武帝，刘劭弑其父宋文帝，朱友珪弑其父朱温，皆旋踵而诛，覆载不容也。杨广弑其父隋文帝，虽未诛讨，而为其臣所弑，受其报矣。乃商臣弑父，内外无讨，继以强横，数年之间，灭江、灭六、灭蓼、伐陈，竟得善终，且生雄子庄王与晋争霸胜，问鼎于周，何天人容商臣之恶若是耶？弑父而善终者，唯商臣与匈奴冒顿耳，是诚何哉？雄狡而无可制耶？是时，晋为霸，何不讨商臣之大恶？盖楚虽强，而远离王化，于夷狄近，而诸侯皆外之，比于夷狄，不以为诸侯也，若宋弑其君昭公，则讨之。外之，而又何讨？唯楚犯中原而拒之耳。

自书契以来，唐虞夏殷，鲜闻弑君，春秋礼崩乐坏，乃多弑君，而未见有诸侯君主弑父者，诸侯君主弑父，商臣作其俑，蔡般、刘劭、杨广效其逆，乃始作俑者不受诛报，天道何为如是哉！乱臣贼子，贼忍如商臣，亦非无故弑君弑父者，教之得法，虽为不肖，不至为大恶，如尧舜子丹朱、商均，成王于子之教，何其疏乎？而所置师傅潘崇亦残忍之人，与商臣弑逆之谋。成王既立商臣矣，既而又欲立王子职，激商臣之怨惧，遂成弑父之大恶，亦成王有以自致也。成王亦无道，有大恶也，弑其兄庄敖代立，陵诸侯，伐许伐黄灭英灭夔，执辱宋襄公，战于泓，又射伤之，猖狂极矣，入郑，纳两甥，禽兽之行也。既败于晋，诛大将子玉子上。前何强横！及为逆子所围，请食熊蹯而不得，真可悲也！唐太子弘读《春秋》至商臣弑父篇，怵惕而不忍读，怪圣人何书此，可谓仁矣，然不以为警，废之不读，不能防其母后武则天之奸暴，亦死于非命。《春秋》善恶并书，弑君弑父之大恶亦书之，善以为劝，恶以为警也。成王之无道，致为逆子所弑。

四十

秦戎心之启自穆公，穆公怀奸心欲霸中原而代周久矣。晋之乱，利惠公之不肖而立之，既而利惠公之失信而伐之，虏惠公，而欲以祭上帝，何其暴也！穆姬以死请之，周天子亦请之，知杀晋君为天下不容，乃释惠公归晋。然其制晋之心不忘也。复以惠公子圉为质，以使晋之从秦也。灭圉之母国梁，使圉无援，圉知之，逃归晋国，惠公方卒，而圉即位。穆公复立文公，而使杀圉。数操控晋君之废立，秦之谋不可谓不阴鸷矣。文公怀其惠而不忍击，文公之污也。文公卒，而穆公又遣大将伐郑，欲灭郑，断晋之臂而图晋也。穆公之奸心露矣，先轸以为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何怀之有！即出师大败秦军于淆，以挫其狂，韪矣哉！雪先君之污，而立中原之威。穆公虽为《秦誓》罪己，而不改其野心，二年之后，又伐晋，与晋之交战凡八，可谓黩武矣，秦多败绩，而犹伐晋，可谓不逡矣。其后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淆尸而还，略有所胜，晋人不出，知其不胜不止也。秦遂霸西戎，则只能霸西戎，而不能与中原竞也。不久，晋伐秦，围新城，报王官之役。《春秋》书晋与秦之战，大襄公之义，内晋而外秦。非晋拒秦，使其戎心逞，则必先赢政而吞灭诸侯，以戎人而乱华夏之俗，是可惧也，晋襄公能拒之，岂不贤哉！惜襄公之寿不长，子幼而政为赵盾所夺也。楚之猖狂欲思吞灭，亦晋为之捍卫也。晋为霸，晋之盛，秦楚之强不能逞。逮赵盾执政，赵武继之，阴谋代晋，自灵公君权旁落，卿大夫专权，而晋愈衰矣，灵公、厉公、幽公皆为所弑，后赵魏韩三卿分之，而中原不能与秦竞。秦卒以蚕食诸侯，代周而统天下，毁灭三代之礼制，赵盾、赵武之罪，可胜诛哉！

四十一

赵盾之怀奸，自襄公为卿始，阳处父党于赵盾，使盾为中军，而晋之公室以衰，如刘放之劝魏明帝召司马懿为辅政，而魏之君权以替也。而赵盾之不臣，亦自襄公之死，襄公方死，乃不顾襄公之命，欲废其子而立在秦之公子，秦晋不两立，是欲使晋为秦所制也，人臣而擅置君之废立，大逆不道，岂尚为臣哉！其后使赵穿弑灵公，所必然也。赵盾欲立公子雍，贾季则欲立公子乐，盾使先蔑、士会如秦逆公子于雍，季则使人召公子乐于陈，大臣争权也。盾使人杀公子乐，贾季亦杀赵之党阳处父，后贾季奔狄，与盾争权不胜也。赵贾之争，如司马懿与曹爽之争，萧道成与沈攸之争也。呜呼！襄公死而晋无君矣，大臣争权，而欲操君之废立。襄公夫人知其恶也，日抱太子而哭于朝，曰：“先君何罪，嗣君何罪？”顿首于盾曰：“先君奉此子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赐’，言犹在耳，而何弃之？”天理人情之发，不自已也，观此，孰能不动乎？虽赵盾之奸，亦动之也，畏之也，遂背先蔑而立灵公。穆姬在，而盾之奸尚不能逞也。而赵盾为政，晋不竞矣，为秦所侵，不能报，郑亦合楚，不服晋，赵之阴鸷弱晋而专权，后戕杀襄公未冠之子，盾真襄公之罪人哉！负襄公甚矣。奸臣乱臣贼子之尤也，而《左传》犹为之饰，盖为赵氏之党乎？

四十二

鄋瞒，长人之国也，而恃其长，恃其武，屡侵侮诸夏，侵齐，又伐鲁，鲁败之于咸，获长孙侨如，焖其喉而杀之。又伐宋，宋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伐齐，齐王子城父获其荣如，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鄋瞒以亡。甚矣鄋瞒之弑其长力而猖狂也！兼伐齐鲁宋卫四国，焉能不亡？宋王偃伐齐伐魏伐楚，后齐愍王与魏楚合兵灭之，三分其地。愍王又骄，自恃其强，伐魏伐楚伐秦伐宋，征伐不息，燕昭王合赵魏韩秦楚大破其国，愍王死。吴王夫差伐楚又伐齐晋诸大国，而为越王勾践所袭，兵败国亡，同一鉴也。曹操曰：“恃文者灭，恃武者亡。”恃其武力，征伐不息，国力必耗，多伐人国，树敌必多，未有不亡者也。秦统一诸侯，复伐匈奴，征闽越，黩武不休，二世而亡，希特勒以闪电战横扫西欧，灭丹麦，灭挪威，灭法兰西，又攻英苏诸强国，而为苏联所拖，与英米诸国反攻，攻入其都，希氏自杀而国为米苏所分，未有能免此者也。而鲁卫之弱，能败长夷，获其贼首，同心御外，华夏之武，强于四夷也，岂比宋明之文弱而多党争哉！

四十三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又伐其东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四夷交侵楚国，楚国危矣！楚人谋徙于阪高。蒵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住。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伐庸，故为七战皆北，庸人以楚不足惧，遂不设备。楚成王乘髍，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与楚子盟，竟灭庸。善哉蒵贾之谏，止楚之徙都，劝伐庸，而使楚国复振，四夷无侵。徙都之失策，示弱于夷也，人怀苟安，未有不衰者。周弃西岐东迁，而王室益弱，诸侯相伐而莫能制，晋南迁建康，宋南迁临安，皆不振，而北方沦于夷狄莫能复。王安石变法图强，以贫为宋病，而忧不在贫，在于士之不勇，将之不贤耳，君之不振耳，楚之大饥，当群蛮之叛，且能灭庸，宋可称富庶，乃丧中原于女真，迁都江南，楚人齐心御侮，宋人偷安而长夷狄之势也。观楚宋之得失，都之不可徙，忧道不忧贫也明矣。呜呼！相去何远哉！楚以子国之小，当饥饿之困，犹能灭庸复振，终霸群蛮，雄视中原，宋明以天下之大，以富庶之资，乃陵于女真、亡于蒙满，当以楚为法，宋明为鉴，同仇敌恺，无忧我贫，勿惧敌强，国初之贫，毛太祖亦以破米军于朝鲜，逐苏军于珍宝也，振士气，同心德，怯者可勇，弱者可强。

四十四

赵盾实弑其君灵公，《春秋》书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称晋赵盾，不称晋大夫赵盾，贬之也，正其弑君之罪，而《左传》之载，则极灵公之不君，为恶甚，赵盾谏之，欲杀赵盾，盾逃之，后赵穿弑灵公于桃园，盾若无辜，君甚有罪，何其与圣人之书相违也！而假太史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假孔子曰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为法受恶，越境乃免。詖辞也，此岂孔子之言哉！不然，何《春秋》直书赵盾弑其君，以为责备贤者不讨贼，责备贤者，责贤者之不及，不弑君，何以弑君之罪加于贤者？不亦甚乎？赵盾知赵穿弑灵公，而不杀，穿者，实为盾所使也，穿助盾弑灵公，盾为主奸，穿者帮凶，亦贾充助司马昭弑曹髦，而昭止杀成济，不诛贾充也。实为其党，非党，而何不诛？盾弑君之罪，昭昭矣，《左传》虽多为之饰，岂能掩哉！曰越境乃免，越境可免，则乱臣之欲弑其君，出国而使其党弑之，皆可脱弑君之罪名矣！《左传》称赵盾为赵宣子，称其谥，不称其名，与《春秋》不同，称名，盾若贤者，尊之矣，盖为赵氏之党也，如《三国志》之党于司马氏而多为之讳。赵盾弑灵公，则多书灵公之恶，司马昭弑高贵乡公，则载太后诏，言高贵乡公之逆，欲毒太后，以为开脱也。然《三国志》亦载曹髦好学尚问之美，不尽黑曹髦也，《左传》之黑灵公，何其甚哉！台上弹人，宰夫缅熊不熟，则杀之，恶盾之谏，使恶犬贼盾。然纵使灵公甚顽，亦不过十余岁之少年，能为何恶，而不可改乎？忍以刃戕之，盾之贼忍无臣道，通于天矣！《三国志》幸有裴注，多引司马昭弑君之记载，昭之恶公于后世；《左传》则无史以正之，而盾之恶隐于后世。《左传》作者必为赵氏之党，或受赵氏之惠，而多美赵氏，多为之讳，益君之恶。赵盾与大臣争权，专权弱晋，故不竞于楚，而传曰晋侯侈，赵宣子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委过于君。当时执政者为谁乎？盾也！灵公傀儡耳，何尝亲政，而影响晋楚之势？盾执政，而晋不竞，责非盾而谁与？灵公盖亦如曹髦，恶盾之专权，不欲为盾所制耳，盾遂弑之。甚矣！赵盾之奸，而无人指之也；赵盾之恶，而无人讨之也，且为史美之，举国称之，赵盾一手遮天，而盖舆论若此！至左氏犹曲为之讳。然至景公而知赵盾之恶，使屠岸贾诛灭赵氏，几至灭族，亦其报欤！

四十五

《春秋》外楚拒楚深矣，而楚伐陆浑之戎，则内之，晋不为内，楚不为外也。所恶于楚者，为其僭也，蛮横无礼也，为夷狄之道也，而其先固为周文王之师，与外夷殊，而后之欲泯华夷之分而为元魏元清辩正统者，曰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以秦楚为喻，此岂等伦哉！楚于周为夷狄，染夷俗而远王化也，而于陆浑，则非夷狄，陆浑乃万世之夷狄，其俗绝与华异。楚犹同为羲黄之族，陆浑则实为外夷，秦晋迁之入伊川也，而变伊川之俗，伊川左衽矣，楚能伐之，《春秋》所与也，圣人之厚也。今之非议毛祖者，至于朝鲜之战，犹贬毛而为米者张，珍宝岛抗苏之战则略之，毛固联苏以苏为师矣，毁灭道统而批孔矣，君子所恶也。然朝鲜之战，御米夷之侵逼东亚，珍宝岛之战，拒苏酋之陵制中国，而中国独立，不受米苏之控，圣人《春秋》亦必与之。何悻悻为反而反，虽是亦反乎？蒋中正虽与毛为敌，于毛伐米之战，则称之，御外大义，不以政党之见为异也。悻悻者之惟以怨责人，不论是非，不分内外，是长夷之寇，灭地之经矣。圣人之恶强楚，楚伐陆浑则与之，知为华夷之大义也。何今之君子至于朝鲜、珍宝岛之战亦贬之没之战？惟凭怨，不知义也。圣人宽厚，今之君子薄隘也。

四十六

赵盾弑君，何待辨哉！赵盾一走，而灵公即为赵穿所戕，盾之走，所以弑灵公也，穿之攻，应盾也。盾之狡，欲弑君而先走，以避弑君之罪，固可欺当时，岂可欺后世有识之士哉！其狡也，犹有所露也。穿以刃戕其君，而盾为正卿不讨，《左传》载太史责其不讨贼，而不知弑灵公，实为盾所使乎？不察其大，而责其小？盾之罪，岂在不讨贼哉？盾之罪，在弑君也，责盾不讨贼，欲盾讨己乎？穿杀灵公，盾不杀穿，穿为盾杀也，诸卿不讨穿，穿为盾党也，贾季杀盾之党阳处父而逃于狄矣，群卿畏盾，而皆不敢讨贼，是晋尚有大臣哉！责在群卿也。穿以兵刃其君于桃园而无恙，非盾为其主，盾庇之，何能安之若是！弑君而无讨，晋于此时岂尚有君哉？唯有赵盾耳！唯盾之命而莫敢不从，贾季与之争而逃于狄矣，灵公欲脱其制而为所戕矣，盾之权，遮天蔽日矣，孰敢讨哉？晋景公知其恶，使屠岸贾诛灭赵氏，惜不能正盾弑君之罪也。左氏、公羊、毂梁皆言灵公无道，欲杀赵盾，盾逃之。按灵公即位，方在襁褓，在位十四年，尚未成年，盾为执政，盾之狡，襄公之时，可操三军之权，盾之悍，可使人杀公子乐，逐贾季于狄，盾之权，威令群臣，主盟诸侯，而不能制一十余岁之孺子乎？灵公弱而赵盾强，灵公之命在盾之手中也久矣，襄公死，而欲废灵公，立公子雍矣，畏穆姬之啼，而姑立之，穆姬一死，而刃加于其项矣。而责弱者，宽强者，是以势力为论，岂有公道哉！

自赵盾为卿，而晋败于秦，不竞于楚，楚灭萧侵陈，临周问鼎，而盾不能问，谋除贾季，专执晋政，谋弑灵公，固其大权，而无暇问也。南宋高宗不竞于金，屈辱于金，秦桧贬赵鼎、杀岳飞而专权也。史臣责桧之奸，盾之奸无责，桧之恶昭于万世，盾若贤者，韩厥犹称赵宣孟之忠，三传为其弑君开脱，桧之后未若赵氏之显，卒以取晋也，以成败为论，是安得是非哉！

四十七

甚矣美色惑人之深也！夏姬之淫也，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通，子征舒丑之，弑灵公。楚庄王讨征舒而戮之，欲纳夏姬，庄王英雄之主，且为其美色所惑也，赖申公巫臣谏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大将子反欲娶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与连尹襄老。襄老老死，巫臣暗娶于郑，后臣于晋。其谏庄王之言正矣，其止子反之言智矣，谏止人之勿娶，而自娶之，何其言行之相违也！抑使人不信矣。子反闻而怨之，请楚共王以重币锢之，王曰：“止！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若无益于晋，晋将弃之，何劳锢焉。”可谓达言也。巫臣之为庄王谋也正，而其自为谋，何其过也！

而子反终怨之，与子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晋遗二子书，曰：“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后使于吴，教吴以伐楚。而子重、子反一年七奔命。吴卒为楚之大患，阖闾则用孙子、伍胥直捣楚都，楚王奔逃，微申包胥请秦哀公之救，楚几亡矣。吾于此甚叹夏姬之美色以倾人城，倾人国也，灵公通之而为征舒所弑，陈以乱，巫臣娶之而召子反之怨，以湛其族，巫臣不自反其过，更怨之，以导吴伐楚，几亡楚国，美人之为祸水，亦何至于此也！

巫臣知其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为妖淫不祥之人，而犹娶之，惑于其美色而不能自拔也，虽死亦何憾焉？抑岂自以为能消受之也？俗语曰：“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风流。”人一旦迷于美色，则不计身之祸福矣。人有患其愚而不知，尤患其迷而犹蹈也。若巫臣者，可谓鉴矣！

按商纣之才力绝人，隋炀之雄武盖世，而惑于妲己，迷于群妃以亡其国。故曰娶妻以德不以色，诫之深也。前车之鉴，后世人主乃多蹈之，虽自知之，而不能拔之也。君子忠臣恳切以为谏，人主多不听，其心已迷于其中，耳目交之不绝，谠言何从入哉！虽若闻而知之，然忽即而忘之。纵有孔子之圣，齐以女惑鲁定公，孔子亦不能为之矣。故孔子叹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德，思修也，不思则不得，不修则不成，此其为难也：好色，见而喜之，无须思，此其为易也。人多为其易，而鲜为其难，故未见也。人苟勤于思修，好德之心诚，则好色之淡矣。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立乎其大，立心修身，茹以理义，涵以礼乐。此君子所以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自强不息也！盖一有止息，则恐生怠惰之意，为外物所惑，而或危矣！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欲也，道心，性也，性之与欲，相去也几，若有不慎，鲜有不流于欲而陷于危者，惟精于理，一于道，允执其中，乃能常安。仲虺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则无巫臣之惑矣。

四十八

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淫乐，韬光养晦，以不为晋备也。对伍举曰：“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不久乃诛不肖，任用贤能，而国人大悦，外则灭庸，伐宋，伐陆浑之戎，因观兵于周，问九鼎，飞腾之势，过于其祖矣。而晋当赵盾执政，专权而弱晋，碌碌无为，郑以不附晋而从楚，盾不能诘。及晋景公时，楚伐陈，讨其弑君之罪，伐郑，郑服而释之，显其威德于中原矣，荀林父与之竞，而为楚师所败，中国丧其威矣。虽荀林父战败之咎，亦岂非承赵盾执政所积之弊哉！晋之败，楚之霸，栾书之言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以民生之不易，祸至之于无日，戒惧之不可息；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胜而不骄，居安虑危，楚之霸，不亦宜哉！既胜晋，拒潘党陈晋尸之言，曰止戈为武，可谓能知节制矣，而为霸也终。

荀林父之请死，景公许之，而随会谏之，引楚杀得臣而文公喜，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以再世不竞。景公遂复其位。善哉其谏，成王之败，诛大将子玉，子穆王亦不能与晋争。景公失霸，不杀林父，而子厉公败楚于鄢陵，复文襄霸业，非由随会之谏哉！诸葛亮之不智也，马谡败失街亭，诛谡，蒋琬谏之不听，而难争衡上国，同楚之失也。

四十九

晋，大国也，周之衰，晋之盛，晋几占天下之半，久为春秋之霸，合诸侯，捍中原，灭赤狄，拒秦楚，与秦楚战，多胜少负，当晋之衰，亦能败强吴，为诸侯雄长。宜可以混一天下者，而终为暴秦统，由大臣争权，三卿分晋也。襄公早死，赵盾专权，逐贾季，弑灵公，继之栾书弑厉公，赵武、赵鞅世济其奸，而晋愈衰矣，秦楚之横也，力有所不能竞。三卿分晋，遂成战国之弊，与齐燕楚并吞于秦，使非晋分裂为三，秦之志安能逞哉！晋所分之赵魏犹能数败强秦，况未分之晋乎？揆其原，则赵盾之罪，延于千古矣，启大臣争权之风，晋多内竞，而不足御外，霸业愈替，卒成三分，秦楚愈横。若晋不分，一天下者，晋也，虽不能继殷周，而非以诈力为恃者，岂如暴秦之统，而毁灭三代之礼制哉！惜哉！襄公早死，未能御赵盾之奸，而使赵盾为天下祸首，以分晋之国，而长秦之祸。甚哉内竞分裂之弊，明之大，而亡于区区建虏，自神宗以来多党争，崇祯操驭不当，流寇横行，而亦分为三，明也，李闯也，献贼也，崇祯亡于李闯，满清乘衅，灭李闯，破献贼，而势之分裂愈多。南明虽皆为朱氏，而亦分为二，并灭于满清。满清之扩张愈大，而明之分裂愈多。使非分裂，满清虽甚狡鸷，亦安能侵入中原哉！晋之关于衰周之天下大矣，晋霸，而天下略安，晋衰，而秦楚吴越横，晋分，而战国之乱极！暴秦之邪欲逞！赵盾不能辅其君以匡天下，而怀奸私专权弱晋而乱天下，三传犹为赵盾讳，称赵盾之贤，然详观前后得失，赵盾之罪，昭然可见也，史家虽多为掩饰，岂能终掩哉！

五十

晋灭赤狄璐氏、甲氏及留吁，献捷于周，《春秋》无贬辞，夷狄不与诸侯同也。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诈之不为不义，俘之不为无礼，况为中夏之患，赤狄侵齐矣，又侵晋，灭之而维中夏之安，张赤县神州之帜，《春秋》所大也。赤狄侵晋，赵盾执政不能报，荀林父执政，而能率兵灭之，岂非贤哉！故虽败于楚，而犹称林父之贤，能将功补罪也。《春秋》于诸侯不献俘，于夷狄献俘，则明太祖之礼待蒙古之裔，等夷狄于中国，失《春秋》之义矣。

楚于周为夷狄，中原之患，赤狄则万世之夷狄，诸夏之患也，讨狄之义大于拒楚，景公听士会之谏，不杀林父，其效可见矣。赤狄璐子婴儿夫人为晋景公之姊，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君目，可谓暴横无礼极矣。景公欲伐之，而晋之具臣曰酆舒有俊才，不如留待后人，何其姑息哉！虐杀晋君之姊，目无晋矣，而不报，何以为晋？何以为中国？伯宗言曰狄有五罪，俊才何补？不祀、嗜酒、弃仲章而夺黎氏地，虐我伯姬，伤其君目，怙其俊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恃才与众，亡之道也。遂使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灭璐，杀酆舒，虏婴儿，不遗患于子孙，韪矣哉！

而酆舒之俊才适以自亡，不仁也。智果以智伯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恃才而侮人，行以不仁，酆舒、智伯之才皆不保其身也，可为恃才者之鉴。才者且然矣，况无才而为不仁乎！

五十一

士会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三国，而绝赤狄之患，功德甚大也，景公以为中军，且为太傅，报功厚矣，而晋国之盗皆奔于秦，故晋虽败于楚，而犹为诸侯盟主也，败而能任用贤能，使盗奔于秦。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汤举伊尹，不仁者远。”诚哉斯言也！景公虽不及王者之举贤，而固近之矣，盗离晋而去秦，晋之尚霸，而秦不能与晋竞也。

五十二

春秋四夷之祸，狄祸为最，伐刑而几亡之，幸齐桓救之，灭卫而入之，幸齐桓存之，狄又数侵晋，侵郑、侵齐、侵鲁、侵卫，尝夺晋狐、厨、受铎、涉汾、昆都之地，取向阴之禾，围怀，及邢丘。迫卫迁于帝丘，且侵周，大败周师，杀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使天子奔逃。狄屡侵晋，晋乃兴兵伐狄，服众狄，唯赤狄不服。晋楚争霸虽败，而使荀林父剪灭赤狄璐国，杀其相，虏其君。晋景公治兵于稷以略狄土，不久又使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三国，献狄俘于周，震慑四夷。陆浑之戎迁于伊川，尝为王室之患，后亦为晋所灭。于是中原无复戎狄之患，晋国攘夷之功大矣哉！戎狄寇盗成性，倔强难驯，非灭之不足以息其患也，周公兼东夷，晋刈赤狄，后王所法。四夷交侵中国，诸侯多能攘之，而晋灭戎狄最多，而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周之三被夷患，皆晋救之，故晋世为诸侯伯长，《春秋》内晋，虽晋之衰，不竞于楚，六卿专政，不犹不夺晋之伯，《左传》所载，一半记晋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戎狄之危诸夏，齐桓有存亡继绝之功，赤狄之干王城，祸中原，晋文攘之，子孙继之以绝其患，微桓文，微晋国之霸，五胡乱华先起于春秋，故孔子深与其功，而略其过也。惜乎当时之史略，不知其攘治夷狄之略也。

而周室三被夷祸，皆诸侯救之，诚封建之利也，故王室之不振，诸侯起而振之，天子有难，可依托诸侯之地。若宋明之自弱四枝，宋之困于崖山，唯投死于海矣，蒙古之逼京师，唯坚守以拒之，南京之困于建虏，无一勤王之师，君俘国破而天下以亡矣。

五十三

晋景公遣使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

晋之胜齐，以势胜，非以义胜，诸侯之争胜，非为功也，晋献齐捷，非礼矣，周定王使单襄公拒之，义正而辞严。管仲曰：“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富辰曰：“弃亲即狄，不祥；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定王亦曰敬亲昵，禁淫慝，则固当时天下之共识也。左氏亦曰：“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则戎狄献捷，诸侯不献，固周礼也。此周礼之所以为后世所不及乎！春秋列国之争战，先礼后兵，正师以相待，不用诡谋，不肆杀戮，杀人不多，犹有雍容揖让之风，周礼尚存，诸夏亲昵之争，适可而止也，唯秦楚之染于夷风而为袭，若夫征讨戎狄，则是膺是惩，齐伐山戎，至于孤竹，晋灭赤狄，俘其君而归，不见讥于史，华夷有别。攘夷狄以安中夏，上也，除暴乱而宁生民，次也，至于诸侯相争，群雄逐鹿而胜，不足以为功，不可以为荣，故齐晋献诸侯之捷而非礼。然周礼坏，此义渐替，至于战国而荡然矣，起于吴越，而七雄效之，争战烈矣，杀人多矣，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而深恶乎战，曰“善战则服上刑”，恶乎诸夏惨烈之内争也。秦隋唐明之末，相争亦剧矣。秦灭六国，皆俘其君以献。六代骨肉相残，助君以戕骨肉者，乃为功臣，朱洪武与陈友谅、张士诚皆为反元之雄，而以平汉吴为大功，使宋濂作平汉平吴之颂，至于诸将俘元虏遗孽以献，则不以为然，而优遇以三恪之礼，安得使闻周王拒晋之辞以愧之乎！

五十四

晋厉公之战楚，士燮私劝栾书避楚，栾书不听，燮乃叹曰：“此行得败为幸，万一战胜，外宁必有内忧，吾甚惧之！”其后厉公胜楚，杀三卻，又为栾书所弑，其言竟验，左氏载之以为智。深思而细察之，幸己国之败，此非人情也，非人情，鲜不为奸慝。燮言内忧，非为厉公忧也，党栾氏而为栾书忧也，不然何私劝栾书，而于厉公无一言之谏乎？厉公亲与楚战，战胜则君威振，君威振，诛大臣之强横者，书必不免，其所忧也。而厉公无术，杀栾书不忍，而为书所弑，燮之忧反矣。燮之奸欺当时且欺后世，隐也。外宁必有内忧，暗警栾氏，而世人多不察，以为警君，忧晋国之内乱，乃以为智，且以为鉴，而姑息养敌，庸主具臣之破国也。左氏载之以为智，岂不误导后人哉？灵公之时，楚伐申伐陈，横矣，晋不竞，而灵公亦不免为赵盾所弑，岂为胜楚哉？燮之言，事之偶验耳，岂足以为典要，况其怀奸，有不可告人之心乎？晋为伯主而避楚，小则使天下轻晋，辱国；大则使楚益横，中原沦没，害及天下，何败之幸！宋高宗之忌其强臣，惴惴防之，岳飞之战数捷矣，而勒令之回，忍辱臣于金虏，恐飞之胜金而篡也，臣之强不能堪，敌之强则堪之，舍夷夏之大防，置父兄之大怨，杀攘夷之大将，宋以日弱，灭于夷狄，而为万世谬！燮之幸晋之败，不顾天下安危，忘国之荣辱，惟恐君之威升，是何心哉！而可称乎？

晋厉公之世，败秦破楚，威诸侯，复兴文襄霸业，有为之主也，前以成景，悼公以后之君皆无此勋业，乃为大夫栾书所弑，未正其罪，且加以恶谥。凡厉者，谥暴君者也。厉公冤杀一伯宗耳，听有不明也，郤氏僭之，何至于暴？而史曰“国人以此不附”？其杀三卻，恶其横也，卻至射杀君之左右，无视君主，厉公怒而杀之，亦不足怪。亦栾书忌郤至克楚之勋而间之于公也。自灵公以来，君权旁落，卿大夫专权，厉公欲振君权耳，裁抑其权，卿大夫怨之，乃益其恶，使国人视为暴君，而厉公失人之心。既诛三卻，胥童复劫栾书、中行偃于朝，劝厉公杀之，而厉公不忍，厉公不忍杀栾书，行偃，而后栾书、行偃袭执厉公而弑之，呜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其此之谓乎！栾书之奸，卖卻结楚，而厉公不忍杀之，其犹优柔无断，存妇人之仁，谥之以暴，又以胥童欲助君杀奸为乱，何其诬也！ 春秋礼崩乐坏，贵卿操舆论，公论不明，弑逆相寻，至于战国之唯利是尚。前史依世卿之议，后史亦无与正之，厉公之诬，久矣！

五十五

晋文公之胜楚，所对者楚之将子玉也；晋景公之败于楚，以荀林父当楚庄王也。一胜一负，晋楚之强相敌也。晋之胜不足以威楚，楚之胜不足以陵晋。至于晋厉公，则晋君与楚君皆出身相战，而厉公大胜，并射中楚共王目，而晋楚之强弱分矣，又败强秦，威震诸侯，厉公之武功，有文襄所不及，乃后不免为栾书所弑，且加以恶谥，可谓最受屈之君也。自灵公以来，大臣专权争权，君权旁落，灵公被弑，成公、景公未能振之，厉公有为之主也，欲振之，乘鄢陵战胜之威，除强横之臣，栾书等惧之，乃弑厉公。厉公之弑，晋之卿益横，而晋国之衰不可复兴，悼公称聪明，亦不能正弑君之罪，况复文襄之业乎！甚哉！以厉公之有勋业兵威，且不免为臣所弑，制驭大臣，诚不易哉！赵武灵王，雄主也，而围于李兑饿死，齐桓公晚年受制于竖刁，梁武帝困于侯景，亦饿死，皆英雄之主，驭臣不得其术，而不保其身，悲哉！

呜呼！灵公之幼，为赵盾所弑，而称赵宣孟之忠！厉公之功，为栾书所弑，而称栾武子之贤，多以恶归君，舆论之不公也！然天道昭昭，岂能欺哉！盾之奸，时有董狐知之，盾弑君，免于身讨，而子孙宗族为景公诛灭殆尽，仅存赵武续其祀，亦以赵衰佐晋文有大功，故令赵宗亡而复兴。栾氏无功于晋，且子有奢汰之败德，栾书免于身讨，至于孙子栾盈，则倾其宗。为贤人，而何绝其后乎？栾氏之功不及赵，而罪又甚于赵，所弑者大功之君也，故其报愈惨！

五十六

晋厉公有败秦攘楚之大勋，而不保首领于臣。悼公即位，不能正栾书弑君之罪，而荣封其子。魏绛辱其弟扬干，怒之而终礼之，悼公之驽也。知灵厉之欲与臣争，而为其臣所弑，悼公惧之，不敢争也。是时，君弱臣强，后晋之三分，魏有其一，魏绛之后也，而史称魏绛之直，能以刑佐名，党魏之私论也。传曰悼公复霸，不过承厉公之霸也，其能与厉公之霸比乎？楚伐郑而不能救，使郑复盟于楚。戎狄贪残反复，和戎苟且，《春秋》不书，而《左传》以为美，称魏绛之功。

五十七

王船山之论魏绛戮杨干之仆曰：“佞臣似顺，强臣似直。”良以为然。佞臣之柔而似顺，君悦之，而天下之士固贱之，强臣之刚而似直，君愤之，天下之人多贵之。祭仲之废忽立突，而曰行权；魏绛之戮杨干之仆，而曰肃法。似是而非也，权者，大于经也，大于经而行权则通，非大于经而行权，则逆，太甲之昏淫，伊尹废之以安社稷也，郑忽岂有失德乎？胁于宋而废之，夫要盟不听，祭仲徇匹夫之信，岂大臣之道哉！其后突忌仲专权，谋杀仲，而为仲所逐，则仲之为臣可知矣，公羊许之知权，岂不悖哉！其知权，知己之权耳。晋自灵公，君权旁落，政出多门，灵厉皆弑，成景不振，悼公孑然一身入主宗社，惴惴畏六卿之胁制，栾书、中行偃弑君之罪，不敢正，优宠之，又使其子孙处于庭，礼敬之不及，岂有权废杀大臣哉？杨干为其弟，何宠之足恃，何威之足凭，可与丰草争荣枯哉？魏绛之敢戮其仆，有所恃也，轻公室之不振也，以为悼公虽怒，无如我何，使当献文之君，其敢陵跞公室如此乎？悼公愤之而终谢之，诚畏其党羽之盛也，无如绛何，岂其心之甘乎？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杨干为戮，何辱如之！”以为目无其弟，岂复有君哉？悼公甚以为辱，曰：“必杀魏绛，无失也！”欲与之争一旦之生死。而羊舌赤称其忠，士舫、张老皆为之劝，悼公知不可争，乃跣出而谢之，何前后之相反也！灵公与赵盾争，而为赵盾弑矣，厉公有胜楚之威，诛三卻，而释栾书、中行偃，书、偃且不容，犹弑之，子公无礼于君，郑灵公怒，欲杀子公，反为子公弑。悼公之谢，过矣，易怒为惧，欲全其身也。左氏盛辞以纪之，党于魏氏也，后世亦称道弗绝，惑于似是而非之直也。不辨其是非诚伪逆顺，则为之惑。船山辨之，善读史也，深服之，复衍其辞而伸之。嗟夫！悼公之驽也，船山谓其不复有生人之气，失于前之不能正弑栾书弑君之罪也，则魏绛之强横，则亦姑听之。晋惠公诛里克，宋文帝诛谢晦而君权振，强臣戢其横，以知弑君之无免也，赵盾、栾书弑君而不讨，安于其位，则成公、悼公皆不振，陵制于臣。

五十八

魏绛劝晋悼公和戎，晋以为功，史以为美，党魏绛之辞也。周衰，戎狄猾夏，侵燕侵郑侵晋侵齐，灭刑灭卫，攻周，赖桓文之伯，齐晋之强攘之，戎狄贪残而无义，非大惩之，不可和也。悼公曰伐之，是也。绛曰和戎，何为也哉？以为劳师于戎，楚伐陈，则不能救，胜戎而失陈为不可。楚庄王伐陈伐宋，亦未闻晋救之也，且败于楚，后共王伐郑，亦不及救，使郑与楚盟，而何忧伐戎不能救陈？宋郑大于陈，不能救，而何恤陈如此乎？景公之时败于楚，且能伐赤狄，虏其君，悼公袭厉公鄢陵胜楚之威，未败于楚，而惧楚伐陈不能救乎？而引后羿为戒，晋岂后羿之黩武，不修政事哉？引喻失类矣。魏绛之和戎，晋惫矣，晋卿之怯也，悼公从之，使与戎盟，晋之苟且也。中国之伯而与戎盟，失体矣。以为获戎失华，陈之小孰与宋郑之大？宋郑皆失之，而何恤于陈？以楚为患，楚犹先王所封，戎狄与华异类殊俗，以楚比戎，楚近戎远，楚内戎外。曹操之北征乌丸，使刘备劝刘表袭其内，岂不危哉？而坚欲北征者，恐乌丸为中国患，舍刘而先征夷，犹知华夷之大防，顾天下之大局也。晋之危何如曹操？不过不能救陈耳，曹操之危，则忧许昌之袭。曰和戎有五利，其二曰使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不战而和，戎狄岂惧而事我，惟诱戎狄一时耳，终将犯之。战胜而和，戎狄畏服，和戎乃久，不战而和，示戎以弱，岂能久哉！魏绛之苟也，启后世庸主具臣之懦，而更甚：以女子财物事夷而和，何足称哉！

五十九

郑子国侵蔡，获蔡之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忧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不久，楚伐郑。政事不修，大国如齐愍王之灭宋，秦之北逐匈奴且致破亡，况小国乎？小国，以修政为主，政修则图强大，国小，政事不修，而侵人国，适招大国之讨耳。楚伐郑，子驷等欲从楚，子展等欲待晋，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其言是也。郑亦周之近亲，而处晋楚之间，恒受战争，郑之反复无信也！始与齐亲，后与楚盟，晋文公胜楚而从晋，楚庄王伐郑，复事楚，晋厉公败楚，归晋，今楚伐郑，又与楚盟。晋闻之，率诸侯临郑，复与晋盟，盟晋不久，楚伐郑，又背晋，何其反复无常也！以为可免战争之苦，苟且也，天下以此不信郑，郑之见伐，孰复救哉！三卿分晋，韩乃灭郑，中原诸国率先亡者，岂非反复无信之报哉！晋近楚远，晋为中原之伯，楚近南蛮，使郑一心事晋联晋不背，何惧楚之伐乎？宋之小，当楚庄王之强，析骨而炊，易子而食，不肯降楚，楚庄无如宋何，后楚鲜伐宋，郑之国力与宋不相上下，何为不如郑哉？反复于二国之间，终不免吞灭之祸也，虽有子产之贤，不能救郑。郑于战国之初而灭，宋至于战国之末而灭，彼于信义犹甚于郑也。反复无常者，人所不能容也，吕布之骁勇也，曹操之爱才，张辽、徐晃皆拔于降虏，张绣有害子之仇，亦用为将，吕布之勇胜于张、徐、张绣，而操必杀之，唯其反复无常也，前事丁原，而后为董卓杀原，又为王允杀卓，投袁绍、袁术，皆不容，恐如丁原、董卓之遭其反噬也，刘备亦欲除之，岂独操哉！此布之不免于死也。人之无恒，不容于人，国之无恒，不容于诸侯，诚哉信之为重，人与国皆不可无恒也！

六十

士鞅之答秦伯，曰晋之大夫栾氏先亡，曰汰虐也，汰召人忌，虐召人疾，是也。若曰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栾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爱其甘棠，况其子乎？何其溢美于栾书也！栾书何得比于召公？召公，周之贤臣也；栾书，晋之逆臣也。栾书弑其君厉公，大逆也，得免于身已为幸！其得免于讨者，结好于大臣，施惠于民也，惠以自保耳，何足以为德？栾黡之逐士鞅，得罪范氏矣，而未得罪于君也，亦能免。栾盈之侈，君与大臣皆忌之，逐之出晋，况盈联齐叛晋乎！故至于栾盈，而灭其族，岂皆黡之招怨哉！赵盾死数十年，景公时，追其弑灵公之罪，而诛其诸孙；栾书死数十年，平公时，或追其弑厉公之罪，亦诛其孙。栾氏灭族，亦由于书之弑君也。弑君大恶，虽免于身，而不免于子孙。田氏弑君篡齐，其后齐王建为秦虏，饿死，司马昭弑其君曹髦，而孙子司马衷为傀儡，制于贼后强王，怀愍虏于匈奴，天道昭昭，大逆必有余殃，虽为惠于民，不能免也。

六十一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千古之谠言也。老子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异端之贼道，岂不悖哉！吾读左传，而叹曰：无礼者忠信之失而乱之源也！春秋礼崩乐坏，而篡弑相寻，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齐晋之强，礼失而分于三卿，篡于田氏，燕鲁之弱，而存七八百年，犹秉周礼也，礼者所以已乱维国也。吾唯见无礼而为乱源，未见礼为乱首也。宋闵公于南宫长万，戏言嘲讽耳，而为长万所弑，郑灵公亦戏子公，使不得食，而为子公所弑。郑僖公不礼其相子驷，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子驷使贼夜弑僖公。卫献公怠慢孙林父，以猎事不及与食，而孙、宁二卿怒，又挞乐师师曹一百，师曹怨，歌之以怒孙子，而报献公，献公乃为孙、宁所逐。皆君之无礼于臣，而遭弑逐之祸也。君于臣且不可无礼，而况为其等，为其上者乎！老子曰礼为乱之首，岂不悖哉！岂不诬哉！左传之记事，多言礼，郑庄公之伐许而复释之，君子称庄公有礼，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管仲言于桓公曰：“相携以礼，怀远以德。”又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晋惠公受周王之玉也，而有惰容，内史过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平王东迁，辛有适伊川，见被发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楚成王之郑，取郑二姬而去，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将何以没？”其言皆验。晋公子重耳流亡列国，卫文公、曹共工、郑文公不礼，后重耳返国为晋文公，卫曹郑国先讨。秦穆公遣孟明伐郑，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后果败绩，为晋所俘。其他言礼者，不可殚述，何其言礼之多而不惮其烦也，诚重之也。礼之精，礼之微，君子重之察之，而庸主鄙夫轻之忽之。古之明君贤臣、君子，莫不重礼，何老子必欲薄礼哉！

六十二

崔杼弑齐庄公，太史直书崔杼弑君，杼杀之，其弟又书，杼杀之，三弟又书，杼乃止。甚矣齐太史之烈也，敢犯权臣之逆麟，不避死亡，兄弟三人相继，必欲公道之存于人世。春秋礼崩乐坏，而史官犹存三代之直道，非后世所及也，两汉近古，亦有直笔。

自魏晋以后，史失其直矣，文篡盗为禅让，夸胜讳败，陈寿非仕于司马昭也，而隐其弑君之恶。自是以后，宋齐梁陈之相代，皆为文篡代之书，竟成定制，恶有直书其篡其弑者乎！唯范晔《后汉书》，房玄龄《晋书》尚存直笔。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后世之作史者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成则帝，败则寇，此魏晋南朝之篡弑相寻也！

文篡盗，犹可言也，至于美夷狄，则尤为下矣。陈寿、沈约诸人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魏收、宋濂诸人则使夷狄得志于天下也。魏收为元魏作史，颂其功德以继汉晋，以魏为中华正统，反诟东晋宋齐为岛夷，史家之汉宄也。鲜卑之谋寇华夏也久矣，而《魏书》隐其寇盗之恶，美元魏以诟南朝，为虏作伥，丧人心矣。元宏之伪也，养老以仿尧舜，崇儒以师周孔，而所为者皆末，非可立本也，而史官美之，拟之为文武，使之欺人以欺后世，至船山贬之，而今之人犹因其改服改制，称道不绝也，于宇文邕亦然。

然魏收固生于元魏，彼固元魏之臣，而唐太宗一统天下，令狐德棻作《周书》，犹以鲜卑之朝为正统，盖以唐承隋，而隋承周，而尊周也。至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正之，而以宋齐梁陈为正统。而欧阳修之修《新五代史》欲继孔子，法史迁，实乱义例也。五代，乱世也，乱过春秋战国，易位频，杀戮多，正统绝，而修以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为正统，夫朱温，盗也；李存勖、石敬塘、刘知远，夷也；郭威，琐夫也。朱郭可代唐，则七国可代周；李石刘可代唐，则五胡可代晋。且五代形同战国，名之为《十五国记》，可也，而恶可以正统与之！流极元明民国，元修《辽史》、《金史》与《宋史》齐，明修《元史》以继宋，民国修《清史》以继明，而华夷之防永裂矣！

至于宋濂作《元史》，尤为大垢，夫蒙古之恶，率天下而禽之，是旷古未有之劫也；贬汉人为四等，是空前未有之辱也；毁宋陵，亵宋帝尸，奴汉女，是不共戴天之仇也！杀戮之多，过于赢秦；腥膻之秽，甚于五胡。明太祖伐元，正当表以汤武之举，数其桀纣之恶；正以华夷之防，斥其犬羊之贱。而濂反颂铁木真、忽必烈之功，与汉唐并；美妥欢之逃，与周赧齐，濂其有人心乎？赵尔巽继之，尤美努尔哈赤，如太王之翦商，黄台吉、福临、玄晔如文武之相继，虏为文武，则是以明为桀纣矣。反清义师，皆以贼寇称之，辛亥之光复，且诬为乱，甚于魏收之汉宄，何丧心至此！史德尽失，大义尽泯，非使夷狄愈得志于天下者乎！民国柯劭忞所修之《新元史》亦美夷之史也，皆史家之奸宄，直道之不存，篡贼夷狄之接踵也。

呜呼！陈寿文曹丕之篡，而后司马炎、刘裕、萧道成、萧衍、朱温等相继而篡；魏收美虏魏之寇，而后李克用、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忽必烈、努尔哈赤、多尔衮、东条英机相继而寇。盗贼而窥天位，王道绝矣；夷狄而攘正统，人道亡矣。满清华夷变态，尤为大耻，而史官恬不以为怪，顾颂之为圣，亦甚矣！史其亟待正矣！

继三代之直道，依《春秋》之笔法，则必书司马昭弑其君髦，刘裕弑其君德文，萧道成弑其君准，虏魏、辽、金、元、清皆为入寇，僭窃中土，直书其名，其死曰卒，不与其有中国也。庶使乱臣知惧，夷狄为警，弭其其侥觊之心。 而董狐之直书赵盾弑君，赵盾之阴鸷不敢杀也，忌直笔而杀史官，则始自崔杼矣，杼之所以不免于灭族之祸也。拓拨焘杀直书魏史之崔浩，更灭崔门及其姻亲，史官之祸尤烈矣。胡清无道，亦以明史案灭人之族，虏朝之忌汉人直笔尤甚也！更多毁前代史籍，且为古之夷狄隐恶。拓拨焘、爱新觉罗玄烨之恶，烈于崔杼百倍矣！况为戎夷僭据华夏，而欲毁主人所修之史乎！焘之弑于阉宦也，玄晔之暮年忧于嫡庶之争也。

六十三

赵武执政，晋不竞于楚，政出大夫，国不微者鲜矣。晋之长楚，非楚之强不可敌也，赵武之偷也；赵武之偷，阴谋代晋，不睱为晋楚争胜负也。曹操之克汉中而回，欲贻子代汉也，刘裕之收关中而归，急于篡晋也。曹刘之雄，且以篡心息其进取之志，况赵武乎！

赵武之偷也，穆叔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赵武曰：“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其心急欲取晋数百年之社稷而代之，安能待五世乎！而前对刘定公曰：“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武之所惧者不在楚，而在晋君与诸卿也，晋之未可遽亡也，诸卿之相制，而未能独揽也，赵盾专矣，身死不久而子孙几灭族，赵武所惧也，安能待于子孙，而不亟为之乎！人之既老，诫之在得，乃赵武未老而诫其得矣，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刘定公之语王而责曰：“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赵孟不复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从，又何以年？”义正辞严矣。后子亦曰：“赵孟将死矣。主民，玩岁而愒日，其与几何？”三子皆言其将死，岂料其必死哉？赵武之主政，晋之不幸，抑天下之不幸也，则愿其早死，三子之心矣，武之执政，楚灭陈蔡不救矣，武不早死，楚益不可制也，晋益不竞也，诸侯益危也。武虽早死，而四世之后，与韩魏分晋矣。三卿分晋，岂不源于赵武之奸心哉！忍长楚，任诸侯陵于楚而不恤，唯一意于篡也。故政出大夫，春秋所以愈乱也，变于战国而不反矣。

周东迁而变为战国，周王之责也，晋衰而春秋变为战国，赵氏之罪也。周以避戎而不振，赵氏以弭兵而图篡。赵氏以大夫而灭其君国，田常效之而篡齐，七雄尤不恤周而陵之矣。田常姑弱齐，齐不振于吴，而篡齐，效赵武也。奸臣之图篡也，恒乘其国势之弱也。晋霸天下，赵氏不能专权也，战胜于外，威名在君，不在臣也，晋失伯于楚，君失其威，而奸臣张其势矣。夫周衰，而齐晋伯，天下赖以小安，诸侯之争尚未烈也，晋失其伯，楚虔不终，吴越不仁，天下无伯矣，晋世主诸侯，系天下之轻重安危，而亡于三卿，势成战国而不可回矣。赵武曰：“焉能恤远？”果不恤世变之否极至此也！秦桧之劝高宗称臣于金虏，杀岳飞，欲弱宋以篡宋也，高宗之愚，受其欺也，至于藏刃韡中，思与争死，而莫能自振，幸桧之死于己前也。而桧之图篡，不恤中夏之陵于戎狄，愈下矣，师赵武之奸，而祸天下也益烈。

六十四

楚虔弑君，遽兴而遽亡，故不患敌之遽兴也。智伯遽兴而亡于赵，宋康遽兴而亡于齐，完颜亮遽兴而虞允文折之于采石，希特勒遽兴而米苏分其国矣。兴之遽，意骄而心侈也。楚虔之不终，智者知之矣，子产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谏，不过十年。”果不过十年而饿死乾溪也。赵武之长楚，非不知也，志谋篡代，而以让楚也。

完颜氏之骤兴，亦非不可当也，徽钦之虏，高宗之臣，慑于其势而莫能自振也，不久，岳飞屡摧虏锐矣，以寡当众，蔑不胜也，虽不足以收复中原，振中夏之威，慑戎狄之胆可矣。秦桧之奸，欲以篡宋，乃杀岳飞为金虏快，高宗之愚，受其欺而不觉也。

六十五

《大学》曰：“无诸己而可非诸人。”己不免于罪戾，而以责人，人之不服也。义不生于心，责人也不诚，齐桓公之尊王攘夷，伐楚，且不能责楚之僭王，楚虔之弑其君，得位不正，而伐吴，执在吴之庆封戮之，数其弑君之罪，安能免于反唇相讥乎！又杀弑父之蔡般，岂不有功名教？天假逆人以诛逆，非逆之可免也。楚虔之讨，非以诚也。

六十六

季札之贤，慕曹子臧之义，六辞吴国君位而不受，而吴国卒有篡弑灭国之祸，论者或以咎札，以为诸樊无委历之贤，王僚无武王之圣，而季子为太伯之让，是徇名也，岂曰至德？且使争端兴于上替，祸机作于内室，遂错命于子光，覆师于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吴灭。以季子之闳达博物、慕义无穷，向使当寿梦之眷命，接馀昧之绝统，必能光启周道，以霸荆蛮。则大业用康，多难不作，阖庐安得谋于窟室？专诸何所施其匕首？

其言似乎有理，然未达其情实也，季札，幼子也，周道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自非泰伯逃吴以让季历，而伯邑考早夭遂立武王，季历固不敢受，武王何敢立哉？诸樊让矣，而非如泰伯之烈也。而诸樊之命兄终弟及以授季札，生于周而用殷道，实启阖庐之争也，安可以咎札乎？札诚乎让，守节者，非达节，不足耳，不乐政事，非有过也。即使札立，能免于阖庐之弑乎？

六十七

春秋列国，莫如晋之强，春秋史，半为晋楚争霸史，晋楚之战十一，晋胜九，楚胜二。然而晋抑公族之权，分于三卿，大国之先亡，楚之分封比周而更甚之，每并一土，则以封宗室，宗室强盛，犹为诸国七雄之次，为六国合纵之长，其后裔且王滇国至汉，封建之利也。

惜乎晋国三分也，晋者，与周同宗，其祖为武王之子，成王之弟。晋者，周之晋也，晋武公以小宗夺大宗，不失为晋，使晋能统一天下，以晋代周，亦不失为周也，岂有战国之弊，暴秦之祸哉！

夫周之衰也，而晋为伯，九合诸侯，以诸侯行天子之事，犹乎周之令行于天下也，唯楚倔强不服也，秦则外之而不盟。天子名义尚尊，晋率诸侯朝周，犹为周之天下也，晋为周之懿亲，固必尊周。逮晋之六卿专政，晋日以陵替，晋失其霸，吴乃为长，越继为霸，而诸侯皆目无周矣，三卿分晋，请周为诸侯，而周不敢违，战国以孟子之贤，亦不言尊周，七雄虎斗，且欲侵周，不复名义之忌，秦乃吞二周而取周鼎矣。故晋之衰，晋之分，岂独晋之哀，亦周之哀也！《诗》曰：“宗子维城”，晋者，周之宗子也，而亡矣，何以维周？晋之强而亡，郑之弱亦不免亡于韩，鲁则亡于楚，周之宗子尽矣，遂为战国以蔑宗周。周之王也，宗室之强为之助也，周公封诸侯七十一，姬姓为侯者五十三，周公厚于诸姬矣，然亦岂非诸姬之强，而周公敢多封之哉？周大封姬姓，故东迁虽衰，犹名为天下共主，维系五百年。晋何反周道，不以地分宗室，而分异姓哉？惩前世小宗陵大宗，至夺大宗之弊，而故抑之也，献公贻厥子孙非道，文公之雄才，继之而不改，襄公英睿，早世以终，幼主继，而赵盾夺权弑君，厉公有攘楚破秦之大功，亦不免于栾书之弑，赵氏世执晋柄，君权旁落，亦已久矣！使晋法周道，承周以治天下，固犹周之相续也。

晋处中原，尊王攘夷，固为正统，楚起南蛮僻地，首为僭王亢周，吞汉阳诸姬，其名不顺，其义不正，秦据周之故都，亦伐周之同姓，阴谋代周，虎狼之国也。三国皆有统一天下之资，唯晋为最正，则舍晋而孰与？秦无道，而据形盛之地，先灭蜀而后蚕食六国，大略得也，楚无天下之略，而强与晋争，不与秦争，晋亦多争于楚，终不足以服楚，郑依违晋楚两国之间，而不能一意事晋，若先伐秦，取周之故都以制天下，诸侯孰不服从？秦汉唐莫不据关中以制天下也。

晋之失，晋之亡，非徒晋之不幸也，亦周之不幸也，亦后世之不幸也，春秋之变为战国，战国之变为暴秦，封建之变为郡县，周礼崩坏无余，王道不复，汉唐虽治，而道之苟简，文景不遑于礼乐，治杂王霸，宣帝奚以大异赢秦？太宗贞观不终，后继非人，安能望于三代哉！

六十八

子产铸刑书，叔向诒书非之，可谓义正辞严。其言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此三代之所以王也，至于三代之亡，则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而曰：“国将亡，必多制。”真达人之谠言也。秦律之苛繁而亡也，汉高革以宽简而兴。先王以道治天下，不以法治天下也，道无不周，法有所偏也，后世多以法治，不修其道，此其治之所以不醇也。周衰，王纲解纽，诸侯不制，而大抵犹重礼义，不尚严刑也，管仲霸佐，而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晋文霸主，而曰：“辅我以德义者受上赏。”假仁义而霸，未有任刑而霸也。至于春秋之末，子产铸刑书，赵鞅亦继之，而始尚刑以为治矣，道之降也。叔向见而责之，道之降，非由小人，而由君子也！谓子产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以贤相望子产，冀其兴郑，而今也甚失所望，不以礼治，而以刑治也。责以先王之道，诫以末世之辙，因曰：“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其责子产可谓重矣。郑之淫也，郑之乱也，郑之反复也，而有子产之君子，诚所望也，而子产为君子之道不纯，乃铸刑书，循末世之轨，愈于他人也几？叔向之责也深矣，子产乃曰：“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何其言之偷也！苟为近利，不为远虑，而知子产之治不久也。

史称子产以猛为政，临死犹告继任者以猛，而不忍猛，以宽，盗甚多，郑乃大乱，人多服子产之明，而以猛为政，其防民也甚矣，束民也严矣，人思解脱也。易之以宽，则多为盗，束久则纵，而知严猛之政不足以革人之面，强制之耳，坝一溃而水为之滥，政一宽而盗为之多，非宽之过也，大张而大驰之过也。子产一死，郑复乱矣，数十年后，为韩所侵灭，但为近利，不顾后世也。严刑之不可为治，昭然可见矣！韩又袭之，任申子之术，亦于七国先亡。蜀汉之诸葛孔明盖类子产，亦以严刑治蜀，固可整束其军民矣，当子产之世，诸侯不敢加兵，当孔明之世，魏亦不敢伐蜀，诚谙于外交，善于守御，而治国不以先王之道，用末世之刑，其死数十年，蜀亦先亡。惜乎，有公忠之心，为君子而不师圣王之道，与昏主庸臣同其败轨，子产孔明如合一辙，读叔向之书，可勿诫哉！

六十九

甚矣楚平王之无道也！夺子之妇，无耻矣；听佞臣之谗，无明矣；忌其子而欲杀之，无慈矣；复囚杀其臣，无仁矣！乃以善终，然卒逼伍员之怨毒，假吴师以捣楚都，其子几死于难，死后受鞭尸之辱，国几覆，赖秦存之，楚之存由秦，而楚之命亦制于秦，太史公曰：“怨毒之于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为人君者，可以楚平王为诫矣，莫以君之尊威而可草芥其臣，不然不报之于身，则报之于子孙，小至亡身，大至亡国！

七十

蕞尔之吴，久不通诸侯，非雄楚之敌也，而竟入郢都，几亡楚国，楚之失也多矣！始为子反为争夏姬而灭巫臣之族，使巫臣奔吴，教吴人以舟师扰楚，吴祸之始也，继为楚平王听信费无极之谗言，杀太傅伍奢，使奢子员奔吴，辅吴以侵楚，令尹囊瓦亦听费无极谗言，杀郤宛，使其孙伯嚭奔吴，亦为吴谋楚。语曰楚材晋用，岂徒为晋用哉？为吴用也多矣。

囊瓦虽听沈尹戌杀费无极，而楚祸未消也，囊瓦贪琳之害，岂在费无极下哉？贪一马佩而酷拘蔡唐之诸侯，使蔡唐从吴伐楚也，楚失诸侯，非徒蔡唐也，晋、宋、卫、陈、郑、许、曹、滕、薛等国及周之刘文公皆合吴伐楚矣，楚灵狂妄之过，侵陵诸侯也多，为楚树敌也，加之吴王阖闾雄才，任用贤能孙武、伍员，故能势如破竹，数月之间，直捣楚都，微晋之大夫以求货于蔡侯不得，辞蔡负约，秦哀公感申包胥之泣请救楚，吴王之弟夫概称王据姑苏，阖闾不得不回师，楚不免于亡矣。

七十一

郧公斗辛之弟怀欲乘危杀楚昭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雠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雠？《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唯仁者能之。违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约，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知也。”其言是矣，且父仇不由子偿，惟以君命为天，过于尊君，则凡君之所以虐杀臣，皆无报乎？且父之死于君，孝子之心不能无所伤也，乃含荼忍痛，置父之死而不敢恤。昭王返而论功，三楚义士逡巡莫受，申包胥有借秦师存楚之功，且无求，辛独求之，辛其犹有颜乎！何以对其父，何以对怀，何以对天下后世哉！

七十二

宗室之多，莫有如姬周者，周公相武王，封诸侯七十一，而姬姓为侯者五十三，春秋有名之国，如鲁、卫、晋、郑、曹、吴、虞、虢、随、燕、蔡等莫非姬姓也。郑之强于春秋之初也，鲁秉周礼，文冠诸侯也，晋代齐而伯，世为盟主也，吴破楚霸中原也，姬宗亦强矣。虽三卿分晋，姬姓始衰，而韩、魏与周同宗，燕昭王合五国而几亡齐矣。吴之偏僻，久不通诸侯，《春秋》夷狄之，而伐楚，以楚灭汉阳诸姬为名，周王固称吴王为伯父也。

周封同姓如此之多，周虽衰，强晋攘楚，楚难得志于中原，楚庄之雄折于问鼎，秦穆之雄，亦挫于晋襄，虽当战国，无敢挟天子以令诸侯者。而天下终合于一，亦由于周之封建也。周之诸侯，非周之同宗，则与周有甥舅之亲，或与姬姓诸侯通婚，周世多婚姜氏也，鲁亦多娶齐女也，秦晋联姻也，楚与郑、卫有婚也。故春秋争战虽多，战国争雄虽烈，终为秦统合为一也，岂徒秦之功哉？周奠之，而秦成之也，此中国封建之异于欧洲封建也，异于中东之分而不合也。俗论不察，亟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功，不知无周之封建，无秦之统一也。春秋一百多诸侯，至战国为九，强陵弱，大吞小，势必统一，惜乎不统一于姬晋，而统一于暴秦也！

七十三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周之兴也，文武成康相继以德，诸侯各守其国，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周之衰也，王室微，诸侯争霸，桓文为伯以主诸侯，诚天下无道之时也。然诸侯为伯，犹赖匡济，尊王攘夷，天下粗安。晋襄公没而伯业衰，赵盾执晋之柄以盟诸侯，而欲擅废立之权，不得，而弑灵公，立成公，而天下乱矣，恒与楚争郑而不休也。其后鲁之季孙亦窃鲁之政，郑子公子孔子国子产等相继执郑之政，宋则华氏世执宋政，齐则崔庆陈氏诸卿专齐之政。赵盾一怀奸心窃晋，天下相效而起。晋不过十世，而政尽失于大夫。而大夫又有家臣竖牛劫孟孙，欲行废立。季孙执政，不过五世，季平子之逐鲁昭公也，至于子季桓子，亦为家臣阳虎所囚，阳虎执鲁政矣，上行下效，有如此夫！及身而败，逃于晋。其位愈下，则其失也愈速。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怀子之弱也，为阳虎所囚，岂比季文之奸，季武之狡，季平之横哉？其后亦微矣，故孔子为摄相，而不亟除三桓，孔子固恶三桓之僭，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见阳虎之乱，则患不在三桓矣。三桓以大夫而执国柄，固为僭，礼法所不容也，阳虎以陪臣执国命，尤僭之僭者也，义之所绝也。而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所忧者，阳氏也。《春秋》于大夫皆书其名，阳虎之乱，则曰“盗窃宝玉、大弓”，其他书“盗杀卫侯兄”，“盗杀蔡侯申”，皆不书名，而曰盗，以其贱也。

呜呼！春秋之末，乱愈甚矣，陪臣亦执国命，则其后处士横议，而庶人亦蹶然而起，攘夺神器矣，周礼坠地矣。周之天子一失其道，其弊也至此，封建必毁不可复矣，井田必坏不可立矣，诚圣人所叹：“吾道穷矣。”欲复东周而不可也。

七十四

孔子为鲁摄相，从鲁定公与齐景公会，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具司马与齐侯会于夹谷。文武皆重，圣人有文必有武也，以鲁之弱而可当齐之强，非圣人在鲁乎？齐果以兵胁之，以莱人兵劫鲁侯，孔子亦以兵对之，而责齐曰：“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其言也正，其责也至，“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千古通训也，周襄王以狄伐郑，为天下谬，而齐侯犯之，其失也大矣，责于此，而齐侯之颜无以对矣。大哉圣人之智勇，而不畏齐之强也，圣人之善于辞令，而责人得其体要也！齐乃退兵而盟，又责梁丘据以礼，兵不血刃，以礼义相责，而使齐归还郓、欢、龟阴之田，圣人之德威至于此也！孙武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若孔子是矣。其后堕三都以振公室，而三桓不忌，季氏欲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为乱。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败北，孔子之善于将将也。国人追，败于姑蔑。使二子奔齐，遂堕费。孔子曰：“我战则克。”非自诩也。孰谓孔子不知兵哉！而王阳明乃曰：“对刀杀人之事，非身习不能。孔子谓军旅未学，亦非谦言。”其傲也甚矣，有轻圣人之心矣！孔子之勇也，屈齐景而不敢以兵胁，仁者必有勇也；孔子之智也，堕三都而三桓不为之忌，公山不狃、叔孙辄不能抗，仁者必有智也。桓魋之险、赵鞅之奸不能害，匡人之众不能杀，蒲人攻之而惧，楚君臣惮之而不敢封，当孔子之世，诸侯不敢伐鲁。弟子冉有为鲁将而败齐，而曰军旅学之于孔子。子路尝问孔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好谋而成，临事而惧也。”是孔子用兵能用智谋而又能持重，堕三都，孔子小用之耳，其绩若此；冉有，孔子所训之徒耳，其功若彼，而断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讨田常弑君之罪，惜哀公不从，是孔子非弱于武也，阳明之言，岂不诬哉！唐甄指其禽一区区小賊，遂足以傲仲尼，何不察于此也？后人亦多以文称孔子，谓之文圣，至于孔子之武，则鲜及矣，圣人有文必有武，独以文，岂足为圣人哉？按孔子力能拔城门，是其膂力可比贲育也，而不以力闻；孔子射，观者如堵，是其射比养由基也，而不以射闻。达巷党人叹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君子不器，圣人全能，不以一技成名也。孔子谓门弟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是人以射称孔子，而孔子自以更善驾车也。

七十五

阳虎之奸雄，为季氏家臣，乃囚制季怀子，代执鲁政，欲除三桓，不胜而逃于齐，请伐鲁，鲍牧谏之，以虎为奸，不可用也，齐景公囚之，又逃于晋，事赵鞅。孔子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孔子料事，于此而失之矣，阳虎之奸，固难免为乱也，而所遇者赵鞅，弗能为乱也。虎之奸以倾鲁，鞅之奸以窃晋，奸雄遇奸雄，而鞅之奸又甚焉，虎之伎俩在鞅之心目中，用之有道，制之有术，阳虎之奸，何能为哉？使戢其奸，而效其能。于鲁则为乱臣，为鲁之害，于赵则为能臣，为赵之利，定公之昏，季氏之庸不能用阳虎，赵鞅之雄，足驭阳虎也。呜呼！用人在于得其道得其术耳，得其道，远人为用，失其术，亲戚叛之。得其术，小人循职，失其术，君子不从。臣之为奸为利，在己不在人也。苟得道术以用之，阳虎之奸雄，且可为我能臣也，而况其他乎！奸雄之奸，非本奸也，因主之昏而轻之，因政之乱而乘之，鲁非君昏政乱，阳虎安能为奸哉？王莽、曹操、高欢之可为能臣，而终为奸雄篡其国，主庸不能驭也，政敝而为所乘也。得道术而治，奸雄为能臣；失道术而乱，能臣为奸雄。

七十六

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自古奸雄，大抵如此也。则君主在使己贤明耳，何必惴惴防强臣之为奸哉！阳虎，齐景公所不敢用也，赵鞅乃迎而相之。左右劝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鞅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我既守，则彼不能得利。”遂执卫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服鞅之英明，而一心善事鞅，使鞅称强，而专晋政。叔孙通于秦阿主以保身，事汉高祖则敢死谏。裴矩于隋为谀臣，逢君之欲，事唐太宗则有善谏，一也。

七十七

晏子之贤而不救齐之免于篡，忠不足也，崔杼弑齐庄公，不能死，又不能讨賊，而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南宫长万弑宋闵公，仇牧死之，晏子固非齐庄公之亲昵，固可无死君，死有死之义，生有生之任，晏子不死，智也，何不讨贼？庄公虽不肖，而固非无道也，以非为社稷死而逃其责，非忠臣也。使崔杼不死于忠臣之讨，而死于乱臣之内讧，而乱臣不惧矣，而齐之弑乱相寻也。与崔杼同逆之庆封尽杀崔氏家人，迫杼自杀，当此之时，齐尚有大臣哉？晏子为大夫，著名列国矣，任其责者，岂非晏子乎？其后卢氏逐庆封，齐国安矣。景公虽不甚贤，犹可有为也，晏子不能辅之以霸，知田氏之施惠于民以收人心，政必归田子，而不能戢其奸，曰臣无私惠，又不能劝君行德政，以制田氏，徒与叔向相叹而已。孔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亦晏子之谓乎！孔子，圣人也，而至于齐，不能厚礼，劝景公用之，而诋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呜呼！其毁儒也甚矣，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既与景公言唯礼可以已患，以礼与天地并，使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而列国之礼，莫过与鲁，鲁之达礼者，莫过孔子，何于孔子所习之礼，则诋毁之？儒者之圆融也，彼所谓不可轨法也；儒者之清高，彼以为倨傲也；礼乐之盛大，彼以为繁难也，不知人也，岂知礼哉？齐之乱，不免于篡弑，率为苟简，不能重礼以防之也，臣敢悍然弑君，无礼为之忌也。孔子达于礼，若能用之，以变齐之俗，或可免于田氏之篡，晏子不能尽忠于国，又挤圣人不得用，其失也大矣，晏子之智，岂不知孔子？盖妒其才，恐景公重用而疏己，而故诋之乎？则量之隘也。

鲁虽三桓执政，尚不敢弑君也。春秋列国多弑君，鲁较为愈矣，隐公摄而死也，公子般，闵公未盈年而弑也，久在位之君，尚不敢弑也，弑之者亦为公族，非异姓也。三桓为僭，乱于上，而下之风俗未坏也，犹有揖让之风焉，齐仲孙以为犹秉周礼，劝桓公亲之，韩宣子至鲁而叹曰：“周礼尽在鲁矣。”昭公欲除三桓，三桓反攻昭公出国，未敢弑也，昭公不死，季氏不敢立君，昭公死，乃立定公，异于孙林父逐献公而立殇公也。鲁秉周礼，国虽弱小，犹立于七雄之间，维持至战国之末，三桓亦为鲁之宗室，非齐之田氏为外姓也，且后归政于鲁侯矣。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以鲁秉周礼，而可冀也。齐之上下皆失矣，礼亡矣，民心尽归田氏，而不免篡弑之祸也。

七十八

孔子诛少正卯之诬久矣，始于《荀子》，司马迁仍其谬，《家语》亦书之，吾尝作文辨之曰：太公诛华仕，孔子诛少正卯之事，法家之徒杜撰之，太史公载之，世人多信之，后儒以此辟异端，法家以此除异己，反儒派以此诟孔子为专制，甚矣其谬传之久也！今可破其诬矣。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察实据而诛少正，岂合孔子之本心？又《论语》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圣人不贵杀也如此，岂有秉政七日而杀少正？春秋，大夫于贵卿尚不可擅杀，况孔子与之同为大夫哉！孔子不至如是之狂也。

按孔子诛少正，先秦惟《荀子》、《孔子家语》载之，其他书不见，《荀子》宥坐篇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姜太公诛华士在《韩非子》有记述，曰：“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居士二人。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饮，无求于人也。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而杀之。周公旦居鲁闻之，遗书急发之：“夫二子，贤者。何以杀贤？”太公望曰：‘二子不仰君而食，无求于人。爵禄无以劝，刑罚无以威。无益于君也，是以诛之。’”其他书无此记载，太公佐武王伐纣，伯夷叔齐阻之，左右欲杀夷齐，太公劝止曰：“义士也。”夫太公起兵伐纣尚不诛阻拦之夷齐，而当齐侯反欲戮无辜之华仕？此必韩非寓言也。诸子著书，莫不托古圣贤以立说，孔子常征引之，盖孔子之名大，而借其名以宣扬其学也，安足为信？法家杜撰太公诛华仕以诬太公，又杜撰孔子诛少正以诬孔子。今按《左传》及其他史传皆无孔子诛少正卯之记载，孔子为政，堕三都，平公孙叔辄而已，未有杀人也。孔子曰善人为邦，胜残去杀，况孔子为圣人哉！而以杀为治乎？圣人，神武而不杀也，秉政七日，即诛大夫，酷矣，岂圣人之行哉？《荀子》曰子产诛邓析，而观《左传》则为郑驷诛邓析而用其刑，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皆不见史书记载，子书托之以为名耳，孔子名大，亦托于孔子。周公诛管叔，管叔结武庚为乱也，是数子，未犯法，岂为乱哉？可同论乎！先王君子不以言语罪人也，尧舜立诽谤之鼓而治，周厉王弭谤而放，秦禁偶语而亡，孔子圣人，岂违先王之道，而与暴君苛政同其谬哉！以少正言伪而辩，则杀之，不亦甚乎？以辟异端，吾闻以言论辟之也，未闻以杀戮辟之也，孟子距杨墨，程朱辟佛老，辞而辨之，非杀其人也，不能折其说而杀之，人不服也，天下所非也，实为暴也，适彰己恶耳，圣人岂若是之狂悖乎？吾固知法家托孔子以为名也，诚法家之诬孔子也，何儒者亦有信之者乎！先王君子之诛人也，待其有罪，人皆以为可杀，察其可杀而杀之，少正之罪，未显也，曰心达而险，而不见于事也；曰行辟而坚，而未害于人也；曰言伪而辩，而未犯于法也；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亦不见于律也。君子诛当其罪而人心服，此五者，岂使心服哉？罪名不显，人心不服，诛之适受恶名耳。诛不当罪，授人以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之杀孔融，曰不孝；司马昭之杀嵇康，亦曰不孝，罗织不孝之辞，然岂足以服天下哉？人胥以为冤，而曹马为天下谬也。

观乎《荀子》所载孔子诛少正之由，未免牵强而捕风矣，是不足以服少正，尤非鲁人所许也。孔子之尚仁，固无如此之暴；孔子之圣，固无如是之狂；孔子之智，固无如是之愚。异端之诬孔子也，儒者何为信之？当辨之。

七十九

君父之间，难言之矣！君杀臣父，臣如之何？此人伦之大变也，不审于轻重，辨于经权，则鲜有不至于残仁害义者。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君至重，临一国而不可无也；父至亲，长育子而无可报也。君杀父，杀君以报父，则不忠；父杀于君，不报父仇则不孝。此经也，于此焉，岂可不善取择之！而权不可不达也。

复仇于君父之间，孔子未之言也，而公羊高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于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君之杀臣父以法，臣不当仇君，杀者法也，法可仇乎？法杀之而仇之，则复仇者相循不止矣，何可胜仇？故舜之诛禹父鲧，禹无辞焉。父无辜，而见杀于君，子可复仇乎？如公羊氏之言，亦未审轻重也。孟子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警时君也。君之杀无辜之父，亦有辨焉，君听谗言而杀之，则仇在谗臣，不在君也；君以雠隙杀之，则君父之间，臣无与也；君以私意杀之，则君固臣之仇也，似可复焉。而又当视君之如何，君若如桀纣之暴，何不可复之有；君未若桀纣之暴，君以愤杀臣亦偶有之矣，则安可不深思而慎择哉！楚平王之无道也，弑两君而代立，得位不正也；夺子之妇，复欲杀子，为父不慈也；太子逃，而囚太傅伍奢，为君不仁也。父奢兄尚皆死于楚王之刃，复欲捕员，可谓不共戴日月者，员之欲复仇于平王，则何不可哉！父之难而不赴，何其忍而智！乞食吴道，何其忍而勇！假吴以伐楚，捣郢都，才略盖世矣；鞭楚王尸三百，怨毒何深哉！然于员之复仇，亦不能无辨也，楚王虽杀员之父，然员之宗族、丘墓在楚，王虽员之仇，楚则员之国也，假吴以伐楚，以与故国为难，则以私仇而罔顾于国矣，君子不能无辞焉。平王死，欲杀其子昭王不得，而乃掘平王墓，鞭平王尸三百，亦有甚焉，且何偿于仇？复仇之道非也。且其复仇，所假者楚之敌吴也，而事公子光，与弑僚之谋，楚平王之无义，忍杀其臣，员之所以切齿而不须臾忘也，阖闾之谋弑王僚以遂其私，复欲杀其子，其无义与楚王何异哉！而员乃事之，且助之，则员之所为亦与费无极奚异？费无极惧太子之怨己而进其谗，员欲因光复仇而成其弑。员之于父仇，不须臾忘，切齿报之，而吴王阖闾死于越人之刃，亦不共戴天之大仇也，夫差志盈，受其谄而改其初心，而员不能以复仇大义晓喻夫差，明越之不可释，惟以利害言之，徒谓越为腹心之病，不可不除。员以利害言之，宰噽亦以利害折之。举复仇之义，宰噽之邪说何从入乎？而员岂不知？盖员，功利意气之士耳，岂知义哉！其欲杀楚王复仇，怨毒之深于骨髓也，而复仇不择其术，凡能复其仇者，靡所不为，国之敌吴可假也，吴之贼光可托也，至于假吴师入郢，吴师肆其奸淫掳掠而不禁也，史迁称其“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迁之积怨于武帝而不能报，为谤史以戏之侮之，又恶知义哉！但为复仇之愤，而罔顾其他，则狠戾为不仁，不择为不义，匹夫之快快，而何足称哉！明之吴三桂引建虏以灭闯贼，清之龚孝琪导八国以破京城，皆报父仇，而致中夏沉沦，生灵涂炭，员作其佣耳，而效之者乃至于是！仇之不可徒以愤报，其鉴之哉！楚平王杀伍奢，于臣实为不仁；而员之引吴师以捣楚都，于国亦为不忠。以不忠报不仁，平王死而不得亲刃之，固其所也。而于吴之释越，又不能推复仇之义，惟以利害之说与佞臣争，其不胜亦宜也。其不能推复仇之义，其事吴王阖闾，欲假之复仇，非有忠于吴也，阖闾之死，不为之哀。夫差以伯噽为太宰，习骑射，三年后兴师以伐越报之，员无与焉，故吴王以宰噽之谗而不信其忠，越王举国委臣妾于吴，夫差之骄心起，喜其名利两得而许之，而员不能争，一时之名利方盈，又奚暇计日后之患哉！而员固为吴之臣，深知越之害，越灭吴，则己身无所容，而安能不争之哉！使于齐，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所念者皆利害也。争之急而适触吴王之怒，而托子于齐鲍牧，愈使宰噽之谗得进，吴王以疑其怀两心为不忠，卒赐其死，世多哀其忠，不得其死，而吾以员之不尽其忠，荏苒于利害而不能晓喻仁义也！员之复父仇，一意气之愤也，非有义存于其心也，

故为复仇而无择；员之事吴王，一功利之心也，非有仁义为其念也，故其谏吴王而不正。故君子喻于义，复仇以义不以愤，则所为者直；谏君以义不以利，则所谏者正。直则无所愧于人，正则无所疑于君，为之无弊，言之有功，岂意气功利之士所能与于此哉！

若吴王夫差本为复仇伐越，既破越，因勾践之雌伏而骄，忘其大仇而释越，呜呼！父仇不共戴天，岂勾践举国委为臣妾所能偿哉？况勾践之臣伏为伪耶！后又为越所灭，不能复其仇，以报先父；又不能防其敌，而亡于越。仇，国皆失，可不为大痛哉！而当时吴之臣子竟无以复仇之义语于夫差，伍员之忠也，后世称之，亦惟言越之害，余窃惑焉。世多言勾践隐忍，卧薪偿胆，灭吴雪会稽之耻，名列五霸，垂名后世，而鲜知夫差之报仇伐越，胜而释之，仇不得尽报，亦贻大患。使夫差惟存复仇之念于心，决灭越而不释，则五霸之名在夫差，世皆称夫差能报父仇，为孝子矣，而何勾践之足道哉！惜乎！喜于越之臣伏而自骄，蛊于噽之邪说而乍忘，仇失国亡，而贻讥后世，岂非后世之大鉴哉！释仇而亡于仇。

八十

复仇亦春秋之义，《礼记》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公羊传》曰：“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齐襄公灭纪，复九世之仇，而《春秋》大之，况父仇乎！父仇而不报，非人子也。余读春秋史至吴王夫差而重有感焉，世皆道勾践能卧薪偿胆，灭吴雪会稽之耻，然勾践之与夫差，臣妾之辱也，夫差之与勾践，不共戴天之父仇也，而夫差不能报，胜越而释之，贻大患于后，当吴之兵敝于外，勾践乘之以败吴，至于身死国亡，岂不悲哉！于夫差之败，或曰屡胜而骄致之，骄固人主之大疾，而何以致其骄而遽忘父仇，则柔佞不可不防也。老氏曰：“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此小人蹈天之恶，以毁人家，灭人国也！柔者，人之所轻而不防；而加以媚也，人之所喜而不能却；而甚之以佞也，人之所惑而不知。君父死于越人之刃，夫差岂无人子之心哉！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勤习甲兵以报越焉。惕惕以志之，乾乾而报之，当此时也，夫差亦如伍员之矢力于吴，须臾不忘郢也，至于败越于夫椒，乃许越王之和，遽忘初心，何至此哉！其复仇之念不敌骄矜名利之心也，三年之聚，一旦败强越，矧越王雌伏，奋神武，为先王所不能为，威震天下，且得大而能容，仁而能赦之美名，夫差又何能不歆于此哉！此伯噽之邪说得以惑，而勾践之卑屈可以成也。甚矣！小人柔佞之害，汉唐之昏君以制于阉宦，忘其拔扈之恶，而夫差强有力之主，亦蛊于其术，而忘其杀父之仇，皆致国亡，岂可不为之诫哉！而当吴之释越也，伍员知越之患，而谏吴王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阝，灭夏后相。后緍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句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

伯，必不行矣。”

员失旨矣！夫差之所以伐越者，何也？报父仇也。喜于勾践之雌伏，惑于伯噽之邪说而乍忘其初心耳，员之为忠臣，不乘其未定之心，急提其初心以警之，而但言违天长雠，且其以少康喻勾践，而吴王为有过，所喻不当，宜夫差之不听也。有过杀少康之父相，少康所欲报之也；勾践杀夫差之父阖闾，亦夫差所欲报之也。少康胜有过而不释，以祀夏配天，为夏贤主；夫差胜勾践而释之，何以雪先王之恨，而为吴之主乎！为员之谏，当曰：“王之所以伐越者，为何也？越寇蛮横，无礼于先王，先王统兵伐之，越寇狡诈，以死士相拒，伤先王之指，使先王疮痛而死，饮恨于九泉，冀王报之也，王亦整戈待旦三年，至今日伐而胜之，遽忘先王之仇乎！则先王何以瞑目于九泉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匹夫且为之报，至于死身，王胜而不报，何以为人子？昔者有过杀少康之父相，少康以一旅之众灭过而报之，雪父仇，复禹绩，为夏贤主，勾践以刃伤先王，王兴师伐之，正当禽灭勾践，以雪先王之恨，而听其请，何以为吴之主？且三年含血砺兵不易，一旦释之，前功尽弃。”夫差之人心未尽亡也，乍忘之初心必因之而激起，切齿之大仇必为之而愤发，岂有不听员之谏哉！伯噽之邪说何入，而越王之患永除。夫差以报父仇，统江南，垂名后世，不亦休哉！余读此，甚惜夫差之惑于柔佞以忘其仇，而伍员又不能以正谏也！

八十一

孔子周游列国，皆不得用，且困于陈蔡，既颜回所谓道大莫能容，亦孔子有圣人之德，圣人之才，弟子众多，诸侯卿相忌之也。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遂围孔子，使不得行，绝粮，呜呼！何圣人之受忌于时哉！文王之圣，天下悦之，孔子之圣，陈蔡困之，命之不同也！楚昭王之贤，欲以百里封孔子矣，而令尹子西止之，曰以孔子述三皇五帝之法，明周召之业，堪比汤文，使据土壤，贤弟子为辅，恐非楚国之福也。子西之谬也！知孔子之圣而忌其圣，使不得行，其不免于白胜，亦其报耶？孔子有圣王之器，惜无土耳，若为诸侯，必继汤文而王天下矣，继三代而更昌，述文武而更盛，七雄之纷争可免，暴秦之狂逞不得矣。乃天不祚孔子，何其不幸耶！孔子之不幸，亦后世之不幸，中国历史之不幸也！获麟之叹，岂为一时叹哉？王道绝而不可复兴矣。后之君子叹孔子有德而无位，称孔子素王，实有由也。

八十二

卫之乱也，父子争位，伦常乱矣，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正名。先儒于此，多失圣人之旨矣，盖读传而不读经，传为事，经为义，传为案，经为断，传从经，未有经从传者也。《左传》载蒯瞆恶南子淫乱，欲使戏阳速杀之，戏阳速告南子，南子告灵公，灵公大怒，蒯瞆出奔晋。此悍父逆臣之诬，犹申生之僭于丽姬，刘据之构于江充也，岂其实哉？申生之贤名素著，而人皆知其冤，蒯瞆之不肖，而又出奔，为君不终，史仍其诬耳。灵公殁，夫人欲立郢，郢曰：“有亡人之子辄在。”以蒯瞆为亡人，未以为逆子也，则亦知蒯瞆之受诬矣，辄在，则亡人如何？则固举国以听之辄，迎蒯瞆归，革淫人之命，正世子之名，而雪父之冤，正此时也！昧者欲废辄立郢，固非正理。而王阳明之《传习录》以辄当迎蒯瞆而归，辞位于父，群臣又必欲辄为君，辄乃不得已，尊蒯瞆为太公，而己退复其位。呜呼！此肃宗让玄宗之故事而终以欺其父，君子何忍为乎哉？圣人既书曰“卫世子蒯瞆”，父方为世子，则子不得嗣立，岂有废父立子之理哉！人子之于父，尽其心耳，不为人所移也，因国人之情而复其位，伪也，圣人教人尽诚，岂可行伪于父子之间哉！废辄立郢，固非义也，阳明矫之，愈为诈伪，父子必不相安，蒯瞆岂甘心子为君，而己为木偶者？必与子争位，非蒯瞆杀其子，则辄弑其父，如此父子相残，愈非圣人正名之意也。如玄宗之戴睿宗为君，父为君，己为太子，父死则嗣立，而辄之贪位，不待父之立，己遂越父而代之，且拒其父，数其父为罪人，辄其尚有人心乎？辄之为逆子，明矣，圣人必不立辄也。

又按赵高说胡亥曰：“卫君杀其父，不为不孝，而卫国载其德。”卫君者，辄也，杀其父者蒯瞆。圣人正名之义不明，而使奸臣托大义灭亲之名以蛊其君，胡亥杀兄自立，秦亡不及二世。贪位而杀父，贼之大者，尚何大义之有！此义惟王船山《春秋家说》得之，甚矣群儒之惛惛也！故南宋之臣恶光宗之不孝，而废光宗，立其子宁宗，伪尊光宗为太上皇，又陷宁宗于不孝矣，而宁宗安居其位，赏其废父之臣，宁宗之心，亦犹辄之心也，皆禽心也。春秋大义不明，使此悖礼逆伦之事行于朝，则正名岂子路所谓迂哉？说春秋之诸儒不得不负其咎也。

八十三

子路之死于卫，结缨而死，可谓勇烈矣，惜乎于义不达也，其死也不值。卫辄，何人也？而事之？与父争位，而死之！昔者亦尝问孔子：“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正名，而子路以为迂，奚其正，孔子厉斥其野，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卫辄以子拒父，岂为顺哉？又曰：“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名之有关于礼，有关于义，而曰名义，名教，其言也深矣，其为子路告也重矣，卫固孔子所谓乱邦不仕，辄固孔子所谓乱人当责者也，子路乃听之藐藐，终事卫辄，为辄拒其父蒯瞆，为乱人效死，而曰：“食焉不避其难。”岂不愚哉！其勇有余，而智不足也。呜呼！子路受教于圣门也，乃与匹夫之死同其谅，子路固孔子所谓具臣，而非大臣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季氏敛财，子路不能正，而与冉求同其污，不辨卫辄之贤否而事之，亦择主不明，其死也勇，而非君子死人之道也。子路之仕卫，孔子固知其必死也。以孔子之圣，而不能得之于徒，免徒之难，春秋礼乐崩坏，如此不可救也！以子路之贤，受教于圣人，而事乱君，死于卫乱，义之不明也。孔子亦尝多训子路矣，以为不得其死，而子路之年长而有不甚顺孔子之意，恃勇负气而有藐之之心，未能比于颜闵，安贫乐道，又不如子贡之明哲保身也。孔门弟子，唯子路不得其死，勇有余而义不足，果于行而不明于理也。

八十四

吴王夫差之无道，而杀忠臣伍子胥，由伯噽谗言之入，己又恶其强谏也。若夫越王勾贱，则可共忧难与共乐，雄猜之主也，文种、范蠡辅之灭吴成霸业，未有封赏，乃范蠡疑忌而去之，文种以属镂而杀之，勾贱之惨刻寡恩，又何以愈于夫差哉！业成而杀功臣，越之不终于霸也。幸勾贱之多经患难，兢兢而守，比夫差恤民，而不如夫差之亡耳。范蠡见几而去，以全其身，其同孙武乎？文种冤过子胥矣！

八十五

春秋之末，乱甚矣，周之衰，无王矣，犹有霸也，春秋之末，无霸矣，强凌弱，众暴寡，篡弑相寻，纷争不已。晋则六卿争权，而无晋侯，齐则田氏专政，而无齐侯，吴伐楚伐齐陵晋，吴越争霸，干戈不息，始穷战争，而兆战国之弊，卫则父子争位，伦理乱，宋则元公与华氏世卿争，鲁则哀公与三桓争，欲借越以攻三桓。故孔子不复出仕，一心教弟子，以六经垂后世，至于获麟，而哀叹曰：“吾道穷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尊王攘夷，贵义贱利，诛乱臣，讨贼子，以为天下法，以为万世纲。

八十六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

麟者，圣兽也，孔子，圣人也，圣兽之见，祥瑞之征也，伏羲之时，河出图，洛出书，孔子之时，见麟，而不见图书，道之不行也。圣兽被获，圣兽之穷，孔子老于鲁，圣人之穷也，德伤其类，麟之获，亦孔子之自伤乎？孔子视颜回犹子，盖知己者莫如颜回，孔子最贤回，自古帝王之兴，莫不有佐，尧有皋陶，禹有伯益，汤有伊尹，文王有太公望，颜回，孔子之佐也，颜回早夭，丧吾佐矣，吾何能久乎？

呜呼！麟之获，而圣人之命不久，道穷而王道不能复，丧予而明王不能兴，诸侯之争霸，交逐于功利，而非能继周之王者，陵迟于战国，焚坑于暴秦，虽两汉承之，而道之降也，不能如三代之粹，魏晋以后，盗贼夷狄交乱天下。孔子之哀，岂为一己之哀，一时之哀，为天下万世哀也！

使孔子为侯，必如汤武而兴矣，兴礼乐，伐不道，裕生民，定天下于一，儒术大行，七雄纷争可免，战国诈术邪说可绝，焚坑之祸不生，胡夷乱华不逞。继孔子者，以治百世之中国，无弱丧之祸。夫犬戎乱周，春秋之时，四夷交侵中国，孔子予桓文攘夷之功，孔子固有忧于华夷之防，故作《春秋》，明王道，内中夏，外夷狄，以为万世之诫。而后世驰其防，延夷狄入主中国，背孔子之教矣。孔子不能承汤武而王，孔子之憾也，孔子之不幸也，中国之不幸也，后人不能承孔子之教而圣，后人之不足乎？而为桓文之罪人，孔子虽受尊，而不愿飨灵于此矣。

孔子固有志于王也，“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欲继周王鲁也，“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孔子欲继文王而兴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自负其能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思继周公之业也，不能为王，摄政如王，亦其次也。“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孔子叹道学之不用也。孔子之不王，孔子之不用，诚天下万世之憾与！故曰素王也。

东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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