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武帝
（一）
三代以后，混一莫如汉唐，割据莫如魏武宋武。魏武贻子代汉，名取于汉，而汉末天下大乱，魏武定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微魏武，献帝不知死所，又除乌丸之世患，斩其王蹋顿之首，则立大功而篡，未可苛议，然犹不敢自篡而使子篡之乎？宋武之功尤烈于魏武，孙恩、卢循之中逼过于黄巾，桓玄之内篡甚于董卓，况夷狄占据中原，宋武灭贼诛篡，斩胡酋，内安外攘，微宋武，晋亡于妖贼，况晋已亡而又复之乎？故宋武之篡也，人无异心，恭帝亦欣然操笔，实以功力服人，非司马氏之欺人孤寡而夺之也。故司马氏之夺权，淮南三反，而晋之垂亡也，未有为司马氏兴师者。惜乎其不举复汉之名，灭桓玄而复晋室，又篡之，乃与萧道成等为伍。实可以义取天下，而假禅代之伪名也。自古惩夷狄僭窃之君亦莫如宋武，冉闵之灭羯赵，杀其数君，且灭其族，固铁血矣，然闵尝为其臣，乘石氏之内讧而为之也。隋文之灭北周，杀宇文氏殆尽，然假禅代之名，认北周之统，暗害宇文之宗，非冉闵、刘裕之为显戮，讨胡之暴，以胡为谮也，亦以世仕索虏，义不足以执之乎？明洪武之驱逐元虏，恢复中华，义正于隋，而未获虏酋之首，且为姑息，待其宗室以三恪之封，而蒙古之患与明相始终。辛亥更甚，不废其满酋帝号，优待其皇室，而后两次复辟，日本侵华，与之勾结，占据东北为中国之患，幸苏联助中国灭之也。宋武不仕胡虏，以南伐北，灭胡人之僭窃之国二，皆禽其主，数其乱华之罪而斩于建康市，并夷其族，可谓大快人心矣，以惩夷狄之僭窃，为赤族之报也。惜乎宋武有雄才，而臣乏智勇，有收复中原之志，而臣无赞成鼓励者，不能混一天下，禽僭盗中原之伪主一一斩之也，而何令隋唐认索虏为正统乎？朱洪武之有雄才，而所以惩夷不及也。呜呼！以宋武之心志，将有徐常，谋有伯温，若成混一之业，洪武且不逮也，故尤惜乎宋武之垂成也。割据之朝，刘宋最久，彭城之族常盛于后世，内安外攘之功至大，其宜有以报之乎？
（二）
魏晋之篡，君皆保全，篡位而弑君，始于宋武，连弑二帝，其后相习，受夺之主皆不免于死，唯宋太祖之宽厚，优待柴氏而不害也。作始不善，流毒如此之久也！宋武岂实凶德之徒，功高盖世，宜有天下，人无异论，安帝之愚无能为也，恭帝则欣然授于宋而无犹豫，何有不安，而忍于弑？至于再者！盖宋武已老，不三年而殂，虑子之幼弱，不足以继大位，又虑谢晦之有同异，桓玄篡位，不忍于安帝，而二刘、何、孟奉之以灭玄，顾前者之不忍而覆宗，虑子孙之弱劣或不保，故悍然为此大恶乎？然而老年作此举动，身死不久，子弑于其臣，微宋文帝之持重，宋室亦危矣。躬为弑而欲其臣之不弑，岂可得乎？以身率下，乃为子孙之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于义者，自全其利，喻于利者，以贼其义，而利害相随也。宋武有英雄之才，惜乎利害之念重，不闻君子之道也。讨灭篡逆，匡扶晋室，功孰与比？伐灭谮夷，振兴中夏，义莫高焉！以此得国，正于魏晋，几于两汉矣，何假禅代以继魏晋之轨，又为弑逆而多其污也。君子之老也，戒之在得，老作凶事，非所以垂福子孙也。宋武功烈于魏武、晋宣，而祚不及晋，子孙保全不如魏，为首开六朝篡位弑君之恶乎？
（三）
宋武帝托孤于徐羡之、傅亮、谢晦，而身殂不久，子为所弑，何其失也！然其诫少帝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非不知人也，何以托之？岂乏人才，能任事者，唯此四人，而又可以互相牵制乎？
营阳王
（一）
武帝方崩，拓拨嗣欲发兵取洛阳、虎牢、滑台，夷狄之无义也，崔浩谏之。按魏伐柔然，浩赞成之，伐宋，则谏止之，伐夏，又赞成之，浩之仕魏，犹未尽忘中国乎？犹王猛以晋为正朔，诫苻坚勿伐乎？二人以华人而为夷臣，君子所耻也，而不与夷狄伐中国，则犹非后世刘秉忠、张弘范、范文程、洪承畴之背祖，为胡虏之怅也。而崔浩之为魏修史，直书其恶而无讳，触怒虏酋而死，盖心亦不直索虏。惜乎浩之智谋，不亚张良，不归以辅佐宋武也，世仕北朝，宗族子弟在北，无以归也。
（二）
少帝甫即位，而外寇深，魏之南侵，入青兖，所向皆溃，独竺夔，毛德祖坚守，伤虏不少。竺夔以一千五百对魏将叔孙建三万，而时出奇兵破之。使其多有死亡而去。如此悍将，而辅政之臣不为之升迁，辅非其人矣。魏屡攻宋之虎牢而不克，毛德祖之坚守也，破杀魏兵，虏酋自督攻之不克，乃使其悍将叔孙建助攻虎牢，攻之垂年，无日不战，劲兵战死殆尽，而魏增兵转多，甚矣！索虏之穷兵，不恤其死亡而必欲下城也。毛德祖守孤城，抗强虏，昼夜相拒，而人无离心，不亚汉将耿恭屯车师抗匈奴也，檀道济畏虏而不救，安足为宋之万里长城？而辅政者，徐羡之等辈，不使相救，又何以堪其责！鲍昱所谓“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车师，属国也，犹不可弃，况虎牢之在域内，为国之重镇乎？终使城溃将虏，汉宋之大臣，相去何其远哉！关中之失，武帝方内征悍贼，将自内讧，幼王不堪为督也。武帝方死不久，而河南失，有猛将守之，非前事之比，徐羡之等辈诚非贤辅，其责大矣，而复为废弑之举，文帝一一禽灭之如鸡豚，岂非天道人心之公哉！
（三）
崔浩不信老庄，尤不信佛，似乎不为异端所惑，而修服食养性之术。寇谦之以神怪欺人，张道陵之流也，而以谄事夷酋，出于老庄之下，而浩师之，岂非大惑？老庄异端，寇谦之不尤为旁门左道乎？浩以之为师，并使其君崇之，自以为智比张良，而择术何其愚也！信妖道者，岂有善终乎！既曰浮屠胡神，何不问己之所事胡君？
（四）
乱臣贼子之弑君，皆有由也，独徐羡之、傅亮、谢晦之合谋，出人意外，而最为难解。少帝虽游戏无度，然方立踰年，未有大恶，而横废之，且至于使人追弑之，又取无过之庐陵而先凌蔑之。实非人理所能解。身极尊荣，君无猜忌，境土失而君无责，非有所迫，又非欲篡，非爱于宜都王而立之。船山解之曰：“羡之以位而为之首，而谋之夙、行之坚、挟险恶以干大恶者，实谢晦也。人至于机变以为心术而不可测矣，佹而彼焉，佹而此焉，目数动，心数移，殚其聪明才力以驰骋于事物之閒隙，蹈险以为乐，而游刃于其肯綮；则天理不足顾，人情不足恤，祸福不足虑，而唯得逞其密谋隐毒之为愉；国有斯人，祸不中于宗社者鲜矣。晦之初起，刘穆之之所荐也；其从军征伐，宋武之所与谋也。穆之者，固机变之魁；而宋武之诛桓玄、灭慕容超、胜卢循、俘姚泓，皆以入险而震人于不觉者为功；晦且师之，无所用之，则以试之君父而已。当其进言武帝，睥睨太子，侧目庐陵，贼杀之锋刃已回绕于二王之颈，曰‘是可试吾术’，而二王不觉也，武帝亦不觉也。机变熟而心魂数动，一念猝兴，杀机不遏，如是之憯哉！至于宜都既立，晦乃问蔡廓曰；‘吾其免乎。’则亦自知其徒以膺天诛为万世罪人矣。然而不悔也，机变之得逞，虽死而固甘之也。故天下之恶，至于机变而止矣。”
机变之起，天理不足畏，人情不足恤，名义不足顾，死生亦不足虑矣。其机险，君子不能测，小人亦不能测也，赵高之弑胡亥，欲灭赢宗，约楚降分王关中，当时孰能测之？羽父之请鲁隐公杀桓公，桓公不听，而弑隐公，不可测也，谢晦之当武帝之时脾睨太子，侧目庐陵，以太子“负荷非才”，庐陵“才轻于德”，武帝未听，其为弑之机乎？武帝知其机变，而不能远，竟以害其儿子，其机变之深，虽武帝不能觉。君子于机变之人，远之而已，若得其罪，即时诛之也。武帝亦机变之人，其诛桓玄、灭慕姚，连弑二君，亦人之不能测也，谢晦数从武帝征伐，深知其机变，武帝以其险施于其君，谢晦以其险施于武帝子，机变之相师，机险之相报，有如是哉！
（五）
徐羡之、傅亮废弑营阳、庐陵，迎立文帝，诸将皆疑其情，王华、王昙首劝而行之，文帝以为宋昌。二王岂独宋昌而已乎！辅佐文帝除权臣，开元嘉之治。而二王之贤，武帝留之也，武帝尝谓文帝曰：“王昙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岂不知人哉？知昙首为宰相，而不托以辅政大任，昙首望轻，不足以弹压朝右，姑以辅藩王，而徐收其效，知昙首为宰相才，以为文帝用，亦知文帝之英睿，可以用之乎？授文帝以荆州重地居之，则少帝之不堪大任，徐、傅之机变，自有文帝与昙首承之而制之也。故宋室危而不倾，武帝一言以决之，不可谓非哲也。
文帝
（一）
宋文帝即位年方十八，而诛权臣徐羡之、傅亮如鸡豚，不费毫末之力，谢晦之拥兵荆襄，亦禽之甚速，不可谓非英睿之主也。文帝之持重，不急不慢，先以北伐为虚声，后用檀道济能征之将以对谢晦，宽其尝豫废立之谋，故能诛杀权臣，为兄复雠，而强帝室。
（二）
文帝欲讨谢晦，问于檀道济，道济对曰：“臣昔与晦同从北征，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为少敌。然未尝孤军决胜，戎事恐非其长。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讨之，可未陈而擒也。”后果禽谢晦，由是而观之，人才各有所长矣，有智者未必可使为将，以张良之智，汉高以为谋士，不使之将兵，诸葛亮之不知察人长短而用之，用马谡计则平南蛮，用马谡为将则失街亭。用违其长，乃戮谡以谢众耶！而谢晦数从武帝北征，未尝领兵实战，智非出于檀道济之下，一旦与道济遇，则兵无斗志而溃，为将，固重于实战哉！道济悉晦之智，智可心领也，晦悉道济之勇，勇须实习也，此其所以不敌道济乎？当废立之际，晦于夕竦动不得眠，道道济则就寝便熟，已见晦不如道济之从容镇静矣。则两军相对，安有不慌乱而自溃者乎？
（三）
甚矣刘宋之为可惜也，宋武帝以天挺神勇，横扫江北，禽灭两胡君而斩之，自古未有也。拓拨惧而求好，赫连敛兵不出。以宋武之雄才，足可北伐，将无韩信、吴汉、徐达之独当一面，又无如萧何、寇恂、李善长者保守后方。此宋武之所以难也，讨慕容，而卢循袭建康，无可当者，唯俟宋武之还而定之。臣少腹心，宋武之北伐，又虑南方有事，南北之难以兼顾也，谋臣之不可恃，恃己之谋，武将之勇不可恃，恃己之勇，亦不堪其劳矣。慕容超灭，而姚兴竞之，姚泓灭，而赫连、拓拔争之，皆一时之雄，姚兴可待其年，赫连、拓拔则为子孙之患，而宋武已老也！
宋文帝之英睿，诛权臣，开元嘉之治，守文之良主，而不善进取。更乏谋臣勇将，不知乘拓拔血战统万，穷兵蠕蠕以进取中原，惮其克敌之威也。岂不知吴胜齐晋，而为越所乘，刘裕取关中，而赫连又乘之？赫连之雄，立国险要之地，其子亦为拓拔所禽。骤胜而骄，力战而疲也。宋文有北伐之志，而将帅进之不敢敌，当时唯患拓拔，拓拔灭，则无他忧矣，席卷中原，如反手之易也。宋武之英武而逢时难，宋文有其时，而不能绳父之武，到彦之之流亦不足有为也。
（四）
太子劭美鬓眉，好读书，便弓马，喜延宾客；意之所欲，文帝必从之，东宫置兵与羽林等。
文帝非昏暴之主，而不幸遭鸣镝之酷，慈爱其子也过矣。拓拨珪之弑于逆子，暴厉之过，激之而无所顾，文帝则慈爱太过，骄之而无所畏，皆以害子而亦害己也！
（五）
宋文帝鉴营阳之弑，庐陵之废，而大封诸弟以为王室藩屏，召彭城王义康入朝，倾心委任，可谓难能矣，而义康卒以废死，兄弟君臣之不终也！非帝之寡恩，义康有以自取乎！专权自恣，不顾君臣之礼，刘湛之不忠，借义康之势以抑殷景仁，帝之所不满也，又有拥戴义康之谋，义康不能绝之，而与之情好弥笃，焉能不见疑于帝乎？盖亦有篡夺之心乎？凡有目者不能无疑也。
自古帝王皆忌兄弟之贤能，必抑之，忍则杀之，三代以下，引兄弟入朝辅政者，汉明帝之于东平王苍，晋武帝之于齐王攸，宋文帝之于彭城王义康耳，宋文衰世之君，能引弟共理天下，岂非难能哉？然以晋武帝之宽厚，齐王攸之贤，小人间之，犹不能无疑忌，使之忧死也。况彭城王义康之不学无术，人有拥戴义康之逆谋乎？唯汉明帝之贤明，东平王之谦恭，相友而不相猜也。
（六）
范晔史学大家，乃听孔熙之劝，谋废宋文帝。或曰范晔性贪，孔熙以利害诱激之，利令智昏。曰：范晔儒素子弟也，非草莽之不知名义者，宋文帝，居位十数载之英睿之天子，非淫昏幼弱之主也，王芬武将不能行于汉灵帝，权之不足也，曹操、司马懿之雄豪，而不敢行于汉献、曹芳，犹畏名义也，何晔之敢行于宋文帝？
晔者著后汉之史，非不通史也，废立之事，自古所难，唯伊霍功成而名亦泰，王芬之败也，董卓、司马师、桓温虽成而贻谤于后世也，晔不顾名，不虑身家之祸福乎？能比司马师、桓温之权重乎？师、温虽成，行于弱主也，而文帝非其伦。徐羡之、傅亮、谢晦之废营阳，欺其年少荒唐也。而文帝以十八之龄，诛权臣，任用贤臣，开元嘉之治，未有可废者，未有能废者，则范晔之谋逆，诚不可解也！以史家而蹈乱臣贼子之行，亦何行与书悖乎！观其《后汉书》，其言道义非不正也，唐太宗之称隋炀帝尧舜言而桀纣行，盖亦晔之谓与！文帝诛晔及其子，而留其孙，犹为君人之厚也，谋逆者，无不灭族，而晔之后不绝也。
范晔《后汉书》讥班固之史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而叹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范史固重仁义，贵守节，叙杀身成仁之美，其书法言论正于班马矣。班马智及不能仁守，马迁为李陵游说，班固党于窦宪，怀其私恩，犹可解也，而未谋大逆，晔者所行乃更甚于班马矣，无权无勇，而谋废无过之英睿天子，谓班固为目论，何晔之所行，曾不如常人也？故讥人者，亦必诫己，以史为鉴，刘义康之贬，读史叹前之不知淮南王刘长之事，若晔者，虽知前事，而犹敢行之也！
（七）
彭城王刘义康以专横取忌于宋文帝，而遭贬迁，于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长事，废书叹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然则史恶可不读乎？以史为鉴也。故司马光书曰《资治通鉴》，取往代之得以为资而治，知往代之失以为鉴而免，故船山称其“旨深哉”。为政者，尤不可不读史也！义康之读也晚矣。东平王，河间献王之免于咎者，通古今之史乎？
（八）
崔浩恶佛，劝魏主拓拔焘灭之，尽诛天下沙门，毁诸经象。浩知恶异端矣，而恶之也何过，乃欲灭其人，火其书，除其庐，以此为是为止异端之道与？然正道与异端自古对立，如君子小人互为消长。何世无小人，岂可尽绝之？何处无异端，岂可尽灭之？绝之灭之，亦不仁矣。君子之于小人，其稍有良知廉耻者，教而化之，以导为君子；其悍鸷冥顽不可训者，惩而治之，以禁其为害。然非绝其类也。孔子曰恶不仁者，不使不仁加其身，未闻不使不仁者不留遗种于天下也。恶其不仁，而绝灭之，己亦不仁矣，岂非惑焉？任恶怒之情而不知返也。夫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大道小道之所别也，未闻欲行敦化者绝川流；日之光明，月之清辉，禾以为人，草以为物，正道异端之所分也，未闻尊日而毁月，种禾则欲绝草也。使草不杂于禾，以为禾害，不滥于地，以为地碍而已。佛者，异端之尤也，行于数千年，自有其理，朱子曰：“以其有空寂之说，而不累于物欲也，则世之所谓贤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说，而不滞于形器也，则世之所谓智者悦之矣；以其有生死轮回之说，而自谓可以不沦于罪苦也，则天下之佣奴爨婢、黥髡盗贼亦匍匐而归之矣。”上可以足贤智之企慕，下可以慰俗愚之苦惧。为众智群愚所尊奉皈依，恶得而灭之？为灭佛之说者，非仁也，亦非智也。君子辟异端，导之正也，辨其非也，绝其害也，岂灭之哉？不能导之正，辨其非，而灭之，又恶能绝其害？三武之灭佛，毁寺庙，令僧归俗者多矣，而灭之不以其道，而世悯之，止之不得其法，而旋复张之。故倡灭佛者，不足以制佛，而适授人以恶名。
佛教诚祸人心，不可不辟，而非杀其人可辟也。君子辟异端，辟其道，不辟其人；辟其偏谬之说，非灭其道。辟其道，本也；辟其人，末也。人之惑于其道者也多，焉得胜辟？而人之惑，根于其道之偏，其道之偏不辟，惑之者相随，辟其道，其人自正，辟其人，而道犹昌也。杨墨之祸于战国，孟子辞而辟之，廊如也，辟其道也，非与其人为仇也，归斯受之，其人未必不可导之归正也。崔浩恶佛如寇仇，乃欲尽诛其人，非能尽诛而激其怨，是堵塞之拙，亦非保身之道矣，崔浩之死，与僧为怨也。异端之道暂息而终昌。
虽然，佛徒之取诛于人主，亦有以自取也。非但饮酒之犯其本教之戒也，挟兵器以犯国法也，而多厚藏以召人主之忌，又多匿妇子。佛氏以空为道，以贪为戒，而其徒敛财以万计，何其贪也！佛氏出家，绝妻子矣，而其徒多匿妇子，何其伪也！六朝已然，聚敛之不已。甚者，掠人之钱财，奸人之妻女，胡元之世，公然夺百姓之妇，挖帝王之陵，尤其极也！无教无败类，固不可以败类归罪于其教，而佛教之败类何其多也？为广教之私，收之不择其类，藏污纳垢，无所不有矣，况其教之蛊惑天下之人，使人趋之若狂，为其徒者，上可不事而贵，下可不耕而食，便慵懒之徒，为奸猾之聚也，教诚广矣，其不良之徒累其教也多矣。
而崔浩知恶佛教矣，惜乎不以恶佛教者恶索虏，知佛为胡神而欲灭之，而不念拓拨之为胡酋而除之，非假手于中国之主，而假手于僭盗之夷君也！
（九）
崔浩以国史案被杀，惜乎，崔浩之多谋善断，而事非类雄猜之主，不得其死也。崔浩之死，其原多矣。崔浩欲整齐族姓，分别流品，以取疾异类，欲复封建，亦触索虏之忌，直书索虏之史，更触虏酋之怒。智莫审于量主，崔浩固多智多谋，何亚良平？然而择主于非类，非我类者，虽能用我，然戎狄之喜怒，非我所能测，彼以华夏为异类，安不更为猜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结盟且恐有贰，而况与为君臣乎？整齐族性，则彼以为欲尊华胄也，恢复封建，则彼以为欲汉人分其土地也，直书魏史，则彼以为欲暴其国丑也，无往而不召忌，胡汉之相猜防，崔浩岂能免于死乎？至连崔浩同宗者，与浩有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则旷古为有之祸也！令卫士数十人尿之，亦旷古未有之辱矣！夷酋之蛮野暴虐至于此哉！浩知宋武之英雄胜于慕容垂，挺出寒微，不阶尺土之资，不因一卒之用，奋臂大呼而夷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西灭姚泓、当世无伦，何不投宋武，辅佐宋武收复中原，岂不名昭百世，生荣而死哀矣！盖小人之怀土，不明于夷夏之大义也。
虽然，崔浩之直笔，岂不贤于后世之谐臣媚子哉？作魏史，叙拓拔氏秽恶，入寇由来，使中华之人耻之不以为君，后王惩之以为诫，固有功于人极也。至于宋濂身为明祖佐命之臣，与复中华，非有忌也，何反不如崔浩？何恩于胡元，而扬其美？何亲于蒙古，而掩其秽？使其兴如汉唐而更有余休，其亡也，如无罪于天下者，则后世之王何以为诫？中华之人何以为耻？流毒后世。胡元可主中国，其后满清之入关，亦何所忌？刘张可称豪杰，其后范洪之佐建虏，亦何所愧？浩公其直笔而不虑赤族之祸，濂以曲徇虞集、危素之私为蒙虏隐恶溢美，人之相去，何如此之远！浩承三代之直道，可谓难能矣，若濂之罪，可胜诛哉！
民国赵尔巽修《清史》，尤美胡清，虏之谮号猾夏，而称为太王翦商，虏之对峙中夏，而称为文王事昆夷，盛德至善以誉虏酋玄烨，载淳之淫昏，而曰至仁至明。是以明为商，而虏为周乎？以明为昆夷，而虏为文王乎？明德不及商，虏德更何逮于周也？况华夷之别乎！若比虏为文王，而卑明为昆夷，非但徇恶美夷之可耻可恶也，且丑夏矣。皆崔浩之罪人也。
（十）
文帝使王玄谟等北伐，沈庆之谏之，曰：“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再行无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后果败王师。非但文帝所用之非人，亦宋以步兵当骑兵，甚为悬殊矣。虽汉以全盛之天下，为骑兵之少，不可以敌匈奴，武帝多练骑兵与匈奴血战而克之，况宋以偏安之江左哉？其为胜负，不待智者而知也。然庆之曰：“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则不足以驳主也。陆逊非白面书生乎？而败刘备于夷陵，为东吴社稷之臣，陈庆之为书生，而横扫北魏，下五十余城，非必书生之不知兵也。文帝谋议于纸上谈兵者，故所以误也。赵括之言兵，自以天下莫能当，父奢不能难之，王玄谟之陈令文帝有封狼居胥意，亦赵括之流也，纸上坐谈以动主心，非以实战之勇，深思之谋，焉能不败乎！闻魏兵之盛，不战而自奔溃，委军资器械于索虏，其庸懦也如此！
兵之所以取胜者，谋勇而已。薛安都之勇，脱兜鍪，解铠，唯著绛纳两当衫，马去具装，瞋目横矛，单骑突陈与索虏战，虏箭不能中，杀伤虏兵甚众，置于死地，而无死可惧，可谓能用勇矣。曾方平谓安都曰：“今勍敌在前，坚城在后，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进，我当斩卿；我若不进，卿斩我也！”誓死与虏相争不退，兵是以胜。刘康祖以八千对虏军十万而不退，下令曰：“顾望者斩首，转步者斩足！”兵士殊死与战，竟杀魏兵万余人，非必索虏之不可当也，勇将如此矣，任帅之非人也。文帝不知多用勇将，而托大军于坐谈之士，故终北伐无成也。
（十一）
沈璞守盱眙，或以索虏盛兵南下，劝璞还建康，璞曰：“虏若以城小不顾，夫复何惧！若肉薄来攻，此乃吾报国之秋，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诸君尝见数十万人聚于小城之下而不败者乎？昆阳、合肥，前事之明验也。”及臧质向城，众谓璞曰：“虏若不攻城，则无所事众；若其攻城，则城中止可容见力耳。地狭人多，鲜不为患。且敌众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质众能退敌完城者，则全功不在我；若避罪归都，会资舟楫，必更相蹂践。正足为患，不若闭门勿受。”璞叹曰：“虏必不能登城，敢为诸君保之。舟楫之计，固已久息，虏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共见，其中幸者，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耳。彼虽乌合，宁不惮此邪！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则虏退速，少则退缓。吾宁可欲专功而留虏乎！”
贤哉沈璞忠勇报国，敢以孤城抗虏数十万之师，以光武自励，不专功于己，纳臧质而保孤城，城以保，身以全，名以泰，非但贤德也，岂非智乎？又不居功，而归功于质，非有学而然，则天质之美矣，非但勇士也，抑亦君子乎！言索虏之残害，古今未有，所向屠割，幸者为奴，安可不奋勇攘虏乎！
（十二）
拓拔焘南侵，求酒于宋将臧质，质封溲便送焘以辱之，此盖旷古未有之外交矣！以人臣而辱人之君也，蔑视强虏，视之不如犬豕，何见威之可惮？答其书，自称寡人，以尔相谓，令其生相剿缚，亦何脾睨之甚。激虏酋之大怒，重兵倾力以攻城，而不能下，而虏军死者过半矣。刘宋北伐虽败，而强硬如此，远非赵宋之软弱可及也。虽不足以攻，亦足以守之矣，以拓拨焘之雄武，混一北方，克统万，扫柔然，而不能渡江也，战胜而求和，宋虽败，而魏亦力疲，实为惨胜也。东晋偏安江左，宋齐梁承之，以江南之地抗强胡两百多年，而授于隋文。宋偏安江左，保持一百余年，亡于蒙古，南明不过数十年，亡于满清，桓温收复西蜀，大有造于华夏，而南朝汉人之血性勇敢，非后世可及也。
或曰：刘宋不过数十年，赵宋三百年。曰：国之强弱不在祚之长短，以天下之安危为计，岂以一姓之兴亡为计。曹魏五十年，晋之祚过百年，而魏之兴也，一战而除乌丸之患，制四夷如狗彘，晋丧中原于五胡，偏安江左，令杂虏蹂躏中土。刘宋之兴，东灭慕容超，西禽姚泓，北威拓拨嗣，强虏敛其兵，收复中原过半，子虽不能绳其武，而亦硬气过人矣，拒其敌国之礼，与赵宋之称臣于夷，斩北伐主帅之首以送夷，相去岂不远哉！北伐虽有败，而保守江南则有余。刘宋亡于权臣，岂不胜赵宋之亡于夷狄？择祸莫如轻，赵宋处心积虑以防权臣，而以天下授于夷狄，何其择祸之重也！
而虏酋与臧质之书，曰所遣斗兵，尽非其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所谓国人，鲜卑人也，氐人、羌人、丁零、与汉人，皆彼征服而役使之奴隶耳，彼驱之为炮灰，虽多死而不惜，且以为减其国之贼，案
《魏书》曰索虏“每有骑战，驱夏人（汉人）为肉篱”。呜呼！夷狄僭窃中土，不以吾汉人与他夷为民，而以为盾为鲜卑人挡之！视为贼随宋军之杀而利之！诚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何汉人之愚，受其役使以攻同类也！柳元景尝让魏之降者曰：“汝辈本中国民，今为虏尽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虏驱民使战，后出者灭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将军所亲见也。”则虏法之重，汉人不得不从也。夷狄入主中国，其虐使吾民也如此！安可延夷狄主中国乎！满清之驱汉以杀汉，索虏先之矣。
甚矣索虏入寇之暴也，陷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视吾民如草芥而屠割之！索虏之暴，何亚戎羯！过于匈奴矣！沈璞所谓“虏之残害，古今未有”，而今之专家犹称北魏民族融合有功耶！驱汉人为肉盾而使挡之，以氐、羌等夷为贼而利人杀之，旷古未有之虐也！血战以克统万，穷兵以破柔然，复穷兵南侵，杀掠不可胜计，而魏之士马亦死者过半，旷古未有之酷也！
此役不久，拓拔焘死太子晃，身亦死于其宦官宗爱，诚其报也，宋文帝欲再举北伐，而弑于逆子劭，何其不幸也！
（十三）
宋文帝北伐失败，未复一土，而多亡兵民，史曰上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趑趄，莫敢自决。又江南白丁，轻进易退，此其所以败也。则旨哉上古王者之遣将，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说《春秋》者亦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代之多胜而少败也。吴大帝之全权以授陆逊而破刘备也。以宋武帝之神武，亦委王镇恶以破关中之权，明太祖之雄才，而北伐胡元，授徐达以专政之任，二君之明达，犹且如此，阃以外之事，非阃内之君所悉也，阃外战势有变，非阃内之律可拘也，自非光武之谋如天心，安能远指乎！况宋文之不娴武略哉！唐玄宗英达之君，多涉外将之用兵，而丧师于叛胡，而成安史蹈天之祸，皆可为人君之诫矣！
魏之胜，宋之败，魏之君亲征也，宋之君遥指也，固有不侔矣。亲征则恐如苻坚大溃，焘亦幸惧渡江之谣成真耳，遥指则将不能尽其才，宋文之北伐无所获也。
（十四）
宋文帝北伐，欲继汉武封狼居胥，与佛狸大战，宋魏皆损伤惨重，元嘉之政衰，佛狸死于宦官宗爱之手，宋文帝亦为逆子刘劭所弑，哀哉！战祸既深，而乱臣贼子又生焉！观宋文帝之诛权奸傅亮、徐羡之、谢晦，何其明且决也！弟彭城王义康之专，亦能忍而赐死，而于子劭之悖逆，独难忍焉，忘僧绰谓曰：“臣恐千载之后，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儿。”文帝以此悬首于逆子，岂不旄哉！
太子劭、始兴王濬之勾结宵小，为巫蛊之逆，帝自决废之可也，何与大臣谋议，乃屏人密语，连日累夕，并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驰报劭，而有劭之逆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谋及妇人，未有不败者，而文帝皆犯之也，慈爱不可过，逆子不可姑息也！
（十五）
逆劭之祸，千古人伦之惨矣。前虽有弑父者，楚商臣、蔡般，诸侯之子也，父之不慈而激其逆。拓拨绍，则夷狄也，亦父之暴厉激之。若以皇太子弑父，则始于劭，父非不慈也，而爱之也过，乃卒为弑逆，人道之不幸哉！
自汉魏禅让，君臣之义替，魏之三帝非废则弑，或假为禅让，晋之七帝皆不得其终，惠帝弑于藩王，怀愍二帝虏于戎狄，元帝逼于王敦，海西废于桓温，安恭二帝弑于刘裕。刘宋代兴不久，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推刃于少帝。至于文帝，又出以子弑父之祸焉！诚世道之惨变也哉！几何不沦于禽狄也！然君之废弑，鲜有起兵而致诛者，独桓玄授首耳。至于文帝弑于逆子，则普天莫不义愤，故以武陵王骏之庸懦而敌劭之凶狡，不旋踵而亡，与逆之弟濬，辅逆之臣萧斌亦皆不逃上刑。君臣之义灭，而父子之伦尚存，弑父者为覆载所不容，南朝之史，皆书元凶，称逆劭。可见人心之中，父子重于君臣，父子天性，不可泯也，人道之不至于澌灭，中国之胜于夷狄，赖此也夫！后世尊君卑臣，至以君臣大于父子，以君臣之义灭人之天性，则至于无君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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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陶扬鸿《读史通论》：宋武帝、营阳王、文帝二十三篇（10935字）发布于2021-07-06 00:3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