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通论：晋武帝、惠帝十七篇（10526字）

武帝

（一）

曹魏禁锢宗室，宗室无权，异姓夺权，无有起而抗者，晋武惩魏之弊，大封同姓，而旋有八王之乱，自相鱼肉，使五胡乘衅。矫枉过正，未有不枉者也。然以咎封建之不善，则非矣。法无一定之善，在人所以用法耳。汉初矫秦之弊，厚封诸王，虽有吴楚之乱，然有明君贤将处之，转危为安，无胡人乘衅。晋之分封无异于西汉，八王之乱，过于吴楚者，主愚后悍，莫能相制，而授藩王以柄。自汉魏以来，胡人内迁者多，而八王用夷狄以相争，遂使胡人乘衅。

然以武帝之不终，惠帝之愚，怀愍之不足以图存，晋室犹能偏安江左，抗五胡精悍之师，延命百年，未如魏之速亡，宋明之尽亡者，赖琅琊王司马睿立于江东也，亦岂非封建之利乎？以王敦、桓温之雄才，终敛其志莫能夺，桓玄移鼎而旋复，至刘裕功勋赫奕，内安外攘，乘主不知饥饱之愚，晋室乃亡，岂非大封同姓所以维系之乎？

秦之强也，魏武之雄也，子弟如匹夫，而其亡也忽焉，汉可谓能鉴秦之失矣，而祚及四百，晋无汉唐之功，功且不如曹刘，以阴谋夺权，主之至愚也，乱之频起也，国祚虽不及汉唐，而亦百有余年矣。六朝五代猜防同姓，诛夷之几无遗，权臣起而攘之，其亡之促且有甚于秦魏者。宋明国祚久矣，制驭有术也，无权臣之危社稷，然更猜防天下，盗贼夷狄进矣，而有亡天下之祸。故以西晋之乱咎封建之非，则以春秋战国之争咎文武周公之不当裂土而封乎？后人之不肖也，非可咎立法者。封建之弊，极于西晋，然犹保守江南，郡县之弊，极于宋明，则亡天下于夷狄矣，孰轻孰重哉？且晋之胡祸发于腹心，而宋明胡祸由于外寇也。腹心重而外寇轻，乃晋保南土，始终抗衡强胡，宋明尽天下失之，亦相去远矣！

（二）

晋武虽篡，然其待曹氏也厚矣，封曹奂为陈留王，邑万户，行魏国正朔，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世袭王爵。除魏宗室之禁锢，并任用之，魏之贤藩者封公，比魏之优待刘氏者，且过之。盖为先父弑曹髦，愧之而优待若此乎？献帝封山阳公，传国至永嘉，为胡贼所杀，而国除。刘禅之后至永嘉更绝灭矣，唯曹奂之爵世袭最久，至南齐方绝，二百余年。晋之厚于曹氏也，曹氏亡国不亡宗庙，无失国之痛，子孙保全。曹魏创建者虽无德泽，然功在华夏，徒以苛法失人心，其亡也促，而祸不加于士，毒不流于民，盗不骋于郊，民生犹安，而封国如此之久也！三代一下为亡国者之最矣。责曹氏比于王莽者，岂不刻哉！非为世教，乃害世教也。贻子孙安全者，其必有道矣。

（三）

司马孚，乡愿之奸者也！司马懿盗国，而孚盗名。史以齐王芳之废，孚泣送之，高贵乡公之弑，又枕股哭之，陈留王之退位，执王手，流涕歔欷，自称大魏纯臣，称其忠贞，是听其言而不观其行也。孚之忠以言，而不以行，其为忠言于众，而非言于人，以其沽名易也，言于人，而人或不闻，言于众，而众莫不闻。司马懿之诛曹爽也，孚为其弟，不谏其滥诛，使曹真绝后，名士减半，太尉王凌欲立楚王彪以兴曹氏，懿诛之，灭其族，亦不闻孚之有谏言，而孚为太尉矣。夏侯玄之为魏栋梁之臣也，司马师忌之，问于孚而杀之。齐王芳之废，孚署其名，曹髦之讨司马昭，贾充以成济逆之，孚无劝阻，陈泰尝为司马谋臣，而其哭高贵乡公，劝昭斩贾充谢天下，孚为昭之叔父，而曾不如泰也。陈留之禅，自称大魏纯臣，欺谁，欺天乎？受晋武安平王，四万户之封，不臣之礼，倍于陈留，官至太宰，诸王三公之上，九子亦皆封王，身荣而死哀，晋武亲拜尽哀，比汉之东平献王，配飨太庙。非徒盗名，亦享厚利矣。岂不感其佐懿之功，而戴之如此之厚哉？遗令自称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其所以为乡愿也。

其寿至九十三，历经汉魏晋三代，魏之篡汉，彼亲见矣，司马氏之所以篡魏，彼皆亲见之，懿之执政不过两年，非植根深，如曹操挟天子二十五年之久也，而懿死则师继，师死则昭继，昭死则炎继，炎继不久，即代魏鼎，非孚暗辅之，何能至于是哉？其泣髦、奂也，姑以避天下之责耳。甚矣孚之寿长也，懿之寿长，长孚一年，晚攘魏政，不久而逝矣，孚不欲继其位，以避篡夺之名，而为兄侄之助益，以使侄孙感戴如此，亦必不细矣。司马氏之精明，丕植之争位也，懿事丕，孚事植，植失势，而孚事丕，两事曹操子，而亦两为魏晋臣也。

（四）

三代以后，不用谲谋，而以德服人，羊叔子诚为其卓矣，羊叔子遗陆抗药，抗服之，抗遗羊叔子药，羊叔子服之，其推诚相信而无所疑也。羊叔子以德绥吴，抗亦以德相报。沔上猎，吴获晋人先伤者，抗皆送而相还。吴以一隅抗强晋，抗之德能诚为东吴支柱矣。羊祜不用谲谋，抗不求细利，竞德之大小，而不争力之强弱，三代以下，唯此二将为然。

吴主用诸将之谋，数侵晋边。抗谏之，曰：“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彫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昔齐鲁三战，鲁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则？大小之势异也。况今师所克获，不补所丧哉？”

抗之斯言也，贤于诸葛孔明矣，孔明、姜维之黩武也，虽有克捷，不伤魏之毫末，而蜀汉之力已疲，魏倾军伐蜀，一旦而灭之，为吴之前鉴也。小大之势不敌，小之伤大也微，大之伤小也巨，小之伤大，皮毛之痛也，大之伤小，腹心之害也，非积其力，乘其弊，安能摧之哉？吴越等国，越之灭吴，犹积二十之力也，汉之人众于匈奴，汉破匈奴，亦积数代之力。非当天下之乱，安可行急取之策哉！吴主之任抗不如汉主之任亮也，然抗在而吴在，抗亡而吴亡，诚吴社稷之臣哉！

（五）

嵇绍之仕晋，知有君而不知有君父。父康之忠于魏也，司马昭忌而杀之。绍忘父仇，而事仇人之子，后之著忠于荡阴之血，恶足盖其不孝之罪？山涛劝其入仕，陷绍于不义，绍从之，自蹈于不义。方以智以为“康生值魏，司马篡魏而杀康，是为国仇，岂特父仇乎？如绍者，靓比也。诸葛诞见杀，靓誓不见晋武，背洛水而坐。绍即不尔学父之锻，老于锻何如？不则何不为季鹰乎？季鹰之飘然还吴，吴犹远于谯之至也，何至血著于荡阴乎？”不可仕而仕之，无须死也死之，仕之也不义，死之也不智。

文信国之《正气歌》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信国引喻失旨矣！睢阳之忠可嘉，而食人之罪不可逭；若夫嵇绍之死晋，而不孝于父，何可以正气许之乎？晋史称绍之忠，不知绍之不孝，晋之清谈，而伦理不辨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伍员之报楚也，匹夫尚可寻仇于君，况非我君，而为篡贼乎？势之不能报其仇，则如王裒之隐居不仕，而忘父仇以仕之，可谓大不孝矣！不孝其父，而忠其君，胡信其真哉？其仕也，贪富贵也；其死晋也，沽忠名也，君子何乃称之？

（六）

夷齐以下，范粲岂非至贞之士乎！魏主芳之废也，范粲素服拜送，哀动左右。遂称疾不出，三十六年佯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夷齐之耻食周栗而饿死，餐则耻履晋地，不言而终。夷齐烈，而粲之孤忠隐矣！如王经以身殉魏易，历代皆有之，如粲之孤忠不言难，旷古唯粲耳！既以全其忠贞，又以保其家门。子乔等三人，亦并弃学业，绝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亦如此之孝也，晋武帝赐以二千石禄养病，子辞之不受，父子并著忠孝之节，与嵇绍之忘父国而仕晋，相去岂不远哉！夷齐得孟子、司马迁表之而称道不绝后世，范粲则鲜有称道者，后世之史发扬不足，无谓三代以后无人也。

（七）

惠帝之至愚，不堪为嗣，凡人皆知也，武帝亦忧之不堪承大位，则劝武帝之择贤而立也易，乃盈廷鲜有言者。卫瓘欲言之，佯醉而不敢直言，武帝之宽厚，非刚愎之主也，瓘之不敢直言，盖畏贾充之势乎？充之以女婚太子，怀其私而力保之，瓘之言“此座可惜”，而武帝意悟矣，以政事试问太子，贾妃请人代之，而止废立之谋，贾充知瓘之谋，与贾妃骂瓘老奴，“几破汝家”，贾后以此衔恨瓘，而瓘之后不得其死也。甚矣！贾充之奸也，既以亡魏，又以误晋，瓘之忠不足，不敢直言以决帝意，而终为奸后所害也！

（八）

王浑王济父子与匈奴人刘渊相善，劝晋武帝用渊平吴，孔恂、杨珧谏曰：“臣观刘渊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言之是矣。周襄王用狄人伐郑，胜之，而卒受狄难，前车之鉴也，况渊之狡悍乎！中国岂无人焉，何必用夷也？用夷平吴，则夷以为中国无人矣，而轻中国矣。汉之混一天下，岂用夷哉？唐多用夷将，虽然称强，而后世不能驭之，卒为夷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先贤典训，恶可忘哉？然大渊之才，以为无比，亦使渊自重而轻晋矣。

后秦凉覆没，帝畴咨将帅，上党李憙劝帝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刘渊一将军之号定之。孔恂曰：“李公之言，未尽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劲悍，刘渊之晓兵，奉宣圣威，何不尽之有！”恂曰：“刘渊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而一劝用之，一谏用之，皆重渊也，非为晋功，则为晋患，愈启渊之僭逆。司马攸劝武帝杀渊，固为后世虑，然不知本末。使晋任贤使能，君明臣忠，而无内竞，刘渊虽甚狡悍，恶能乘之？恶敢为乱？治之以其道，亦岂欲为患？渊虽鸷，其初岂有叛晋之心哉？司马颖之败于王浚，且欲救之，刘宣谓渊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驰，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则晋治夷不以其道，奴使匈奴，而激其怨，宗室又自相鱼肉，使彼乘衅，忌其雄而杀之，而晋不治，不更激其怨，而速其叛哉？杀刘渊，而有刘聪，虏晋二帝，愈为凶矣，刘聪之后，又有石勒，为之助虐矣，岂可胜杀哉？纵皆能杀之，更激夷狄之怨而为中国患，非所以为中国安也。孔恂之谏适所以重渊，司马攸之劝，不治其本，郭钦、江充徙戎之论贤矣，亦不足以治本，徙戎或激其叛，又当如何哉？惜无贤臣劝武帝勿以愚子为嗣，友贤弟，任贤能，养虎将，固武备也，此乃本也。非惠帝之愚，则杨贾不能乱政，非国多奸佞，则朝政不得败坏，司马攸非受武帝猜忌而死，则八王不能为竞，国多虎将，武备不驰，虽有内竞，夷狄不能逞，汉末三国，亦内战频仍矣，岂有夷狄之患哉？且制夷有力，夷狄帖然稽颡也。多勇武之将，使夷狄畏惮。《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八王内竞，而不足以竞，示夷以弱，而刘石相逞耳。

（九）

吴蜀之灭，君臣皆受优待，刘禅封安乐公，孙皓封归命侯，皆善终正寝，晋之宽厚也。而其后主所以对晋主之辞则不同矣，史载司马昭与刘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昭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昭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郤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昭复问，对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

或以禅大智若愚，故为痴愚以消晋主之忌，然以盛年，可战而降，答晋主之辞，未免乎卑矣，以贻人之笑，不亦辱乎！况司马昭并无忌害之心，正形禅之暗弱也。

孙皓则强于禅也。晋武帝谓皓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皓之此答可谓不卑不亢矣。武帝又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武帝欲辱皓，反为皓所辱，悔之，然亦不害。

贾充谓皓曰：“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暗讥充之助司马昭弑曹髦也，充默然甚愧，而皓颜色无怍。充欲讥皓，反为皓所讥。历代亡国之君，身为敌虏，盖未有如此敢相抗者也。本俱为主也，一旦北面，诚不甘也，虽为敌虏，而岂遂为之屈乎！

刘禅暗弱而无为者也，孙皓残暴而欲有为者也，以弱吴不能当强晋，故亡耳，而政自己出，尚能用陆抗、张悌之抗晋大将，势穷而降，比之禅倚赖诸葛，随人左右，听谯周之劝，不战而降，岂不强乎？

（十）

贾充实奸佞小人，辅司马氏以阴险篡逆，导成济以弑高贵乡公陈泰曰：“独斩贾充可以谢天下。”忠义之士所疾。灭蜀并吴，邓艾、王叡等人之功，充无与焉，司马氏感其弑君戴己，而重任之，晋之立国，充为元辅，何以示教天下？孙秀、诸葛靓之忠，而晋不能用也。

而充之力沮伐吴之计，至言腰斩张华以谢天下，盖以己不居伐吴之任，而令王叡、杜预等立功。使己之丑女配太子，以固宰辅之职，充之情见矣。非晋武惩魏禁锢宗室之弊，大封同姓，夺其兵权，晋武之年长于魏明，贾充之年不过晋宣，制晋惠也如曹芳矣！一女犹足以乱晋，杀元舅、藩王，囚太后，况充之奸狡乎！患权位之失，力保武帝愚子，嫉贤妒能，岂唯魏室之逆臣，亦晋室之蟊贼也。西晋之亡也速矣，大封同姓，琅琊王延之也。

（十一）

匈奴刘渊之好学，师事名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其受汉化非不深也，然卒为五胡乱华之魁，《诗》、《书》不足以教化犷悍之戎狄，而适足以益其奸猾，况左传、孙吴之书，记用兵之谋，《史》、《汉书》载阴谋权诈，西汉犹慎与藩王，况使戎狄习之，尤更狡猾，凌操懿而上之。推源其始，汉之内迁匈奴，魏晋继之，又使匈奴遣子来学，而后有如刘渊之奸胡为乱也！

惠帝

（一）

张华当台辅之任，不能如霍光之谋废立以匡正王室，次不能如窦武、陈藩之谋除奸佞不成，以身殉国，又不能如张季鹰之辞官隐居，荏苒于贼后而不知进退，非不虑国，而谋身甚于虑国，然而终不免于司马伦，船山谓之智有余而义不足。处义利之间，自以为全，而不知适以得祸也。

（二）

惠帝七年，拓跋猗度漠北巡，因西略诸国，积五岁，降附者三十馀国。王船山论曰：“拓拔氏入主中国之始基也。夷狄居塞内，乘中国之虚，窃为主于中国，而边远之地虚，于是更有夷狄乘之，而为主于所虚之地。夫夷狄所恃以胜中国者，朔漠荒远之乡，耐饥寒、勤畜牧、习射猎，以与禽兽争生死，故麤犷悍厉足以夺中国膏粱豢养之气。而既入中国，沈迷于膏粱豢养以弃其故，则乘其虚以居其地者，又且麤犷悍厉而夺之。故刘、石、慕容、姚、苻、赫连迭相乘而迭相袭，猗之裔，乃养其锐于西北，徐起而收之，奄有群胡之所有，而享国以长，必然之势也。契丹人燕、云，而金人乘之于东；金人有河北，而蒙古乘之于北；知夺人而不知见夺之即在此矣。

呜呼！其养锐也久，则其得势也盛；其得势也盛，则其所窃也深。自拓拔氏之兴，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为中国之民，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阀阅矣。高门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杂，无与辨之矣。汉、魏徙戎于塞内，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陆，陵陵藉藉以继进，天地之纪，乱而不可复理，乾坤其将毁乎！谋之不臧，莫知其祸之所极，将孰尤而可哉！”

呜呼，何后世汉人之无长计也！汉之强也，而空漠北之地，可以置郡县而迁居之，永息边疆之患。而元帝之世，陈汤斩郅支单于而不并之；和帝之世，窦宪逐北匈奴至乌孙而犹立之。不外迁以扩华夏之疆，乃内徙胡人而为中国腹心之患。漠北之地虚，而新起之夷复入而据之，仍为中国患，境内之夷乘衅而寇攘中国，而夷祸蹈天。匈奴衰，而鲜卑继之。鲜卑衰，而突厥继之，突厥衰，而契丹、女真、蒙古继之，为患愈大。

夷狄之入居中国而汉化，既以乱中国，而亦自此弱矣。刘石苻姚慕容赫连之寇攘中土，旋起旋灭，而拓拨养锐于北，徐起而夺之，乃奄有群胡之所有，享国过百年。“其养锐也久，则其得势也盛；其得势也盛，则其所窃也深。自拓拔氏之兴，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为中国之民，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阀阅矣。高门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杂，无与辨之矣。”悲哉！窃我华夏礼乐，乱我华夏种族，华夏种族基因及今占百分之七十，而不如三代两汉之为纯矣。满清之窃尤深，而汉人受其奴役近四百年。汉魏作俑，徙胡入内，祸患至于如此之深，空漠北而延新起之夷相踵相继为祸中华，愈知汉武开疆之为大仁大略。

（三）

陆机之死，可悲矣，作《豪士赋序》，知司马冏之不终，而岂不知为伦草诏，知己之不免乎？船山以为机之祸，乐以文自见，而为人所借，欲求免而不得，其为伦诏，无可贷其死，机有死之机，而死于为颖将兵之日，其死晚矣！善哉乎其言“君子之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君子自重其文，苟乐以自见，则文轻矣。陆机多才自喜，乐以自见，文名盛于天下，则人皆思借之。

士以词瀚之美悦人，其与倡优以服容之美悦人，相去何几？倡优以服容之美，人欲幸之，而不可拒也；士以词瀚之美，人欲借之，而不可免也。才之不免于乱世，非才之罪也，显才之过也。君子作文，出于情之不已，不为示人而作，苟为示人，乃驰外之心，而中心无诚也，文采者，服妆也，服艳妆以悦人，不亦贱乎？

文人多有轻薄无行者，即有唐文宗韩愈好博，作戏文，为人作谀墓，苏轼好酒，挟妓，章太炎鬻文于杜月生，何况以下？故士勿以文人自命。文人当进于鸿儒，以孔孟程朱为表，律己严，处事谨，待物正，文不苟作，不借人，才以济世，非以求名；文以弘道，非以悦人。陆机可为诫也。陆机文采，诚独步有晋，细观其文，则文有余，道不足也。为文必有为而作，不可自娱。以平常之心为之，不可临深为高，以自然之笔为之，不可堆砌为富也。

（四）

论者多曰八王相争，使五胡乘衅乱华。然秦末楚汉之争亦烈矣，汉末三国之争亦多矣，而无夷狄乘衅者，何哉？自相争，不用夷狄相争，示夷狄以强也。八王相争，不足以争，用夷狄争，示夷狄以弱而招其侮也。八王者，赵王伦篡位矣，齐王冏讨之，长沙王乂又伐冏矣，而未有夷狄乘衅也。至王浚用鲜卑伐司马颖，司马颖用匈奴刘渊拒之。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邺，颖大败，挟天子奔洛阳。刘渊轻之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刘宣又激劝之，而渊叛晋自立矣，此胡祸之所由始也。夷狄之不可用也，异类不同心也，不同心，则或相谋。申侯借犬戎伐周，而幽王死，镐京沦，微秦晋救之，郑卫翼之，周其亡于夷狄矣。周襄王用狄人伐郑，后狄人又奉其弟带攻襄王，微依于郑，晋文公纳之，襄王不免幽王之祸矣。前车之鉴也，而何忘之？复循其辙，司马颖一用刘渊，而渊为夷狄乱华之首，王浚用鲜卑，而鲜卑最为中国大患，窃据北土百余年，浚先用之，颖以拒之，浚真千古乱人之魁也！而后浚为石勒所杀，颖亦幽死。乱天下，贻害后世，岂能免于死乎！

近世，国民党欲剿共，而借米利坚之资，共欲灭国民党，而假苏联之援，皆为米苏所制，非毛太祖之神武，后挫米于朝鲜，退苏于珍宝，中国亦沦为米苏之仆从矣。 刘琨怀忠愤欲匡其国，而亦不顾夷夏之防，进索虏讨刘渊，联鲜卑段匹磾讨石勒。而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卢于陉北，遗将来百年之祸；石勒未灭，而己先为段氏所杀，愚哉！哀哉！诚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段氏忠于晋者，亦不可托也。况拓拔之狡鸷乎！宋之愚也，联金灭辽，联蒙灭金，而一为金所逼，二为蒙所灭，成旷古未有之祸，而益谬矣。夷狄之反复，固不可信也。祖逖则贤矣，不用夷狄，不联夷狄，而与石勒相持弊勒，使勒惧之求和，勒之人叛归逖，亦不受，不测其心也。苟能一心奋志，功可立也，何必用夷联夷哉？用之不慎，徒取侮于夷，用之虽成，亦使夷狄相窥。联其弱，不足为恃，联其强，恐为所噬。

（五）

西晋八王之争，干戈频兴。源于武帝传愚痴之子，托庸暗之辅。杨骏专权，排诸王，而庸比曹爽，贾后矫诏诛之，并幽杀太后，以汝南王亮辅政。汝南王亮以楚王玮刚愎好杀，欲夺其兵权，而反为玮所杀。贾后虑玮专横，亦杀玮。贾后乱政，废杀太子，赵王伦以为名，起兵杀贾后，首篡大位，而为诸王所讨，齐王冏为之盟主，屡破赵王之军，旋踵而杀其谋臣，迫伦退位，赐伦死，诛其数子。而冏自恃功高莫二，威权倾天下，亦加九锡，循赵王之轨，郑方、孙惠、王豹谏而不听。与河间王顒不和，顒举兵讨冏，使长沙王乂亦讨之。乂率军入宫，斩杀冏。顒又与成都王颖讨乂，乂虽屡破颖军，而东海王越虑事不济，启帝免乂官，使张方杀乂。成都王颖为丞相、皇太弟，僭侈日甚，司空东海王越讨之，檄召四方，集众十余万，邺中震恐，东海公繇劝颖释甲出迎请罪，颖不听，后怨而杀繇。颖为王浚、东赢公腾所破，士卒分散，去邺回洛阳。而将军张方率骑三千，奉迎帝，方专制朝政，太弟颖不得預事，不久，太宰顒废颖还第，以豫章王炽为皇太子。顒与东海王越夹辅帝室。而河北人多怜颖被废，聚兵攻邺，顒惧，表颖为镇军大将军以安抚之。发诏令东海王越等各就国，越等不从，顒讨越等，顒败，长史刘舆杀颖，越为太傅，专权，杀清河王覃。时胡寇益盛，越又为怀帝所忌，忧死。八王之争，旋起旋灭，无一善终，越虽保其首领，而以敌多君忌忧死，宗室相残，未有如此之酷也！刘石乘衅而盗中原，五胡云扰。惟琅琊王睿知藩王相争难免，走据江表，二帝为刘石所虏，延晋之命者，琅琊耳。二帝虏，群臣推睿为帝，岂非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哉！然睿仁厚有余而雄才不足，逼反王敦，为敦所制，亦忧死。至子明帝平王敦之乱，强主威，然早死，君权又衰，权贵相继秉政。后有桓温之逼，桓玄、刘裕之篡，诚可浩叹！晋武大封诸王，授以甲兵，而宗室相残，西晋宗室相残几尽，惟睿偏安江左，而为权臣所制。汉初亦大封诸王，而无如晋之乱者，嗣主仁明，非惠帝之愚；辅臣贤良，无杨骏之庸。武帝之传愚子，托庸臣，容贼后，多授藩王甲兵，继汉魏徙戎之弊，无往而不乱也，何贻谋之不善也？自恃灭吴，天下太平，四夷无患，不能改魏之侈，复信任宵小，以死贤弟，纳贼后，而为政过宽，法禁日驰，风俗日衰，臣以奢侈相竞，士以放诞为美，偃武修文，而德化不足以息，身没不久，旋起干戈。居安思危，天下虽统，而须知乱不可卒定；夷狄虽弱，而治不以道，徙之入内，亦可为患，可不戒欤！

武帝宽厚有余，分辨不足，善待三国之主。刘毅比武帝于桓、灵，甚不恭也，而武帝优容之，以为直臣，不可谓不宽容。而贤奸杂用，善恶皆容，重用贤能羊祜、张华、杜預伐吴，而以贾充助司马弑君之小人，奸人为宰辅，纳其女为太子妃，信任荀勖、冯耽邪佞之臣，任人唯亲，托孤于杨骏、司马亮庸暗之人。其宽也非如汉高、光武之宽，不分是非善恶之宽，放纵之宽，故二世而乱。

袁曹三国之争，无夷狄为患者，以强示天下，不借夷狄以竞也；八王之争，而刘石乘衅者，以弱示夷狄，借夷狄以竞也。善哉船山《读通鉴论》之言曰：“晋武分诸王使典兵，晋不竞矣。彼皆膏粱纨袴之子也，教练不亲，束伍不禁，瓦合而徒炫其军容，足以乱尔，而不足以竞。又、颖、颙、越之交相残杀，閧然而前，穨然而熸，未尝有经旬之战守，而横尸万计，其以民命为戏久矣。不足以竞而欲相竞，于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为彊。刘渊之起，司马颖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刘琨资之也；皆不足以竞，不获已而藉之以竞，而晋遂亡。中国之祸，遂千余年而不息。使竞在中国而无待于彼，不示以弱而绝其相陵之萌，则七国之反，赤眉、黄巾之乱，袁、曹、公孙、韩、马之争，中国亦尝鼎沸矣，既折既摧而还归于定，亦恶至此哉！武帝无百年之算，授兵于孺子，司马颖之顽愚，延异类以逞，不足诛也。若夫刘琨者，怀忠愤以志匡中国，而亦何为尔邪？琨进索虏，将以讨刘渊也。拒一夷而进一夷，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卢于陉北，不亦傎乎！夫琨不能驱市人以敌大寇也，诚难；然君子之自靖以忠于所事，亦为其所可为而已矣。智索力穷，则归命朝廷，如魏胜、辛弃疾斯亦可矣，未有急一时而忘无穷之祸者也。盖琨亦功名之士耳，志在功名而不闻君子之道，则功不遂、名不贞，而为后世僇，自贻之矣。前有不虑之君，后有不虑之臣，相仍以乱天下；国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呜呼！将谁咎哉！”

秦莽之际，群雄逐鹿，至高祖八年而定，至光武十六年而定，汉末董卓之乱，群雄相争，魏武三十余年而不能定，使吴蜀偏据，三国鼎立，又相争五十余年，至晋武而定，而授藩王以甲兵，二十余年而乱，甚哉！何乱之难定，天下之难一而易乱乎！至后十六国旋起旋灭于北方，后分为南北朝达数百年，至隋文帝而定之。徙戎失策，流患至于此也！

过用兵而长杀戮之风，强而以强相竞，勇遇勇，智遇智，雄遇雄，而不相下，至于三国鼎立，英雄死尽，晋一之，武帝方死不久，又寻干戈，而不及三国英雄之强，示夷狄以弱，故五胡乘之。高光之一天下，幸也，魏武不能服吴蜀，待晋武一之，不幸也。患于英雄之相竞而不相下，虑于英雄死尽而竖子为长。魏晋是也。

天下患于分裂之久，战争不断，而为生民之苦，天下之患，秦虽暴，犹幸其一，结战国之乱，秦亡而汉承之。魏武虽无德，然其为志，务定天下之乱者也，其力最强，有贤主承之，则为万民之福，张昭见之，劝孙权迎降曹操，欲天下之一也，亦以孙权如窦融耳。

（六）

甚矣徙胡之失策也！非但使彼知吾中夏之情，亦窃吾中夏之智。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周太王尝为熏于所攻，弃土而避矣，周幽王死于犬戎，而犒京沦矣，汉高帝受匈奴围于平城，而以女和亲矣。然太王失地而未亡人也，幽王死，京都陷而旋复也，汉高解围，暂屈匈奴而终报之也。以犬戎之凶横，冒顿之雄鸷，尚未至于窃据中土，而播其腥膻之秽也。称帝中土，祸乱华夏，为胡人僭窃之俑，则匈奴刘渊是矣！使胡据中土至两百年之久，其后沙陀、契丹、女真相继猾夏，蒙古、满洲更率天下而皆夷之，流毒如此之深且远也！刘渊自先辈久居中土二百年余年矣，慕中华山河之美，帝王威仪之盛，从名儒学汉法，诗书为彼文饰之具，孙吴为彼权谋之用，史汉为彼借鉴之资，聚集夷众，招引汉士。左贤王刘宣之欲叛晋也，复呼韩邪之业耳，岂欲亡晋而代之？而刘渊曰： “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非习华夏之史，而何以萌此非分之志哉？刘备以汉帝之胄而据益州，渊之狡夷乃假复汉之名窃据华夏。渊开其先，旋灭其族，鲜卑之习汉法，盗中土至百年之久矣，女真继之，建虏尤极其谋，玄烨弘历更深习汉法，通中华之史，而其窃据华夏也尤长，奴御汉人也至深矣。刘渊之才非能如冒顿之雄，而祸甚之，女真建虏之起不能及匈奴、突厥之众，而害倍之，非习汉法，通汉史，知吾汉人，而有以治吾汉哉？吾汉有治夷之术，夷狄知之，还以治吾汉矣。故汉家典籍慎与夷狄，北狄尤甚，鲜有如朝鲜之恭顺中国，不生觊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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