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帝
（一）
女主临朝，中国鲜有不乱，夷狄未有不横者也。和帝之威慑四夷，田人富庶，天下乂安，至邓后临朝，羌人屡叛不止，汉兵讨羌死亡者上万，前世所未有也。至有汉奸韩琮输情于匈奴，教南匈奴以叛汉。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天灾屡作，百姓贫饿，至于人相食。邓后任将也无方，邓氏贵宠，而百姓困苦矣。王船山曰：“奖妇贤者，非良史之辞也；事女主者，非丈夫之节也。”岂不然哉！唐高宗之盛也，至武则天革命，而数败于契丹，辱于突厥，出数十万兵，而莫能胜，损中国之威非小，而犹称女主之英明。邓后之著贤名也，犹多失误，况武氏之祸乱哉！
（二）
凉州重地，而邓骘欲弃之，公卿无异议，独虞诩以为不可，言于太尉张禹曰：“喭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士风壮猛，便习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后之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皆凉州所产，皆平羌有功，而颎尤猛，绝羌人之患。弃凉州之害大于清末之弃新疆，微虞诩言之，张禹然之，汉虽不亡于羌，西京以至北土恐多不保矣。乃邓骘恶之，欲以中伤虞诩，是欲为汉之蟊贼也。幸后之最后能用虞诩，终平羌乱也。平羌者儒生，勿谓儒生之不可用也。
（三）
邓后临朝，兵戈繁兴，“羌叛十馀年间，军旅之费，凡用二百四十馀亿，府帑空竭，边民及内郡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故女主当政，未有不乱者！汉桓帝任用段颎铁血制羌，用时两年，斩羌人首六万，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而军士仅死四百余人。桓帝昏主，犹胜邓后也，
邓后号称贤后，犹统御无方，使羌人叛乱横行，伤民不计其数，十余年仅乃定之，而不久复叛，而况其他乎！故牝鸡司晨，古之诫也。
（四）
安帝年已长大，年至二十八，非童蒙之主也，邓后犹不归政，杜根上书请归政于帝，后乃大怒，下令武士于殿上扑杀之，甚矣邓后之揽权不放也！太后不悦于帝，且有废立之意，后之恶，几无异于吕武矣。安帝之少称聪明，而长多不智不德者，非可谓邓后见之审也，安帝十三岁即位，二十八岁犹为傀儡，邓氏垂帘专权日久，安帝不受教育，虽方仲永之神童，且泯然众人矣，况安帝之久受邓氏压抑哉！则不得不倚于宦寺乳母，感其相依，则不复辨其是非，而尊宠之也。非邓后之激，何以至此？
（五）
或以十金遗杨震，震不受，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非但行之廉也，其言亦可思矣。《诗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犹未至也，上帝之远也，人忽之而不以为畏矣。我知你知，则为不愧屋漏之诫矣。慎独之难也，以震之此言思之，则或不难矣。
（六）
杨震之谏安帝屡矣，而安帝皆不听，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君臣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而不听，则其义可去矣。”安帝之不得，惑于群小，是岂可与言哉！宜可以去矣，而震犹谏之，人主烦矣，群小恶矣，为群小所迫，至于饮鸩而卒，可谓忠而过矣。
顺帝
东汉外戚宦官交为兴替，外戚之兴也由章帝，纵窦氏之骄也，始自大将军窦宪专权，和帝畏恶而与宦官郑众谋诛之，和帝尊用郑众，则开宦官之专权。和帝又宠用邓氏，邓氏专权。安帝重用宦官李闰，嫡舅耿宝等，除邓氏。安帝崩，阎后垂帘，弟显为大将军，迫死耿宝。不久，宦官孙程等拥顺帝即位，诛阎显。何兴废如此之速也！
顺帝又宠用梁氏，质帝、桓帝时，外戚梁冀专权，桓帝与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谋诛之，后又有宦官曹节，王甫专权乱政，桓帝崩，外戚大将军窦武谋诛节、甫，反为节甫所害，灵帝时，宦官张让等又专权，灵帝崩，大将军何进谋诛张让等，反为让所害。
何宦官能诛外戚，外戚不能诛宦官？外戚倚后之势，宦官倚帝之势，帝忌外戚，而不忌宦官，外戚有子，可以篡代也，前有王莽篡汉，不能不虑，宦官无子，不可篡也，故不忧。宦官与君近，君恒与宦官谋，故能诛外戚也。乃宦官无子女为念，肆无忌惮，其毒又更甚于宦官，而君不思焉，君之好声色，非宦官无与进也。
外戚宦官之祸盛于东汉，寻其源，光武不能无咎也。光武废宰相，削三公之权，宰相三公无权，则权非在外戚，则在宦官。宰相无权，鲜有不乱者。光武、明、章英睿年长之主，而无外戚宦官乱政，而主幼，太后垂帘，则外戚兴，而宦官又因君之忌惮而取代之。明太祖之废相之弊，大臣无权，虽无外戚之祸，而宦官之毒，不亚汉唐矣。
宰相有权，则外戚宦官无由而进。高文重宰相之权，而无外戚宦官之乱政，武宣以后相权衰，而宦官外戚乱政。唐太宗玄宗时，相权重，无宦官专权，肃宗以后，相权衰，而宦官专权。相权之盛衰，关乎国家之治乱，世道之隆替也。宰相，辅佐天子燮理阴阳，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者，岂可废哉？三公坐而论道，岂可轻哉？明太祖乃曰汉唐宋之亡由于奸相，何其昧于史也！
莫毒于宦官，外戚次之，奸相又次之，宦官毒流四海，阴毒之害也。外戚与宰相三公皆不能胜宦官，而假四方猛将除之，又为迎虎拒狼，致天下大乱，而为篡弑者，所召猛将也。明之宦官虽不如汉唐之有权，可以杀外戚，废立皇帝，然戕害士人也无数，阴气之召，夷狄阑入，为亡天下之祸焉！
桓帝
（一）
崔寔《政论》曰：“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为国之法，有似治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船山以为申韩之绪论，仁义之蟊贼也。其后荀悦、钟繇申言之，而曹孟德、诸葛武侯、刘先主决行之于上，君子之道诎，刑名之术进，激于一时之诡随，而启百年严酷之政。
甚矣！异端之贼仁而败风俗，矫之过而已！周以宽大立国，而其失也为宽，商鞅、申韩鉴其失，而以严刑峻法矫之，俗谓乱世用猛药，以毒攻毒。呜呼！猛者，不得已之权也，以毒攻毒，偶然之机也，非可恃以为治也。乱世之民，相枕于暑旱之下，亟求雨露之恩，为治者何忍用猛乎？以猛为政者，始于子产也。子产之治郑，民不堪而怨之，欲杀之，后成其效，民乃感之，如思召公。孔子曰：“子产惠人也。”以猛行惠也。子产临终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为猛而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世多以子产为智，吾以为斯言得于一时而弊于千古矣！ 子产之言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此可言于三代，不可言于三代之后也，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王道霸道之别也。三代以上，有德者王；三代以下，宽裕者兴。尧、舜、禹、汤、文、武以德行宽者也，而俾天下太平，民安物阜，非徒以惠，兼有教化之功也。汉高、唐高、宋祖无德而行宽者也，而取天下，延祚数百，惠以安民，而民戴之不忘也。 水之温，火之烈，人皆知之，人多畏火而狎水，溺于水者多，死于火者少，此言似近理而弥乱真。其为治也，欲使民畏之乎？法严而民畏之不敢犯。然宽之害，由于苟简故息，而民轻犯法，盗贼无忌，而不知猛之弊，苛细之过，法令如牛毛，人所难免，致囹圄盈市，而民愚未闻教，多易犯之，有悍鸷者，虽苛法不畏也，而不肖者且以激成大恶，致弱者亡，强者寇，猛之弊尤甚于宽之害也！
人多游水而死，而人不可一日无水，常道也；多畏火而避之，而火之灾足以殃民，辅助也。火以辅水，人生于水；水以灭火，人安于水。未有生于火，安于火者也。子产之猛而治，太叔之宽而乱，子产有德也，猛者其术，而惠者其道也，使无德而为猛，徒以虐民而已，何惠之有！太叔无德，虽行宽，实为姑息，故盗贼横，后悔之，反之以猛，盗止矣，而郑日衰弱不可振，灭于区区之韩。而太叔之乱，亦子产之猛相激也，猛如堵水，高堤硬墙暂抑水之流，而一溃其防，则泛滥难可收。如严父之束顽童，父在，顽童有畏忌不敢肆，父死，母宽之，则遂放纵而难约。 严法可暂束而不可久治也，故曰郑之多盗，太叔之宽纵之，亦子产之猛激之也。若秦矫周之宽，而以严猛为政，而王道灭，秦俗日败，民不堪命，天下大乱，二世而亡；汉革之以宽，开文景之治，后有光武中兴，延祚四百。汉末之政失于宽，曹操矫之以严，而三世篡于司马。司马之逆，废曹芳，弑曹髦，而以宽行惠得民，窃魏政如拾遗，乃并吴蜀，一天下，后虽有五胡之乱，而延命江左，虽不及周汉，而祚及百年，甚于秦魏。使东晋亦矫之以猛，早失民矣，焉能抗苻秦百万大军而败之于淝水哉？ 异端之激，异端之愚也，见周末之失于宽，而不知文武之道隆，成康之俗美，非以宽乎？见汉末之失于宽，而不知文景之治，光武之兴，非以宽乎？而周汉皆为久长，秦魏则速亡，昧于一时之弊而不知其得也！
周之兴也，为上有德，宽以教民，而刑措不用百年；周之衰也，乃上之无德，宽以故息，而诸侯之竞难息。汉之治也，亦由上治之有道，宽以安民；其乱也，由上治之无道，宽以纵奸。不寻其本，而亟争其末，矫枉过正，益成其枉，而天下愈乱而难可拔，风俗日衰而不可挽，则其弊也。以宽矫严，犹可治也；以猛矫宽，未有能治者也，宽严皆弊，而严猛之弊尤甚于宽，不可不察也。 以猛击奸且激阉宦之恶，且成乎大乱不可止，况以绳民乎？秦魏之严猛，徒驱民于汉晋而自亡而已。则善哉船山之言“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为知本也。乱自上作，吏不正，而遑问其治民？光武治吏以严，而养民以宽，所以成其中兴之局也。而申韩之惨刻，成秦之暴政恶俗，至汉而复，而道不能如三代之醇；崔寔申韩言治，乃启百年严酷之政，五胡乱华，南北对峙，至唐而定，而治不能望汉之久，甚矣异端矫枉过正之害也！溯源于子产，成说于申韩，激乱于秦魏，申韩之邪说当黜，秦魏之大恶当惩，而子产之偏亦当纠，子产之为君子，亦不能辞其咎矣！吾以为严以治吏，宽以教民愈正，严以治吏，而严不为暴；宽以教民，而宽不为纵。吏有所畏，则不敢残民；民有所劝，则不欲犯刑。严宽非前后相矫也，乃上下相济也。 司马公曰：“慢则纠之以猛，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斯不易之常道。”左氏托夫子而言，观六经，《语》《孟》未有言猛者也，而《论语》末章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乃与相对。左氏不醇，当以六经，《语》、《孟》为正。
（二）
桓灵虽昏，使宦官横恣乱政，然犹知任用皇甫规、张奂、段颎破西羌，任用皇甫嵩、朱俊、卢植平黄巾，汉不亡于夷狄盗贼，而亡于权臣也，以较明之天启崇祯，岂不贤乎？桓灵之昏非后世之昏，而诸葛亮犹曰未尝不痛恨于桓灵也！若观天启崇祯之政，使夷狄盗贼横行，其感痛为如何哉！天启崇祯之昏，既使宦官浊乱海内，又任将无方，屡败于建虏，其御虏有功之将如熊廷弼、袁崇焕则残戮之，剿寇有力之卢象升、孙传庭则贬黜之。至于京都陷于李闯，复举天下亡于区区之建虏，比崖山之祸而更甚焉。
（三）
汉之末造，朝政日乱，至于鬻官，必亡之势也，而兵强天下，皇甫规、张奂、段颎为边将，皆大破北虏西羌，威震四夷。 秦末、隋末、唐天宝、唐末，皆有夷狄乘衅崛起陵夏，明末尤甚！而汉末无之，桓灵虽任宦官毒流海内，至于边防，未尝不固也，武将有专制之权，不受掣肘也。故至天下大乱，群雄割据，三国鼎立，皆无夷狄乘衅之机，碾压四夷，叛乱者无不当荡平之，寇扰者无不讨灭之！朝政日坏，乃边功日盛！朝政不能有为，士大夫乃肆力于边疆也！曹操犹继其势而大破乌丸，斩其王首，诚哉国恒以弱丧，汉独以强亡矣！
凉州三明制羌之术远甚于前矣，段颎尤为猛将，斩东羌首级近四万，汉军仅死四百，前有斩西羌首二万余，赫赫之功，仅次卫霍矣！羌之叛乱也屡矣，为害中国盖类吐蕃之于唐矣，经段颎穷追猛讨，而羌患久息，五胡乱华，羌不为祸首，其为害也甚浅也。段颎之铁血制夷，曰：“周秦之际，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其言虽激，以较前之姑息，寇之杀掠边民甚多而未得荡平，亦矫枉过正之过也。使明朝以此待蒙古女真，夷患绝萌，中国安宁矣。
至于段颎又曰：“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则尤为长久之虑也，戎夏不杂，古之诫也，羌汉不杂，匈奴亦不可杂也。
（四）
王船山曰：“国恒以弱丧，汉独以强亡。”东汉自窦宪以后，大破北匈奴，使其远迁欧西，汉末，皇甫规、张奂、段颍之攻北虏西羌，皆斩首万级，过于西汉，强莫甚矣。汉末群雄割据，曹操、公孙瓒皆大破乌丸，羌氐，曹魏代汉，亦制夷有力，四夷帖然不敢叛，侮弄之如狗雉，吴蜀亦威慑夷狄，于是，无复夷狄之患。然强之极，以夷狄不足虑，而忽华夷之防，自汉桓帝多徙胡人于内，胡汉杂居，而治之不以其道，多奴辱之，以胡为兵，养胡为奴，如石勒，羯赵枭雄，亦尝为奴。魏武、晋武继而不改，魏之时，无有言之者，至晋武，郭钦、江统言之而不听，胡人积怨已久，当晋之宗室讧于内，则有匈奴刘渊、羯虏石勒乘之以乱华，陷长安，执二帝。慕容、姚、苻、拓拔相效而起，而中原沦于夷狄数百年。古人云安不忘危，夷狄强则寇，弱则伏，反复无常，虽当其弱，不可轻也。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无敌，恒亡。”国虽强，恃强则危；敌虽弱，轻敌则为患。汉之强，且不可恃，况宋明之弱而不振，不知防夷乎？更举天下以亡于夷狄也！呜呼，可以为鉴矣！
灵帝
（一）
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窦武欲尽诛之，太后不许，窦武请诛曹节等，太后不许，陈蕃上疏请诛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太后不纳。治恶当缓不宜急，缓之则无防，急之则相图，况欲尽诛之，是使阉宦为一也，必难诛矣，而谋及妇人，妇人姑息不忍，窦武、陈蕃之所以败乎！故朱瑀骂武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王允亦以不赦董卓之党羽部将，而激李郭之反也，何进之谋诛张让等，亦伤于激，而谋及妇人，又复蹈前辙也！陈蕃八十老翁，徒死群阉之手，不久又有党锢之祸，悲夫！
东汉外戚宦官交替专政，以宦官诛外戚则成，以外戚诛宦官则败，且反为宦官所杀，何也？诛外戚者，天子之意也，诛宦官者，谋及太后，而太后不忍也，谋及妇人，鲜有不败者，而窦武、何进皆犯之！何其不知诫也！和帝、桓帝与宦官诛外戚，皆不动声色，而窦武、何进之诛宦官，速诛之，可也，何复烤掠乎？陈蕃谓窦武曰：“此曹子便当收杀，何复考为！”惜乎窦武不听也。必惊动其他，群相结合，反为宦官所制也。君子之败于小人，君子之激也，择术之不善。处事之不慎也。窦武、陈蕃之死，汉不能有为矣，何进之谋诛宦官，更召四方猛将，进虎拒狼，直以亡汉矣！窦太后之不忍，致死其父，己亦忧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也，宦官之横，至于陵逼太后，至此极矣！
郑厉公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妇人多优柔反复，见识浅薄，军国大事，不可与谋也。吴主孙亮之聪敏也，与侍郎纪密谋诛权臣孙綝，知妇人易败大事，告纪曰：“卿宣诏语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晓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误孤非小也。”纪承诏，以告尚，尚无远虑，以语纪母。母使人密语綝。綝乃夜发严兵废亮。此皆谋及妇人必败之诫也！
（二）
和帝时，窦宪大破北匈奴，一空漠北，而不郡县其地，使鲜卑据之，而鲜卑继匈奴为中国之患，然则中国之攘逐匈奴，适为鲜卑之驱除耳！一夷衰，又一夷兴，乘地之利也，非使汉人居其地，岂能一劳久逸哉！周公兼东夷之略，惜不行于汉也，汉之制鲜卑也无术，数败于鲜卑，为强汉之疵，而后五胡乱华，鲜卑之兴最久，占地最广，入主中原百余年，比匈奴之侵扰更甚焉！其后鲜卑衰，突厥据漠北之地，为齐周隋唐之患，突厥衰，契丹女真蒙古相继据之，卒以吞噬华夏，甚矣，漠北之地，其为华夏之患历代不绝也，非吾华夏据之，使他夷据之，攘除一夷，复有一夷据之崛起，为吾华夏之患也，故漠北之地，中国不可不制之也！
鲜卑檀石槐之强也，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几比匈奴单于冒顿。此可防御，而不可出塞攻击也，夏育请征，蔡邕止之曰： “武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借天下之饶，数十年间，官民俱匮。……夫以世宗神武，将相良猛，财赋充实，所拓广远，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颎良将，习兵善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今育、晏才策，未必过颎，鲜卑种众，不弱于曩时。”其言是矣，若鲜卑者，当持重以胜之。至于曰：“边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谓盗贼之患甚于夷狄，则非也，其后鲜卑入主中夏，可谓胸背之瘭疽乎？鲜卑之为患，更甚匈奴，尤不可不防也。和帝时，窦宪大破北匈奴，一空漠北，而不郡县其地，使鲜卑据之，而鲜卑继匈奴为中国之患，然则中国之攘逐匈奴，适为鲜卑之驱除耳！一夷衰，又一夷兴，乘地之利也，非使汉人居其地，岂能一劳久逸哉！周公兼东夷之略，惜不行于汉也，汉之制鲜卑也无术，数败于鲜卑，为强汉之疵，而后五胡乱华，鲜卑之兴最久，占地最广，入主中原百余年，比匈奴之侵扰更甚焉！其后鲜卑衰，突厥据漠北之地，为齐周隋唐之患，突厥衰，契丹女真蒙古相继据之，卒以吞噬华夏，甚矣，漠北之地，其为华夏之患历代不绝也，非吾华夏据之，使他夷据之，攘除一夷，复有一夷据之崛起，为吾华夏之患也，故漠北之地，中国不可不制之也！
鲜卑檀石槐之强也，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几比匈奴单于冒顿。此可防御，而不可出塞攻击也，夏育请征，蔡邕止之曰： “武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借天下之饶，数十年间，官民俱匮。……夫以世宗神武，将相良猛，财赋充实，所拓广远，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颎良将，习兵善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今育、晏才策，未必过颎，鲜卑种众，不弱于曩时。”其言是矣，若鲜卑者，当持重以胜之。至于曰：“边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谓盗贼之患甚于夷狄，则非也，其后鲜卑入主中夏，可谓胸背之瘭疽乎？戎狄豺狼，强则噬人者也。鲜卑之为患，更甚匈奴，尤不可不防也。
汉息羌患，而鲜卑之患始终未除，夏育、田晏、臧旻各将万骑伐鲜卑，死者十七八，东汉之世未有之惨败也。幸檀石槐无入主中原之心，子孙才劣不继其业，不然，汉几亡于鲜卑矣！魏世亦不绝其患，明帝使刺客刺杀之，患乃息，刘石乱华，鲜卑乃又乘之而兴矣！
（三）
阳球诚酷吏也，所好者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其报仇也太过。其诛王甫，是也，王甫罪恶满盈之报也，其宜诛也久。而刑其父子，五毒备极，又磔甫尸示众。岂君子恶恶，除暴安良者哉？恶其权势陵人，快其恶怒之心耳！乃使众黄门并欲灭族，并连及太尉段颎，颎虽谄事宦官，然固有破羌之大功，汉将未有及者，春秋讳齐桓灭项之罪，乃阳球之苛酷，虽如段颎之有攘夷大功者，不免于死，岂不过乎！且官在阳球之上，岂阳球所得擅诛？法家之激，法家之刻也，徒快一时，而后奸宄为毒也愈甚，激之也。球之触帝怒，不得其死，不亦宜乎！
（三）
而皇甫嵩、朱俊之镇压黄巾亦伤于酷矣，斩馘至十万级。陈胜起，先死，不久而秦亡，张角起，先死，不久而汉亡，徐寿辉起，先死，不久而元亡，洪秀全起，不终，不久而清亡，首反者鲜有终者，而为历朝之亡征矣。汉不亡于黄巾，而亡于讨黄巾者也。曹操之起于讨黄巾也。
（四）
崇正祀，禁淫祀，君子之任也。城阳景王刘章以诛诛吕，兴汉室有功，其国多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及曹操为济南相，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尽除奸邪鬼神之事，而此淫祀遂绝。曹操，后世所谓奸雄也，而能禁绝淫祀，不可谓非治世之能臣也。魏晋以后之君主长官乃多任淫祀流行，且为之助长，如关羽之祭祀过盛，而时君不禁，更封王封帝封圣，使关庙之多，多于孔庙，岂非逾量之甚乎！夫祭祀所以崇德报功也，羽者，虽以忠义著名，而非有德泽于民也；虽骁勇为将，而无大功于国也，且刚傲以取咎，失地亡身，当时谥为壮缪，有疵有过，安能比乎刘章之匡扶汉室乎！刘章之祀且不免禁绝，一时之功，非万世之功，而况区区之关羽，乃可配享帝王圣人之尊至今而不替乎？名不配德，尊不合实，非以劝善，乃长浮夸，败民俗，耗民财，以媚鬼神求福，孰有如曹操者黜之哉！ （五）
刘焉之请灵帝置牧伯以重地方之权，知天下将乱，以避世难也。汉之末季，盗贼横行，数杀刺史，夷狄侵扰，亦不遑防御。灵帝之置牧伯，后虽卒成群雄之割据，然而汉不亡于盗贼，地方长吏皆能御夷狄之侵扰，则分权之效，亦可见矣。天子虽弱，而地方强大也。宋明之惴惴防武将之专权，地方之坐大，汲汲于集权，吝于分权，则举天下授于夷狄矣。汉之亡于权臣，胜于唐之亡于盗贼，唐之亡于盗贼甚于宋明之亡于夷狄，择祸莫如轻，灵帝之昏，犹贤于后世之吝也！
（六）
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召华歆、陶丘洪共定计，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废立大事，伊、霍之所难。芬性疏而不武，此必无成，而祸将及族。子其无往！”洪从歆言而止。歆智矣，而曹操拒王芬之辞尤可观也，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讬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废立之不祥也，古今废立成功而留善名者，唯伊尹、霍光耳。其他除周勃废汉少帝，立文帝，顺刘氏之心，废立皇帝者非败而受覆族之祸，则成而留恶名于世。其成而按社稷者，若霍光著善名，汉君所祭祀之功臣，然死后受覆族之惨，周勃亦受狱卒之辱，唯伊尹全身全族全名，有荣无辱，而亦不免于《竹书纪年》之谤。而况其他乎！ 汉灵帝之昏也，王芬欲废之，立合肥侯，而灵帝先觉之，征芬，芬惧，自杀，芬性疏不武，权略远不及光也，安能成乎？且灵帝居位十几载，非比昌邑即位之浅，故芬以废立之谋告曹操，而操拒之，以为甚危。董卓以好恶之意，废弘农王，立献帝，为乱耳。袁绍欲废汉献帝，立刘虞，曹操拒之，虞亦不应。魏太尉王凌欲废弱而受制强臣之曹芳，立长而有才之楚王彪，以兴曹氏，而势不敌司马懿，懿讨之，势穷而败，凌亦夷族。司马师以曹芳怨己，而废之。孙綝废孙亮，立孙休，而后为休所诛。至于桓温之废海西以立威，武则天之废中宗以逞忿，皆史所讥谤，不能与伊尹、霍光比也。 后世欲废君者皆权略不足而败，而废君成者无伊霍之公心，废昏立明以安社稷。或畏于君权而不敢，惧授人以柄而有忌。此霍光以后，再无有能废昏立明者也，犹尧舜之后，再无有如尧舜禅让，汤武之后，再无有如汤武之征诛，诚不足，德有逊也。宋以后，无有行废立之事矣，君之至昏至暴也，亦由之矣，卒至夷狄入侵，而不能御，君权之益盛，亦不祥者哉！若使熊廷弼、袁崇焕废天启、崇祯而自立，或可御建虏之入侵，免于亡天下之祸也。
曹操拒芬，非谓灵帝不可废也，势之不能废也。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君臣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而不听，则其义可去矣。”孟子更曰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父子天性不可离，君臣非天性，以义合，义不合则可以去。父有大恶，子不可刃，君有大恶，若汤武之征诛而非弑，孔子以为革命，孟荀以为诛独夫也。征诛可也，而况废立哉？汉儒之流行禅让也，群儒之赞成霍光废立也。西汉之儒尚非后世之迂固不通。后世君权益盛，等君于父，而废立征诛为至不祥，皇甫嵩、张温之徒，范晔叹其“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以曹操之纵横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畏此名义而自抑也。魏晋六朝之篡也，犹假禅让之名，唐之革命也，亦袭于禅让，秉汤武伊霍之义者，乃不复见矣！岂非世道愈下之征哉！孔子曰三代直道而行也。
（七）
何进谋诛阉宦而而太后，乃召四方猛将以胁太后，曹操闻之，笑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先见之明也。蜂虿之毒，不可迫也，迫则害人，宽其小恶，诛其大恶，小恶不惊，大恶孤立，除之在反手之间耳。而尽诛之，杀过于滥，则大恶者警惧，小恶无恶者亦惊疑，为谋益深，其党益集，何进之未诛张让，而死于张让之手也！董卓以区区西凉之兵而乘势专权也。王允之诛董卓，而不赦其余党，而亡于其部将郭李，亦后车之鉴也。虽然，使进之不死，其亦不免亡于董卓也！力能除之，而召外将为援，示弱于外将也，董卓以此轻中央，况进之起身屠夫，不娴将略，不知用人者乎！进之无谋也，召外将入京，迎虎拒狼，而启天下大乱之祸，虽然，犹吾族类也，至于南明为报崇祯之仇，乃为联虏灭贼之策，使吴三桂引建虏入关而不知防，示弱外夷，建虏以此轻华夏，鸠占鹊巢，愈为天下谬也！执政者，不可不计大局之利害，权彼此之轻重，张皇则激小人之恶，引外人干涉，则成外人之觊觎。
（八）
西汉流行禅让之说，遂成王莽之篡。光武中兴，矫其弊，而奖励名节，务以忠孝教人，朝野上下多受其涵育，故东汉多忠义气节之士。党锢与权宦力争身死而不悔，名教之励也。东汉鲜有叛臣，虽武将亦多受名教之涵育，范范晔《后汉书·儒林传》最后论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故杨雄曰：‘今之学者，非独为之华藻，又从而绣其韖帨。’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谓‘譫々之学，各习其师’也。且观成名高第，终能远至者，盖亦寡焉，而迂滞若是矣。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杀逆，其将有意乎！”曹操之枭雄，灭吕布，芟二袁，平刘表，功盖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非王莽所能比也，而不敢篡汉自立者，犹畏名义而自抑也，岂非光武崇尚名教，奖励名节之影响乎？然其弊也，矜名而至于矫伪，尚节而流于偏激，其为士也。而为大臣者，惟知忠君，而不知更有天下之大义。皇甫嵩之贤而有大功也，大破黄巾，威震天下，又颇得民心，有“赖得皇甫兮复安居”之歌。当桓灵之主昏政乱，嵩犹鞠躬而不敢背。有阎忠者说嵩诛阉宦，扫群凶，然后代汉自立，以为朽木难辅，阉宦群居，同恶如市，昏主之下难以久居，谗人在侧，如不早图，后悔莫及。嵩不从，自以庸才，不足以致大功；人心未忘汉，天不佑逆，与其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若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慕名教而恐自立受篡逆之骂名，宁鞠躬于昏主之下，狼狈于贼臣之间而不悔。董卓深忌嵩才，破黄巾，多为嵩功，诏使卓以兵委嵩，卓不从。嵩从子郦以卓与嵩怨隙已成，而卓又逆命怀奸，劝嵩以此诛卓，上显忠义，下除凶害，为桓文之举。嵩亦不从，后董卓入京专权，征嵩为校尉，长史梁衍说嵩以精并三万迎接至尊，奉令讨逆，与袁绍合诛董卓，嵩犹不从，乃应其征。呜呼！何其拘于名教，而不知通变行权也！卓有杀嵩之心，非子坚寿与卓善，求之，嵩几不免，而困辱于卓下，岂不愚乎？其不从者，盖以人臣不可擅杀，岂不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卓在天子侧，而不敢诛，岂不闻清君侧之义？时为乱世，主为奸臣所制，而犹拘守常礼，可谓守经有余，达权不足也。朱俊与嵩俱破黄巾，亦有威名，李郭之乱，陶谦与诸豪杰共推俊为太师，同讨李郭。而李傕征俊入朝，俊不应谦，乃入朝，亦为所困辱，发病而死，与嵩同愚。皆善战，而于政治不知通变。牟宗三谓光武理性理解凝敛有余，而超拔不足，有以也，其臣亦如是。使若周勃，则必诛卓以已乱矣。
孙坚请张温杀董卓，温不从，从子郦说皇甫嵩讨卓，责其违命之罪，嵩不从，以为违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鲍信说袁绍趁董卓兵疲袭卓，绍亦畏卓不敢发。区区之董卓遂以乱京都，诸臣拘于名节之过也！
（九）
宦官流毒海内之久，摧残士人之多，有心者皆恶之矣，曹操曰一狱吏诛之足矣，见之审也。而何进之与袁绍行事，何其张皇，乃欲尽诛之？并召四方猛将以胁之？以激宦官之余毒，重蹈窦氏之覆辙。
宦官虽旋亦诛除，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馀人，或有无须而误死者，亦何伤于滥也！进之愚而过为张皇，张让之狠而不虑后患，而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于是地方豪雄乘乱专政，弑帝杀后，祸更甚焉。以毒攻毒，岂不慎也？用之过猛，此毒虽消，而身已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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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陶扬鸿：读史通论：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十九篇（12003）发布于2021-07-06 00:3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