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案可谓清代最有名之文字狱，此案颇关满汉民族问题。其源由清以外夷入主中国，士人怀华夷之辨者，无不深拒之，抗清而死者，不可胜数矣。而满虏终得稳据中原，汉人多为之屈，遗民知武力之不可驱虏，乃著书以传大义，王船山之重言华夷不已，诚以种族之痛也，而吕留良于此亦烈矣，竟以此遭身后之殃。雍正年间，有书生曾静者受吕留良著作影响，而萌反清之心，宣言华夷之辨，谓“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以满洲为夷狄，中国为夷狄窃据，当驱逐之，而致书当时占据高位之汉臣岳钟琪，弟子张熙传送书信，以其岳飞之裔，劝其举兵反清，光复汉室。而岳钟琪怀满清之惠，不顾民族大义，乃告发之，于是震惊雍正，雍正亲审此案，查为曾静，源于吕留良之书，而自作《大义觉迷录》书与之辩驳华夷等说，并将此书宣讲天下，下令将已死之吕留良及长子葆中“俱著戮尸枭示，次子吕毅中著改斩立诀，其孙辈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吕留良之徒严鸿逵，此时已死多年，但他“与吕留良党恶共济，诬捏妖言……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即使死去，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亲、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诀，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子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俱拟斩监候。”可谓牵连甚广。而曾静未处死，曰使其心服。至乾隆即位，则曰“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令与其弟子张熙凌迟处死。而雍正之《大义觉迷录》亦为所禁，子禁父书，亘古未有，为其中有隐事不可公者，又关乎满汉种族问题，此书如何，吾可剖析之。于此可见汉族士人之排满心理，至八九十年犹存，满清君主如何歪曲解构华夷之辨，摧灭汉人民族思想，而满清性质是为外国入主，虽雍正不讳也。
满清以夷狄入主中国，非华夏之类也，其不正也明，《春秋》内夏外夷，“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则更不与夷狄主中国，士人执此以反清，雍正为解构此义，乃以天下一家，惟德是辅之说消泯民族之分，其言曰：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
驳曰：夷狄之盗中国者，自知非类，乃以道德辨华夷，以泯汉人种类之见。夫德以辨君子小人，华夷之辨，本为族类之辨，以道德混淆族类，则可弃己之父，认他人为父矣。《周易》曰：“君子以类族辨物。”华夷大辨，防夷之乱华，岂雍正所谓“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哉！择君以德，然也，所谓德，华夏之有德者，中夏地广人众，岂无有德之人，而迎蕞尔小夷为华夏之主耶？以道德辨华夷，其实为势力之见也，满清岂有德者哉！入关之前，屡犯边疆，掠杀吾汉民上百万矣，入关后，更为剃发易服，逼迫屠戮吾汉人之死者不知数千万，仅扬州之屠，有八十万，残虐无道极矣，汉人起兵反抗者数十年，至康熙，犹不止，朝鲜亦痛中国之亡于满清，暗称清帝为胡皇，贬其君，犹用崇祯年号，吊明反清形于其史册笔记者甚多，而曰“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何其言之不怍也！以成功者为有德，是雍正道德之论也。
余曰：人之不能认他人为父者，耻心也；人之不能认异类为君者，耻心也。无耻之人，以他人为父，而忘其所自生；以异类为君，而忘其所自出。充一无耻之心，卖国者多矣，民族将何保哉？
而彼则欲以所谓道德泯华夷族类之辨。曰有德则为吾君，夫于中国言之则可，于华夷言之，背华而从夷，以夷制华，其罪大矣！华夷不辨，曰有德则为吾君，投降夷狄之汉奸，岂不曰吾君有德，而文饰其降虏卖国之行！刘秉忠之宣扬元威，洪承畴之称颂清德也。
夷狄之贤者如金世宗，泽于夷狄，而非及华夏也，宋金世仇，宋人可以金主之贤而戴金主为君，而易宋帝乎？康熙泽于满洲，固满洲所谓贤君也，其于汉族则防之甚深，异族也，沿海迁界，虐汉民不啻禽兽，何其酷焉！
彼曰：华夷，必辨之以道义，不可辨之以种类。
余曰：华夷，即种类之辨也。若道德之辨，则君子小人也。安可全以道德为判断，而泯灭种族之大防乎！外国有贤者，吾敬之，而于两国交战，可输吾国之情于彼国乎？种界，国界不可破也。日本有信奉孔孟之学者曰：“虽孔子为帅，孟子为将伐吾国，亦当擒之以报吾国。”民族主义之强如此，岂以敬慕外国贤者而易其爱国之情哉！
君者，群也，率领吾族群而为福者也，可率吾族群者，吾族群之贤者也，异族有贤者，为彼族也，可同心为吾族乎？夫族群不知自立自强而引戴外人为主，其亦可耻矣！
无其德，不可为吾君，非其类，不可为吾君，有其德，为其类，可为吾君矣。君者，族群之长也。本族虽有不贤者为君，犹可易也；他族有贤者入主吾族，不贤者相继，不可易也。朋友虽善，不以凌兄弟；异族虽贤，不以主中华。亲疏之别，内外之辨，天理之本然，非以人之贤可以易也。
德有君子小人，辈有尊卑，位有贵贱，血有亲疏，人有华夷，地有内外，不相易也。子侄之敬父母叔伯，岂以其不贤而失其敬？岂以子侄之贤而易其尊？人之爱兄弟子女，岂以其不贤而失其爱，岂以他人之贤而易其亲？则圣人之内华夏，外夷狄，岂以华有无道，夷有贤君而泯其内外，使夷为华之主？况华夷为天下之大防，地之纪也，华夷乱，地维裂矣，虽圣人之德，无以易也。
光绪之有仁心也，而革命者犹反对之，斥保皇之非，立宪之伪，非我族类也。非我族类不入我伦，虽其贤德，非为吾族之利，而其愈贤，愈为吾汉族恢复之患。则所谓反清者，光复为首，除暴政专制，其次也，不患其暴也，而患其贤也。夫以数万万之汉人受制于数百万之满人，有可耻之心矣！虽光绪之有仁心，亦必反之，虽清室之行立宪，亦必革之，耻为异族统治也，欲求汉人自主也。耻心之存，人情之常，天理之正，以为狭隘者，其亦卑矣！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夷狄虽有贤君，不如诸夏无君，诸夏无君，亦不可求夷人为君。《春秋》不与夷狄之治中国，夷狄不与，《春秋》常辞。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圣言彰彰矣，安可以“道义”泯其内外之别哉！夫德辨君子小人，今乃以德辨华夷，则夷之有德，可为华之主，其似尊德义，而实裂地纪，始于崇德，而终于媚夷也。孔子有教无类，非有主无类也。
吾又作论《类可不辨乎》曰：
儒家五辨：人禽之辨、华夷之辨、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正学异端之辨，以要而言之，实三辨也：人禽华夷之辨，辨于物也；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辨于德也；正学异端之辨，辨于学也。
夫仁义有界也，界之者伦物也，爱人利物，仁也，施之豺狼则愚；瘅恶惩奸，义也，行于父母则悖。皆由无分，而乱大德，害大伦。德者，以辨义利，以别君子小人也，非以辨类也。以义而行于父子，则子可以弑父矣；以仁而通于华夷，则夷可以侵华矣。
父子，大伦也，子虽有德，不可以命父；华夷，大界也，夷虽有德，不可以主华。或曰：“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外国人苟能明明德，即可以作君师矣”，“君臣以义合，合其义即可为君，不必辨其类也”。呜呼！华夏之与夷狄，如人之与禽兽也，判然而不可易者，若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则禽兽进于人而亦人之乎！犬豕学人之语，为人之行，称犬豕为人，可乎？彼夷狄学华夏之文，为华夏之礼，而讵可称为华夏也？中国之道，中国之行也，夷狄能行中国之道乎？窃礼乐以自尊，而谓为中国之道乎？人之道，人之行也，禽兽能行人之道乎？模人之言行以相媚，而谓为人之道乎？以外国人为明明德者，可为中国之君师，则子之明明德，亦可为父之君师耶？合其义则为君，则凡合于仁者，皆可为父而不辨于类耶？夫以尧舜之德，贵为天子，不可以臣父；夷君有德，即可主夏耶？但辨德，而不辨类，则尊卑倒矣，民族混矣，非所以明伦也，非所以存国也。
且类者，即义之所分也，人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于亲而有父子，于位而有君臣，于人而有华夷，漫然无分者，异端也，而以儒言乎？父虽无道，子不可以不孝，朋友有恩于己，且不忍相害，况父乎？以父无道为戮而曰大义，实为不义，导天下以灭亲也；夷卑于华，夷虽有德，华不可以不攘，楚之变夷，诸侯犹欲共抗，况夷狄乎？以夷有德为君而曰合义，实为悖义，教后世以猾夏也。类之不辨而曰义，贼义；如学之不辨而曰道，贼道。此儒者所当深拒，而可为之言乎？
伪儒承昔日胡君之论也，胡君已死三百年，满清已亡百年，而犹有伪儒祖述其论，岂所谓心中辫子未去乎？甚矣，满清之流毒至今不息也，可不浚其源乎？
雍正又曰：“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
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佑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
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
驳曰：戎狄猾夏，盗据中国，乃妄称天命以欺人！杀我人民，盗我疆土，何绥何爱？而欲吾民除华夷之见。春秋之义，尊王攘夷，势之暂屈，非谓理之终服也，以夷治华，颠倒乾坤，逆理之甚者，而犹欲吾民尽臣道于尔夷，而不可怀有异心耶？尔夷之居心不良，处心积虑防汉，盗吾土而不释，犹欲吾民之无异心，岂不悖乎！所谓大一统，一统有分，有仁义之统，商周是也，有暴力之统，秦是也，君子尊商周而反秦，有华夏之一统，汉唐是也，有夷狄之统华夏，元清是也，华夏统于夷狄，不幸之甚者，君子欲图恢复攘逐者，何大之有哉！
逆虏背恩反噬，盗据华夏，封豕豺狼也，吕留良恶之，欲图恢复，而力之不能，托之于言，民族义士也。盗憎主人，而极言诋訾民族义士，欲保其所盗者也。德祐以后，华夏尽沦于夷狄，蒙虏盗据全中国垂百年，诚天地之大变，亘古未经，此明人之公论，岂吕留良一人之私见哉？
宋遗民谢叠山《送黄六有归三山序》感叹：“嗟乎！夷而灭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有天地以来，无此变也。”天地未有之变，当时士人心境可谓痛矣。谢叠山《东山书院记》又曰：“自有天地以来，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极矣，……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竞灭于诸儒道学大明之时，此宇宙间大变也，读四书者有愧矣。”
明人陶鲁曰：“胡元猾夏，宋祚乃亡。宋亡，则中华变为夷狄，衣冠同于左衽，开辟以来非常之变。”
魏焕《皇明九边考》曰：“我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至于陷没疆土臣事犬羊，如五胡乱华蒙古灭宋，夷狄之祸于斯极矣。”
丘叡《世史正纲》曰：“有华夏纯全之世，汉唐是也。有华夏割据之世，三国是也。有华夷分裂之世，南北朝及宋南渡是也，有华夷混乱之世，东晋及五代是也。若夫胡元之入主中国，则又为夷狄纯全之世焉。噫！世道至此，坏乱极矣……天翻地覆，夷狄反为华夏之主。自天地开辟以来，未始有也，有之始于此。呜呼！岂非天地间极大之变也哉！……洪武元年春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之统。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虽五胡乱华，而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哉？”
又曰：“世道极变之大有三：曰臣而僭君之位也，妇而当阳之刚也，夷狄而为中国之主也。自秦汉以来，僭君之位有莽、温焉。然前此犹有羿也。当阳之位有武翠焉曌，然前此犹有娲也，夷狄之主中国，则首昉于蒙古焉。前乎此者渊、勒，非不称帝也，然崛起而倏灭；辽金，非不僭号也，然偏安于一隅，未有混一天下，使凡覆载之间，止有夷而无华如元世者也。呜呼！岂非世道极变之会欤？”
丘叡的《大学衍义补》亦曰：“伏惟我圣祖承元人斁败彝伦之後，所谓大乱之世也。当是之时，以夷狄之人，为中国主，天地于是乎易置，华夷于是乎混淆，自有天地以来，所未有也。”
王洙《宋史质》曰：“胡元者，蹙金灭宋，取帝王礼乐衣冠之地，而以腥膻之，自天地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变也。日月为之薄触，时序为之倒置，天地为之反覆，冠履为之易位……”
王世贞《读元史》曰：“余尝怪晋世匈奴鲜卑羯氐羌以至索头之虏更迭而入为主，其割中国十之六七耳，然往往袭华号，变夷礼，多足称者，盖至孝文而其俗彬如也，岂其先尝杂处中国，有所觊慕于志耶？宋亡，而薄海内外鲜有不为元者，顾其君臣日龂龂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国之俗，省台院寺诸路之长非其人不用也，进御之文非其书不览也，名号之锡非其语不为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视中国之地若瓯脱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国之民若赘疣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寝处其皮，以供吾嗜而已。于乎！不亦天地之至变不幸者哉！”
姚涞上疏明世宗曰：“夫华夷大分也，臣请为陛下陈之，中国之与夷狄，其防至严也，是故内中国而外夷狄，岂非以其荐食上国，糜灭人类，有甚于乱贼之当诛者欤！自有典籍以来，犬戎覆宗周，弑幽王，而周人不能讨，此中国之大仇耻也。刘石诸胡囚执晋怀愍，盗据神州，而晋人不能讨，此又中国之大仇耻也。完颜吴乞买入汴，而虏徽钦，奄有天下之半，宋人窜于江南而不能讨，此又中国之大仇耻也。此数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愤者也，然犹未全盗我中国也。蒙鞑继兴，有所谓元世祖者，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刘石，贪剧于契丹，暴过于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斁我彝伦，变我礼乐，而万古帝王之中国，始尽胥而为夷矣。”
陈棐上疏明世宗曰：“元乘宋之弱而吞噬之，习中国以胡俗，正以胡人浊我寰宇。歝我彝伦。始则以夷猾夏，既而变夏为夷。当是时，吾天地所开之中土，吾万古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区尽沦胥而为夷狄……”
王船山《尚书引义》曰：“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
夷祸之极于胡元，前古未有之变，有心者皆知之也，不能深惩大诫，使清步元之后尘，而其祚之久，毒之深，倍屣于元，岂但复见而已哉！王船山曰：“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揆之满清之世，岂不然哉！尔夷入主中国，为禽心鬼计，治汉无所不用其极，以桎梏吾民，多忌讳，严刑罚，士以文字罹祸，民以聚集遭刑者众，压抑甚矣，极阴之世也。“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吕留良以满洲为外来入主也，强盗也，而犹诋汉人怀此疆彼界之私，国可无界乎？侵盗有理乎？立国所以为界也，无界何为立国？华夷之界，不可无也，侵盗之无理也，夷之猾夏盗夏，尤为逆理也。尔夷逆理之甚者，不自愧也，而敢横诬华夏圣王舜文为夷，舜文岂尔夷之无道者可比乎？舜文，皆黄帝之裔也，居在九州，非尔为女真遗孽，出自荒外也。舜之君临天下，尧让之，天下推戴之，非尔夷之侵盗也，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吊民伐罪，非尔夷之猾夏贼民也，而敢相拟乎！《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尔夷之阴鸷，是必膺者，尔夷之盗夏，屠戮汉人无数，是必惩者，荆蛮不恭，则必膺必惩之，况尔夷之横恣毒夏者乎！秦楚非如尔之为外夷，故孔子不以为外，秦楚世系，史记记之详矣，何待辨哉！而今犹有小人伪儒者诬秦楚为夷，以证满清入主中国为合法，承雍正之绪论，岂胡君之徒子徒孙乎？
华夷之说，由来久矣，《春秋》所辨，《诗》、《书》所称，晋世，五胡乱华，鲜卑入主，僭号魏帝，北陷于胡，衣冠南迁。南实华夏，北为索虏，而反贬华夏为岛夷。清亦索虏，固不辨华夷，故为似公之论。清之天下一统，非统一于华夏，乃统一于夷狄也，所谓华夷一家，实为夷狄盗夏，喧宾夺主，贵满贱汉，夷高于夏，何为一家？汉家义士辨析华夷，使后人不忘尔夷之为寇盗，而诋为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盗之反詈主人，尔夷为甚矣！蜂蚁不若者，为夷之伥，残害汉人之汉宄也，若洪承畴、尚可喜、孙之獬是也，蜂蚁犹知爱护其类，此辈不知也，反为异类助虐，而以加之吕留良爱国之义士乎？盗憎主人，不惜颠倒是非矣！无父无君，非其德，非其类，何父何君？认夷为君父，华夏之耻也，不愿认为君者，恻隐羞恶之心不泯也。寇盗华夏，而犹以君臣之义责吾士，甚矣尔夷之颠倒错戾，丧心病狂，至此极也！
明自嘉靖以后，固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然此为中国之事也，中国之乱，中国之人定之，于尔夷何预？乘吾中夏内乱，假汉奸之助，侵暴吾地，系累吾民，率天下而皆夷狄之，为剃发之丑。中国之乱，民荼毒已甚，尔夷入寇，而倍屣之。屠戮已尽其威，使吾汉不能复抗，而假托安抚之名，内行奴役之实，不欲吾民之怨疾尔夷亦已矣，而敢反称吾民沾尔夷之恩耶？“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此清初唐甄之言也。不及明代远甚，明犹有集会之自由也，犹能清议也，尔夷尽禁锢之。
尔夷之无道，亦敢言天地以仁爱为心，何以视吾民如草芥而刈割之？视士人如猪狗而蹴辱之？尔夷之外远，其德也，何及于吾华？而自万历以来称兵猾夏，寇掠不已，是谓德乎？而敢自称大德受命，盗之大言不惭，自为狌狌狂吠，而反詈主人之愤言？保己寇盗之私，不欲人言，而反斥主人恢复为私？斥主人为逆贼？为贼，孰有过于满虏者乎？卑卑小夷，人口不足百万，盗据泱泱华夏，并侵吞他国，贼之大者，反以詈主人，贼喊捉贼，莫此为甚矣！
雍正又曰：“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以夷狄譬诸禽兽，自古以来之论也，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建夷之阴狡，乘衅入寇，借汉奸之助盗据中华，乃敢矫诬天命，曰“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则满清为外夷入主，雍正亦不讳矣，“夷不乱华，裔不谋夏”，岂有外夷可以主中华？逆之甚者也。满清非中国，明矣，满清之君自认也，奈何今人多认之为中国，忘其为外夷入寇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诸夏虽乱，无君，犹胜于夷狄之君，而无有求夷狄为华夏之君者，此吕留良之意也，势之屈于夷狄，不如夷狄之阴狡得逞，岂谓诸夏之德不如夷狄乎？戎狄无道，盗据华夏，淫杀无数，无德之甚者，犹自诩有德，詈我华夏之人乎？
雍正既以成败道德说解构华夷之辨，继以版图扩大说称扬满清之功，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驳曰：华夷在人不在地，齐鲁之地，周以前亦为夷也，周封诸侯，华夏据之为国，则华夏矣，元清虽入主中国百年，犹夷狄也，岂以居华为华哉！有内夷，有外夷，向化之夷，内夷也，不向化之夷，外夷也，岂徒以不向化斥为夷狄乎？华夷之分，类聚群分也。羌汉杂处百年，汉苗杂处上千年，而犹有华夷之界也，况满汉之于先世，素不相接乎？尔夷非向化者，而又猾夏肆凶，为吾华夏附骨之蛆，中夏有志之士，必谋攘逐。亡我中国，摧残吾士人，奴役吾人民，又侵吞他国，中国之大不幸，亦其他夷狄之大不幸，而曰为我中国开疆拓土？则何不归国权于吾华？
雍正此说为近代伪儒康有为所承，康有为之驳革命，而称满清之功曰：“国朝之开满洲、蒙古、囘疆、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汉唐，而轶宋明。”至今则有学者称满清为中国版图之扩大有贡献。呜呼！不思亡我中国近三百年之恨，备极压榨，犹谓有功于吾华耶？满清之开疆，与中华何关？小儒竖学乃艳称以为荣？无耻之甚也！虽灭蒙古，西藏，实汉满蒙藏分治也，不使相往，故满清亡，而蒙藏皆思独立，内蒙，西藏至今属中华者，则共和国之出兵有力也，舍汉人之功，而以归功满清耶？
虏君已死二百年，犹有康有为之徒祖述其论以拒革命，雍正曰：“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於圣德乎？”康有为曰：“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入主中国，古今称之。”当今伪儒如余东海辈亦为此论，为满清辩护，而不惜上诬古之圣王，丧心病狂，何至于此也！雍正曰：“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康有为曰：“所谓满汉，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雍正曰：“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同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猡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而目为夷狄可乎？至於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并蒙古极边诸海，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士，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之分论乎？”康有为曰：“中国昔经晋时，氐羌鲜卑人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孙徧布中土，多以千亿，又大江以南，五溪蛮及骆越闽广，皆中夏之人与诸蛮相杂，今无可辨。”康有为真虏君之孝子贤孙也。虏朝已亡百年，至今犹有承其绪论者，何虏君之狡，可以欺当时，摧灭吾汉人民族思想，且可欺后世耶？何有汉人之愚，受其欺而不觉耶？心中辫子犹未去乎？虏君之魂犹治吾汉人之心乎？虏君著作犹在也，邪说之源也，从根驳正之，而当今颂清之谬论可以息矣。
雍正又以君臣之义责吾汉族士人，曰：“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君道子元元，是也，欲臣奉君如父母，何其责臣之严？君之亲孰与于父？而以君拟父母？虽不仁于臣民，亦不可疾视之？君臣不可与父子比，父子天性，天性不可离，君臣以义合，义不合，则去。吾闻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雍正之意，君犬马土芥其臣，犹欲其臣奉之如父母？何其责臣严而责君宽？待臣薄而待君厚耶？满清之尊君卑臣，臣以奴婢自称，三跪九叩，杖打时加，曾犬马之不如也，则其民可知矣，而厚颜不惭，曰尽父母斯民之道耶？君辱其臣，而曰父母？臣议其君，而曰诽谤？况尔夷非吾固有之君，强以势临之，胁华人拜汝为君，而欲珥华人之谤耶？
雍正恶汉人之图谋恢复者，曰：“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
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驳曰：康熙年间，各处起兵，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假称朱姓，反清怀明也，欲借复明驱逐尔僭窃之夷也。元末，韩山童亦假复宋之名反元也。历代之亡，复明者最多，非明之德厚，历代不及也，代明者满清，非华夏之类也，其祚久。雍正言“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则汉人之不服满清统治者多矣，非以满清夷类僭盗之故耶？恶汉人之图恢复者，称为奸民，论奸孰如尔夷？假称为明复仇，剿灭流寇，自据北京而有之。称中国人君之子孙必至于无噍类，则满清非中国矣，明之宗室为尔夷戕害殆尽，而以咎吾民乎？
明太祖之起兵，始于复宋也，北伐蒙元檄文，称“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矣，固继唐宋而非继元，元犹据漠北而与明对峙也，得国之正，莫如洪武，而诋为篡窃。尔夷既与明为邻国，尝称臣于明，则当守邻国之分，何敢荐食上国？灭邻国，非侵略之罪耶？呜呼！诋恢复者为篡窃，文谮窃者为有大造于中国，颠倒是非莫如尔夷！
论边患莫如尔夷，倭寇犹其浅者也，明末之大乱，尔夷为罪魁祸首，善哉张煌言曰：“自辽事起，而征调日繁、催课益急；以故溃卒散而为盗贼，穷民亦聚而弄干戈，是酿成寇祸者，清人也。乃乘京华失守，属国兴师；诚能挈旧物而还之天朝，则是吐蕃、回纥不足专美于前。奈何拒虎进狼，既收渔人之利于河北；长蛇封豕，复肆蜂虿之毒于江南？”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昆阳之屠，江阴之屠，大同之屠，皆汝清军为之，不自反，而责明军之杀良冒功耶？四川之人，致靡有孓遗之叹，虽张献忠之残忍好杀，汝清军所为亦多矣，使多为献忠所杀，何以四川犹能抗清至十三年之久耶？尔夷之狡，尽推于献贼矣！
一将功成万骨枯，仁人犹为叹之，况尔夷之屠戮汉人数千万，乃统一中国，夷狄之统一，暴力之统一，中华之大不幸也，尔夷以为功耶？尔夷入寇，使汉民如火益深，如水益热，何强盗之厚颜大造也！当时遗民朱舜水曰：“逆虏得国之后，均田不可冀、赋役不可平，贪黩淫污、惨杀荼毒，又倍蓰于搢绅之祸哉！”尔夷之淫杀，朱舜水曰：“贫者两三家派供一日，稍可者日逐坐养一兵；贫民半菽不饱，情何以堪！既已养之，仍要淫其妻子，不敢不从。若有一家杀死兵丁，诬以谋逆，则阖村洗荡；不得已忍辱忍气，不敢轻举。”尔满夷之淫毒至此，吾汉人之大辱也。尔朝暴政，如朱舜水言“满清暴政“海口造船，并派近海民帮工舂灰、牢钻匠作，饭食更须民家承值；虽官给朱银，百姓不胜扰害。今岁造船，明岁又须修船；修而复烂，烂而复造。何时底止，穷民何以聊生！”“栓锁鞭箠，为过期之利息；出妻献子，作别项之添头。”“奸淫万状、科派百端，又其罪之最重者。然一部十七史无处说起”，“大兵所过，四出骚扰；指称奸细，搜灶株连：处处皆然，人人饮恨。虽民间冤惨号天，然无力俾离水火。又苦笔力短弱，不能绘监门之图、播道州之咏，奈何！”尔夷之罪恶，擢发难数也！厚待明代，名曰加恩，实残害朱明子孙殆尽，天下已定，汉人不能复起，方假安抚推恩之虚名以愚吾民！吕留良之不忘明代，实不忘中华也，乃有明之贞士，中华之义士，分别华夷，使后人知尔满之为夷狄寇盗，冀后人之恢复，诚尔朝之敌人，而明代之忠臣也！
雍正之强盗逻辑如此，甚又歪曲篡改经典以文其侵盗，曰：“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
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驳曰：中国，中国人治之，何可令外国人入主？而曰非是非之公？外国之君，以华夏为异类，能以中国人为赤子乎？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戎狄猾夏，寇据华夏，华夏之人谋所以攘逐之，人情也，何谓非人情？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非不非其大夫也，出自论语，圣人之言，尔夷亦敢篡改！大夫有贤不肖，事其贤者，是也，何为贤不肖皆不可非耶？不容人议，尔夷之阴鸷倍于厉王之珥谤矣，厉王珥谤败，被放，尔夷珥谤成，犹据中土也。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尔夷之伤人，何可胜数哉！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夷不如夏，诸夏虽无君，犹胜于夷狄之君，则安可延外夷入为中国之主？尔夷乃歪曲其意。韩愈《原道》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千古名篇，尔亦敢篡改其言！韩愈之意以辟佛，谓诸侯用夷礼则贬为夷，用中国之礼，则复中国之称，岂谓夷狄可进为中国哉！雍正篡改之言，以辩护清之强盗为合法。然满清之剃发易服，三跪九叩，显然夷狄，又不待辨者。
“不欲归美外来之君”，则元清皆外来之君也，夷夏大防，夷夏不杂，矧以夷狄主中国哉！中国不数其罪亦已矣，而欲美之乎？以华夷之见为私心，尔夷之无道，亦自广而狭人也。谐臣媚子颂元清者岂不备至？而谓可以劝善乎？至非贬辞者，为世道人心之害，何尔夷之专制，不令中国之人讥刺外国之君也！极言吕留良者为千古罪人？洪承畴之汉奸，于尔夷有功，则为千古功臣乎？尔夷所谓功罪，但对尔夷，而不对中国也，盗之反詈主人，喋喋不已，尔为极矣！理之不直，而何色之厉也！
又以陈胜等辈警吾汉人谋恢复者，君子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苟能因此驱逐戎狄，恢复华夏，何计一身之祸福？陈胜、项梁死而秦亡，刘福通、韩林儿死而蒙元亡，犯天下之险而首事者，虽未有不败，而以震暴主夷君之胆，为其灭亡之先征。司马迁之列陈胜世家，彰其反秦之功也，韩刘之反元虏，义更高于陈项，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大义也，岂认贼为君，为大义乎？雍正斥为奸民，贬为万世罪人，何其保己之攘窃，而恶夺回者耶？
雍正又曰：“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甚矣，雍正强盗之理也，既以君臣混淆华夷，又以君臣重于父子，谓不认彼为君者为禽兽，为逆天，此又鄙陋至极，无须辩者。
雍正驳曾静曰：“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语。
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锡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是以统一诸国，遐迩归诚，开创帝业。迨太宗文皇帝，继位践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是以当时明之臣民，达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输诚向化。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也。况自甲申，至今已八十余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
驳曰：曾静曰：“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此实言也，尔夷尝为明之属夷，而僭窃中华，悖逆之至，而自矜其功若此乎？尔所扬言之功，皆对我中国之罪也！侵吞诸国，尔曰统一诸国，为诸国共主，则满清非中国也。与明为敌国，何夺明之江山？南明亦不容其存在，台湾亦必绝其一线之延，尔夷之无底线也。南明非明耶，何为不取于明？蕞尔属夷，荐食上国，敢自拟汤武而过之！何尔之厚颜不惭！
雍正称己，犹可言也，吾见网上一伪儒名“一大袋活蛆”者则以清比汤武，何其言之似雍正也。彼曰：“有清氏之兴，以德征不道，亦汤武矣。”吾驳之曰：“以夷狄为汤武，以中华为桀纣，则夷之侵华，当也。则其所谓君主以德不以类者，不过美夷之德，以助夷之侵华耳。斯言也，不可谓有人之心矣！而降虏卖国，为虏灭华之汉奸亦可自饰曰：‘吾归有德而伐无道也。’为汉奸而不惭，则汉奸者众矣！曰有德则可伐，蒙元之攻宋，满清攻明，日本之攻民国，孰不称己之德，不过侵略之借口耳。有德则可伐人耶？果为德耶？元清以夷狄乱华风，以犬羊干天纪，其所谓道，夷狄之道耳，而中国生民受其吞噬而憔悴，死于屠杀文字狱者不可胜数，而乃比于汤武耶？汤武以仁伐暴，满清以夷寇华，其可等乎？徇恶美夷，何至于此！清有道，日本为猾夏，日本猾夏，满清之攻明，非猾夏耶？志士之恢复，辛亥之革命，非耶？所谓德，为华而讨夷，则顺，为夷而攻华，则逆。父母之邦也，祖宗之土也，虽其治之者无道，忍引异类以伐之乎？称颂入侵者之德，而诋斥本国之恶，其何忍！论德之有无，不辨族之同异，而其德者，势力之论也，势强者为有德，势弱者为无道，强可侵弱，族之不辨，认虏为君，使之寇据华土，而为吾民之害大矣。且明末虽腐败，未若桀纣之暴也，犹中华之主，满清虽兴起，岂比汤武之仁乎？且为夷狄之主。清之攻明，岂为顺乎？汤武，桀纣，皆中华也，一仁一暴，然而武王之流血漂杵，义士非之；清与明，一为夷，一为华，而其德之相齿，未见清之胜于明也，若文之相伦，则清之逊于明矣，以藩邦攻上国，以蛮夷寇华夏，为之抵抗而死之烈士，不屈而隐藏之遗民不可胜数也。岂清之有德哉？剃发改服，屠杀文狱，无道甚矣，况为夷狄猾夏乎！”“一大袋子活蛆”可谓虏君孝子贤孙矣。
此汉奸之论，当年抗清烈士张煌言斥之矣：“夫建酋，固我明属夷也；一举而踞北都，再举而窃南纪。共主蒙尘，宁藩化碧，而乱臣贼子顾曰： ‘彼沛公也，亡秦者也；我子房也，报韩者也’。则是闯贼得比始皇，而沛公实杀韩公子也；则是子房当事楚霸王，而建酋可称汉高帝也！呜呼！诬子房矣。”
至于为明复仇，则当时张煌言亦驳之矣，曰：“昔日之北庭，非本朝之属国乎？ 建州之甲，已忘休屠之恩矣，辽左之烽胡为乎？ 北平之旗，似同回纥之义矣，南牧之马又胡为乎？ 旧都嗣服、正朔相承，冠盖方达乎蓟门，鼓鼙已震乎吴会。 自是而蚕食东南，翦灭之不遗余力。 凡我天潢，虽在遯荒，靡勿芟薙。 夫以高皇帝骏德鸿功，而使其子孙祸酷徽、钦，祀荒杞、宋：宜人心之不服者。”
陈去病《建虏入关手段之变迁》曰：“建虏之入关也，廷臣咸以秦师之救楚视之。以为他日事定，全师返北。已可让地通款，以酬其庸。初不虞其一人不再出也。故城破之日，上下欣欣，争相迎犒。或奋起而与闯王为难，以是自成不能支，竟舍城去。而建虏又即为帝后发丧，谬加恭敬。凡先明各官俱听照旧视事，一不干预。不剃头，不易服，安民四出，鸡犬不惊，民皆大悦。说者谓：八国联军据城之役，其情景盖仿佛似之。既而始托词，令群臣咸出诣朝计事。至则侍卫森列，朝仪备具。内殿传宣，景阳钟动。虏酋福临，已乘辇出登宝座矣。乃皆大惊，失色相顾，目瞠舌挢，而不敢动。顾事已至 此，其早怀二心者，已俯伏阶墀，山呼万岁。遂不得已，陆续拜跪，称臣叩首，祝皇帝万岁焉。又未几，而易服令下矣。又未几，而剃发令下矣。又未几，而虏兵大举南下矣。又未几，而屠城令下矣。又未几，而破扬州、陷南都、虏福皇帝，下杭城、降潞王矣。又未几，而入浙、闽、戕唐皇，逾岭南、迫滇黔、临缅甸、缚永历，且杀之矣。呜呼！棋局骤翻，着着棘手。狡虏之阴贼险狠，残忍刻毒，吾亦何忍缕言！”
为明复仇，名也，乘虚盗据中华，实也，南明四帝，继崇祯者，而满虏剪灭之无遗，诚张煌言所谓祸同徽钦。譬如一家有难，奴仆弑其主，其子弟继其业，有一盗入之，杀其奴，而又戕其子弟，遂占据其家园，犹自称有造于其家耶？何逆虏言之不羞，而有汉人受其愚也！
距甲申八十年，而犹有曾静等儒生不服满清，诚以满清戎狄异类，贪残无道也。中国之土，尔夷据之，中国之栗，尔夷食之，何尔言之反也，谓我汉人履尔清之土，食尔清之栗，此土久为汉土，相传千年数千年，尔夷近年外入者，久据不归，则以为己有耶？
其他言论亦如此类，或鄙陋不堪，不必辩之。而曾静反清之书，必为雍正焚毁，不可见矣，唯于《大义迷觉录》见其片段，有云：“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者，天下得而尊之亲之。慨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有责岳钟琪之言，如“戴皇祖之仇以为君，且守死尽节于其前”，“俯首屈节，尽忠于匪类”，责钟琪以岳王之后臣事其仇女真之后满清也，匪类指满清也。
曾静之书《知新录》又有“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之说，颇为雍正所忌，曰：“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华夷第一义，韪哉其言也！君臣之义，在华华之间，移于华夷之间用，裂华夷之大防矣，犹以忠臣自诩耶？失于第一义，尚何君臣之义？
曾静又云：“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踞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欲鼓动汉人驱逐满虏也。
曾静又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此亦为雍正所忌，封建利于御夷，诚如所言，吾史论言之，此且不论。雍正驳曾静曰封建之废为势之不得不然，然已为宋儒所非矣。赞成封建者，宋明学者颇多，雍正斥为“奸恶倾险”，何其忌于封建也，满清高度集权，满清自为夷狄，恶汉人为牧伯者也。
曾静又云：“中国人之诡谲反复无耻无状者，其行习原类夷狄。只是恶亦是人之恶，天经地义，究竟不致扫灭。若是夷狄，他就无许多顾虑了，不管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此亦发挥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而雍正对此如泼妇骂街，骂曾静为禽兽不如！
曾静又云：“夷狄侵凌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此真直言快语，船山曰寇贼我者，多杀而不伤吾仁，岂可姑息！
按曾静一老书生，犹有如此强烈之民族思想，受吕留良著作之影响也，故雍正患之，乃亲自著书驳之。华夷之辨由来久矣，历代相承，雍正自知不足以否定之，又驳曾静曰：“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虽当时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国者，然皆闲散不足数之辈耳。若因此遂谓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国，则当时中国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国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诚之道，统御万方，使我朝倾心归往，则我朝入中国而代之，亦无解于篡窃之名矣。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
此论旧调重谈，无须再辩之，雍正为否定华夷之辨。并否定中国历代之君量为不广。而其愈辩愈见满清之非中国，为外夷入主，雍正前曰“方眷我外夷为中国主”，满清之为外夷，雍正自认之矣，此又曰“眷佑我朝为中国主”，是清朝非中国，而殖民中国者也，曰“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蒙古、中国并称，是中蒙本为两国，而满清并吞之也。
凡此皆可见当时士人排满心理犹存，著书立说之影响后人也。自雍正之文字狱，解构华夷之辨，摧灭汉人民族思想，而正论不复见矣。而乾隆禁其父书，一恐其书自辩，愈辩愈显其丑，二恐强辞辩华夷，不足以服汉族士人之心，汉人犹知满清为外夷入主。
又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大义迷觉录中》，雍正曰：“父虽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何其与圣人之言相悖也，偏责臣民，而宽于君，满清之尊孔崇儒，岂其诚也哉？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陶扬鸿：关于雍正《大义迷觉录》之满汉民族问题，驳斥胡君邪说谬论（约两万字）发布于2021-07-06 00:3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