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读史通论：汉明帝四篇，章帝三篇，和帝七篇（9207字）

明帝

（一）

明帝明察有余，矜恤不足。宋均以为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也。而国家徒重文法，廉吏。中明帝政治之弊，霭如君子之言也。人皆知贪官之害也，而不知清官之害，其有甚于贪官者。以清自矜，而苛察以伤和，刻薄以伤仁，是酷吏也，而外示清廉之民，使君以为良臣，民以为良吏。包拯、海瑞之为流俗颂美也，孰知其惟鸷击之欲，船山以为名教之罪人，况贼民命者乎！贪官者，贪财物也，酷吏者，戕人命也，贪官有弘厚者，不害其贪，酷吏之毒虐，何称其清？而俗论以恶归贪官。官非可以清贪分善恶也，官之恶，酷吏为大，贪次之，官之善，仁为大，清次之。秦之速亡，由于酷吏，非有贪官之害也。汉之贪官多矣，而汉之长久者，汉之为政多存忠厚，不纵酷吏之毒也。虽有操切之政，而非其主也。乃明太祖之恶贪如仇，徒鸷击于贪官，可谓治轻不治重矣。

宋均之为此言也，而其为政，进忠善而退奸贪，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徒惩其恶，恶岂胜惩？善人进，为善者劝，为恶者有愧，何必鸷击哉！秦非不亟于惩恶察奸也，善良不进，人多为恶，法愈严，而官吏相隐者愈多，盗贼愈盛，故其亡也速。明帝之重文吏，外儒内法，不能比隆三代也。

佛教之入中国，自汉明帝始。按明帝，崇儒之主也，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宫。虽羽林之士，亦悉令通《孝经》章句。其崇儒不可谓不至，而乃引夷狄异端之法。以闻西域有神，遣人之天竺取其书与其沙门，以其慈悲不杀，有助于儒。中华有神，何必求之夷狄？儒家具足，何必取于异端？佛者，异端而兼夷狄者也。何明帝不察而惑之？明帝知崇正学，而不知辟异端也，且引异族殊俗之异端入内也，如好仁，而不知恶不仁，且引不仁者为亲也。子曰：“攻乎异端。”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异端之不可不辟也，矧引而亲之乎！其为祸不可胜道矣！夷狄之侵扰并入主中国最多不过三百年，浮屠流毒千年而不息也。

或问:“始皇灭中国之教，汉明崇浮屠之法，罪孰为大?”伍容庵曰:“秦火之余，古圣贤书籍犹多有存者，天理民彝，不终泯泯也。自佛法一人，而天下后世，皆受惨祸矣。”曰:“然则等明帝于桀纣可乎?”曰:“桀纣之毒，及于一时，明帝之毒， 流于千古。”丘叡曰：“自古夷狄之祸止于猾夏，止于乱华。然不过侵吾之边鄙，戕吾之人民，劫吾之货财而已。于吾之彝伦，于吾之义理，于吾之风化，固未尝相妨也。然其所侵边鄙亦有时也，所戕人民亦有数也。所劫货财亦有限也，今则永无已时矣，永无限数矣。呜呼！岂非天地间之一大变欤？盖尝论之，天地之区域，中国为正。天地之生人，中华为正，中华之人必有妃偶，必有亲属，必有产业，必有衣冠。人而无此数者，则非人矣。人而非人，是何等物邪！是故，人必有偶也，自是中国始有无偶之人；首必有发也，自是中国始有无发之首；家必有业也，自是中国始有无业之家；书必同文也，自是中国始有不同之文；衣必有袖也，自是中国始有独袖之衣。有父则有子，中国至是乃有不父之子。庄周所谓不可解于心者，于是乎解矣。有君则有臣，中国至是乃有不君之臣。庄周所谓无所逃天地之间者，于是乎逃矣。教之大者孔子也，至是乃有可并孔子之教。神之尊者上帝也。至是乃有大于上帝之神。孔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浮屠氏之所言所为，真所谓大乱之道而实有以丽于吾圣人莫大之罪。在三代圣王所必诛而无赦者也。明帝为人之子，乃崇无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为中国之主，乃党外夷之人。开兹大衅以为中国千万年无穷之祸害，春秋之法。推见至隐，必诛党恶之人，必原开端之始。呜呼！明帝之罪，上通乎天矣。虽秦政之暴虐，新莽之奸恶，其祸不若是之烈且久也。呜呼！若明帝者，岂非名教中万世之罪人哉！”

责明帝亦过矣，明帝非崇佛，崇佛为楚王英，而开端自明帝始，隐启万世不息之祸。则安可不谨其始哉！宣帝国威之盛也，感匈奴之恭，而割并州使匈奴单于居之，至五千匈奴部落与汉人杂处，乱华夷之大防，而为五胡乱华之肇；明帝儒学之盛也，闻西域之神，引佛教入中国，建白马寺，使藩王学之，而后为万年无穷之祸。天下万世之大害常隐伏于不测，圣人所以严华夷之防，以距异端为任也。

明帝知崇正学，而不知辟异端，为不明于理也，其报楚王英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不知异端，而亦不知人矣。浮屠慈悲不杀，似仁而非仁也，仁者人也，佛氏之慈，人与物等，而戕物之罪等于杀人，如浮屠之法，为罪人者多矣，不辨人物之贵贱善恶，一概曰不杀，是人不尊而法不立，以平等爱天下，亦以平等戕天下也。杨墨之兼爱为我近仁义，而孟子比诸率兽食人，若浮屠之慈悲，为祸烈于杨墨，是使人相食也。且出家而离父母妻子，是绝伦也，说之尤著而不待辨者，髡发而光，是毁形也，迹之明显而不可观者，明帝以《孝经》教羽林之士，岂不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语？毁发者，孰如浮屠之徒也！明帝之学不诚也乎？

不久，楚王英以谋反诛。后笮融课民盛饰以事浮屠，而以劫掠死于锋刃；梁武帝舍身事浮屠，而以召夷祸，饿死台城；夷狄之主如石勒、石虎、姚兴之奉佛者，亦子孙灭绝。尚浮屠之仁祠，而召祸起如此，岂无悔吝哉！楚王英最先好佛者，不得其死，而后世之主犹多崇奉之，浮屠之说至后愈巧愈精，高才如如柳宗元、苏东坡亦惑之矣，名为大儒如陆子静、王伯安杂引之而乱儒家之统。不防之于始，而后世距之也难。

汉之儒者，无有辨佛教似是之非，绝邪说流行之渐，徒责明帝之引入佛教，为万世名教罪人，亦岂平正之论哉！儒者于正道之防不严，而异端害之，夷狄异端亦得入而乱之，佛先入，后耶穆入，马列入，西方主义多入中国矣，儒学式微，几何不变夏为夷也，安得明王距之哉！

（三）

尧舜之禅让，泰伯、夷齐之让国，千古以为美德，后人学之则有弊，燕哙禅让而国乱，季札让兄侄而吴亡。汉人亦多学之，丁鸿辞爵于其弟而逃，友人鲍骏责之曰：“《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责之是矣，而犹未尽也。尧舜、泰伯、夷齐之让，诚也，让之者是，后人浮慕其名，而非其诚，让之未必是，是可以追继先贤哉？

君子之学圣贤，存其心也，志其道也，非规其迹也。心无仁义之心，志非仁义之道，徒迹之是规，王莽之谦恭而拟周公，刘表之坐谈而自比西伯，然莽篡而受族灭之惨，表死而地夺于曹操，然则徒规其迹之不可以足踵也明矣，而以伪行之，其受罚也愈重。

古圣贤之行，皆缘其心。尧舜之禅让，诚也，禹之不禅，而传其子，亦诚也。泰伯、夷齐之让国，诚也，文王之不让，亦诚也。禅让者，尧舜之一节，非谓禅让可为德也，让国者，泰伯、夷齐之居心，非谓让国可以为法也。尧舜泰伯之让，让贤，而保天下之治，成周国之大，禹则无他贤可让，子可继己也，则传子而非私，岂谓禅让之可继尧舜哉？非但传子也，君主之暴虐，为天下之害，汤武征诛可也，君子当仁而何让？征诛之与禅让，其迹相反，而继尧舜禹者，汤武也，迹似反，而心则一，皆忧民也，欲治天下也，故相反之迹不妨其相继之德。后人徒拟其迹，不知圣贤也，而以长伪矣。迹之似，而心与之异，道与之背，则燕哙之让适足成其大乱，季子之让适足成其不仁，君子欲笑之责之矣。言必信，行必果，孔子且曰硜硜小人，况效人之迹哉！

（四）

班超以三十六人横行西域，于各国之君，欲禽则禽，欲杀则杀，禽龟兹所立疏勒王，立其王兄子忠为王，忠贪莎车之重利，叛超，超诱斩之。超又率诸国兵破破莎车、龟兹。会诸国王，斩焉耆王广，尉犁王。而使西域五十国皆服从大汉。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若此者。且以夷攻夷，不劳中国之力，不损中国之财，甚于张骞之糜费中国之财以开西域也。或曰西域皆小国也，主愚而民散，取之不足以损匈奴之势，杀之不足以立中夏之威。然班超之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则其人口亦不稀也。月氏之强，月氏即贵霜，以七万攻超，超以寡当众，先坚守不战，后为伏兵击之，贵霜不及防，大惧，亦岁奉贡献。贵霜，征服印度西北部之帝国也，人口疆域为汉之半，与班超一战，而臣于大汉矣。国威远震，不可谓谓非千古奇功也！夫班超之得立奇功，虽其智勇之超人，亦恃大汉之威，可以震慑四夷，汉重武将之权，委以专任一方，可以独行其意而无掣肘。

西夷殖民者皮萨罗以一百六十八人征服印加帝国，人皆艳羡其功之奇，我大汉使者班超则以三十六人平定西域五十国，何让乎西夷之勇士？而印加虽服而终叛，西域则一定而不叛，至于汉亡，后更为华夏固定之疆土矣！其优劣相去，亦可见矣，何必艳羡西夷哉？而仰惟大汉之开拓，可任班超之驰骋异域，后世庸主具臣，惟知守成，不复有班超之神勇者，国土且吞噬于夷狄而不保。汉之以夷攻夷，至于清世，以汉杀汉，亦可叹矣！使后世能续大汉之势，中国多班超之将，美洲可殖民而郡县之矣，何让西夷居之哉？

章帝

（一）

耿恭之屯车师，以三百救车师，当匈奴数万之众，坚守孤城，经年不下，凿山为井，煮弩为粮，杀伤匈奴以数千计，单于诱之以王封而不动，且杀其使者，炙之城上，使虏见之，单于怒，益兵攻之，而犹不下。恭之节义智勇，千古无两矣，虽苏武不及也。而汉代华人之血性如此，胡虏安得不敬畏乎！第五伦之议以为不宜救，何言也哉？鲍昱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其言良是也。

（二）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之道自有其道，非不改也，虽有不宜，不可亟反所为，须待三年而后改之也，盖大张之余，非可猝为大驰，不胜其更也。明帝之严也，所以惩西汉末季之宽也，明察之过，而无矜恤之心耳，岂至如胡亥之惨哉？第五伦、陈宠之不忠，急挢先君之过，劝章帝更之，将陷章帝于不孝矣。船山曰：“明帝之明察，诚有过者；而天下初定，民不知法，则其严也，乃使后人可得而宽者也。”太子据之谏武帝征伐四夷，武帝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故劳民虽过，而国威以张，夷患渐息，晚年息兵，继之昭帝休养，宣帝之逸，而坐收匈奴稽颡之威，非武帝之劳，岂有昭宣之逸哉！明帝之严察也，闻宋均吏在弘厚，不在清廉之言，亦善之矣，明帝之不寿，晚年未得自更其政也。

（三）

曹子桓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范晔曰：“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亲。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蕃辅克谐，群后德让。谓之长者，不亦宜乎！”乃章帝之宽柔又过，溺于闺私，则宠窦氏之戚，任窦宪之骄横而不制，使为东汉外戚专权之首。元帝之失也柔，而章帝更过之。元帝不任外戚，章帝任外戚，元帝感史丹之谏，不废太子，正也，章帝溺于闺门之私，废长立幼，开女主垂帘，外戚专权之祸。和帝幸而聪明，终诛窦宪，不然，如平帝之移于王失，岂无可能哉？以此而观，可厚责元帝而过誉章帝乎？章帝之称长者，任情而非率理也。

和帝

王船山曰：“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而理学家之论史，恒以道德责人，虽有丰功伟绩，亦摈之以邪而不述，夫子曰：不以人废言。抑岂可以人废功哉？尊王攘夷，自古所贵，管仲之侈，非有君子之度也，而夫子许其仁，为能辅桓公尊王攘夷，一匡天下也，“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圣人之取人之功也如此，奈何后世之君子疾小人之恶，绌其人，并没其功耶？概以小人，虽功亦罪，以此责人，小人不服；以此论史，历史不公。

夷夏之防，天下之大辨，古今之通义也。《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圣人之恶夷狄甚于小人盗贼，小人盗贼之乱，犹可治也，夷狄之乱华，天地之祸，难可救也。故当夷狄之盛，必膺之使不为患；当夷狄之侵，必挞伐之使不敢扰。有能攘夷狄而保中夏者，则纪其事，称其功，表于史册，发以歌咏。如尹吉甫为周宣王诛猃狁而震百蛮，则《诗》歌之曰：“啴々焞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言其能芟强虏，而使诸蛮慑服来从也。孟子之称周公，曰兼夷狄，驱猛兽。汉武帝有劳民之罪，而汉之群臣以为武帝有北征匈奴，使单于远遁，南平羌氐、昆明、殴骆两越，东定薉、貊、朝鲜，廓地斥境，使百蛮率服之功，则尊以世宗庙号。而司马迁怀腐刑之怨，夏侯胜讦奢泰之过，略之而不显，对君而相讪，岂不陋哉！班固《汉书》能详述武帝攘夷之功，驳董子和亲之迂，则胜于迁、胜远矣！

至若冯奉世之诛莎车，陈汤之斩郅支，威震外国，而萧望之、匡衡以矫制之罪抑之而不封。惟刘向明于攘夷之大义，讼汤之屈，引以尹吉甫、齐桓公、李广利之事，以为功过于桓公、贰师，宜加尊宠。然元帝牵于衡等之议，封赏甚卑，可谓于义不足矣。而杜钦上疏请表冯奉世诛莎车之功，元帝复以先帝之事不录，尤非所以厉节之意也。夷夏之义，于是乎替矣。桓温、刘裕之逆，废弑其君，论史者多斥为乱臣贼子，而盖其复西蜀、灭南燕、西秦，摧北魏之功，船山史论以为夷夏，古今通义，援温以责裕，则一时之义伸，古今之义屈矣。故表彰温、裕攘夷之功，不可以君臣之义而盖之也，华夷之义大于君臣之义，轻重不可不审，晓明于此者，莫如船山也！

然于窦宪之破北匈奴，未予彰显。世多以宪之拔扈奢侈，结党营私，恶其人而不称其功。而观自古外戚之军功，未有如宪者也。卫、霍之名将，古今艳称，破匈奴以雪文景之耻，捣王庭以振大汉之威，然匈奴虽破，汉亦虚耗，悍虏终未之服。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不损国力，不伤民财，乃一举破北虏，横扫漠庭，使单于遁走，追及私渠比韑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牲口百余万头，降虏二十余万，勒石燕然（今属外蒙古），班固作铭颂之曰：“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岂不壮哉！岂不伟哉！赫赫之功，甚于卫、霍，巍巍之名，可踵召、尹。南单于稽首，服汉天威。宪复乘北虏微弱，遣部将耿夔、任尚、赵博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克获甚众，而漠庭无北虏。北单于遁走，不知所在。汉史不复北虏之记载，据今之考古者，以为北匈奴远徙欧洲，使欧洲震荡，出一枭雄阿提拉，横扫欧洲，欧人惧之，称为“上帝之鞭”，后虽暴死，匈奴分裂，而驱日耳曼以灭罗马帝国，不经意间，影响欧洲历史甚巨，呜呼盛哉！

窦宪之功，卓绝古今，比于陈汤，汤斩郅支，而绝匈奴于西汉之患；宪破北虏，而绝北虏于东汉，单于终于稽首而不叛。而出师五千余里，前所未有之远，影响又过之，汤功不彰，宪功不称，盖以贪污骄纵之过为汉君臣所恶。惜宪恃功陵肆，且树党甚过，和帝恶之，收宪大将军印授，逼宪自杀。然宪之拔扈，宠任之过，其难易之性也，未有弑君乱国之大恶，则胡可以此而盖其平北虏，强中国，安固后嗣之大功哉！刘裕有篡弑之恶，攘夷之功犹不可没，而况宪哉！攘夷之功甚于除盗，当表彰之以励后世为国者。

不以人废功，恶其人而复没其功，岂史之公道哉！其人之善恶，自有道德之判；其事之功罪，则当历史论之也。牟宗三谓论史有道德判断，历史判断。善恶论，其人之贞邪，其心之诚伪，道德判断也；功过论，其事之得失，其行之影响，历史判断也。朱子能作道德判断，而不能作历史判断；陈同甫能作历史判断，而不能作道德判断，船山兼之，此其史论所以卓深而无伦也。

窃慕船山论史之意，以为宪之击北匈奴，虽为邀功赎罪，而不烦民力，且获巨资，成乎其事，因有其功，终东汉三国两百多年，无复夷狄之患，此其功之显见。略其过，隐其心，当如齐襄公灭纪，复九世之仇，而《春秋》大之之义。

（二）

两汉匈奴为患，高帝伐匈奴而围困于平城，不得已和亲，至其曾孙武帝报之而患渐息；光武时亦寇暴不禁，不遑讨匈奴，闭关以防之，亦至曾孙和帝大破之患息。而武帝之破匈奴，海内亦疲，和帝之破匈奴，无甚费力，一空漠北，北单于远走，亦非和帝雄才胜于武帝，窦宪猛壮过于卫霍也，东汉之匈奴不能比西汉之匈奴矣。自武帝之重击，虽未臣服匈奴，而使匈奴分为南北，后虽统一而不久。宣、元、哀、平皆稽首称臣，前人用之劳，而后人得之逸也。王莽之乱，更始之弱，匈奴复为患，而不如西汉之大，强不复冒顿，和帝破之，匈奴稽颡更甚西汉。故宣帝有臣服匈奴之盛，和帝有一空漠北之威，而不得与武帝并尊。微武帝之深袭猛讨，绝匈奴之复坐大，后人之胜不能如此之易，功泽如此之久，庙号世宗，岂不宜哉！王莽之乱，举复汉之旗，莫不祠高帝、文帝、武帝，武帝兴礼乐，攘夷狄之勋亦深入人心而然也。

窦宪北征，使北单于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降鞬自立为单于，称臣于汉，几年后，於除鞬自畔还北，和帝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诱将还斩之。破灭其众。东汉斩杀匈奴单于易于西汉陈汤也。后又迫匈奴人杀其单于安国，降单于逢侯，逼杀单于休利，拘单于居车儿，中郎将张修敢擅斩单于呼徵，至献帝建安，单于呼厨泉来朝，更为曹操留于邺都不得回，实囚禁之矣，匈奴之于东汉，如此之微弱也。匈奴左贤王刘宣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编户，即平民也。然徙胡失策，惠帝愚弱，八王作乱，匈奴刘渊趁乱而崛起，欲复匈奴之业，其子刘聪更灭西晋，俘辱怀愍二帝。甚矣，夷狄之反复，在外犹恐为患边疆，况迁之入内乎？虽至微弱，犹不可不防也。刘渊比乎冒顿，相去远矣，而能祸中国如此之烈者，为疾于内也。

（三）

徙胡自汉宣帝割并州令南单于居之始，光武又置之西河塞内，皆失夷夏之防，明章因而不改。和帝时大破北匈奴，威震四夷，北单于逃亡不知所在，其余种于除健请立，袁安、任隗欲乘朔漠之定，令南单于反北庭，驱逐于除鞬，而安其故庐，以为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抜御北狄故也。

胡人之不可内徙也，其弊自古而见，袁安之计为长，以免戎狄之乱华。然不若周公兼并之为尽，周公兼并东夷，而东夷之患永绝。胡人不可内徙，汉人可以外迁。窦宪之大破北匈奴，单于慑胆，远走乌孙，漠北空矣，迁汉人以居之，则漠北永为中国所有，一以扩中国之地，二以除边疆之患，又分南匈奴于四方，使无能内扰，岂非万世永安之计哉！漠北多为汉人，必不能分割，刘石之祸可免，辽、金、元、清之祸亦无从而起。惜哉！时无汉武之雄主也。以汉武之雄略，能空漠北，必收漠北而郡县之矣，其夺匈奴河西，皆置郡县也。

而徙胡之弊，乱夷夏之防。夷居中国，必熟知中国之情，乐中国繁华之地，而生觊觎之心，乘衅寇攘中国，必矣。彼习汉语，而与中国之奸宄相引，尤为大患。非但此也，且乱华夏风俗。夷夏杂处，必为交易，必为婚姻，交易则染其犷悍之俗，婚姻则污我纯洁之血。而人之向上难，堕下易，乐苟简之便利而畏礼乐之检束，戎风一袭，决裂礼法而无顾忌矣。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洛，而伊洛化为戎矣；契丹、女真之据幽燕，而幽燕习于胡矣。故圣王严夷夏之界，不使杂居；正氏族之辨，严其通婚。维持礼教如此之切，诚为华夏虑也。后王不法先王，徙胡入内，而溃其防，华夏生民交受其吞噬。国朝自改革以后，号开放，大开国门，异域之人皆容入内，而外国人之来中国者不知数千万，何忘汉晋徙胡之弊而犹蹈其辙哉！乃中国女子之无廉耻，媚外国之夷狄而与之交易，且与之结姻，中国之人染其野蛮之俗，而益趋于夷，与夷为党。呜呼！当严夷夏之防，明荒服之制，以免祸患之丛生也。

（四）

和帝年方十四，而能诛大将军窦宪，不可谓非英睿之主也。窦宪有破北虏之威，功比卫霍之隆，武有耿夔、任尚之骁将为爪牙，谋有耿夔、任尚之智士为爪牙，班固、傅毅文士之杰而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非徒王莽、司马昭之权也，乃和帝不动声色，而收其印绶，迫其自杀，盖慎之又慎，静则则安，动则危。曹髦之公言讨司马昭，虽然义烈，不亦卤莽乎？

然和帝与谋者，宦寺郑众也，不与君子谋，而与小人谋，以邪攻邪，虽绝外戚，而开宦官之专权，其毒更甚于外戚，过比章帝之任外戚而更甚焉。而朝野多附窦宪，时乏忠智之臣，和帝之幼，舍郑众之徒而无可倚，则又未可徒责和帝也。惜乎和帝有君人之姿，而无贤良之辅，而永元之治不终也。

（五）

朋党之祸始自窦宪，窦宪之拔扈，笃、景、邓叠、郭璜之同恶，诛之可也，太尉宋由之党窦氏，罢之可也，班固之美窦宪，贬之可也，而皆不免于死。窦宪之权倾天下，为之党者众，攀之，畏之而附之者必不少，悉诛斥而无宥者，必伤于滥矣，光武不问吏民交通王郎之书，和帝必尽除窦氏党羽宾客，二主度量相去远矣，而减人才必多矣。

而班固之典雅博文之士，以附窦宪，下狱死，呜呼！固著史，论霍光之不学无术，暗于大理，而陨其宗，光之威重，不觉其骄溢之自露，固之博学，岂不知窦宪之躁戾，必不终者，而为之党，颂其功德，真古人所谓目论也。目见毫毛而不自见其睫，则以镜自照；见人之过而不自知其过，则以圣贤为法。论人之过，尤当自反，无诸己而可非诸人，非诸人必以为鉴而绝其蹈。固之学，文也，而非则于圣贤也，虽有学术，而亦不免也，不学无术，岂徒为霍光之讥乎？金日磾之不学，何以世保其祚，朴厚而暗合于道也。范晔之叹“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知古人之目论，而更参与刘义康之谋逆，比固之党窦更甚焉，何又重蹈目论之讥也！知之易，守之难，君子当重于守也，金日磾之不学，智不及，而仁能守之，所以全福远祸也。

（六）

邓后之矫情自饰，佯为谦卑，以希帝宠，阴后之密言：“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一时忿厉之言也，岂至如吕后之惨，邓后乃与左右泣言：“我竭诚尽心以事皇后，竟不为所祐，而当获罪于天。妇人虽无从死之义，然周公身请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报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人豕之讥。”欲饮药，左右禁之。显扬阴后之恶，巧示己之美德，自拟周公，而文之以儒术，其矫情也甚矣。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和帝惑之，而废阴后，立邓后。邓后之让皇后也至三，而终受之。前之王莽谦恭以篡汉室，后之曹丕、杨广矫情以夺太子之位，亦如之也，王莽、曹丕、杨广之伪，后世知之矣，乃邓后之伪欺当时，且欺后世矣！史叙之也如贤。和帝之明，且为所惑，以为皇后，托以后事，又使女主垂帘，和帝之失，又非但启宦官专权也。

甚矣邓后之巧伪也！和帝在时，谦让自抑，唯恐不至，和帝欲侯邓氏，邓后哀请辞让，和帝崩，为太后，垂帘听政达十余年，安帝年已长，而犹不归政，杜根请归政于上，而下令扑杀之，何其暴也！又以兄骘为大将军，邓氏兄弟四人为侯，皆封万户，虽西汉王氏之盛，何以过之！而知邓后前为谦让之伪也。后世女子希丈夫之宠，而忮人，莫不如此，为男子者，慎与之哉！

（七）

永元之时，北破匈奴，匈奴稽颡，西破诸羌，羌人顺从，鲜卑南蛮无不慑服，西域五十国尽皆纳质，农田人口富庶，上下乂安，不可谓非盛世也。帝有英资，而时无良辅，非崇儒之效，何以至此？惜乎帝早世以终，而继之者非贤也！后世鲜有称者，史叙之不张显也。

古文字古文运动文言文阅读文言文翻译儒学经典汉代儒学

Empire CMS,phom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