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读史通论：元、成、哀、平帝十三篇（7744字）

元帝

汉元帝称柔仁，元帝柔则柔矣，而未可谓之仁也。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元帝于此远之矣。柔者能为爱，而不能为仁。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不可谓其不爱民，观其恭俭何亚文景哉！而悦弘恭、石显之柔佞，迫死萧望之，恭显叩头以谢而不罪。以太子不肖，欲立他子，史丹涕泣切言不可而不忍。柔者动于情，而非必顺乎理，则于其他有所不恤。唯刚而能仁，以远奸，以去恶。元帝好仁，是矣，而不能恶不仁以远奸去恶，非所谓仁也。

（二）

陈汤一副校尉耳，而欲击匈奴郅支单于，勇士也，欲甘延寿议之，延寿欲奏请于上，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知庸主具臣不足谋也，汤之胆识，何其卓哉！如请之，匡衡等必沮其事，而禽灭郅支之奇功不成矣。其后匡衡劾其矫制之罪也。汤敢矫制，亦知汉重武功，必宽吾所为也。

（三）

汉代威震四夷而无夷狄之患也！为其铁血报怨，非如后世之姑息。匈奴之侵扰边疆，屡出兵征讨，犁庭而扫穴，使匈奴漠南无王庭。苏武曰：“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其后楼兰王杀汉使，傅介子斩楼兰王之首而献之阙下，莎车王杀汉使，亦为冯奉世斩其首级。汉使之尊，杀汉使，虽番王不免于死也，而况敢犯我汉疆哉！苏武曰独匈奴未耳，未能捕戮之耳。至于元帝之世，陈汤以副校尉斩送北匈奴单于郅支至京师，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岂不壮哉！岂不伟哉！匈奴大国之主杀汉使，不免斩首，其他四夷安能免哉！汉家之威于此为极矣！

（四）

夷狄强则骄逆，弱则卑顺，宣帝之世，呼韩邪率众稽颡，岂以其诚哉！与郅支相争不利，遂称臣事汉，欲借强汉以制郅支耳。郅支已死，大患除矣，见元帝非如宣帝之英睿，乃上书称“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其伪也，劝帝罢边备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其诈也，驰汉之备，而己志易逞。突厥启民可汗于隋炀帝岂不恭哉？亲迎帐下拜之，至欲同服为臣矣，炀帝之末，其子始毕可汗乃围之于雁门，矢及御座，微李世民解之，炀帝不免矣。孰知呼韩邪之后不为此哉！侯应议曰：“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而况单于？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也。”韪哉其言也！元帝听之而拒单于之请，明矣，虽惑于石显而害忠臣，至于华夷大计，未尝失也。汉代之人不驰于防夷，所以无后世夷狄之患。炀帝恃强好谀，不听段文振之谏备突厥，几不免重蹈西晋之祸。勿以夷狄衰弱，夷狄恭顺而忽之哉！

（五）

匈奴之为汉患大矣，高祖以三十万大军伐之，而困于平城，几不免，乃有和亲之耻。武帝承文景之余荫，用卫霍之大将，竭天下财货，倾举国兵力，仅乃克之，匈奴既破，汉亦虚耗。陈汤矫制发西域诸国之兵，禽斩郅支单于，威震百蛮，使匈奴日衰，无复边患，灭高、武未能灭之虏，成卫、霍未有成之功，岂不伟哉！汉世获单于者，唯陈汤耳，郅支为匈奴之枭雄，呼韩邪所不能胜，而以降汉也，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灭此二国，任其崛起而不制，则复为中国之患矣。陈汤晓其志而发兵斩其首，防患于未发，不劳官军，集合胡汉之兵，不过数日，所费甚少，且多收获，实为千古奇功！

按周礼，伐夷狄有功有献捷，不必奉王命也，晋破赤狄，《春秋》与之，岂以矫制罪之哉！而佞臣石显沮之，石显不足道，乃匡衡宰相名儒亦妒其功，恶其矫制，以为生事蛮夷，为国招难，殊不可解，盖亦萧望之之流也。元帝内嘉其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优柔之主也。幸有刘向上疏曰：“寿、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服……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比之方叔、吉甫、齐桓，善哉其言之乎！齐桓有尊周攘夷之功，后有灭项之罪，而《春秋》为之讳，功大于罪也，陈汤岂有如齐桓者哉！而抑之不著，悖乎《春秋》之义矣。萧望之之好与人异，匡衡之好妒人功，不如刘向之知义也。

（七）

汉重武功，厚武将，武将在外有专制之权，边将多立奇功。若傅介子之斩楼兰王，冯奉世之斩莎车王，郑吉之破车师、降日逐，段会宗之深入乌孙，诛其太子番丘，陈汤之功尤伟，斩匈奴郅支单于，征服北匈奴。自武帝奋兵四夷，而立奇功之将如此之多也。东汉则班超威行西域，制西域数十国，窦宪破北匈奴，段颎破西羌东羌，斩首五万，亡仅四百。中郎将张修与单于呼徵不相能，修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匈奴之于东汉，可欺若此矣！岂后世可及哉！唐重武将之权，庶几近之，宋明裁制武将之权，武将不能如意指兵，而以丧师辱国。

武帝以后，匈奴日渐衰弱，分为南北，臣服于汉，陈汤斩北匈奴单于，匈奴不复振。夷狄之强，过百年之鲜矣，乃汉魏四百余年伸威于夷。自汉武帝至晋武帝四百三十年，皆华夏压倒夷狄之时也。惜破于内徙胡人，而三代两汉之势不复矣！

成帝

《大学》曰：“知其所亲爱而辟焉。”人之蔽于亲爱，不复问亲爱者之是非。汉成帝之于舅氏，是也。成帝为太子，数不悦于元帝，元帝欲易之，王凤与皇后、太子同心忧之，成帝至少倚于王凤，感其爱己之恩也，而亲之也甚。即位，重用凤为大将军，委凤以大权。成帝友于定陶王，定陶王来朝，留之，凤劝成帝遣定陶王还国，则不得已而许之，知凤之不贤，欲以冯野王代凤，太后闻垂涕，不御食，而念凤之亲，不忍废。于是王氏五侯，兄弟伯侄相代，汉业以替。若能知所亲爱而辟之，焉有王莽之篡汉哉！

哀帝

（一）

成哀之际，不足观矣，妇人之天下也！成帝之时，王氏盛，一门五侯，哀帝之时，傅氏盛。朝野上下为王氏傅氏争荣枯。王莽尊其姑母，而以傅氏为元帝藩妾，不得为太皇太后，丞相朱博则以师丹抑傅氏尊号为亏损孝道。以傅太后之好恶而黜傅喜。傅喜之黜，称喜之贤；王莽之退，讼莽之冤，岂天下舍王氏傅氏之外，别无辅政之臣乎？哀帝欲封傅太后从弟商为侍中，汝昌侯，当时谏之者独一郑崇耳。傅太后怒之，哀帝终违谏封之。妇人干政，外戚专朝，而汉业以衰，不可复振矣！

（二）

亡汉者，元后王政君之大罪也，西汉之亡，虽有成哀之淫昏，而固无大伤于天下，王莽虽奸，而无诡谲鸷悍之才，非政君授之以权，不得以坐移汉历。方哀帝之崩，即之未央宫，取玺授，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迫董贤自杀，废赵后、傅后，皆令自杀，此汉亡莽篡之机也。呜呼！政君之私爱于亲，兄弟五人并侯，兄凤以大司马辅政，凤死而音代，音死而商代，商死而莽代，世及如此之久，而卒倾夫家。及莽之篡，自顾罪之深，卷卷不欲授以玺，尚何及哉！而论者宽之，多责莽之奸伪无比，恶足以盖其助莽亡汉之大罪哉！元后之寿长，元帝、成帝、哀帝死，而后犹在，虽中有丁、傅之得势，哀帝、傅太后寿不过元后，而终废之，以权授莽。莽之为摄政，为假皇帝，皆与之。莽篡五年，而元后方死。司马氏之夺魏也，亦司马懿之寿大过于魏文帝、魏明帝，明帝死，而诛曹爽以制幼主，岂天也乎，何兴之暴也！不然，吕后之强，封王诸吕，未能代刘，桓温之权，有废立之威，未能代晋。

平帝

（一）

王莽居摄，子宇谏，莽杀之。逢萌语友曰：“三纲绝矣！祸将及人。”即解衣冠，挂东都城门，将家属客于辽东。

父子天性也，不可离，父之于子，可挞之，辱之，而不可杀之，杀子是杀己之身也，子而忍杀，于君于友于人亦何不忍杀乎！虎毒不食儿，虎之凶暴，人皆知之，忍于物而慈于子，人而杀子，是暴于虎也，智者远之矣，不远将祸及于己。逢萌闻王莽杀子，而痛言三纲绝矣，辞官而远徙辽东，可谓明于见几，而全身远祸矣。忍于子，必忍于臣，忍于天下，使其居位，天下必受其残。然吾犹怪其见之尚未早也，当王莽之子获虐杀奴婢，而莽逼获自杀以偿奴命，莽以此得誉士林，称其至公，不以亲子而废国法，重奴之命也。呜呼！莽之伪也，色取仁，饰礼乐以欺天下，众不察之，而望为周公。而莽之忍也，有心者不动乎？莽之诚，而杀子，亦残忍而戕人伦，而以国法盖之，无怪乎佛氏“冤亲平等”之说得入中国也。冤与亲岂可平等乎？亲杀人，亲之罪也，而为人杀亲，抑何忍乎？莽之杀获，莽为祸之始也。世多责莽之鸩杀平帝篡汉，弑君篡汉，莽之公恶也；杀子，莽之私恶也。而公恶源于私恶，察奸者，视其私而已，于父不孝，于臣必不忠；于子不慈，于人必不仁。莽以杀子得名，及得天位，而肆其恣睢，奋其威诈，毒虐生民，甚于桀纣，岂可胜道哉！莽之不仁，始于子，终于天下，忍于亲者必不能仁于人也，可勿察与！孟子曰：“亲亲而仁民。”又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亲其亲，不幼吾幼，而曰仁民，幼人之幼者，吾知其伪也，汉儒之欺于王莽，为淫于谶纬，不明圣贤之学，不察人伦之道也。

而莽之杀子，逢萌曰三纲绝矣，何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道之本而不可易。虽儒教特重之，而百家众教亦弗可离也，而近人谭嗣同攻之，谓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欲“冲破伦常之网罗”，其激也，而启鲁迅之非孝，至于文革之决裂，多父子相告，上下相攻，人伦颠倒，其动乱之极，为祸之大，尚忍言哉！而今人犹多以三纲为非，君子于此不可不辨也。非三纲者，皆谓君以此压臣，父以此压子，夫以此压妇也。三纲之压迫，古固有之，然非三纲之本意也，假之而为虐也。夫所谓纲者，表率也，君为臣之表率，父为子之表率，夫为妻之表率。孟子曰：“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君不尽君之道，则有臣不尽臣之道，位愈高则责愈大，孔孟以仁义，程朱以诚意正心责难于君亦至矣，胡岂曰君可任意宰制臣下也？君昏昧之至，无道之极，可废可杀，伊、霍以废太甲、昌邑，汤、武以伐桀、纣，君子许其大权，圣人赞其革命。君为臣纲，君当尊贤使能也；父为子纲，父当训子齐家也；夫为妻纲，夫当立身修德也。三纲所以维人伦而立人道也，岂可以纲常之压禁而破之！破三纲是毁人道也！古有君压臣，父压子，夫压妻之事，而无三纲，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人人相危，其祸愈烈，必沦于禽兽之道矣！三纲相与者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爱妻贞。古有不仁之君，不慈之父，不爱之夫，然于臣子妇不敢公然虐之，非忌于三纲之道乎？加之以不道之名，有人心者不能无惮也。若无三纲，父子非为天性，君臣不以义合，夫妇不以礼结，怀利相与，则父不父，而忍戕子，子危矣；君不君，而忍戮臣，臣危矣；夫不夫，而忍杀妻，妻危矣。而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妻之于夫亦何忌而不推刃以弑，通人而叛哉？人伦毁，胥为禽兽，必至率兽食人，人且相食矣！王莽杀子，而逢萌曰三纲绝矣！顺三纲之道，父不可以杀子也；废三纲之道，则为王莽之恶者相循而不止，肆行而无忌矣！惟王莽一人三纲之绝至于天下受其祸害，百姓遭其荼毒，况废三纲，人道岂有存哉！为君子儒者，保三纲以卫人道，所自任也！

（二）

莽之得权也，群臣咸称“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庙。”独大司农孙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今风雨未时，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声，得无非其美者？”然哉斯言也。虚誉过盛，其必不终，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誉满天下，未必非大奸。周公之圣，以叔父之亲摄政，召公且有不悦，莽之贤，岂过于周公哉？孟子曰：“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而莽晏然受之不怍也！

王莽市誉之盛，成败之俗，何与德酋希特勒相似哉？无安天下之功，而颂莽者万民；无积德之仁，而选希者亿兆。比之为周公，拟之为腓帝。莽亦自以周公，而周公矣；希亦自以腓帝，而腓帝矣。其受臣民之颂，尧舜之隆，无此之盛也；周公之圣，无此之多也；孔子之大，无此之极也。周公摄政，召公之贤且有不悦；孔子见南，子路之正且致其疑。莽希何以得此于天下哉？莽文之以周官，饰之以谦恭，而人以圣人望之；希鼓之以意志，煽之以民族，而人以上帝崇之。莽以行欺天下，希以言惑群民。虽其奸伪威诈之过人，而其能得志于天下，亦岂非乘风俗之蛊，因士民之欲而成哉！西汉之末也，谶纬之说日昌，以刘向、匡衡之贤且为之导；德意志之末也，排犹种族主义之风日盛，以康德、黑格尔之哲且以为说。遑论其流俗从而相靡，小人鼓而相辅也！故风俗不可不正也，学术不可不明也，不然，奸盗者假之以欺世害民，岂胜言哉！莽受尊之隆也，而以其书班之郡国，比于《孝经》，希享誉之盛也，而其书《我之奋斗》刊之天下，同乎《新约》。莽欲复成周之典，希欲复大德意志之地，既恃威强，而外伐四戎，血战欧巴罗，而匈奴不服，苏联相抗，黩武于外，而海内困耗，民怨沸腾，所不同者，希亡于外，莽死于内也。当其盛也，指挥而以为天下可定；当其亡也，坐守一隅而惟恐敌之兵临。希自毙，而其尸不为人见，莽之死尤惨，为商人杜吴所杀，汉军复肢解其身，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虐毒过于桀纣，复以《六艺》文奸言，而受罚也甚于桀纣，天报之不爽，有如是哉！

世多罪莽之篡汉，鸩杀平帝，此其公恶也，吾则甚怪其于子孙，抑何贼忍也！其居家也，中子获杀奴，而莽逼获自杀，以为己公；既居摄，子宇非其隔绝卫氏，莽又杀之，以为大义灭亲；子光私报窦况，莽切责光，遂母子自杀；为帝，孙子宗服天子衣冠，逼宗自杀，太子临与莽聚麀，赐临死。莽之诸子，于莽生前，且为莽诛之殆尽，呜呼！莽欲传之万世，而诛杀其子如此，传之于谁乎？父子之恩，三纲五常于莽绝矣，而犹缘饰经术以欺天下乎！而谁复受欺？莽之极恶也，而为至愚也。于子孙且惨毒若斯，而况天下乎？不能得于子孙，而能终得天下之戴乎？方其兵败命穷，尝导莽以篡汉之国师刘歆、大司马董忠、卫将军王涉且欲劫莽，众叛亲离，可谓甚矣。犹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以孔子自比，以天命自慰。始之谦恭欺世，中之以威诈篡汉，终之以愚怪亡身。欺人者而终以自欺，食人者而终为人食，甚矣夫！人皆知希特勒屠犹太，侵吞世界之恶也，而孰知其临终亦欲毁灭德国哉！希特勒以民族主义相号召，非以诚也，利用之耳，驱其族人争血于苏俄而不恤也。逮其势穷，国都失守，乃欲炸平德国，何疯狂至此哉？彼以日耳曼人弗能成功，则当灭亡，而其种族之争为非汝死，则我亡，为不并存之极端也，彼之言曰：“吾人或毁灭，但当吾人毁灭之时，则与世界同尽！”此其欲毁灭德国之机也。呜呼！其狂也极矣，不仁也至矣！夫民族主义，以爱族保群也，而希特勒驱其族以成其吞噬世界之狼心，不惜数百万军民之血以争之，其横也，既以世界为敌，欲侵吞各国，而其困也，愤战败之耻，国民之不欲死抗也，复以其民族为敌，而欲毁灭德意志，曰此民族既败，不值复存于世界也。孟子所谓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抑吾有言，圣人之功德泽于天下后世，民受之而不知之也；明王之功德惠于苍生，民知之而不誉之也；英雄之功业福于百姓，民誉之而不群起相颂也。庄子曰：“至人无誉。”王船山曰：“无誉者，圣人之直道。”圣人一心忧济元元，教化天下，岂冀士夫百姓之誉哉？夫有冀誉之心，则为私矣，安能与天地同其大而为圣人也？明王以治天下为务，兢兢业业而不敢怠忽，又何暇以礼乐自文，殉匹夫之情，博四海之誉？英雄以功业为重，虽有冀誉之心，而以为人之毁誉，何益损于吾之功业，吾自立其功业，何必悦人？而不过求人之誉也。尧舜禹孔之圣也，而立诽谤之鼓，求谅直之友，以闻过为善，犹不免伯成之讥，叔孙之毁；孝文光武之明也，亦有法重之谏；郭子仪之贞也，亦贻奢侈之谤。夫至于群起相追，称颂至极，欢呼不已者，非奸则伪也。此非世之祥，乃妖也，如海上逐臭之夫，园中绕王之蜂，衰世之兆也。若王莽、希特勒之受众誉若此其甚，使民欢呼若此之狂，而其为恶流毒若此之极，则信乎斯言之不谬也。呜呼！圣人不欲受人以誉，亦不轻誉于人，虽以令尹子文之忠，陈文子之清，犹不许以仁，且不得智。誉之过情，君子耻之，长人之傲也；誉之非实，君子恶之，长世之伪也。王莽、希特勒以小人奸雄而乘圣人之器，坦然受非常之誉而不惭，其愚也，使长傲遂非，而自以为承天命，自以为圣王，自以为救世主，无及我者，无所忌惮，而忠谏之言何从入哉！至于垂亡，犹以天命自欺也。受极誉于一时，而流谤于千载，身死名毁，两无益也。王莽、希特勒之恶，人皆知之，而誉其者之恶，逢长其恶者，孰能察之？有大恶之作，必有助成大恶之群氓也。

（三）

观人不可徒观其貌与其所举之名，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被服儒者，而为大奸慝者，自古有之矣，若王莽是也，史载其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品行无议矣，有谦恭孝慈之行矣。然而其后弑君篡国，杀子毒民，与桀纣秦二世同归，其所行者似乎是，而其所以者非，所由者妄也。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使莽诚为孝悌，何为篡弑之逆，作乱天下？所为以博名誉，伪也。莽之尊崇儒术亦至矣，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此举之盛，比元帝之崇儒而有过之，然而乱天下也甚，则观人岂可以其名也。莽之成功，颂德者以万人，至三万言，比之周公，其败也，乱贼臣子诟之，同之暴秦。后世曾国藩之恶，亦何亚于莽哉？佞者拟之程朱矣，更比之孔孟，以王莽比周公，诬周公也，以曾国藩拟程朱及孔孟，亦何辱孔孟程朱哉？观其实也，乃与之反。莽败而其名去矣，国藩成功，至今妄誉不绝。论者徒见其举儒教之旗而平洪杨异教之徒，而称卫道之大功，是圣战也，甚者曰：“微文正公，斯文其绝矣。”呜呼！孔子所以自任，而以称之国藩，佞媚之甚，亦何贬中华斯文，无曾必绝？诛洪杨之甚，谓必灭儒？而曾氏之杀戮，不留遗种，滥及无数平民，非但秦兵之暴也，王莽之毒也，彼皆不计焉，或视若无睹，虽知之不以为意，以为杀伐虽过，卫道之功不没，足以盖之矣。岂非徒观其名，不察其实之昧乎！与汉之伪儒称颂王莽，拟之先圣，同为惑也！

姑无论其重文而轻人命也。胡不观其他也？吴章名儒，而莽杀之，以腰斩磔尸之酷，并禁锢其弟子，沮莽之专权也，于此而有敬儒之意哉？黄巢之好杀也，逢儒不杀，而莽之所以待异己之儒如此之酷，曾不如草莽盗贼也。洪杨固有得罪于圣教者，焚经侮圣矣，然不过数月而改，改毁为删。天地会等会党非有为天主之教而得罪圣教，曾氏亦欲芟夷而无遗种。洋夷传教惑民矣，有民抵制之，乃曾氏杀民以媚洋，又非但不攘夷教以卫道，乃杀攘之者，且助之而容其蔓延也。至后观之，莽借儒术以欺天下，而乱过桀纣，暴秦，幸光武败之，莽婴族灭之惨，曾氏鸷悍之才过于莽也，无所不用其极，借洋夷以灭太平，惜乎无有明王如光武者起，使国藩受恶来、张豺之诛也！然太平虽灭，捻军继起，反清者未尝止也，清延祚几半百，而未尝有一日之安，政日失，中国之民日苦，辛亥虽覆夷清，建民国，而混乱犹不休也。继之倭人侵华，毛统之，旋为文革之祸，礼乐学术涂地以尽，邓氏除毛氏弊政，改革开放乃始安。垂百年而皆乱日也，生民之死者多矣，所以延误发展者甚矣，胡俗戾气之延如此之久，汉官威仪不可复矣。国藩之毒倍屣于王莽也，莽败而婴万世之贬，国藩成而受当代之誉，以成败论英雄，岂理之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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