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批曾国藩卫道论，曾氏实叛吾道，卫道以名不以实，无道而言卫道，害道深矣！（5801字）

或曰洪杨崇天主，曾国藩杀贼卫道。

余曰：读曾国藩之讨粤匪檄，而知圣道之所以陵夷也。夫卫道者，君子之责也，孟子距杨墨，程朱辟佛老。洪杨崇天主，贬孔儒，异端之烈者，曾氏荡平之，岂非卫道哉？然而有辨也，夫为正道排异端则顺，为异族戮同胞则逆。洪杨崇天主，反孔儒，固为不正，而举华夷之辨，反满复汉，则为大义。未可以彼没此也。且夫天主西方之异端，尚能用以反清，吾儒家中华之正统，而不能区以夷夏，吾儒有惭于彼矣。洪杨反孔儒不过数月而已，非欲灭儒也，曾胡之助满屠汉，十数年之惨毒，岂胜言哉！种族文化之较，种族为重，文化为轻。当种族之奴于异族，先置文化学术之争，而谋汉族之复。洪杨者，举种族大义，文化无所择耳。曾氏等无种族大义而言文化，依托虏朝而卫道，于洪杨之徒残杀之不若禽兽，于满清之酋忠戴之如神天，未见其卫道之足称也。颂曾氏者，知有教而而不知有族也，而亦不辨其诚伪仁义矣。

        曾氏以君臣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非圣贤之言也，法家之言也。君臣者，位也，非如父子之性也，位则有禅有革，孟子曰诛暴君如诛独夫，荀子曰：“上下易位而后贞。”法家则以君臣为绝对不可易，虽以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此中华之君也，亦有禅让革命。况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与夷无君臣之分。曾氏所戴之清，本出东胡，蛮夷之类也，乘明末内衅入关寇据华土，宰杀之酷，生民之劫，文狱之繁，文明之殃，吾华人受其所胁，不得已为之臣，势也，非理也。道光之衰，咸丰之微，天厌虏德，正驱除胡虏，光复华夏之时，而曾氏犹扶持之，逆时违天矣。咸丰之荒淫无道，而称其“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何言之悖乎！忠君为重，而不分其贤恶，不辨其华夷。斥洪杨窃外夷之绪，而不思己为保夷狄之主。

        洪杨之反儒，亦未至如始皇之坑儒也，焚书，亦未如秦之绝灭也，旋改反儒焚书之激。曾以儒标榜，而助满为虐，仇视太平教众，屠杀之多，过于白起、尚可喜，刑法之酷，甚于商鞅、胡亥，滥及无数平民，下金陵，纵军士屠掠，生民百不遗一，愈极屠汉之酷。以此卫道乎？而道亦何忍哉！以屠杀卫道，人之所憎矣。观其书札奏折，多表杀戮之快，扬其灭贼之功，于“贼”曰剿洗，曰大加惩创，曰根株净绝，搜绝根除，“誓不使一名漏网”，唯图杀绝，而无所安抚，迫太平军之不得降，虽降而亦多戮之，岂有归受之意哉？呜呼！吾闻夫子曰恶不仁，不使仁者加乎其身也，岂使不仁者不留遗种于天下也！况所杀，非皆不仁，滥者多矣。至于曰：“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尽古今之贤不肖而不忍言者，而曾氏悍然言之而无忌，刍狗民命如此，其已悖于圣贤之道，为大不道，而同于暴君酷吏矣，犹可言卫道哉？洪杨非能毁道也，曾氏言卫道，而扶满屠汉，滥及无数平民，则实足以毁道矣。观曾氏之文章，称为“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唯此檄言之。夫卫道者，尊吾道之理，距异端之所说也，而未见曾氏之所距。既称卫道矣，而汪士铎反儒崇法者引为谋主，无所责焉。太平固崇异教，有得罪于圣教者，辟之有名，而天地会、捻军等为何教哉？何得罪于圣教者？曾氏亦曰：“誓当尽除湖南大小各会匪，涤瑕去秽，扫荡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鸷悍于反清者如此，不欲留一遗种，彼固满清之鹰犬耳。后又杀戮抵制夷教之民以媚洋夷，不见所以卫之也。则曾氏所谓卫道者，名耳，以率群儒而攻洪杨也。而引此名，以儒为标榜，致生灵死者无数，使夷清延数十之祚，而儒为天下憎，五四文革之祸不远，或以为功，而吾以为罪也！

         君子之卫道，使天下尊其道；小人之卫道，使天下恶其道。君子之卫道，诚也，而道益明；小人之卫道，伪也，而道益晦。使小人假卫道之名而肆杀戮之酷，而污儒家之名，此儒家之不幸也夫！

        且太平天国即为邪教，所生非胡夷主政之世，曾国藩诚心卫道，亦不可称也。卫道者，卫乎道之所止也，明吾道之正，而距彼之邪。吾道大正，则一于正，而无可枉，吾道贵仁，彼以不仁，吾反之以仁。攘其教，而非尽诛其人，归斯受之，孟子距杨墨至矣，比之禽兽，亦不拒其归也。曾氏欲不顾滥伤良民，斩刈草菅之，使民之畏贼甚于畏己以期转机，不仁也，与敌争威，非争德也，曾异端之不如，何足以卫道哉！谭嗣同曰：“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径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人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矣。”贼民而贼天下，悖吾道仁义之旨，不如所辟之邪教，吾不知其所卫者何道也！观其书奏每以多杀为快，九江之屠，快之，安庆之屠快之，金陵之屠悉歼之而无遗。或问曾氏何纵兵士杀戮，曾曰：“吾之兵士，非朝廷俸养，然为朝廷竭力，故唯有薄民生而厚朝廷也哉！”所言所行出异端之下也，虽异端亦耻恶之不及！厚君而薄民，言之而无一毫之愧恧，恻隐之良已绝，不仁而可言儒，无道而可言卫道哉？其于长毛也，唯图灭绝，降者亦多戮之，不容其归。故举儒教之旗而灭太平，非吾道之荣也，吾道之大耻耳。不仁无道者污吾道也。吾道胜之乎？胜之不以道，而示天下以大不仁，异端邪教益横而无忌，吾儒式微不可挽，遂有五四文革之祸，非曾氏害之，而孰以至此！或曰：“太平邪教，虽多杀不伤吾仁。”谓太平之当灭绝，则与曾氏同为不仁。所恶于曾氏者，正以其托诸正道，悍然屠戮而无忌也，赶尽杀绝而无不忍也。异族之猾夏，犹不忍言灭绝也，况太平之志在于反满复汉，宗教之争其次耳，何其疾之绝之不如夷狄也哉？所贵于道者，仁义也，仁义，道之实也，仁义所存者人也，己违其实，但务为名，不惜人命，累吾道多矣，方免于人之攻我者之不睱，而何义以攻人？故吾痛责曾氏以此，亦愿抱道者无托道而行不仁也。

         辟异端，君子之任也，君子之辟异端，明是非于天下也，晓其邪诐于诸人也。非以气矜也，所重者理，岂徒为教争胜负哉？任一往之气，而不顾其所行之悖理，党同排异，小人之徒耳。以此而称之，不计其仁不仁，耶穆之杀戮异教徒及其妇孺，亦可称圣战而光荣之矣。

        异端害道，犹可以距之，乃托诸正道害道者，儒者惑之，非君子儒，而孰与辨之辟之？若曾氏是矣！夫以正道异端之辨，曾氏之理似是矣，而非诚也，徒距太平天国所行之教，而不距西夷所传之教也，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学异端而不讳，申韩之惨刻，亦阴用之而不避也，吾不见其诚也，不见其正也。以华夷之辨，则满清为窃据中华之夷虏，太平欲逐夷复国，曾氏扶清，是背华也。华夷之辨，吾儒所重，《春秋》所严，而吾意之更重者犹不在此，曾氏不义矣，而亦何其不仁也！屠杀之亦已矣，欲悉歼之，不使有漏网者，何其甚也！尽歼之，亦已矣，降者亦多戮之，何其不信也！不顾平民之妄伤，亦斩刈草菅之，何其忍也！杀降亦已矣，剜木而复凌迟之，又为剖肠剥皮之惨毒，纵兵士食人肉，淫掠全城，妇孺无免，曾氏不可谓有人之心。岂但党夷背华而已，虽比之吴三桂、洪承畴辈，且不如也，吴洪未多杀戮，杀降也，未以酷刑待俘虏也。人禽之辨，曾氏率人入禽兽之域矣，悉其所言所行，而不恶之者，亦非人也。观其言，又教弟以多杀，杀降，教部下以滥杀，暴戾恣睢之气，形于书奏而无忌，又邪说之至，异端所非，尤吾儒所非，恐其导人以不仁。顾炎武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曾氏之道，导人以相食也，非人之性，反人之道，堕禽兽之域，非徒吾道者距之，异端者亦距之，为人不分贵贱华夷，皆有距之之责也，距之而绝其所为，关乎人禽之辨，而可颂其威武哉？为曾氏者，不足道也，彼显然悖于人道，何待言也。而吾之为此喋喋者，颂曾犹纷纷，不嫌其所为之惨酷，一卫道之名而盖诸恶，恐为曾氏者相继，故重言繁言如此。

附：

一些人总抓住太平天国反儒不放，夸大其反儒，其实天国反儒不过那么几个月，不久转变对儒家的态度，显得温和，后来更尊重儒家，他曾剃头助满屠汉是十几年，愈极其残酷，就不说了。

天国前期几个月的反孔反儒就被说成要毁灭中国文化，而反满复汉的民族宣言丝毫不提，曾剃头十几年帮满廷卖力杀戮反清文人，就因他举着儒家旗号，而屠杀之罪完全忽略。以种族文化相较，种族更重，且天国对文化的破坏亦不如秦之焚坑，更不如满清三百年之歪曲，十万典籍的禁毁，几百起文字狱，旋而对待儒家态度温和，后更与儒家结合，则天国之文化政策之改犹可言也。曾剃头帮满人屠杀汉人，铁心维护满清，“唯有薄民生而厚朝廷”，维护他大清的统治比民生更重要，其部下劝其反清自立，不许，其民族立场之改，不可言也。

吾言曾国藩之屠杀，或曰：长毛不灭怎能安天下，如不杀尽哪里有晚清的洋务运动和短暂的回光返照？西方宗教基础的长毛是不适应中国文化的。

我说：先不论长毛，曾只是镇压长毛？对天地会，捻军。所有反清组织都要赶尽杀绝，就是顺民也不分地杀！看看他这语录就知道了！

曾国藩《与李次清》：“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

草菅民命，曾剃头都敢说了！他不分顺民地杀。

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誓当尽除湖南大小各会匪，涤瑕去秽，扫荡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添弟会就是天地会，曾国藩对他主子发誓要把这些会党杀光。这些会党和西方宗教有何关系，曾剃头也要赶尽杀绝！他们是信白莲教或道教的，曾国藩哪管什么教，只要是反清，不顺他大清的，无不血腥屠戮，毫不留情。

@國宝桑麻?不要拿卫教作愰子，曾剃头杀人不分什么教的，甚至不分反清顺清，也不分男人女人大人孩子的！好好看看历史和他的语录吧。

吾责曾国藩杀戮太酷，有伪儒慎独说什么慈不掌兵，学儒者乃说这样的话！在他看来，用兵就要狠。用兵，虽难免杀人，然岂在多杀？不可有乐杀之心。老子异端之魁，犹不尚刑杀，论兵言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如以慈卫之。”曾国藩者流，胜而美，有乐杀之心，以多杀为快，以杀绝为快，不可谓其有人之心。若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责之尤严矣。学儒者乃颂其威武，不嫌其杀戮之酷，岂徒孔孟之罪人哉！

他们学曾国藩，学出曾国藩的狠厉。所以曾国藩书应该禁，批判。其人，其书都要批判。奉曾氏为楷模，把他那些狠厉的话也当真理。说什么慈不掌兵，打仗不嫌多杀。孟子那些话都忘了！看看曾国藩的那些奏书，对自己的战功杀戮还写得绘声绘色，感觉很痛快的样子，杀人越多，他感觉越痛快，杀的都是同族，不知他哪来的痛快，他只在意胜负，不在意杀戮的残酷，杀人越多，在他看来，是他胜绩越著的体现。

看他书奏，常发要赶尽杀绝的狠话，说什么“以期根株净绝”，要“搜剿净尽”，““盼各军搜绝根除。”“誓不使一名漏网”。

他要的最好的战果就是把敌军杀光，就是投降的，也多杀掉，他自述：“三垒之贼，除先降之短发三百余名释放外，其长发老贼，共二千八百余名，悉皆正法。”

他自述对敌军杀戮之惨状就是：“贼复大溃，尸横遍野”，“该逆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其赴港赴河溺毙者，不计其数”，“我军追杀六十余里，该逆尸骸相藉，沿途毙贼一万余名，坠崖落涧死者尤多。将双港、九思岩、同田、河田、湖坊一带贼垒七十余座，全行踏平”，“各军分投掩袭，一路积尸若阜，流血没胫”，“众军合力围杀，撄刃而死者半，扑河而溺者半。弃尸骈积，河水不流”，孟子说杀人盈野，罪不容于死，曾氏描述自己的战功如此，却感觉很痛快，洋洋得意。

看他对敌军的杀戮，屡称快感：“崇、通两股匪徒，已于十六、十二日两战获胜，剿灭殆尽。世间快事，那得有此！”“闻昨日大火焱焱，极为壮观。狗党之资粮、衣物、军火，一炬焦土，颇足一快。”，“前后转战三十余日，六获大捷，斩馘殆近二万。洵足寒贼胆而快人心！”“函首送枭安庆城外，呼城贼、垒贼而告之，以寒逆胆而快人心。”“经此番痛剿，洵足快人心，而寒贼胆。”“此次安庆之贼，实无一名漏网，足以伸天讨而快人心。”“经鲍超痛剿两日，扫平贼垒八十余座，克复铅山县城，周围追击二百余里。风驰电掣，洵足彰天讨而快人心！”快这字屡见于书奏，曾国藩真把杀戮当做一种最大的快感了。

把敌军杀戮殆尽，曾国藩说“世间快事，哪得有此！”在他看来，没有比战争杀戮让他感到痛快的了！

最怕屠夫有文化，一些屠夫杀人，未形之于文，而曾国藩把他杀戮的快感，形之于文者屡见。

曾国藩还自述自己用酷刑对待一些犯人和俘虏：“讯得不法重情，立予磔死，或加枭示”（磔就是把人肢体分裂，是很残忍的刑罚。）“搜获伪知州胡万智，为贼中伪进士，力守州城，希图再举者。供词狂悖，至死不悔，当即凌迟枭示”，“各营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因其掳掠奸淫，肆毒已久，仅予枭首，不足蔽辜，概令剜目凌迟”，““传令收队，将生擒之贼十三名就地挖目凌迟”，”把人眼镜挖了，还要凌迟，凌迟就是活剐，也是极痛苦的刑罚。还有剥皮的：“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罥树磔石以雪其愤，见者无不凛凛。”

吾为文比曾国藩于希特勒，谓之不如。

或曰：曾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太平邪教当灭绝！故曾杀人无数还是圣贤！

吾曰：无论其所打旗号如何正大响亮，滥杀皆恶，悖圣贤之道者也。彼满夷之鹰犬耳！恶能代表传统文化！灭绝一词，虽异族猾夏，犹不可也，况太平军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哉！忍为灭绝乎！桀纣之不如也！指汝道教为邪教，灭绝之，可乎？但奉以卫教辟邪之旗号，而肆杀戮，不嫌于恶，可得美名，孰不以此为名也！杀戮愈酷，而愈无忌惮也！以此卫教，教之污也！害中国文化者，曾国藩也！文化者，究竟人所创造所传承利用者也，无人，无仁，族类灭绝，文化之意义又何存在？曾氏反人道，害我汉种数千万，区区文章，恶足以盖其大憝！使汉臣皆如曾国藩，吾汉种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