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下之圣人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周公者，集群圣之大成。老子，异端也，而或谓孔子问礼于老子，赞老子犹龙，始于庄生之杜撰，定于史迁之妄取，道家之徒尤张其说，曰儒者之师孔子，不过吾师弟子而已，何敢非吾道？老子为孔子所尊师者，何敢非老？今之崇老者甚乃以老子绑架孔子，曰批老即为反孔。吾儒亦不辨其非，以为吾师尝问之。流传千年，而莫正其谬，虽儒学隆盛之汉宋亦任其说而不辨，间有疑之辨之者，而语焉不详，辨焉而不备，使异端猖狂，凌驾于吾儒，儒术不能诚行于天下，终与异端相杂，任斯道者，何忍不深考详辨而力斥其非乎？
辟佛老，而不辟孔子问礼老子之说，异端之焰终张而难息也。吾久有此意，奈学问未深，不足以辨之，故久久未作。而异端之嚣嚣者无止，每以孔子师老沮吾儒之辟老，甚乃扬道抑儒，谓道为儒之本，儒为道之末，以本归道家，以末归儒家，且谓儒家出于道家，以老子为孔子师也。皆源于庄生之寓言及史迁之记载。君子于此，何忍尚不作乎！吾乃集前人之考辨，分析儒道之文献，务为详备，力破其说，虽意在于辟异，而旨归于崇圣，不容异端之贬抑也。世人多言孔子问礼于道家老子，道家之徒更宣扬其事，谓老子为孔子师以自尊其道，而小吾儒。案《史记》载孔子问于老子，叹老子犹龙，出于庄子一书，而庄子多寓言，岂可为信。以文献历史考之，老子实为战国时人，早于孟子，晚于孔子。孔老实不相见，犹龙之叹，道家之杜撰也。以孔子之好学好善，善称贤人君子，论语一书之记，于齐称管仲、晏婴、于卫则称蘧伯玉、于鲁称柳下惠，逸民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皆提之，而未提老子。若老子犹龙，则论语不能无载。然而四书皆未提老子，孟子亦未提老子。至于礼记载孔子自称吾闻诸老聃，然观其言，周人，朴实者，老子否礼，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楚人也，岂与老聃为同一人哉？宋儒张载横渠先生即疑非同人矣。张子《经学理窟》曰：“孔子适周，诚有访乐于苌弘，问礼于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觐老子薄礼，恐非其人，然不害为两老子，犹左丘明别有作传者也。”孔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则左丘明者，与孔子同时，且或先于孔子，然而左传之书，则记孔子之没，成书于战国。《老子》一书亦成于战国。南宋儒者叶适《习学记言》曰：“二戴记‘孔子从老聃’事，礼家儒者所传也。司马迁记孔子见老聃，叹其犹龙；关尹强之著书，与《庄子》合。是为黄、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词也。使聃果为周藏史，尝教孔子以故记，虽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说，则今所著者，岂无绪言一二辨晰于其间？而故为岩居川游、素隐特出之语，何邪？然则，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耳。”孔子问礼于老子，叹老子犹龙，乃道家借孔子之名以推高其师，孔子之名大，诸子多有借重。而庄子之借重孔子也多矣。明儒湛若水亦曰老子非老聃，作《非老子》一书驳老子。其《非老子叙》曰：“老子何为者也？非老子言也，非老子之作也。道其道，德其德，非吾圣人之所谓道德也，是以知其非老子聃之作也。聃称年踰几百，夫历年弥久，宜道德弥邵，古之称耇老成人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曰：‘其有能稽谋自天。’今观老子道德上下篇，无一言暨乎天理者，其能稽谋自天乎？无一言发明乎六经之指者，其能稽古人之德矣乎？无老成敦厚之气，而有少年驰骋纵横之风；非怪诞不经之语，则权谋术数之指。予故知非老聃之所为作也。记聃为周柱下史，多闻博古，必贯穿三坟五典六经之奥者，而谓聃为此书乎？如聃为此书，则聃之志荒矣。异言流播，伪以传伪，而不知此书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是薄礼而不为者也，乃称孔子问礼焉，何居？又称犹龙焉，何居？夫问礼之言是，则薄礼之言非也；薄礼之言是，则问礼之言非也。故知上下篇决非聃之作也。又称关尹喜请作道德经五千余言，今观五千言可一言而尽之，曰‘无子’之一字足矣，奚以五千之游言，谍谍呶呶乎为哉？其必喜之徒伪为之也，其伪泰誓之类也乎？其汲冢之周书之为也乎？未可知也。世之倍圣离道之君子，曲为忆说，又从章而解句释之，以圣经贤传之言附会其说，并称二圣。或援孔以入老，或推老以附孔，皆望风捉影之为。语云：‘河豚可食，命亦难舍。’其言可悲也，是无怪乎前此问礼犹龙之说之附会矣！今且不暇鸣鼓而攻之於庙庭也，特为此惧，闲先圣之道；又恐诐淫邪遁之言，或蔽陷离穷乎我也。夫孟子之学必先於知言，学者常知言焉，则邪说不能入之矣。故予忘其年之耋耄，词而非之。非之，所以明先圣之道也，实不得已也，予岂好辩哉？予岂好辩哉？”案春秋之人朴实，岂有如老子为怪诞不经之说，必战国之人也。援孔以入老，乃道家之手段，而能与儒家争衡也。为儒者，不可不辨。弟子桂奇问湛若水：“先儒谓孟子不排老子，以老子便是杨氏，排杨氏即所以排老子也，果然否？老子四大，其一称王，似与杨氏无君不同，何如？ ”湛曰：“孟子不排老氏，老子之书未出也。杨朱偏於为我，然尚老不如老子书之言之诡谲，不可同语。 ”桂奇作《孔子问礼辨》曰：余读太史公传老子，有孔子适周问礼於老子之说而疑其诬。至读老子书云：‘’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其诬益信。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又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则礼也者，所以敦忠信、厚风俗而治天下之具也。老子顾以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何哉？此书而非老子作，则可；此书为老子作，则其不知礼甚矣。老子知礼而孔子问之，可也；老子不知礼，而谓孔子问之乎？夫不知礼而问之，是不知也。曾谓孔子礼且知而圣之盛者为之哉？又谓孔子称老子其犹龙，是重诬孔子也。夫龙德正中而变化不测者也，果如老子之言，是弃仁义、捐礼乐以为道，遗物离人、趋澹泊以为教，其流祸至於无情无恩，惨刻天下而后已。此其何德之有，而孔子以龙称之乎？由是观之，则孔子问礼之说，其不足信也明矣。吾意亦老子之徒借孔子以尊其师，故为是说，欲天下后世知孔子者，亦吾师之弟子云尔。不然，何老子所以语孔子者甚倨，孔子独无以语之，而但亟称之乎？天下后世亦遂信其说，谓圣如孔子，博学如孔子，且问之礼矣，且神明其道矣，莫不翕然尊之，道其道而不以为异。是祸天下后世，必是说也。余故不得不辩。案原壤夷俟。孔子骂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原壤，老氏之类也，孔子见老氏之诡辞，焉有不辟，而反称之者乎？桂奇又为《非老子跋》曰：吾闻老子知道者，尝观其书，而窃疑非老子之作，即老子作，必多后人附会之者。老子曰：“言数穷，不如守中。”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德经四千余言矣，言不亦多乎？至离有无为二，分道德仁义礼为五，以万物百姓为刍狗，而大道裂矣。有宋诸儒虽尝非之，然未有辩其非老子之言者。今观泉翁非老子，而吾之疑始信。或曰：“泉翁平日以无言为教者，乃以八十三之年而汲汲於非老子，不亦好辩乎？”是大不然。盖无言者，翁之心也；有辩者，非翁之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是故知孟子之心，则知翁之心矣。或曰：“亿老子者非翁之徒与？且拟之孔圣矣，何居？”曰：“此翁非老子之所由作也。鸣鼓而攻，吾辈有余责矣。”王船山《老子衍》自序曰：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故于圣道所谓文之以礼乐以建中和之极者，未足以与其深也。虽然，世移道丧，覆败接武，守文而流伪窃，昧几而为祸先，治天下者生事扰民以自敝，取天下者力竭智尽而敝其民，使测老子之几，以俟其自复，则有瘥也。文、景踵起而迄升平，张子房、孙仲和异尚而远危殆，用是物也。较之释氏之荒远苛酷，究于离披缠棘，轻物理于一掷，而仅取欢于光怪者，岂不贤乎？司马迁曰”老聃无为自化，清净自正”，近之矣。若“犹龙”之叹，云出仲尼之徒者，吾何取焉！船山疑孔子叹老子犹龙出于杜撰。其实自唐代韩愈即疑之矣。韩愈《原道》曰：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 ，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 ；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 。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 ，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吾尝叹曰：“道家以老子为孔子师，佛教以孔子为儒童，皆异端之狂妄，吾儒不辨其妄，反自甘于小，岂不悲哉！老子犹龙之叹，出自庄生之寓言，贬孔以尊老也，史迁不择而采之，史迁之陋也，吾儒亦读而信之，则为儒者之耻也，至韩文公始疑之。呜呼！非世信其妄，儒自为小，彼老氏之徒安能挟之以傲吾儒哉！可以辨其妄矣！可以辨其妄矣！”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思慕周公，皆圣人也，老子异端也，“索隐行怪，后世有述”，若老氏者是也，而孔子所不为，岂反师老氏乎？异端推高其师，而卑吾夫子，为儒者宜有以辨之，岂反顺其说乎？道家与儒家争，而曰老子为孔子师。南北朝之时，与西来之佛教争，则杜撰老子化胡经，曰老子去天竺培养弟子释迦以教胡，佛教出于道家，则故伎重施也，彼浮屠者多驳其妄，吾儒反而少有辨之者。心学者乃以孔子师老子，老子非异端，而援道入儒，则不容不辨也。清代学者崔述《洙泗考信录》辨问礼老子之说曰：《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适周问礼，见老子。老子送之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庄申韩列传》又云：“孔子适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老子其犹龙耶？’”余按：老聃之学，经传未有言者，独《戴记·曾子问篇》孔子论礼频及之；然亦非有诡言异论，如世俗所传云云也。战国之时，杨、墨并起，皆古人以自尊其说。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诸老聃以诎孔子；儒者方崇尧、舜，为杨氏说者因诎诸黄帝以诎尧、舜；以黄帝之时礼乐未兴，而老聃隐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杨氏者也。今《史记》之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耳；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且孔子骄乎？多欲乎？有态色与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辩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为者？由是言之，谓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藉令孔子果尝称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与门弟子必当再四言之，何以《论语》反不载其一言？“以德报怨”，《论语》辨之矣；此世俗所传老聃之说也。其说虽过，然犹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语之尤为不经也。孔子闻之，当如何而辟之，当如何而与门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称美之以为“犹龙”，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谓孔子称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中，不应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仅十三，亦不能从孔子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鲁，鲁亦无君之可请矣。诸侯之相朝会，容有在丧及幼稚者，彼为国之大事，不获已也；抑恃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则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周，以学礼也，而独不念周之非礼乎！且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由是言之，谓敬叔从孔子周而鲁君与之车马者，亦妄也。此盖庄、列之徒因相传有孔子与聃论礼之事，遂从而增益附会之，以诎孔子而自张大其说。《世家》不察而误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之所伪作，犹之乎言兵者之以《阴符》之黄帝，《六韬》之太公也；犹之乎言医者之以《素问》、《灵枢》之於黄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为黄、老之说者非黄、老，皆杨氏也，犹之乎不辟神农而辟许行也。如使其说果出老聃，老聃在杨、墨前，孟子何以反无一言辟之，而独归罪於杨朱乎？秦、汉以降，其说益盛，人但知为黄、老而不复知其出於杨氏，遂有以杨、墨为已衰者，亦有尊黄、老之说而仍辟杨、墨者。扬子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盖皆不知世所传为黄、老之言者即“为我”之说也。自是儒者遂舍杨、朱而以老聃为异端之魁，呜呼，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记》为近是；然其有无亦不可知。故今概不录其事与言，以绝後人之疑。 又曰：《家语》载问礼事尤谬。 《家语·观周篇》亦载问礼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颇增益，其语尤为纰缪。所载孔子言云：“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记·曾子问篇》为近古，然所称述亦皆礼之繁文末节，──子贡所谓“识其小”者是也，──乌睹所谓“通礼乐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传以为老聃言者，《道德经》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论道德谬矣，──韩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谓德也。”──乌睹所谓“明道德之归”者哉！孔子学官於郯子；入太庙，每事问；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孔子之学亦颇得诸四方考订之功。《诗》曰：“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太庙骏奔之人岂必皆尝闻道者乎！然则孔子即果适周，因问礼於老聃以证鲁礼有无流传之误，此亦寻常事耳，谓足供圣人之采择则可矣，岛有以为己师而往从之者哉！韩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於其口，而又笔之於其书。”此言正为《家语》而发。呜呼！以异端攻吾道，胜不胜犹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势遂必无不胜，无怪乎异端之日炽而圣学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适周”而已，《家语》则载敬叔之言，全录《左传》孟僖子将死之语。夫此语僖子属其大夫则可，敬叔以周请於君，何必详叙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鲁，弟子益进”而巳，《家语》则云“自周返鲁，道弥尊矣，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岂一见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时孔子年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语》一书本魏、晋间人杂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缀辑增益以成书者，其时方崇老、庄，故其为言如此，若借老聃以为孔子重者，其识又远出司马迁下，而文亦浅陋鄙弱，本不足较。然自宋以来，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没圣人之实，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为之辨。孟子距杨墨，而不及老庄。与庄子未相闻也，庄子盖亦晚于孟子，至于老子，盖去孟子亦不相远，而未闻之，或老子之名不甚重也，不足道乎？若老子为孔子所严事，孟子必道之，（如孔子所敬子产，孟子言之矣）而毫无提及？纵孔子问于老子，孔子所问者多矣，岂一一以为师乎？吾儒信老子为孔子师，是助异端以攻吾儒也！凡此皆古人先儒疑老子非老聃，疑孔子问礼于老子之说。
礼记所载老聃非道家老子。案汉儒郑玄注《礼记.曾子问》曰“老聃，古寿考者之称也”。老聃非人名。今称老人家，老先生，老寿星，老翁，老丈，古称呼丈人、耆老之类。后人望文生义，乃以为人名，其误千载不辨矣。近代亦有疑老案。梁启超于1922年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老子》一书应为战国人伪托，其言曰： “孔子乐道人之善，对于前辈或当时贤士大夫如子产、蘧伯玉等辈，都常常称叹。象《史记》说的‘老子犹龙’那一段话，孔子既有恁么一位心悦诚服的老夫子，何故别的书里头没有称道一句？再者，墨子、孟子都是极好批评人的人，他们又都不是固陋，谅来不至于连那著‘五千言’的‘博大真人’都不知道，何故始终不提一字？” “《史记》这一大堆的神话，我们试把他娘家根究一根究，可以说什有八九是从《庄子》中《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凑杂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说是属于老聃，有些是属于老莱子。《庄子》寓言十九，本就不能拿作历史谈看待，何况连主名都不确定？” “还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这一类的话，象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才有这种感觉，春秋时虽有城濮、鄢陵……等等有名大战，也不见死多少人，损害多少地方，那时的人，怎会说出这种话呢?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都是战国的，前人已经说过了。这是第六件可疑。 这样说来，《老子》这部书，或者身份很晚，到底在庄周前或在其後，还有商量余地。果然如此，那么，胡先生所说三百年结的胎，头一胎养成这位老子，便有点来历不明了。”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原儒》亦辨孔子问礼于老，为伪造，认为孔子晚于孔子，早于孟子：道家之学原本《大易》，孔子之枝流也。《庄子·天下篇》以关尹， 老聃并为一派论之，可见二人并为道家之祖。然《天下》篇人，叙述二人，先关而后老，必非无故。或关尹年辈稍长，或庄子所心契者尤在关。今亦无从考辨。汉初以黄、老并称而不及关，老学遂独传。或者申、韩之术从老氏转手，大显于六国季世，韩非书且为吕政所取法，老学遂藉申、韩以盛行，而关学乃式微欤？老子之年代当后于孔子，而前于孟子。孔子早年其群俗尚存质朴，中年以后则文伪日滋，而朴风凋丧殆尽矣。《论语·先进篇):“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按先进犹言前辈。 孔子言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嫌其朴，呵为野人。野人，多庶民之称。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按后进犹言后辈。 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质，今乃谓之君子。君子， 贤士大夫之称。）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按孔子自言从先进，恶时俗之文过其质。）据此，可见孔子晚年时，社会日趋于文侈。《老子》之书，忿嫉文明，而欲返之太古，痛诋智慧出，有大伪，则其文饰、诈巧，更为孔子所不及睹。故就《论语》、《老子》二书比较，知老后于孔也。其前于孟子者何?《老子》书中随处可玩味其时代之尚文、斗靡、竞巧、逐利，至《孟子》书则可见六国崩溃之势已亟，民“救死而恐不赡”。见《孟子·梁惠王篇》。“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篇名。兹不及检。则已无文可尚， 无巧可竞也。故以《孟》、《老》二书比较，则知老前于孟也。《天下篇》 称关尹、老聃俱为古之博大真人，则两人年代当相近。《史记·老子传》载老子去周至关为关令尹著书事，当不足信。春秋时士人已有伪造之风。孔子曰:“吾犹及史之缺文也”，言就展见古史记事。有难微征者，则缺文以存疑，不妄传也。今亡已夫。亡读无。孔子叹今之治史者好造伪。而不肯疑文存疑。迄战国而此风更盛，孟子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见《孟子·尽心章》。与孔子同感也。或六国时，老子后学伪造老子为关尹著书事，以见关学犹禀于老，此与孔子入周问礼于老事，同为老之后学伪造。马迁不考而载人《史记》，甚矣其妄也！
老子之书有矫激过者，忿战国之祸与？不类春秋时人之言，察《左传》、《国语》可亦辨之。战国多造伪，不可不察，墨子曰孔子教白公为乱，庄子寓言言孔子与柳下惠为友，见其弟盗跖，为盗跖所詈，狼狈而走，妄诞不经之甚，况老子犹龙之说乎！《史记》又记曰：“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则史迁亦不能明其生平，不能定其人，而为此附记之，欲待后人辨之也，史迁曰世莫知其然，老子为隐君子，则老子生平之模糊可见一般矣，而道家可以多为杜撰假托也。太史儋即老子。“儋”通“聃”音也，合老莱子之老，则为老聃矣，盖合二者之名号而杜撰老聃乎？熊十力《读经示要》曰：李耳与老聃，是否为一人，殊难断定。《礼记·曾子问篇》《正义》引《史记》作陈国人。陈本并于楚，则谓为陈人者，自从其故籍而言。 如孔子居鲁已数世，犹曰殷人。《庄子·天运篇》:“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司马注云：“老子陈国相人，相今属苦县，与沛相近。”据此，则老聃籍隶楚国，即故陈国相人。此等记载，必确实可据。唯孔子见老聃事，不足征信。《庄子》故多寓言。《天运篇》既云孔子南之沛，见老聃。而《天道篇》又云“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云云。《庄子》书中言孔子见老聃，一云南之沛，一云西适周。《天运篇》老聃谓孔子曰:“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据此，则老聃在沛见孔子。目为北人。其在周见孔子，不又目为东人乎？细玩二篇文意，《庄子》只是寓言。孔子与老聃，皆实有其人。而老聃必未曾为周之征藏史。孔子与老聃亦不同时。《史记·孔子世家》及《老子列 传》。并谓孔子曾适周见老子。殆因《庄子》之寓言，被人误认为事实。……自马迁以来。皆以老子为楚人。与《天运篇》司马注，亦无不合。复看前文。唯老聃为周征藏史，则是庄子寓言。老聃既为楚人，亦故陈国之产，似无缘入周为史。老子思想，确从孔子《易传》而出。言阴阳变化，本《易传》也。言一生二，二生三，本《易》每卦三画也。言常道，即于变易而见不易，亦本《易传》也。此其根本大义，可明征者。老子之旨，实乃厌文胜，而欲反之质，此甚显著。《论语》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是孔子早年语。至其晚年，至其晚年，则已感文胜之弊，而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叹。老子殆稍后于孔子，故其恶文胜与诈伪及贵货之习，更甚于孔子。此由《论语》《老子》两书，较观仲尼、老聃世运之感。而知老聃当春秋、战国过渡之世，文明甚盛，《老子》书中所云难得之货，与嗜欲智巧之滋张，皆文明时代之征象也。孔子时尚未至此。故谓老聃稍后于孔子也。至孟子时，则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曰教死而恐不赡，文物凋残，社会崩溃，尚何文胜可言！以孟子与老子书对照，则老聃前于孟子，而稍后孔子，确然无疑。由上所述，可知老聃为周征藏史，孔子适周见之，纯为《庄子》寓言,不足征信。或曰:“《礼记·曾子问篇》:‘孔子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云云。此儒家记载岂亦寓言耶？”答曰:《礼记》之老聃谨于礼。与老子书中语，绝不类。盖《礼记》孔子问礼之老聃，别是一人。与著《老子》之老聃，不当混而为一。两人同姓名，而年事相悬。古今人同姓名者常有之，不足异也。孔子问礼之老聃，必有盛名之大儒。故庄子假之，以推尊著《老子》之老聃，而言孔子受其教也。然庄子-言孔子南之沛见之，一言孔子西适周见之，则显然明示寓言。而非以孔子受教后起之老聃为事实也。后人读书不慎，何得怪庄生乎？老子书之作者，与时代既决定如上。孔子问礼之老聃。《曾子问篇》只言孔子从助巷党，未言适周。想此老聃是鲁人，曾为史于周。至是，已免职归鲁。庄子以之附会，于后来作《老子》书之者聃耳。黄帝为上古帝王，果为道家之祖乎？吾意凡言道家首黄帝者，皆依托之，以自尊其学派耳。《汉书之·艺文志》道家有《黄帝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之君臣》十篇，《黄帝》五十八篇。此当是战国末叶道家所伪托。今其书皆不可见，唯现 存《庄子》书，时称黄帝。岂伪托黄帝之风，实自《庄子》开之欤？又曰：余谓关尹、老聃为道家之祖者。《天下篇》称关老为古之博大真人。其年代去孔子当不远，故道家之兴必自关老始。向者有后生谓《老子》书纯由后人窜乱及杂袭而成，其愚妄固不足道。近闻友人以《老子》书作于李耳，且谓其成书宜在庄子后荀子前，故每取庄文以入其书云云。道家高文典册甚多，今其书目在《班志》者尚不少。何必独取庄书乎？以此持论，余未知其可也。独谓李耳非老聃，不当混作一人，余亦素怀此意。耳当为老聃之后学，而《史记》以聃为李耳之谁，则马迁之疏谬而不考也。迁既合李耳老聃为一人。于是以李耳之世系说为老聃之世系。《传》称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汪中以为即魏世家，安釐王四年之魏将段干宗，其说当不误。证以庄子《天下篇》称关尹、老聃并为古之博大真人，则李耳在庄子后，何可以李耳为老聃 乎？友人谓刘《略》班《志》皆以《老子》书为李耳作，要为得之。殊不知，刘、班之说并缘马迁《史记》以李耳、老聃混作一人，乃迷谬相承而不辨耳。友人乃袭刘、班之迷谬，轻信《老子》书作于李耳，何思之甚耶？战国时学人好尊其师传，而假古人以为重，如孔子问礼老聃，必缘于老之后学，欲绌孔以尊老，始造此谣。老聃为关尹著书，亦必老之后学欲尊老于关之上。老子之名既尊，妄人之假托者，其情益诡，于是李耳、老莱、史儋辈之后学，各各诡称其本师即老子。而老聃之化身遂多，马迁不考，俱载之《老子传》，遂成千古疑案。《史记·乐毅传》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日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云云。诡托者众。真传益难知，河上果何所承，马迁之父亦不必能悉也。
前人辨老子，熊十力辨之最详，皆辨之有据也。庄子寓言曰老子谓孔子北人，则老子在南，又西见老子者，何哉？庄子自相矛盾，实为寓言不可信也。李耳子李宗为魏安儋王将，乃战国末叶，则李耳与孟子同时乎？凡此记载，不能无疑于老子之晚于孔子也。老子记载如此如此模糊，自相矛盾无定，则孔子问礼于老子者，益可疑矣。
老子犹龙之叹，出自《庄子·天运》篇，曰：“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此乃庄子之寓言，司马迁乃迷信而采之入《史记》，岂不陋哉！后世学者亦信之，乃至吾儒亦多信之，何其无识者众也！至韩愈始疑之，王船山不以为然。此不过庄生寓言，乃轻信者如此之众！不惑者鲜矣。庄子多寓言，庄子不尊古之圣人，不道先贤，而好以己意杜撰，其中言老子孔子者，皆其杜撰也，而务扬老抑孔。孟子则言必称尧舜，引先圣贤，所言皆实，未若庄生之杜撰也。班固曰道家出于史官，吾不敢信也。道家之历史观念淡薄，不如儒家深。庄子皆自称“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傥，不以綺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以庄言。……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以司马迁之识，何乃取乎荒唐之寓言？庄子已自我表明矣，视天下皆为污浊，而玩世不恭。其荒唐之言，岂能当真，可为心灵境界之修养享受，而不可为法于世。庄子盖愤世太过，而玩世过深，遂以寓言戏圣王王公权贵君子于笔下，于世道太失望，而不欲有为，以天下皆浊，而肆为荒唐之言，过激之辞，以泄其愤，以快其心。庄子《天道》曰：“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蟲，雄鸣於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庄子《外物》曰：“仲尼至。曰：’丘去汝躯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问曰：‘业可得进乎？’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抑固窭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欢为骜，终身之丑，中民之行易进焉耳，相引以名，相结以隐。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反无非伤也，动无非邪也。圣人踌躇以兴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载焉终矜尔？”此盖史记所载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之由来乎？史记所述老子之言有似老莱子之言者，益知其记载之不可信矣。老子成书于论语易传之后。老子之言多有针对论语易传而发者！熊十力云老氏反儒，仔细对比周易论语与老子，确实不差。如易传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老子则欲“绝仁弃义”。必先有言讲仁义者，而后有反仁义者。周公言德，言仁则从孔子始。老子绝对晚于孔子，彼不明反孔子之说，而其言或与孔子相反。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子言学习之悦，老子则曰：“绝学无忧。”易传言知周万物，道济天下，老子反知，主张“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甚者欲“常使民无知无欲”。孔子言“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天且先之，老子则曰“不敢为天下先”，彼只为后。孔子曰“视思明，听思聪”，老氏则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易传》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老子则曰：“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易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老子则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孔子曰：“忠信者，可以学礼。”老子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欲明民。老子则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由于礼”，“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与道德乃并列而又相依者。老子则曰“失道而为德，失德而为仁，失仁而为义”，歧而为四矣。孔子曰：“以直报怨。老子曰：抱怨以德。”凡此皆老子与孔子相反之说。可见老子晚于孔子。其与孔子儒家相反者，皆是偏谬，而其合于儒家者，是资于儒也。老子成书应尚在《大学》之后，老子之言有亦有源于儒家者。《大学》言修身齐家知国平天下，老子亦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比较相似，是老氏亦取大学也。唯大学曰修齐治平，而老氏皆曰修。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源于《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唯不过二生三，三生万物与易之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相悖矣。孔子主张尚贤，曰举贤才，“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易传》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老子则曰：“不尚贤，使民不争。”反对尚贤。必先有主张尚贤者，后有反对尚贤者，由此亦可证明老子晚于孔子，更非孔子师矣！前人虽有辨孔子问礼于老子者，而未有专论，今吾集前人之辨，专作此文，则孔子师老子之说，其可休矣！其可休矣！再补充：庄子《天道》曰：“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蟲，雄鸣於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以六经为先王之陈迹，不足重耶？史记载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何其言之相似也！此庄子寓言轮扁糟粕六经之意乎？《庄子·天道》曰：“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其言似是而非也，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见《易传》。圣人之立言，用意也深矣，所以传其道也，书以载道，六经，先王之道所赖以传者也，庄子以为古人之糟粕，先王之陈迹，何其轻薄圣人之言乎？何其与《易传》相反也？言与人可分乎？言不足重乎？人死不可见矣，非由其言，何知其人乎？不读六经论孟，何以知孔子？虽读其言，未必知之，而知之必由其言也，读书非道，而知道必自书也。君子由言而体其意，庄子曰得意忘言，是过江而截断其桥也，使不得返，不使后人由之过，岂不甚愚甚私乎！人虽朽矣，而不朽者言也。固有可以意会不能语达者，而圣人立象以尽意，言非即意，而不可谓言之无意也。独知而不能众喻，至于天下之常理，愚夫愚妇或能知之，而况贤哲，由之则安，违之则危，秉彝之所生，生活之所得，岂为糟粕，不可为法乎？魏晋清谈玄学，糟粕六经，晚明心学高谈心性，束书不观，谓求诸心，不必求诸古训，以读书为闻见之知，为支离，为求诸外，而流为猖狂，师心自用，立异以为高，非源于庄子斯言之弊乎？
崔述言黄老为假托，老子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而观《列子》书曰“《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则此言又出自《黄帝书》矣。
此言为《老子》剽窃《黄书》乎？为《黄帝书》剽窃《老子》乎？抑或同为一书乎？《老子》一书作者，且扑朔迷离。则所谓孔子问老子于周，师老子之说，安可信哉？
然观列子又引《黄帝书》曰：“形动不生形而生影，声动不生声而生响，无动不生无而生有。”（见《列子·天瑞》），老子一书未见，非同一书也。
道家言孔子叹老子犹龙，佛家言孔子称释迦为西方圣人，以列子寓言为证，一也，异端之欲崇其教，皆借重吾夫子也。西方圣人出于《列子·仲尼》，原文曰：“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仁义者，圣则丘弗知。’曰：‘三皇圣者欤？’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则丘弗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商太宰嘿然心计曰：‘孔丘欺我哉！’”
按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称尧曰无名，称舜曰巍巍，称禹曰无间，称周曰至德，岂不以尧舜文武为圣人。此曰不知，何也？无为而治，所以称舜之辞，荡荡乎民不能名，所以称尧之辞，乃以形之西方之人，足知列子寓言之诞妄无稽矣。且《列子》，战国之书，孔子，春秋之人，何知西方有释迦哉？西方多矣，岂皆指释迦乎？浮屠援吾夫子以重其师，适见其心之枵然也。
非但道佛欲借重于孔子，法家韩非亦借孔子立言。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曰：“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
此韩非之杜撰也，厚诬孔子，又厚诬殷朝，殷朝以宽仁为治，不至于如此之严，小过而重惩，非圣人之道，与圣人之道相悖，惨刻不仁也。孔子言治，曰恭宽信敏惠，岂许如此严暴之法哉！且《春秋》之义，曰：“不幸而失，宁僭勿滥”，“赏不僭溢，刑不淫滥。”刑弃灰于街者，淫滥之极，正孔子所恶者，岂反许之？“苛政猛于虎”，此之谓也。韩非托殷朝、孔子而为严酷之法，秦以行之，乃不二世而乱矣！
昔武臣以韩非为圣人，曰韩非所驳孔子之言，孔子未必得，韩氏未必非。孔子后裔子鱼驳之，以韩非所引孔子之言不实，曰：“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极天为称，言下者必以深渊为名，是资势之谈而无其实者也，好事而未凿也。必言经以自辅，援圣以自贤，欲以取信于群愚而度其说也，若诸子之书，其义皆然。”诚哉其言也！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赵襄子与智伯争，孔子已卒十一年，安有善赵襄之言？韩非之引孔子善赵襄子之赏，实为杜撰也。又墨子言孔子助白公胜为乱，曰阳虎为孔子弟子，作乱于齐，庄子曰孔子与柳下惠为友，见其弟盗跖，愈为诬枉。战国盛行造伪之风，于此极矣。柳下惠与孔子相隔百余年，盗跖与惠毫无关系，且可造之，况孔子问礼老子，叹老子犹龙之说乎！《礼记》一书且醇疵互见，真伪并存，多有儒生假托圣人者，而况百家诸子？为儒者，不以六经论孟为折中，而信百家诸子之寓言，岂非叛于圣道乎！亦愚昧无识矣！《庄子·寓言》曰：“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庄子借孔子扬老子之道，是庄子自道之矣。
当时显学为儒墨，老庄不闻，老庄无甚弟子，隐者也，生平亦无甚事迹，当时王侯学者皆未提及老庄之名，可见其名声之寂寞。遂多借重孔子立言，此庄子之巧也，所谓“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诸子之借重孔子，庄子最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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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陶扬鸿：辨孔子问礼于老子说及老子晚于孔子考（14565字）发布于2021-07-06 00:3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