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足道也，无知浅学者推为大儒圣贤，于今乃有曾国藩热。其行事之恶，非圣贤，乃汉奸民贼，乃伪儒，败类之儒，予为文述之矣，其学术之驳杂，予读其全集，而知之，当更于此辨明之，明曾国藩非儒家，乃法家，或杂家。庶使人知其为人不之仁，而学术亦不正，人与学术盖相由也。
曾国藩幕僚有汪士铎者，此人甚反儒，乃异端之尤，维护满清，却赞太平天国之反孔删经，曰：“洪、杨删论语，去鬼神祭卜等类，功不在圣人之下。”以政治主张不合，而去天国，事满清，为曾国藩、胡林翼之幕僚。汪士铎尚法家，而诋儒学虚浮空洞，“徒美谈以惑世诬民”，不能救世。且至上非圣人，曰孔子之弊在于“过仁、过文”“讳言兵”，“长于修己、短于治世”。且提议朝廷“禁读《中庸》等大话”，极反理学，乃扬言欲将全天下道学家如除草杀禽般除尽，甚于李贽之狂悍矣！彼望秦始皇复起，统领白起、王翦、黄巢、朱温、张献忠、李自成等猛将或剧盗，“为苍苍者一洗之稂秀”，“杀无道以就有道”。张杀戮，崇屠夫盗贼，如此极端怪论，虽五四文革之反孔反儒亦未如此疯狂。而曾国藩乃引而用之，称其“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胡林翼更称其“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呜呼！诋毁圣学，猖狂，丧心病狂，无忌惮，吾不知其所谓醇儒者何在！曾胡自诩卫道，指责洪杨之反孔崇天主，何反于汪氏异端侮圣之尤称之用之？而处理洋务，则杀抵制洋教之民以媚洋，吾不知其为真心为辟异端，卫道也否？盖以扶满剿粤，义不足，特举卫道之旗以升其义乎？呜呼！卫道以名不以实，且肆行杀戮，保腐朽之虏廷而污道。儒运不终，式微而不可挽，诚小人乘君子之器害之。曾胡之亲汪士铎，亦其本质为法家也。
邓之诚为汪士铎《乙丙日记》作序尝详细论列汪士铎于曾国藩之影响：“尝疑曾胡定乱，必有为之谋主者，文正自谓学商鞅耕战之术，文忠则综核名实，皆近法家。及观悔翁所论，尊主权，重名实，峻刑戮，深恶理学及承平拘牵之事。文正自咸丰十年驻军祁门，又悔翁平昔所主张何其所见之若合符契也。及细译曾胡书牍，乃至悔翁实尝为之策画。”言曾氏近法家，发其藏矣，而犹未至也，吾将揭露其为法家之本质。
曾氏之为人，商鞅天资刻薄之类，其性之残忍，于其言见之。《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国家承平日久，刑法尚宽，值兹有事之秋，土匪乘间窃发，在在有之，亦望公正绅耆，严立团规，力持风化。共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若有剧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辕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满清之刑律也严，而曾氏犹嫌其宽，谓乱世当用重典，非祖述韩非之说乎？光棍亦须格杀，何其为刑之滥也，此亘古所无之奇葩之法！
曾氏又曰：“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夫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固已藐视王章而弁髦官长矣。又见夫粤匪之横行，土匪之屡发，乃益嚣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抢风起，各霸一方，凌藉小民而鱼肉之。鄙意以为宜大加惩创，择其残害于乡里者，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毙杖下……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已。”曾氏暴戾之气充满于此矣，以为当杀甚多乎？而咎有司之不捕戮？其祖曾子对犯法之民，曰“哀矜而勿喜”，曾氏与之悖。民之犯法，教之不足也，民之为乱，官逼之也，官逼民反，曾氏不反思官之贪暴，而辄防民之为乱，何以民为敌也？欲厉行诛杀，虽滥不顾，悍然不避严酷之名，非申韩之不仁，而孰与为此？而曾氏极矣！
曾氏又与其主咸丰疏曰：“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 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可谓君之鹰犬，而民之贼也！纯用重典，非法家乎？韩非犹曰一味诛杀则暴，亦不可，而曾氏之为，韩非之不如也！
曾氏《与魁荫亭太守》：“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呜呼！以残忍杀戮而使民之守法尊官，非商鞅、申韩之惨刻，而孰忍为此！残忍亦有由乎？
《复陈岱云》：“贼若侵犯楚疆，敢有乱民效彼之为，吾纵不能剿贼，必先剿洗此辈。”悍贼不不能剿，则欺弱民，暴戾之气又见！
《与李次青》：“各属民未厌乱，从逆如归，所出告示，严厉操切，正合此时办法。但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须能行之，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大局或有转机。”老子异端也，而有近道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曾氏欲使民畏己，“斩刈草菅”，是谓儒者之言乎？尽古今之不肖，险如商鞅、申、韩不忍为此言，而曾氏悍然言之，其所诵孔孟之书者安在？商鞅曰民弱则国强，曾氏曰民畏贼甚于畏我，则或有转机，与民为敌，不虑杀戮之滥，曾氏真非人类也！而其用陵迟剥皮等酷刑对待俘虏，曾氏之本质为法家，岂不明明哉！
或谓予：“昔读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误以曾国藩儒学素养甚好，今乃知其非儒也。《圣哲画像记》不当与孺子阅，恐误学子。”
予曰：于此文可见其学术之驳杂！如左庄马班并称，列入圣哲，左丘明犹不失为圣人之徒，庄子异端，马迁杂学，班固文儒，不可谓之圣哲。葛、陆、范、马并称，葛为诸葛亮，诸葛杂于申韩，其学亦驳。韩、柳、欧、曾、李、杜、苏、黄，韩欧固辟异端，不失为正，柳宗元佞佛，韩愈责之矣。杜甫固儒家诗人，李白则儒道思想兼具，或谓李白信仰道教。苏黄学术亦驳杂，朱子辨苏氏之学多杂老庄，船山所谓老庄之儒。而曾国藩皆列入圣哲，吾故曰以此文见曾氏学术之驳杂。清末理学家夏震武批曾国藩“加赋抽厘， 聚敛苛于鞅、晏；就地正法，用刑酷于申、韩。以庄、老为体，禹、墨为用，词章、考据为归，择术驳于陆、王。”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曰：“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中，有异端，有杂学，有驳儒，有考据之学，其可并列哉？而汉代大儒董子、扬雄，隋之王通、朱子之后学真魏，明代大儒薛胡，东林顾高，明末大儒王船山皆不在其列，可知其识向矣。
曾国藩曰：“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文章概论刚柔，子曰刚毅近仁，曾氏曰阳刚之美为义气，阴柔之美为仁气，其亦不知学与文矣。司马相如辞赋之雄者，并非儒者，推入圣哲，亦不伦也。
曾氏学术十分驳杂，彼应用最精者为法家与黄老，以法家治人，以黄老为全身之术，徒假借儒家名号，以笼络士子，博理学大儒之名，吾曰曾国藩甚虚伪，诈伪之流。儒名美，为正统，故假借儒家之名。观彼之文，于儒学唯泛泛而论，其儒学功夫实为肤浅，伪装较似耳。
其人阴骘，其学驳杂，乃彻底之实用主义者。曾国藩称圣贤，如许衡配享孔庙。而船山曰：“许衡之慝百于杨墨。”称许衡是小人之巧而贼者。曾国藩之慝，非但许衡比也，其学行比之许衡相去犹远矣！
许衡之学，犹纯然儒也，事夷主，而晚年有愧也，未为蒙古助虐以残害汉人也，欲导蒙古以德，不能化之耳，而船山以为辱身枉己，鄙恶之甚，况曾国藩乎！其学行之去许衡尤远！
曾国藩不导满清以德抚民，悍然施行严刑峻法，曰：“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吾故曰，其去许衡也远矣！遑论圣贤，比肩程朱哉？先儒之非议许衡，以其失节，为儒者之羞，其他，无甚可议，曾氏直是残忍好杀。
曰：儒生不当崇拜此类人。
予曰：论人则残忍好杀，诈伪不诚，论学则驳杂不纯，多杂异端，有何可尚哉？
予复于其全集取其言论以明曾氏为杂学。曾国藩曰：“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老庄之旨，以此为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南荣趎赢粮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国藩每读之，不觉失笑。以仲尼之温、恭、俭、让，常以周公才美骄吝为戒。而老子犹曰：‘去汝之躬矜与容智。’虽非事实，而老氏之所恶于儒术者，举可知已。庄生尤数数言此。吾最爱《徐无鬼》篇中语曰：‘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悦也。‘’又曰：‘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取老庄如此。
曾国藩《剿捻告示四条》：“昔杨素百战百胜，官至宰相，朱温百战百胜，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惨杀军士，残害百姓，千古骂之如猪如犬；关帝、岳王争城夺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爱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称关羽为帝，惑于流俗，其言是之，其行违之。
曾国藩《照复洋人》：“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阁部堂接得贵大臣照会。内称“现在未能极力弹压，立拿凶犯正法”等。因查五月二十三日之案，滋事凶犯，现已严饬新任道府赶紧查拿，断无任令凶徒久稽显戮之理。只缘是日津民聚众过多，不能指实何人为首，何人为从。近日访得数名，已令其先行拿案，严刑拷讯，务令供出伙党，按名缉获，处以极刑。以申中国之法，以纾贵国官商之恨。大约数日之内，必可弋获多名，断不至再事迟延。贵大臣尽可放心。”严刑处置抗洋，抵制洋教之中国人民以媚洋人。
曾国藩《纪氏嘉言序》：“从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则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为妄；从乎后世之事变、人心言之，则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略同。”其取称佛教如此。夏震武谓其学术驳于陆王，岂无由哉！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
其取老庄明矣！虚无清静，无为自化，此老子之道也，曾氏以为体乎？“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庄荀之异如冰炭，而曾氏兼用之！虚无清静，圣人所不言，老子言之，曾氏以为体，圣人之言，曾氏以为用，将谓圣人不及老子，或赖老子补之乎？其溺于异端，而谓圣人不足可见矣！以老庄治心，而以孔孟治身乎？其学之驳杂，分裂体用，可见一般。
曾国藩又曰：“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又曰：“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
夏震武责其以“以庄、老为体，禹、墨为用”，是曾氏自道之矣，益见其据。
曾国藩尚教其弟以老庄：“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国藩又曰：“孟子光明俊伟之气，惟庄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又与弟家书称：“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自道于老庄之爱尚，屡见之矣。又曰：“十一月信言观看《庄子》并《史记》，甚善。”其爱尚老庄，影响诸弟矣。曾氏学术之驳杂也如此，于此益见。
老庄清静，申韩惨刻，乃曾国藩兼用之，忆船山曰：“得志于时而匡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志虽诐，智虽僻，操行虽矫，未有通而尚清狂，穷而尚名法者也。管、商之察，庄、列之放，自哲而天下且哲之矣。时以推之，势以移之，智不逾于庄列，管商之两端，过此而往，而如聩者之雷霆，瞽者之泰、华，谓之不愚也而奚能！故曰‘哲人之愚’，愚人之哲也。然则推而移嵇康、阮籍于兵农之地，我知其必管商矣；推而移张汤、刘晏于林泉之下，我知其必庄、列矣。王介甫之一身而前后互移，故管商、庄列，道岐而趋一也。一者何也？趋所便也，便斯利也。‘小人喻于利’，此之谓也。”王安石之用商韩而好老庄，曾国藩之用申韩而以老庄为修养，兼用之矣，无非趋所便也，申韩便于治人，无所斟酌，老庄便于修身，无须谨严。
至于大禹，道统圣人，岂可与墨子并称哉？墨虽尊禹，实非禹伦。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禹俭于饮食，而诚敬于鬼神，平时穿着不恶衣食，至于祭祀礼服则注重华美。宫室卑，而兴修水利甚伟，非墨子一概节俭，而为俭啬也。孔子知禹，墨子不知禹，学之偏也。大禹重祭祀，衣礼服必须华美，则于丧葬亦必重盛，岂如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葬礼太俭而反人情矣。
大禹平时节俭，于重要场合事情，则不节俭，大方而无惜，墨子则一味节俭，无论何事皆节之，非善学大禹者也，孔子善学禹者也，不耻恶衣恶食，而于祭祀也甚重，食不厌精，听乐，三月不知肉味，其艺术之情操精神，为圣之时者，岂墨子可及哉！曾国藩以禹墨并称，不知禹也，抬高墨子矣！大禹兴修水利，毫不节俭，不惜任何费用，此为保护人民也，保人不惜财！祭祀，衣华美之冕服，所以重礼也，为祭祀之诚也。若墨子着敝衣祭祀，何以重礼？何以为诚？君子当俭则俭，不可执于俭。
曾国藩《与何廉昉》：“承询及欲购书目，鄙人尝以谓四部之书，浩如渊海，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耳。‘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二十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五子》暨管晏、韩非、淮南、吕览等十余种是已。‘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来二十余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书，皆赝作也，皆剿袭也。”子书推崇韩非与《淮南》《吕氏》杂家之书，于此见之。
又《复李希庵 》曰：“鄙人尝谓古今书籍，浩如烟海，而本根之书，不过数十种。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韩非、淮南、鹃冠，集则《文选》、《百三名家》、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袭前人之说以为言，编集众家之精以为书。本根之书，犹山之干龙也。”曾氏所谓本根之书，韩非，《淮南》、《吕览》皆在列，其为学之杂过于诸葛矣！
曾国藩问学于理学家唐鉴，博理学家之名，而实调和朱陆，《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曰：“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辨。两先生全书具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宗陆，当湖宗朱。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余力，凡泾阳、景逸，黎洲、苏门诸先生近姚江者，皆遍摭其疵痏无完肌，独心折于汤雎州。雎州尝称姚江致良知，犹孟子道性善，苦心牖世，正学始明。……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陆王驳儒，杂于佛老，而曾氏称之，曾氏之驳，尤过陆王也。贬斥辟陆王之朱学者，谓不如汉学者，曰：“陈建之《学蔀通辨》，阿私执政；张烈之《王学质疑》，附和大儒，反不如东原、玉裁辈卓然自立，不失为儒林传中人物。”岂为程朱之徒耶？
又极称庄子，曰：“庄子《外篇》多后人伪托，《内篇》文字，看似放荡无拘检，细察内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钱珩石给谏日：‘尧、舜、巢、许皆治乱之圣人，有尧，舜而后能养天下之欲，有巢、许而后能息天下之求。’诚至论也。”夸庄子之书若天地，以尧舜与庄子寓言之巢许皆圣人，是谓孔子与庄子皆圣人耶？
再翻阅曾国藩全集，感觉曾国藩之学，非但驳杂，乃大驳杂，其为法家本质，又可谓杂学人物，所谓学宗程朱者安在哉？佛老，程朱之所辟，而曾氏则与儒并称，陆王，朱子之所辩斥，朱学者之所排，而曾氏务为模棱两可之说，韩非之险怪非圣，而曾氏推为本根之书，并《吕氏》等杂家之书推崇之。至于以老庄为体，以禹墨为用，孔孟之体用安在？称庄书若天地，则孔子置于何地？谓圣人之言为用，是以圣人无体乎？而异端老庄皆有体乎？凡此之类，不可胜举，以曾国藩为大儒，过高之誉，以为儒者，且使人不能无疑。而其述孔孟之言泛泛，引称老庄，则不能掩其崇慕之诚，而知曾某阳为儒者，阴为异端也。其为人之不仁，岂为其学术之不正乎？由此而言，曾某之为人，当否之，其为学，亦当废之矣。
清末理学家夏震武痛斥曾国藩曰：“天津之役，湘乡曾不敢以一语加于异族，法已垂亡而事事听其要求，其视管仲、狐、赵尊王攘夷之勋，不可同年而语矣。加赋抽厘， 聚敛苛于鞅、晏；就地正法，用刑酷于申、韩。以庄、老为体，禹、墨为用，词章、考据为归，择术驳于陆、王。合肥、南皮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世徒咎合肥、南皮之误国，而不知合肥之政术、南皮之学术，始终以湘乡为宗。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
湘乡早岁自附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博理学之名。及功成名立，则亟亟焉唯词章、考据之倡，以仇视性理。出洋留学，杀人割地，为中兴首作俑焉。政术乱于上，学术坏于下，邪说横流，世道人心扫地以尽，率天下为禽兽夷狄，而中国将不可以复立，湘乡固不得辞其责矣。”岂非公论哉！人之议曾氏者，徒罪其人，而鲜有非其学者，今辨明其学术，非儒，为法家，为杂学，为异端，甚乃异端之不如，未有不仁，而学术正者也。为学驳杂，行事亦往往错乱无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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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陶扬鸿：辨曾国藩非儒家，本质为法家，或杂家（7053字）发布于2021-07-06 00:4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