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言民族之义最精最全最深，最直截最决绝者，莫如船山。夫春秋内夏外夷，贵华贱夷，传统之说，犹不足以动人。船山以华夷为古今通义，曰：“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时而合，合则互千古、通天下、而协于一人之正，则以一人之义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时而不能交全也，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执其一义以求伸，其义虽伸，而非万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严，而义愈病。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然有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子路死于卫辄，而不得为义，卫辄者，一时之乱人也。推此，则事偏方割据之主不足以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许以为义而义乱；去之以就有道，而讥其不义，而义愈乱。何也？君臣者，义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时之人心不属焉，则义徙矣；此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也。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义也；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夷于夏，即以绝禽于人，万世守之而不可易，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春秋者，精义以立极者也，诸侯不奉王命而擅兴师则贬之；齐桓公次陉之师，晋文公城濮之战，非奉王命，则序其绩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陆浑之戎，犹书爵以进之；郑伯奉惠王之命抚以从楚，则书逃归以贱之；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而定华夷之辨，华夷之辨定义如此，明明而可知，孰可叛哉！言之决绝，而无辞可托也。华夷大于君臣，一切能攘夷之豪杰皆可进之，虽弑君如刘裕亦当进其讨伐慕容，而为夷臣，抗拒光复之师，以忠臣自诩者，其义病矣。
船山以华夷之防为天下为最高原则之一，曰：“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吐辞如经，言义精严，使人无可假，无可托，不敢叛。
船山以华夏夷狄是本质不同，从地域种族上明确界定：“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未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如此，夷变夏，夷夏混合，民族融合之说可破矣。
又言道统之不容夷狄窃，非夷狄效先王之法，曰：“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鸣呼！至于窃圣人之教以宠匪类，而祸乱极矣！论者不察，犹侈言之，谓盗贼为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浮屠之徒，但崇敬上木、念诵梵语者，即许以佛种，而无所择于淫坊酒肆以护门墙贪利养者；猥贱之术，而为君子者效之，不亦傎乎？石勒起明堂、辟雍、灵台，拓拔宏修礼乐、立明堂，皆是也。败类之儒，鬻道统以教之窃，而君臣皆自绝于天。故勒之子姓，骈戮于冉闵；元氏之苗裔，至高齐而无噍类；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夷狄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以德仁兴者，以德仁继其业；以威力兴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冠而为时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窃，亦严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终尚乎威力，犹一致也。绌其威力，则威力既替矣，窃其德仁，固未足以为德仁也。父驴母马，其生为驘，驘则生绝矣，相杂而类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于华夷之界决绝如此，而杜许衡、李光地等文化汉奸之门路，破夷狄入夏则为夏，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说，破夷狄尊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说，元清非中国论定矣！
又论夷狄入主中国是天所不佑：“鲸鲵不脱于渊，豺虎不脱于林，失其所据，力殚而无所归。石虎据鄴，慕容皝据卢龙，于是而东自灭貊，西及破落，南距阴山，北尽沙漠，皆为什翼犍之所有；拓拔氏之兴，延及百年，此基之矣。何也？虎与皝以其深渊丛林授之什翼犍，而自处于非据之地也。天以洪钧一气生长万族，而地限之以其域，天气亦随之而变，天命亦随之而殊。中国之形如箕，坤维其膺也，山两分而两迤，北自贺兰，东垂于碣石，南自岷山，东垂于五岭，而中为奥区、为神皋焉。故裔夷者，如衣之裔垂于边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异，即天气之分；为其性情之所便，即其生理之所存。滥而进宅乎神皋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顺，命之所不安。是故拓拔氏迁雒而败，完颜氏迁蔡而亡，游鳞于沙渚，啸狐于平原，将安归哉？待尽而已矣。延之入者，中夏之人也，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溃乱也。聪明神武者，知其得据而只以失据也，无足惧也。筌之蹄之，不能有余种矣。”谓华夷之界，天定之也：“江、淮之春有霖雨，常也；纪瞻与相持，不以雨为困而勒困，于此可以知地气、可以知天情矣。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帝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郡县封建易于人，而南北移于天，天人合符之几也。天气南徙，而匈奴始彊，渐与幽、并、冀、雍之地气相得。故三代以上，华、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非其地而阑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故拓拔氏迁于雒，而六镇据其穴以残之，延及于齐、周，而元氏之族赤。守绪迁于蔡，而完颜氏之族歼。耶律亡，而其支庶犹全于漠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种姓君长塞外者且数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纪，则未有能延者。枳橘貉鹆之性，黠者自喻之，昧者弗知也。王弥、孔苌之所以愚而徒资曜、勒之笑也。夫江、淮以南，米粟鱼盐金锡卉木蔬果丝枲之资，彼岂不知其利；而欲存余地以自全其类也，则去之若惊。然则天固珍惜此土以延衣冠礼乐之慧命，明矣。天固惜之，夷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中华之败类，罪通于天矣。虽然，夷而有曜、勒之识也，则自知此非其土，而勿固贪之为利以自殄其世也。”所以警夷狄之入窃华夏，而责中国人当世守此土！
船山论族类之界，是物之皆然，华夷之防，是绝其祸而使之相救：“山禽趾疏，泽禽趾幂，乘禽力横，耕禽力枞，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于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势之不能相救而绝其祸也。是故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区其灵冥，湔其疑似，乘其蛊坏，峻其墉廓，所以绝其祸而使之相救，故曰‘圣人与天地合德’者，岂虚构哉！”
船山认为君主的最大职责是为了保卫族群：“保其类者为之长，卫其群者为之丘。”则民族大于政治，政治必服从于民族，以攘夷为上，而治盗无与焉。
船山又从物理上论证民族主义的普遍性：“今夫玄驹之右君也，长其穴壤，而赤蚍、飞蚹之窥其门者，必部其族以噬杀之，终远其垤，无相干杂，则役众蠢者，必有以护之也。”蚁王见异种之窥其门，则必率其族群咬死之，蚁且如此，何况于人，为君长，治理族群，必有护卫族群之道，斯言之深也，告为君，为官者，勿忘维护保护民族之责。
船山指责那些为了个人政治利益，集团利益，猜防打压同类，而损害民族利益，使民族被异族之祸者：“若夫无百祀之忧，鲜九垓之辨，尊以其身于天下，愤盈俦侣，畛畔同气，猜割牵役，弱靡中区，乃霍霍然保尊贵，偷豫尸功，患至而无以敔，物偪而无以固，子孙之所不能私，种类之所不能覆，盖王道泯绝而春秋之所大慭也。”警告不顾民族大局的政客。
船山认为仁义是为了爱护自己族类：“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害沴，摈其口口，统建维君。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批判了那些空谈仁义，不知民族，不知爱护民族，而空谈文化普世，大言爱世界者。
船山反思异族之祸，认为不必对夷狄讲仁义信用，可以强硬攻击反击，曰：“中国之于狄，胁之不为不忠，乘之不为不义，迫以凌之不为不仁，狄之与禽无几也。伏羲氏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离，明也，明于其义，是故可掩可杀，可诱可乘，以致养于人而远人害。岂与夫释氏之冥行，有所忍辱，无辱不忍，有所护生，无生不护者哉！”
“狄祸之中于郑、卫、齐、杞也百年，而其于晋尤不两立也。灭其族种，俘其君，于是乎尽春秋而冀、豫、青、兖无狄患，垂至于七国而犹晏然。故若狄者，殄之而不为不仁，俘之而不为无礼，以谋胜之不为无信，乘其危而并之不为不义，上下同力，适以甚其恶；倔强不屈，适以益其不赦。”
“中国之于夷狄，殄之不为不仁，欺之不为不信，斥其土，夺其资不为不义。苟与战而必败之也。殄之以全吾民之谓仁；欺以诚，行其所必恶之谓信；斥其土则以文教移其俗，夺其资以宽吾民之力之谓义。仁信以义，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
“所恶于楚者，以其变夷，而狄尤非我类也。非我类者不入我伦，殄之非不仁，乘之非不义，名以正，功以裕，救积败之势于不迫，大亨以正而天下治…”
“人与人相于，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之相于而已矣；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蠭虿也。”“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以帝王之惇信义也，三苗来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駾之；东夷既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尝恃硁硁以姑纵也。晋文公弃楚之小惠，败之于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郑以全，所繇异于宋襄远矣。故曰：夷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
“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蝥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
言之如此斩截，如此凌厉，展示华夏之铁血，则批判否定了那些故息异族侵略者的人，批判内残外忍之徒！
船山严种族之防，反对夷夏杂居，论内迁胡人，汉胡婚姻之祸曰：“夷狄阑居塞内，狎玩中国，而窥闭乘弱以恣寇攘，必矣。其寇攘也，抑必资中国之奸宄以为羽翼，而后足以逞，使与民杂居，而祸烈矣。尤不但此也，民之易动于犷悍慆淫、苟简喙息，而畏礼法之检束，亦大化之流所易决而难防也。古之圣王忧之切，故正其氏族，别其婚姻，域其都鄙，制其风俗，维持之使若其性。而民之愚也，未能安于向化而利行之也。廉耻存，风俗正，虽有不利，而固不忍于禽行以不容于乡党。夷狄入而杂处焉，并且与之相市易矣，必将与之相交游矣，浸乃与之结昏姻矣；其衣、其食、其寝处、其男女，盖有与愚不肖之民甘醉饱、便驰逐而相得者矣。彼恶知五帝、三王之前，民之蹄齧弃捐与禽兽伍，而莫保其存亡之命者，固若此也。则且诧为新奇，大利于人情，而非毁五帝、三王之为赘疣。然而疆力不若也，安忍儇利不若也，则君之、宗之、乐奉而率从之，而不知元后父母之必就吾同类而戴以德乘时之一人矣。女奚之酿也，必择其酸醅而去之，恶其引旨酒而酸之也；慈父之教也，必禁其淫朋而绝之，恶其引朴子而胥淫也。祸莫重于相引，而相害者为轻；害知御，引不知避也。”“匈奴之有余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习然也。性受于所生之气，习成于幼弱之时。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为辱，夷且往来于内地，而内地之女子妇于胡者多矣。胡雏杂母之气，而狎其言语，駤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余。故刘渊、石勒、高欢、宇文黑獭之流，其狡猾乃淩操、懿而驾其上。则礼节者，徒以长其文奸之具，因以屈中国而臣之也有余，而遑臣中国哉！”则当今引进洋夷，黑人，汉女嫁洋夷黑人，为害风俗，贻祸后世矣。
船山批判《元史》尊元，曰：“宋濂中华之士，与闻君子之教，佐兴王以复中华者也，非有崔浩族诛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隐其恶，扬其美，其兴也，若列之汉、唐、宋开国之君而有余休；其亡也，则若无罪于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濓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绝于人心矣。”
“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实论之，非贞观、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为卓绝古今，功轶于三代，拔人禽而昭苏之，名莫有丧焉……鄙哉青田、金华（即刘伯温、宋濂）之为臣乎！始昧卷怀之义，后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锡妥灌以美谥，奖余阙之怙终，列薛禅于祀典，假买的以侯封，犬豕厕于羲、农，匹雏混于三恪，褒飞廉之就戮，等张、许之孤忠，奖狐之昼奔，为纪侯之大去。其尤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之书，存辽、金以仍脱脱之僭，使获麟之后，步后尘者为蜗诞之篆。顾区区以馘友谅，存士诚，侈荡定之勋，而掩其补天浴日之显功，不已陋与！弗望其为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陆贾、班彪之知逆顺，扬涤除之鸿规，斥犬羊之腥闻，庶几哉？天下之视听清，万世之纲维定，又何至旋踵而陷弱宋之祸哉！天地闭，贤人隐，当利见在田之时，而括囊无誉，亦可伤也。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
则元清必当批判否定，必当正其以夷窃夏之罪，以宋明亡国为诫，以元清猾夏为警。
船山批判那些因为私仇投靠夷狄者，曰：“国之将亡，惧内逼而逃之夷，自司马国璠兄弟始。楚之、休之相继以走归姚兴，刘昶、萧宝寅因以受王封于拓拔氏，日导之以南侵，于家为败类，于国为匪人，于物类为禽虫，偷视息于人闲，恣其忿戾以侥幸，分豺虎之余食，而犹自号曰忠孝，鬼神其赦之乎？夫尊则君也，亲则祖若考也，宗祏将毁，不忍臣人而去之，义也。虽然，苟其忠孝之情发为义愤，如汉刘信、刘崇蹀血以起，捐脰领而报宗祊，斯则尚矣。若其可以待时而有为，则南阳诸刘、大则帝而小则侯，仇雠之首不难斮于渐臺也。抑或势无可为而覆族之足忧乎？山之椒，海之澨，易姓名、混耕钓、以全身而延支裔，夫岂遂无道以处此哉？然则国璠之流，上非悼宗社之亡，下非仅以避死亡之祸，贪失其富贵，而倒行逆施以徼幸，乃使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夷为羞，罪可胜诛乎？”
“为先君争嗣子之废兴，义也；为中国争人禽之存去，亦义也；两者以义相衡而并行不悖。如其不可两全矣，则先君之义犹私也；中国之义，人禽之界，天下古今之公义也。不以私害公，不以小害大，则耻臣明帝而归拓拔，奚可哉？呜呼！人莫急于自全其初心，而不可任者一往之意气。欲为君子，势屈而不遂其志，抑还问吾所自居者何等也。情之所流，气之所激，势之所迫，倒行逆施，则陷于大恶而不知，而初心违矣。故迫难两全之际，捐小以全大，乃与其初心小异而不伤于大同。故管仲事雠而夫子许之为仁，以其知小大公私之辨也。使怀子纠之怨，忿戾以去其故国，北走戎，南走楚，必与桓公为难，而雪其悁悁之忿，则抑匹夫匹妇之不若，禽兽而已矣。君子之称管仲曰“徙义”，徙而不伤君子之素，则合异于同，而无愧于天下。”
船山确定君主只能限于同类，祸莫如夷狄，曰：“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自昔炎裔德衰，轩辕肇纪，闵阽危，铸五兵，诛铜额，涤飞沙，弭刃於涿鹿之野，垂文鼓弦，巡瑞定鼎，来鹇梦弼，建屏万邦，而神明之胄骈武以登天位者，迄于刘汉五姓百十有七后，岂不伟与！是岂有私神器以贻曾玄之心哉！而天贶不舍，灵光来集者，盖建美意以垂家法，传流云昆，不丧初旨，群甿蒸蒸，必以得此而后足于凭依，故屡滨播弃，而卒不能舍去以外求宗主。迹其所以焘冒天下者，树屏中区，闲摈殊类而止。”“无不失之天步，无不毁之宗祧，而无可晦昧之人心，无可阴幽之日月。夏、商之授于圣人，贤于周之强国；周之授于强国，贤于汉之奸臣；汉之授于奸臣，贤于唐之盗贼；唐之授于盗贼，贤于宋之夷狄。不能必继我者之重明也，则择祸莫如轻，毋亦早留余地，以揖延俦伍而进之。操暗昧之情，于可继者而吝予之，则不可继者进矣。”斩截之言！不容夷狄干涉中国政权，不可使夷狄入主中国，中国政权，只能汉人操持，少民不可执政。择祸莫如轻，盗贼为底线，夷狄绝不可与！
又曰：“天下之大防，人禽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统，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秦桧之称臣纳赂而忘雠也，畏岳飞之胜而夺宋也。飞亦未决其能灭金耳。飞而灭金，因以伐宋，其视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视皋亭潮落、碙门飓发、块肉无依者，又奚若也？温亦未能举燕之为忧耳。温而举燕，其篡不篡亦未可知也。”则李自成之取代明朝犹好于戴满洲酋长为君。亡于同族，人君当犹夷之不灭，中原之不复，而惴惴猜防强臣非矣。
船山论借夷狄之祸，曰：借援夷狄，导之以蹂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然而有异焉者，情事殊，而祸之浅深亦别焉。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师都、刘武周之党，不得已从刘文静之策，而所借者仅五百骑，未尝假以破敌也，故乍屈而终伸。渭上之役，太宗能以数骑却之，突厥知我之疆而无可挟以逞也，故其祸尤轻。石敬瑭妄干大位，甘心臣虏，以逞其欲，破灭后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册命，为附庸之天子，与宋之借金亡辽、借元亡金，胥仰鼻息于匪类，以分其濡沫，则役已操我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其祸尤重。肃宗用朔方之众以讨贼收京，乃唯恐不胜，使仆固怀恩请援回纥，因胁西域城郭诸国，征兵入助，而原野为之蹂践；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嗣是而连吐蕃以入寇，天子为之出奔，害几不救。然收京之役，回纥无血战之功，一皆郭汾阳之独力，唐固未尝全恃回纥，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则愈于敬瑭远矣，有自立者存也。夷考其时，西京被陷，而禄山留雒，不敢入关，孙孝哲、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田乾真之流，日夜纵酒宣淫而无战志，索民财，人皆怨愤，颙首以望王师，薛景仟破贼于扶风，京西之威已振，畿内豪杰杀贼应官兵者四起，肃宗既拥朔方之众，兼收河西、安西之旅，以临欲溃之贼，复何所藉于回纥而后敢东向哉？此其故有二，皆情势之穷，虑不能及于远大也。其一，自天宝以来，边兵外疆，所可与幽、燕、河北并峙者，唯王忠嗣之在朔方耳。玄宗自削其辅，夺忠嗣而废之，奉忠嗣之余威收拾西陲者，哥舒翰也。翰为禄山屈而称病闲居，朔方之势已不振，既且尽撤之以守潼关，而陷没于贼。郭、李虽分节鉞，兵备已枵，固罗叛归，又扼项背以掣东下之肘，故郭、李志虽坚，名虽盛，而军孤且弱，不足压贼势于未灰。陈涛之败，继以清渠，不得专咎房琯而谓汾阳之所向无前也。推其致弱之繇，玄宗失计于前，肃宗不能遽振于后，积弱乍兴，不得不资回纥以壮士气而夺贼胆，其势然也。其一，肃宗已至凤翔，诸军大集，李泌欲分安西、西域之兵并塞以取幽、燕，使其计行，则终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祸永消；而肃宗不从，急用回纥疾收长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曰：“切于晨昏之恋，不能久待，”徒饰说耳。南内幽居，父几死于宦竖之手，犹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语，将谁欺乎？盖其时上皇在蜀，人心犹戴故君，诸王分节制之命，玄宗且无固志，永王璘已有琅邪东渡之雄心矣。肃宗若无疾复西京之大勋，孤处西隅，与天下县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贼之功，区区适长之名，未足以弹压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纥，纵其蹂践，但使奏效祟朝，奚遑他恤哉？決遣燉煌王以为质而受辱于虏帐，其情然也。乃以势言之，朔方之军虽弱，贼亦散处而势分，统诸军向长安者凡十五万，回纥六千耳，卒之力战以破贼者，非回纥也，固愈于石敬瑭之全恃契丹，童贯、孟珙之仅随虏后也，故回纥弗敢睥睨而乘之以夺中国。唯其情之已私，则奉回纥以制人，与高祖之假突厥而实不用者殊。是以原野受其荼毒，而仆固怀恩且挟之以入为寇难，非汾阳威信之能服疆夷，唐亦殆矣。故用夷者，未有免于祸者，用之有重轻，而祸有深浅耳。推其本原，刘文静实为厉阶，仅免于危亡，且为愚夫取灭之嚆矢，不亦悲乎！
则慎勿借任何外国人参与中国政治军事的内斗。
船山论天地之情，有些土地不可不收为中国者，曰：“淮南王安之谏伐南越，不问而知其情也。读其所上书，讦天子之过以摇人心，背汉而德己，岂有忧国恤民仁义之心哉！越之不可不收为中国也，天地固然之形势，即有天下者固然之理也。天地之情，形见于山川，而情寓焉。水之所绕，山之所蟠，合为一区，民气即能以相感。中国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山，南穷炎海，自合浦而北至于碣石，皆海之所环也。形势合，则风气相为嘘吸；风气相为嘘吸，则人之生质相为俦类；生质相为俦类，则性情相属而感以必通。南越固海内之坏也。五岭者，培塿高下之恒也，未能踰夫大行、殽函、剑阁、龟阨之险也。若夫东瓯之接吴、会，闽、越之连余干，尤股掌之相属也。其民雞犬相闻，田畴相入，市买相易，昏姻相通，而画之以为化外，则生类之性睽，而天地之气阂矣。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帝王之至仁大义存乎变，而安曰：‘天地所以隔内外。’不亦乎！”
则越南独立为中国之失策，越南接近广西，时常相通，不可不收为中国。
船山言文明之扩张，曰：“遐荒之地，有可收为冠带之伦，则以广天地之德而立人极也；非道之所可废，且抑以纾边民之寇攘而使之安。虽然，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强也。天欲开之，圣人成之；圣人不作，则假手于时君及智力之士以启其渐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禹之治九州，东则岛夷，西则因桓，南暨于交，北尽碣石，而尧、舜垂衣裳之德，讫于遐荒。禹乘治水之功，因天下之动而劳之，以是声教暨四海，此圣人善因人以成天也。汉武抚已平之天下，民思休息。而北讨匈奴，南诛瓯、越，复有事西夷，驰情宛、夏、身毒、月氏之绝域。天下静而武帝动，则一时之害及于民而怨读起。虽然，抑岂非天牖之乎？玉门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于中国，天地之势，即天地之情也。张骞恃其才力强通之，固为乱天地之纪。而河西固雝、凉之余矣。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巂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迩者也。武帝之始，闻善马而远求耳，骞以此而逢其欲，亦未念及牂柯之可辟在内地也。然因是而贵筑、昆明垂及于今而为冠带之国，此岂武帝、张骞之意计所及哉？故曰：天牖之也。君臣父子之伦，诗书礼乐之化，圣人岂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时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气之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为得，即其罪也以为功，诚有不可测者矣。天之所启，人为效之，非人之能也。圣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则罪在人而不在天。江、浙、闽、楚文教日兴，迄於南海之滨、滇云之坏，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石敬瑭割土于契丹，宋人弃地于女直，冀州尧、舜之余民，化为禽俗，即奉冠带归一统，而党邪丑正，与宫奄比以乱天下，非天也，人丧之也。将孰俟焉以廓风沙霾噎之宇，使清明若南国哉！”则内蒙外蒙皆当统一为中国领土，稳固西藏，新疆，多移汉民，以息边疆之祸。
船山批判戴夷狄为君父之桑维瀚为万世罪人：“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刘知远决策以劝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险，恃士马之彊，而知李从珂之浅輭无难摧拉，其计定矣；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胆虚，遽从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帝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夫维翰起家文墨，为敬瑭书记，固唐教养之士人也，何雠于李氏，而必欲灭之？何德于敬瑭，而必欲戴之为天子？敬瑭而死于从珂之手，维翰自有余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己抑不能为知远而相因以起。其为喜祸之奸人，姑不足责；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刘知远辈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决意以戴犬羊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终始重贵之廷，唯以曲媚契丹为一定不迁之策，使重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财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祸，习为固然，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不仅重贵缧系客死穹庐而已也。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不亦诬乎？延广之不胜，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谋彊，可用为咎，亦仅倾臬捩鸡徼幸之宗社，非有损于尧封禹甸之中原也。义问已昭，虽败犹荣，石氏之存亡，恶足论哉？正名义于中夏者，延广也；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存中国以授于宋者，刘知远也；于当日之俦辈而有取焉，则此三人可录也。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胡文定传春秋，而亟称其功，殆为秦桧之嚆矢与！”
毁夷夏之防，导夷以乱华，是为万世之罪人，比祸国乱政的奸臣更可恶，其罪更大。船山定桑维翰为万世罪人，明春秋大义，夷夏之义至严不可违，韪哉其得春秋之法也！春秋之于染夷俗之诸侯则狄之，与夷狄盟者则贬之，而况裂夷夏之防，助虏为伥，导夷乱华者乎！定为万世罪人，覆载不容，最不可赦，如刘秉忠、范文程之佐元清以灭宋明，皆万世罪人也。当今蔡英文之戴米夷为长，亦为万世罪人。
凡此，皆船山言民族之精要，为空前之民族主义，亦多为现代言民族主义者不及。必奉船山为宗师，而兴汉之路可久可大。
附：
儒家讲亲亲为本，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推而之于族类，仁政之实，自然是爱护好族类。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儒家的仁是先落实于与自己血脉亲近的人，由是而扩充。不知等差，其爱也伪；止于此而不能扩充，亦私矣。
对亲的爱是无穷尽的，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亲人再不是，也能包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对别人的爱则是有穷尽的，一时爱之，能一生爱之乎？小事能容，大事能容乎？儒家的仁立足于亲属，这里是仁的源头。把源头培养好，也就是把根栽培好，你长得才正常，才高大。如果根都没栽培好，没灌溉好，其爱根已薄，让他去爱别人，是正常的爱吗？ 有些学儒者，口称儒家之道，却自蹈于杨墨之道而不自知。知家之亲疏，不知族之亲疏，爱父母兄弟，彼知言之，爱自己民族，则或昧之。自己的民族，我们是始终要热爱的，要保护维护的，民族即使有很多内斗，但一旦遇到外族入侵，则当团结一致对外。自己民族出了败类，出了恶魔，但也不改爱民族之心。对于其他民族，我们也有爱之心，但会始终热爱，保护维护别的民族吗？异族侵略屠杀我们人民，我们能爱那个民族吗？
船山先生曰:“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仁是用来爱护自己族类的，如今连族类都不能维护安固好，谈何仁义，谈何仁天下？船山才真是继承孔孟的真儒，大儒，孟子将仁和亲人联系起，以为本，船山将仁和族类联系起，以为先。
孟子曰:“仁者，人也。”仁是体现某种形态，而具体物则为人。谈仁而不及人，可乎？空说仁，有何意义？这个仁，需要人去体现他！如何落实这个仁呢？从事亲开始！从小处是事亲，从大处是爱民族，扩充之，是爱人，爱天下。
儒家之道，笃近举远。本于孝悌，而言仁爱也，于孝悌为详，而他人较略，重乎人道，于爱人详，而于爱物略，内诸夏，详于诸夏，而略于夷狄。不漫然曰一体，而先知其分殊，分殊不明，则轻重无等，汗漫无约，孔子所以教仁之方也。分殊明，则一体自通。
王船山《周易外传》曰：
圣人者，与万物同其忧患者也，生而得其利，死而畏其神，亡而用其教，故阖棺而情未息。若夫任达以怡生，恣情而亡恤，诞曼波流，捐心去虑，忧之不存，明之衰矣。《易》曰：“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岂以奖忘忧而废同患也哉！
尝论之。定大器者非以为利，成大功者非以为名。圣人之生，以其为颛蒙之耳目也，则以为天地之日月也。故物忧与忧，物患与患，胥天下以明而离于暗，而圣人释矣。生而身致之，圣人之力；没而人继之，圣人之心。力尽心周而忧患释，岂其沾沾然以为己之功名而利赖之！是故抚大器，成大功，特详于付托之得人。付之暗，其忧也；付之明，则喜也。幸其以明继明矣，在人无异于在己，其何吝焉，而足劳其嗟哉！
菁华既竭，古人以蹇裳异姓而不伤；遂为闲人，后世以妒媢其子而不广。然则歌嗟异意，付托之际难言之矣。而莫陋乎其有吝心。有吝心者，近而吝留于身，远而吝留于子孙，握固天下，如死生之与共。借有贤智，编棘树藩，以左掣而右曳之。气馁援孤，卒陨获于老妇孤儿之手，以授之夷狄、盗贼而不恤。陆机之哀魏武，岂徒在稚妻少子之依依者哉？才相均，德相若，情相合，时相嬗，先后异体而同明。此而嗟焉，则气萎暮年而情长敝屣，不已陋与！
惟其然也，故九四之来，亦物理之恒，而成“突如”之势矣。帆低浪涌，扃固盗窥，刚以相乘，返而见迫，悲欢异室，宾主交疑，前薪灺尽，而后焰无根，以我之吝，成彼之攘，欺天绝人，无所容而不忌。三、四之际，诚今古寒心之至矣。
呜呼！无不失之天步，无不毁之宗祧，而无可晦昧之人心，无可阴幽之日月。夏、商之授于圣人，贤于周之强国；周之授于强国，贤于汉之奸臣；汉之授于奸臣，贤于唐之盗贼；唐之授于盗贼，贤于宋之夷狄。不能必继我者之重明也，则择祸莫如轻，毋亦早留余地，以揖延俦伍而进之。操暗昧之情，于可继者而吝予之，则不可继者进矣。子曰：“大道之公，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忧周之失所继也。惟圣人为能忧其所忧而乐其所乐，则圣人终以忧治天下之患，而岂曰苟可以乐而且自乐哉？
案曰：悲哉！宋明皆授于夷狄，以己之吝，成彼之攘，攘夺吾华夏山河，诚古今寒心之至！无不亡之朝代，无不毁之宗庙，而夏商把神器授于圣人，好过周朝把神器授于强国，汉朝把神器授于权臣，好过唐朝把神器授于盗贼，唐朝把神器授于盗贼，好过宋明把神器授于夷狄，何道愈衰，患愈重，何继之者愈下？
不保继我朝者贤明，那么选择祸患较轻的，强国与奸臣，强国之患轻，奸臣之与盗贼，奸臣之患为轻，盗贼之与夷狄，盗贼之患为轻，盗贼是最底线了！
唐朝保到最底线，而宋明之亡，连最底线也破了！让夷狄入主中原，窃据我神器，盘据我土地，杀戮我人民，毁灭我冠裳，宰制我民族，这是船山最痛心的。
择祸莫如轻，汉之大患在奸臣，则不如以位禅让贤人，唐之大患在盗贼，则不如把位让于藩镇，宋明之大患在夷狄，则专意防夷狄，即使武将篡位，盗贼上逼，也且由他，如宋徽宗，高宗以位让给方腊、岳飞，韩世忠，明熹宗怀宗以位让给熊廷弼，与李自成、张献忠议和，共抗建州，岂有夷权臣篡弑，盗贼横行，夷狄入主之祸哉？
然而主怀吝心不舍，欲传于子孙万代，防权臣而削其权，镇压盗贼与之死争而不妥协，内部相争愈烈，而盗贼崛起，夷狄窥天矣。宋历靖康之痛，犹杀岳飞而为金虏快，明在偏安之弘光朝，以史可法之贤，犹欲联建虏剿贼，吴三桂憾于李自成，而引满虏入关，此皆怀吝心过重，不顾天下大局，择祸不知轻重，而成万世之大祸也！
这里，王船山也开始质疑君主世袭的合理性，君主在于付托得人而已，以继之者明为喜，以继之者暗为忧，何必子孙？何必忧子孙之不得继，君子之忧，当忧继之者不明也，继我者明，大位虽虽在人，而无异于己。若夫吝留子孙，于可继者，而非己之子孙吝予之，则不可继者至，盗贼夷狄接轨而至，世道益乱而不可为矣，岂不重为寒心伤心哉！
船山《读通鉴论》曰： “以在下之义而言之，则寇贼之扰为小，而篡弑之逆为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则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明王之涖臣民也，定尊卑之秩，敦忠礼之教，不失君臣之义，而未尝斤斤然畏专擅以削将相之权。子孙贤，何畏于彼哉？其不肖也，则宁丧天下于庙堂，而不忍使无知赤子窥窃弄兵以相吞齧也。”
君主世袭制不过欲杜君位之争夺耳，船山曰：“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虽愚且暴，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圣人不世生，而尧舜之禅让未能复行，姑以习于其道者继之。然此，当时之权也，岂万世之经哉？积久而弊生，昏暴之君多，而毒生民，召夷狄之祸，君子仁而已矣，一姓之存亡不如万民之生死，君臣之易位不如华夷之倒置。无不亡之朝代，无不毁之宗庙，唯可忧者，政权之陵迟于异族，船山《黄书》曰：“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而君主最大的职责在于保护族类，船山曰：“保其类者为之长，卫其群者为之丘。”长者，君长诸侯也，丘者，天子也，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唯能保卫族类者可为诸侯，可为天下君。而唯务尊身，私其位于其子孙，而猜防同气，而弱靡中区，则为“春秋之所大慭也。”慭者，哀也。
世袭之弊，私其位于子孙，以天下为一家之私，而不顾万民之生死，夷狄之窥边，将政权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有害于民族，故孙中山废帝制而建共和，以传贤代传子，欲固族类而除千秋之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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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陶扬鸿：王船山民族精义概述，王船山当为兴汉之思想宗师！（13332字）发布于2021-07-06 01: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