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种类血统论（15876字）

        或曰华夷不分种类，民族不论血统，单论文化，其义似高，而实近墨佛之兼爱平等无分，而乱华夷之畛矣，不可不辨焉。种类之说，原来久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类族辨物。”《左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礼记·三年问》曰：“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春秋》内华夏而外夷狄，夷狄又有分焉，所以斥秦楚吴越为夷狄者，以其染夷俗，如夷狄而失华夏之礼义也，然秦楚吴越皆炎黄之裔，非同四夷之茹毛饮血也。狄之，责其礼义也；而不绝之，知为同类也。如父之斥子为禽兽，谓其丧心无廉耻也，岂子为禽兽哉？斥之而不绝之，固吾之子也。则春秋之斥秦楚吴越为夷狄，岂秦楚吴越之为夷族哉？斥之而不绝之，固炎黄之裔也。昧者不辨，而有华夷杂交，不分种类之说矣。且楚之侵中国，《春秋》内中国而外楚，于楚与陆浑之战，则大书曰“楚伐陆浑”，则内楚而外陆浑矣，楚之为夷狄，染夷俗而渐远华夏；陆浑之为夷狄，固荒外之夷族，与中国不同类也，圣人内楚而外陆浑，族类之辨严矣！

       王船山《黄书》曰：“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明言华夷之异源于地之异也，华夏之为华夏，为能据此得天独厚之地，沐浴天地灵秀之气，而圣贤代传，豪杰辈出，创造传承此广大高明悠久之文化。中国自黄帝以后，安土敦族，鲜有迁徙，有姓氏之立，而无乱交，血气之亲久，华夷之界不可泯也。盖天以分人禽，地以分华夷，人以分君子小人，类之辨也，由来久矣，不辨则乱仁也。自轩辕以来，谱系不断，虽有五胡之乱，元清之变，然地犹是地，人犹是族，岂有易哉？非同罗马之地未易，而族已易矣；非同犹太之族未易，而地已易矣。吾华夏之地，华夏之族，自古迄今者，而未有易者，其故何哉？华夷之辨， 人皆知之，而昧者以为惟论文化，若只论文化，则何分中国日本？而君子之于元清，判之为变统，变夏之政为夷之政，船山、晚村所以至死不与戴天者，岂以入中国则许为中国哉！三辨之旨，文化、种类、疆土之分，源于《春秋》，明于船山，所以保我华夏文化民族疆土，不可不察也。

       种类源于血统，中国自古而重血统，于周之宗法制，历代之家谱可见也。宗法制，《左传》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其制严整，于天下，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而天子、诸侯、大夫之子又有嫡庶之别，嫡子为大宗，众庶为小宗。嫡子，妻之所生；庶子，妾之所生。宗法之立，以血统之远近分亲疏。自周以来之世子，立长不以幼，立嫡不以长，泯纷争，戒乱萌也。而周所封诸侯，多为姬氏，与周同宗，或则周王之兄弟子孙。所封诸侯，皆炎黄之裔，或为功臣子弟，或为圣王贤臣之后。据《史记》所载，其为姬氏者，吴之祖太伯，周太王子也；鲁则周公所封之国，周公，文王子也；卫之祖康叔，武王子也；燕之祖召公，与周同姓；管蔡，皆文王子；晋之祖唐叔虞，武王子；郑之祖桓公，周厉王子；齐祖太公望，武王功臣；陈祖胡公，虞舜之后；杞国越国，夏禹之后；宋国，商汤之后。多封姬氏为侯，岂圣人之私天下哉？爱必始于亲，推爱亲之心及于天下，而天下受其泽。且内以藩屏王室，外以攘击夷狄也。既为同姓，则相合而不相离。而封功臣，所以表有功；封圣王贤臣之后，所以报有德也。周亡而秦能混一天下，中国至今统一不裂者，实由周之宗法制也。而后家谱之立，以便寻根问祖，使宗族合而不分，而民族亦凝聚不离。若无家谱，则不知己为谁氏之子孙，而数典忘祖，且认他人为祖，易姓易族，亦何所不敢哉！甚矣，今我华人之崇洋媚外，而易国籍也，文革毁家谱之害也！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又曰：“非其鬼而祀之，谄也。”不忘其祖，笃于同类之意也。

       亲疏有别，远近有分，尧之圣，巍巍如天之     大，而《书》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非直曰老人之老，幼人之幼也。又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非直曰仁民爱物也。而墨佛不分别，而平等之，曰兼爱天下，普度众生，圣人所不能兼，所不能普，而彼欲兼之，普之，其义似高，而实乱仁，兼爱无分，则父母同于路人，而孝道衰矣；普度无择，则人类同于禽兽，而人道夷矣。人可爱亲及疏，笃近及远也，于亲不能爱，尚何有于人，于人之爱必不终；于近不能施，尚何有于远，于远之施必不保。于国人，吾家人为亲，国人为疏，先爱家人，而及国人；于他族，吾族为亲，他族为疏，先爱吾族，而及他族。惟愈近于己者，愈能感应也。彼之不爱国，而自称世界人者，吾知其伪也。呜呼！己之家族，民族不能爱，尚何有于世界哉？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仁之所施则有分殊之义，类有亲疏之别，地有远近之分也，岂可不辨哉！

       或曰：“孔子有教无类，君何划分种类如此之严乎？”曰：所谓无类者，于教育文化而言也。教育文化不分类，一体之仁也；民族必分类，分殊之义也。教育文化而分类，则教育文化不能广；民族不分类，则华夷之种乱，而于华夷之争，抑不能立于华以攘夷矣。纯以种类论，固狭；而不分种类，亦昧矣！民族不可不分种类，如亲人不可不论血统，养子侄子之爱岂与亲子等哉？

       或曰：自五胡乱华，输入蛮族血液，汉人血统乱矣，隋唐皇帝皆杂鲜卑血液，尚何分汉胡哉？曰：汉从父姓，血统以父系为主，母虽夷，父犹汉也，皆承父系，血液虽杂，种之本不易，岂可不分哉！种类血统之论，非同西人之种族主义封己排外也，如王船山曰：“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縕也。”则不可不知类，知类以爱之；又不可不分类，分类以卫之。不知类，则或认他类，远华夏而就夷狄，为夷人而不归；不分类，则或媚他类，导外夷以戕同种，为汉宄而不辞。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仁义之于天下哉！

——二零一八年

附：

诚言礼问余：华夷之辨之文化，民族，地域，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

余暂默然

或曰：地域，民族，文化，不可以轻易去也。

余曰：必不得已，去地。民族不可去，民族创造文化。

诚言礼曰：兄之华夷之辨取船山之义，较为全面，兼顾文化、民族、地域，然必要时候，会出现必须去一的情况，比如顾炎武就是亡国与王天下来，保文化，但近代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则是以去文化来保国与保种？但这三者中，何者最重要？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的问题？不知船山有没有讨论？

余曰：文化，民族之灵魂；民族，文化之躯体。岂可去一？无躯体，灵魂为飘荡；无灵魂，躯体如行尸。民族其实亦包含文化血统两面。民族就好比人，文化就是人的精神灵魂，领土就如人所居的家，房子。船山虽以民族辨华夷，然未系统，未有专论，还不甚清晰，吾将之系统化，又提升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船山《黄书》曰：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尤伤于夷狄之干陵华夏也。又曰：今族类之不能自固，又何他仁义之云云哉？文化以为人，非人为文化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民族亡，尚何文化之复兴？而后人乃多以文化辨华夷，于族类则忽之。不辨族类，夷狄入主中国，能尊孔崇儒，则奉为主，许衡、李观光地之媚事元清，而为败类之儒也。梁鼎芬、郑孝胥亦尊孔崇儒者也，而乃怀满清之惠，谋伪满复辟，助日为虐，残害中国人，知有文化，而不知有民族也。民族第一，文化次之，地域为三。地域失，可收复也；文化衰，可兴也；民族亡，无可重生也。

诚言礼曰：清末，文化衰败，其不绝如缕。其根源正是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衰败或者根本没有建立起来，那时候保国保种是第一义。从九十年代国学开始复兴，正是社会主义的现代独立民族国家的基础决定的文化的复兴。在清末一百年，文化何尝断绝？自有圣贤担负起兴灭继絶之功，后代之兴，仍是此理此义。

余曰：然民族文化非为对立，民族无文化，非趋于野，则化于夷；文化无民族，非灭于世，则化于古。五四保种而反其文化，而西化盛焉，虽有人口众多之民族，而精神无以凝聚，则如一盘散沙，非趋于外，则残于内，亦可忧也。抗日战争，则有复兴文化之呼声，盖欲以文化凝聚民族也。

吾等之倡言文化，而复兴文化之意义为何？始于民族之复兴，终于人类之幸福也，提高人之精神素质，造就天下之太平。而己之民族不能保，何谈造福人类，造就天下太平。则兴民族为基础也。春秋内诸夏而和夷狄，大学曰治国平天下，亦此义也。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今之人，或怀普世之情，兼爱世界，然于中国则不甚爱，于中国人民不甚关心，不知其有先后也。

船山曰：“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船山，儒者也，儒者必言仁义，然当族危国难之时，尚何暇于仁义之云云哉？非谓去仁义也，事有缓有急，仁义固不可去，而族类实当急也，夫仁义犹存于人心也，至于仁义之言，则无暇于危难之时。且“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仁义以为族类，岂族类为仁义哉？仁义基之于族类之爱，扩之于天下之安。民族不可去文化，而文化实为民族也。

且民族亦包含文化血统两面，吾前已言之。自称爱民族，却殚残圣智之法，焚灭百代皆宗之经典，破坏相传数千年之文化，又岂真爱民族乎？爱自己家人，则家人之物亦须惜也，岂有爱父母而毁伤其财产者乎？文化也是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不可轻弃也。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仁义所以事亲从兄，基之于事亲从兄。仁义，虚也，而以为人，则实。孔子曰：“立人道，曰仁与义。”仁义所以立人。儒家好言仁义，而尤重人，无人，则仁义之云？非依仁义，人无以安也。谈仁义，谈大爱而不及人，此其所以为虚为伪，而不切实际也。仁义必联系人，文化必联系民族，方为切实。

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家山崎似为朱子虔诚信徒，曾称：“学朱子而谬，则与朱子共谬，何遗憾之有？”

然却见如此问答：“方今彼邦，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数万骑来攻我邦，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为，愿闻其说。”曰：“不幸关逢此厄，则吾党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而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可见日本民族思想之强，亦何狂妄！孔孟岂彼所能擒耶？晋文公于楚之将得臣尚退避三舍，尝受楚王之恩也，日本乃猖狂若是，擒孔孟以报国恩。学儒者且如此，若日本者，岂可以文化之耶？惟可以武威震之耳。受中国文化之沐浴，而后乃反噬之，狼子之贼忍也。无论夷狄如何汉化，不改其夷狄之本性，而不可不防也，中山国之学周礼，与诸夏近矣，而赵屡伐之，杀其主，灭其国，况乎隔海之日本，可以同类待乎！其学中国文化，而终与中国不同，彼以日本为中心，中国之文化日本化。

二零一七年

或曰华夷论文化不论血统，余曰：徒以血统论，固隘，脱离血统，只论文化，则日本人亦可引为同类。父母兄弟与你思想观念不同，而别人与你思想观念同，你则离父母兄弟而亲他人乎？血统不论，养母胜于亲母矣，养子胜于亲子，他人胜于兄弟矣，可乎哉？小则家可弃也，大则民族国家也不要矣。文化也是有民族性的。日本也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到了日本，是日本化了，与中国文化还是有差别的。只要文化，不要民族？没有民族，何来文化？人都没了，文化还能传承吗？人是根本，民族是根本。儒家以人为本，不以文为本，文是为人服务。没有华夏民族，哪有华夏文化？只看文化，不想民族，异族踏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他一拜孔子，尊儒，你就奉他为主？这与佛教何异，不管什么人，只要他尊佛，就亲之礼之。盗贼夷狄恣其杀戮之酷，然后拜先圣，以儒术为饰，遂可进为中国乎？许为君子乎？满清入寇，杀汉人骨气殆尽，然后拜孔子，礼华夏先圣先贤，以儒术为标榜，笼络士子，就可进之为中国？崇之为圣主？譬如强盗进你家，占你家所有财产，后来祭拜你祖宗父母，给你点小惠拉笼你为他效力，你就认贼作父？民族为本，大喊着文化复兴，却不考虑民族，让民族受害，这是本末倒置！学于儒家，而不爱中国，可为儒者乎？投靠异族，做着戕害同胞之事，乃儒之败类！学于儒家，而移民他国，不念中国，可为儒者乎？孔子周游列国，犹不忘鲁，终归鲁而终，齐伐鲁，孔子以鲁为父母之邦，使子贡救之。鲁者，诸侯之国也。孔子犹不忘鲁，况中国哉！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不忍鲁之被伐，则更不愿中国受夷狄外族侵略也。学儒尊孔，而远离中国，投靠异类，岂非孔子之叛徒罪人哉？

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家山崎为朱子虔诚信徒，尝曰：“学朱子而谬，则与朱子共谬，何遗憾之有？”而有如此问答：“方今彼邦，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数万骑来攻我邦，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为，愿闻其说。”曰：“不幸关逢此厄，则吾党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而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日本人民族主义如此之强，当中日之交战，虽孔孟素所尊崇信仰者亦当战而擒之，不以信仰背弃民族也，民族更重于信仰也，乃以蕞尔岛国横扫东南亚，侵略中国，日本接受中国文化，而未必亲近中国，犹以中国为敌国也。其后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同文固可亲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同文亦然也。

日本接受中国文化，而侵略中国，杀害多少中国人，奸淫虏掠，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惨无人道，不改其夷狄本性。以文化论华夷，侵略我中国之日军亦为华？朝鲜和中国文化风俗很相近，朱子说：也还是夷狄。未尝许之为华也。

或言洪杨之乱，文革，曰：“同族遂可信乎？”同族虽亦有恶政，然比于满清，则有间也。洪杨，盗贼之常性也，然反清拒洋，犹强于普通盗贼，反清之义则当许也，洪杨虽灭，而满清之亡亦不久矣，结束三百年之黑暗蒙昧，为胡虏宰制之时代，亦岂非功与？其崇天主，毁圣庙，满清之伪激之，儒为满清所利用，天国无所利用，乃利用基督教耳。文革乃因于政治之斗争，受西方阶级斗争影响，动乱十年，其于中国文化之破坏，伤于皮肤，未如满清长达三百年之久，伤及骨髓也，误导中国四百年。非如满清有机心对中国民族，中国文化进行利用歪曲控制也。且无满清，亦无近代之西化，打倒传统，打倒儒家，极于文革，犹满清之流毒也。

或曰华夷之辨，文化而已，孟子言之。曰：孟子何尝认为？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用夏变夷，而反以夷变夏，贵夏贱夷也，以吾华夏化夷狄，耻以夷狄变华夏，仍基于民族也。后曰：“今也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南蛮鴂舌之人，论血统也；非先王之道，论文化也。楚犹先王所封，近于夷狄，孟子犹以南蛮鴂舌而不齿，况四夷乎？尤不齿矣。孟子又称：“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与禹抑洪水之功比，兼者，兼并也，兼并东夷。东夷与诸夏异种也。孟子舍血统而论华夷乎？以夏变夷，变夷之俗也，非变夷之种也。变俗易，变种难。

关于华夷，吾作华夷论，网友以华夷文化论难之，往反与之辩论数万言，诚以此论危害甚大，故详细反复不惮其烦也，又收集历代论华夷者数万言。

对唯文化论之伪儒，余又曰：没说满族全是坏人，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清之君即有恻隐之心，也不改其抑汉防汉之政策。夷狄亦有贤者，但华夷界限不可泯。满汉之争，身为汉人，自当站在汉人立场上。齐鲁之争，孔子也站在鲁国之立场，斥齐国之非礼，何况异族？把满清和宋明并论，性质是不同的，满清是征服王朝，满人为主，汉人为奴，宋明是汉人王朝，汉人自主。种类血统对异族而言，文化对同族而言。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对于同族的诸侯，对于用夷礼的的诸侯贬为夷狄，恨其变于夷也，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回归中国之礼，就不贬了。这是守卫华夏文化，反对夷化。楚于春秋之初贬为夷，后来与诸侯同待了。中山用周礼，但还是夷狄，因为他就是夷狄之种，变其俗，不变其种。他们不知道区分这个，圣人论华夷，文化对同族而言，他们却对所有民族而言。此盖始于元儒许衡对春秋大义之歪曲。韩愈说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许衡则篡改为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为蒙元统治辩护！

对于异族论血统，血统近者相亲，拒斥非类；对于同族论文化，文化同者相敬，反对外化，血统论，保卫民族，攘斥异类；文化论，守卫文化，反对外化。他们只论文化，不论血统，忽视血统，则忽视民族，亲人也忽视，而文化上对所有民族而言，以尊儒者为华，不尊儒者夷，以同文为同类，不同文则为异类，这样成了为夷狄统治中国辩护的工具，助夷狄之伥，杀戮不知多少中国人民，他一拜孔子尊儒，就什么人事没有了，就以同类看待了，日本也尊儒，日军侵华，也要接受日本的统治？这都成了汉奸思想了！导致很多人当了汉奸，就是唯文化的的危害！他们把文化信仰置于民族之上了，为了文化信仰，民族都可以不要。崇教而忘本，忘祖宗，如康有为，郑孝胥，皆是尊孔的，却复辟满清， 随溥仪投靠日本。

同文的未必就亲近你，日本与中国为敌国，屠杀中国人可无怜悯之心，信奉中国文化的未必有道啊，尊儒的未必仁慈。夷狄入主中国，都是利用儒家，也不是真心尊儒。日本尊儒，却侵略成性，侵华屠杀成狂，儒家的仁义之道，日本并没怎么理解，其民族性根本在他的神道教武士道。儒家流传日本也变味了，儒家到日本，到朝鲜，都是不同的。受其地方环境而改变，还有民族，什么民族用儒家，什么人用儒家，都会随之改变，都不一样的。文化随人而改变，所以人才是根本。不同民族用同一种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民族性，文化都有民族性。民族就好比一个人，文化就是一个人学习接受的思想知识系统。

——二零一八年

蒙古人在宋不属于中国，所以当时是侵略，现在很多蒙古人是中国人，如果现在内蒙古的蒙古人人打入内地，占领全中国，做了中国的统治者，算亡国吗？当然算，中国者，汉人之中国也，非汉人者当国统治，皆为亡国。族类之辨比国家还要严啊！希特勒占领奥国，奥国很多人欢迎，何也？以其同族也，奥国也有很多日耳曼人。因为同族，虽然异国，不能断其关系。如果俄国侵略中国，中国国内的俄罗斯族人也会欢迎的。什么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过建国后这几十年的一个政治概念，民族上未必就能合在一起。有些民族之间差异矛盾冲突大着呢。现在一些人强调中国，而虚无汉族。不知汉族乃中国的根本，没有汉族，就没有中国。如果汉族多死了，锐减甚至消亡了，是其他少民占据这些领土，他们的建的国还算中国吗？那以后还有中国？灭亡西罗马帝国的那些蛮族也是罗马境内的民族，但他们分别占领罗马的土地，他们不叫罗马，而叫西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蛮族统治了欧洲大地，从此欧洲陷入千年黑暗蒙昧的中世纪。西晋五胡中的羯族也是中国境内的民族，而当羯族统治中原，对汉人是何等残酷地压迫！

说元清非中国，无须以文明法理辨之，简单地说就是非我族类。我们不承认元清，最根本最主要的是因为它非我族类。我们不承认异族人统治中国。野蛮贪残屠杀在其次，此夷狄之常也，亦何足怪，最痛中华沦于夷狄。非我族类，统治中国，他肯定会为他自己民族着想，而会对汉族利益有所损害，不管是什么民族。不管他个人贤否。王船山说：使桓温成功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为君。明遗民有言使李自成为君，犹贤于戴满虏为君。章太炎曰：吴三桂虽乱臣，犹汉种。我们鄙视吴三桂，但看到吴三桂反清，还是希望吴三桂能成功。明遗民有个叫屈大均的就加入了吴三桂反清的队伍。

灭亡西罗马帝国的那些蛮族也是罗马境内的民族，但他们分别占领罗马的土地，他们不叫罗马，而叫西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蛮族统治了欧洲大地，从此欧洲陷入千年黑暗蒙昧的中世纪。五胡中的羯族也是中国境内的民族，而当羯族统治中原，对汉人是何等残酷地压迫！

——二零一九年

类可不辨乎？

儒家五辨：人禽之辨、华夷之辨、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正学异端之辨，以要而言之，实三辨也：人禽华夷之辨，辨于物也；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辨于德也；正学异端之辨，辨于学也。

夫仁义有界也，界之者伦物也，爱人利物，仁也，施之豺狼则愚；瘅恶惩奸，义也，行于父母则悖。皆由无分，而乱大德，害大伦。德者，以辨义利，以别君子小人也，非以辨类也。以义而行于父子，则子可以弑父矣；以仁而通于华夷，则夷可以侵华矣。

父子，大伦也，子虽有德，不可以命父；华夷，大界也，夷虽有德，不可以主华。或曰：“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外国人苟能明明德，即可以作君师矣”，“君臣以义合，合其义即可为君，不必辨其类也”。呜呼！华夏之与夷狄，如人之与禽兽也，判然而不可易者，若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则禽兽进于人而亦人之乎！犬豕学人之语，为人之行，称犬豕为人，可乎？彼夷狄学华夏之文，为华夏之礼，而讵可称为华夏也？中国之道，中国之行也，夷狄能行中国之道乎？窃礼乐以自尊，而谓为中国之道乎？人之道，人之行也，禽兽能行人之道乎？模人之言行以相媚，而谓为人之道乎？以外国人为明明德者，可为中国之君师，则子之明明德，亦可为父之君师耶？合其义则为君，则凡合于仁者，皆可为父而不辨于类耶？夫以尧舜之德，贵为天子，不可以臣父；夷君有德，即可主夏耶？但辨德，而不辨类，则尊卑倒矣，民族混矣，非所以明伦也，非所以存国也。

且类者，即义之所分也，人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于亲而有父子，于位而有君臣，于人而有华夷，漫然无分者，异端也，而以儒言乎？父虽无道，子不可以不孝，朋友有恩于己，且不忍相害，况父乎？以父无道为戮而曰大义，实为不义，导天下以灭亲也；夷卑于华，夷虽有德，华不可以不攘，楚之变夷，诸侯犹欲共抗，况夷狄乎？以夷有德为君而曰合义，实为悖义，教后世以猾夏也。类之不辨而曰义，贼义；如学之不辨而曰道，贼道。此儒者所当深拒，而可为之言乎？

或反对汉本位，谓汉文化非必汉人传承，而异族可以僭承，曰：破壞儒家最严重的就是漢族。夷可變夏，夏也可變夷！汉族文化不见得漢族就一定會要，文革就是明證！

吾斥之曰：汉族自己有时不珍惜，但这东西不是你们异族可以窃取的。汉族有时不珍惜，只是一时的糊涂迷失，但传承这个文化，是我们汉族作为主体，而不是你们异族！天天拿文革黑我汉族？几千年文明史，只有文革这个黑暗？打着儒家旗号反我汉族，黑我汉族。此等异族，可恨之至！把儒家和汉族对立，这是何居心？学儒之少民，不但不尊重汉族，反借此贬损汉族，侮骂汉族，此人岂为儒？实为儒之贼！而其心术卑劣，决为汉之仇。

汉文化的传承者主体必须是汉族，少民也敢来窃夺继承权？文化权可以轻易让给少民？几千年文明史，十几亿人口的汉人不如区区之少民？除非我汉族人口锐减到非常低，濒临灭族，那还有可能会不如少民，但几千年来，几经劫难，汉人断不会沦落至此。汉人如陷入此种地步，汉文化也难以继续传承显扬了。人是主体，民族是主体，没有这个主体，如何传承显扬文化这个客体？

说什么汉人也反孔侮孔，也有文革，汉人未必能代表华夏，某些之败类不肖可以质疑整体？一时之糊涂迷失可以截断其后人？文革跟西班牙毁灭玛雅文明，满清文字狱，删改焚毁书籍一样吗？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如何毁灭的？汉文明因为文革毁灭了吗？

且儒家非我华夏汉人创立者乎？历代儒家道统传人，绍续发扬儒家，给儒家作出贡献者，孰非汉人？可有异族？而欲以文革抹杀之！

一些少民想窃夺儒家解释权，居心可畏，比少民之穆斯林者更欲警惕。还说什么儒家非民族宗教，而为普世宗教，因此异族人也可以继承儒家道统。公然地要少民窃取儒家解释权，领导权。汉族学儒者，岂可不警惕？窃吾疆土，窃吾政治领导之权，犹可复也，窃吾道统，窃吾文化领导之权，岂不险恶可畏尤甚？而少为之虑，而其祸比异教之侵入中土，而代中国之教更甚焉。夷狄窃吾道统，文化权，僭居华夏，反贬我汉人为夷，则为精神之贬压矣。

有同袍见之谓余：有的异端学魔杖了，没有民族观念，而认为儒教能够教导全世界都合为一体，甚至说儒家道统可以在夷狄

我哈哈大笑。

基督教道统会在中国人身上吗？

不是那的人，拉丁文都认不全，新约旧约都看不全，还继承基督教？

伊斯兰教道统会在中国人身上吗？

如果这两样不能，你又凭什么认为中国文化道统会在夷狄身上？

余曰：嗯，儒教也不同耶穆一神教，儒有华夷之辨。日韩岂无名儒？而古代中国儒者未尝推之引之，使配孔庙。

曰：所以说姓唐的儒生真的谬论！日韩人种跟咱们还是相近的，尚且都不推。

余曰：有民族性，地方不同，一种文化传到其他地方，就变了，和本土不一样，就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不同。

曰：中国佛教和印度已经是千差万别了！

余曰：信仰能消泯民族国家界限吗？欧洲国家几乎都信耶教，但经常打仗，从没统一过。各个国家理解的教义不同，各个国家也要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战。

一些人动言文革之祸，而质疑民族主义之正确，而轻看满清之祸，余曰：文革属于文化自杀。满清属于异族有机心地摧残阉割汉文化。因为被他摧残阉割了，使汉人自己对文化产生误解。满清两百多年，文革十年。时间长短，根本不能并论。文革烧书，但没有毁掉书的版本，没有禁毁删改书籍，书籍都能保存。满清禁毁删改书籍，很多书籍失传，失去真面目了。

引用一位学者杜车别之言:我常听见有人为满清的文化专制辩护说，前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有文化大革命，所以满清也并不特别值得谴责，甚至无足道。其实这是不确的。第一，从维持的时间来说，满清的文字狱，对文化严厉摧残百年有余，这一点，无论焚书坑儒还是文革都不能与之相比，一长一短，后果便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从压制的规模广度程度上说，也有差异。 …… 至于文革，把某某书批判成毒草倒是有之，把某某书籍彻底从地球上消灭禁绝。或者任意篡改的想法，却是从来没有过！相反红卫兵们大都有些自信的可爱，一定要把被批判的书作为毒草标本靶子来加以攻击的，如果靶子没有了，那还怎么攻击，怎么批判呢？ 满清的禁书就不是这样。我买了一本《清代禁书总述》，我大略翻了一翻，看看里面列出的书籍真是五花八门，蔚为大观，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那就实在不知道清朝的统治者肚子里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

文革是粗暴，而无那种心机，满清是阴鸷，心机甚深。

看经历过文革之周炽成之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文革”初期的仇视古书刚好相反，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出版了大量的古籍。《历代法家著作选注》、《历代法家著作译注》等，一时充斥书市。关于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的单行本(如《韩非子注》、《商君书注》等),也有很高的发行量。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的《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第1册,印了21万本。同一出版社于前一年出版的《韩非子选》(王焕镰选注)也印了20万册。在1974、1975这两年，全国兴起了一阵古籍热。虽然在形式上看，这一阵古籍热只限于热法家著作，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法家代表人物的数量在不断扩充,这就使很多不属于法家的著作“挂羊头卖狗肉”般地大量印行。一般地说，重物崇实、弘新尚力、非旧弃虚的古籍都在当时以被作为法家著作(尽管其中很多事实上不是法家著作)出版。 另外,为了树“靶子”和立“反面教材”，儒家著作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奇特方式(“批注”)来出版。在发行量同样也很大的《论语批注》等书中，作者的本意在批判儒家的言论，但是，读者却很可能对作者的批判不感兴趣，反而对批判的对象—儒家的言论感兴趣。只要著作一出版，作者便无法控制读者的解读，著一而解多的现象便必然会由此产生。在评法批儒运动期间，笔者正在上初中。我们语文课本中就有《三字经批注》的片段。其中，所谓“批注”的内容，我早就忘了。但是，对课文中出现过的《三字经》名句，如“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等，却有极深的印象，至今不忘。说来难以置信，在这个猛批“封建主义”的时代，我却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在违背教材编写者本意的情况下，接受“饱浸封建主义毒汁”的蒙学教育！这真是太吊诡了:在反传统主义登峰造极的年代，传统却以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在延续！

如此看来，文革对书的破坏不能和秦和满清比。文革是批书，但没有心要把书籍彻底毁掉。正所谓否极泰来！天假其恶以行其善，假其非以修其过。如王船山读通鉴论论秦所言“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阴阳之不可测，有如是夫！”类似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机巧”。

周炽成又曰:对照“文革”十年中的“1966一1967”和“1974一1975”，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变化:在前一个时期。人们横扫一切古书，当然包括法家的古书；在后一个时期，古书得到大量的印行。“文革”以恨古书始而以读(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古书终。这一怪异的始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强大生命力。无论如何，评法批儒运动中的大印古籍，总是一件带有正面意义之事。它以一种曲折的方式修正了“文革”初期的过错。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不断地修错。当然，修错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过，像现在所说的修错，却真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的修错！尽管当时编印古籍者大多未意识到自己是在修“文革”早期之错，但是，事后地看，却真是一种修错。历史在此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与“意”不同的“势”。

可见中国文化强大之生命力，天不绝斯文，亦人之非有意灭斯文，存斯文于不觉中。文革之始，熊十力以为中国文化要亡了，却不知中国文化以这种奇怪的方式传承。

文革可怕的是民粹的暴力，但他只是低级的反儒，反传统文化，其威胁并不大，可怕的是那些高级反儒的。文革无理，只是口号，可怕那些有着似是而非之理的反儒者。

——二零二零年

吾痛言满清之毁文化，引用钱穆先生之言：乾隆御制书程颐论经筵剳子后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夫不为相则为师，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此宋明学者帜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无怪乾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于此而趋风气，趁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氏为其魁杰。起而纠谬绳偏，则有章实斋，顾曰：“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为之君者既不许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充实斋论学之所至，亦适至于游幕教读而止，乌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万一耶！……　

尝试论之。中华之受制于异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辽金元，三则满清。当元嘉之末运，一时名流胜望，相继南迁，其留而在北者，犹守旧辙，务经学，上承两汉之遗，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贵，受其熏陶，绵缀不绝，卒成周隋之治，下开唐基，此一期也。辽金用汉人，仅保所掠而已。元人挟其武强，最鄙汉化为不足尊，其治无可言。时则中华之文运几辍，然譬如严冬雪虐，枝叶虽辞，根荄无伤也。故明人之学，犹足继宋而起。满清最狡险，入室操戈，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壤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     

满清君主最好干涉中华之文化学术，任其好恶而为之褒贬，因其利害而为之取去。他们不但窃取了中华治统之权，还窃取了中华道统之权，自命为道统传人，不让中华士人有道统之任。此其阴鸷可畏甚于北魏辽金胡元也。 真是入室操戈！百倍于赢秦之焚坑。秦直接焚书，未作批评，不影响学者，其于儒家学术，只是皮肤之伤害，满清君主入其室，批评其各种学术，并影响当时及后世学者，对儒家学术，是骨髓之切割。满清君主最为狡险，其于政治军事，以汉治汉，以汉杀汉，其于学术，以儒攻儒，人皆知以其汉攻汉之可恶，孰知其以儒攻儒之甚烈乎！

有伪儒疑问：再怎麽厲害，有勝過某某主義指導中國學术研究所造成的影響嗎？

余曰：乾嘉以后，汉学攻击理学到了疯狂的地步。阉割之可恨甚于直接破坏。正是乾嘉以后理学的极衰，汉学的独霸，中国根本学术已薄，被阉割得几乎体无完肤，而对西方文化的入侵不堪一击，而西方各种主义进入中国。儒家被满清摧残阉割成这样，儒家如何面对抵挡外来的异端？

乾嘉理学之衰，汉学独霸，有满清君主之意。乾隆三十八年之前，乾隆是理学的支持者，及至开始访书编书之后，由于深入阅读古籍，尤其是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元人著作之后，乾隆本人的学术态度有了极大的改变，由原先的倾向理学，逐渐转为支持汉学。编书末期，他完全倾向汉学，因而对几位理学大儒张横渠、程伊川及朱子有相当不满的言论，甚至明显批评他们对一些经典的解释。

理学家的某些言论亦触乾隆独断专横的君主性格所忌，使他公开批评理学，批评理学大儒。

如程伊川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的《论经筵第三札子．贴黄二》中说：“臣以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这个论断是在庆历以来宋儒“君臣共治天下”的共识下发展出来的构想，也是范仲淹、文彦博、王安石等人类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伊川的这种论调虽然不算激烈，但仍然不能见容于乾纲独断的乾隆帝，在《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中，他就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乾隆完全不能接受宋儒所持“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观念，当然更反对程伊川所提出的“天下治乱系宰相”这种在他看来属于离经叛道的论调。他强调“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宰相既然是人君所用，就只能是人君治理天下的工具，自然谈不上身系天下之治乱安危。因此，对于程颐的这种主张，乾隆以强烈训斥的口吻骂程伊川“目无其君”，根本就违背了君臣之伦。

《四库总目》的提要都是批评理学，贬低理学的。翻阅《四库总目》的提要，可以发觉馆臣仰承上意或刻意迎合君主的言论比比皆是，几乎无所不在，可见乾隆的影响之大。

彼曰我之说法不着边际。

余曰：此说，非我一人之私论，前人多已论之。

看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亡于满清，满清的统治是军事统治、异族统治，它不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以知识分子完全变了。这一变，影响就很大。所以我们讲中国的学问，讲到明朝以后，就毫无兴趣了。这三百年间的学问我们简直不愿讲，看了令人讨厌。尤其生在这个时代，中华民族发展至今，实在令人讨厌，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牟宗三之演讲《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大综和与中西传统的融会》曰：宋明儒学特别偏重于内圣。到明朝末年，十六、十七世纪，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中国历史的运会要开一个新方向，不能再维持宋明儒那六百年的方向，那个方向太重视内圣。所以，黄梨洲、王船山、顾亭林他们就主张从内圣开外王，就是向外开，因此，才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从内圣开外王的方向为什么打断了，开不出来了呢？就是满清的关系。满清一到中国来，就是一个异族统治中国，把黄梨洲、王船山从内圣开外王的方向堵住了。大家都知道，黄梨洲、王船山、顾亭林是明朝三大遗老。王船山在衡山猺洞著书，他的书根本不得印行，后来曾国藩才替他印出来。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是多么开明，但满清一来都给堵住了。顾亭林一方倡言亡国、亡天下之不同，一方力主经世致用之学。但因他根本反对满清，所以他的学术思想、文化精神持续不下去。 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三百年是满清大帝国，满清大帝国对中国文化一点好处也没有，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国原有的历史文化怎么能出来g ch d呢？就是五四运动的浅薄的理智主义。五四运动为什么那么浅薄呢？这就是满清干嘉年间考据学问的遗害，这个学风一步一步影响下来，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丧失思考力，丧失发展思想的能力。满清三百年的统治，知识分子丧失思考力，那个历史运会错失了，那个从内圣开外王的方向、要求堵回去了。假定没有满清三百年统治，中华民族发展的自然方向跟西方差不多。清朝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这三百年，而西方正是这三百年蒸蒸日上地向现代化走。这些向外开的思想在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中都有了，都看出来了。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生命是自然地要往外开，就是让满清人堵回去了。

据说《四库全书》的编纂主要为进呈书籍校阅、内府书籍的办理、《永乐大典》的辑佚三大部分，其中进呈书籍校阅为重点。满清政府分别於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七年三次诏令徵书。历史学家黄云眉说，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宝”，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档案，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书籍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因惧祸而被私自毁弃者尚未计于内。

“初下诏时，切齿齿于明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西夏，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 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着，靡有孑遗矣。"

乾隆如此禁毁书共历时19年，约占其在位时期的三分之一。

查看清代禁书总述，以明字开头的禁书这么多：

多指责太平天国和文革的文化破坏，其实对中国文化破坏最大，最深入骨髓的是满清。满清禁毁书籍达十万部！秦始皇的焚书，和文革的破坏都是直接粗暴地破坏，而满清是有机心地删除阉割，就是秦共是戮伤你的皮肤，而满清是切断你的骨头！对照未删改的书籍和满清删改的书籍，可见满清有多阴鸷可怕了。

历代书籍之厄，莫过于胡清矣。欲亡其民族，先亡其历史文化。满清虽未灭亡中国的历史文化，却把中国的历史文化阉割了大半，而奴役了中国近三百年，虽然辛亥复国，然流毒尚存，其机之发，至今不息。五四文革之自毁，皆满清启之也。使我华夏四百年，而未能恢复汉官威仪，继以西化，赤化，鞑化于脑中，非满清而谁咎？

五年前，我就有一篇论儒学毁于满清的文章，附见于公众号文章《批曾国藩之卫道，实为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