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驳驳儒谓今之中国为新夷狄，许以夷狄制新夷狄论（6980字）

        新夷狄之说出于《公羊传》，仅见之，谓郑、许等诸侯也，以对比吴之变夷也。或曰今之中国为新夷狄，非类也，为政者固以新中国自居也。时无诸夏割据，谓此为夷，以何为华？岂中华已亡乎？非元清亡国比也。以文化论之，比于汉唐宋明，或许为新夷狄，以比日韩欧米，此固堂堂华夏也。华夏政权唯此，台湾虽汉人，而去中国化矣，不认炎黄祖宗矣，共和国固持中国化，以炎黄为祖。贬之为夷，与欧米等，非所以尊华攘夷也，泯内外之别，而夷无可攘矣，洋奴汉奸亦有辞可托矣。至于更甚者，则以中国为新夷狄，而米利坚为新中国，则颠倒夷夏，丧心病狂矣，明明汉奸之邪论也！侮圣贤之言，孰过于此？如北魏之史臣，谓江左为岛夷，而以魏为华夏；金之夷奴，谓宋为淮夷，而以金为中国，彼居魏金之朝者也，受其政，而忘孰为华为夷，今居于中国，受中国之政教，而自贬为夷，颂西夷为华，是何卑贱而无国格乎！君子于此，岂能无辩哉！且辩新夷狄之说。

论港独黎智英之借米夷制中，或曰:今朝雖中國之人也，卻不尊道統，乃新夷狄也，不與中國同也，亦不與主中國也，既是夷狄，何不以夷制夷？至於岳帥之事，宋乃中國非夷狄，岳帥可革之。

吾曰:谓当今中国为新夷狄，不与共之主中国，而谓可以夷制夷，则以米夷制中共，为彼所许可，而港独之为乱，不为无义，此岂春秋之义哉！乱春秋之义，而为洋奴汉奸张目矣！

按春秋虽曾贬秦晋为夷狄，而于晋伐赤狄，秦兼西戎，无不内晋秦，而外赤狄，陆浑。所谓新夷狄，出于《公羊传》，全文曰:“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其言灭获何？别君臣也，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其言获陈夏啮何？吴少进也。 ”其所谓新夷狄，贬蔡、陈等诸侯也。然其先言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吴与周同宗，本非夷狄，变夷也，变夷，犹不与之主中国，所谓中国者，蔡陈等诸侯，岂等同今之中国哉？中国亦新夷狄，此一时为夷狄也，而终始为中国，本质为中国，不与正统之中国同，亦岂与四夷等哉！许以外夷制“新夷狄”，春秋无此义也，非春秋所许也，乃春秋所贬也。春秋之狄晋，以其自戕同气，委陈、蔡于夷而不顾，矧以外夷攻中国之诸侯哉！况以外夷制今之中国宗主哉！

楚之变夷也，虽高阳之裔，而染夷之俗，尝以夷自居矣，春秋固外之也，然楚与陆浑之战，则大楚之伐陆浑，内楚之意见。王船山《春秋世论》曰:“《春秋》书楚子伐陆浑之戎，有内词焉。盖自是而盟辰陵，围郑，灭萧，伐宋，咸内楚也。所恶于楚者，以其僭与？则从乎四夷虽大之列，没其王而子之，足矣。所恶于楚者，以其夷狄之道也，则自召陵以来，通王贡，列会盟，而已为周之侯氏矣。以楚而视中国，楚夷狄也；以楚而视赵盾为政之晋，非独夷狄也；以楚而视陆浑之戎，楚非夷矣。陆浑之戎，居于伊川，淫于洛表，谁实为之？秦、晋迁之也。晋为中国伯，挟周以令天下，偕蚕食西周之秦，揖被发之异类，逼王畿以销周，而楚伐之，楚内矣。于是而楚不独夷，晋不独夏。楚不独夷，可内也；晋不独夏，则移内晋者而内楚，其亦可也。晋用陆浑之戎以间周，戎且用晋以变天下。天下且受变于戎，而先王之礼法已圮。有能伐之者，君子不复问其僭王之罪而不以夷狄相攻之例例之矣。故《春秋》不与楚庄之伯，而于是则若将授之，使与齐伐山戎等。楚者，于周为夷狄，非天下万世之夷狄也。陆浑之戎，天下万世之夷狄也。言语嗜欲，居处婚葬，衣服器制，惑蚩蚩之氓以毒天下。流及后世，义阳之蛮，梗宋、齐、梁以掣其北伐。又垂之千年，而毛葫芦之所据，流民之所依，东渐唐、邓，西垂梁、沔，虽号为士大夫者，类皆贪食垢面，戾而不知有君父，罔非陆浑之戎风也！圣人见微知著，内楚以外夷。地之经，人之纪，于此焉定矣。”

中华共和国之变夷，未若楚之为烈，以夷自置，而共则称新中国也，况一统之世，非若当时唯有楚，而无其他诸夏也，若汉唐之天子也，非秦楚之诸侯也。楚之变夷，中国之人变于夷狄，陆浑者，夷狄之人居于中国，楚伐陆浑，则内楚而外陆浑，自伐陆浑之役，而灭萧，围郑，伐宋等诸夏国，咸内楚，春秋之礼，所以别亲疏也，大楚之攘夷也。春秋常尊晋贬楚，晋为诸夏代表，而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秦晋等矣，共和国之收夷入华，亦岂如西晋之为甚！晋不独夏，楚不独夷，西晋不愈于共和国，而未见共和国之不如西晋，史者内晋而外五胡，内中华共和国而外米利坚，岂非史笔之常也？楚伐陆浑，若与齐之伐山戎等，则共之伐米利坚于朝鲜，伐越南，伐印度，反击苏俄于珍宝，亦岂不等于汉之伐匈奴，唐之伐突厥、高丽哉！楚于周为夷狄，共于汉唐宋明之中国，或为夷狄，不足于中国，然岂其本为夷狄？岂天下万世之夷狄？谓夏风不复乎？不复汉官之威仪乎？而欧罗巴，米利坚者，若陆浑，本为夷狄，天下万世之夷狄也，无可变也。陆浑居于中国之夷狄，内夷也，盖亦稍受华夏之影响，于华夏之种族亦不甚殊也，欧罗巴，米利坚者，遐方之外夷也，与中华种类殊远，风俗绝异，言语文字嗜欲不同，甚于陆浑。以比汉唐宋明之中国，孰亲孰疏也哉？

夫中华共和国，虽不尊道统，以夷学马列为主，人犹中国也，地犹中国也，政犹中国也，言语文字，犹中国也，典籍文物建筑犹存于此，习儒知道亦未若此土之人，虽不如汉唐宋明之人，岂不远愈于欧罗巴、米利坚哉？而高丽、越南之废除汉字，大多不通汉文古籍，亦不及也。孰亲孰疏，孰内孰外，常人自能辨之，学于儒者，反皆谓之夷，皆以为疏乎？况彼亦渐知中华道统之重，而有尚与儒术矣，在离合之间耳，犹谓之夷，不与主中国，不与中国同，而等于米利坚，而港独之借米夷反中，是以夷制夷可许，洋奴汉奸有辞可托，君子辨华夷，岂如是哉！春秋内楚外陆浑，岂如是哉？侮圣贤之言，叛春秋之义甚矣！其为邪詖，又何甚愈于元清败类之儒乎？

曰:元清本是夷狄，故以夷亂華，今既是漢人，卻不尊道統，奉夷狄之學為宗，認夷狄為祖先，遠遜於漢唐宋明。若地猶中國，政猶中國，語言文字猶中國，則五胡遼金元清日本皆謂中國乎？

吾曰:邓小平时代，而号曰中国社会主义，即有意别于西方社会主义也，近又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明言中华之特色，而更有意别于西夷矣，纪念孔子，倡重中华传统文化矣，其于文，盖有意趋归于华矣。犹悻悻怀怨贬之，而不进之，与米利坚等，非春秋君子之恕，是怨妇无已之忮也。岂所以尊道统哉！尊道统，尊以其实，非尊以其名也，元清之尊儒，名乎实乎？道统之提倡，诚意，今人固甚于雍乾之世矣！每年祭黄帝，高挂孙中山像，而不复挂马列像，其为轻重，明眼者自见之。谓人犹中国，大多汉人，为黄炎之胄，非日本之和族，越南之京族，更非欧罗巴、米利坚之白狄也，谓地犹中国，三皇五帝以来开辟相传之土地，非日韩之偏僻岛国，欧罗巴，米利坚之远方夷地也。谓语言文字犹中国，通用皆汉字汉语，非日语英语也。政犹中国，汉人主政，非元清之蒙古，满洲殖民中国也。可无别乎？若漫然无别，与夷狄等，则回维者可如元清主中国，欧罗巴，米利坚可如当日合八国侵中华矣。主中国者满清，君子犹不许八国之侵华，况今主中国者，犹炎黄之胄乎？

曰:然彼等曾下令多言中華民族而少言炎黃子孫以交好夷狄。然彼等繤改中華之義為五十六族也。況血統文化殊異，安可謂同宗同族，同文同種乎？

吾曰:炎黄子孙不言乎？教科书不教之乎？吾不十岁上学，即知炎黄子孙之概念矣，此教科书教之也。教科书教之，自小知之，则为恒言，非少言也。中华民族之概念虽然宽泛，然中华之词，自古有之，岂不甚于元清也乎？夷主中国，非以中华自居也。君子于内外同异，固严于外而宽于内，严于异而宽于同，今严责于内，严责于同，而于外，于异，无责焉，非君子之道也。比汉唐宋明，以责今之中国，是也，比日韩欧米，而专责今之中国，岂春秋内诸夏，外夷狄之义哉！唐之华夷，辨五胡，而不辨北朝之夷，亦其时代局限，又多用胡将，比之于汉，唐可贬也，比之于辽金元清，可贬唐哉？即如其他少民，比之于汉为疏，比之欧米则亲。

曰:異宗異族，異文異種，皆疏也。

吾曰:夫满蒙等内番久居中国，且知别之，欧米之殊方异国，反不知别之，是不知类矣！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大同，有小同，有大异，有小异，同中有更同，异中又有更异，漫然谓之皆疏，而不细辨，则除吾家属亲戚姓氏之外，异姓者，亦皆疏而不辨乎？则未可漫然谓之皆疏而不别也。五十六民族，漫然皆称中华民族，明夷夏者，岂不辨之？贤智者辨之，庸俗者或昧之，若欧米之为外，则庸俗者亦知辨之也。虽漫称中华民族，而犹细辨分各族类，身份证出焉，民族身份炳然，未混一无分也。隋唐多有鲜卑人为高官大僚，其亦不甚辨于夷夏乎？视突厥为夷，而不视北魏北周为夷也。此时代之局限，正之者君子之责也。

文革之辱先圣，毁灭道统，春秋之义固当贬之，狄之，然自改开以来，渐尊重先圣，有返本之意，则稍进之，所以劝人为善也，而犹悻悻不忘前事，耿耿既往而犹咎之，贬之，是沮人为善矣。夷狄为善者，前贤犹有许之者，况中国之人乎！

专责当朝，而不反思中国文化何以歧出至此，亦无甚意义。牟宗三言政治，激烈反共，言历史文化，则寻源于满清。其言曰:“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这才有清末那种知识分子的鄙陋。由满清末年知识分子的鄙陋，就有民国那种知识分子的浅薄，一样的鄙陋而且加上浅薄，才有G C D出现，乃至于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又曰:“满清三百年统治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极大。G C D之所以征服大陆，我们现在之所以逃难于此，乃是顺着满清三百年统治的歪曲必然有的结果。所以看看这段文化史，便知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并非偶然。以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所以一个国家不能亡，其理在此。中国亡于满清，满清的统治是军事统治、异族统治，它不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以知识分子完全变了。这一变，影响就很大。”又曰:“我说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早已断绝。断绝于何时？曰断绝于明亡。清入主中 国，是民族生命一大曲折，同时亦是文化生命一大曲折。今之陋习，是清三百年恶劣曲折之遗毒。”文化之歧出至于自杀，夷类入主，歪曲之深，根本已薄，无以对外，加西夷挟利器以陵中华，输入文化影响中国，中国无以拒之，而遂受之，则夷夏首严种族之防，防夷之猾夏，祸害华夏之生民，并陵迟华夏之文明，以夷变夏也。

其又曰:陶兄學識淵博，嚴明道統，吾自是感佩，然惑於左派之論，吾不忍儒家道統淪於左派倒行逆施之歪理邪說。

余曰:儒家道统，自是尊华攘夷，今米夷欲陵吾华，安可不攘？米夷陵华，犹不发一言，而专责于华，岂春秋之义哉！尊华攘夷，春秋大义也，邪说云乎？华夷大义，古今通义也，儒者岂可不知哉！尊华攘夷，卫正斥邪，皆儒者之任也。今与华为敌者，米夷为最，则攘米者，是今日之主也。

曰:華夷之辨民族文化合而覌之，在中國者不承領中國道統，故不為正統，猶漢家血脈而不認同漢家文明道統，可為漢人乎？儒家道統，自是尊華攘夷，然豈可不除內無正統而外攘夷狄乎？如此，豈不為內夷之炮灰？且夫攘外必先安內，內夷不靖，安除外夷？馬列入華，以夷變夏非用夏變夷，此是一廂情願之論也，綜觀歷屆，無不認馬列為祖先，以馬列之是非為是非，儒家道統只為彼等之緣飾耳！

吾曰:时代有轻重，正统之辨，后世辨之，非吾辈宜辨也。正统之辨不能比于华夷之辨，比汉唐宋明，当朝不正，比于元清，岂不与当朝？比于欧米，岂不内当朝？今之为患者，在欧米之外夷，岂如往者满蒙之夷乎？岂回维苗壮之内夷乎？内夷且知辨之，外夷岂无别乎？内夷且知靖之，外夷之猾夏，岂不更知除之？马列之以夷变夏，学儒者岂不知之，何待言之？又何望于去马尊儒为道统乎？吾唯辨其与元清欧米有别耳。道统之归，俟之来兹。吾犹幸生于今世，虽不甚尊道统，而不毁吾道也，而亦何多怨乎！弘道者，吾辈之责也，何望何责于彼乎？安内者，贤智之虑也，攘外者，愚夫且知之，夫能为贤智之虑，岂不能如愚夫之虑乎？中米之争，未见发一言以责米者，吾故疑之。

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改开之变四十多年矣，犹以文革之事责共，是匹夫之悻悻矣。吾辈生于改开之后，则不宜如中老年人经历文革，怀怨而不释，心态当光明，心胸当豁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与之，恶者斥之，为反为反，此非儒者风度。熊十力，马一浮，当时儒者之宗也，而不辞中共之邀，欲存吾道，知吾道有在也，今共于道非如曩者之离，而犹严拒之，疏之如欧米之夷乎？

附:

或曰:满清已亡百余年2矣，尚斥骂之乎？船山生于今世，岂犹欲反清兴汉？ 吾曰:胡元灭亡一百余年，何故王洙，丘叡犹著书贬元？秦亡千年，何故学者犹多斥秦？胡元以夷亡夏，巨痛也，贬元所以为华夷之防，千秋万世之诫。而鞑清流毒又甚之，秦非夷，而焚书坑儒，毁灭三代礼教，大罪也，斥秦所以卫道，为万世正道之防。王船山史论亦憾恨于索虏胡元，吾辈之斥清，正如明儒之斥元也。船山当时未明言斥清，盖虞人身之安全也，船山有读通鉴论，宋论而未有明论，论及五胡，辽金元，而未论及清，使船山生于今世，则有《明论》，其痛斥清之淫毒，更甚于虏魏胡元矣！吾继船山义理，而斥清耳！非遗民革命者反清，乃为学者欲暴清之恶，以为万世诫，肃清鞑虏流毒，以为中夏之净，兴汉之路方始未久，汉本位之出现，时代之趋向也，以船山之严辨华夷，富有民族主义，生于今世，岂非兴汉之一员？

春秋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盖学儒者皆知之也，可知春秋亦为中国讳乎？

《公羊传》:

冬，仲孙蔑会晋荀罃、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娄人、滕人、薛人、小邾娄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者何？郑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中国讳也。曷为为中国讳？讳伐丧也。曷为不系乎郑？为中国讳也。

《公羊传》: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娄子于鄬。郑伯髡原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操。操者何？郑之邑也。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为不言其大夫弑之？为中国讳也。

《公羊传》:夏，葬郑僖公。贼未讨，何以书葬？为中国讳也。

洋奴公知，无华夷之辨，不知为中国讳，暴扬国恶不已，喋喋不烦，扬其恶，而隐其美，于夷狄则讳其恶，而张其美，或专暴国之丑恶，而自以为直，犹父攘羊，子证之为直也，非吾儒所谓直。生为中国之人，于中国岂无温情敬意乎？讳之者，非隐之也，有恶而婉言之，不欲显扬也，亦心有恻隐，不忍言之也。五代史之暴扬朱梁之恶，而多掩后唐之秽腥，亦失春秋之义矣。宋齐书亦然。

或曰否定元清，是制造分裂，分裂与否，姑且不论，民族大于国家，民族灭亡，虽然国家统一，而非吾之国，何国之有？吾反异族统治，汝曰我分裂国家。是汉奸可以责英雄义士也。计一时之利害，而不知千秋之大义。千秋之大义何？华夷之防，民族之分也，夷不可治华，异族不可治中国，此底线也。承认元清，是承认夷可治华，异族可治中国，底线破矣，则效命于异族者有由矣，华夷之防永裂，异族汉奸之祸永生，其与国土之分裂，孰轻孰重哉！

吾儒明是非，不计利害，大是大非岂可不辨？为一时之利，而不辨万世之大是大非，可乎？是非不辨，虽有一时之利，实贻万世之害。夫义者所以贞利也，无义而惟利之是视，利之所及，害之所生，孰知利之后为害乎？孰知贪小利而受大害乎？故与此辈，辨明是非可矣，无与之言利害，与之言利害，入彼圈中，而以分裂之罪责我。辨是非，利害自在其中；计利害，而未必有是非。

历史教训可鉴，明祖驱逐元虏，恢复中华，大义也，而为笼络蒙古，祭祀胡君忽必烈，修《元史》以继唐宋，大义不彰，溃千秋华夷之防。荒蛮之夷如蒙古可治中国，可为正统，则满洲何不可步其后尘入主中国，为正统哉！辅元者为功臣，辅清者亦何非功臣哉！此明之所以驱胡而亦亡于胡也，大义不明，为一时之利害计之故也。

辛亥革命，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而结果为五族共和，曰防止蒙满藏回分裂国土，五族可以共和，日本和族之文明更优于蒙满，何不可共和哉？元清可以认为中华正统，而日本亦欲步元清之后尘，入主中夏，扶持伪满洲国，满洲国内，为汉满和回藏之五族协和也。民国之不亡于日本，距辛亥革命不远，民族主义犹强，覆辙犹知，国际形势不同明末，不然，日本之入主中国，亦何非可能乎？而必有不肖者认之为中华正统矣。“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华夷，古今之通义也，即关乎万世之利害也，岂可忘之！

关于元清非中国论，或曰当时蒙满皆外来民族，非如现在为中国人也，故非中国。此辨虽是而不明。然则今之满蒙人为中国人，则可统治中国乎？非也。衡阳王子有言：“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又曰：“使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族以为中国主。”今满蒙虽为中国人，而犹与汉人异族也，非我族类也，古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晋之五胡岂非居于中国，为中国之编户哉？而乱华之祸，倍于战国秦楚三国之纷争矣！辱中华之主，屠中华之民，分裂中华之土，岂可胜道哉！唐玄宗用蕃将，亦为中国人也，而异族怀异心，安史以杂胡乱华，而终结大唐盛世，生民受其吞噬而憔悴者亦不可胜数矣。夫以为臣，且为巨祸，矧以为君哉！故曰虽如今之满蒙为中国之民，统治中国，亦非中国也。内番不可治中国，况外夷乎？

非但满蒙也，即与汉族较亲之苗壮，亦不可使之握图籍，少民之不可治多民，中华神器至重，非斯族者不与焉。非私之也，族类之别，耻心之存，不愿受受异类之治也。华夷性异，性异则心异，故各安其位，以华治华，以夷治夷，夫子曰：“夷不乱华，裔不谋夏”，此天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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