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尊攘随笔集与网友论华夷等（上）七万七千多字

吾作《华夷论》，就九九谓余曰：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实则指文化融合，而非分明华夷。近人陈寅恪先生言:"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时则夷华共振之局面， 而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时对当时之呐喊，当初之夷人都明君治国，而诸夏之国却无贤君，实欲向夷借鉴，且论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乐则是楚地，此当时之被诸夏称夷者，试问，如君言不必学夷，孔子何必闻韶乐？

至于王夫之言论实在不敢恭维，且王夫之《黄书》请顾及其社会，且至于夷华杂居问题，何朝无夷华不同居？自九夷授夏爵位，时夷华以不断交流，至于春秋大义，当应注重于礼法问题，而非华夷问题，至于夷人汉化，汉人夷化，实在于交流，春秋大义，在于礼法问题，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此为大义。至于华夷，实孔子之慨叹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局面，又忧心无人用如管仲之人(此为孔子本人)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亦与感叹管仲之思想同，而不与彻底分清华夷同。且齐国自开国则顺应当地民俗，时华夷杂交之所在，王桐玲《中国民族史》亦言血统混合交通频繁之结果，汉族遂产出五大国，五大国者，齐，楚，燕，秦，晋。可观汉族实无种族界限，对于外民族之杂居内地者，向无歧视之见。

魏征曾谏："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遂被太宗皇帝拒绝，也是由于华根本无明确夷人划分，至于王夫之所处时代，略言则是因少数民族之威迫，遂于学术界产生狭隘，宋代胡安国《春秋传》为风气开始，固王夫之言论偏激，显而易见。而自清朝使，我国呈皇室(夷狄)，士大夫，平民三阶级，如孔子言，则皇室知耻近乎勇，士大夫好学近乎知，平民力行近乎仁。(参考《清流传》)

如言胡乱，则言五胡时期，然石勒言曹，司马，狐媚以取天下也。如此观之，则孔子大义所伐之人，实该魏晋，而非五胡，《汉晋春秋》则与之类似。至于孟子言舜东夷，赵岐注：“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且史记及三家注言论，舜早年活动确在东夷，君以尽信书不如无书辩解，实自欺欺人。总总言之，则自古华夷以杂，以礼辨认则是确实，君以种族论华夷，时称笑尔，劝君当删此文，多读些书，在客观谈之，莫成笑料。

余答曰：华夷之辨有三辨，一辨文化，二辨民族，三辨地域，吾文中已明言之矣，而君独绳文化之辨，何其偏也！孟子之言，辨于文化也，正为所包。而曰文化融合？文化融合，为两种不相上下之文化平等交流互补也，华之文备，夷之文不备，以夏变夷，华夏同化夷狄，野蛮进于文明也；以夷变夏，夷狄同化华夏，文明退于野蛮也。夏变夷，无夷矣；夷变夏，无夏矣，岂为文化融合哉！陈氏之论，血统肤浅之论也，注入蛮人之血，而重启新机，是谓华夏之强，赖夷人血液补助耶？是以华夏之血为不足矣。汉代无夷人血液注入，何能威震四夷，重启文运？而隋唐之强不及周汉，虽有一时之盛，而其后来之弊愈趋于弱，数为夷狄所搏噬，陵于契丹、辱于女真，亡于蒙古、满洲，其间亦注入契丹女真蒙满等悍族之血，而未见汉人因之复启新机，再败于西洋日本，其血液之助何在？如此浅陋荒谬之论，君乃引之，何其无识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固哀天下之无统，诸侯争战，天子不能制，而终不舍夏以就夷也。一时蹭蹬，欲居九夷，而终不居之，居九夷亦以哀中国之礼乐崩坏不可救，欲教化夷狄也，以野人可因质而成文，岂学夷哉？《论语》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案《说文》曰：“韶，虞舜乐也。”《尚书·虞书》曰：“箫韶九成。”《汉书·礼乐志》：“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舜之后，《韶》乐存焉。故孔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朱子《四书集注》注此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又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而未尽善也。”《韶》言舜，《武》言武王也。《韶》明为虞舜之乐，而君谓为楚乐，可谓无知之甚！即为楚乐，而楚文化为夷，其族则犹黄帝之裔，《春秋》于中国外楚，而于四夷则内楚也。曰“君言不必学夷”，不知吾何有此言？还请指示。

自汉以后，学者于华夷多辨文化，不辨民族，故有夷入中国尊孔学汉，则认之为君，此俗语所谓“有奶便是娘”，是盗入室，与之同居同食而认之为父也，岂不鄙哉！故船山晓然以民族辨华夷，从根本上攘夷，杜绝认賊作父之弊，韪哉！晓明华夷之辨，未有如王船山者也！华夷同居，所以诫夷之乱华也，虽历代不免，而或有严宽之别，魏武徙鲜卑、匈奴入内，而种下五胡乱华之祸根，岂可不防哉！春秋大义，固重礼法，华夷亦恶可不重也？孔子痛礼乐崩坏，而于四夷侵夏，亦颇致其意，不然何大齐桓公伐北狄救燕之功？夫子曰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华夷亦名矣，正齐桓公伐狄之功，直名狄而不名其国，而于秦楚则名其国，秦楚虽染夷俗，中国拒之，而固与四夷有别也。《春秋》书楚伐陆浑，王船山曰：“楚者，于周为夷狄，非天下万世之夷狄也。陆浑之戎，天下万世之夷狄也……圣人见微知著，内楚以外夷。地之经，天之纪，于此焉定矣。”于周为夷狄，染夷俗，无礼乐之教也。天下万世之夷狄，则言语饮食，婚葬器具皆与华夷，贪戾粗野，无君臣父子之礼。《春秋》本尊王攘夷之旨，尊王，明一统也；攘夷，伸中夏也。夷之悍者，侵吾土，残吾民，杀之不为虐，夷之善者，可与交流和谐相处。至于华夷之争，则不容无界也。周朝本宗法社会，大封诸侯，所封者多为姬氏，而又皆炎黄之裔也，于夷何有哉？而徒以文化，而无血统之争乎？大封姬氏，而合九州之地；封圣王之裔，而大启四面之扩，影响深远矣。

魏政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言于太宗，太宗拒之，而后受突厥之患，太宗悔之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王船山之论，岂为狭隘？人有亲疏远近之别，圣人笃其亲而及人，厚其近而及远，岂如墨子之兼爱无别哉？他人侵汝家之财，汝可无立场，与家人共抗乎？则夷之侵夏，亦岂可无立场，与国人共拒乎？王船山正此义也，何狭隘之有！笃亲而及人，厚近而及远，圣人之顺人情，亦合天理也。父母之生养，兄弟之相联，于我甚重，则先爱之，未有不爱父母兄弟而能爱他人者也，未有不爱己之民族而爱他族也，人情天理，岂可悖哉？而何狭隘之有！

曹马之篡，君臣之伦倒也；五胡之乱，华夷之防裂也。而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义，王船山谓君臣之义为一时之大义，而华夷之辨为古今之通义也。船山谓桓温抗表伐李势，刘裕抗表伐南燕，而天下之义伸，论者援温以责裕，一时之义伸，而古今之义屈矣。所谓一时之大义，弑君篡国，一世之罪人也，祸当世。古今之通义，引夷乱华，万世之罪人也，祸万世。晋文王召周襄王，可谓逆于君，而大其攘夷之功，圣人轻重之审也，义有大小长短，岂可不辨哉？曹马篡代，五胡乱华，有内外之分，谁之祸重？伐曹马而不伐五胡，春秋大义，只于此哉？于轻重甚不审矣。王船山痛言使桓温成功而篡，犹贤于戴夷类为君，岂有夷狄可治中国哉？夷治华，必使华夏文化退化，观之元、清，真吾中国之痛史，文化之浩劫也！譬如汝之兄败坏汝之家，而有盗贼侵汝家园，汝独伐汝兄，而不伐盗贼？兄虽恶，犹亲也，盗则非亲，而乃仇亲甚于仇盗乎？

曹马虽篡，犹为汉人，治中国，五胡异族，胥为乱耳，岂可舍五胡而独伐曹马哉！甚矣，汝之愚谬！如独以文化论华夷，则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沐浴，多与中国文化同，彼亦颇尊孔子，尚儒学，则日本侵华，当迎而受其治，何反抗日？诚以民族立场，民族大义，内外之分，不可无也。吾以文化，民族，地域三辨，论之全者也；汝独以文化论华夷，论之偏者也！汝论当休，何反责吾，令吾删此文？以文化辨华夷，重文化之传承，保护文化之不受野蛮之摧毁也；以民族辨华夷，保吾族类，不受异族之侵也。地域之辨，则保吾国土，不为外人所占也，皆为大义，君何独持文化之论，而以民族地域可无乎！呜呼！此义不明，抗清义士遭诬矣，宋明之覆辙，安保不复蹈乎？

关于孟子言舜东夷之人，《史记》载：“舜，冀州人。”冀州，九州之一也，固夏域之内。舜又黄帝之裔，《史记》曰：“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圣子神孙，岂为夷人哉！若为夷人，则朴野无甚文化，何能代尧为帝？孟子欲明圣人王道无远近先进之分，言之不审耳，雍正帝引此言以驳反清之论，谓夷狄可治中国，何其狡哉！岂可为其所惑哉！《春秋》内华夏而外夷狄，不许夷狄治中国，使夷狄治中国，必为中国之祸也。

夷狄治华夏，必使衣冠倒置，礼乐废阙，文化遭摧毁之痛，汉人受奴役之苦，五胡乱华，羯赵治下，羯人可殴汉人，汉人不可殴羯人，石虎更加之以重役，死者甚众。蒙元之治，种分四等，儒为九下，辱汉愈甚。满清虽尊孔子，不过以科举笼络汉之士为之臣耳，而布文网甚密，篡改毁坏华夏典籍，文字狱频繁，吕留良案，明史案，言之痛心，四库全书虽名修书，毁书不亚于修书，触其忌者多为篡改，学者有“清修四库而古书亡”之叹。其为阴鸷，可胜道哉！世人多艳称康乾盛世，而当时学者唐甄曰：“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燿，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蝟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所谓“康乾盛世”且如此，况其末世哉！满清三百年文化几无足观，文狱兴而学术岐，考据盛而圣学晦，陵夷至今，中国因之落后于西洋，继之以西洋日本之侵，其为耻辱祸害，尚忍言哉！夷狄之不可治中国亦明矣！船山屡言夷狄之祸，以诫后人，慎勿奉夷狄为主哉！或疑难曰：中国之篡盗，其残毒生民，毁坏文礼，与夷狄相去几何？则曰：不然，中国之篡盗，其篡也，害于上而虐不及下，其盗也，既为帝，则视此民为吾民，不肆意虐之也，其初或不贤，而不害子孙为贤，同为汉人，则防之不如胡人之深，治之不如胡人之刻。而使夷狄主中国，必大肆其残虐，以立其威；大布其网禁，以强其权。既非同类，则虐使而无所恤，而猜防愈深，禁锢愈深，满清文字狱所以旷古也。故圣人于篡盗讨之，而于夷狄尤摈之，船山曰使桓温成功而篡，尤贤于戴异族为君。管仲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以为绝对，非类虽有贤者，而于民族立场，必与华异，必不为吾民族着想，故不可不防也，春秋诸侯，异国尚异心，况异类乎！桓温犹可为治者也，而李自成，贼也，不可有为，然余亦以为使李自成成功而代明，犹贤于戴满清为君，自成虽非贤，而无对汉人之忌刻，子孙未必不贤。满清之君虽稍有惻隐之心，而终不改其一贯防汉抑汉之策也，然则孰能使夷狄与华夏一心治中国哉！绝不可使夷狄治中国也，圣人惕惕以此设此防，严此界，而后之败类乃坏之，延夷狄入中国为君，其得罪于圣人，毒极于中国，祸及万世，何如其大哉！

附：

读王船山《尚书引义》，亦曰：“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实论之，非贞观、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为卓绝古今，功轶于三代，拔人禽而昭苏之，名莫有丧焉……鄙哉青田、金华（即刘伯温、宋濂）之为臣乎！始昧卷怀之义，后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锡妥灌以美谥，奖余阙之怙终，列薛禅于祀典，假买的以侯封，犬豕厕于羲、农，匹雏混于三恪，褒飞廉之就戮，等张、许之孤忠，奖狐之昼奔，为纪侯之大去。其尤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之书，存辽、金以仍脱脱之僭，使获麟之后，步后尘者为蜗诞之篆。顾区区以馘友谅，存士诚，侈荡定之勋，而掩其补天浴日之显功，不已陋与！弗望其为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陆贾、班彪之知逆顺，扬涤除之鸿规，斥犬羊之腥闻，庶几哉？天下之视听清，万世之纲维定，又何至旋踵而陷弱宋之祸哉！天地闭，贤人隐，当利见在田之时，而括囊无誉，亦可伤也。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

呜呼！其故何哉？汉之代秦，犹能数秦之暴，《史记》列《陈胜世家》，表彰其反秦之功。蒙古之暴，过于秦，而又为夷类，明之伐元而复中华，正矣！乃尊元为正朔，贬陈友谅、张士诚，掩其反元之功，人之度量相去，如此之远哉！

功利兴而大义不明也！船山曰：“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然有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子路死于卫辄，而不得为义，卫辄者，一时之乱人也。推此，则事偏方割据之主不足以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许以为义而义乱；去之以就有道，而讥其不义，而义愈乱。何也？君臣者，义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时之人心不属焉，则义徙矣；此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也。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义也；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夷于夏，即以绝禽于人，万世守之而不可易，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春秋者，精义以立极者也，诸侯不奉王命而擅兴师则贬之；齐桓公次陉之师，晋文公城濮之战，非奉王命，则序其绩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陆浑之戎，犹书爵以进之；郑伯奉惠王之命抚以从楚，则书逃归以贱之；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吕留良之徒曾静曰：“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 自秦汉以后，此义多不明，夷狄可君也。魏收尊索虏，宋濂饰蒙元，赵尔巽美满清，皆史家之耻也。朱子之贤，集注于此义亦不发，吕留良、曾静发之，难能矣！而莫明于船山。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妊矣。”许其尊王攘夷之功也。义有大小，华夷之义大，一时君臣之义小，圣人许其大，而略其小，攘夷大功足盖不死君之过，岂可复责君臣之义？ 后世多只知君臣之义，不知君臣之义上有华夷之义在，则或责其君臣之义，而没其攘夷之功，若责桓温、刘裕，可谓不公矣，责小而略大也。或赞其君臣之义，而掩其事夷之大垢。明太祖不知义也，于元不降之臣，死元之臣，皆褒之，欲以导臣之忠，而忘其事夷之大垢，实以害义，害华夷之大义。华夷大义，不可泯，义有大小，不可不辨。忠君，义也，忠于暴君，则不可，忠于夷狄，则大不可，不问其所忠，而皆褒之，失义矣！ 若飞廉、恶来，忠于殷纣者也，而周武王诛之，逆顺之分，助纣为虐，不可免也。明太祖之去周武王远矣，纣犹中国之君也，元则夷狄之廷也，忠于纣且诛之，忠于元乃褒之，则为恶者皆可以死君免恶，以忠君免诛矣！以小义害大义，太祖之不能继周汉也！

呜呼！士人之熏于利也，惟图一己之富贵，不问谁之为君，而皆事之，三代君臣多以义合，后世君臣多以利结，必至此也。故孟子首言仁义，吕留良四书讲义亦多辨义利，以为华夷之乱，根在义利之辨不明也，未立足于义，可盗贼，可夷狄也。 帝王之私也，欲长保其子孙万代，但欲臣之忠，不问臣之贤。而多防内，秦防六国之后，汉防功臣，宋明防武将，乃至后也，举天下授之夷狄，子孙陵夷之惨终不免也。古人曰：“择祸莫如轻。”尧舜之授圣人，贤于周之授强国，周之授强国贤于汉之授权臣，汉之授权臣贤于唐之授盗贼，唐之授盗贼贤于宋明之授夷狄。宋之亡于夷狄，明复之，而不知诫，复亡于夷狄，昧于华夷之大义，祸至如此！则义利安可不辨？义之大小，安可不分？今若不以宋明之亡为诫，以元清之恶为警，恐重蹈覆辙也。

船山曰：“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船山知宋之亡，身历明亡之痛，亲见满清寇华之恶，其为诸书，史论，论华夷，警诫后人至矣！读其书，可不记之，惕于心？吾辈其勉哉！努力正元清之史，如不能正，既为船山之徒，当继承阐发其华夷之辨！

就九九又曰：华夷之辨者三，何书出也？吾从小学四部旧学，未曾闻也。盖一民族之形成，历史所奠基，而成文化，文化之内，既为民族，此所谓民族性，固历史文化民族为之本位，至于民族，何辨？文化之辨而其他无。不知君何处弄此三辨，岂不是重复？而地域定文化，我国四境难度，固以汉为本体文化而他民族附，何有民族辨？君言我偏，真不知君从何而得三辨，民族者，只一文化耳。至于陈寅恪先生，中古史之最，其言论非指血液，而是指血液带文化相容，此不为君不懂其论？不懂而论，忌也。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此理也，而君不懂而论，何其无知也！ 论语古注云:"有君无礼，有礼无君。"夷此时有礼而校也。又曰:"天子失官，官在四夷。"此又言当学夷矣。士子学习，由恐自大，此圣人好学于夷，今尔之言，颇高在上，何有学习之表现？且夷者，包氏云:"谓楚与吴。"此所以言学矣。时楚吴以霸而中原衰，岂能不学？宋鲁，商周也。亦为之奔走，君何差也？鲁之僭越，夷狄不如，发微曰:"不如灭亡之为愈。"春秋为国讳，固不点明。《金史》曾曰:"女真旧风【旧风可谓注意】虽不读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等不可忘也。"盖知孔子之民族观可谓"和平中正"，圣人之胸怀大也，此大群主义未曾偏颇，后人无圣人胸怀，论血统民族，多谬矣。 韶，见地理，南地，陈楚口音同，固南音皆定楚音，见傅斯年与钱穆。又舜东夷，陈奔齐，矣算是归其本。三月，音字之谬误也。君从之亦错。屈原之音，矣出于韶，盖韶与南音以久，固听南音也。君岂能不知？ 至于少数民族之代华，实以华也，二十四史可见，然又吸取夷也，如生活作风，此细节可知。而霍乱者何赖夷狄？周德衰，而曾弃镐京，后圣王复周德，而后幽王又衰，秦又复其德，而秦晋崤之战，秦归夷狄(参考谷梁传左氏传)，固秦夷狄者何，文化更变也。夫子曰正名，正名何？正名礼制。而正名华夷，判定之法亦以其礼法而判定。此三传详看则名。春秋前曰荆后曰楚，州名代国，贬低也。此亦不可不知，而后复归楚，此亦表其归礼法也。固华夷在文化，而孔子圣德，为之中和，此不可不知。春秋大义，尊王攘夷，为何？尊王，尊周礼也。攘夷，攘夷之无礼，固礼乐断定华夷，亦文化矣。固民族无须分辨，文化自然断定。 至于夷狄对于唐，关陇集团也。宇文凝汉胡之精英，定文化之本位，此史学共识。王夫之初期之文，文化辩也。后经亡国之痛，未免恨之满洲，固后辩，皆重血缘，曾国藩编王夫之之稿集，以时间排序，由此可以观明。且五胡十六国，汉人政权亦有，何以成为蛮夷？盖文化也。且黄帝炎帝，同族而文化互异，固成二族。后黄炎大战，文化并合，后世炎黄子孙，此所以也。固不破不立，不战不和，且史记曰:"共工变北狄，观兜变南蛮，三苗变西戎，鲧变东夷"此变族之证明，又世系问题，因记忆有限，不记史料多少，然我从小学史，犹记忆世系错乱，尧舜禹世系辈分对比可知。 又冀州之论，三家注无有此，恐后人乱之。今本商务印书馆校勘矣无。而夷狄，未曾曰无文化矣，且后代圣王贤臣，亦多出自四境，不可不知。固文化相容，而本位为汉为当时主流，至于当今，西学东学皆为世界最善之文化，由以矛盾论之，则既吸收西学亦吸收旧学，在吸收中蜕变，固我国吸收佛学而变一次，吸收西学而变一次，当今文化走向，在于吾等少年，虽曰辩论，然君子不争，由望可以与君为友。 附:梁启超先生说过，清代的学术最初破坏颇大而建树无多，所以王夫之为时代所限，且因学业，书本无有，只可靠之记忆，错字必然，犹望见谅。

驳曰：华夷之辨三源于圣人所作《春秋》，吾总结出也，吾《华夷论》已言之矣，曰：“文化别礼义，民族异血气，地域分内外。杞用夷礼则贬之，楚近夷俗则拒之，辨于文化也；桓公救燕伐狄，《春秋》大其功，辨于民族也；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辨于地域也。”民族之形成，血液为其基础，土壤为其环境，文化成其组织。未有缺一而可成一民族，传承长久也，先有民族而后有文化，民族创造文化也。华夷之辨始于民族之辨，民族之辨基于种类之分，自有生以来，未有不分类也，分类以相别，而不相乱也。人禽不分，则禽杂于人，而人沦于禽兽之道矣！华夷不分，则夷乱于华，而华夏沦为夷狄之道矣！礼莫重于义，义莫大于分。有分则有相护，《礼》曰：“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鸟兽尚能爱护其类，而况人乎？血气愈近者愈亲，自然之理也。

民族之辨，岂独在文化？若独在文化，则侵入中国之女真、满洲、鲜卑，邻于中国之日本、朝鲜皆用中国文化，可皆谓华夏民族乎？然君子必以为夷狄而斥之，疾其猖狂而摈之，不欲引为同类也。战国之中山国，亦用周礼也，而诸夏皆外之而灭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管仲之深虑，春秋之大防，虽用吾华夏之礼，而未必与吾华夏同心也，然则民族岂可独以文化辨乎！独以文化辨，又英法同文，而为同族乎？甚矣！君之肤泛而不分也！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此地域之辨也，内周而外楚，内楚而外四夷，吾已言之矣，君犹疑之，岂不读春秋乎？华夏居中，故称中国。中国能屹立世界，创造此悠久广大之文化，为能据此得天独厚之地，禀天地之清气，而为华夏，其气全也，而文化礼义皆优于四夷；夷狄所居土地不如中国之博厚，所受气候不如中国之中和，而所禀之气不如中国之清明，气偏也，故不及中国文化之备，礼义之大。而其悍戾不知父母，野蛮而逞杀戮，强则为寇，虐我边民；弱则卑伏，乞我恩养。圣人知其难化，故严夷夏之防，而判内外；忧其为祸，故建封邦之制，以相支辅。 陈言“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非血液而何？血液而带文化，然则血液为主，君主文化论，又引陈之血液论，岂非自相矛盾？不指血液，又曰血液带文化相容，吾不知君之逻辑！然则其中有血液之论，不可否认矣，新机重启，乃融合塞外蛮血之功，则血液不可忽矣。肯定蛮血之功，而无视华夏血液，何耶？吾未闻人可无血液而活，则民族亦不能无血液而繁衍，民族恶可无血液，而独以文化立乎？ 关于论语，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颖达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若如君言，则当言夷狄有君，不如诸夏无！《尚书》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船山曰：“言四裔之边臣各自守，而不待天子守之也。”未闻官在四夷，君篡改古书耶？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用夷变夏者。”自古贵夏贱夷，华夏为礼义之中心，称为华夏，固贵矣！称为夷狄，则贱矣！何舍华夏而学夷狄耶？学夷，楚学陆浑乎？汉学匈奴乎？吴楚虽强，而圣人不许为伯，以其近夷俗也；鲁虽弱，而圣人亲周王鲁，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以鲁犹秉周礼，周礼多在鲁，为文化礼义之中心，齐虽大国，犹不及也，上虽僭，政虽乱，风俗犹厚于诸夏。 《史记·儒林传》载：“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可见遗风之久。君何势力，以强弱为褒贬？然则近代中国之弱，英法德美之强，则当弃中国文化以学英法德美之文化耶？君何言之鄙！洋奴者惟势力是视，则轻中国而崇西洋，乃欲打倒祖宗文化而全盘西化矣。《发微》曰：“不如灭亡之为愈。”斯言何其忍而鄙哉！然孔子何为而遣弟子子贡救鲁，而晚年归鲁，亲周王鲁哉？鲁之亡，华夏礼义更荡然矣，以其僭越衰弱而曰当灭亡，中国近代亦甚弱矣，亦不如灭亡耶？呜呼！此岂有人心者之言乎！君何引之！宋与楚战，楚执宋公，而圣人不许其执，胡氏春秋传曰：“言释宋公者，宋方主会而蛮夷执而伐之，以其俘获来遗，是夷狄反为中国主，禽兽将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变，春秋之所谨也。”不以势力为褒贬也。若曰僭，孰若楚之僭？子爵而称王，抗周天子，鲁有弑君者，而无弑父者，而楚则穆王弑其父成王，举国不非焉，而侵陵诸侯之罪，春秋严贬之矣。鲁之弑君，亦惟隐公耳，三桓专政，而不敢弑君也，未若楚弑君之多也。而楚成王公然纳甥，楚平王纳媳逐子之丑，此实夷狄之道也，鲁无是也，以礼法大义责衰弱，犹秉周礼之鲁，何不责强横无道，荡弃伦礼之楚？ 且楚吴霸，中原未衰也，齐晋为伯，楚不能问鼎中原，齐桓公折楚觊觎之心，晋文公败楚于城濮，而绝楚之侵，晋楚争霸，互有胜负，而晋之胜多，惟楚庄王胜晋耳，而不能霸有中原，侵陈而有之，旋又取之，攻宋而不下，亦去之。而楚共王与晋战，乃为晋人所射，致使盲一眼，辱楚之威，孰谓中原衰乎！晋之强，秦楚不能侵也。虽战国分为赵魏韩三国，而武灵王、李牧犹能以区区之赵灭中山，威服匈奴，与秦争雄。赵之衰也，秦亦难破赵。周之衰也，晋占天下之半，久为伯长，其强也，冠于诸侯矣，惜后三卿专政，晋分为三，而不能御秦之入关矣，晋为一，强秦岂能掠有天下哉！

吴虽强横一时，而不久，亡于越，何足慕也？楚之强，春秋陵中国，而战国辱于秦，况不可以势力为褒贬乎！鲁虽弱，而其俗之温厚，彬彬有礼，实为华夏正统，非齐晋所及，况秦楚吴越之近夷乎！《春秋》之主鲁而严贬秦楚，为鲁为礼义之中心，而秦楚近夷也。鲁之弱，过于文也，盖如宋明之过于文而弱，鲁灭于楚，宋明灭于蒙满，然未有贬鲁而褒楚，谓宋明为夷狄之不如也，不如夷狄者，武力也，夷狄强而野蛮，华夏弱而文明。可以势力论，崇野蛮而贬文明乎？然圣人生于鲁，大贤生于宋明，而不生于楚蒙满，元清，鲁之礼义，宋明之文化所薰育也，楚蒙满不及也。秦楚虽强，而君子贬之；鲁虽弱，而圣人主之。君子崇礼不崇势也。宋鲁殷周至亲，华夏正统，圣人周公遗其教化，孔子传其文章，孟子亦鲁三桓之后也。鲁多君子，孔门弟子亦多为鲁人，或曰鲁多君子，何弱也？三桓专政，虽有君子，不能用也。后世浸弱，而中国文化传承多赖鲁儒，不可轻也。圣人如孔子且为季孙排挤，况君子乎？本可兴鲁，惜季孙之私，而阻之也。孔颜曾思四圣皆鲁儒也，孟子邹人，而为鲁国贵族之后，皆对中国文化作出很大贡献。秦楚虎狼之国，无礼义，虽强，君子恶之！宋鲁礼义之邦，虽弱，圣人保之！不许楚子执宋公，主鲁而述诸侯。春秋于吴，尤贬之，外之。如君所言，春秋大义重礼法，鲁为礼义中心，则以为主，秦楚吴越染夷狄之俗，礼义缺，则外之也。尤贬吴，吴之于楚，更染夷俗也。晋楚之战，春秋内晋而外楚；楚吴之战，春秋内楚而外吴；楚与陆浑之战，尤大楚之伐陆浑，此皆圣人之立场，立于礼义，立于华夏。而春秋不以势力论，亦彰彰见矣。楚之胜晋，春秋犹不许楚之为伯；吴之败楚，春秋则内楚，以吴师入楚，逞其奸淫，而为夷狄之道也。楚之战陆浑，则大之，圣人恶夷狄甚于小人，恶禽兽甚于夷狄，楚之为夷狄，俗之染也，而非本夷狄也，陆浑，万世之夷狄也，圣人华夷之辨，于此尤严矣！ 君言女真旧风之美，夷狄之俗亦有善者，而终不如华夏之雍容，夷狄亦有良士，而不如华夏之圣贤，而其俗之恶，则不堪言矣，父死子娶其妾，皆夷狄之俗也。以中华之败类与夷狄之良士论，固有不及，以中华之圣贤与夷狄之良士论，则中华愈也。而中华政治俗美之时，尧舜之圣圣相传，成康之刑措百年，岂止如此而已哉！杀父娶母，匈奴冒顿之恶也，金之旧风甚美，而其后，腐化堕落甚速，为蒙古所灭，几无遗类，又何足慕哉！宋虽弱，金亡而宋未灭也，独力抵抗蒙古数十年，夷狄之腐化远过中夏政权，历史彰彰见矣。故夷狄多不长久，五胡之盛，亦凌中国，而旋起旋灭，勒虎之子孙诛于冉闵，慕容之族夷于刘裕，夷狄乱华之惨报也！种类多绝，惟鲜卑较久，而北魏之末，鲜卑人因屡出战，种类多伤亡，人口远不及汉，隋文代北周，北周皇室诛杀殆尽，至隋唐为汉人同化，而唐无鲜卑矣！匈奴绝于晋，后世亦无匈奴矣。蒙古强横于古，而后为满清、俄国所制。史曰胡运不过百年，清过之，而后渐为大族同化，未有能承其祖业之子孙也。历史上多少赫赫称雄之蛮族，消逝于历史河流之中。夷狄无文化为其根基，而不长久也。中国文化根基甚厚，乃传承数千年，实世界最久之国。华夷之论，实为真理，岂古人为隘哉！中华有盛衰，衰而复盛，夷狄之种亦有盛衰，衰而不复盛，多一蹶不振，崛起甚速，衰落亦速。

汉之强，大破匈奴，而匈奴内附为臣；唐之盛，大破突厥，亦为臣妾，而后世犹被夷狄之祸，甚于汉唐者。匈奴突厥种类虽衰，而其地犹在也，中华当其盛，而不取其地，此种衰，而后复有他种移居此地，犹为中华之患也，中华之患夷狄，非独其种，亦为其地也。惜乎中华之统治者不于此察也。王船山《读通鉴论》于此论之矣，王船山曰：“夷狄之势，一盛一衰，必然之数也。当其衰而幸之，忘其且盛而无以御之，故祸发而不可止。夫既有其土，则必有其人以居之，居之者必自求君长以相保，相保有余而必盛，未有数千里之土，旷之百年而无人保之者也。已盛者而已衰矣，其后之能复盛者鲜矣，而地已旷，人必依之，有异族、有异类、而无异土。衰者已衰，不足虑也，继之以人，依其土而有之，则族殊类异，而其偪处我边徼也同。突厥之盛，至颉利而衰，既分为二，不能相比，于是乎突厥以亡，迄于五代而遂绝。夫岂特夷狄为然哉？五帝、三王之明德，汉、唐、宋之混一，今其子孙仅存者不再兴，而君天下者不一姓，况恃疆不逞之部落乎？夫其人衰矣亡矣，其土则犹故也，天不能不为之生种姓，地不能不为之长水草，后起者不能戢止其戎心；曾无虑此，而可以其一族之衰为中国幸邪？其族衰，其地无主，则必更有他族乘虚而潜滋暗长于灌莽之中。故唐自贞观以后，突厥之祸渐息矣，而吐蕃之害方兴，继之以契丹，皆突厥两部之域也。颉利禽而御楼受俘，君臣交庆，其果以是为中国永安之祚哉？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太宗命李大亮安抚之，贮粮碛口以赈之，未尝非策也，而大亮之不奉行也何居？施之以德者，制之以威也。已衰者，存之不足为忧，存已衰者，则方兴者不能乘无主以擅其地，则前患息而后衅可弭。盛衰之形，我得而知，而无潜滋暗长之祸，虽暂劳暂费，而以视糜财毒众以守边，割地纳贿以丐免，其利害奚若邪？株守安内之说为訏谟，岂久远之大计哉？”幸其衰而不防殊类之继起，匈奴衰而鲜卑继之，以据中原；鲜卑衰，而女真、蒙古继之，以亡中国。狡悍更甚于古之夷狄，夷狄一种类衰，何足为中国之幸哉？夷狄之悍，因其地也，此种衰，而他种继之，取其地而王化之，变为华夏，乃为久安之道。 君以文化论华夷，而文化辨华夷之本义为何？保卫华夏文化，不被夷狄所化而已！而文化辨华夷乃对内也，韩愈《原道》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注意，乃言诸侯，秦楚亦华夏之族，而染夷俗，俗近夷狄，故春秋夷狄之，后楚进于华夏文化，则中国之，非秦楚为夷狄之族，秦楚与四夷不同。 以文化辨华夷，乃对民族文化之严守，鄙视弃华夏文化，而从夷狄之俗者，亦基于民族大义也，如今人之崇洋媚外，西化，皆儒家圣贤所鄙者！孟子就主张以夏变夷，而坚决反对以夷变夏，此亦坚定之民族立场也。岂如君之言不论民族乎？文化有民族性，舍民族而论文化，未见其可也。韩愈又曰：“今也举夷狄之法，加于先王之礼，几何不沦胥为夷也？”韩愈欲以辟佛，儒家为华夏文化，佛教为夷狄文化，夷狄文化岂可凌驾于华夏文化之上？此亦韩愈强烈之民族主义，对华夏文化的坚定守卫，对夷狄文化的强烈排斥。非以夷狄学中国文化则许为中国也。伪儒许衡篡改圣人大义，乃曰：“中国退为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为蒙元政权服务，而以蒙元为中国，此似宽大，似为势力之论，凡夷狄得据中国，窃华夏之礼以自文，则以为中国，是盗入室而奉之为主也，此实认贼作父，可耻，孰甚于此，而以为至论乎！许衡之偷生媚元，儒之耻也，何可引之！ 中国民族是包容的，然包容有限度，不能消除界限，没有立场，那是圣母，儒家反对圣母，圣人胸怀博大，不狭隘，亦非如某些人想的圣母那样，圣人也有坚定的民族立场，而春秋谨严于华夷之辨。凡华夷不分而论儒家之道者，皆伪儒也。

关于此，吾尝曰：“何为华夏？一要有华夏民族，二要有华夏文化，三要有华夏版图。若只有华夏文化就称华夏，则元魏、北周、辽、金、清、日本、朝鲜、越南都是华夏。夏殷周秦汉三国晋宋梁陈隋唐宋明才是华夏正统。民国和本朝虽为汉族政权，然文化夷化重，只是半个华夏。民族第一位，文化第二位，版图第三位。元魏虽尊华夏文化，但毕竟是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再怎么用文化化他们，他们始终是鲜卑族。民国和本朝虽不尊华夏道统，但毕竟是汉族政权，现在不尊，但只要有有志之士发扬固有文化，终会恢复以前的华夏威仪。若只有文化意识，则若曾国藩之宁愿效力满清，屠杀太平军民，郑孝胥之宁愿随溥仪投靠日本，彼自以为卫道，而终不免于鹰犬汉奸之骂名。为何民族为首位，因为文化是民族创造的，没有华夏民族，何来华夏文化？但也不能只囿于民族主义，要能从文化上改善民族，既能以之自强，又能造福天下。若洪杨五四只有民族意识，而甘毁华夏道统。民族是身体，文化就好比精神灵魂，缺一不可。人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人。 或曰：民族本身就包含血统与文化一体两面。余曰：然，民族涵摄文化。若洪杨五四文革是自戕其心脏魂魄也，焉能不败乎？洪杨以西教反清，始盛而终亡，在于不尊华夏道统，得罪很多读书人。夫洪杨乘汉民之愤以反清，于民族大义上，为正者，而卒以覆亡，不胜腐朽之满清，何也？洪杨虽反清，然儒道亦反，得罪书生甚多，且托西教，邪不胜夷，亦无怪矣。然亦不能以洪杨之托西教，而可颂曾国藩之保满清也。未有毁儒而可成功，绍帝王之统者，秦以无儒速亡，元以卑儒，无百年之运，洪杨亦以贬儒而不敌垂暮之满清。 窃以为文化中国论危害甚大！表面上，文化中国论是尊重中国文化，但客观上给夷狄入主中国充当辩护。若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凡能尊儒者皆以为天命之君，而奉之为主，岂非丧失民族立场？则范文程之降清，郑孝胥之降日，汉奸行为亦可称光明正大了。 我崇拜王船山也在其气节和见识，他不以满清尊儒而改变他对满清的态度，更不会以此为荣。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对于鲜卑主元宏的尊儒，改胡制为汉制，改胡姓为汉姓的行为，他是嘲讽的，讥其沐猴而冠的，他说：以为儒者之荣，实儒者之耻也！则康熙之尊儒取试，船山亦视为牢笼汉人之术，而终身隐居，拒与清朝官僚来往。夷狄盗窃中国，汉人死于兵刃者不计其数，民族巨痛，肯因满清尊儒，而忘此仇耻乎？宋儒论华夷之辨，多只从文化上论，不足以御夷，而船山能从民族上论华夷，而华夷之辨由船山而明。船山以民族辨华夷对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颇有影响。只以文化论华夷，则有‘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之邪说，是盗入室而奉以为主也，有奶就是娘，则适以助夷狄入主中国！此论不明，夷狄之祸难已！ 民族第一，文化第二。船山一代大儒，都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族类不能自固，何他仁义之云云？’不能保民族，改善民族，虽复崇文化，诵仁义，其亦以之自荣耳！陶某岂忍以文化仁义为自荣之具，而不思族类之存亡兴衰？余英时可谓尊中国文化之学人，而无中国之心，卖荣于欧美，余惜其才而不苟同其为人。 有些人把我们的华夷观念当成民粹主义。不知华夷之辨是华夏民族自爱自卫的，不是用来侵略。他们问我，若论华夷，则隋唐皇室有鲜卑血液，怎么说？你身上也流有以前胡人的血液，你斥胡虏，那你自裁以谢祖宗吧！汉族经过南北朝，确实杂有胡人血液，但历代贵华贱夷，胡人血液多出自母系，而汉人以父系为尊，我身上虽流着苗族的血，但我父系是汉人，我认同汉族，则我的立场是汉族，侵略屠杀汉族的胡虏岂能不谴责？血统之辨甚无意思，对于我们的华夷观念，有些人认为狭隘，而大倡民族融合论，不惜说汉族是杂种。皇汉呢，就引用一些资料，证明汉族血统纯正，不是杂种，根本就驳不倒他们。民族贵在于自我认同，而不是拘于血统观念。彼以华夷为民粹主义，皇汉以民族融合为圣母。相争不相胜，何若明华夷之辨，从三辨（文化民族版图）入手？不落于民族虚无主义，又非偏为种族主义。” 观君之意，有文化意识，而民族意识淡薄，为文化中国论者也，故于工作之余，不惜彻夜精力，喋喋与君言之，岂好辩哉？诚不得已也。欲待以后著一书，专论华夷，集古今之论，上升一个理论高度，诚以今人昧于此者多，而又有复兴华夏之心也。

关于地域，种类之辨，古之君子亦有之矣，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 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时四夷交侵中国，中国不绝如线，管仲辅桓公率诸侯，攘夷狄，而孔子称其功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非大其攘夷之功耶？被发左衽，微管种，则中夏之地成戎狄之乡，中夏束发右衽，夷狄被发左衽也，中夏之土为夷狄所侵占，中夏之人为夷狄所同化，孔子所深忧也，桓文，管仲能攮之，除其祸，则《春秋》大之，何君忽视于此耶？吕留良之徒曾静曰：“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此实得孔子真意。晋文公有召王请隧之逆，春秋亦恕之，以其有攮夷之功。孔子与齐葵丘之会，谓齐景公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重华夷之界限也。 《汉书》曰：“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后汉书》曰：“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刖。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今边境幸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晋人江统《徙戎论》曰：“《春秋》之义，内 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而明末大儒王船山曰：“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盖华夷之异由于所居地之异，地域气侯不同，所禀之气不同，华夏所禀之气清明中和，夷狄所禀之气偏戾浑浊，所禀之气不同，则生活习俗文化亦不同，文化之不同实与地域环境有很大关系。船山以地域辨华夷，实见到华夷根本之差。历史上，中国久为文明礼义之中心，很少侵略他国，所禀之气中和也。华夷生活习俗文化不同，而其行为无不异矣。华夷之辨由地域，而到种类，到文化。久居夷狄之地，鲜有不化于夷狄者，地域环境之影响大哉！而悍戾之夷狄居于中国久，则变得温和。如女真，满洲入居中原百年，不复以前鞑鞑之气，与汉人差不多了。盖天以分人禽，地以分华夷，人以分君子小人，不可乱也，人禽乱，逆天道也；华夷乱，毁地道也；君子小人乱，夷人道也。人不可不区别于动物，人若不区别于动物，而与动物杂交，是裂天维；华夏不自区别于夷狄，而与夷狄混杂，则裂地维；此界限严之不可泯也。为什么要区别，为什么要立此界限，此乃天道也。如墨水不可与清水相混，杂草不可与禾稻并生。不同之物，高低清浊朱墨之不同，一相混，则清亦为浊，朱亦为墨矣。人与兽交，则把人降低，而化为兽矣。华与夷混，则华夏被夷狄拖累，华夏文明必然倒退。揆之历史，物理，皆可见也，岂古人之狭隘哉？圣人不讲平等，圣人讲的是各归其位，各安其序，无非法天地之道耳。平等之义似高，实混同苟且耳。人兽华夷可平等乎？平等之，而人兽可以相交，华夷可以相混矣，吾为此惧，故引三维之说。 宇文，鲜卑种也，而君以为宗？史学共识，何不观《汉书》、《后汉书》、《晋书》？王船山早年之辨，君可引之乎？《黄书》盖船山三四十岁所作也，六七十岁作《读通鉴论》、《宋论》，亦申华夷之辨，不独辨文化也。满洲乱华，误我华夏三百年，君不恨乎？当民族竞争，外族为患之时，则不可不强调种类之辨也，文化之辨多于太平之时，然非抹杀种类之分也，或严或宽耳，岂如圣母之平等无分，而曰世界大同乎？且人之论当定于晚年，晚年思想愈成熟也，《读通鉴论》，船山六十九岁，距死之年，数年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足为定论。未有取早年为定论者也。船山临终又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玆丘，固衔恤以永世。”刘越石即晋民族英雄刘琨也，保晋抗胡，虽壮志不成，而孤心可敬，华夷之辨，族类之怀，船山至死犹抱也，观其书，字字是血，句句为心，君乃漠然不为所动乎？五胡十六国，亦有汉人政权，孰为蛮夷，李暠君子，蛮夷乎？冉闵英雄，蛮夷乎？惟非正统耳。

炎黄同族，文化之异者何？既为同族，又何分为二族？有何依据？黄炎大战，乃黄帝与炎帝之后战，取代神农氏之天下，犹汤之伐桀，武王之伐纣，关于此，吾《史记博议》有辨之，非如刘邦之战项羽也。就如两部落相争，而文化大同小异，天下分裂，而曰分为两族，则汉之变为三国，亦是分为三族乎？魏蜀吴文化亦有不同，则谓不同族乎？不同者小耳，而皆华夏民族，华夏文化也，就其小者，荆州与扬州且有不同。"共工变北狄，观兜变南蛮，三苗变西戎，鲧变东夷"，出自《史记》乎？何吾不见？至于帝王诸侯世系，自黄帝以来，《史记》多有记载。 观君之言，为证华夷之辨只在文化，而多牵强附会，颠道错乱，不惜厚诬圣王，篡改古书。虽然，明者辨之，究何益乎？三辨之旨，彰彰也。 舜为冀州人，史记明明记载，何版无？吾所见各个版本皆有，君何必疑为后人乱之，必以舜为夷狄之人乎？夷狄非无文化，文不备也，华夏文备。圣王出于四境有之，未闻出于夷狄也。西学与华夏文化相伉，非比古之夷狄，吾华夏文化可以吸收之，然吸收为消化之摄取，固以华夏文化为主也。君子之辩，辩其理也，正理不辩不明，窥君于理多有未明，固不烦长文辩之也。清初学术破坏大，而建树无多，而王船山建树颇多也，不可与顾黄诸人并论，吾以船山实集中国后期传统文化之大成，多有进步深刻之思想，比肩朱子可也。船山无书，仅靠记忆，吾未之信也！孔孟以下，于学术最服膺者，实为船山。

有人读吾《史论》，谓吾曰：研究历史，不能主观，以自己为尊。少数民族不被汉族驱赶，屠戮，能叫少数吗？站在他们角度想想，何来尊严，自信？

吾斥彼曰：历史不能主观，那春秋为何内诸夏，外夷狄。写历史可以抛弃民族立场吗？难道你要为少数民族骂汉族？你还有人心吗？非丧心病狂乎？历史不能只有客观，也有主观。不能一定客观是，主观非，客观公，主观私。人同此心，主观也；心同此理，客观也，而主客一也。

彼曰：外国侵略中国，你敢说中国没有侵略外国吗？汉族就是人，外族就是禽兽？四夷杀汉族，汉族就没杀四夷？汉族自己还兄弟自相残杀。

余严斥曰：这是孔子的春秋大义，内诸夏，外夷狄，华夷之辨，人禽之辨，义利之辨就是春秋大义，不是你受洗脑的马列洋夷唯物史观！圣人孔子贵华夏，贱夷狄，难道是圣人狭隘？不如你包容？心胸广大？你读过春秋吗？难道民族立场不对？

彼曰：不对，不论民族，只论良恶。

余曰：一个人不能没有民族立场，好好读春秋吧，被马列洗脑太深，无可救药，尚有何可言！立场，是非都重要，只有是非，没有立场，就是乡愿，孔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彼曰：你有你的立场，别人有别人的立场，你的就是对的？

余曰：你可以抛弃自己立场，从别人立场？你还有自我吗？你还有主体吗？强盗抢你家，你是帮你爸妈抵抗，还是帮强盗抢？或冷眼坐观？不帮忙抵抗，不是冷血就是禽兽，还不能有立场，也不要有你。

彼曰：中华民族是世界2000多民族之一，中国是世界200国家之一，儒家是百家之一。道家，法家，佛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他们不一定认同儒家。懂吗？@陶扬鸿?你爸妈抢劫人家，你就当作没看到吗？

余曰：他们不认同儒家，我就不能认同儒家？不能捍卫儒家的尊严？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难道你要告发你父母？你告发你父母盗窃，你有何心？想把你父母打倒，自己作主？立场就是要你侵略别人？你这么歪曲立场这个词？立场就是作为主体，作为主体，就知道自卫自尊！你连自卫自尊都没有？还谈什么民族融合？立场就是不要是非？是非由谁定？人？人为何能定是非，因为人是一个主体，没有主体，能定是非吗？你没有你自己，也就没你的思想观点，是非善恶，亦何从而辨？那么就可以非为是，以是为非，认善为恶，认恶为善？立场是基本的，就是作为一个主体的自卫自尊。难道有了立场，就不要是非吗？不，是非是由立场而立。先有了立场，后有了是非。人不是先有了我，才有你？

彼又曰：我刚才说话直接，为了大棒敲醒你，没有不尊重你的人格。

余曰：可笑！连基本的立场都没有，还说论是非，乡愿和稀泥而已。自己一头雾水，懵懵懂懂，还说要敲醒别人，非孟子所谓“以其昏昏，明其昭昭”乎？还自诩公正包容，公正不是没有你自己，包容不是包容罪恶！他族侵略我族，我自当严斥他族！这是立场，也是非！立场就一定离是非？我族侵略他族，当然也要指责，但这种指责，就如父母指责孩子一样，而不是如异族之拒斥，这是内外之别。你父母打了别人，你也如别人痛恨你父母？要这样才显得你公正无私？所谓公者，非公也。所谓无私者，是有私也。以公为无，以无私为私！文革就是，他人要批斗，父母也要批斗，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实则是丧心病狂，残忍灭伦而已！

夷狄之变为华夏者，有之矣，然只是像华夏，沐猴而冠，难改其夷狄之本性，形可变，性难化也。如匈奴，鲜卑之汉化，不改其乱伦之俗，残忍之性。

夷狄汉化，只是加速其腐化，衰弱。鲜卑孝文帝改汉服汉姓，而死后不久，北魏内乱，皇帝受制于尔朱，高氏，宇文，后分为二，高氏宇文篡之。女真汉化，几与宋同，而灭于蒙古。满清乾隆汉化，而嘉靖之后，遭受西方之辱。故王船山曰：“夷狄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以德仁兴者以德仁继其业，以威力兴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而冠，为时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窃，亦严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终乎威力，犹一致也。绌其威力，则威力既替矣。窃其德仁，固未足以为德仁也。父驴母马，其生为骡，骡则生绝矣。相杂而类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或以船山为狭隘，揆之历史，实为真理。夷狄汉化而弱，非汉文化使之弱也，彼之汉化，表耳，窃华夏文化以自文。先王之至道，圣贤之大义，正学之精粹，彼岂能窃哉？猴子学人类穿衣服，滑稽也，夷狄学汉人衣冠，亦见其不伦不类。夷狄汉化，窃华夏之礼，只是邯郸学步，只学到形式表面，且学糟粕，没学到汉文化的精髓精神，又把固有之长丢了，所以衰弱以至灭亡！这也可作为西化教训。此亦文化各有其民族性，如植物之各有其地方性，橘之生于南而不可生于北也。夷狄有夷狄之所长，汉人有汉人之所长，舍其长而学汉人之表，未有不亡者也。夷狄以威力兴，而窃仁义礼法，如沐猴而冠，其他夷狄侮之，汉人轻之。鲜卑汉化，而被其他夷狄侵略，宇文乃屈与之和亲。沙陀汉化，被契丹侵略，石敬塘竟做契丹之儿皇帝，认小己十岁之耶律德光为父，何其无耻！先王之法至严谨，非夷狄所能效也，徒速其亡耳。

儒群与主民族融合者争论满清性质，关于这种争论，从清末康有为和章太炎就开始了，吾等近章太炎之观点，彼近康有为之观点。看看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论》。排满一派继承郑成功、王船山等明遗民之民族思想，保皇一派继承许衡、汤斌等元清伪儒思想。保皇一派实乃复兴华夏之阻碍也，怀胡虏之惠，而为胡虏辩护！康有为曰：我等皆仰承大清深仁厚泽。今之主民族融合者曰：中国今日之领土，清朝所遗也。何其如出一辙！

元清之帝不黜，华夏之统不正。请改《元史》为《蒙元入寇记》，改《清史》为《满清盗华录》。元清之君，直书其名。辽金之史为载记。其实明儒方孝孺，丘睿早有此心，不得其权耳。

吾言此，亦必受天下很多人攻击，惊世骇俗。然使孔子生于今世，亦必黜之。孔子《春秋》贵夏贱夷，不许夷狄执中国君，况许夷狄为中国主乎？后世作史者多悖孔子之道也，今欲执孔子之道为史，反为所讥。本为常道，彼反以为怪也。

大陆新儒家陈明以大汉奸施琅为民族英雄，颠倒黑白，真乃伪儒也。彼盖不辨华夷，以满清亦为中华，施琅之取台湾，则为成就中国统一。施琅之降清，愤于郑成功之杀其父兄也，固郑氏之不仁，而因愤郑氏，乃以郑氏所据台湾卖与满清，绝汉族政权一线之延，为复仇而叛民族，臣夷狄，抑何丧心乎！管仲不报君仇而事齐桓，而辅桓公尊王攘夷，孔子大其仁；施琅为报父仇而降满清，为一己之仇害民族大义，君子必斥其不仁。陈明以为英雄，岂非大悖春秋之义乎？其为言之害也，而为汉奸者接踵矣。岂可不辟之！

我想以王船山为中心描写明末清初那段历史，诸君以为如何？以历史小说表达我的思想观念。需搜集明末清初史料，还望诸君助之。船山著作，则吾皆集之矣。我打算依传统章回小说形式写之。写这个，必须了解明朝历史和制度，当时社会风俗风气。先对明史进行研究，搜集明末清初史料。明末清初之帝王将相，文人学者，枭雄，武将、汉奸，遗民等皆描写之，而以王船山之一生为经纬。其中明之兴衰，华夷之辨，鞑虏入寇之恶，抗清殉国之士，儒家仁义之道，反清复明之心，光复华夏之志，以文化学术复兴中国之业皆形于书中。为何以一儒家学者为经纬，而不以一帝王将相，枭雄为经纬？吾学于儒者，而崇拜王船山，王船山为明末最具代表性之遗民，继承孔孟道统之传人，欲效船山以为六经开生面，复兴儒家，复兴华夏！以儒家学者为经纬，重道统也。

吾之了解明末清初，自十八岁读梅毅之《南明痛史》始，真乃痛史啊，吾华夏又一次尽沦亡于夷狄，真为黄宗羲所谓“天崩地坼”！建虏之狡，汉奸之可耻，忠臣烈士之可敬可哀，遗民之贞，末帝之惨，华夏之痛，屠杀之酷，皆令吾感慨不已！恨不生于当时，与诸多志士共抗鞑虏，恢复中原！

加班，甚累，余于儒家之道，华夷之辨犹持之，不须臾忘也，于兹六年矣，夫孰能易我心哉？

梁启超曰：“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夷之论日益盛，而夷患亦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而彼嚣然自大者，且日哓哓而未有止也。”呜呼！何其失言哉！中国之弱，日畏夷狄之侵，华夷之辨淡化，鲜以种族辨华夷也，岂持攮夷之甚过哉？若攮夷，莫如管仲，孔子，管仲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防至矣。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其辨严矣。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贵华贱夷也。又曰：“夷不乱华，裔不谋夏。”不许夷之治华也。春秋严夷夏之辨，以平四夷；汉严夷夏之辨，以驱匈奴。魏晋唐以后，夷夏之防薄，而有五胡乱华，契丹、女真、蒙古之患，启超何不察乎！启超保皇，只知有国家，不知有民族，而否定华夷之辨。

针对所谓攘夷是《春秋》大义的说法，梁启超指出：“吾三复《春秋》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吾遍读先秦两汉先师之口说，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他说到辨别夷和夏的标准：“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所以，“《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则，藉曰攘夷焉云尔，其必攘其有夷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号为中国而恕之，号为夷狄而弃之，昭昭然矣。”他进一步追问：“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可见，梁启超所谓夷夏，是根据文明程度来判定的，如果中国不进步，不改革，不行新政，那么，也是有可能变成夷狄的。至于满汉的分别，梁启超看到的是政治，而非种族。他认为，真正能救中国的，还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如果不进行政治变革，推翻了满洲的专制统治，还会有别的专制统治。

——《梁启超传》

夷夏之辨，春秋大义，而启超必欲否定之！其何心也？岂不见孔子之明言：“夷不乱华，裔不谋夏。”春秋，治国而平天下，未有国不治而能平天下者也。地以分华夷，华夏居天地之中，而为礼义之邦；夷狄居天地之偏，而为野蛮之国。地域影响种族，产生文明，唯中国多圣贤，而夷狄鲜君子也。华夷固有文明野蛮之辨，而文明多为中国也，则又有种族之辨，岂可以此而盖彼哉？

至于德行则分君子小人矣，不以中国而恕，而攘夷为族类之计，防异类之侵略扰乱也。

夫吾汉族屈于满洲近三百年，为亡国之民，生活际遇远不如自治之时。而满清一切忌汉，防汉，抑汉，使中国日以陵替，夷化，乃落后于西洋，满清不覆，中国难兴，异种不除，汉族难立，彰彰也。华夏不能光复，压于汉人头上之满洲不能驱逐，何谈抗洋兴邦？

如占在自己家园的强盗皆不能赶走，何以振兴家业。虽然驱满，未必能兴中国，而此乃中国基本之自立。且异族满洲之专制与本族之专制统治不可一类论也。满清忌汉，防汉甚深，汉族政权岂有防汉乎？岂有满清如此频繁之文字狱？梁启超不辨华夷，等而论之，彼只知有国家，不知有民族也。民族、国家、文化缺一也，只知有国家，而国家乃一机构政体，是虚概念，民族乃实，国家亡，可以复，民族亡，孰与复哉？先有民族，才有国家。只知有国家，只意识自己是中国人，不意识自己是汉人，昧于民族之辨，至于帮满清攻陷台湾的施琅也认为英雄。

只以文明论，而西方号称文明国如英美却侵略屠杀亚非所谓野蛮弱小民族，亦侵略中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其国人文明，却未必能待吾族好。为其族类，而伤害吾族。所以种族之辨，不可无者在此。

有人以民族平等去否定华夷之辨，他们以为人类是命运的共同体，此异端一本而无分之陋也。佛教早有之，曰众生平等。同为生命，皆为人，固然。然平等，是个伪概念。同为生命，而有万殊不齐之生物，生有动植，动有人禽，岂可平等乎？而人类又有多种民族，民族之间有竞争，无固族类之计，则或为他族所灭，或自灭。则又岂可曰为命运共同体，而民族可以不分乎？蜂蚁尚知固群以拒非类，何况人类？而各民族文明风俗习性皆有差距，岂可不辨？平等，在你心里，你爸妈和路人平等乎？作为汉人，自然汉族比少民更亲些。他以民族平等斥华夷之辨为种族歧视，我亦可以华夷之辨斥他为不辨族类。彼为浑同之论，而淡化民族，若只浑同，则皆生命，何分动植人禽，皆命运共同体，我们也不能歧视其他动物，生命。再浑同，则皆物也，何分生物非生物，不能歧视石头！民族平等，何不来个生命动物平等？彼等好平等而恶分别，则何不平等动物，平等生命？而仍有人禽之分？犹知贵人而贱禽，可见还是不能平等。如此浑同，恐乱华夷，乱群生也。分者所以相治也，不分则乱。都不分别，那世界乱成什么样子！

刘师培《两汉种族学发微论》曰：粤在西汉，武功卓越。征匈奴则地拓河西，灭朝鲜则师临滇水。闽越南越，扫穴犁庭。车师康居，输珍纳贡。夜郎自大，亦知纳土。先零不庭，讵敢称兵。及于东汉疆土益恢，刻石燕然，饮马长城。北虏称臣，东胡保塞，褒牢置郡，交趾戢兵。振大汉之天声，伸攮狄之大义。虽曰兵力强盛之故，然一二巨儒，抱残守缺，亦复辨别内外，区析华戎。明于非种必锄之义，使赤县人民咸知国耻。故奋发兴起，扫荡胡尘，以立开边之大功。则诸儒内夏外夷之言，岂可没与！”

然哉斯言，汉儒多知华夷之辨，汉代人华夷意识强，非后世可比也。

又曰：三代之人，无人不明种族之义。盖邦国既立，必有立国之本。中国之国本何在乎？则华夷二字而已。上迄三代，下迄近今，华夷二字，深中民心。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言于孔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言于季文子，“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言于管夷吾。故内夏外夷遂为中国立国之基。汉儒之言，亦即此意。日本倡攘夷之说，始知排外；中国倡攘夷之说，始知开边。”

如汉儒注易，以华夏为乾象，夷狄为坤象，天尊地卑，贵夏贱夷也。而《易》爻分阴阳，阳爻象中国，则阴爻必象四夷，凡以阳加阴，则属居制外。《周易》言军事，有以阳爻加阴爻者，皆指中国征夷狄言也。如《谦》卦言利用行事，《离》卦言王用出征。故《坎》卦义言“王公设险守国”。

大儒郑玄注《易》，以阴阳分华夷，又以一君二民系中国之制，二君一民乃夷狄之风。

董子《春秋繁露》曰春秋常辞，不与夷狄。

《礼记·王制》为汉儒所编，谓中国戎夷，民各有性，不可推移。以明种族之殊，定于生初。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谓也。又《曲礼》言:“戎狄戎蛮，虽大曰子。”郑玄解释为对外之称，殊于对内。

马融注《论语·宪问》曰:“世无管仲，民为夷狄。”

班固《汉书》曰：“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言语不通，饮食不同。”《自序》曰：“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攮之，亦可列风雅。”又曰：“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师雷起，霆击朔野。”美汉武之攘夷。

观汉人之文多然，刘安《淮南子》曰：“君子不近非类。”王符曰：“蛮夷猾夏，古今所患。”鲁恭曰：“今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则错乱天气，污辱善类。”刘歆曰：“南夷北狄交侵，则中国不绝如线。”扬雄以为汉武出师伐戎，意在保民，非穷兵黩武，其《谏不受单于朝书》云：“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以为不一劳者不永逸，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庐山之壑而不悔也。”而曰：“北狄真中国之坚敌，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轻也。”

侯应《罢边备议》云：“如罢备边塞戌卒以示戎狄之大利，不可一也。戎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故古者安不忘危，不可二也。匈奴不能必其不犯约，不可三也。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不可四也。岂永持长安，威制百蛮之上策哉？”其防夷不可谓不深也。

司马相如《谕巴蜀檄》曰：“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班固《封燕然山銘》称大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曰：“遂逾琢郡，跨安侯，蹑冒顿，亡区洛，焚老上之龙庭，将以上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元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壮哉斯言，为祖宗荣，为后嗣虑，振华夏之威，攘夷狄之患！

汉代防夷深，而夷患甚小，威震四夷，武功卓著，直追三代，非后世所及也。刘师培叹曰：“诸儒讲学之效，岂不伟哉！”

余读明太祖驱逐胡元，光复华夏，岂非人心大快之事？而有遗憾者，徇姑息之仁，释顺帝而不追，舍蒙古于塞外，犹遗鞑虏之患；以元氏为正朔，祀忽必烈于庙中，而驰华夷之防。

余以为对夷狄、外族当以威为主，以德为辅，夷狄多畏威，而不怀德，其野蛮贪残，亦何必主以德哉？对本族，国人当以德为主，以威为辅，德所以凝聚民族人心，威者所以禁其乱耳。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威不可服，则用德耳，非先用德也。《左传》曰：“刑以威四夷，德以柔中国。”君子之言也，且如此，则于外以威为主，济之以德，尚何谬哉！而后世庸主具臣多徇姑息之仁，欲以恩义怀夷狄，乃有养狼受其反噬者，如明之于满洲也。夫威不足，而用德，德不足以为德，适足招夷狄之轻，而乘我之不备，以为我之大害。威立则夷狄消其觊觎，惧我之强而不敢侵也；德施则远人为之归往，怀我之仁而相与朝也。

对外族侵略我的，就要狠打痛击，绝不姑息！汉武帝魄力大，对匈奴不姑息，深入单于之台，明太祖之对蒙古，和国共对日本皆未免有所姑息。明太祖释元顺帝而不追，只把蒙古赶出中国，不深入大漠痛击，对蒙古宗室俘虏者亦多优待。不忍俘虏元顺帝，蒙古不俘虏过我中国皇帝吗？俘虏宋恭帝，宋亡，我华夏之大痛也，今复九世之仇，俘虏他末世皇帝，又何不可？一报还一报，彼之盛，俘虏我君，我之强，亦俘虏彼君，此天道也！中国对夷狄君主如此宽厚，可夷狄对中国君主却毫不留情！如满清入关，大明弘光帝、永历帝被俘虏，是死无全尸，绍武帝、隆武帝未待俘虏就是被杀，而俘虏的明朝宗室鲜有善终。匈奴俘虏晋怀帝、晋愍帝，女真俘虏宋徽宗，宋钦宗，又何等羞辱。而国共抗日胜利，却优待日本战俘虏，到现代日本又很猖獗，向中国叫嚣的厉害，姑息之所致也。故余佩服汉武帝，不佩服朱、蒋毛。汉武帝伟大，他反击匈奴，打得匈奴称臣入贡，给了汉族几百年的安宁！

孔子曰以直报怨，痛击外敌，给侵略者一个痛的教训，使彼不敢再来侵扰，既以安宁本国人民，亦减少中外战争也！姑息，和议，安宁一时，却贻祸万世，给万世不安宁，吾读史，未尝不喟叹于此也。对外族宽厚，对本族却鲜施仁政，内残外忍，宽于外，狠于内，此宋以后统治之弊也！

黄帝与蚩尤之战乃华夏与夷狄第一场大战，大战甚是激烈。与炎帝之战不同，黄帝打败炎帝，而行怀柔政策，与炎帝部落融合，因同族也，而打败蚩尤，用铁血手段。出土的《黄帝·正乱》载：“黄帝身遇蚩尤，因而擒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翦其发而建之天，名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使天下人唼之。”其对蚩尤，似甚残忍，道之所高，莫过黄帝，黄帝圣王，且为如此，以蚩尤为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所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蚩尤强种，不施严刑，无以惩悍夷之心。船山先生亦曰：“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仁义以怀柔中国，非以施之夷狄。黄帝以雷霆之威震慑蚩尤，而奠定华夏，汉武帝深入匈奴王庭，而消除夷患，汉族安宁数百年，一劳而久逸，无如后世之姑息，乃欲行信义于夷狄。明太祖纵蒙古而不追，而后遭瓦喇之祸；民国优待满清皇室，未与严惩，而后有复辟之阴谋，伪满之祸乱。或曰蚩尤亦华夏人文始祖，以史记载汉高祖尝祠蚩尤也。然黄帝之待炎帝蚩尤何以异？而孔子鄙蚩尤，以蚩尤为贪乱之人？明太祖亦尝祠忽必烈，则忽必烈亦为华夏帝王乎！所以祠之者，以其善战，亦尝君天下也。

论华夷，提起以前华夏与夷狄战争的历史，被人扣个搞民族分裂的罪名，我反问搞民族分裂的是那些少民吧，蒙独藏独，中国以汉族为主，岂有汉独？忌讳太多，现在对以前的蛮族不能用夷狄字眼，而要称呼少数民族。连汉武帝卫青，霍去病驱逐匈奴的历史都要被教科书删去！这是自弱自杀之策！比宋朝统治者还愚昧！

有网友对我说:快一时悠悠之口的同时，也应顾忌少数民族的心情。

我被禁言，无法回复，我心就想:顾忌少数民族心情，为何不顾忌十二亿汉族心情，任其侮辱丑化汉民族英雄？黄帝、霍去病、岳飞都被丑化！愚昧的统治者，愚昧的国民啊！黄帝、尧舜之仁义，而屡征三苗，威服而德化之也。岂若后世统治者之一味姑息，讨好！政府提倡爱国主义很久了，可爱国的人很少，崇洋媚外的多，为何？历史教育的缺乏，历史普及的不够。且刻意淡化一些历史，不让国人了解。不了解自己国家民族历史，如何爱国？譬如让人爱家，却不知道自己父祖是谁，如何爱家？中国历史有辉煌，辉煌让人怀念，增长民族自豪，而要继承祖宗的伟业。有屈辱，屈辱让人嗟痛，以史为鉴，不重蹈先人的覆辙。故西哲培根曰读史可以明智，章太炎说历史可以激发爱国热情。历史意识愈深者，民族意识愈强。而今者鲜教历史，且刻意忽略淡化很多重要的历史，而欲国人爱国，岂不悖哉！岂不悖哉！而提起那段历史反被人攻击为搞民族分裂，彼以中国以前与夷狄的战争都是内战，言之则为挑起民族冲突也。呜呼！言之者少，言之招忌！不欲人知自己民族历史，至于此乎！

大儒王船山先生曰：“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宋之大儒对外无不主战，倡复仇大义。朱子上宋孝宗书曰：“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 ”岂好战争而不欲和平哉？仇不可忘也，战而和，非和而和也。和平不是求来的。

战而和，汉之所以威震四夷，而使汉民族有数百年之安也；和而和，宋之所以辱于女真，亡于蒙古，受无穷之祸也！战和非对立，先有战，后有和，和者因于战而言也。战而战，黩武也；和而和，辱国也。偏执一道，皆不可。圣人对禽兽亦异矣，牛马则养之，不轻杀，虎豹则驱之，射杀之。虎豹凶悍，难以驯，牛马温和，易以驾也。虎豹多伤人，为害，牛马鲜伤人，有助于人。。对于强悍之夷狄，不用威力何以震之，而保我汉民哉？

诚言礼问余：华夷之辨之文化，民族，地域，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

我。

或曰：地域，民族，文化，不可以轻易去也。

余曰：必不得已，去地。民族不可去，民族创造文化。

诚言礼曰：兄之华夷之辨取船山之义，较为全面，兼顾文化、民族、地域，然必要时候，会出现必须去一的情况，比如顾炎武就是亡国与王天下来，保文化，但近代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则是以去文化来保国与保种？但这三者中，何者最重要？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的问题？不知船山有没有讨论？

余曰：文化，民族之灵魂；民族，文化之躯体。岂可去一？无躯体，灵魂为飘荡；无灵魂，躯体如行尸。民族其实亦包含文化血统两面。民族就好比人，文化就是人的精神灵魂，领土就如人所居的家，房子。船山虽以民族辨华夷，然未系统，未有专论，还不甚清晰，吾将之系统化，又提升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船山《黄书》曰：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尤伤于夷狄之干陵华夏也。又曰：今族类之不能自固，又何他仁义之云云哉？文化以为人，非人为文化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民族亡，尚何文化之复兴？而后人乃多以文化辨华夷，于族类则忽之。不辨族类，夷狄入主中国，能尊孔崇儒，则奉为主，许衡、李观光地之媚事元清，而为败类之儒也。梁鼎芬、郑孝胥亦尊孔崇儒者也，而乃怀满清之惠，谋伪满复辟，助日为虐，残害中国人，知有文化，而不知有民族也。民族第一，文化次之，地域为三。地域失，可收复也；文化衰，可兴也；民族亡，无可重生也。

诚言礼曰：清末，文化衰败，其不绝如缕。其根源正是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衰败或者根本没有建立起来，那时候保国保种是第一义。从九十年代国学开始复兴，正是社会主义的现代独立民族国家的基础决定的文化的复兴。在清末一百年，文化何尝断绝？自有圣贤担负起兴灭继絶之功，后代之兴，仍是此理此义。

余曰：然民族文化非为对立，民族无文化，非趋于野，则化于夷；文化无民族，非灭于世，则化于古。五四保种而反其文化，而西化盛焉，虽有人口众多之民族，而精神无以凝聚，则如一盘散沙，非趋于外，则残于内，亦可忧也。抗日战争，则有复兴文化之呼声，盖欲以文化凝聚民族也。

吾等之倡言文化，而复兴文化之意义为何？始于民族之复兴，终于人类之幸福也，提高人之精神素质，造就天下之太平。而己之民族不能保，何谈造福人类，造就天下太平。则兴民族为基础也。春秋内诸夏而和夷狄，大学曰治国平天下，亦此义也。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今之人，或怀普世之情，兼爱世界，然于中国则不甚爱，于中国人民不甚关心，不知其有先后也。

船山曰：“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船山，儒者也，儒者必言仁义，然当族危国难之时，尚何暇于仁义之云云哉？非谓去仁义也，事有缓有急，仁义固不可去，而族类实当急也，夫仁义犹存于人心也，至于仁义之言，则无暇于危难之时。且“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仁义以为族类，岂族类为仁义哉？仁义基之于族类之爱，扩之于天下之安。民族不可去文化，而文化实为民族也。

且民族亦包含文化血统两面，吾前已言之。自称爱民族，却殚残圣智之法，焚灭百代皆宗之经典，破坏相传数千年之文化，又岂真爱民族乎？爱自己家人，则家人之物亦须惜也，岂有爱父母而毁伤其财产者乎？文化也是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不可轻弃也。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仁义所以事亲从兄，基之于事亲从兄。仁义，虚也，而以为人，则实。孔子曰：“立人道，曰仁与义。”仁义所以立人。儒家好言仁义，而尤重人，无人，则仁义之云？非依仁义，人无以安也。谈仁义，谈大爱而不及人，此其所以为虚为伪，而不切实际也。仁义必联系人，文化必联系民族，方为切实。

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家山崎似为朱子虔诚信徒，曾称：“学朱子而谬，则与朱子共谬，何遗憾之有？”

然却见如此问答：“方今彼邦，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数万骑来攻我邦，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为，愿闻其说。”曰：“不幸关逢此厄，则吾党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而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可见日本民族思想之强，亦何狂妄！孔孟岂彼所能擒耶？晋文公于楚之将得臣尚退避三舍，尝受楚王之恩也，日本乃猖狂若是，擒孔孟以报国恩。学儒者且如此，若日本者，岂可以文化之耶？惟可以武威震之耳。受中国文化之沐浴，而后乃反噬之，狼子之贼忍也。无论夷狄如何汉化，不改其夷狄之本性，而不可不防也，中山国之学周礼，与诸夏近矣，而赵屡伐之，杀其主，灭其国，况乎隔海之日本，可以同类待乎！其学中国文化，而终与中国不同，彼以日本为中心，中国之文化日本化。

二零一七年

明臣姚涞《论元世祖不当与古帝王同祀疏》曰:“谨奏为正祀典，以光圣治事，臣惟祀事有三：曰天神、曰地祗、曰人鬼。载之礼经、义各有在，而人鬼之祭，则所以旌往烈而示来世也。顷者陛下遵祖宗之典，崇帝王之祀，人鬼之尊且大者，宜莫重于是，苟不辨其大分，则戾经而渎礼，臣惧无以昭大典也。今帝王庙中，祀及元世祖者，臣窃惑焉。夫华夷大分也，臣请为陛下陈之，中国之与夷狄，其防至严也，是故内中国而外夷狄，岂非以其荐食上国，糜灭人类，有甚于乱贼之当诛者欤！自有典籍以来，犬戎覆宗周，弑幽王，而周人不能讨，此中国之大讐耻也。刘石诸胡囚执晋怀愍，盗据神州，而晋人不能讨，此又中国之大讐耻也。完颜吴乞买入汴，而虏徽钦，奄有天下之半，宋人窜于江南而不能讨，此又中国之大讐耻也。此数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愤者也，然犹未全盗我中国也。蒙鞑继兴，有所谓元世祖者，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刘石，贪剧于契丹，暴过于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斁我彝伦，变我礼乐，而万古帝王之中国，始尽胥而为夷矣。又其待幼主之母子，既归欵矣，而使为僧尼于吐蕃。诸帝后之陵寝，既丘墟矣，而发其遗骸以杂诸牛马之骨。夷德之无礼，一至于此。其为中国之大讐耻，岂直如前代而已乎！我太祖高皇帝，声罪而迅扫之，廓中国之妖氛，雪中国之讐耻，天地始复有定位，君臣始复有定分，首足始复有定形，读斯文而知圣祖之功德真远驾唐虞也！而古帝王之遗黎，始得复归于人类，不然，则生民之类，泯灭久矣。故读史而至宋之将亡，未尝不为中国痛，至元之将灭，未尝不为中国快也。迹其封豕长蛇之毒，其身得免于圣祖之诛讨，亦巳幸矣，又安可进而祀之乎？惟其猾夏之罪深，故圣祖攘夷之功大；惟其乱华之祸惨，故圣祖诛暴之义彰。既以大义驱之，当以大义绝之。臣窃恨当时诸儒臣，此虽深文，亦事实也，怀其平日豢养之私，值我圣祖御极，而不能明大义以佐下风。乃使元主得与帝王并列，以渎我祀典，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圣祖建庙以祀古帝王，崇德报功，不专以一统论也，故隋晋之主无与焉。是故仁覆天下之谓德，利济群生之谓功。自伏羲以至于汤武，功德并隆者也；自汉高帝以至于宋太祖，功浮于德者也，秩之祀之，夫谁曰不宜。彼元世祖者，于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国何赖焉，而顾跻之帝王之列乎？古语有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且自古圣帝明王，皆未尝一日而忘夷狄也，在唐虞则曰蛮夷猾夏，在夏则曰禹征三苗，在殷则曰高宗伐鬼方，在周则曰薄伐玁狁，薄伐西戎，防夷之严若此，岂容与此虏并享也哉！三代以降，夷狄尤横，汉高帝、唐太宗、宋太祖，此三君者，亦未始与夷狄共事也。而元主以胡虏之雄，与之同堂共豆，使三君有知，必不肯下同于彼矣。又臣之所疑，不止於此。今之京师，胡元之故都也。此深识体要，尤非书生腐语，一旦庙貌既新，崇构有焕，使燕之遗民故老，复指其位而称之，非所以树风声，垂典则，明大分而严大防也。昔越范蠡灭吴，或祀之三江之上，吴之遗民，至今犹议其非。吴伍员入楚，或祀之江陵，而楚之遗民，相与屏黜其像。以为此吴楚百世之怨故也，则夫为中国百世之怨者，其尚容忍而祀之乎！陛下德格上下、道贯幽明，昭代祀典，至详至备，非臣末议所能裨也，顾礼行有日，四方瞻仰，伏望陛下断之以义，特罢其祀，以厘正大典。夫兴义旅而涤腥膻，圣祖行之于前；定祀法而黜僭伪，陛下行之于后，其道同，其功一也。臣愚生遇圣明，偶有一得，义不容默，谨效涓埃，不胜悚惧。”

明儒方孝孺作《释统》，《后正统论》，严正统，明华夷之辨，提出变统说，绌蒙元之统，《释统》曰：“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奚谓变统？取之不以正，如晋、宋、齐、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乎生民，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正统则处之以天子之制，变统则不得并焉。正统之君，非吾贵之也，变统之君，非吾贱之也。贤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得不贵之乎？非其类，无其徳，民必恶之，当时恶之，后世以其位而尊之，则违乎天矣，故不得不贱之也。贵不特于其身，而又延及于子孙，虽甚愚不肖，苟未至于亡国，犹尊之以正统之礼，贱不特于其身，而其子孙虽有贤智之才，亦不能揜其恶，夫如是而后褒贬明，夫如是而后劝戒著，夫如是而后正统尊，奸邪息。”据说为十八岁所作。《后统论》曰：“夷狄之不可为统，何所本也？曰：《书》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以蛮夷与寇贼并言之。《诗》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驱龙蛇，周公膺夷狄’，以戎狄与蛇虫洪水并言之。《礼》之言戎狄洋矣。异服异言之人，恶其类夷狄则察而诛之，况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为仁者，圣人美其攘夷狄也。”又曰：“俗之相成，岁熏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主其帝而虏之，或羞称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则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然顾嫌者乃一时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贤者之虑事，当先于众人，而预忧于后世。苟以夷狄之主而进之于中国，则无厌之虏，何以惩畏，安知其不复为中国害乎？如是则生民之祸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则当何为？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统之法书其国号，而名其君；于制诏号令变更之法，稍易其文；崩殂薨卒之称，递降之；继世改元之礼，如无统，一传以后，分注之。凡所当书者，皆不得与中国之正统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惩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义之严，正统之不可以非类得，以消弭其侥觊之心。”理学之士，多严于身心之修，而疏于夷夏之防，程朱大儒，亦不足也，而有许衡之仕元。孝孺重之，言之确而的，辨之严而明，岂不伟哉！盖有明三百年，最严明于华夷之辨者，莫如方正学与丘琼山矣，琼山之论见于《世史正纲》，《大学衍义补》。而孝孺自称：“自予为此文，未尝出以示人，人之闻此言者，咸訾笑予以为狂，或阴诋诟之。其谓然者，独予师太史公(按指宋濂)与金华胡公翰而已。”吾论华夷，亦多为人所訾，视为迂怪，正论之不容于流俗也！当明之世，且多以常为怪，况今世乎？而读方子之作，感其学醇而实，义正而严，其辟佛，亦自称僧多切齿恨之诋之者。宋濂以理学宗师而佞佛，方则辟佛，以史家主编而尊元为正统，方则绌之，不随师说，可谓能干师之蛊矣。惜其激于义，为成祖所戮，享年不永，其文传于后世者不多，不然，假之以年，则粹然大儒也，而发明不鲜矣。

明太祖驱逐蒙元，功莫大焉，义莫正焉，而从龙诸臣不能彰攘夷之义，虏酋与中华帝王并祀，甚紊大纲，乱夷夏之防，吾甚惑之！盖其时文臣或怀其豢养之私恩。至明世宗，始有文臣姚涞者上疏明夷夏之辨，数蒙酋忽必烈之罪，变夏为夷，无功德于中国，不得与古帝王并祀，伟哉其言乎！世宗后从之，亦知义矣。

《世史正纲》:春正月，元主忽必烈死(在位三十五年，寿八十)。

呜呼！世道极变之大有三:曰臣而僭君之位也，妇而当阳之刚也，夷狄而为中国之主也。自秦汉以来，僭君之位有莽、温焉。然前此犹有羿也。当阳之位有武翌焉。然前此犹有娲也，夷狄之主中国，则首昉于蒙古焉。前乎此者渊、勒，非不称帝也。然崛起而倏灭，辽金，非不僭号也，然偏安于一隅，未有混一天下，使凡覆载之间，止有夷而无华如元世者也。呜呼！岂非世道极变之会欤。作俑之尤在于世祖，故援王莽、武曌之例而以死书，非忘其宏阔及民之仁者，此以立万世华夷之防焉耳。

呜呼悲哉！举天下而夷之，旷古未有之劫也！丘琼山生于明世，闻知蒙古之祸，作史表彰明太祖攘夷之功，斥蒙元之非正，以为万世之诫，伟哉！真孔孟之忠臣，春秋之肖子也。而后人乃多忽夷夏之防，重蹈宋亡之辙而益酷焉，蒙元入主，胡运不过百年，满清僭盗，则近三百，而为祸益深。而今世以华夷为讳，等元清于宋明，多不知宋明亡天下之痛矣，而何以为诫哉！吾甚惧之，而多言之，然人多以为迂怪之论，甚矣正论之不显，而流俗庸众以经为怪也！将何以乎！

王船山曰：“夷狄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以德仁兴者，以德仁继其业；以威力兴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冠而为时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窃，亦严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终尚乎威力，犹一致也。绌其威力，则威力既替矣，窃其德仁，固未足以为德仁也。父驴母马，其生为驘，驘则生绝矣，相杂而类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自苻坚之败，北方瓜分而云扰，各恃其部曲以弹压士民而用之，无非浊也。纯乎浊而清之，清者非清，浊者失据，人民不靖，部曲离心，不亡何待焉？”

夷狄汉化，未有不弱亡者，五胡刘石苻姚旋起旋灭，染于汉化深也，失其质朴之性，强悍之力，而不能与野蛮之夷敌。慕容汉化缓，根基较固，则亡而复兴，而终亡。混一北土，据五胡之地而兼有者，久居塞外之拓拔氏也，不染汉化，而最后为胡虏之雄，中国之劲敌，奄有天下之大半，自道武至显祖，常葆强盛。

北魏孝文帝，后世多称其贤，今人称其融合胡汉之功，然自孝文帝改制，改胡服为汉服，改胡语为汉语，尽弃胡俗以从汉俗，迁都中原，而北魏愈趋衰弱，孝文死后不久，乃多内乱。其前何强，而虎视四方！其后何弱，而为尔朱宇文高氏所制！制拓拔者，未曾汉化，保持鲜卑风俗之宇文氏，高氏也！王船山曰：“夫拓拔氏之无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郑俨、徐纥之奸，耗士气于淫昏也，其繇来渐矣。自迁雒以来，涂饰虚伪，始于儒，滥于释，皆所谓沐猴而冠者也。糜天下于无实之文，自诧升平之象，强宗大族，以侈相尚，而上莫之惩，于是而精悍之气销矣，朴固之风斩矣。内无可用之禁兵，外无可依之州镇，部落心离，浮华气长；一旦群雄揭竿而起，出入于无人之境，唯其所欲为，拓拔氏何复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寇雠也，彼亦一寇雠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诗书礼乐之化，所以造士而养其忠孝，为国之桢干者也。拓拔氏自以为能用此矣，乃不数十年之闲，而君浮寄于无人之国，明堂辟雍，养老兴学，所为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沐猴之冠，冠敝而猴故猴矣，且并失其为猴矣，不亦可为大笑者乎！高欢、宇文泰适还其为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复入于猴群，而必为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为之哀也！”

王船山讥笑拓拔氏之沐猴而冠，吾则深悲近代以来中国人之邯郸学步。夷狄所长者，无恒居，游牧为其性，法简而一，全民皆兵，耐风寒，多精悍能战，故能为胡人之雄，侵陵中夏。匈奴之地不过汉一大县，人口不足汉十分之一，而能陵汉者，为其朴野耳。而效中华之礼乐，未得中华礼乐之精，而已失其固有之长，焉能不若弱且亡乎？后之契丹，女真汉化，无不弱亡，以其塞外之性陵中国，何其强也！逮深染汉化，复为后起之蛮虏所陵。契丹弱，而为女真所陵；女真弱，而蒙古所灭。汉化之无益于夷狄而适足以自亡也，岂非殷鉴哉！

蒙古起于沙漠，最富朴劲之风，常葆其俗，而常持其野悍之性，吞全中国而尽有之，又横扫欧亚，为旷古未有之强夷！善用其民族之性，而恒不失其故俗也！入主中国，亦不变其俗，历代入中国之夷狄，蒙古最鄙汉化，詔书多不用汉文，居中国百年，犹保持其塞外之俗，故明太祖起而伐之，犹能退回大漠，与明相抗三百年，为明之患。至今犹能独立也。元魏，金清汉化，后虽欲退处不毛而不能，而失其独立，为他族所灭亡同化。保其野犹不灭，失其野则灭亡无遗类，可为今日中国之鉴。

自古及今，长延久立之民族，能保持其民族性也，一旦浮慕外化，失其民族性，无不弱亡，强如匈奴，悍如鲜卑，猛如女真，狡如满洲，皆不免焉，西方所称光辉伟大希腊罗马之亦然。而族虽弱，能保持其民族性，则延数千年而不灭，如犹太之先后亡于亚述，罗马，国亡而族不灭，亚述，罗马之强，虽曾臣犹太而有之，而先犹太而亡矣。犹太极极排外，而严种族，崇奉犹太教，几全民信犹太教，不染他民族之俗，故如彼之弱常见陵于人，而至今犹存，且复国为世界之奇也。

无论文野，夷狄以其野而强，华夏以其文而固，夷狄失其野而亡，华夏失其固有文化而效西方之政教，吾恐中国之亡，万劫不复也。

道德性命之学，诗书礼乐之教，中国所长也，知识技术，科学宪政，西方所长也。中国以之久固，而能传承数千年，西方以之强大，而横行世界。尽舍固有道德性命之学，而尽学西方之知识技术，恐不得其强，不能师夷之术以制夷，而学者丧志失德，为西夷所笼，一旦相侵，抗节敢死之士少，而中国危矣。

然则夷狄不当学汉文以自进与？中国不当学西方以自强与？亦非也。非汉文，西文之失也，其所敝也，在学耳，学则以彼为师矣，以彼为师，则自卑矣，浮慕彼之美而弃固有之长矣，是邯郸学步，他步未学，而己步亦失矣，无以行矣，学他国之文而失固有之文，国无以立矣，尚能拒外自强哉？

或曰：然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强，以灭中山，服匈奴，非与？

曰：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权宜之策也，以夷之长制夷，而无慕于胡之俗也，故强。魏，金之灭，有慕外之心，失固有之性，而忘己之祖，而不知己之族矣，而岂能一心抗外哉？日耳曼本为蛮族，而后为欧洲文明之杰，至今立者，保持其固有之性，取罗马之长而不染罗马之弊俗也。日本之学西方而为东亚之雄，亦善能保持其民族性，始以为师，后以为敌，乃欲以为臣，学之，亦未忘其为敌也，然其西化与民族性相争而相不胜，不如日耳曼矣。

吾中国欲求久固，则道德性命之学不可不讲，诗书礼乐之教不可不兴也，固而可强。无慕于西方科学技术先进，法律物质之全，保吾民之道德，知识自开；守吾祖宗之教，技术自生，亦步亦趋以学西方。不得其精，而失固长，则可为大哀矣。今中国，慕外者多，是可惧也。

禅有云，似我者死，学洋似洋，未能自益，只以自敝。苟吾民有志，自能开创中国之科学，而非必以西方科学为准也。若徒慕其外，惟知识是尚，而失德性之教养，学西虽多，多为山寨版，为西方所笼罩，奚能与之争乎？今之所敝，民志之不立，而弛鹜于外；德性之不修，而泛滥于知。而犹曰学西不足，当更西化，岂不昏哉！他国文化技术再好，亦只作借鉴参考，而不能浮慕相仿也。先王圣人犹不可徒为浮慕，而况外洋乎！学贵自得，不在外求，民族贵在自创，不在仿他。

或曰：虽有华夷之辨 夷人亦有可学之道 昔满清自以天朝上国 闭关锁国 此满清所以衰灭也 我等应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昔日弟子日本 今守礼仪之道胜于我等 故得以兴盛。子曰“师不必贤于弟子 弟子不必不如师”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若再夜郎自大 亡族之日近矣。

余曰：闭关不与外通，而至落后，未如徒慕外而失其民族性，至于灭亡。且当时中国之落后，闭关锁国非主因，乃因受蛮族拖累，野蛮拖累文明，且禁锢，而中国文明停滞不前，且倒退。秦始皇修长城以防匈奴，光武帝闭关以绝西域朝贡，非闭关锁国耶？而秦汉强盛，未有落后衰弱，为外族所侵？宋朝不闭关，常与外国交通，而为蒙古所灭，丹麦不闭关，而为德国所灭，国之灭不灭，岂在闭不闭关？且灭者满清，非中国，满清之灭，中国之幸也。闭关，而有自力更生者，古之中国未尝仰仗外来文化，自本自根，而领先世界。不闭关，而有依附他国者，丹麦，娜威只为德国鱼肉。不闭关，而有依附他国者，丹麦，娜威只为德国鱼肉。今中国之敝不在不学他，以天朝上国自居，而在慕外而不知内求，多失固有而崇洋，民族自卑心理严重。能自尊者且少。时弊不同，而犹拾旧论以对今，则诬矣。

满清之闭关，为统治之稳固，防汉人通外而覆清也，故禁汉人下海，明末抗清义士，有请日本相援者，故满清以为防。清末，西洋用炮火开关，汉人始多有游学外国者，革命志士或出洋到英美，到日本，辛亥革命党人，孙中山等多去日本，而后覆灭满清。故闭关者，满清为其族姓统治之虑也。若为汉族王朝，何为此哉？其闭关开关可为其兴亡之鉴也，明朝之闭关，防海盗之侵扰也，有汉人与海盗交通者，然闭关宽松，非如满清之严。此闭关，乃统治者之私意，非为自大。

一个人只知模仿他人，丧失自我，且不能自立。一个民族只去模仿他民族，丧失其民族性，则亡矣。凡言西化，鹜外而不知自立者也。别人的再好，不是你的，不适合你，学的再好，也只是别人的附庸，复制品，在他人，甚有益，于己则或为害。以南方之橘种于北方则为帜，苦而不甜也。民族各有其民族性，不相袭也，舍其之民族性而步趋他民族，非灭则化。书法有云似我者死，民族亦可言，仿我者亡。崇洋，追逐西洋物品以为时尚，与清贫之子求富人之财以为宝何异？亦可鄙矣。不能自本自根，不知自求，只是慕外，美曰学习，骨子里已媚洋媚富矣。自求于内，无慕于外，乃可自立自强。今之中国，欲求复兴，在挖掘固有之宝藏耳。

明初儒者方孝孺《后正统论》论正统严正且备，又有光明俊伟之气，丘睿承之著《世史正纲》，可谓论正统之范也。其中严华夷之辨，予特抄其全文，曰：

正统之名，何所本也？曰：本于《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虽微，而其大要不过辨君臣之等，严华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诸侯盛，以地不及齐、晋、吴、楚，以兵以栗则不远于鲁、卫、曹、郑，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齐、晋虽大国，一有逾分奸礼，则必贬之。楚与吴固已称王，与周无异矣，而斥之曰子曰人，岂非君臣之等，华夷之分不可废乎？《传》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此正统之名所由本也。呜呼！后世言正统者，其可戾《春秋》以为说乎？

由周以来，秦、汉、晋、隋、唐、宋，皆尝一天下，主中国而朝四夷矣，正统必归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于二世之三年。隋起开皇九年，而尽大业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尽天祐四年。汉始高祖五年，晋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兴国四年。然汉自建安而分为三，晋自惠帝以后，夷狄横炽，而中原沦没，宋自高宗播迁江表。是三代者，或与篡贼势同地丑，或为夷狄所虏辱，甚者，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华夷之分之不可废，犹周也；故汉必至于炎兴元年而止，晋必至于元兴三年而止，宋必至于祥兴元年而后天命绝。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见其微，欲断自剖分之岁，废统而俱主之。呜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义，而甘为篡贼之归也。

夫中国之为贵者，以有君臣之等，礼义之教，异乎夷狄也。无君臣则入夷狄，入夷狄则与禽兽几矣。当周之衰，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圣人岂不知周之无异于齐、晋、吴、楚之属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为天下后世虑也。苟以其迹则周当与鲁卫同列矣，何有于王乎？如此则何以为圣人之《春秋》乎？夫汉、晋、宋之事，奚异于此？而今之横议者，犹啜啜不置。呜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义，而甘为篡贼夷狄之归也。

且圣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谬，前乎百王而有征，后俟来者无惑也。苟亦随俗之好恶，待时而重轻，岂足以为圣人哉！俗之相成，岁熏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主其帝而虏之，或羞称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则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然顾嫌者乃一时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贤者之虑事，当先于众人，而预忧于后世。苟以夷狄之主而进之于中国，则无厌之虏，何以惩畏，安知其不复为中国害乎？如是则生民之祸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则当何为？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统之法书其国号，而名其君；于制诏号令变更之法，稍易其文；崩殂薨卒之称，递降之；继世改元之礼，如无统，一传以后，分注之。凡所当书者，皆不得与中国之正统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惩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义之严，正统之不可以非类得，以消弭其侥觊之心，则亦庶乎圣人之意耳。

呜呼！俗之移人久矣。吾欲扬斯言于今之世，宁能免啜啜者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圣人之言也，向之所陈《春秋》之意也。《春秋》之意苟废，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异矣。吾尝妄论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于正统者三：篡臣也，贼后也，夷狄也。

夫天之生此民，好恶嗜欲之不齐，不有以主之，则纷争而靡定。故简圣贤之人，授之命而为之主，同其好恶，节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伦，为衣服等杀、交际、吉凶之礼以文之，拔洪水、猛兽、蛇虫、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贵乎中国者，以其有人伦也，以其有礼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贼后者，乘其君之间，弑而夺其位，人伦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从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无父无君也，是犹可说也；彼夷狄者，侄母蒸杂，父子相攘，无人伦上下之等也，无衣冠礼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国之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夫犬马一旦据人之位，虽三尺童子皆能愤怒号呼，持梃而逐之；悍婢奸隶，杀其主而夺其家，虽犬马犹能为之不平，而噬啮之，是何者？为其乱常也。三者之乱常，无异此矣。士大夫诵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为之辞，其亦可悲矣乎！

或曰：史以记事者，欲其实乃所以彰其恶也。故《春秋》于篡弑之君未尝去其号，圣人且不敢，况后之人乎？曰：何为其然也？春秋之时，非后世可比也。当是时，闻有弑其君矣，未闻弑而夺其位也。且鲁者，圣人之父母国，而时君固在也，故或为之讳，若他国则据其赴告之辞而书之。圣人固有不知其详矣。然崔杼之弑齐简公，孔子沐浴而请讨之；季氏之逐鲁昭公，孔子一则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鲁，圣人其忍以鲁国君礼与之乎？其黜之无疑矣。然则吾之言，固圣人意也，复何僭乎？又况已往之迹，而欲曲为之讳，其亦不达于义乎？

曰：篡臣之事，则既然矣，贼后曷得不为主也？圣人之作《易》，其于此言之备矣。阳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阴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阴之得中，阴乘阳位，必谆谆为之戒。坤，阴之纯卦也。于其始，则戒曰“履霜坚冰至”，恐阳之忘备也；于其终，恐疑于无阳也，则曰“龙战于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则曰“黄裳元吉”。黄中色而裳下饰，臣之事也，妇之道也，戒其居上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从王事”，未尝予其专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则圣人之意可知矣。《春秋》无其事，故不书，使有之，圣人其肯一日主之乎？

曰：夷狄之不可为统，何所本也？曰：《书》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以蛮夷与寇贼并言之。《诗》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驱龙蛇，周公膺夷狄”，以戎狄与蛇虫洪水并言之。《礼》之言戎狄详矣，异服异言之人，恶其类夷狄则察而诛之，况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为仁者，圣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则进夷狄而不攘，又从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谓圣人而肯主之乎？学圣人之学，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论哉！

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独可为正统乎？曰：非也，自秦以来，袭礼义而为中国者二千年矣，人伦明而风俗美，乌得与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长也，故虽强如苻坚，盛如德光，不与之以中国之礼；知贼后之不可主也，故吕氏之强，武氏之才，不与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训也，故王莽、侯景之徒，皆以盗贼待之。其为法至公，为道至明，其为虑至远也。其于圣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谓万世不可易也。

曰：是则三者皆废之而不书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于正统而已，非废之也。不废其迹而异其辞，则其为戒也，深矣！呜呼！天下后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贤者，其将信吾言也夫！

王船山曰：“国恒以弱丧，汉独以强亡。”东汉自窦宪以后，大破北匈奴，使其远迁欧西，汉末，皇甫规、张奂、段颍之攻北虏西羌，皆斩首万级，过于西汉，强莫甚矣。汉末群雄割据，曹操、公孙瓒皆大破乌丸，羌氐，曹魏代汉，亦制夷有力，四夷帖然不敢叛，侮弄之如狗雉，吴蜀亦威慑夷狄，于是，无复夷狄之患。然强之极，以夷狄不足虑，而忽华夷之防，自汉桓帝多徙胡人于内，胡汉杂居，而治之不以其道，多奴辱之，以胡为兵，养胡为奴，如石勒，羯赵枭雄，亦尝为奴。魏武、晋武继而不改，魏之时，无有言之者，至晋武，郭钦、江统言之而不听，胡人积怨已久，当晋之宗室讧于内，则有匈奴刘渊、羯虏石勒乘之以乱华，陷长安，执二帝。慕容、姚、苻、拓拔相效而起，而中原沦于夷狄数百年。古人云安不忘危，夷狄强则寇，弱则伏，反复无常，虽当其弱，不可轻也。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无敌，恒亡。”国虽强，恃强则危；敌虽弱，轻敌则为患。汉之强，且不可恃，况宋明之弱而不振，不知防夷乎？更举天下以亡于夷狄也！呜呼，可以为鉴矣！

明太祖之北伐蒙元，有姑息之心矣。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尝行之对。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孙，恐不尔也。”遂不许。又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

太祖失言矣！元以夷狄窃据中国，率天下而禽之，衣冠文物涂地，罪百于桀纣，恶倍于盗贼，恶得与殷隋比哉！殷隋，中国也，元，夷狄也。汤武尚能数桀纣之罪，明祖不能讨元顺之恶，而曰赖其生养，何为此浮薄之言，何其严于功臣而宽于夷狄也！而蒙古犹为明患，与明对峙两百余年，岂如汉武之深入挞伐，使单于稽颡百年不敢叛哉！唐太宗之灭东突厥，擒颉利可汗，且使献舞，蒙元亦如突厥耳，况元之宗王哉！突厥侵中国则虏之，蒙古盗中国则主之，以成败为论，是非安得哉！譬如譬如盗贼占据乡里，财受其掠，妻受其淫，有勇者驱逐之，数盗贼之恶，人情天理也，不曰受其毒虐，而曰赖其生养，不当彰其克捷之功，岂不悖哉！岂不悖哉！宋之亡天下，不以为鉴，元之灭华夏，不以为警，虽光复华夏，而子孙又亡之，诚可叹也！

刘基、宋濂，怀惠之小人也，心中无华夷大义，世以基比张良，过矣。秦灭韩，当始皇之盛，犹请力士以椎击之，以报韩。元之衰，群雄起，为华夏光复之时，而基犹佐元以对反元之张士诚，度量相去，岂不远哉！至于元不可救，乃从明太祖。元灭明兴，亦无攘夷光复之颂。濂则修《元史》，称忽必烈之功德，比于汉唐，元顺之逃于大漠，比纪侯之大去，使元之罪不显，而明之功不著，不及陆贾远矣！皆怀元之惠而尚佐元，元亡而犹多为之饰乎？明太祖薄之，基为伯而不封侯，濂只为侍讲，诚有以也。刘宋幸遇明祖而为佐命功臣耳，若当夷强华弱，则刘秉忠、范文程、洪承畴之流耳。宋濂有徒方孝孺作《释统论》、《后正统论》，明夷狄之不可为统，伸夷夏之辨，可谓能干师蛊矣。

隋炀帝驾临突厥，突厥启民可汗跪迎之，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帝大悦，赋诗曰：“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自以为过于汉武矣。帝以突厥甚恭，颇多厚赐，兵部尚书段文振谏曰：“宠待突厥太厚，处之塞内，资以兵食，戎狄之性，无亲而贪，异日必为国患。宜以时谕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万岁之长策也。”炀帝不听，自恃强盛，不备突厥，后炀帝亲征高丽失利，杨玄感反，天下盗贼多起。启民可汗子始毕可汗谋袭御驾，帅骑数十万围炀帝于雁门，矢及御前，微李世民献策于云定兴鼓疑兵使始毕退走，则怀愍之祸，复于炀帝矣。李世民年方十六，智略如此，解炀帝之围，救中国之难，何怪其后能削平群雄，为唐太宗，继隋之盛哉！而夷狄反复，弱则雌伏，强则跋扈，岂可恃今日之盛，轻彼之弱而不防哉？炀帝一身，而反复如此之速。隋末天下大乱， 突厥更乘衅以制中国，群雄之中，刘武周为突厥立为可汗，唐高祖之英明，亦假突厥之势，而唐屈于突厥，有称臣之辱，而犹犯中国，微唐太宗之神武，渭水却寇，派大将李靖擒其可汗颉利，灭东突厥，则如晋宋矣。汉之强也，匈奴稽颡，亦甚恭也，臣于中国十数世，西晋五胡之乱，匈奴刘渊乃为祸首，反之迟也；突厥自隋文帝臣于中国，炀帝为礼更恭，乃不数年，竟围御驾，反何速也！隋之强，虚强，实不如汉。而夷狄反复无常，或迟或速，皆不可不备。晋隋可为殷鉴也。当吾之强，分其势以弱之，使不复为寇，当吾之弱，固守而防之，使不为患。晋之于匈奴，奴使之而激其怨，隋之突厥，厚赐之而成其强，晋失之于薄，而隋失之于厚也。厚薄皆非所以待夷狄之道，王者之待夷狄，不与华同，不喜其臣而为赐赏，不恃我强而相陵侮，以夷治夷，而夷夏之防严；强惩弱备，而边疆之守固，则无夷狄之患。

隋末天下大乱，突厥乘衅，群雄亦多依突厥，与突厥相连。唐高祖之英雄，且假突厥之势，与突厥和亲。刘武周、高开道、苑君璋、梁师都皆依突厥，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李轨等与突厥相连，或劝东突厥可汗颉利效拓拨珪入取中原。高祖之世，突厥频繁入寇不息，当此之时，天下岌岌哉！按突厥之强不比匈奴，秦末之乱，匈奴夺其河套而已，未乘楚汉之争而入寇中国也。汉高初立，寇边而已，高祖击之不胜，以女和亲，不复入寇，文景之间，虽数入寇，岂如武德年间入寇之繁哉！和亲数矣，犹背约屡寇。周秦之世，匈奴未入中原，无甚觊觎之心也。隋炀帝自恃强盛，使突厥可汗入朝，窥中国之繁华，遂生觊觎之心，欲踵元魏之迹，甚哉夷夏之防不可不严也！故周公让白雉，太宗却走马，光武绝西域之内属，不欲夷狄窥中国虚实，生觊觎之心，所以防夷狄也。后世之主好大喜功，侈单于可汗入朝之盛，而不知暗启夷狄之祸，当其盛，夷狄稽首甚恭，当其衰，矢及御下，悔何及哉！唐之临天下，内平群雄，外御强夷，可谓甚难矣，幸唐太宗之神武，终擒颉利，非宋太宗之苟安，数败于契丹不振，而成弱宋也，不然，弱宋之祸，先于李唐矣。唐之与突厥，战而和也，故乍屈而终伸；宋与女真，不战而和，而终为夷狄所屈。而唐之盛，不能鉴隋炀之失，既灭东突厥，而夷夏之防疏矣，侈四夷入朝之盛，曰华夷同仁，多用胡人为将，胡人多入居中国，其后契丹为患而不能制，而用胡将御之，遗五代之祸乱，胡马狂逞，中原复为契丹蹂躏，宋之弱，亦承残唐五代之弊也。呜呼！可不鉴哉！

中国有盛衰，夷狄亦有盛衰。当其盛，畏而备之，幸其衰，则徙之入内，而不知徙之之祸也。唐太宗灭东突厥，擒其可汗颉利，诚中国之幸也，朝臣多劝太宗徙之入内，曰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岂不迂哉！夷狄之难化，自古所难，性之难变，习之难改也，尧舜之圣，文武之昌，岂徙戎狄于内，教之耕种哉？王者不治夷狄，化外夷狄，非所治也，华归华，夷归夷，各归其所，各顺其性，乃可相安。而强以中国之礼义化夷狄，教之耕种，恐不足以化，反激其怨，以为奴使我也，违其性也。而久居中原，深知中国虚实，习中国之文，夷狄为悍矣，中国之文不足以去其悍，反长其狡，建虏皇太极习《三国演义》，而以其中反间计杀袁崇焕，得入中原也。乘中国之乱，则夷狄之祸蹈天矣。故礼义教化非所以驯夷狄，珥夷狄之祸，反而甚之，夷狄不与华同也。汉宣帝喜匈奴单于之入朝，而始徙其部落入内，其后晋室五胡乱华，匈奴为首，前车之鉴也。乃唐之群臣幸突厥之亡，不以为戒，复循前轨，自古圣王所不能教化，而欲教化之，岂居安思危之道哉！至于空其塞北之地，不知蛮夷之迁徙无定，此种落衰，安知不有其他种落迁居于此地乎？匈奴衰，鲜卑继之，鲜卑衰，而突厥继之，突厥衰，而蒙古继之，其患愈大，卒以吞噬华夏，一种类之衰不可以为夷狄皆衰，为患于中国者，岂一种类哉！周之患在犬戎，汉之患在匈奴，晋之患在鲜卑，隋唐之患在突厥，唐末五代之患在契丹，宋之患在女真、蒙古，明之患在蒙古、满洲，皆不同也。塞北大漠之风烈，居其地者，种皆强悍，耐风寒，忍饥饿，善骑射，乘中国之弱，足以入寇，且臣中国而有之。李百药劝太宗请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上策也。其次窦静以为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余，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中策也。汉武帝置西域都护，而西域不复为患，分匈奴为数部，而匈奴稽首十数世也。惜于匈奴之地，不能有所统治，鲜卑乌丸入据之，犹为患也，地在彼，终为中国强敌，匈奴虽衰，更有强种据之，亦何可安哉！

魏征谏之，曰：“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而唐太宗徒慕仁义之名，忘晋室之祸，近者突厥陵侮中国之仇，竟听温彦博之言，徙之入内，突厥岂感太宗之恩哉？不久，即生叛乱，太宗悔之，曰中国百姓，天下之根本，夷狄枝叶，疲根本而事枝叶，失之甚矣。唐末两宋，夷狄之祸更大于晋室矣。俄国之扩张何其猛也！据欧亚两洲，东西两万里，多为贫瘠寒冷之地，何足贪哉？所以为备也，地广，随处可备，即有强国侵之，不能深入，深入则困矣，以拿破仑之雄武，善战无前，希特勒之枭猛，横扫西欧，侵俄而遇风寒，冻死者甚众，卒以败回，反使俄国转守为攻，寒冷之区不可以居，而足为其屏障，故俄国外族之患甚少，无国敢侵俄者。塞北之地，亦中国之屏障也，驱夷狄出塞北，使之西迁于欧洲，而以中国强悍之民守之，则一劳永安，岂复有蒙古、满清之祸哉！而委之夷狄，此种衰，复有强悍之他种入之，更为中国之患，惜哉！中国无有如俄国伊凡彼得之雄主也！故吾尝作文论外蒙之不可不收，以为中国屏障也。外蒙不取，他族据之，犹为中国患也。

甚矣史之邪说兴也！商周皆出于诸侯也，黄帝之后，而近人或曰异族，以周之伐商为入侵，曰周为西夷。夷狄猾夏，君子所耻，诸侯所拒，武王伐纣，商人多倒戈，何微子，殷之仁人，面缚而降？诸侯多从周伐纣，无拒之者？孔子殷人之后，而盛称周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矣。”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武庚之反，而曰乱。孔子严于华夷，不称周为西夷也。春秋战国诸子何尝有此说哉？而近代有人必曰商周异族，盖起于胡适，其何居心？

又有人言隋唐皇帝实为鲜卑人，不知隋文复汉统，诛杀宇文鲜卑殆尽，隋唐之时，不复闻鲜卑，苟其为鲜卑人，则必重用鲜卑人，兴其族类，而唐所重用之鲜卑人唯长孙无忌耳，以其姻戚也。若为鲜卑人，则必讳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言之明明而无讳也，唐诗多有斥夷者。元魏后唐后晋后汉，蒙元，满清正统之说，多有争议，隋唐正统之说，几无异议，严辨华夷，不与夷狄主中国如王船山者亦尊唐，以唐比汉也。何近世有人必诬隋唐皇帝为鲜卑人？其何居心？隋唐皇帝母或为鲜卑耳，不过数代，汉尊父系，不从母系也，郑成功之母为日本人，亦曰郑成功为日本人乎？隋唐之俗染于夷狄而不纯，比于春秋秦楚，楚王以蛮夷自称，岂不愈乎？不以秦楚为非类，何以隋唐为异类？

为此说者，为其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邪说张也，以为周尝为西夷，代商主诸夏，则为华夏矣；隋唐为鲜卑人，统一中国，则为中国矣；则胡元、鞑清之入主中国，亦何不以为中国，而以夷狄贬之哉？呜呼！吾闻春秋之义，诸侯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未闻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春秋之夷楚，其以近于夷狄，而固与外夷异，其后能有伯心义战，则内之，赤狄用周礼，而晋灭赤狄，无贬辞，不与齐灭纪，晋灭虞同，以夷类外之也。中山夷狄也，亦用周礼，赵伐中山，而君子称之，魏灭中山，无贬之者。况元清之蹂躏中土，祸害华夏非浅，而可与为中国乎？

更有甚者，网上百度华夏蜥蜴人，以黄帝为蜥蜴人，儒教为蜥蜴教，为入侵者，毁灭华夏上古文明，且诋黄帝为妖怪，呵圣骂祖，丧心病狂，真乃妖言，不忍卒览。非人哉！不足辨也。

或曰华夷论文化不论血统，余曰：徒以血统论，固隘，脱离血统，只论文化，则日本人亦可引为同类。父母兄弟与你思想观念不同，而别人与你思想观念同，你则离父母兄弟而亲他人乎？血统不论，养母胜于亲母矣，养子胜于亲子，他人胜于兄弟矣，可乎哉？小则家可弃也，大则民族国家也不要矣。文化也是有民族性的。日本也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到了日本，是日本化了，与中国文化还是有差别的。只要文化，不要民族？没有民族，何来文化？人都没了，文化还能传承吗？人是根本，民族是根本。儒家以人为本，不以文为本，文是为人服务。没有华夏民族，哪有华夏文化？只看文化，不想民族，异族踏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他一拜孔子，尊儒，你就奉他为主？这与佛教何异，不管什么人，只要他尊佛，就亲之礼之。盗贼夷狄恣其杀戮之酷，然后拜先圣，以儒术为饰，遂可进为中国乎？许为君子乎？满清入寇，杀汉人骨气殆尽，然后拜孔子，礼华夏先圣先贤，以儒术为标榜，笼络士子，就可进之为中国？崇之为圣主？譬如强盗进你家，占你家所有财产，后来祭拜你祖宗父母，给你点小惠拉笼你为他效力，你就认贼作父？民族为本，大喊着文化复兴，却不考虑民族，让民族受害，这是本末倒置！学于儒家，而不爱中国，可为儒者乎？投靠异族，做着戕害同胞之事，乃儒之败类！学于儒家，而移民他国，不念中国，可为儒者乎？孔子周游列国，犹不忘鲁，终归鲁而终，齐伐鲁，孔子以鲁为父母之邦，使子贡救之。鲁者，诸侯之国也。孔子犹不忘鲁，况中国哉！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不忍鲁之被伐，则更不愿中国受夷狄外族侵略也。学儒尊孔，而远离中国，投靠异类，岂非孔子之叛徒罪人哉？

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家山崎为朱子虔诚信徒，尝曰：“学朱子而谬，则与朱子共谬，何遗憾之有？”而有如此问答：“方今彼邦，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数万骑来攻我邦，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为，愿闻其说。”曰：“不幸关逢此厄，则吾党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而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日本人民族主义如此之强，当中日之交战，虽孔孟素所尊崇信仰者亦当战而擒之，不以信仰背弃民族也，民族更重于信仰也，乃以蕞尔岛国横扫东南亚，侵略中国，日本接受中国文化，而未必亲近中国，犹以中国为敌国也。其后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同文固可亲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同文亦然也。

日本接受中国文化，而侵略中国，杀害多少中国人，奸淫虏掠，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惨无人道，不改其夷狄本性。以文化论华夷，侵略我中国之日军亦为华？朝鲜和中国文化风俗很相近，朱子说：也还是夷狄。未尝许之为华也。

或言洪杨之乱，文革，曰：“同族遂可信乎？”同族虽亦有恶政，然比于满清，则有间也。洪杨，盗贼之常性也，然反清拒洋，犹强于普通盗贼，反清之义则当许也，洪杨虽灭，而满清之亡亦不久矣，结束三百年之黑暗蒙昧，为胡虏宰制之时代，亦岂非功与？其崇天主，毁圣庙，满清之伪激之，儒为满清所利用，天国无所利用，乃利用基督教耳。文革乃因于政治之斗争，受西方阶级斗争影响，动乱十年，其于中国文化之破坏，伤于皮肤，未如满清长达三百年之久，伤及骨髓也，误导中国四百年。非如满清有机心对中国民族，中国文化进行利用歪曲控制也。且无满清，亦无近代之西化，打倒传统，打倒儒家，极于文革，犹满清之流毒也。

或曰华夷之辨，文化而已，孟子言之。曰：孟子何尝认为？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用夏变夷，而反以夷变夏，贵夏贱夷也，以吾华夏化夷狄，耻以夷狄变华夏，仍基于民族也。后曰：“今也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南蛮鴂舌之人，论血统也；非先王之道，论文化也。楚犹先王所封，近于夷狄，孟子犹以南蛮鴂舌而不齿，况四夷乎？尤不齿矣。孟子又称：“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与禹抑洪水之功比，兼者，兼并也，兼并东夷。东夷与诸夏异种也。孟子舍血统而论华夷乎？以夏变夷，变夷之俗也，非变夷之种也。变俗易，变种难。

关于华夷，吾作华夷论，网友以华夷文化论难之，往反与之辩论数万言，诚以此论危害甚大，故详细反复不惮其烦也，又收集历代论华夷者数万言。

或问：当代比满清如何？我说：同族异族没有可比性，虽不尊儒，总比生活在异族统治下好。世人多艳称康乾盛世，而当时学者唐甄曰：“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燿，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蝟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所谓“康乾盛世”且如此，况其衰世末世哉！犹有人说不敢苟同。我说：异族统治，绝无好心。与其受夷狄统治，不如受盗贼统治也。《春秋》内华夏而外夷狄，不许夷狄治中国，使夷狄治中国，必为中国之祸也。夷狄治华夏，必使衣冠倒置，礼乐废阙，文化遭摧毁之痛，汉人受奴役之苦，五胡乱华，羯赵之治，羯人可殴汉人，汉人不可殴羯人，石虎更加之以重役，死者甚众。蒙元之治，种分四等，儒为九下，辱汉愈甚。满清虽尊孔子，不过以科举笼络汉之士为之臣耳，而布文网甚密，篡改毁坏华夏典籍，文字狱频繁，吕留良案，明史案，言之痛心，四库全书虽名修书，毁书不亚于修书，触其忌者多为篡改，学者有“清修四库而古书亡”之叹。其为阴鸷，可胜道哉！满清三百年文化几无足观，文狱兴而学术岐，考据盛而圣学晦，陵夷至今，中国因之落于西洋，继之以西洋日本之侵，其为耻辱祸害，尚忍言哉！夷狄之不可治中国亦明矣！船山屡言夷狄之祸，以诫后人，慎勿奉夷狄为主哉！看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大屠杀，奸淫杀掠，无所不极，亡国之民不如草！大兴文字狱，禁止士民集会，亡国之人不如禽兽！有何不能苟同？你想做亡国奴，被人屠宰奴役吗？或疑难曰：中国之篡盗，其残毒生民，毁坏文礼，与夷狄相去几何？则曰：不然，中国之篡盗，其篡也，害于上而虐不及下，其盗也，既为帝，则视此民为吾民，不肆意虐之也，其初或不贤，而不害子孙为贤，同为汉人，则防之不如胡人之深，治之不如胡人之刻。而使夷狄主中国，必大肆其残虐，以立其威；密布其网禁，以强其权。既非同类，则虐使而无所恤，而猜防愈深，禁锢愈深，满清文字狱所以旷古也。故圣人于篡盗讨之，而于夷狄尤摈之，船山曰使桓温成功而篡，尤贤于戴异类为君。管仲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以为绝对，非类虽有贤者，而于民族立场，必与华异，故不可不防也，春秋诸侯，异国尚异心，况异类乎！桓温犹可为治者也，而李自成，贼也，不可有为，然余亦以为使李自成成功而代明，犹贤于戴满清为君也，自成虽非贤，而无对汉人之忌刻，子孙未必不贤。满清之君虽稍有惻隐之心，而终不改其一贯防汉抑汉之策也，然则孰能使夷狄与华夏一心治中国哉！绝不可使夷狄治中国也，圣人惕惕以此设此防，严此界，而后之败类乃坏之，延夷狄入中国为君，其得罪于圣人，毒极于中国，祸及万世，何如其大哉！

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坑杀了几百个儒生而已，满清则残害阉割了千千万万个儒生！文化大革命也不如满清对中国文化的祸害大，那是骨子里的切割，三百年的歪曲，没有这百年的歪曲，也就没有近代的西化而打倒传统，打倒儒家了。我从小读书，就最痛恨满清。亡我华夏，误我中国。前期入寇我华夏，毁我家园，屠杀我人民，奸淫我汉女，扬州十日大屠杀，远胜日军南京大屠杀，奸淫亦与日寇无异！此万代之辱？可以忘乎？前车不戒，后车又覆矣！入主中国后，康雍乾三朝大兴文狱，残害多少士子，焚禁多少书，篡改多少古籍，百倍于焚书坑儒，空前绝后。后期丧权辱国，使我中国又被西洋日本侵略，慈禧淫妪，耗中国之财物以与西洋列强屈辱和亲，曰：“宁赠友邦，勿与家奴。”视我中国人如家奴也！

满清之恶，满清之害，满清之非类，清季谭嗣同之《仁学》亦言之甚痛，曰：“有如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象之巨齿，效盗跖之奸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然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缘饰皮傅，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与彼愈相近者，受祸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入相出将，衣冠耆献之薮泽，诗书藻翰之津涂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夫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其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验矣。且其授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转使之谢恩，又薄其禄入焉。何谢乎？岂非默使其剥蚀小民以为利乎？虽然，成吉思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攘为己有。攘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碪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夫自西人视之，则早歧而为二矣，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呜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古人岂欺我哉！满清入寇华夏也已矣，而盗憎主人，所以控制愚弄禁锢我中国人，无所不用其极！始之以虐杀之酷，中之以文网之兴，终之以割地赔款辱华之大，彼之统治中国，直以中国为牧羊场耳，虐杀奴役而无所忌，毁坏而无所惜，割地赔款，宁亲洋人，而必防汉人，曰：“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彼既以吾汉人为家奴矣，轻贱如此，则于汉家之苦何所不忍哉？洪杨之起，联西洋以剿太平，召八国之军，以义和团拒洋，兵败又剿义和团以媚洋，山东青岛圣地，宁割于德国，台湾则拱手于日本，本非其地，割让无惜也。满清虽灭，民国建立，而彼之末君溥仪犹投日寇，与之勾结谋害中国，为满洲之帝，诚哉非类不可戴也！非我类者，其心必异，其为谋也不测，其居心也甚深，其为害也甚大，以为惠而亲之，不知受其欺罔也，以为仁而戴之，不知受其利用也，以为亲而与之，不知受其戕贼也。谭君既知满清之恶，满清之害，非我类而不可与，非起而逐之，中国不可望也，其后参与戌戊变法，效忠虏君，为慈禧所杀，宁死不逃，曰流血以为变法，何为哉？盖为康有为所误乎？变法既败矣，非我类者绝不可与为，唯有革命，方有出路，况近三百年之压制，国仇百世不忘，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正所应为也！章太炎之作《客帝匡谬》也，曰：“夫宾旅侵突而为君者，故迩梁远，以华夏为异类，蜂刃所抵，类祃厥宗，而无所慇痛。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金华之屠，啗肉也如黑鹫，窃室也如群麀。其他掊发窖藏，掘冢坏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银尊、珠襦之宝以为储藏者，不可以簿籍计也。及统壹天下，六官犹耦，防营犹设，（明末马、阮筑板矶城为西防。左良玉叹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今之驻防，则谁防乎？名不正，言不顺，二百年泄泄然而不改，异夫！）托不加赋以为美名，而以胡骑之餫饷刓敝府库；迮有狱讼，则汉民必不可以得直；迮有剧寇，汉臣贤劳而夷其难；创夷既起，又置其同族于善地以乱其治。吾义士之谋攘逐者，亦宁有过职乎？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訽。夫故结肝下首而不欲逞，非其丧志，鉴于蜀、宋也。蜀相之结荆杨也，非忘报也，彼惎曹氏，则吴不得怨；故覆于南郡，烬于白帝，再挫之忿，而不敢复焉。宋与女真，宗祢之痛也，引蒙古以灭之，终自戕败，庙算失也。故地处其逼，势处其陧，九世之仇，而不敢复焉。何者？荦牛之斗，玄熊呴怒以格其间，则二牛皆脔也。且夫今世又有圣明之客帝，椎匈啮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过矣。彼疏其顽童，昵其地主，以百姓之不得职为己大耻，将登荐贤辅，变革故法，使卒越劲，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强力．以御白人之侮。大东辛颛之胄，且将倚之以为安隐，若是又可逐乎？虽然，弗逐，则高义殆乎格，配天之志殆乎息矣。决胜负于一朝，两族皆偾，而不顾其后者，日莫涂远之所计，虽非少康，犹之伍员也。中夏虽坏败，宁无其人邪？其攘逐满洲也，在今日，其不攘逐满洲也，亦在今日。客帝诚圣明，则必取谟于陆贽，引咎降名，以方伯自处。”而后知客帝之不可，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且汉帝虽孱弱，赖其同胤，臣民犹或死之。满洲贱族，民轻之，根于骨髓，其外视亡异欧美。故联军之陷宛平，民称‘顺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廪禄。伏节而死义者，亡一于汉种。非人人阘茸佣态，同异无所择，孰甘其死？由是言之，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饩，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今弗能昌言自主，而以责宣尼之主祏，面欺！”又作《原人》曰：“彼弃其戈壁，而盗居吾膏腴，则践我土也。彼舍其麋鹿雉兔，而盗食吾菽粟，则食我毛也。彼方践我土食我毛，而曰我践彼土食彼毛，其言之不应其肺肠欤？不然，何其戾也！希腊之臣服土耳其也，数百岁矣。一昔溃去，而四邻辅之以自立，莫敢加之叛乱之名者，无他，种族殊也。意大利初并于日耳曼，逾年百五十，而米兰与伦巴多人始立民主。斯其为殊类也，间不容翲忽耳，然犹不欲以畀他人。繇是观之，兴复旧物，虽耕夫红女，将有任焉。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异教之不耦俱，奚耦俱无教之狼鹿？君子观于明氏之史，如刘基者，其于为震旦尽矣！”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曰：“长素又曰：氏、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逮乎隋、唐统一，汉族自主，则亦箸土傅籍，同为编氓，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是则同于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妥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

适使汉人为满种也。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混淆满、汉以固熏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大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种种缪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豭尾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其言曰：扬州十日之事，与白起坑赵、项羽坑秦无异。岂不曰秦、赵之裔未有报白、项之裔者，则满洲亦当同例也。岂知秦、赵、白、项，本非殊种，一旦战胜而击坑之者，出于白、项二人之指靡，非出于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满洲者，固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其非为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图籍、操政柄者，岂犹是白、项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为舆台，宗支荒忽，莫可究诘，虽欲报复，乌从而报复之？至于满洲，则不必问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龘府自在也。此则枕戈剚刃之事，秦、赵已不能施于白、项，而汉族犹可施于满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报复，犹复饰为喑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又曰：“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观唐甄之《潜书》与袁枚之《致黄延桂书》，则可知矣！庄生有云：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又曰：“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籍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又曰：“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其贤于印度远矣。自甲申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膻贱种者，何地蔑有！其志坚于印度，其成事亦必胜于印度，此宁待蓍蔡而知乎！若夫今之汉人，判涣无群，人自为私，独甚于汉、唐、宋、明之季，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耶？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而未尝建白一言，有所补助，如魏徵之于太宗、范质之于艺祖者。彼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诸儒，如熊赐履、魏象枢、陆陇其、朱轼辈，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计者。虽曾、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后，于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是并拥护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则弹劾权贵，出则搏击豪强，为难能可贵矣；次即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隐；而下之贪墨无艺、怯懦忘耻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耍其大者不知会计之盈绌，小者不知断狱之多寡，苟得廪禄，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变也。明之末世，五遭倾覆，一命之士，文学之儒，无不建义旗以抗仇敌者，下至贩夫乞子，儿童走卒，执志不屈而仰药剚刃以死者，不可胜计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顺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甘为贰臣者。若其不事异姓，躬自引决，缙绅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以上录旧著《正仇满论》。”韪哉！其论学多疵，其

论民族则确乎不易也！故引之。

对唯文化论之伪儒，余又曰：没说满族全是坏人，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清之君即有恻隐之心，也不改其抑汉防汉之政策。夷狄亦有贤者，但华夷界限不可泯。满汉之争，身为汉人，自当站在汉人立场上。齐鲁之争，孔子也站在鲁国之立场，斥齐国之非礼，何况异族？把满清和宋明并论，性质是不同的，满清是征服王朝，满人为主，汉人为奴，宋明是汉人王朝，汉人自主。种类血统对异族而言，文化对同族而言。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对于同族的诸侯，对于用夷礼的的诸侯贬为夷狄，恨其变于夷也，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回归中国之礼，就不贬了。这是守卫华夏文化，反对夷化。楚于春秋之初贬为夷，后来与诸侯同待了。中山用周礼，但还是夷狄，因为他就是夷狄之种，变其俗，不变其种。他们不知道区分这个，圣人论华夷，文化对同族而言，他们却对所有民族而言。此盖始于元儒许衡对春秋大义之歪曲。韩愈说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许衡则篡改为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为蒙元统治辩护！

对于异族论血统，血统近者相亲，拒斥非类；对于同族论文化，文化同者相敬，反对外化，血统论，保卫民族，攘斥异类；文化论，守卫文化，反对外化。他们只论文化，不论血统，忽视血统，则忽视民族，亲人也忽视，而文化上对所有民族而言，以尊儒者为华，不尊儒者夷，以同文为同类，不同文则为异类，这样成了为夷狄统治中国辩护的工具，助夷狄之伥，杀戮不知多少中国人民，他一拜孔子尊儒，就什么人事没有了，就以同类看待了，日本也尊儒，日军侵华，也要接受日本的统治？这都成了汉奸思想了！导致很多人当了汉奸，就是唯文化的的危害！他们把文化信仰置于民族之上了，为了文化信仰，民族都可以不要。崇教而忘本，忘祖宗，如康有为，郑孝胥，皆是尊孔的，却复辟满清， 随溥仪投靠日本。

同文的未必就亲近你，日本与中国为敌国，屠杀中国人可无怜悯之心，信奉中国文化的未必有道啊，尊儒的未必仁慈。夷狄入主中国，都是利用儒家，也不是真心尊儒。日本尊儒，却侵略成性，侵华屠杀成狂，儒家的仁义之道，日本并没怎么理解，其民族性根本在他的神道教武士道。儒家流传日本也变味了，儒家到日本，到朝鲜，都是不同的。受其地方环境而改变，还有民族，什么民族用儒家，什么人用儒家，都会随之改变，都不一样的。文化随人而改变，所以人才是根本。不同民族用同一种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民族性，文化都有民族性。民族就好比一个人，文化就是一个人学习接受的思想知识系统。

网上看到如此脑残言论，说中国古代很少侵略其他国家，为何有这么大领土，说古代中国的地盘越变越大，倒不是古代中国侵略周边的国家，倒是周边的国家侵略古代中国的结果。本来炎帝代表古代中国，黄帝把炎帝打败，扩大了炎帝的地盘。夏朝代表古代中国，周边的商朝把夏朝打败，扩大了夏朝的地盘。商朝代表古代中国，周朝把商朝打败，扩大了商朝的地盘。再后来，宋朝代表古代中国，元朝把宋朝打败，扩大了宋朝的地盘。明朝代表古代中国，清朝把明朝打败，扩大了明朝的地盘。由此可见，基本上是周边的国家侵略了古代中国，因此古代中国的地盘才越来越大。

何歪曲历史之甚！炎黄同族同国，黄帝怎么成了入侵者了？夏商周也是同族，商周皆为诸侯，能和外夷一样吗？至于宋朝丧失不少领土，后来领土之扩大，乃为明朝之收复，又有扩张，岂由蒙古？满清灭明，中国现在领土多由唐朝奠定，唐朝盛时，比现在领土还大了，岂由清朝？觉得古代中国很少侵略他国，没有扩张，多是少数民族归服，根本就没读过中国的史书。中国有这么大的领土，不是白来的，是祖宗的血战之功！是祖宗的勇武！祖宗的雄才大略！文德武功！中国古代也是尚武民族，自黄帝肇建华夏，据有黄河一带，灭蚩尤，中国已开始扩张了！尧舜禹汤武之圣王，皆有扩张！尧伐共工，禹戮防风，商王武丁克鬼方，武丁之妻妇好都尚武善战，为统帅征讨蛮夷！商纣末代君主亦伐东夷扩张！武王灭商不久，周公兼东夷，灭二十余国，又扩张了不少领土，穆王亦征犬戎，宣王奋戈，令虎将方叔、召虎、尹吉甫、征四夷之不庭者，肯定也有扩张！

周衰，无力扩张了，而诸侯强势，晋国、楚国、秦国、齐国等诸侯国为华夏扩张了很多领土，晋灭赤狄陆浑，秦兼西戎，齐灭孤竹，楚把周边的蛮夷多吞并了，从一个百里小国成为万里大国，与周对峙，与中原争雄，非其扩张之猛乎？小国如郑大败戎师，弱如鲁卫亦擒瞍瞒酋长。秦始皇统一，又南平百越，北征匈奴，扩张了不少领土。汉武帝扩张更猛！他在位四十多年，多征四夷，多在扩张，史称：“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闽越本是蛮夷之地，被汉武所取，后成礼义之乡，朱子就是闽地所产的大儒！宋教仁称：“汉武帝，黄帝以后第一雄主也。”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几乎扩张了一倍的领土！汉武帝之师还出海远游，远征大宛，和罗马人有过交接，开始中国得丝绸之路。傅介子以一使者斩杀楼兰王，比现在美国还霸气！汉武之后，宣帝、元帝皆有扩张，元帝时，冯奉世平莎车，陈汤一区区中郎将发数千之兵大破北匈奴，斩杀匈奴单于郅支。东汉班超以数百人横扫西域二十余国，西域各国皆臣服于汉。外戚大将军窦宪又大破北匈奴，使匈奴远徙至欧洲！汉代四百年，几乎有三百年在扩张，压制得夷狄贴贴服服，汉朝到要灭亡之时，还震慑夷狄，国恒以弱灭，汉独以强亡！汉衰，桓灵昏庸，而有虎将如张奂、皇甫规、段穎征讨西羌北虏，皆斩首万级，获财百万。汉末群雄争斗，曹操北征乌丸，斩其王蹋顿，降者十余万，曹魏大将贯丘俭远征高句丽，走其王，诸葛亮平南蛮，孙权平山越，东渡台岛，扩张止于西晋，时有五胡乱华。

隋唐中兴，又进行一次大扩张！隋唐合南北为一，继秦汉之盛，灭突厥，平西域，臣高丽，郡县之制遍于中央亚细亚及西伯利亚、满洲平原、朝鲜半岛等处。宋亡于元，明太祖奋起草泽，驱逐胡元，光复华夏旧土。成祖继之，愈张其势，北逐遗孽，扫空沙漠，南下交趾、缅甸，兵威震于马来半岛之间；又遣舟师下西洋，服百余岛国，航海之盛，虽哥伦布不及也。

隋朝皇帝被四夷尊为圣人可汗，唐太宗之后皇帝被尊为天可汗，玄宗开元之盛，史称：“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竞款玉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鳀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天子乃览云台之义，草泥金之札，然后封日观，禅云亭，访道于穆清，怡神于玄牝，与民休息，比屋可封。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康哉’之颂，溢于八纮。”李靖生擒突绝可汗颉利，塞北几空，颉利于唐为臣，唐高祖令其献舞，颉利死于中国，亦葬于中国。王玄策以数千之兵横扫中印度，擒其王，如班超。可见当时中国的强盛！不是英君骁将的开疆扩土，哪来这么大领土？难道是白来的吗？天下没有白来的事，中国拥有世界第三大的领土，是经过无数英雄烈士的奋斗！后世子孙不肖，又丢了不少领土，还被夷狄统治了几百年。然祖宗功德之遗，亡而复兴。

中国的扩张，也就不如俄国。中国最盛之时，领土也和当今俄国差不多大。历史有也有不少扩张厉害的帝国，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但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就四分五裂了，罗马帝国后来亡国绝种，蒙古帝国存在四百年，也分裂了，现在蒙古国远不及古矣。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都存在几百年，后来都分裂了。英国扩张很多殖民地，称日不落帝国，二战后，殖民帝多独立了。而中国扩张的土地，多能稳固，传很久，两千年来，还是这地。因为善于治理，其他帝国征伐有余，治理不足。这种脑残言论只知中国近代多被外国侵略，以为古代中国也是这么软弱，没什么扩张，真是史盲。中国历史真要普及了。

后世迂腐之生只道仁义，曰以德怀夷狄，非秦皇汉武唐宗之开扩，其固有黩武之失，而所扩张之领土，得而治之，增我国势，益我民族，使蛮夷之地化为礼义之乡，有大功焉，岂可尽非？尧伐共工，周公兼夷狄，亦孟子所称也。隋炀帝屡征高丽，唐太宗亦屡征高丽，岂好战哉？以高丽为中国威胁，欲打垮以不为子孙患也。不打垮高丽，恐其如满清，或如日本。

中国扩张的遗憾是没有解决塞北，纳入中国版图治理，而多徙戎入内，使夷狄乱华，没有根除北虏之患，有蒙满之祸，近代落后于西洋。俄国扩张了那么大后，自从蒙古为患后，再没有外族能侵占俄国了，强如拿破仑，猛如希特勒，侵俄都失败了。扩张非徒为民族生存空间，亦为自卫，以为屏障。西伯利亚，俄国之屏障也，蒙古，则中国之屏障也，而中国不能收之。不能收塞北即今蒙古之地，汉平匈奴，后鲜卑据之，鲜卑灭，而后突厥据之，突厥衰，而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入据之，暂除当时之患，而不能免后世无患。蒙古不收，恐犹不免，俄国或中亚其他国有强族入据之，与中国对峙。

俄国善于吸取教训，蒙古之后，不复有外族侵入，中国不能吸取教训，宋亡于蒙古，明光复之，又亡于满洲，悲哉！

蒙古西征侵俄，却反使俄国变得热衷于扩张，从小小的莫斯科公国成为俄罗斯帝国。俄国忧患意识重，自从蒙古入侵后，就很怕外族再来杀掠奴役，而扩张以自保。总对邻国感到威胁，灭了才放心。

俄国总统普京说：“俄国没有一块领土是多余的。”俄国对领土非常重视，不轻易让人。

观清人所修《明史》，明太祖以元为正统，不甚斥之，且有姑息赞美，或曰太祖以顺应亲元文人也。欲切割与韩林儿之关系，则必正元，而驱胡大义损矣。而于龙凤九年，朱元璋犹与陈友谅书曰：“方今取天下之势，同讨夷狄以安中国是为上策；结怨中国而后夷狄是谓无策。”吴元年北伐檄书，虽曰驱胡，而以民族平等：“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而此檄不载于《明史》。又以蒙元统治乃天授。登基前之祭告文则于蒙元态度更为平和矣：“天命真人，起于沙漠。”以铁木真为真人。然其将领与低一层之文人则激烈否定蒙元，徐达北伐，驱蒙元出北京，上平胡表曰：“尽驱胡虏之膻腥，诞布幅员之声教，乾坤清肃，日月光明。”“惟彼元民，始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突胡群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纪，以犬羊而乱华风。崇编发而章甫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斁。”“列郡之讴歌四集，百年之污染一新。”洪武三年六月，李文忠之告捷文书亦甚痛斥蒙元，朱洪武盖虑亲元文人之情，对此大加批评，甚不惜自我贬低，曰元朝之亡灭亡乃气运所致，和我无关：“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而以此张之四方，有识之士，口虽不言，其心未必以为是也，可即改之。”或曰此非太祖真心，其与外国文书则甚直白，如洪武二年与高丽王之书曰：“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与占城王书中曰：“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与爪哇王文书曰：“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与日本国王书曰：“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另一份洪武三年与日本诏谕曰：“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污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

可注意，此与修元史之文人称反元义军为贼寇相反，太祖以为英俊，此为太祖之本心乎？心实恶元。与吐蕃之诏书亦曰：“向者，胡人窃据华夏百有余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至洪武中后期，发布于国内之诏书，太祖似亦不愿遮掩对蒙元之憎恶矣。洪武十八年颁发《大诰》，明实录有载：“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国，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阔，上下无等，政柄执于权臣，任官重于部族，断狱迷于财贿，黜陟混于贤愚，奢而僭上者无罪，奸而犯伦者不问。辫发左衽，将率而为夷。……。上尝叹曰：‘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自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

洪武二十一年，闻蓝玉捷报后，太祖言论更坦率：“戎狄之祸中国，其来久矣。历观前代受其罢弊，遭其困辱，深有可耻。今朔漠一清，岂独国家无北顾之忧，实天下生民之福也。”群臣咸顿首称贺，遂遣使赍敕书劳玉等曰：“周秦御胡，上策无闻，汉唐征伐功多卫李。及宋遭辽、金之窘，将士疲于锋镝，黎庶困于漕运，以致终宋之世，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遂使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朕用是奋起布衣，拯生民于水火，驱胡虏于沙漠，与民更始。”然明太祖固不如夏王明玉珍之反元坚定明确也。

惜乎，辅佐之臣，且不如陆贾之知逆顺，怀蒙元之惠，耻事胡之污，而以元为正统，冀掩其耻，而攘夷大义不显，明末诸大师，如黄宗羲、王船山皆已言之矣。黄宗羲《留书》曰：“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为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必将与之。使天地亟去撑犁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高皇帝平天下，诏修元史。当时之臣，使有识者而在，自宜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顾乃帝之宗之以为一代乎！”王船山《尚书引义》曰：“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实论之，非贞观、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为卓绝古今，功轶于三代，拔人禽而昭苏之，名莫有丧焉……鄙哉青田、金华（即刘伯温、宋濂）之为臣乎！始昧卷怀之义，后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锡妥灌以美谥，奖余阙之怙终，列薛禅于祀典，假买的以侯封，犬豕厕于羲、农，匹雏混于三恪，褒飞廉之就戮，等张、许之孤忠，奖狐之昼奔，为纪侯之大去。其尤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之书，存辽、金以仍脱脱之僭，使获麟之后，步后尘者为蜗诞之篆。顾区区以馘友谅，存士诚，侈荡定之勋，而掩其补天浴日之显功，不已陋与！弗望其为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陆贾、班彪之知逆顺，扬涤除之鸿规，斥犬羊之腥闻，庶几哉？天下之视听清，万世之纲维定，又何至旋踵而陷弱宋之祸哉！天地闭，贤人隐，当利见在田之时，而括囊无誉，亦可伤也。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刘基、宋濂之罪也！刘基尝事蒙元，欲为蒙元镇压起义，以元廷昏聩不用，乃投太祖，不然，生于清世，胡林翼、左宗棠之流也。

韩宋继承赵宋，大明继承韩宋以斥蒙元，则义正矣。蓝玉伐元有大功，而惨遭明太祖诛戮，夷族，还被剥皮，岂所以宽攘夷之功臣哉！与汉武帝之待霍去病，唐太宗之待李靖异矣。

元清夷狄，非正统，《元史》，《清史稿》美之，实当黜也。而或曰欲置元清于外国传，虽辨华夷，而过。元清入主中国，尝为中国之主，事实不能掩。如置外国传，史不好记。宋明之后，中国无统，元清统之，姑与其统，不与其正，唯书法有别。汉人天子，称帝，彼夷狄天子称主，称名，如元主忽必烈，清主玄烨，或称年号，清主康熙。纪改为记，诏易为令，死曰卒，以为华夷之别。年号还是用元清，于年号之前书宋亡后几年，明亡后几年，以示亡国之恨。直书蒙元满清如何入寇中国，统治中国，以为后世惩诫，置于外国传虽为贬元清，亦忽略其史，使后人无所惩。

或曰：袁世凯及北洋集团是满清留给辛亥之后的汉奸集团。

我说：袁比曾胡好些，黄兴、李大钊等都曾看好袁。毕竟袁顺应历史潮流，民族大义，果断推翻满清。徐世昌有怀满清之心，段琪瑞是反清的。袁就是不如隋文帝对异族王朝狠。保留满清帝号，优待满清皇室，为姑息。隋文帝代北周宇文，杀宇文氏殆尽。相比隋文，袁世凯对满清皇室未必太仁慈了。杨坚亦尝为北周之臣，袁世凯与之相似。灭清不彻底，太姑息宽容了，致有两次复辟。堂堂民国总统黎元洪被辫子将军张勋赶下台，迎宣统复位，是段派兵平乱护民国。第二次是日本侵华，溥仪勾结日本，当伪满洲的康德皇帝。

袁世凯类似杨坚，但比杨坚差远了，推翻满清不彻底，驾驭群豪不够。当了八十多天的皇帝，就被逼退位。孙中山类似朱元璋，也比朱元璋差远了，宣传有余，武力不足，被人讥称孙大炮，只会放嘴炮，推翻满清是靠袁世凯为内应，不然，自保不足，何有力覆清，讨袁，也被袁派兵轻而易举地打败，逃去日本。

毛泽东有雄才大略，内平群雄，外御强虏，定鼎改号，传续至今，庶几可比孙朱。

孙能力不够，没点开国君主风范，就比曹操、刘裕、萧衍等割据之雄还不如，没有像样的军队。只能把民国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讨袁失败，且不如洪杨之纵横十余省，有力打击满清。国党能延续几十年，北伐成功者，以其有一贯之宗旨也，训政，令蒋开办黄浦军校。亦袁之早死，死于称帝，为天下众矢，不然，比洪杨更快被剿灭矣。孙文之幸也夫！ 徐世昌，黎元洪、曹琨更是碌碌庸才。 呜呼！世乱而真主不兴，自咸丰以来，纷纷云扰垂百年，中国民族之不幸也！以为孙中山将继洪武之驱鞑虏矣，何期不逮洪武百分之一！以为袁世凯将承隋文之复汉统矣，何期与之相悬如此！ 盖首起者皆不终乎？北洋，国党先起，先亡，不成统一，共后起，统一至今。北洋犹五代乎？国党犹韩宋天完乎？完成推翻满清，比之更正耳。推翻还是靠袁内应，自身势力不足。袁尝为满清之臣，惧篡逆之名，而有姑息之意。袁只比曾胡好些，不死忠满清，还是要我汉人执掌天下。 满清日倡君臣之等，泯华夷之辨，欲我汉人万世为奴，曾胡不知，罗泽南有道之士，亦昧于此也，助满清镇压太平，陷以汉杀汉，而保胡虏之愚。袁之寡学，固惧篡逆之名，而为姑息，优待清室，岂不知隋文代北周，杀宇文氏殆尽，以中国代夷狄，君子不谓其篡，况满清之阴毒，百于宇文，压榨我汉人近三百年，过于蒙元，公羊有百世复仇之义，驱之戮之，又何过焉？

有网友反元清，而认同沙坨后唐，以沙坨汉化，与汉人无异矣，吾以其华夷意识不够，未能清楚认识沙坨之本质。后唐打着唐朝旗号，固可承唐乎？实为灭亡大唐的罪魁祸首！看《支谟墓志》里大书特书对李克用父子的征讨战争，明确指出此父子二人是扰乱大唐的奸人，甚至直接用了沙陀人的本姓“朱耶”，没有用赐姓，称其父子为“二凶”。志曰：“于时沙陀恃带微功，常难姑息，逞其骄暴，肆毒北方。朱耶克用，屠防御使一门，率盐泊川万户。其父但谋家计，靡顾国章，啸聚犬羊，虔刘边鄙，太原屡陈警急，雁门不足隄防。……那期晋政多门，曹翔作伯，移公于大同宣谕。寻有后敕，讨除二凶。……克用桀逆有素，猃顽叵当，统乎日逐之师，欲为天柱之举。轻骑诡道，次于平阳。北都巨防，莫敢支碍。”墓志又反复提到沙陀朱邪氏狡猾异常，反唐之心早已昭然若揭。李唐和支谟本人的判断依据，是李克用父子在平定庞勋之乱后的异常表现。

当时，徐州一带派往桂林防御南诏国的一千余唐军士兵忽然叛乱，一路过关斩将杀回老家，其首领名为庞勋。沙坨军水陆并进，旅程长达二千余公里，如入无人之境，竟然没有人能够阻挡。唐懿宗无奈之下只能再次召集胡人军团，朱邪家族的1万骑兵平定了此次叛乱，得到赐姓，朱邪赤心改名为李国昌，其子改名为李克用，但随后朱邪家族就强行占据了山西北部。

在战争中沙陀人开始轻视大唐，他们以为一万甚至三千骑兵就足以横行天下，目中岂复有唐？李克用窥知其父的心思，果断在山西扩大地盘，竟不惜灭掉了大同防御使段文楚一家《新五代史》载：“国昌子克用，尤善骑射，能仰中双凫，为云州守捉使。国昌已拒命，克用乃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留后。”

此事可见沙陀人暴虐异常，沙坨汉化，不改其贪残之夷狄本性，安可以为汉化，遂可亲为同类乎？

王船山认为沙坨和契丹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想侵占中国，只不过沙坨捷足先登而已：“沙陀之与契丹，犹之于鹿也，捷足者先耳。阿保机背七部更代之约而踞汉城，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窥唐室，其以变诈凶狡相尚，又相若也。”论朱温与李克用曰：“朱温夜袭李克用，其凶狡固不待论，虽然，克用、温之曲直，亦奚足论哉！盖克用温自决雌雄以逐唐已失之鹿而不两立，犹之乎袁绍、曹操之争夺汉，沈攸之、萧道成之争夺宋也。故曰其曲直不足论也。

当是时，黄巢虽败，而僖宗之不能复兴，王铎辈之不能存唐也，已全堕温与克用心目之中。温目无唐之君臣，克用之目更无温，又岂复有唐之君臣乎？使克用不得脱于温之锋刃，则温之篡也必速。然而篡之速，则其败也可立待也。为贼初降，无功可纪，未得一见天子、受朝廷之命，但仰濡沫于王铎，一旦而袭杀援己之功臣，早已负不直于天下而为众所指攻，即逼天子而夺之，亦黄巢之续，不旋踵而亡，唐尚可存也。且沙陀之众为克用效命也久矣，存勗、嗣源俱年少而有雄才，温亦奚足以逞哉？藉此以正温之罪，奋起而诛权藉未成之奸，而唐亡一贼矣；克用死，而唐固亡一贼矣。唯其袭杀之不克也，迟温之篡以养其奸，挫克用之逆而归谋自固，是以唐再世而后亡，一亡而不可复。若夫二人之曲直，亦恶足论哉！

无克用而温之篡也不必成；成温之篡者，僖宗之昏，昭宗之躁，自延而进之，张、崔胤之徒，又多方以搆成之。抑且指沙陀以为兵端，而唐君臣不惬于沙陀者，假手于温以成其恶。不然，则温且不能为董卓，而其乞降之初志，固望为田承嗣、李宝臣而志已得矣。

无温而克用之为刘渊，必也。首发难于大同，其志不吞唐而不已，从鞑靼以来归，一矢未加于贼，早已矫伪诏，胁帅臣，掠太原，陷忻、代，自立根本。及其归镇也，乘孟方立之内乱，夺取潞州，岁出兵争山东，而三州皆为俘掠，野绝稼穑。使不忌朱温之险悍，则回戈内向，僖之青衣行酒于其庭，旦暮事也。

温贼耳，狡诈而无定情，吕布之俦也。克用以小忠小信布私恩，市虚名，而养叵测之威，卒使其部落四姓代兴，以异族而主中夏，流毒数世，岂易制哉！岂易制哉！要此二贼之狂奰，皆王铎无讨贼之力，委身而假借之，及其相攻，坐视而不能制，则铎延寇之罪，又出康承训之上。使二贼者，视唐为虚悬之器，相竞以夺，其曲其直，又孰从而辨之乎？”

王船山认为如果没有朱温，李克用必如刘渊灭亡大唐！李克用之狼子野心不吞唐不止。如果不是朱温牵制李克用，唐昭宗、唐哀帝恐如晋怀愍为沙坨俘虏凌辱矣！

朱温盗贼而已，更可怕的是李克用，善于以小忠小信拉拢人心，而养不测之威，其志阴窥唐室，而又假意效忠，使人以为忠臣，假为大唐复仇之名，灭朱梁，竟使其部族三姓主宰中原，而其后者又勾结契丹，卖燕云，中夏以弱日凌于夷狄而不振，流毒深矣！

王船山以为李克用之逆志如刘渊，吾以为李克用亦后世皇太极之先驱乎！幸而朱温之凶狡为李克用所忌惮，朱温之势，非李克用所易敌，李克用数败于朱温，当时无大汉奸如吴三桂者引之入关，李存勖不如多尔衮之狡，不然，中国之亡，先于四百年矣！

朱邪之伪，同满清，朱邪托为唐室复仇，灭朱梁，窃据中原数世，爱新觉罗托为明室复仇，灭李闯，窃据中国十余世。只不过满清更成功，更阴毒而已。五十里与百里之别，否定满清，而肯定后唐者，岂不悖哉！

而沙坨祸乱中原，又延契丹之侵，契丹，女真，蒙古相继为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统治中国，绝无好果，诫之哉！诫之哉！朱温，贼也，李克用，夷也，两者俱害择其轻，宁让朱温统治中国，也不能让沙坨人李克用统治中国！李自成，贼也，满清，夷也，宁让自成代明，不能让满清代明。

有网友曰：听说中国在云南安置了罗兴亚人，还给他们盖了大清真寺。

余曰：养一群豺狼而已。明朝收置满洲人，后来是什么结果。养其弱以对强，弱者若变强了呢？东汉养南匈奴以对北匈奴，而后南匈奴之后刘渊为灭西晋之祸首。明朝养建虏以对蒙古，而亡明者非蒙古，乃建虏。患每生于所不防！我们防备当时较强的夷狄，而养较弱的夷狄，无所防，不虑这个较弱的夷狄，后来更成华夏大患！患每生于所不防！治之于未乱，则可塞其祸源。当其未乱，尚易治；当其已乱，难治矣。而今之国人还多被所谓民族融合，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忽悠，无所虑，更有甚者乃排斥吾等为分裂主义，破坏民族团结。

春秋时代反击“巨人族”鄋瞒之战：鄋瞒（在今山东境内）个子高大，身高超2.5米，而恃其高大，恃其武力，屡屡侵侮诸夏，侵齐，又伐鲁，鲁败之于咸，获长孙侨如，焖其喉而杀之。又伐宋，宋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伐齐，齐王子城父获其荣如，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鄋瞒遂亡。

长狄四兄弟皆被杀，从此鄋瞒彻底灭亡。

鄋瞒国夹在齐、鲁、宋、卫四国之间的河济地区，好侵略，侵袭周王室和鲁、卫、宋、齐、晋、郑等诸国，曾灭温国。鲁、卫、宋、齐皆予有力反击，擒斩其首领！最后被齐国所灭，纳入齐国版图。

《史记》载：鲁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舂其喉以戈杀之。

这种巨人非常奇特。吕思勉先生对此事专门写了一篇《长狄考》，认为按照春秋笔法，这种巨人非常厉害，一般瓦石不能伤，后来鲁国大将叔孙得臣以弓箭射中巨人眼睛，才将其杀死。此事非常特别，因此春秋二传皆大书特书，强调叔孙得臣是一个英雄，凭一人之力擒杀长狄首领。又因为担心后人怪异，遂将巨人骨骸埋藏于隐秘地点。

《春秋》曰：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

《公羊传》曰：狄者何？长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其之齐者，王子成父杀之；其之鲁者，叔孙得臣杀之；则未知其之晋者也。其言败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

《榖梁传》曰：长狄者，弟兄三人，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

能和这种“巨人族”搏斗并消灭掉，可见当时华夏族的团结和尚武。

春秋时诸侯国，齐灭长狄，晋灭赤狄，楚灭庸之战皆是华夏值得大书特书的外战

余研究几年历史，以为一个民族要有野心，才能较好地生存，你不对外扩张，别人就来侵略你。以攻为守，守才固。没有野心，一味求和平的民族不是被外族侵略蹂躏就是被灭亡。古人明训：国虽强，好战必亡；天下虽安，亡战必危。

和平安定久了，国人就会怠逸享乐，而松弛对外的防备，武力就会下降。一旦有比较强悍的民族入侵，就很难抵抗。一旦有比较强悍的民族入侵，就很难抵抗。对外扩张就是避免这个！外对扩张，以不外松对外的警惕，保持尚武精神。

有网友谓我曰： 这边文章实在是大错特错 带有严重的侵略色彩 这样以军国主义思想为主的民族是不能长久的 是违背人性道德的。

我说：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是生存利益的竞争，非可以仁义道德责之也。 先儒王船山有云：“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又云：“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仁义主要是是爱护族类，稳定国家，非妄施夷狄外族。 当年尧舜周公皆以仁义治国，而对夷狄则不手软，必欲兼并消灭之。王船山曰：“以帝王之惇信义也，三苗来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駾之；东夷既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尝恃硁硁以姑纵也。晋文公弃楚之小惠，败之于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郑以全，所繇异于宋襄远矣。故曰：夷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强者乃可包容，强者之包容使夷狄归顺我而不叛，非姑息之谓也。武力不强，不足以制夷，而曰包容，实为软弱。古人有云：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过度就不好，我们继承黄帝，周公，大汉那种铁血精神，强硬对外，也非如蒙古、纳粹、日本之侵略成狂，嗜杀成性。

晋灭赤狄，秦穆公灭西戎，都是主动去打，孔子著春秋，何尝指责其侵略？灭诸侯之国，贬之，灭夷狄之国，《春秋》无贬辞。解决夷狄之患，使中原无夷狄，不为子孙忧。后世庸主具臣乃为姑息，绥靖，而为子孙患，为子孙祸。 道德是相对的，在民族与民族之间为了生存发展展开铁与血的竞争，哪有道德可言？道德要讲，但不能死守道德，要知道通权达变，当柔则柔，当刚则刚，当仁则仁，当狠则狠。 夷狄之狡诈无信义，贪残无道，而欲以信义待夷狄，长夷狄之势，而损我之人耳！这种道德实际上害了自己民族。

我们的道德却多用来对外了，对外那么有礼有信。对内则有不忍言者。世界就我们爱讲和平。先贤以和为贵，是对自己人，要团结，没说对外都要以和为贵。

把孔子，儒家血性的那面也给淡化忽略了。孔子说以直报怨，春秋大复仇。

有人说古人无民族观念，不能以现代民族观念要求古人，诸君以为如何？唾弃张弘范之流的只是现代人吗？即使张弘范受蒙古之恩，报蒙可矣，而何为之伐汉族政权宋？王猛为氐人苻坚之臣，为之灭燕，而劝其勿伐晋，以其同族也。虽为异族之臣，而不愿其伐汉族政权，则与张弘范之流相去亦远矣。犹不忘本。张弘范之流，受了异族之恩，不顾同族，而伐同族之宋，此与禽兽何异？有奶就是娘，忘本助虐！汉奸人格也是一代比一代更坏，晋有汉奸，但跟宋明之汉奸不能比，屠杀同胞之血腥残酷，尤以清代曾胡为最！

。北魏北周之亡，有几个汉人扶持他，还为他殉国，甚怪元清之亡，竟还有不少汉人为之效忠维护，死节。说不能以民族观念要求古人，因古人没民族观念，民族观念是现代才有的。不知他是怎么读书的。古人的民族意识，族类之辨完全无视了。

清人所修《钦定胜朝殉节诸臣》：“且有于甲申谒贼，苟免其后乃坚拒我大兵如傅鼎铨、张家玉、卫允文、吴尔壎者，均屏而不录”

什么意思呢？就是肯投降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中国人）的士大夫不肯投降满清（外国人），所以满清（外国人）很生气，于是就不肯将他们收入忠臣义士的名单之列。

古人没有民族观念，种族之辨？

为何有些人可以降贼，而不肯降虏。这些人抗清不是忠君忠明，是耻事夷狄，他们是降过流寇的。流寇可降，夷狄不可降，这是底线，可有不少人连底线都没有了。

古人没民族观念！完全无视，把古人都当智障！内心肝的？民族观念是现代才进化出来的？自古而有，只是现代民族概念更系统而已

吕留良学生曾静就说：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中外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

他指责为满清效忠的汉人怎么把人类的君臣之义用在夷狄上？夷狄非人类，怎能认夷狄为君？民族观念非常明显。

又晋人江统《徙戎论》曰：“《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民族之义通于古今。

还有南梁丘迟的“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李白的“胡无人，汉道昌”，又何其明显！抄录如下：

胡无人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

胡无人，汉道昌。

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李白这首诗也要扣为“大汉族主义”帽子吧。

古人对异族非常蔑视，称犬羊，如明初大将徐达伐元，上《平胡表》，说蒙元“以犬羊干天纪”，到现在，肯定安个种族歧视的罪名。

每次蛮族入侵，都对中国文化语言风俗造成破坏。被蛮族征服统治，汉俗且恐不保，还想什么汉化？明太祖驱蒙，革夷狄之俗，复兴华夏之风。明太祖与与日本国王文书曰：“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

徐达《平胡表》曰：“际景命之惟新，长驱胡虏之膻腥。诞布幅员之声教，乾坤清肃，日月光明。”“惟彼元氏，始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突胡群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纪，以犬羊而乱华风，崇编发而章缝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攵。”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下令“诏复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之胡俗，尽复中国之旧。”(《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

邱浚在《世史正纲》中说：“洪武元年，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之统。圣人之生。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无统也，虽五胡乱华，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尽夷狄之归，如元朝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释，天地于是易位，日月于是晦暝，阴浊用事，迟迟至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十室而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

辛亥革命不行，革了满清之俗，没有恢复华夏之风，又西化了。恢复中华，光复华夏土地，还有恢复华夏风俗。

明初儒者方孝孺《后正统论》亦曰:“俗之相成，岁熏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主其帝而虏之，或羞称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则化而同之。”

《明太祖实录》载：“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国，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阔，上下无等，政柄执于权臣，任官重于部族，断狱迷于财贿，黜陟混于贤愚，奢而僭上者无罪，奸而犯伦者不问。辫发左衽，将率而为夷。……。上尝叹曰：‘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自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

满清尤甚，剃发改服，华夷变态，胡衣胡冠胡发，而三百年之间，影响尤其深。

鲁迅虽然比较偏激反传统，但他对蒙元，满清的认识还是清楚的。

鲁迅《算帐》：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汉满的界限的不是书，是那大辫子，是砍了我们古汉人先祖的许多的头颅，满清这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这血史。” 

 

“其实说到这大家早忘了满清的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没的。满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他们删改了古书的内容” 

 

“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使我们永远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

 

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他们（满清皇帝）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龘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 

 

“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龘命了，我觉得革龘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鲁迅《无声的中国》）

本朝尊崇鲁迅，把鲁迅捧为圣人，但对鲁迅这些言论刻意忽略了，还有马克思论满清的性质，官方历史书不会引用。

鲁迅在文化上有些矫枉过正，而民族思想立场上很坚定，都站在汉族立场。鲁迅说民国还避清讳，以元代玄。因为有这种思想的流毒，即使在民国的中国，“一不小心。辫子又是可以种下来的。”民国后，华夷意识又淡薄了，搞什么五族共和。鲁迅希望有人好好作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看，因为他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就是革命的初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义吧。

还有鲁迅说的：“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鲁迅虽然激烈反传统，但他对蒙元，满清的认识还是清楚的，都站在汉族立场，比那些没有民族意识，民族立场的伪儒清楚多，好多，对鲁迅的文章要一分为二地看。 据说鲁迅早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还是温和的，总体肯定，他也知道满清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书籍的篡改，为何后来激烈反传统，说出废汉字，不读古书的话？ 记得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这文化不能保全民族，还要这文化何用！ 鲁迅反思太过了，鲁迅非常关注异族入侵入主中国的历史，他关注这黑暗面太多了，而认为中国文化无用，中国文化有问题，又认为中华民族存在劣根性。 而当时的民国也面临四夷交侵，非如明之强大。

满清在血统文化上都是夷狄，认满清为中华者，伪儒也。

转：金朝入主中原之后，尤其是熙宗、海陵王、世宗时代，礼仪制度迅速汉化，但也夹杂一些民族特色，这在使者看来，则是中华礼乐已经被夷狄从内部篡改，失去其纯正本色，他们哀叹，在中原大地上已经很难找到中华文化了。为了弄清金人和议的条件，洪皓之子洪适于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出使金朝，当他途经保州（今河北保定），一早醒来，听到城头鸣角之声，顿觉怪异，不禁叹道：“已把哀笳变清角，可伤任昧杂韶英。”（《盘洲文集》卷5《次韵保州闻角》）乾道六年（1170）来到金朝的范成大发现“虏乐悉变中华”，当他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招待宴会上终于观赏到“京师旧乐工”演奏的北宋乐舞《高平曲》，不禁感慨万分：“老来未忍耆婆舞，犹倚黄钟衮六么。”（《石湖居士文集》卷13《真定舞》）

最让使者感到伤痛、恐惧的，还并不是夷狄强效华风而终不近似，而是中原人民已习染胡俗，逐渐同化于夷狄。华、夷之间如此双向的浸染混合，最终将使整个中原尽成“异域”，我族皆变“北人”。真正可怕的，其实是形成了一种“变质”的中原文化。楼钥见到在开封接待使者的承应人“或跪或喏，跪者北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叹”（《北行日录》）。范成大所见所感“以夷变夏”的状况比之楼钥更加严重，故都东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相国寺依旧繁华，寺榜虽然还是宋徽宗御书，而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而已”。在相州，道边民众见使者“往往垂涕嗟啧，老姬跪拜者尤多，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可见其身为中华之人的历史记忆已经遥远模糊。至邯郸，见城墙之外有居民以长竿挑一白狗，又以一竿缚茅草浸酒，上面有揭条，人们告诉他，这本是女真人祭天禳病之俗，如今则为汉人效法（《揽辔录》）。到淳熙四年（1177），使者周煇已经感到，淮河两岸“风声气俗顿异，寒暄亦不齐”（《清波杂志》卷3“朔北气候”条）。金宋以淮河为境，本是人为划定，其南北皆中国大地，但分离半个世纪之后，已使人觉得两国之分界竟也如天设地造一样。

扬鸿案：满清尤甚！乱我华风！率天下而为夷者三百年，至今四百年！

转：宋人“华夷之辨”所欲严辨之“夷”，并非是与“中华”处处适相反对的“古之夷狄”，而是杂糅华夷、兼容胡汉、颇类“中华”的“今之夷狄”，比较起来，宋使对没有受到多少汉化的“夷狄”如初兴的女真反而有所欣赏赞美。“今之夷狄”以他们那种貌似“中国文化”的杂交文化改窜、混淆了真正的“中国文化”，还具备了僭夺、取代原有“中国文化”的态势，从而会使真正的“中国文化”彻底消失。这种忧患恐惧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宋人的“华夷之辨”要表达的不仅是民族危机而且是很深刻的文化危机，这也是宋以前的“华夷之辨”所没有的内容。

扬鸿案：满清之杂糅篡改更甚于金！此乃更可怕之处。孰能辨之？宋以金为夷狄，明以元为夷狄岂以其袭汉化则许为中华？况其汉化非纯，别有利用之机心乎？今有儒者云称满清为夷狄者十是受汉族主义不良影响，何也？然则儒者不当有汉族意识？

论语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他们说华夷以文化分别，不以血统分别，满清接受中国文化了，就是华夏。华夷本于族类，且不论族，即以文化论，满清亦为夷狄，而当时朝鲜更像中华。然而不以中华称之，况满清乎！他们忘记剃发改服之辱了，孔子曰：“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满清入关，率天下而夷之，剃发改服，甚于左衽！满清对汉文化是学习，学习汉人之术以制汉，又抵制，利用，歪曲，破坏，破坏，禁毁书籍达几千种，几万卷。

旨哉达尔文之说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种族之竞争，自丛林至社会，皆然也。弱肉强食，鹿羊之不免为虎狼所食，爪牙之不敌也。人之力不如牛，猛不如虎，而能宰地球，智之超物也。牛马之力大，而人能役之；虎豹之凶猛，而人能杀之。猪羊鸡鸭，人之豢养而可任意宰食也。当人类之初，人与野兽同居，亦忧虎豹之食人。孟子曰：“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则猛兽之害，周公除之也，圣人驱猛兽，而安人之生；攘夷狄，而固夏之土。圣人之恶夷狄甚于盗贼，种类殊也；恶禽兽甚于夷狄，物种异也。由物种之竞争，而至人种之竞争。自有生以来，物种之灭绝，不可胜计；自有人以来，种族之灭绝，亦不可胜计。夫以亚述、希腊、巴比伦之文明，罗马、奥斯曼之辉煌，而其种族或绝或衰，而况其他！汉人之立于地球数千年，而种类之繁殖至今为地球之冠，岂不难哉！岂不幸哉！为我汉人所驱灭之种族，亦不可胜数也。不能猎物，则或为物猎；不能役物，则或为物役；种族之不能强，则或为他种所欺，种族之不能扩张，则或为他种所灭。自然规律，凡物莫违也。《易》曰“自强不息”，不自强，则或危，我汉种欲长立地球，安可不自强哉！

道德者，人与人之间也；人与物，岂有道德？驱之役之而不曰虐，杀之食之而不曰残。仁义者，诸夏之相处也；华夏与夷狄，岂有仁义？歼之不曰不仁，欺之不曰不义。

夫能与物相处而不相害，唯人之强大，足以制之也，物之和善而不扰人也，有益人也，猪羊鸡鸭之可养，不能为害，而可养之，然养则宰食之，非食无用也，猫狗之可养而不食也，猫可捕鼠以除人害，狗可守屋以安人家，燕子之筑巢于人屋而人不驱之伤之者，亦以其食虫蚊而除人害也。不然，蛇虫，人之所恶，而欲灭之，虎豹，人之所惧，而欲驱之。蛇虫之不可爱，为人之害也；虎豹之不可养，凶猛难驯也。华夏之于夷狄，温顺者或可教化之，而无益者，不必收也；悍鸷者，必驱逐以远之，必不可亲也。

而人之力不如牛马，爪牙不如虎豹，而能役牛马，驱虎豹者，团结也。不团结，以虎豹之猛悍，乃为人侵逼，地益狭，种益少。不团结，宋明以一亿人口之民族，而亡于蒙满数十万人口之民族。

崖山之后无中国，崖山之后，被蒙古征服统治，蒙元乃北狄，非中国。有人说此说极端，其实不极端，要看你怎么理解。汉唐之亡于魏梁，只是内部的政权更替，宋明之亡于元清，乃政权被外部夷人所灭。王船山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政权更替，可以以世袭继承，可以禅让，可以革命，但绝不能让给夷类！内部之亡，中国还是中国，亡于外族，还有中国吗？政治文化上的中国没有了。政治上，中国的政权没有了，文化上，中国的文化断层了。 崖山之后无中国，并非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明朝也是中国，意思是崖山之后，中国亡了，被蒙元统治，蒙元不是中国。这近百年无中国。有人说蒙元，满清也自称中国，当时人也称中国，他们自称中国，就承认他们是中国？而这个“中国”，乃地理之中国，作为文化政治上中国确实是没有了。日本还自称中华呢，日本就是中国？ 而蒙元被驱逐出去，都是称蒙古，或瓦剌，鞑靼。满清灭亡，其末帝溥仪勾结日本，占据东北，称满洲国。这还不说明他们是个地道的殖民政权？

汉民族意识在清末高涨了一次，排满反清兴汉言论充斥报纸书籍，自五族共和后不久，汉民族意识又逐渐淡薄，再经国初阶级斗争之冲击。而多忘却满清入关那段血泪史。近来，明清之际一些历史成为敏感被和谐。电视剧《大英雄郑成功》被禁。那些抗清的影剧多是禁拍的。而粉饰康乾的电视剧大行其道，如《康熙王朝》。

汉民族意识情感不能强，汉民族意识情感一强，就是“大汉族主义”了。然近来也出现一些“皇汉”，“汉本位”，“汉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多了。改开时代很少的。现在是网络时代，更容易找寻那时的历史和诗文。

那些民族的痛史，总会通过网络传播被人看到。看到那段历史，那些诗文，总有不少汉人受到感染，而觉得不能没有民族主义。

一个政权主要是要这个民族支持它，它才能长久。满清为何长达近三百年？因为满洲这个民族铁杆拥护满清。他们绑在一起了。民族和政权绑在一起了。清朝有个造反的满人吗？满清压榨汉人很阴毒，而特维护他们的种族——满洲。清末很多革命党人讲排满，因为满和清是绑在一起的。钱穆对满清的认识清楚，说满清是个部族政权。

明亡，殉国之多，为历代之冠。仅乾隆朝所修《胜朝殉节诸臣录》所载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岂明之深仁厚泽足以倾士之心，而为之尽死哉？当此之时，鞑虏入侵，中原沉沦，南明为中国一线之延，慷慨效死，非徒为明也，为华夏也，耻戴夷狄也。明朝遗民之多，亦是空前绝后，钱海岳《南明史》所表彰遗民达四千人以上，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所记之人超过两千人。

一些人说秦楚也是夷狄，秦楚统一中国，也不是民族征服战争，怎么反驳？他们这么说，无非为了说明元清灭宋明，和秦灭六国的性质一样。就是这个网名中国海军元帅说的。秦楚是中国的诸侯，跟元清一样吗？犬戎犯周，陷犒京，秦救周有功。秦因此被封为诸侯，秦还和西戎打了很多的战争。《诗经》有《秦风》，选了秦国的诗歌，孔子修《尚书》，也选了《秦誓》。他们说秦楚是夷狄，唐也是胡人王朝，别有居心啊。六国联合抗秦，不说攘夷。七雄一也，都是中国人。反秦的口号是伐无道，诛暴秦。伐元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性质一样？这些民族虚无主义者自相矛盾，双重标准，既说反对族群划分，辨别种族，又说秦楚隋唐是胡人！把他们开除华夏民族。汉高祖是楚人，汉高祖也是胡人？大汉也是胡人了。两千年历史多是胡人朝代了。这么虚无中国的历史。还说汉唐不讲究民族之分，他看过唐朝的边塞诗吗？说开放包容。强调唐朝的开放，用胡将，而唐朝如何铁血镇压消灭胡人的历史则刻意忽略。唐诗有“誓扫匈奴不顾身”，“驱彼犬羊族，正此戎夏疆”，还有灭胡曲。

在心学群发《华夷论》，被这么说，说这没落腐朽了。心学不讲华夷之辨？舍华夷而谈心性。竟说华夷之辨是没落腐朽的，孔孟都讲华夷之辨，他们也是没落腐朽的？作为儒家信徒，竟贬损否定华夷之辨？还说秦楚吴越是异族，我真要。这人还歪曲儒学！伪儒啊。华夷一体，哪部儒家经典说过。他的观点是学习接受中国文化，就是华夏了，不管他是什么族。还篡改韩愈的话，韩愈《原道》原话是：“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秦楚吴越是异族？《史记》看过没有？《史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吴更与周同宗，“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都是血统纯正的华夏民族，怎么成了异族了。民族虚无主义者真是双重标准，反对民族之分，又分裂华夏民族，把一些诸侯国，朝代排斥为异族。

罗正钧者，与王船山同乡，读船山之书，慨然想慕船山，自称船山私淑弟子，著有《船山师友记》，岂不知华夷之辨，船山恒重言之，明亡之痛，船山所悲，志在抗清，满清非我族类，不可戴，而当驱逐也，而忠于满清，于满清之终也哀之，不知满清之亡，乃我华夏之光复也，且为殉清之臣作录，曰《辛亥殉节录》，悖哉！何不反清，为明之烈士作《殉节录》也？

辛亥革命，汉族光复也，而曰：“于斯之时，士能抱残，退处自洁其身者，十不得一焉。而浩然不欺其志，捐躯命以扶已坠之人，纪夫岂易覯哉！”于是搜采当时臣僚中殉清以死者得百数十人，成《辛亥殉节录》六卷以寄怀，为满清遗老，而疾视民族革命。

呜呼！斯言也，宜为黄道周、张煌言、瞿式耜诸明臣言之，存夏抗虏也，岂殉清之臣所得与哉！明遗清遗，岂可同乎？明遗之忠，忠于华夏也，其志可尚，清遗之忠，忠于胡虏也，其心可耻，一存中华之义，一怀满清之惠，高下相悬矣！而有号东海儒者余璋法者等而同之。

明亡，殉节之不臣不知几万，不可胜数，乾隆御修达两千人以上，而罗正钧所收者不过百数人，亦可见人心之明也，夷夏之别也。为胡朝殉节者，亦少数之愚人！

明之遗老忠贞可敬，清之遗老愚顽可鄙！明之遗老非徒为一姓之存亡悲也，为华夏之沦亡悲也。船山有言：“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又曰：“使桓温成功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为君。”又曰：“一姓之存亡，私也；万姓之生死，公也。”则可见矣，尤感于夷之猾夏也。吴钟峦诗曰：“誓作明朝鬼，不为他姓臣。况当夷猾夏，尽是兽为人。”王翊诗曰:“鼎革从来有，忠臣何代无。未闻夷猾夏，能帝我皇图！”此明之烈士遗民尤多，为历代之最，当夷之侵据，所为深耻极痛。 若清之遗老，徒怀满清豢养之私而已，或惧大义之讨，岂有夷夏家国哉？满清之奴也，而可比于明之遗老乎？

屠胡的冉闵其实也是个儒家弟子，很血性勇武的儒家弟子！

冉闵不仅攘胡复夏，还大兴文教，复兴儒学。《晋书》载：“闵至自苍亭，行饮至之礼，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达于礼制，知尊儒道，岂俗所云之莽夫哉！

安丙《冉闵传》：冉闵访中国之人才，德辉举魏赵，时人谓其有开国气象。

《甲府丹册》：兰陵公冉闵有事于学，着深衣，戴乌角巾，时亲耕藉田，虽天道忌满恶盈，然兰陵士民，多受其泽，民之豪杰者，皆为其将校。

冉闵儒将也！事于儒学，穿儒服儒冠，亲自耕田。

《晋史》残篇：冉求之子孙也，父冉良，祖父冉隆。其材文武皆有之，谋勇绝人。

冉闵还是孔子弟子冉求之后代，不愧圣徒之裔！

冉闵杀胡，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三百斩！“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可惜他建的国很短暂，又沦于夷狄。

（刘）觉曰：石氏以羯族犬羊之种，盗窃中原，躬凶聘暴，以致【惵惵遗黎，求哀无地】（出自《晋书·石季龙载记下》，原文标点位置有误，特以【】表明改正后内容），夷狄残犷，斯为极甚。冉闵躬率汉人，大诛胡羯，且遣使告晋，共讨逆胡，虽大义未竟，然能为汉族报仇雪恨，俾中原遗藜，稍得摅其宿愤。于五胡云扰之会，我汉族乃有如此英特之人物，后之读史者，所当引以自慰者也。昔赵武灵王尝谓先时中山负强，侵暴吾国，係累吾民，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而其后武灵竟灭中山。汉武帝欲困匈奴，尝诏天下曰：昔高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而终能犁庭扫穴，漠南遂无王庭。及其孙宣帝时，匈奴竟款塞来朝焉。今冉闵之大诛胡羯，论其志绩，盖足追纵赵汉矣。夫民族意识，偕有生以俱来，即禽雀牲畜，亦无不以自护其族为当然。今倭人之所以加诸我族者如何？吾人远览前绩，俯怵今祸，尚不愧愤于中，而思所以复仇者，殆非人耶！ ——《中国历史上之民族英雄》

冉闵的神勇，晋书载：“恪乃以铁锁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这种体能武力，近乎超人吧。项羽也就百人斩，冉闵创造了三百人斩，而且斩杀的是鲜卑军的勇锐。冉闵双手都拿着武器。感觉就是看武侠小说。

华夷可以转化吗？可以，但只是特殊情况，华夷转化，就是汉人流落到胡地，世代娶胡妇，与夷通婚，风俗彻底胡化，胡人到中国，与汉人通婚，风俗彻底汉化。是好几代后，就转化为另一种模样气息了。不是胡人一学习汉文化，就是华夏，汉人一沾染夷俗，就是夷狄。如汉武帝胡臣金日磾，世代为汉官，后代就成了汉人。李陵投降匈奴，不复回归，后代变成胡人。也有流落异地，不被同化，美国有华人区，美国有华人区。

血统以父系为主，但是与异族女通婚了，都娶异族女，就会变换为母系。史载匈奴为夏禹之后，鲜卑拓拨为李陵之后，可能就是其后代都娶胡妇，风俗全部胡化，胡语胡服胡貌，就是夷狄，不再是华夏了。

有人说汉人自五胡乱华以后，血统已经乱了，更经辽金元清之民族融合，没有纯种的汉人了，汉族就是个大杂侩，此说也，淡化汉族民族意识，虚无汉族。汉人虽经五胡乱华，但汉人人口文化一直占优势，譬如一盆水放在池塘里，水还是水盆里的水吗？成池水了，汉人不保证没有异族血液袭入，但不足以改变汉族基因，汉人基本不变。看现代的汉人和古代的汉人长相都是差不多的。纯种，绝对的纯种肯定很少，且没有，但我可以肯定现在汉族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是汉人血液，那就不能说汉族是杂种，大杂侩。所谓杂种，大杂侩，就很多种血液混杂在一起，不相上下，如五种血液，满人占十分之三，汉人十分之三，蒙古人十分之二，和族十分之二，这才是杂种。我们汉人绝大部分，汉人血液占百分之八九十。

但总觉胡人血液袭入，汉族不免退化。虽然胡人不足以改变汉人基因，但它强势的入侵，也会对汉人基因造成一定的伤害，让汉人受其影响。五胡乱华后，虽有隋唐之中兴，唐朝扩张了很多领土，但不如汉朝对外族保持长久的强势，安史之乱后，遂衰。唐亡，宋的民族生命更弱。而被夷狄吞噬，明光复了中华，有段强盛时期，但不能和汉唐比，且后来又一次亡于夷狄。

一些冉黑说冉闵其实原先是汉奸，和吴三桂一样，就因为冉闵曾为羯赵之臣，杨坚亦曾为鲜卑之臣，杨坚也是汉奸？和吴三桂一样吗？吴三桂是背弃大明降清，为满清入关征服汉人的鹰犬，冉闵是他父亲冉瞻被石虎养为义子，冉闵生的时候就归属于羯赵，姑为效力。但冉闵为赵将，打的多是其他胡人政权，与东晋无甚攻击。

冉闵生时属胡，长大了还有汉族意识，明胡汉之别，反正杀胡，不是很难得吗？冉黑为何非要抓着冉闵前为赵臣的事不放？冉黑又说冉闵心中并无民族大义，只是为了个人野心，与石氏争位不成，胡人不为己用，遂屠胡，与胡血战。以《晋书》载：“初，遵之发李城也，谓石闵曰：‘努力！事成，以尔为储贰。’既而立衍，闵甚失望，自以勋高一时，规专朝政，遵忌而不能任。”冉闵诚有帝王之野心，但不是就没有民族意识，冉闵原先想和平解决胡汉问题，但胡主的猜忌，胡人谋杀自己，“鉴使石苞及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等夜诛闵、农于琨华殿，不克，禁中扰乱。鉴恐闵为变，伪若不知者，夜斩松、才于西中华门，并诛石苞。”“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这刺激了冉闵的汉族意识，知胡人之为豺狼，又感胡人对汉人多有压迫，遂对胡人展开铁血的报复：“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

冉闵灭了石氏的族，杀石虎五子，三十八孙，遣使临江告晋曰：“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这是不是冉闵的民族意识？愿引晋军共讨胡人。

石虎擒获冉闵父亲冉瞻时，冉瞻才十二岁，冉闵没出生，冉闵出生的时侯，羯人统治中原好几年了。但冉闵还说：“吾属故晋人也，今晋室犹存，请与诸君分割州郡，各称牧、守、公、侯，奉表迎晋天子还都洛阳，何如？”不忘自己是晋人之后，有迎晋天子回中原之意，虽无效顺之诚，而种族大义，恢复中土之志固彰彰见矣！而有胡睦者颂闵功德，以晋人远窜江表不足戴，闵遂称帝。然犹遣使至晋，请晋遣军共讨胡人。

而且冉闵在石虎时代，就开仓赈济了很多汉民，石虎是个暴君，大肆压迫汉人，冉闵对汉人救济了不少，“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甲府丹册》载：“兰陵公冉闵有事于学，着深衣，戴乌角巾，时亲耕藉田，虽天道忌满恶盈，然兰陵士民，多受其泽，民之豪杰者，皆为其将校。”所以北方汉人都拥戴冉闵为帝，冉闵能善待汉族人民。

《晋书》载：“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无岁不战，那是与胡人相斗很频繁，其影响，使“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虽说没有网上一些冉粉夸张为拯救汉族，但解除了很多胡人对汉族的威胁，胡人对汉人有所恐惧，不敢再大肆压迫汉人。胡人最多占据中原，不能南入，占领南方。看看羯赵以后的胡人政权，氐秦，鲜卑慕容，姚羌都没有像羯赵那么残酷压迫汉人。

冉闵也曾招降一些胡人用之，“闵率步骑十万攻石祗于襄国，署其子太原王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光禄大夫韦謏启谏甚切，闵览之大怒，诛謏及其子孙。”一些冉黑又抓住这个黑冉闵了，说冉闵不是举着民族大义屠胡吗？而这次却招用胡人，韦謏切谏，都被冉闵诛族，可见冉闵只为个人野心，并无民族大义。冉闵公屠胡，胡人恐惧，群胡皆欲围攻冉闵，冉闵受敌多，想改变激进的对胡策略，不是逢胡就杀，怀柔一些胡人，以夷制夷而已，非忘民族大义也，且所用胡人一千而已，以为麾下，未尝置将帅。韦謏切谏被诛，冉闵一时暴脾气，听不进逆耳之言后。后来降胡反叛，“等执冉胤及左仆射刘琦等送于祗，尽杀之。”冉闵很后悔，赠韦謏大司徒。而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硬战到底，对胡人无丝毫妥协。

冉闵是如何报复石祗的？刘显帅众七万攻邺。闵召卫将军王泰议之。泰恚其谋之不从，辞以疮甚。闵亲临问之，固称疾笃。闵怒，还宫，顾谓左右曰：“巴奴，乃公岂假汝为命邪！要将先灭群胡，却斩王泰。”此固一心要与胡人拼杀到底。“于是尽众而战，大败显军，追奔及于阳平，斩首三万余级。显惧，密使请降，求杀祗为效，闵振旅而归。果杀祗及其太宰赵鹿等十余人，传首于邺，送质请命。骠骑石宁奔于柏人。闵命焚祗首于通衢。”

再看冉闵与胡血战的几大胜绩：

一，石琨及张举、王朗率众七万伐邺，石闵率骑千余，距之城北。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斩级三千。

二，石祗遣其相国石琨率众十万伐邺，进据邯郸。祗镇南刘国自繁阳会琨。闵大败琨于邯郸，死者万余。

三，张贺度、段勤与刘国、靳豚会于昌城，将攻邺。闵遣尚书左仆射刘群为行台都督，使其将王泰、崔通、周成等帅步骑十二万次于黄城，闵躬统精卒八万继之，战于苍亭。贺度等大败，死者二万八千，追斩勒豚于阴安乡，尽俘其众，振旅而归。

四，石祗使刘显帅众七万攻邺。闵尽众而战，大败显军，追奔及于阳平，斩首三万余级。

五，刘显率众伐常山，太守苏亥告难于闵。闵留其大将军蒋干等辅其太子智守邺，亲率骑八千救之。显所署大司马、清河王宁以枣强降于闵，收其余众，击显，败之，追奔及于襄国。显大将曹伏驹开门为应，遂入襄国，诛显及其公卿已下百余人，焚襄国宫室，迁其百姓于邺。

六，与恪遇，十战皆败之。

与羯人，羌人战，冉闵是绝对有把握胜利。可惜遇到了慕容氏，鲜卑慕容氏也来围攻冉闵。冉闵以寡敌众，十战十捷！鲜卑慕容氏的佼佼者出了个慕容恪，很狡猾，“恪乃以铁锁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但冉闵神勇异常，一人斩杀鲜卑三百精锐！不久，燕军大部分来了，将冉闵重重包围。毕竟燕军太多，寡不敌众，冉闵乃跃马溃围东走，行二十余里，重重包围下，还能冲出去，这也是神勇了，但可惜的是马却在这个时候倒下了，“马无故而死”，一定是战斗太久，马很疲惫了，疲惫而死。遂为慕容恪所擒。燕国君主慕容责问冉闵称帝，冉闵喊出了两晋南北朝时代汉人的最强音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中土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刚烈不屈，直斥胡虏，于临死之前这么说，民族意识，华夷之辨，于此甚为明显，冉黑为何无视？前面冉闵的杀胡，请晋军共讨胡人，你可以理解为利用民族主义成其个人野心，但他最后说的这句话，临死前说的这话，直斥胡酋，毫不客气，也是虚伪之言？甚者还有冉黑说冉闵认贼作父，黑闵都不顾史实了，史载冉闵父冉瞻十二岁被石虎收为义子，冉闵都没出生，何来认贼作父？

古人没有民族意识？只讲君臣？明代人是怎么看待张弘范的：

姚镆：

改定元伪淮阳宪武王碑序

余读金史见张柔之蹙金，张弘范之覆宋，未尝不掩卷而叹恨，渠父子之济恶以戕宗国也。夫柔，宋遗民也，不当仕金，而仕之已失身矣。既为戮力行间，已而为蒙人所获，不能即死，又为敌用，又刼金以兵，金亡，而又移师攻宋，其罪盖不容于死。柔死，弘范继之，范也，忘其身之先为华也，不思沈劲、李湛之求盖前愆，踵其父恶而敢于倾宋，范之罪通于天矣！初柔首造逆谋，乃治兵于亳，而范复成之。故亳有张氏庙，而范之庙碑则元伪学士虞集所撰也，大抵侈蒙主之威德与张氏之功勋，而不知柔父子之元恶，实为万世华人之所痛恨也。后之君子若忘元之为夷，则集言似未为过，若不忍于宋之灭于夷也，则集之褒颂夸美真所谓一字一涕也，尚忍终篇乎哉！顾集与柔范等耳，无足深罪，昔我太祖皇帝尝禁泉人蒲寿庚孙胜夫之子孙，世不得齿于士，盖治其先世导胡倾宋之罪，故终夷之也。柔范之后宜在此禁，而获免于论，岂宋景濂诸人皆尝失身于元。而无以发斯义与？何当时朝论之独遗此？余惧读碑者之不察也，特正其伪称，删其溢美，为修宋史者立一义例，凡有人心者见之。必于此焉变矣。使世之任兵革者不以杀伐为绩，而以识华夷君臣之义为重，勒金石者不以撰述为工，而以辨顺逆邪正之分为贤，诛既死而警将来，庶有感于斯文云。

说不要以今人的民族观念要求前人，好像古人没有民族观念。明太祖批蒙元“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竟”“蔑弃礼义，彝伦攸斁，天实厌之”“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夷狄腥膻，污染华夏”“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完全否定蒙元的法理，骂那些为夷狄服务的的汉奸“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这算不算民族主义？

他们总说古人没民族观念意识，无非是说民族主义只是特定时代，并非天经地义，绝对的道德伦理。政府腐败软弱，有投靠异族的理由，有做汉奸的理由。有人说：国不爱我，我何爱国？

知乎上好几个给张弘范洗白的。张弘范生在蒙古治下，为蒙古人所用，可以理解，但他身为汉人，帮异族消灭仅有的汉族政权，就不可原谅。王猛受苻坚厚恩，还能劝苻坚勿攻晋呢。而张弘范却做伐宋统帅，何忍乎？且镌碑曰：“张弘范灭宋于此。”以此为功，以此为荣，恻隐之心尽亡矣！

说张弘范实为万世华人所痛恨，难道只有今人才骂弘范为汉奸？

蒙古人在宋不属于中国，所以当时是侵略，现在很多蒙古人是中国人，如果现在内蒙古的蒙古人人打入内地，占领全中国，做了中国的统治者，算亡国吗？当然算，中国者，汉人之中国也，非汉人者当国统治，皆为亡国。族类之辨比国家还要严啊！希特勒占领奥国，奥国很多人欢迎，何也？以其同族也，奥国也有很多日耳曼人。因为同族，虽然异国，不能断其关系。如果俄国侵略中国，中国国内的俄罗斯族人也会欢迎的。什么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过建国后这几十年的一个政治概念，民族上未必就能合在一起。有些民族之间差异矛盾冲突大着呢。现在一些人强调中国，而虚无汉族。不知汉族乃中国的根本，没有汉族，就没有中国。如果汉族多死了，锐减甚至消亡了，是其他少民占据这些领土，他们的建的国还算中国吗？那以后还有中国？灭亡西罗马帝国的那些蛮族也是罗马境内的民族，但他们分别占领罗马的土地，他们不叫罗马，而叫西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蛮族统治了欧洲大地，从此欧洲陷入千年黑暗蒙昧的中世纪。西晋五胡中的羯族也是中国境内的民族，而当羯族统治中原，对汉人是何等残酷地压迫！

说元清非中国，无须以文明法理辨之，简单地说就是非我族类。我们不承认元清，最根本最主要的是因为它非我族类。我们不承认异族人统治中国。野蛮贪残屠杀在其次，此夷狄之常也，亦何足怪，最痛中华沦于夷狄。非我族类，统治中国，他肯定会为他自己民族着想，而会对汉族利益有所损害，不管是什么民族。不管他个人贤否。王船山说：使桓温成功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为君。明遗民有言使李自成为君，犹贤于戴满虏为君。章太炎曰：吴三桂虽乱臣，犹汉种。我们鄙视吴三桂，但看到吴三桂反清，还是希望吴三桂能成功。明遗民有个叫屈大均的就加入了吴三桂反清的队伍。

灭亡西罗马帝国的那些蛮族也是罗马境内的民族，但他们分别占领罗马的土地，他们不叫罗马，而叫西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蛮族统治了欧洲大地，从此欧洲陷入千年黑暗蒙昧的中世纪。五胡中的羯族也是中国境内的民族，而当羯族统治中原，对汉人是何等残酷地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