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为韩愈晚年信佛辨诬，以韩愈与柳宗元书信为证（六千五百多字）

韩愈原道谏迎佛骨等辟佛文流传天下，士人莫不读之，影响大矣，后世儒生师之，佛门中亦有改辙者。佛徒衔之惧之，恶之者，编退之死后下饿鬼道以诅之，曰谤佛者得恶报也，其巧者则造谣诬退之晚与僧大颠交，易节信其教矣，而以谓世人曰:“辟佛之坚如韩愈者，亦信佛矣，是圣教之移人如此之深也，不如愈者，而犹欲蹈其前辙哉！”佛徒之为诞妄矫诬者如此，而无知者信焉，儒者当为辨诬，于韩公晚年书信《与孟尚书书》及柳宗元一书信而知佛徒之诬，无须多辨矣。特录韩柳书于此:

韩愈:

与孟尚书书

愈白：行官自南回，过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书数番，忻悚兼至，未审入秋来眠食何似，伏惟万福！

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某之祷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圣贤事业，具在方策，可效可师。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积善积恶，殃庆自各以其类至。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诗》不云乎“恺悌君子，求福不回”。《传》又曰：“不为威惕，不为利疚。”假如释氏能与人为祸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惧也，况万万无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类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祸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灵。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诬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间哉？进退无所据，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且愈不助释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说。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斁，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故曰：“能言距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扬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倡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

籍、湜辈虽屡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获承命，惟增惭惧，死罪死罪！愈再拜

案:于韩愈此书可见，佛徒之编造其信佛，于韩愈生前已流行矣，愈已自辨，而佛徒犹欲诬之，至今不易。而韩愈此书辟佛犹严，比原道谏佛骨表更明言佛之害，可谓笃于正道，为防深矣。推尊孟子，谓佛老之害大于杨墨，辟异卫正，虽万死不恨，何其自任之重也！言之如此彰明，如此严重，尚可诬乎？

柳宗元: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韩退之与予善，尝病予嗜浮屠言，訾予与浮屠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予，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屠。”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屠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馀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

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屠游以此。

今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为其道，以养而居，泊焉而无求，则其贤于为庄、墨、申、韩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其亦远矣。李生础与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此人寓退之，视何如也。

案:柳宗元为韩愈之友，同尚古文，而韩愈辟佛，宗元佞佛，愈颇不满，常批评规劝之，又与书责之，而柳氏则以佛之说有与圣经合者，非庄列申韩之险怪比也，是不知佛说愈精，其害更过庄列申韩。愈近理而害道愈甚，人不易辨，如“紫夺朱，郑声乱雅也”。不知圣人之道，而以异端有合也，惑于佛氏深矣。韩愈之“以其夷也”，非谓夷狄之无善类也，华夷之防，华夏为本，不以夷狄之法乱华，甚至喧宾夺主，变夏为夷也。季札吴之公子，泰伯之裔，与周同宗，岂如释氏出自天竺之为远裔，吴之贬为夷者，政俗近于夷也，季札乃能特立，使鲁观周乐，赞叹之甚深不已，能出幽谷而迁于乔木矣，其为华夏圣裔，慕于华夏礼乐，而与释氏等论，是不知类矣。

谓韩愈罪佛之迹，而不知其内，剃发而髡，无夫妇父子之伦，其外如此，则其为内者，亦岂不颠倒错乱哉！迹非而心是，是分心迹为二，心迹一也，诚于中而形于外，外之不是，则其于中者岂无谬哉！言其清高不爱富贵，乐山水而嗜闲安，过于世俗之逐利相轧，此远于污俗而逐于高明也。然高明之害也过于污俗，污俗之害，人多知之，高明之害，人不知之，反推而尊之。陈仲子之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而孟子非之，离兄而绝母妻，无人伦也，释氏更悍然毁性绝伦，以其小者，而信其大者，恶可哉？愈之不排庄列申韩，而辟佛者，当时盛行者佛，其为惑尤深也，所关者天常。

韩公之自辨而更辟佛之害者如此，其友柳氏之述其不满其佞佛者如此，守正斥邪甚诚，终身不改，佛徒之诬其晚年信佛者，可以休矣！可以休矣！

韩愈之于僧，盖如孟子之对墨者。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苈，又从而招之。”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而以“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见孟子于异端之严，然距其说也，非距其人也，人之智不及，易为异端所惑，距其说，异端之惑人者减，未能距其说，而徒距其人，惑者相继，岂胜距哉！“归斯受之者”，孟子于异端之宽也，人之有觉也，一旦悟杨墨之非，而信儒家之为正，归儒，则受之而已，受而教之，相与共扶正道，此仁也，智也，既归正道，既往不咎，何复咎前之迷于异端而犹距之束之哉！而能教异端之徒以归正道，岂不尤贤乎！非如耶穆之教，恶异教而摈斥其徒，杀戮其徒也。吾儒之辟异端，辟其说而已，学说为天下之本也，本治而末移。则韩愈之辟佛，而复与僧徒交者，岂言行之不一，或始辟而终信哉？韩愈所恶者，佛说也，非僧徒也，辟佛而交僧，孟子追放豚之意，欲导异端之徒归正道也，诗人孟郊之弃佛而归儒，是其效矣。惜乎柳宗元耽迷之深，不能导之于正也，然不以其崇异端而易其朋友之好，其量亦宏矣，知人学有分也。

又案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曰: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 ，问其名则是，校其行则非 ，可以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问之名则非，校其行而是，可以与之游乎？扬子云称 ：“在门墙则挥之 ，在夷狄则进之 。”吾取以为法焉。（韩公交僧人之意，盖欲取其行是，有儒行者而交之。）

浮屠师文畅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午凡有行，必请于搢绅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贞元十九年春，将行东南，柳君宗元为之请。解其装，得所得叙诗累百余篇章非至笃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无以圣人之道告之者，而徒举浮屠之说赠焉。夫文畅，浮屠也，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来请也？彼见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乐闻其说而请之。如吾徒者，宜当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语之，不当又为浮屠之说而渎告之也。（其欲以正道告佛徒，以导之入儒门之意明矣。送浮屠之文，无非扬儒抑佛，谓浮屠者有慕于吾道，则当以吾道之精粹告之，岂可复以其所学佛说语之？与僧徒所传公慕佛法，并杜撰公与大颠书，称慕请问者，何相反也！于此益知佛徒之诬矣，儒者胡为不辨而信之？）

民之初生，固若禽兽夷狄然。圣人者立，然后知宫居而粒食，亲亲而尊尊，生者养而死者藏 。是故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施之于天下午万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体安而气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书之于策，中国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为而孰传之邪？夫鸟俯而啄，仰而四顾；夫兽深居而简出，惧物之为己害也，犹且不脱焉。弱之肉，疆之食。今吾与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邪？（此语亦斥佛之无本而何传，隐刺其为禽兽之道，斥佛徒沐圣人之恩，而忘圣人之道，当知所从来。）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为者，惑也；悦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实者相不信也。余既重柳请，又嘉浮屠能喜文辞，于是乎言。（其欲引之入儒门之意又见矣！谓当弃乎故而即乎新，故者为佛，新者即儒也。而吾辈为儒者，当以实言告之。）

此文实表孟子追放豚之意，韩公辟佛大节，始终一贯，非徒辟佛，又欲明先王之道以告之，拉之入门，变释者为儒，岂可诬哉！岂可诬哉！呜呼！使儒者皆能如韩公教化异端以归正道，则吾道自然昌明，异端自然消息，又何必如前之所为“火其书，庐其庐，人其人”哉！于此见韩公辟佛之法较之前高明，绝非易节折于异端也，正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兵不血刃而降其众，岂不犹愈于杀乎？韩公言学，于异端如此之严，待异端之徒，则如此之宽也。

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韩昌黎集》卷三曰：此篇一起，为第一段。先将自己与浮屠作序之故轻轻脱出，见得与平日辟佛教自是并行不悖，立身最占地位。中幅，辟去众人序诗百余篇，为第二段。扫倒众人，方好自出议论。后幅，告之以圣人之道，颂以圣人之功，为第三段。得此表章，方见得自说异于众人处。末作一结，五句各自一意，一意各自一结，穷神之笔。

爱新觉罗·玄烨《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五曰：昌黎力排释氏，而为浮屠赠言，如此正《原道》中所谓“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也”。

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四曰：文畅浮屠也。其周游天下，本欲倡明其教，如今日所谓大和尚使天下人崇信皈依耳。即请诸搢绅先生咏歌，亦不过取重于宰官文人，为之护法标榜，使天下人坚其崇信皈依之念耳。柳州喜与僧游，宜为之请。然昌黎一生大本领，全在辟佛，岂能作此等委曲文字。故开口分出儒墨是非，而以名行之异，虚虚发出不轻绝人之意。转入文畅身上，硬坐他喜文章、慕圣道，吾儒不当以浮屠之说赠送，当以圣人之道开示。铺张胪列，说出圣人无数好处，皆文畅所不乐闻。但说到禽兽之弱肉强食，而人得以养生送死，伊谁之功，实皆世俗未曾想到之语。篇中自“民之初生”至“中国之人世守”句，乃《原道》篇节文，至所谓“弱肉疆食”等语，即《原道》篇中所谓“古无圣人，人类灭久”之意。余以闽蕃之变，下狱籍产，常叹王灵不及，受种种苦，则践土食毛，无日可忘君恩，浮屠独未之思耳。是篇较《原道》篇尤为警策，皆从孟子好辩章，“无父无君率兽食人”等语脱化出来，真有功世道之文也。

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卷六曰：此篇文字，能当面骂人而人不知，由善用提笔也。“民之初生，固若禽兽夷狄”，似泛举，一言不涉文畅。举出圣人与佛氏针对，见得学圣人者非禽兽夷狄，则对面之人，与圣人反者不消说矣。抬高尧、舜诸圣人，说得酞挚，淡淡一证以浮屠之所传，使觉异样冷隽。文笔之变化陆离，到极处矣《古文辞类纂选本》卷六：此篇文字，能当面骂人而人不知，由善用提笔也。“民之初生，固若禽兽夷狄”，似泛举，一言不涉文畅。举出圣人与佛氏针对，见得学圣人者非禽兽夷狄，则对面之人，与圣人反者不消说矣。抬高尧、舜诸圣人，说得酞挚，淡淡一证以浮屠之所传，使觉异样冷隽。文笔之变化陆离，到极处矣。

附诸儒评论韩愈:

朱子曰:退之《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他见得。“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说得极无疵。”

薛文清《读书录》曰:切不可随众议论前人长短，要当已有真见，方可。唐之韩子，乃孟子以后绝无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篇虽博爱三品之语有未莹者，然大体明白纯正，程子所深许，朱子又为考正其书，诚非浅末者可得而窥也。后学因见朱子兼论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责备贤者之意，遂妄论前贤若不屑为者，其可谓不知量也甚矣。当韩子之时，异端显行，百家并倡，孰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为相传之正统？又孰知孟轲氏没而不得其传？又孰知仁义道徳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释氏濵于死而不顾？若此之类大纲大节，皆韩子得之遗经，发之身心，见诸事业，而伊洛真儒之所称许而推重者也。后学因见先儒有责备之言，遂勦拾其说，妄议韩子若不足学者。设使此辈生韩子之时，无先觉以启其迷，无定论以一其志，吾见沦于流俗，惑于异端之不暇，又安敢窥韩子之门墙哉！故论韩子之得失，在周程张朱数君子则可，苟未及数君子，皆当自责自求，殆未可轻加诋议以取僭妄之罪也。

薛文清《读书录》曰:性理之学经周程张朱诸君子发挥如此明白，当时亲炙者尚失其意，而韩子生于道术坏烂之余，无所从游质正，乃能卓然有见，排斥异端，扶翼正道，遂有立于天下后世，真可谓豪杰之才矣！

陈几亭曰:我辈生程朱之后，晓佛之失不难，况圣世功令，以儒辖释，天子从无隆重邪教者，则距邪益不难。唐承五代之后，人主涕泣瞻拜，举世几无复人心，前此又从无阐破禅病者。退之绝无依傍，粗粗守正，便是千载人豪。试想他是何等心肠！何等识见！何等胆量！所以程子极力推许，断不得目之以文章之士。

陈几亭曰:退之骨气严正，子瞻襟怀洒落；退之重大颠以理，子瞻狎佛印以滑稽。退之生平辟佛，皆以福田，未深究佛理也。当时天子崇尚异端，海内风靡，而退之独立不波。晚遇大颠，想其人实实参悟，不以福田为心，较寻常学士大夫，傍儒理而无所得者，反有胜焉。好学者人人可资，人人取益，不得于同类，亦何间于缁流? 遂与往来商订，无足怪也。子瞻性喜恢谐，而《外纪》所载，佛印谑言尤秽亵无人理， 殆释氏之狡童，儒宗之蟊贼乎？岂得与退之珍重大颠同日而道？

陈几亭曰:韩文公继亚圣，启程朱，厥功诚伟。

张元谕曰:阳明云韩子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此过当之论也。程子称原道之作，其识大。朱子称退之不易及。西山真氏谓《原道》诸篇语道德必本于仁义，而其分，不离父子君臣，其德不过礼乐刑政，饮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权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复明者，韩子之功，实万世之公言也。至力排老佛，尤非诸子所及。史称孟子距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千余载。拨乱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非过誉者矣，岂文士而已哉！文中子言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醮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是犹以老佛为可宗也，而谓退之去文中子远甚，不亦过乎！

王阳明《韩昌黎与太颠坐叙》曰:退之与孟尚书书云：“潮州有一老僧，号太颠，颇聪明，识道理。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因与来往，及祭神于海上，遂造其庐。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颠，其大意不过如此。而后世佛氏之徒张大其事，往往见之图书，真若弟子之事严师者，则其诬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与人不可以不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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