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学者评论东林，我东林承道统，辟异端！

倪元璐:虚中言之，东林则亦天下之才薮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标，而或绳人过刻；树高明之帜，而或持论太深；此之谓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则不可。且天下之议论，宁涉假借，而必不可不归于名义；士人之行已，宁任矫激，而必不可不准诸廉隅。自以假借矫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毁裂廉隅，背叛名义矣。连篇颂德，匝地生祠。夫颂德不已，必将劝进；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犹宽之曰“无可奈何。嗟乎！充一无可奈何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议者论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而独持已甚之论苛责吾徒，亦所谓悖也。

倪元璐:东林自邹元标、王纪、高攀龙、杨涟外，如顾宪成、赵南星、冯从吾、陈大受、周顺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真理学、真骨力、真气节、真清操、真吏治，岂有所矫激假借而然？

明末抗清烈士吴应箕《东林本末》曰: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人国，必加之以朋党。于是，东林之名最着而受祸为独深；要亦何负于人国哉！东林争言真伪；其真者必不负国家，伪者反至负东林。此实何欤？盖起事至五、六十年，相传多失其实。于是而有伪者，亦势使然也。
……
予于万历癸巳，盖不胜世道消长之感焉。诸君子之被祸也，争并封；未尽者，大计尽之；大计未尽者，会推又尽之。自顾泾阳削归，而转空林，实东林之门户始成。夫东林，故杨龟山讲学地，泾阳顾公请之当道，创书院其上而因以名之者。时梁溪、毘陵、荆溪、金沙、云阳诸公，相与以道德切劘，而江汉，北直遥相倡和。于是人品理学，遂擅千百年未有之盛。然是时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贤人不得志而相与明道于下，此东林之不愿有此也。即后此之为贤人君子者，亦何尝标榜曰：吾东林哉！朝廷之上见一出身吐气、乡党之间有一砥行好修，率举而纳之曰：此东林也。浸滛二、三十年，壮者衰，老者死；迨辽难作，而势不可复支，至不得已求人于此中，而又以门户挠其成而利其败。呜呼！此谁非癸巳以后之为哉！吾故观于此，而不胜感慨系之耳。虽然，国家实非不幸而有此也。予尝以为留东汉之天下者，气节也。凶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而不敢取。天启乙、丙之间，一阉作孽，不过刀锯余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回面污行，事至不忍言，而累累相接骈首就诛，卒以其死力捍之，使圣贤读书之种不绝，而为留未竟之绪，以待今日圣明再驭者，此谁为之？则东林之流风余韵，犹能系人宗社如此也，谁谓党人不可为哉！

汪有典《史外》卷六《高忠宪传》曰:不有东林，乾坤崩塌久矣！东林岂亡明者？攻东林者亡之也。

明遗民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曰：“今天下之言东林者，以其党祸与国运终始，小人既资为口实，以为亡国由于东林，称之为两党，即有知之者，亦言东林非不为君子，然不无过激，且依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终是东汉党锢中人物。嗟乎！此寱语也。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昔绪山、二溪，鼓动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设教，可谓之标榜矣。东林无是也。京师首善之会，主之为南、少垆，于东林无与。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奄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似乎东林标榜，遍于域中，延于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论者以东林为清议所宗，祸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清议者天下之坊也。夫子议臧氏之窃位，议季氏之旅泰山，独非清议乎？清议熄而后有美新之上言，媚奄之红本，故小人之恶清议，犹黄河之碍砥柱也。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诋毁东林者，可悲可恨！这些脑残智障！

明遗民孙奇逢《理学宗传》:“予弱冠赴京师时，东林之名甚著，每日章疏固多颂言，间亦有摘及之者。予询学士年长者：‘东林人果何如？’长者云：‘东林，君子也。未必人尽君子，而主盟者则真君子也。’然则摘君子之人者可知已。嗣后五十年，文章节气，大约皆东林之人也。晚得泾阳诸集读之，开豁洞达，晰义甚严，而持论甚正，评人处不徇不刻，自是迩来诸儒之冠。予谓自文成五百年后直接元公，而念庵、泾阳又其见知者矣。《宗传》一编已就绪，而及门士仍有疑泾阳者，曰：‘子何疑？’曰：‘疑其人，万历年之党局始自泾阳，国运已终而党祸犹未已也。今日嚷东林，明日嚷东林，东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者仍嚷东林。岂非作始之人贻谋之不善乎？’子曰：‘子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可谓于今之世哉？阴晦之时，孤阳一线则东林实系绝续之关。乙丙死魏逆诸臣，甲申殉国难诸臣，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乎？诸君子之所以为忠臣，而撑柱天地，名揭日月者，在五十年之后，而其鼓荡摩厉者，在五十年之前，则泾阳之气魄精神度越诸子远矣，岂向俗儒曲学问毁誉定是非者耶？’”

明遗民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曰：“余谓弘光何知，一日为天子，止知淫酗而已；即士英亦何知，一日为首辅，止知货宝而已。而阮大铖、杨维垣之徒，锢溺已久；一旦得舒眉宇，即欲举从前之恨而泄之。于是以复社为东林苗裔，而降贼之周钟、陈名夏故社中人，因欲拑江南名士之口而尽殪之；此‘蝗蝻录’所由起也。大狱将兴，而虏渡江矣。嗟乎！宗社亡矣，而东林之名不亡，不大可笑哉！夫所谓东林者，止顾宪成讲学之徒也；后凡与郑氏、魏阉为难者，时概目之为‘东林’，亦自人指之云尔。然其持议也，正其得名也，显矣；故学士自好之流，咸乐得而道之。崇祯时，江南文人为复社；此张溥等为会文而立，于东林何与焉！乃恶黄道周者以之嫁祸，而云主之者道周；于是下道周狱，以报劾杨嗣昌之夺情入相也。嗣昌者，故不与东林者也；夫恶道周，止攻其身已耳。必狺狺然攻道周，而以复社强附之；攻复社，而以东林强附之。是东林初无党，而攻之者自成一党，意中时时一东林与之敌；至其迹，则似为郑氏、魏阉吠厖。故被攻者议愈正而名愈起，势自相联；不期而然，驯致诸人不党而自党、不东林而亦东林矣。嗟乎！称类既繁，指名亦滥；岂无一、二不肖者出乎其间！乃辄欲同玉石而焚之，不亦暴哉！”东林非党，攻之者成党也，以依附者有败类，乃一概否之，实为暴论！

明末抗清烈士夏允彝《幸存录》曰:“平心论之，东林之始而领袖者为顾、邹之贤，继为杨、左，又继为文震孟、姚希孟，最后辈如张溥、马世奇辈，皆文章气节足动一时。而攻东林者，始为四明，继为元、赵，继为魏、崔，继为温、周，又继为马、阮，皆公论所不与也。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虏剿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可谓之聚怨而不可谓之任怨也。其无济国事也，则两者同之耳。东林附丽之徒，多不肖，贪者、狡者俱出其中。然清议犹得而持之，间亦以公道拔人。其行贿者，尚耻人之知之也。攻东林者，纳贿维日不足。至崔、魏之时，南都之政，则明目张胆，以网利为事，以多纳贿为荣而不以为耻者。东林初负气节，每以内珰为难。即贤珰王安亦与诸贤往来，乃珰之慕贤，非诸贤之通珰也。及其衰也，求胜不得，亦有走险之士与珰结交者。崇祯之季，往往有之矣。攻东林者，珰神庙之时，群珰无权，未有内通者。自呈秀辈奉忠贤为主，而所以媚珰者无所不至，无异诵莽功德；诚天地间一大怪事也。迄于南都，而通珰者扬扬骄语，惟恐人不知之也。若两党之最可恨者，专喜逢迎附会。若有进和平之说者，既疑其异己，必操戈随之；虽有贤者，畏其锋而不能自持。又有因友及友并亲戚门墙之相连者，必多方猜防，务抑其进而后止。实有和平无竞、公正无偏者，亦不之信者也。激而愈甚，后忿深前，身家两败，而国运随之，谓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但后世之论，必一贤、一邪，有难浑者。余亦以同辈所爱重，欲推而入清流祸中。然余不以此稍怀偏忿，持平言其实，庶鬼神之可质也。”

刁包《潜室札记》曰:梁溪先生曰：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阐明殆尽，学孔子而不由程朱，是入室而不由户也。愚谓：程朱之道至高子而阐明殆尽，学程朱而不由高子（高攀龙），是入室而不由户也。

高子问答书两卷，上卷大段言理学，粹然吾性吾命至宝。下卷大段言政事，蔼然吾君吾民良剂。至哉言乎，不作一时套语，不作一情面语，不作一假借语，直欲使天下学者尽跻圣贤之域、天下民生尽享康阜之乐而后已。自有书柬以来，若先生其弗可及也已！

沈桂《明儒言行录》:先生（顾宪成）归里问学者日众。有所劄记沈潜粹密，与读书录相表里，最所研辨者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曰如是则善可不为，而恶亦可横行，盖有感于世之儒名盗行者。先生有绝人之资，而以全力用之于圣学，故不为一切悬虚奇妙所惑，居官虽未得究其用，而与天子宰相争是非者皆国本重计，宗社远猷，即寤寐间，惓惓不忘家国，夫非实以身肩斯世斯道者所必不能。晚年倡道东林，引掖后学，论者谓其有万物一体气象，然于邪正义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自熹庙之季以讫国变，东林忠节辈出，而不减东京风俗之美者，实先生所风励居多。同安蔡献臣曰:先生之学直窥本原，先生之志，力担世道，先生之风千仞髙翔，先生之言，百世可俟。

陈鼎《东林列传序》曰:“诸君子讲学东林，乘五十年，天下靡然从之，皆尚气节，重名义，及国亡，帝后殉社稷，公卿百职以及士庶人百工技艺妇人女子，皆知捐躯效节，杀身成仁，讲学之功效在五十余年之后，亡国有光，于明为烈。余惧史之失传也，乃囊笔奔走海内。舟车所通，足迹皆至，计二十余年廉访死难死事忠臣义士得，四千六百余人，节妇烈女在外，摭其事实，作忠烈传六十余卷，稿成欲上之史馆，携诣京师，寓崇文门，夜为偷儿胠去，仅存姓名录五卷，盖目录也，自慰忠义犹得藉以不泯，每思先梓以传于世，奈贫故勿能焉。慨自东林讲学以来，风气顿回，贤良迭出，奈崔魏煽祸，逆珰炽虐，继之逆案诸奸，扬灰播烬，反指东林为邪为党，终之悊愍两朝斩艾放逐，殆无虚日，至于国亡之后，学者竟以东林为祸窟，缄口结舌，不敢道焉。或有耆老齿及者，后生小子辄摇首顿足其畏也，若洪水猛兽决逸而来逃死，不暇局势之变乃至于此！余也深为太息，今春寓梁溪惠山倪高士祠，绎行笈乱，稿得若干，人皆东林诸贤也，因竆愁羇旅中，编东林列传二十四卷。呜呼！前朝待士之隆越三代，其得士之报亦越三代矣，然非东林诸君子讲明圣学，阐发义理，激扬廉耻，乌能视国如家，视君如父，趋义如流，视死如归，踵相接而肩相摩耶？呜呼！非讲学之成效欤？有何可畏哉？然是传忠烈中五十之一耳，若观殉难诸贤姓名录，则知有明忠烈之盛。轶汉晋而超唐宋远矣，呜呼！学之不可不讲也！”

陈鼎《东林列传》称顾宪成“先生昆季有绝人之才，而用其全力于学，恪守程朱，力阐性善之旨。居官虽未究其用，而所与天子宰相争是非者，皆宗社大计，晚年倡道东林，引掖后学，四方贤士争归之，或亦有附以为名髙，而忌者遂目之为党，其后争三案者，攻魏忠贤者，大率东林之人，于是小人之害君子，更以东林为名，门户相攻，二三十年未已。要自天启以迄崇祯之末，其间忠节之士接踵而出，不可谓非讲学之力也，当先生之始事不过二三同志阐明绝学。岂尝欲树坛坫，标榜清流，及乎应和既广，其徒颇以操持国是鉴别流品，于是朋党之祸起，视汉之东京几无以异焉。高景逸先生云自孟子以来，得朱子千四百年间一折衷也，自朱子以来得顾子又四百年间一折衷也，则其所学之正直接程朱者矣。”

陈鼎《东林列传》曰:东林自顾泾阳先生于万历二十二年会推阁臣罢归，与同邑高景逸、刘本孺、安我素诸君子讲学之所，一时清流趋之如市，而东林之名遂满天下。推其名高之故，始于争立国本，一请再请，乃至三请屡请而不允，甚而严逐之，远窜之，既而廷杖累累，流血满庭而争之益力，当时政府不相济而相轧，于是遂目争者为党人，一斥不复。沈一贯阴为贼害恃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高，东林君子之誉沸宇内，尊其言为清议，即中朝亦以其是非为低昻，门庭愈峻，而求进者愈众，甚矣学之不可不讲也！学不讲，则圣道不明而人心蔽，廉耻丧焉，当其讲学之意，原以发明人心道心，纲常伦理，出则致君泽民，斥邪扶正，以刚介节烈为重，以礼义廉耻为贵，故胥天下而化焉。于是庙廊之上或以清流自负者，小人辄忌之嫉之，挤以污垢之秩，曰毋使其耀口，或点盐榷之役者必攒眉蹙额，环妻子而流涕曰:“自兹，不可以为人矣。”故莅任必矫其廉洁，顾以自赎然，腥膻之名卒不可洗，遂负没齿之恨。每罢官归里者，若破车罢马，残书数簏，乡党卒以为贤，愿与约婚姻，结金兰，相与往还不倦，若归有余赀，买田宅高栋宇，即亲弟侄亦鄙以为贪夫，至于亲戚朋友，老死不相往来，宗族父老之严者拒不令入家庙，曰恐辱吾祖宗也，曰吾祖宗亦羞见汝此等贪夫也。由是深山竆谷，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贩夫竖子或相诮让，辄曰:“汝东林贤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至今农夫野老相传以为口实，犹谍谍不休焉。自泾阳先生救淮抚之书出，而东林之祸萌，未几妖书狱起，梃击案兴，而君子小人有不容之势矣，乃至摧遏正人，必欲一网打尽，辛亥京察孙丕扬主之，于是攻东林者起矣。丁巳京察郑继之主之前则尽攻东林者矣。世之所谓清流者驱除殆尽，时台谏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号，士大夫有清誉者莫不垂首丧气焉，迨光宗即位，叶向高、刘一燝执政，邹元标、赵南星、周嘉谟、冯从吾辈皆班九卿，一时清流稍有起色，奈诸君子持论太严，于是争红丸，争移宫，而东林之祸炽矣，及夫熹宗委命阉寺，熊王之狱既成，杨左之祸遂烈，又假三案以媒孽东林，而正人君子几无噍类。说者谓汉家党锢四十年，而黄巾起，党锢始解，然无补于汉室之亡；东林亦四十余年，而闯贼犯阙，门户乃败，更无救于明社之墟。噫！是何言欤！崔魏煽逆，不有杨左诸君，则赵高问鼎矣；闯贼渫血，不有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刘理顺、马世奇诸公，则河岳蒙羞，乾坤削色矣。东林自争立储以来，趋义如骛，王锡爵等依违荧惑于上，与诸君子相左，及崔魏播虐，魏广微附和勾结，诸君子必欲芟恶除奸，如农夫之务去草，而蹈祸益深。崇祯之朝，宰相如温体仁、周延儒、杨嗣昌等容悦取媚，覆餗贻讥，而诸君子以纲常名教自任，始终矛盾，天下事不可为矣。东林初起者为顾为高，为邹为赵，继之者为杨为左，再继之文震孟、姚希孟，最后则马世奇辈，皆节义文章足以惊天地动鬼神者也。攻之者始为沈一贯，继则亓诗教宫应震、吴亮嗣、刘廷元、赵兴邦、韩浚、汤宾、尹韩敬等，其后则朱童蒙、乔应甲、傅櫆、傅继教、傅应星、陈良训、张讷、曹钦程、霍维华、潘汝桢、范济世、崔呈秀、魏广微、徐大化、杨炳、陈序、倪文焕、石三畏、顾天埈、顾鼎臣、梁夣环、岳骏声、杨所修、康丕扬、周应秋、薛贞、杨维垣等，又继以温薛张陈，最后者为马为阮，而天下亡矣。呜呼！东林非亡明者，攻东林者亡之也！哀哉！

吾曰:东林非小人，攻东林者多小人脑残也！

清代理学家方东树《复罗月川太守书》曰：“阁下言东林清议之害，祸延家国。窃寻此论，百年余来，缙绅大夫皆同此云云矣。东树尝反复究之，窃独以为不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惟夫刑赏失平，而后清议出焉。当明之季，神、熹失柄，乾纲解纽，国事日非。诸君子在位言位，意存匡弼，当是时，无所谓东林之党也。寻东林之祸，始于救巡抚李三才，而成于忤魏忠贤。故凡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挺击者，争红丸，移宫者，概指目为东林，借魏阉毒焰一网尽之，故孙党、赵党、邹党、熊党之目，犹之《点将录》之意。然则疾君子指为东林党而恶害之者，特阉党之所为也，吾徒何为而助之攻乎？当日以邹元标之讲学为邪党，而逆党至以真儒拟忠贤，其是非果安在乎？东林诸贤诵法程朱，其所讲论建白，行义风节，于今可见。一时台阁寺省诸公，宏才硕学，何莫非东林气类乎？特风气太盛，间亦有一二不肖依附其间，而正人君子固已多矣……日久论定，不当复循众人之谈，随俗附和，蒙以恶声而不置白黑也。……详观明致亡之由，盖非一道。譬人之身，病已深而不起，或投之攻剂，或投之补剂，而病人之情，医人之情，旁人之情，淆争不已，而固已僵毙矣。今不究病之从来，医之得失，而弟责旁人之论，以为实倾人之命也，何以异于是？清议之误国在怀宗图治之日，而东林之歼灭在忠贤肆虐之年。论者以明亡之故蔽罪东林，可谓不察其本末矣。”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云:“东林之学必以节义或气节自见”，“东林之以节义讲学，而更自躬行节义，则代表明学之特殊精神。此讲节义之学于先，更躬行之于后，即以其身之行，为其所讲之 学之见证，以见其所讲者之不虚。东林之土之殉难也，亦必先言其所是所非。申其所谓君子小人之辨于天下，以抗死力争其义之所在。”

近代教育家唐文治先生于《重修无锡东林书院碑记》亦论曰:“人生当世，气节而已矣。有气节而后可以擎天柱地，维人心世道于不敝" ，“东林之气节，岂非千古不朽者哉！”，“故吾谓欲维今日之人心世道，惟在讲明气节。而激励气节，必师法东林诸贤。”

看当代主流学界对东林的评论: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90页）认曰：“东林党在争国本、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事件中，坚持从国家意识出发，竭力维护‘国体'，而反对者则揣度上意，阿附权贵，等等。由此看来，谁是谁非，便昭然若揭。”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90页）曰：“晚明党争是两种趋势逆向而行，相互矛盾的必然结果：一种是明代专制政治的发展趋势，它由兴到衰，由清明到黑暗，由有序到无序，其趋势是倒退的；另一种是明代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商业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的萌芽，哲学思想的革命，市民观念的兴起，标志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和历史步伐的前进，这种趋势则是进步的。东林党是后一种趋势的代言人，其反对者则是前一种趋势的维护者。由此看来，晚明党争带有政治上专制与反专制、思想文化上禁锢与反禁锢的性质，应该予以分说。”

吴伟逸的文章认为：“东林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说其悲剧命运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实情。“东林党人表现出来的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刚毅，为了理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万古流芳”，“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的瑰宝，是值得后人敬仰的”。《晚明激烈“党争”中的“东林党”》一文认为：“从表面看来，似是由于正直一派官员操之过急，以及除恶务尽的策略错误导致失败，故后人有批评指责东林官员”对于明王朝的灭亡，“似乎他们与阉党负有同样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东林党'一方的所作所为，则比较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们对贵族大地主独裁专权和腐败邪恶一派的斗争，具有积极意义”。

邓泽森的文章称：“有的论著在辨析东林党着意政治改革时，持论似有失偏颇，认为‘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忽视了对上述两次改革客观条件差异性的认识”。接着，又说：“东林党人的活动正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良心'发起的政治自救运动。东林领袖在同封建统治集团里邪恶势力的较量中，遭到彻底毁灭，但是他们仍以基督式的悲壮殉难，给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他们为民请命的义举和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犹如点缀封建末世夜空里的璀灿星辰。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给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浙江人民1996年11月版第598页）认为：“东林党作为士人政治群体，是富于理想，能坚持原则又颇有牺牲精神的”，他们“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朱义禄《儒家思想人格与中国文化》（辽宁教育1991年9月版第406-414页）认为：“真正从群体自觉角度继承东汉士人的，是明末东林党人”，“他们高扬‘群善'的精神”，“以善恶来界分君子与小人”，“始终重视气节”，“堪称人格道德上的楷模”，“他们舍身救世，视死如归的崇高人格，却是耸立在神州大地的丰碑”。夏维中的文章也认为：“东林党大多一身正气，清廉正直，铮铮铁骨，堪称道德楷模。作为一个群体，这种知行合一的品格，在明末实属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第291、298页）一书还以诗风流变的视角，给予了东林人士很高的评价：“作为晚明文坛的一个群体构成，高攀龙、顾宪成、杨涟、安希范、赵南星等东林士子虽不以诗名，亦不废声诗”，他们“宣扬用实之学，呼吁作家关注现实，以理约束性情，决定了明末诗歌的走向”，“其价值不但在于弘扬了士人百折不挠的品质气节和民族精神，而且在于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还有一些论著并不认同东林党人“缺乏治国才能”的说法，相反，对东林党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主张和举措皆赞赏有加。如安媛《论东林学派的批判救世精神》（《台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说：东林学派“立志革新朝政，并提出了某些带有民主思想萌芽的口号。首先，要求改革朝政，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并且进一步提出开放地方政权”，“发展地方经济”；“其次，他们抨击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主张选贤与能，破格用人，以革新吏治”；“第三，他们从‘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出发，大胆提出了‘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主张”；“第四，他们又提出了‘约之于法'和惠商恤民的政治、经济的变革主张。”

《顾宪成高攀龙评传》（第78页）认为：东林学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革新的思想主张，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文化的呼声，成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

沈嘉荣《明清之际的改革派——东林党》（《东林学术研讨会论文资料选》第36-37页）一文列举了东林党人在政治、经济、学术上的改革举措后，写道：“东林党人提出的改革举措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好转的。一句话，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第483页）认为：东林派人士“在振兴农业方面发挥了指导性作用，对于改造自然显出积极而科学的意向，可以认定他们是社会进步性势力。”

范金民《东林人士的经济主张及其社会实践》（《东林学术研讨会论文资料选》第75页）一文认为：东林人士在“发展江南经济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殚思竭虑，提出了一系列或发人深省，或切中时弊，或颇具远见，或理应实施的经济主张”，而且“身体力行，抵制宦官税使的百般掠夺，呈请减轻地方和百姓负担，实施赋役改革，兴办水利工程，安抚百姓，稳定地方，孜孜谋求国家地方和人民三方的利益，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和维持江南地区的社会再生产作出了贡献”。郑克晟的文章列举了东林党人为减轻江南重赋和部分减轻漕运负担而“倡议在京东地区推广种植水稻”，终“使北方‘水利大兴'，北人始之艺稻”，以及通过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的交往，“接受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等事例，认为：“明末的东林党人，确实继承了江南士大夫的好传统，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樊树志《晚明史》曰:“《明史》说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云云，实在是不着边际之论，误导了后世学者人云亦云，引起对东林书院的误解。”其理由是：一、“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意在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儒家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二、“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关心、议论的热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三、“东林书院为士子们提供一个互相切磋道德学问的机会”，“当然要把‘莫谈国事'当作院规。”四、“东林书院名闻大江南北的讲会，并不是为了议论政治，而是议论儒学”，这“与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当时不问政治的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因此，称“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这是近几十年来关于东林书院的最准确的定位。”

《顾宪成高攀龙评传》（第136-137页）认为：“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派人士，由‘学宗程朱'而转向崇尚实学，并开启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端绪”。

夏维中《关于东林党的几点思考》认为：“东林学派的学术思想……继承和捍卫了理学的传统：道德！但东林与先前的理学家相比，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即道德济世，开创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先河。”

金其桢《略论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体系》（《无锡文博》2004年第2期）认为：“渊源于先秦儒家学说经世致用思想的实学，始于北宋，兴于明代中叶，盛于明末清初，终于近代”。东林学派“是晚明时期实学思想的重要代表”，形成了一个“实学思想体系”，它“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而且也极大地激励了明末清初及后世矢志变革的忠贞之士和正直官吏，并为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其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远的”。

《中国明代哲学史》（第1335--1336页）评曰：“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的经世致用之学，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想的发展，而且也强烈地震撼着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先驱。”

樊树志《国史十九讲》曰:按照顾宪成、高攀龙的解释，他们是想通过书院的讲学，继承儒家的正统学脉，纠正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倾向，拨乱反正，回归程朱理学。顾宪成在他的文集《泾皋藏稿》中，多次谈到阳明学的流弊：“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也就是说，对儒学经典的解读采取一种轻率、随意的态度。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要点就是“尊经”——尊重儒学经典，以“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为榜样，意在纠正文人的不良学风——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他如此描述这种不良学风：“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结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从中不难看出，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商语”、“东林论学语”，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书院的日常功课及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它的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的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的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集会，其实不然。

东林讲会到底议论些什么呢？“东林会约”有明确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研读《四书》中的一章，互相切磋，加深理解。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所写的小传中说，每年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顾允成进入讲堂，侃侃而谈，远必称孔子孟子，近必称周敦颐、程颐、程颢。如果有人发表“新奇险怪之说”，他立即脸色大变，坚决拒绝。

你看，轰动全国的东林讲会，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朝政，而是书生气十足地研讨《四书》的经义，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这种规矩，在顾宪成去世后，继续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仍然坚持，在“东林会约”中再三强调：东林的教导原本出于程朱，以“穷理致知”为目的，对于儒学经典的研读必须经年累月，做到出口成章。

又曰:其中的缘由是容易理解的。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罢官下野，对于政治纷争久已厌倦，回归故里，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谈政治，似乎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渴望。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皇帝的圣旨，任命他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希望他出山为朝廷再度效力。顾宪成立即写了辞呈，理由是他已经步入老年，“目昏眼花，老态尽见”，并且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也就是说，进入深山密林，远离现实政治，是顾宪成追求的理想境界。他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他在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真诚地吐露了这种心声，表示专心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政治，是他晚年的追求。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东林书院是他的“书生腐肠未断处”，与同志一起切磋学问，声誉渐旺，可以不虚此生了。一旦要我放弃，实在有所不忍。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现在是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寝，专注于诗书文字，“门以外黑白事寂置不问”，“应酬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这是他真实心态的流露，与高攀龙所说“当今之世乃扰攘之秋，只可闭门潜修”，是默然契合的。高攀龙对他的老师赵南星说，他已经处在“入山闭关”的状态，既然是山中人，如果不一味静默就不能做学问，而且“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著心处，落得做个闲人”。

顾、高二君子以如此精神状态主持东林书院，当然要把“莫谈国是”作为“院规”。确实，东林书院的院规中有“九损”——禁绝九种不良习气，明确告诫书院同仁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这就意味着，不得评论政府官员及地方政治。吴觐华遵循这一既定方针，重申书院规则时，特别强调以下两条：其一是禁绝议论，“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其二是，不得把社会上“是非曲直、嚣陵诟谇之言”带到东林讲会上，不得把外界的政治性文件——“飞书、揭帖、说单、诉辨之类”，带进东林书院大门。

凡此种种，都彰显东林书院为学问而学问，远离现实政治的标榜，没有停留于口头，而是付诸实践了。近人不加细察，却把它误解成为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改革政治的团体。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中说得好：“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美国学者费正清与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论及东林书院时，写道：东林书院“以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他们强调道德完善的极端重要性”。

所谓重整道德，广义地说，可以包括两个层次：在朝为官，整顿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为民，整顿士子的学术道德。东林书院关注的当然是后者，通过讲学来纠正弥漫于社会的王学流弊，正如华允谊《东林续志序》所说，由于王阳明学说深入人心，使得程朱理学的正脉处于边缘化状态，顾宪成、高攀龙创复书院，阐释儒学正脉，予以纠正。顾、高诸君子要拨乱反正，要救世，而救世的手段就是“相期于道德”，改变“任心而废学”、“任空而废行”的空疏学风。他们把这种以道德救世的思想在东林书院中具体化了。

东林书院那些谦谦君子们，以澄澈明净的心境来对待他们视为灵魂寄托的学问功夫，用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讲学。无怪乎吴觐华要说：“宗教者，奉泾阳（顾宪成）、启新（钱一本）、景逸（高攀龙）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称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又曰东林非党:  其实东林无所谓“党”，“党”是它的政敌强加的，东林诸君子并不自称为“东林党人”。道理是很显然的，孔子在《论语》中教导他的弟子“君子群而不党”，以继承并发扬孔孟儒学正统为己任的东林诸君子，对此是深信不疑的，“结党”是正直人士所不齿的，决不可能自诬为“党”。正如《东林同难列传》所说，顾、高诸君子在东林书院“偕诸同志以道学相切磨”，受到海内士大夫的敬仰，跟从的人日益增多，于是，“邪臣遂指之为门户”。此处所谓“门户”，按照当时人的习惯，是朋党的同义语。《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这就是东林书院被称为“东林党”的由来。

李三才是万历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二十七年他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颇得人望。万历三十六年，内阁中朱赓病逝，李廷机又借口生病闭门不出，只剩下叶向高一人苦苦支撑，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此时李三才已经在漕运总督之外加上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头衔，成为理想的候选人。当时政坛上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内阁权臣李廷机企图阻止李三才入阁，指使其亲信弹劾李三才贪、险、假、横，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官嘴脸，并且无中生有地说李三才“党羽日甚”，一下子就把此事定位于“结党”的层次上。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在“结党营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是“藉道学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东林书院。书生气十足的顾宪成写信给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政敌们抓住把柄，攻击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与李三才结成“东林党”。

在这场风潮中，御史徐兆魁表现得最为恶劣，多次在奏疏中诬陷东林书院与顾宪成，说什么“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而飞书走使充斥长安（指北京），驰骛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权尽归其操纵”。为了搞臭“东林党”，他肆意捏造东林书院“挟制有司，凭陵乡曲”的罪状，几乎每一条都离奇得令人难以相信。例如：东林书院在浒墅关附近的小河向来往商船收税，胁迫浒墅关的官吏以“修书院”的名义向东林书院送银两；又如：东林书院的成员到各地讲学，动辄一百多人，要县衙门迎接款待，每次耗费银子二百两上下；再如：东林书院的讲会“杂以时事”，它的讲义刊印出来，涉及地方政治事宜，各地方政府必须照办。如此等等，都是信口雌黄编造出来的。

这种不择手段的攻击引起了正直人士的愤怒，光禄寺丞吴炯对徐兆魁捏造的东林书院罪状一一予以驳斥。他以确凿的事实指出：浒墅关附近小河根本无法通行商船，只能通行小船，从来无税；来参加东林讲会的人都是自费，书院从未向浒墅关官吏索要银两；东林讲会的经费都来自参会者捐资，从不接受县衙资助；至于讲会“杂以时事”云云，更为无稽之谈，他说：“会中之规，每日轮客一位，讲书一章，互相问难，青衿皆得质所疑。讲毕，童子歌诗一章，遂散。举坐无哗，并不谈时事。即民风土俗与会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关各邑之行事？”

万历四十年五月，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触发了正直人士为他辩护洗刷的激情。然而，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愈演愈烈，诬蔑它是“遥制国是”的“党”。以讲学为宗旨的东林书院被看作一个“党”，无异于重演南宋时禁锢朱熹办书院讲学的“伪学逆党”之禁，是不祥之兆。南京工科给事中喻致知在奏疏中点明了这一点：“伪学之禁，盛世不闻，仅于宋季见之”，并且忧心忡忡地指出：“伪学之禁网益密，宋之国祚亦不振”，提醒当权者深长思之。

到了天启初年，一些原先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士回到了政坛，把重整道德的精神带到官场，与魏忠贤及其“阉党”展开了殊死较量。魏忠贤之流把凡是反对“阉党”专政的人一概斥为“东林党”，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林党”当作一个组织实体，开出黑名单，重演一次“党锢之祸”。

魏忠贤的亲信卢承钦编成《东林党人榜》，开列“东林党人”三百零九人，用奏疏的形式于天启五年呈报朝廷，由专擅朝政的魏忠贤把它向全国公布。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要证明“东林党”是一个政治实体；另一方面示意政府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清除异己势力。

与此同时，一贯与东林书院为敌的吏部尚书王绍徽，仿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编了一本黑名单，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东林点将录》。此后接二连三还有《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录》、《盗柄东林伙》等。

值得注意的是，王绍徽在《东林点将录》中，把李三才、叶向高列为“东林党”的一、二号领袖：“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把李三才、叶向高作为“东林党”的领袖，并非王绍徽的发明。万历四十二年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就扬言：十余年来东林书院的不肖之徒，为了“号召徒党”，“外资气魄于李三才，内借威福于叶向高”。其实十分牵强附会。李三才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东林”的一员，他公开声明，东林是东林，李三才是李三才，两者不可混为一谈。至于叶向高，根本与东林毫不相干，他在政治上一向倾向于沈一贯的“浙党”，按照当时的朋党政治标准来划线，“浙党”是东林的对立面。由此可见，这个黑名单完全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毫无事实根据。

如果说李三才是“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叶向高是“东林党”的第二号人物，那么按照党同伐异的原则，他们二人理应密切配合。当李三才呼声甚高时，叶向高为何不大力支持，援引他入阁，营造一个“东林内阁”，而是多次请求皇帝批准李三才辞职？当东林人士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叶向高很不以为然，主张由他出面调停，才可以避免大祸。魏忠贤早就对叶向高动辄掣肘有所不满，碍于他的元老重臣身份，才让他以辞职的体面方式下台，但是必须使他在政治上声誉扫地，于是硬把他与李三才捆绑在一起，成为“东林党”的领袖。

1957年出版的《东林党籍考》，依据《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所提供的名单，对所谓“东林党人”逐个写出小传，却并未考辨真假是非。既然此书名为“东林党籍考”，顾名思义必须客观地考辨哪些人不能列入“东林党籍”，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份名单是魏忠贤为了打击异己势力而炮制出来的，事实真相并非如此。然而《东林党籍考》上的第一、第二号人物依然是李三才、叶向高，其他人物也出于上述黑名单，该书的出版无异于肯定了《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的可信性，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晋书·卻诜》说：“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对于晚明朋党风潮中的“东林党”，也应作如是观。

鉴于“东林党”的称呼容易产生误解，不少学者在论述这段历史时，不称“东林党”而称“东林运动”，大概便是出于这种考虑。《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九章“隆庆和万历时期”，出于黄仁宇的手笔，在写到“东林书院与朋党之争”时，措辞非常谨慎，特别避开“东林党”的字样，而采用“开创东林运动的人”、“东林运动的成员”之类说法。韩国汉城大学教授吴金成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讲学运动即东林运动”，“所谓东林运动是通过讲学所产生的乡村评论和舆论集中为主的活动”。

东林党案是继元佑党案，庆元党案儒学士子大量被权贵迫害的重大事件。亦与秦之焚书坑儒为类比。如果是东林该杀，东林误国，是秦当坑儒，以北宋之亡归咎元佑诸君子，南宋之亡归咎朱子也。然而国之亡非诸君子之咎，攻诸君子者亡之也。不归咎小人，而归咎君子，则孰乐为君子？而不宁为小人？

顾宪成弟弟顾允成言：“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类之殃，小人殃之也；绍圣之纷更，小人纷更之也。今不归罪於小人，而反归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于当时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后世之公论。为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时，仍并后世而愚之也。审如其言，则将曰比干激而亡商，龙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矫而春秋遂流为战国，孟子与苏秦、张仪分为三党，而战国遂吞于吕秦，其亦何辞矣！”　　
说的就是这些人！反文反智，总说腐儒误国，朝代衰败，就归咎一班儒生，而把那些昏君小人奸臣罪恶轻松放过。

大多数东林士人在满虏入关战争中表现最为坚决。孙承宗、卢象升、史可法、夏完淳、黄宗羲、陈子龙、陈子壮、堵胤锡、张名振、黄淳耀等都有很深的东林背景。刘宗周、黄道周、吴钟栾、顾锡畴、陈潜夫、瞿式耜、杨廷枢、祝渊、林垐、方逢年、曾樱、章正宸、乔可聘等都是殉国抗清，宁死隐居不仕清的东林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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