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对老庄之批评（约三万字）

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于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记曰：舜见瞽叟，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然则有道者，进不得为臣主，退不得为父子邪？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贤之。古之烈土，进不臣君，退不为家，是进则非其，退则非其亲者也。且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乱世绝嗣之道也。是故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乱术也。瞽叟为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内不为家，乱世绝嗣。而外矫于君，朽骨烂肉，施于土地，流于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从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愿夭#1也，此皆释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为烈士者，离#2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言出于无法，教出于无用者，天下以之察。臣以为人生必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竞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竞取君之国也。夫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曰：某子之亲，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是谤诽其亲者也。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诽谤其君者也。非其亲者知谓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贤之，此所以乱也。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

——《韩非子·盗跖》

盗跖大怒曰：“丘来前！夫可规以利而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自知邪？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幕栖木上，故命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代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

子张曰：“昔者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今谓臧聚曰汝行如桀、纣。则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贱也。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故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

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

子张曰：“子不为行，即将疏戚无伦，贵贱无义，长幼无序；五纪六位，将何以为别乎？”

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子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

且子正为名，我正为利。名利之实，不顺于理，不监于道。吾日与子讼于无约曰：‘小人殉财，君子殉名。其所以变其情，易其性，则异矣；乃至于弃其所为而殉其所不为，则一也。’故曰，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转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其天。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干，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以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离其患也。”

——《庄子·盗跖》

庄周清静，韩非惨刻，而诋毁圣人，如出一辙。韩非以此尊君，庄周以此自重也。 庄周恶大盗，恶盗贼，这里却站在盗贼的立场上去痛斥古今圣贤君子，黄帝、尧、舜、禹、汤、武、周公、孔子等圣人皆不免其毁，岂不惑哉！岂不悖哉！ 庄子以为大盗之起由于圣人之仁义智法，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恶大盗之窃而诋及圣人，谓圣人为大盗根源，圣人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而欲掊击圣人，如此则以天下之乱由于文明，而欲毁灭华夏文明，岂不颠倒错乱，丧心病狂！五四以为中国之近代衰败，由于儒家孔子，而反儒，打倒孔家店，亦同惑也！寻反儒之根源，于此也。 战国时代，异端横行，处士横议，就有不少人质疑诋毁古之圣王贤人君子，孟子多为之辩护，澄清其诬。故有人谓孟子为儒家第一位辩护师，驳斥流俗之诬，异端之谬。 庄周之诋毁圣人，玩世不恭也；韩非之诋毁圣人，欲行破坏也。 战国亦有田巴者毁五帝，罪三王，颇善口辩，一旦而服千人，鲁仲连一说，使其终身杜口。鲁仲连亦儒者也，也是高人。可看看《史记.鲁仲连传》。 《庄子》一书所批判嘲讽的多是古代的圣贤君子，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盖欲批这些大人物以自重也。而恶礼义之之束缚，把这些圣贤君子骂倒了，把礼义批臭了，尚何有人以君子礼义约我？学其书者，多易轻薄放荡，冲破礼法，而决裂伦理。其流毒后世，使人严于责君子，宽于责小人，责君子严，而使人难为君子；责小人宽，而使人易为小人。且党邪丑正，苴礼法为糟粕，视君子如寇仇，以为压迫也，以为虚伪也。五四多用庄周韩非墨翟反儒，三子为反儒根源也。感觉墨子非儒篇和文革丑化孔子之文颇相似，所以要为儒家正名，先整顿诸子百家。本来诸子百家于汉以后多不显，五四抬出诸子百家，而反儒者愈多。盗跖篇也被文革用来反孔，说孔子是盗丘。 韩非庄周说舜放父杀弟，尧杀长子，简直是污蔑古代圣王！孟子已辨其诬，韩非犹道之。而以誉先王之德为诽谤君主，此李斯安诸儒以以古非今之罪名以焚书坑儒也！ 把古人圣贤都骂倒了，价值观混乱，无所适从，则礼义何所顾忌？使社会人心愈乱，而秦公然蔑五帝三王不足道，崇诈力而废仁义，至于焚书坑儒，滥用酷刑，生民受其残害，激成天下大乱，死人甚多！异端邪说之害也至此！孟子曰生于其心，发于其言，发于其言，害于其政。故须整顿诸子百家。 凡儒家所崇之人，道家，法家多非之，为反而反也。韩非诋及尧舜，庄子则数及黄帝，未有如此之猖狂无忌也！

读方以智《惠施与庄子书》，诘庄子，真知庄子者也。曰：“义精仁熟，而后可读《庄子》，蒸谙六经而后可读《庄子》。”然哉。义不精，仁不熟，经不谙，而读《庄子》，鲜有情不为之荡，意为之放者也。其诘庄子曰：“本不知圣人喜用生机之故，名空不避名之故，惟恐功名事业之为世所忌而豫避之，以保其电光石火之革曩，乃穷最高之门，颠倒日月江河之规矩，而逃之讳之。混则易掩，鬼则易书耳。有物有则之伦伦理理也，犹日月江河也，即未有天地前所毕具者也。圣人因时衍之，以济民行。后此千百世有圣起，必有以补救鼓舞之。时也，适也。君罪圣人耶？何不罪天地？不得已而有天地，乃混沌之所为也，何不罪混沌？君之言曰：‘窃钩哲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吾亦曰：窃仁义者，道德之賊。窃天地者，混沌之賊。窃混沌者，非古今之大賊乎？窃仁义与窃混沌与窃混沌，其窃一也。诟万世之名，自以为高不可及之名，谁容君诟？君何不混沌而姓庄？何不混沌而名周？何不混沌而字子休？将谁称之？”世之诋圣人者，谓圣人以仁义礼乐桎梏世人，而不知圣人法天地之道，顺天地之则，以正德利用厚生，而济民行耳，岂为私意造作哉？《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继天而立极，使民顺之而得，由之而安，此圣人之所以功在万世而不朽也。而有矫异之士以仁义为累，不得肆其意；以礼乐为赘。不得便其体。而欲绝去之，土苴之，诟盗贼起于圣人，圣人之害天下也大，盗贼窃仁义之则罪圣人，则万物窃天地，何不罪天地？恶盗贼之窃而诟及圣人之大用，岂不悖哉！

又诘庄子曰：“世之凡士千而才士一，才士百而精礼乐者一。凡士安于不知，而才士求知。才士之巧，剽剽劫劫，而礼乐之家，原原本本，此所以愈少也。中和中节者，又百不遗一矣。恶拘而乐放，恶难恶乐便。君之言，高矣，而放者遁之；简矣，而便者遁之。不烦穷年究竟，不烦终日操持。向也力不能偏，心若恧之，行不能合，梦若逊之。今有此扫鄙一切之词，而乃傲然惟所欲为，而莫敢难。世更有最便最放，最不可穷诘之术，如足下之门者哉？足下得计矣。以为后世之情，必乐我而奉我，我足以骇古今，而得不朽之名。即有正色堤防，起而责我，终不胜才士之内怜而外护之。足下得计矣。虽然，足下苦矣，足下冤矣。世之爱足下者，皆不能学问，不能事业，不能人伦，而诡托者耳。足下有至性存，托乎托乎，岂复有至性乎？幸有惠施为告世曰：义精仁熟，而后可读《庄子》，蒸谙六经，而后可读《庄子》。则《庄子》庶几乎饱食后之茗耳。不然，君既冤圣人以冤圣人，而终以自冤，遂为混沌天地之大賊矣。诬一死友，何足雪哉？所太息者，以可以救世者而竟误世也。”庄生荒唐诡怪之言，颇可释礼法之拘，便才士之之放，魏晋名士多诡托庄生以自恣，人心以蛊，士气以靡，而有五胡乱华之祸也。庄子罪尧舜之禅让流于田成之篡弑，汤武之征诛流为战国七雄之争战，周孔之仁义流为后世之伪饰，学之者失也，然其弊也，犹可拔乱而反正，庄生之虚玄，而决人心之藩篱，使之放荡而难挽，胡不自思其言之流弊将何极也？

又诘庄子曰：“道本无得无不得。生斯世也，不知亦然，知之亦然。知之乃受用其不知，而不为谈生死者所惑耳。生如是生，死如是死。生即不生，死即不死。才寓于世，世寓于人。吾随吾之所欲而自适焉，适然语，适然默，才与不才，能畅皆畅。其不可易者，草孝其根，肢忠其首，知命俟之，素其时位，与世疴痒，以济民行耳。人或不能如圣人之所为，又不知圣人之所为，为即无为，遂专废其常为，为其不当为，而苟曰无为。然则圣人之所养，而食圣人之天者也，乃敢轻唾圣人，遂使小人藉口纵恣，为天下害，则见破者未破此矣。急于自受用者，倚混沌而扫天地耳。倚一气乎？一气中有理焉，如主统僕。倚一身之外无余乎？官骸经络，秩序縻然而不紊也，天下犹一身也。子休曰：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皆本然，则即当然。止有当然，是为本然。无当然之本然，本然又安寄乎？天地间之芸芸也，凡有其物，必有其故。人不知故，而罪其生后之治身安身者，何不罪其无故而生乎？宫室之有窗櫺，窗櫺之有交疏，以取名而斫木者也。人知其由，则信而忘之，鹦鹉疑而诘之矣。……好以生死有无曼衍乎？生以死为归，死以生为归，生死以无生死为归，无生死以生生死死为归。未始有始，今日是也，善吾生也决矣。君恶天地，则何不听人之费聪明，以速死其天地，而成混沌哉？必欲以鸿荒之本然，罪中古之当然，以冬春之当然，罪夏春之本然，岂不悖哉！道问无应，即器是道。象数征理，数以度用。夫度其数而中节者，即不堕诸数者也。权术者，贯混沌天地之髓也；仁义者，贯混沌天地之用者也。政府立，而宰民并宰君矣；学问博，而辨之即养之矣。使其犷犷而不知古今，以受足下之黥刑，而独容足下之单词，是禁草木之不花，江湖不波之条约也。谓吾五车穷天地者累，则以窦室穷混沌者累，其累无以异。曾不知累之累也耶？曾知亦不累也耶？卉必不能不花，花必不能不芳，而人免生死乎？自谓生死自生死，足以免生死，则五车窦室，免同一死，不免同不免。圣人之空空，圣人之富有日新也，五车何累焉？”

可谓理精而辞辩矣，古今未有如此诘问庄子也者，真奇文，而理则正理，若与庄子同时，当为庄子诤友，畏友，岂在惠施下哉！为船山之好友，毕竟非比庸常也。庄子崇洪荒之世，而谓以后之世，每况愈下，谓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为治之，而乱莫甚焉，贵素朴而訾文明，是知本然之常，而不知当然之新，知本然之可贵，而不知当然之无可免也，而当然即本然，始终一也，有始必有终，有卉必有花，花必有果，何贵本然，则贱当然，贵卉而恶花果，崇本而欲息末哉！废天下之聪明而归之素朴，则是人不如野兽，野兽不如草木，草木不如石块矣，然而生生不息，天地之道也；富有日新，圣人之德也，其可废哉？罪圣人之制作，则亦罪天地之生长乎？

王船山《周易外传》之论，亦与此相似，曰：为治水之术者曰：“陻其所自溢”，是伯鲧之术，而白圭袭之者也。则为安身利用之术者曰：“杜吉凶悔吝之所从生”，亦犹是而已矣。天下固有此洚洞浩瀚之流，行之地中，中国自足以胜之。惊其无涯，而陻以徼幸。禁其必动，窒其方生，汨乱五行，而不祥莫大焉。知吉凶悔吝之生乎动也，则曰“不动不生。……而以逍遥乎苍莽，解脱乎火宅”。无以胜之而欲其不生，则将谓稻“麦生夫饥，丝麻生夫寒，君师生夫乱，父母生夫死”，亦奚为而不可？其云“大盗生于圣人，无明生于知见”，犹有忌而不敢昌言。充其所操，惟乾坤父母为古今之大害，而视之若仇雠。乃要其所挟，则亦避祸畏难之私，与禽兽均焉而已矣……且夫欲禁天下之动，则亦恶从而禁之？……莫如舍君子而野人；野人之吉凶，不出乎井庐者也。莫如舍野人而禽鱼；禽鱼无所吉，而凶亦不先觉也。莫如舍禽鱼而块土；至于块土，而吉凶悔吝之端泯，终古而颓然自若。乃天既不俾我为块土矣，有情则有动，且与禽鱼偕动焉。抑不俾我为禽鱼矣，有才则有动，且与野人偕动焉。抑彼自谓绌才去情以偕乎野人，而抑以擅君子之实，思以易天下。有道则有动，必将与君子偕动焉。姑且曰：“胡不如野人之贸贸，胡不如禽鱼之狉狉，胡不如块土之冥冥？”以摇天下葸畏偷安者，而自命为道。呜呼！勿忧其无冥冥之日也。死则亦与块土同归，动不生而吉凶悔吝之终离，则虚极静笃，亦长年永日而宴安矣。

或问余：敢问足下：道家老子与儒家孔子同为中华圣人，同承羲黄。然仆从君之文章，而见孔老非同道人，何也？其有矛盾乎？

余曰：何为圣人？圣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道德才能为人之极致，功德泽于万世。人之有圣人如鸟之有凤凰，兽之有麒麟，麒麟死而孔子叹其道穷。黄帝诛蚩尤，统华夏，垂衣裳，立文字，尧舜开太平，汤武灭无道而反正，皆有功德泽垂于后世。孔子虽不在位，而修六经，教三千弟子，传先王之道，其功反贤于尧舜。老子为圣人，？有何行事可表？有何功绩可彰？司马迁为其作传语焉不详，且不能确定其人。

老子除记载赠孔子一言，出关以外，唯著五千言的《道德经》，且其所言，非中正之道。不论《道德经》，其告孔子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深藏若虚，容貌若愚，道家所以全身远害也，而非君子之道也，君子昭昭揭日月而行，坦然正大，何须深藏？君子文质彬彬，居仁由义，何必若愚？以此固可全身，而怯不敢任，与人不相信矣。君子以仁为己任，圣人以天下万世为心，道家则卑静自守，固以为骄气多欲也；正威仪，修礼乐，制文章，亦彼以为态色淫志，非自然天真也。异端任天而废人，固以此视圣人之道。且圣人以言取乎？以行事取乎？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修六艺，法先王，继承先王之道，羲黄以来之文化，集其大成。老子何所继？何所集？不法先王，不尊圣人，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且轻仁义，毁礼乐，是与先王之道相悖也，而以为圣人，不亦谬乎！老子惟垂言于后世，安能与孔子并论哉！学孔子，学其言，亦学其人也，学老子，学其言，而何从学其人。尊圣人，尊其人，非徒重其言也。孔子之言醇正而圆融，老子之言似圆而浑，似深而凿，似高而僻，异端之尤也。汉以后，历代皆尊孔子为至圣，折中于孔子，而非老子，岂无由哉！老固异端，不可与孔子并论也。

王船山言老子之失甚为中肯，曰：“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老子曰大智若愚，非也，大智者不见其智，亦非若愚以为深藏。君子坦然正大，昭昭揭日月而行，无须深藏，深藏者其有机心怯意与！本明而欲隐之，本正而欲藏之，道家以此为全身之道而异乎圣贤之明哲保身也。圣贤于害不刻意避之，立身处世，不刻意藏之，可进可退，可行可止，居仁由义也。不居仁由义，则异端之退避，小人之趋避也。君子之于生死，求生顺殁宁耳。生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全而生之，全而归之，殁宁矣。儒家厚生，可以生，可以死，则不轻死，然有重于生者，君子尽其道而死。非如道家之贪生，世俗之趋利避害也。故孟子有舍生取义之说，义与生不可两存，则舍身取义也。孔子亦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于义不得不死，则不可贪生也。苟只为生之欲，则可以得生者，何所不为？异端以之苟且，小人以之为恶。宋高宗之贬李纲，杀岳飞，屈臣女真，亦为求生求安耳。君子惟道是从，义之与比，非其道，虽大利不取也；为其义，虽死不避。不为贪生，亦不徒死。生则尽其道，死则成其仁。

庄子欲苟全于乱世，而多为之术，其为《养生主》则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朱子批判曰：“庄子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督，旧以为中，盖人身有督脉，循环之中，贯彻上下【见医书】，故衣背当中之缝，亦谓之督【见深衣注，皆中意也。老庄之学不论义理之当否，而但欲依阿于其间，以为全身避患之计，正程子所谓闪奸打讹者。故其意以为为善而近名者，为善之过也；为恶而近刑者，亦为恶之过也，惟能不大为善，不大为恶，而但循中以为常，则可以全身而尽年矣。然其为善无近名者，语或似是，而实不然，盖圣贤之道但教人以力于为善之实，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盖为学而求名者，自非为已之学，盖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尽其为学之力，则其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于恶矣。至谓为恶无近刑，则尤悖理，夫君子之恶恶如恶恶臭，非有所畏而不为也，今乃择其不至于犯刑者而窃为之，至于刑祸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计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违苟且之两间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无忌惮，亦益甚矣！客尝有语子者曰：‘昔人以诚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诚，则人皆可行而无难也。’予应之曰：‘诚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诚而中，则小人之无忌惮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伦，盖多类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则庄子之意得无与子莫之执中者类耶？曰：不然，子莫执中，但无权耳，盖犹择于义理而误执此一定之中也。庄子之意则不论义理，专计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盖迹其本心，实无以异乎世俗乡愿之所见，而其揣摩精巧校计深切，则又非世俗乡愿之所及，是乃贼徳之尤者。所以清谈盛而晋俗衰，盖其势有所必至，而王通犹以为非老庄之罪，则吾不能识其何说也。”

鸿以为人之为善，当出于内心之恻隐，岂畏近名而不为耶？君子不求名也，虽有名亦不避也，但求无愧怍耳。人之不为恶，以耻于为恶，岂惧刑法而不为耶？不近刑则可为乎？如此则为善为恶皆由于外，而非由内矣，不诚也，伪也。君子志于仁，当仁不让，为善不厌，恶恶如恶臭，如小恶亦不为，岂依于善恶之中以全身乎？为善也不勇，恶恶也不严，不为君子，亦不为小人，则必为流俗，为乡愿，随波逐流

，居似忠信，行似廉洁，既以悦君子，亦以媚小人，庄子此言，其害风俗也甚矣！

《人间世》曰：“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

王船山释《周易》之“履虎尾，不咥”而论曰：“以数驭之乎？以道消之乎？以数驭之者，机变之士，投试不测而售其术，君子羞称之矣。而世所谓道消之者，非道也，为‘婴儿’也，为‘醉者’也。虎过其侧而不伤，曰‘天和’存焉。天和者，无心以为营，‘缘督以为经’，‘浮游’于二气之间，而‘行不碾地”，若士之北游也，御寇之御风也，绝地而离乎人，与之漠不相与而自逃其难，而亦恶在其为能履虎尾哉？夫履虎尾者，则既履之矣。虽虎尾，亦素位也。时穷于天，事贞于变，贤者固有不能及之理，圣人亦有不得尽之功。不能及者，勉强及之；不得尽者，无或忘之，而不相悖害。然且虎兴于前而且将咥我，尤反而自考曰‘我过矣，我过矣’，益退而考其近焉。天乃佑之，而物之悍戾者，亦恻怛而消其险矣。故其不咥者，实自求之详，非偶然也。鱼朝恩发郭子仪之墓，以激其怨望，而子仪泣对代宗曰：‘臣之部曲发人坟墓多矣，能勿自及乎！”子仪之言虚也，则鬼神瞰之矣，惟其实也，斯自反之诚也，其旋之考也。若子仪者，合于君子之道也，而奚疑？”

鸿尝以为：履者，摸也；咥者，咬也，摸虎尾，而不被虎咬者，何也？诚也，诚自反其过也。履虎尾喻得罪君主权贵，而不被君主权贵所害。庄子所谓“婴儿”之说，喻事君之道也。呜呼！“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君为昏聩，吾亦故昏聩乎？君好戏谑，吾亦聊与之戏谑乎？此屈身以事君也，而术亦不诚矣！韩非《说难》亦曰：“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道家以君主喻虎，不可激其怒心；法家以君主喻龙，不可婴其逆鳞，婴者，触也，其畏君亦至矣。庄子清脱，韩非惨刻，似相反者，而其于事君之道，如此相似，难怪太史公将老庄申韩同列为一传，惨刻之生于清脱，清脱之变为惨刻也，而韩非死于秦王，庄子虽全身，而隐士韦祖思行其说以死于赫连勃勃，则说有不中也，老庄申韩异车而同辙，复奚疑哉！赫连勃勃征韦祖思而杀之，固暴人之恒，而祖思不免于死，亦恭惧过甚，而触其怒也，恭惧亦取死之道乎？孔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恭而无礼，亦逆人之心也，祖思其恭而无礼乎！赫连勃勃斥祖思曰：“吾以国士征汝，奈何以非类处吾！汝昔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遂杀之。则祖思之不诚，而玩之以虚也，而虎瞰之矣，恭惧过甚，则彼以为视吾为暴人也，而奚不怒？然则庄子之说，固有未必可行者。而胡广、冯道学之为乡愿，抑庄子之流弊也。君子事君以道，存之以诚，触君之怒，则自求也，《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自求多福，反求其过也，有过则改，无过加勉，孰能害我哉？奚术之足测，虚之足与！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诸己者恒安，求诸人者恒危，求诸己者恒得，求诸人者恒失，庄子、韩非皆不免求诸人也，其术岂有必准哉！圣学无非求诸己而已。郭子仪平安史之乱，功高天下，为权贵所忌，而权贵不能害，亦用其自反之诚耳。

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格君心之非”，彼亦人耳，浩然大正，何畏于彼哉？说大人则藐之，内省无愧，夫何忧何惧？匹夫浩然，气盛言正，虽万乘亦敬惮之，忘其贵也；人苟奋勇，一往无顾，虽虎豹亦惧之，忘其猛也。庄子、韩非皆不能忘君之威贵，而为消极之道，委蛇之术，导人以伪，流于谀，非君子之道也。

《庄子·山木》曰：“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敢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子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心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

刘玉论曰：“庄周自处夫才不才之间，周之学，纵横之变也。求所以自全于衰乱之世为之计，曰才者，祸之媒也。吾且为不才，然山木以不材而全，而主人之鴈以不善鸣而烹，是不才者有时而穷也？于是过为之计曰：吾将处夫才不才之间，而不知才不才之间亦将有时穷也。天下之事变无常，而祸福相倚，不惟不可计，而亦不必计，盖祸福之来，天也，而处之者人。繁霜零野，则弱草先萎；朔风吹林，则危枝易折。然培其根，则亦安往而不茂；斵其干，则亦安往而不摧？故君子之于祸福，处之以道而不之计焉，不求其道而过为之计，则狂惑诡乱不知所底。若周之为是已，且周信以为人之才者必祸，不才者必祸，而才不才之间，必不祸耶？此大惑也。才者有才之祸，不才者有不才之祸，才不才者有才不才之祸。玉以贵而磨，石以贱而琢，龟以灵而灼，蛇以毒而诛。然土壤之易亦苦于耕锄，鱼鼈之微亦毙于网罟，是将以其才而然耶？将以其不才而然耶？故祸不祸无所容心，才不才无所用智，而君子不计焉。必将计焉，则无宁二者之为愈矣，何以言之？逐北之师则才者以先而克，败北之师则不才者以后而免，是果祸乎哉？当夫战不战之际，而用乎才不才之间，将以间之，则知者不用，不知者不足用，而知不知之间者用将以饵之，则勇者不用，不勇者不足用，而勇不勇之间者用，是果不祸乎哉？故观之天下，干莫以利全，铅刀以钝弃，而剉折者率寻常之器，梓杞干云霄，萌蘖长风雨，而耗于斤斧者，率寻常之材。盖昔人尝有挟重赀，而浮于海者，联二舟而中处之私为之计曰：吾且相其左右而惟其便之。趋然维绝舟觧，左右固无恙，而是人者溺焉。呜呼！计祸福而必处于才不才之间，将无与是人类乎！故吾以为才者未必祸，不才者亦未必祸，而才不才之间者未必不祸。然君子则不之计，而惟道之从，当可用则才不可不勉，孔明之鞠躬尽瘁是也；当不可用，则虽才不用，蘧伯玉之巻而懐之是也。审于义，安于命，又何必拘拘翦翦，以处夫才不才之间也哉！”

善哉孔子曰：“君子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孟子曰：“由仁义行。”君子时中，以义为中，而非中立，依违于两间，此小人乡愿之中，而非君子之中也。朱子曰君子诚而中，小人不诚而中。诚而中，动容周旋而皆合符节，不诚而中，为苟且以全身远害，而贼道者不浅矣。君子但知顺逆，不测祸福；但明是非，不计利害。祸福难测，瞬息万变，非可尽测也；利害多端，纷杂层现，非可尽计也。顺逆显矣，是非昭矣，是可以处也。苟合于义，虽祸害不避也，固有生取义者；苟不合义，虽福利不取也，固有辞位而归隐者。儒者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易其守。道之不行，学之不讲，乃吾忧也，奚暇于祸福利害之忧哉！明哲保身者，可以不死，死则害勇，君子尽其道而死，乃正命也，若为桎梏之死，枉死，则非正命矣。所惧非死，惧死不得其所耳。保身以传道，非私其身；殉道而成仁，非沽其名。才有才之患，不才有不才之患，处于才与不才之间，中才也，中才岂无患耶？天下多为中才也，可用而不足用，终不免于用。才或有人忌之而受祸，亦或有人赏之，而为福，不才不为人忌，或全其身，或为人侮，而不得其终。祸福之无定，中才者，无人忌，无人侮，虽不足忌，而多疑者以为防，虽不可侮，而多智者足以欺，以中才亡国败家者亦不少也。唯有不易之道耳，岂有万全之术哉！观庄子全身之术，大抵欲中立耳，而处两者不并立之争，或以党我者吾友，不党者吾敌，中立亦未必能免祸。君子中庸，不为中立也。

要肃清庄子流毒，就须“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见其瑕而后道可使复也”。看看庄子到底在讲什么，为何有这样的说话，他的用心何在？他的偏蔽何在？庄子的害处使人轻薄，猖狂。

或曰：庄子境界太高了。

余曰： 高，不等于有道，他的高，是偏的高，不是大中至正之高。 朱子也说庄子总是往僻处说。 道本平实，圣人之言何其平实，老庄则好张皇玄虚，有故作高深之嫌。 熊十力说道家冷静之慧多，恻怛之诚少。其慧也，多为偏至之慧。王船山批老子，一言以蔽之：“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我甚赞同。意思是激于世俗之弊，一切与世俗相反，则为不公；偶见成功之术而持之，则为不经；穿凿而多扬其偏至之慧，则为不祥。矫激，则矫枉过正，执一则废百，成于此，而未必能成于彼，炫慧，则轻忽仁义道德，玩弄智术，而道德有失，恻隐之心淡薄。

或曰：老子圣王之道，统治天下的学问，而不是教化万民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这是圣王的视角立场了 而不是一家一姓。

余曰：治与教孰重？自然为教。 老子天地不仁这句话就有毒素。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以生物德，圣人以爱人为仁。天有生灭，地有成毁，无所谓仁与不仁。 天地不仁，老子流为申韩，非无故也。

道家多关注自然，人之外的东西，对人生问题关注的少提到人生也是消极处理，如何保全自己。他善于保全自己，但未免对世过于淡漠，不可以治天下，当大任。对人与人之间，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偏重个体的自由，人与人之间就比较冷淡了。老子说：“老死不相往来。”学道家极端的，父母兄弟都不相见。孟子所批判的陈仲子大概就是道家一流人，辞兄避母。很清高，但人伦不顾了，硜硜之节，又奚足道哉！道家就是想达到一种相忘的境界以消除世间的烦恼，麻醉人生的痛苦。道家有厌世倾向，再走一步，就是佛家的厌离了。有人说老庄超脱，其实有意求超脱，儒家圣贤不求超脱，而自然超脱。看庄子表面洒脱，其实内心是痛苦；显得超脱，其实是迷茫的。庄周梦蝶，不知孰为周，孰为蝶？感问“人之生，固如是芒乎？”

儒家的最大理想是裁成天地，府相万物。何等气魄！道家消极，只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家把天道人道分裂了，且对立，尊天道，贬人道。庄子说：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因此轻薄仁义礼乐，由于天人的分裂和对立。

有人说道家应天，儒家应人，法家应事，难道儒儒家不应天，不应事了？如此划分！我说：道家说天道，其实不知天道，体会不了天的健德，而反文明。道家知的多是地道而已。子贡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子贡不闻，不等于孔子不说，孔子言性与天道在十翼易传里，孔子孙子子思《中庸》也言性与天道。《中庸》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岂偏于人道哉！体天道而立人道，崇天道而不遗人道，尊人道而本于天道。曰：“道不远人，远人而为道，不可以为道。”盖时有如道家者，隐居避世，为之诫也。易传言天地人三才之道。扬雄也说：“通天地人为儒。”

天道本刚，地道本柔，道家尚柔而贱刚，《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君子终日乾乾。”《书》曰无逸，以逸为戒。道家虚静无为、冲退自守，岂自强不息，又有求逸之意。其治国，只求少事，清静而不扰民，可矣，而放弛以废礼乐，则玄虚而荡也。以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其机深矣！夫至刚者，浩然而充塞天地，岂至柔所能骋乎？以矛攻盾，孰胜？彼之所谓至刚，不过凡夫血气之刚，故能驰骋之，若夫圣贤之至刚，配义与道，浩然正气，直养而无害，岂所能骋乎？

引老子言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余曰： 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固有之，非大道废而有，人之有智，继于天也，谓智慧为大伪之生，道家反智，于此可见。秦焚《诗》、《书》，仁义亡矣，魏晋崇虚诞，智慧隐矣，蒯聩卫辄父子争位，孝慈绝矣，二世信任赵高，杀戮宗室大臣，忠臣尽矣，岂其然哉！岂其然哉！

或曰：汉儒捏合了各家学说，却招致后来的纬谶大兴，妖妄不绝，也直接导致了汉朝的灭亡。宋儒用理学捏合了当时的主要几家学说，沦为纸上的口头学问，丧失了经世致用的职能，也最终导致了国家灭亡。而明朝大兴的陆王心学，也捏合了当时的几家学说，试图一统天下学问，结果呢，比理学的危害更大。理学只是亡国之学，而心学，不仅亡国，还亡人。宋朝灭亡，臣民气节不亡。明朝灭亡，臣佞民乱，气节扫地。这都是因为，天下失道，伪诈并起，当时的圣贤们，虽然初衷是为了匡扶正道，但是他们的解决方案，一开始方向就彻底反了。没有遵循老子的教诲：绝而弃之。

余曰： 汉儒固杂于谶纬而不纯，然经世致致用，维汉朝四百年之久。而汉朝儒法杂用，其治不醇，不足以继三代，董子大儒，汉武不用。郑玄大儒，处于下位。安可以汉之亡归咎于儒哉！三国皆崇法家，师申韩，不过数十年而亡，归咎何家？西晋玄学盛，而召五胡之乱，又当咎谁？宋朝儒释道并立，谈禅成风，程朱忧之，辟佛老，而理学以立。然伊川、朱子皆受党禁，理学被禁，理宗尊理学而已，岂足影响全国？而理学重节义，宋虽弱，尚能抗金，使无南侵，岳飞之败金兀术，虞允文之折完颜亮，蒙古横扫欧亚，犹丧其大汗蒙哥，后于金而亡。辅明太祖定天下之刘基、宋濂亦理学之徒也，何以宋亡咎于理学。若夫宋徽宗崇道教者，则以北宋之亡归咎于道教乎？心学之兴，起于正德，乃明中期，而未成官学，固有流弊，不足以治国，而兴于日本，则有明治维新。明之气节虽不如宋，而殉国遗老亦不少，殉国者有张煌言、张同敞、瞿式耜、夏完淳、陈子龙、黄道周等，遗老有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李二曲、傅山、阎尔梅等。如老子绝而弃之，晋以召夷狄之祸，晚明猖狂之士荡弃礼法，益无廉耻，降清者多。

读《宋论》，见船山严批苏轼曰：小人蛊君以害善类，所患无辞，而为之名曰“朋党”，则以钳网天下而有余。汉、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而宋之季世，则尤有异焉，更名之曰“道学”。道学者，非恶声也。揭以为名，不足以为罪。乃知其不类之甚，而又为之名曰“伪学”。言伪者，非其本心也。其同类之相语以相诮者，固曰道学，不言伪也。以道学为名而杀士，刘德秀、京镗、何澹、胡纮等成之，韩侂胄尸之，而实不自此始也。高宗之世，已有请禁程氏学者。迨及孝宗，谢廓然以程氏与王安石并论，请禁以其说取士。自是而后，浸淫以及于侂胄，乃加以削夺窜殛之法。盖数十年蕴隆必泄之毒，非德秀等突起而遽能然也。

夫人各有心，不相为谋。诸君子无伤于物，而举国之狂狺如此。波流所届，乃至近世，江陵踵其戾气，奄党袭其炎威也，又如此。察其所以蛊惑天下而售其恶者，非强辨有力者莫能也。则为之倡者谁邪？揆厥所繇，而苏轼兄弟之恶，恶于向魋久矣。

君子之学，其为道也，律己虽严，不无利用安身之益；莅物虽正，自有和平温厚之休。小人之倾妒，亦但求异于国事之从违，而无与于退居之诵说。亦何至标以为名，惑君臣朝野而共相排摈哉？盖君子之以正人心、端风尚，有所必不为者。淫声冶色之必远也，苞苴贿赂之必拒也，剧饮狂歌之必绝也，诙谐调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琼、流连昼夜之必不容也，缁黄游客、嬉谈面谀之必不受也。凡此者，皆不肖者所耽，而求以自恣者也。徒以一厕士流，而名义相束，君子又从而饬之，苟逾其闲，则进不能获令誉于当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长者自居于士类。狂心思逞，不敢自遂，引领而望曰：谁能解我之桎梏，以两得于显名厚实之通轨哉？而轼兄弟乘此以兴矣。自其父洵以小有才而游丹铅之垒，弋韩愈之章程，即曰吾韩愈也；窃孟子之枝叶，即曰吾孟子也。轼兄弟益之以氾记之博，饰之以巧慧之才，浮游于六艺，沉湎于异端，倡为之说曰：“率吾性，即道也；任吾情，即性也。”引秦观、李廌无行之少年为之羽翼，杂浮屠黄冠近似之卮言为之谈助；左妖童，右游妓，猖狂于花月之下。而测大易之旨，掠论语之肤，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游宴乐之私。轩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行者，皆伪也。”伪之名自此而生矣。于是苟简卑陋之士，以为是释我之缚而游于浩荡之宇者。欲以之遂，而理即以之得；利以之享，而名即以之成；唯人之意欲，而出可为贤臣，处可为师儒，人皆仲尼，而世皆乐利。则褰裳以从，若将不及，一呼百集，群起以（敌）[攻]君子如仇仇，斥道学如盗贼，无所惮而不为矣。

故谢廓然之倡之也，以程氏与安石并论，则其所推戴者可知矣。视伊川如安石者，轼也。廓然曰：“士当信道自守，以六经为学，以孔、孟为师。”夫轼亦窃六经而倚孔、孟为藏身之窟。乃以进狭邪之狎客为入室之英，逞北里之淫词为传心之典；曰“此诚也，非是则伪也”。抑为钩距之深文，谑浪之飞语，摇闇君以逞其戈矛，流滥之极，数百年而不息。轼兄弟之恶，夫岂在共、欢下哉？姑不念其狐媚以诱天下后世之悦己者，乃至裁巾割肉，东坡巾，东坡肉。争庖人缝人之长，辱人贱行之至此极乎！眉山之学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祸讫于人伦，败贻于家国，禁讲说，毁书院，不旋踵而中国沦亡，人胥相食。呜呼！谁与卫道而除邪慝，火其书以救仅存之人纪者？不然，亦将安所届哉！

以伪学之禁，“朋党”之祸归咎于苏轼，以为轼兄弟之由，其责轼也重矣，虽然，轼岂堪其责哉！为之俑者，其由尚矣，而庄子之恶，流于千古。庄子之狂傲不羁，睥睨一切，虽圣王经天纬地之业，君子泰山乔岳之德，皆不足其一哂，以为乱天下之源，以为残生损性，抑之为不足高，嘲之为不可取。仁义礼乐，圣人之道，绝弃而土苴之，孔子，百代之标准，轻蔑而狎侮之。其疾虚伪是也，而矫激之过，则党邪而丑正，视君子如仇，比儒者为盗，秦始皇以焚诗书，坑儒士，魏晋名士以陵蔑忠孝，荡决礼法，五四文革以反儒反孔，破四旧，诋孔子为盗丘，岂非庄子作其俑哉！暴虐者以为名而毁文，放荡者以为借口而绝礼，无不源于庄子之狂言，则肃毒者自庄子始也。苏轼，亦不过受庄子影响而已。苏轼犹尊孔孟之道，尊先王之道，只诋当时之伊川，未如庄子之骂尽历代圣王君子也！而庄子之文采汪洋，历代文人名士多好之，神为之荡，情为之引也，《庄子》一书直与六经并行矣，惑人实大。

庄子之害，船山于《读通鉴论》亦言之矣，曰：

盖尝论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三者之致祸异，而相沿以生者，其归必合于一。不相济则祸犹浅，而相沿则祸必烈。庄生之教，得其氾滥者，则荡而丧志，何晏、王衍之所以败也；节取其大略而不淫，以息苛烦之天下，则王道虽不足以兴，而犹足以小康，则文、景是已。若张道陵、寇兼之、叶法善、林灵素、陶仲文之流，则巫也。巫而托于老、庄，非老、庄也。浮屠之修塔庙以事胡鬼，设齐供以饲髠徒，鸣钟吹螺，焚香呗呪，亦巫风尔；非其创以诬民，充塞仁义者也。浮屠之始人中国，用诳愚氓者，亦此而已矣。故浅尝其说而为害亦小，石虎之事图澄，姚兴之奉摩什，以及武帝之糜财力于同泰，皆此而已。害未及于人心，而未大伤于国脉，亦奚足为深患乎？其大者求深于其说，而西夷之愚鄙，猥而不逮。自晋以后，清谈之士，始附会之以老、庄之微词，而陵蔑忠孝、解散廉隅之说，始熺然而与君子之道相抗。唐、宋以还，李翱、张九成之徒，更诬圣人性天之旨，使窜入以相乱。夫其为言，以父母之爱为贪癡之本障，则既全乎枭獍之逆，而小儒狂惑，不知恶也，乐举吾道以殉之。于是而以无善无恶、销人伦、灭天理者，谓之良知；于是而以事事无碍之邪行，恣其奔欲无度者为率性，而双空人法之圣证；于是而以廉耻为桎梏，以君父为萍梗，无所不为为游戏，可夷狄，可盗贼，随类现身为方便。无一而不本于庄生之绪论，无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萧氏父子所以相戕相噬而亡其家国者，后世儒者，沿染千年，以芟夷人伦而召匪类。呜呼！烈矣！是正弘景、敬容之所长太息者，岂但饰金碧以营塔庙，恣坐食以侈罢民，为国民之蝥螣矣哉？

夫二氏固与申、韩为对垒矣，而人之有心，犹水之易波，激而岂有定哉？心一失其大中至正之则，则此倡而彼随，疾相报而以相济。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故张居正蹙天下于科条，而王畿、李贽之流，益横而无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则退而托于虚玄以逃咎责，法急而下怨其上，则乐叛弃君亲之说以自便，而心亡罪灭，抑可谓叛逆汩没，初不伤其本无一物之天真。繇此言之，祸至于申、韩而发乃大，源起于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庄生而始滥。端本之法，自虚玄始，区区巫鬼侈靡之风，不足诛也。斯陶、何二子所为舍浮屠而恶玄谈，未为不知本也。

呜呼！其言老庄浮屠之害也深矣！鸿尝以为：庄子一书，多轻蔑仁义，土苴礼法，颇为轻薄之士假借，而以之陵蔑忠孝，解散廉隅，与君子之道相抗。鲁迅之诋君子，与君子为敌，五四之反孔，与儒家决裂，多本于庄生之绪论也。以仁义为伪，以礼法为桎梏，而欲冲决之，追求所谓自由，以便于恣肆而已。呜呼！仁义礼法皆破矣，君父只如浮萍，不问谁之为君，如船山所谓可游戏，可夷狄，可盗贼，对篡弑冷眼旁观，戴盗贼夷狄为君不以为耻，弃六经而崇佛老，必至于此！晋之乱于五胡，梁武召侯景之寇也。佛老申韩相反者也，然相激而兴，虚静之与惨刻其实亦一间之隔耳，如风火之相沿相济也。无大中至正之道，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后世不归于佛老，则归于申韩。申韩之道近治，汉之所谓酷吏，乃后世所谓贤臣，包拯、海瑞之称贤也。以佛老为教者，多以申韩为法，王安石、张居正、明太祖、雍正帝既崇佛老，又用申韩而不相悖也。上用法愈严，而下愈兴玄虚之说，激之然也。船山以祸源于佛老，发于申韩，佛老近理而害人心，申韩近治而害社会也。牟宗三谓佛老为软性之恣肆，申韩为硬性之恣肆，为恣肆浑同则一也。然哉！硬性恣肆之后，则为软性之恣肆，魏政以申韩苛严而激起玄学，清谈之风也，中原以沦；而软性恣肆之后，来硬性之恣肆，民国之放纵，而后有文革之重抑也！相沿相济乃至相噬，民国多反儒，不反道，乃多以老庄反儒，以西方自由主义反儒，而至文革，儒释道，自由主义皆被扫荡！佛与老庄近，马列与申韩近，终在佛老申韩之间转也！然则欲长治久安，舍儒家中道其谁与归？佛老右，申韩左，儒家执两而取中。汉之治长，儒之功也。魏晋玄学为主，不及百年。唐虽也尊儒，而佛老盛，则内乱久。宋明虽尊儒，而杂以佛老，亡于夷狄。清之尊儒，儒表耳，佛老申韩实为主也。然则中国之败，非儒之咎，杂以佛老而不纯，内用申韩而不实也。若能纯能实，三代可复也。

近儒之帝王皆有治可观。东汉风俗之美，光武帝崇儒之功也，汉武帝不终于崇儒，而用申韩则乱矣。光武帝本身亦一儒生，不杂异端。非如刘备之学儒而杂申韩，萧衍之学儒而后佞佛老也。战国百家争鸣，而最后以法家统之，乃成赢秦之暴，焚百家言。民国也是各个学派主义相争，而最后以马列统之，而除法家外，皆被扫荡！历史惊人地相似。异端争鸣，群魔乱舞，人心堕落，终成暴力之统一，而为文化之摧残，秦之焚坑，吾以为未始非百家之咎也！文革之毁灭，亦多有民国文人学者之过。战国幸有孟荀为正面，有文化理想；民国幸有熊牟为正面，有文化理想。虽经秦之暴，文革之惨，而终复新机。老庄之玄虚而荡，申韩之惨刻而滞，胡鲁之激，马列之唯物，不足以治。胡江马列其名也，渐趋儒之实矣！

道家言自然，诋訾文明，知天之自然，而不知人之自然也。其言自然，则欲人从天，同天而已。人本于天，而与天不同。天有天之道，人有人之道，不可以天之道为人之道。天地不与圣人同忧，天地生育万物，圣人周济万民。天地以生物为心，圣人以济人为务。人继天道而立人道，继天文而立人文。不能继立，则禽兽而已。人继天，而与天不同，则不恃天之自然以为自然。通三才而立五常，乃为天地之肖子。为父母之肖子，非父亦步，己亦步，父亦趋，己亦趋也，承父之志而立己之业，乃为父之肖子。天有天工，人有人能。岂可任天工而废人能？岂可惟天之步趋而无所制作？道家知天之自然，而不知人自然，尚醇朴而訾文明，谓文明损生害性，非自然也，呜呼！人之有文明，人之所以继天立极，异于禽兽也，如毁文明，岂不同于禽兽乎！贵天之自然，而贱人之自然，可乎？天地源于混沌，而后运行不息，生成之物愈多；人类起于丛林，而后繁衍不止，制作之器愈富。人之所以法天也。訾文明之制作，而欲返于丛林，则何不毁万物而归于混沌？

阴阳造化，天之自然也；仁义教化，人之自然也。恃天之自然，则人可无仁义也，可无君师也，而人何以立？《易传》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知天人各有其道，而不同人于天也。荀子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知天之命，不知人之义。其不知人，远人而为道，亦知天不彻也。

道家所谓天，无为而已。知天道之顺，而不知天道之健。不知於穆不已之天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不息，故万物育；君子不息，故万事成。君子之有为而不敢怠，法天之不息而已。

知天之自然，而不知人之自然，言自然而不免拂人之性，言无为而不免有意之私。惟其尊天人，远人为道，以天之性为性，而不以人之性为性，则安不拂人之性？贵无贱有，舍有而论道，以无为为治，而不以有为为治，则安不杂意之私？

彼亦曰无为而无为，盖以天道无为，而无不生育，人亦如天而无为，而无不成功也，于是机变无穷，贼仁义而害人心矣。夫无不为，则有意也，有意则不免乎私，有意则非自然。君子之自然，无意必固我之私耳。道家之言自然，言无为，言朴，多意必固我之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