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关于程朱陆王，还是程朱正宗

       或曰：朱子是靠朱元璋捧出来的。余曰：朱子也了不起，其哲学体系也颇庞大。阳明，船山都受过朱子影响，而船山受朱子影响更大。船山到晚年六十几岁转宗横渠，之前一直宗朱子，虽转宗横渠，也尊敬朱子。阳明船山虽与朱子不同，而其学与朱子关系密切，不可忽略。朱子、阳明、船山可谓秦汉以后儒家三杰。曰：朱学是新儒学的第一阶段，是必经阶段，但也最为浅薄。朱熹在几百年之内的影响确实极大，但自晚清之后多受批判，难以翻身，盖其保守无进取之功。阳明与船山，都有人翻案力挺，朱熹，则少有力之辩护者。余曰：朱子是前期道学的集大成者，怎能说浅薄？朱子争议最大，更显示朱子的伟大。阳明不及朱子，如华山之与泰山。朱子虽有不足，但后人很难超过朱子。阳明，船山都是对朱子的完善和修正。朱子是泰山，是五岳之首。其他四岳是程子、张子、阳明、船山。我虽神契船山之学，但正统地位还是朱子。朱子是三代以后的孔子，孔子占据两千年的正统地位，朱子占据八百年的正统地位。阳明等群儒攻朱如墨翟等诸子非孔，都撼动不了其正统地位。而孔子、朱子更显其伟大，为后代学者所共仰。牟宗三欲否定其正统地位，蚍蜉撼大树耳。

       牟宗三说程朱是岐出，陆王为正宗，现在，我越来越感觉陆王是岐出，而程朱为正宗。我要勤学苦练，以反牟宗三之说，证明程朱为正宗，陆王为岐出，牟宗三也是岐出。岐出之儒立义甚简，专取经书中一句话以立义，陆就只说一个发明本心，立乎其大；阳明就说心即理，致良知；刘戢山就说一个诚意，慎独，牟宗三又说良知坎陷以延伸阳明之说，把良知夸大了，被余英时讥为“良知的傲慢”，不是没有道理的。吾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程朱之学笃实稳妥些，陆王之学虽易简高明，而不笃实稳妥。程朱可以包陆王，陆王不能包程朱。陆王立义甚简，人易喜之，一时学者趋之如鹜，在民间很流行，现在也是陆王之学盛行些，网上多是心学群，心学的讨论，不管它怎么流行，终是岐出，上不了正统。船山与程朱的差异比阳明与程朱的差异小些。

       余曰：和儒家相似的是西方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文主义近先秦儒家，理性主义近宋明儒家。

       或曰：人文与西方颇近，理性则有本质区别，中国宋明儒家理性偏心性，要求符合教统，西方则是反教统，重人文关怀。

       余曰：宋明儒家谈理、气、心、性，重视内圣的德性，即重人的个体。其实以理气心性为主，而曰心性学，那是代表心学，不能代表理学。心性学一词乃牟宗三之定义，而宋明儒家岂可以心性概之？准确的说是理气心性。牟宗三突出心学，而隐盖理学。

       我觉得宋明儒以理心性为主，理学心学兼大谈性。张子，船山大谈气，然其学不显，缺少传人。情才方面更少发明。理性心学至明儒极矣，现代儒家要多发展气学，兼辟情才之学，以成外王大业！性学，胡五峰为代表，然不足成派，附于理学。性学附于理学，心学，则才学附于气学情学。情才之学，船山亦有开辟，非主要，没有独立起来。理学心学两大派影响最大，气学也足以成为大派，只是影响小，情学也应该能成派，还没独立。

       言理则重伦常，言心则重个体，言气则重人文历史政治。程朱重义，陆王重智，张王重礼。程朱陆王都有轻文的倾向，而船山文道并重，此乃言气必及文也。言情才则及美学艺术，程朱陆王对美学艺术也不重视，船山较重视，多有文艺批评。情才之下则是欲，欲则可发展成生物学。儒家还没有系统的美学和生物学。

       或曰：气学是宋明理学之中最接现实的。主要是中华民族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所以不接现实不行啊。

       余曰：然，气学最实。才附于气，气盛则才大。性不可见，性由理显；才不可见，才由气显。理显性，气显才，情生欲。只有发展气学，开辟情学，才能应付西学的挑战，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

       或曰：关于心与理的关系，我觉得汉儒董仲舒讲的天人合一就给了答案了。心就是人，天就是指理。天人合一，所以心理合一。

       余曰：与我不谋而合。理率乎天，明明在上；心主乎人，赫赫在下。理学重视客观规律，心学重视主观个体。

       曰：但是我觉得圣人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说清楚呢？还计较那么久？我觉得朱子和陆象山，讲的是一个切入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支持朱子，为什么呢？圣人书还是要读的，你不读，光自己悟能悟出来啥呀？那不像禅宗一样了么？书也不用看了，就光自己悟了。也许陆象山有另一个意思，他认为心是主宰，而老是外寻读书，可能走外道去了。其实两个人都说的没错。可以两个学派同时看嘛。

       余曰：朱子，我注六经，重历史文化传承，注四书，接近孔子信而好古，修六经。而陆子，则六经注我，重视心悟，而缺乏历史文化传承，陆学也是以书札为主，没有专门著作。我觉得还是朱子之学笃实些，有路可循，朱可包陆，陆不能包朱。循序渐进稳妥些，单刀直入只能对上士，不适合大众。读书人多读朱子的书。朱子先博览而后返之以约，陆先立乎其大。博约，孔子也说要博文而约礼，孟子也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返说约也。朱子之法接近孔孟。而陆子的立乎其大虽来自孟子，但孟子的立乎其大是讲为人，先立其大体，而非为学。

       余曰：儒学正宗，尊周张程朱。

       蔡女曰：您的意思该不会是 ，陆子静他在儒学史上不重要了。

       余曰：他是岐出之儒，他影响也大，只非正宗。 

       或问：你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余曰：周张程朱列在《道学传》 ，周张程朱是被官方民间都认可的。陆子称先儒，周张程朱称先贤。士子诵习周张程朱之书，周张程朱的地位仅次于孔孟。 

       曰：那个只能作为参考，孟子在宋之前，有甚名气？孔子春秋战国，有几人认可？     

       余曰：孟子后来也被宋代公认为孔子正宗传人。在宋元明清，周张程朱的地位确实仅次于孔孟。至于现在，有人推尊陆王。 

       曰：论圣贤，当以道德境界论，不宜以社会舆论论。 

       余曰：周张程朱稳居了八百年的正统地位。当然是有原因的。 

       心远曰：应当看孔庙祭祀排位。这并不是某个个人的见解，而是一定的历史积累。陆王亦在位中，可说是先儒。

       余曰：论历史地位，地位是历史确定的，不是看当时社会的地位。在当时，王安石、司马光也与孔孟齐名，但历史不认他们，认程朱。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汉唐宋初，扬雄、董仲舒、郑玄、韩愈被视为孔孟以下的大儒，后被程朱取代，现在有谁能取代程朱的？陆王挑战过程朱，影响一时，但没有取代其正统地位。

       或曰：说这些意义不大，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在为圣人争斤两。

       在野曰：那个是看派势在朝中影响力的，朱子门徒在朝廷作官，自会提拔他的位置。王阳明学派也一样。清朝也有列入祭祀的，乾隆喜欢谁就弄谁进去，不喜欢就进不了。

       余曰：这是论历史地位，不是争斤两。历史才能论定，历史才是最公正的。

       在野曰：若凭真本事真境界，自汉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儒能达到李翱水平。但李翱居然进不去，为什么？曲高者必和寡也。

       余曰：李有思想，但不能引领一时。大儒，不能只看哲学思想，还要看所领的风气，能为百代师表否。程朱或许有些思想不及陆王直透本源，但确实为百代师表的。我也崇拜王船山，我也并不给王船山争正统地位。

       心远曰：建议看一下宋史朱熹传。朱子生前受打击，理学亦被贬。死后才表彰，后代再提升。这与什么门徒的有什么关系？那么，你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后朝后代不立其他人，这也不是乾隆一人能定的。历史自有定论，贰臣传，乾隆也不能改。

       余曰：不以个人喜好而抬高某人。能被历代认可，必有其过人之处，岂可轻易推翻。我非附和流俗，我尊重历史评价。不可以好恶尊贬。 

       心远曰：轻易否定这个排位关系，就是否定了历史评价。也是以一己之见解，否定的多数先儒先贤的见识。岂不小哉？

       余曰：梁启超、熊十力亦好陆王心学，亦未否认程朱正统地位。熊老夫子尚不敢否认，吾人可因好恶而轻易推翻？

       在野曰：周子得有二程之继，否则也跟李翱差不多，默默无闻，谁会弄他进孔庙？

       余曰：李翱以情为妄，偏离孔孟儒学。故不得为正。周子以诚立极，继承中庸易传思想。卲康节天才，其气魄亦甚雄伟，然多为术数之学，不如程朱之正。论圣贤，还要看气象。秦以后，程朱最有圣贤气象。陆王近于狂。程朱有中和之气。

       在野曰：李翶之《复性书》，我大约08年已开始读了。初始也曾疑，历8年始决，此千古未传之绝学。虽周子有所不能至之。李翱是儒门最早重视《孟子》《中庸》并能入道的儒者，卓绝于世。宋儒罕提李翱，我就奇了怪了。

       心远曰：李翱未进孔庙，说明其功其德，尚有所不足。看朱熹传，入孔庙祭祀，是由大臣奏请，最后由皇帝钦定。李翱其书，我未详读，故不便妄言。但后世儒者何其多也，难道竟无一人能识货？或许，孔庙位置有限，也未必每个儒者都能进的，或许，在他人看来，比他更有成就者，另有其人。故我说，最好尊重历史定位，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非常肯定而充足的证据，不以个人喜好而轻易否定。

      余曰：吴康斋说：“累日看《遗书》，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真得圣人之传也。何也？以其说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缓，温乎其夫子之言也。读之，自然令人心平气和，万虑俱消。”

       此言甚是，二程之言，看似平实，细读，一团蔼然之气，近孔子之温润。陆王，船山乃豪杰性儒者，豪杰气，则于圣贤尚隔一层也。

       问：一层体现在哪里？我看不出。

       余曰：傲气，除此傲气，则为圣贤矣，看程朱之书，见傲气否？然要做到陆王，船山那样的豪杰也难。陆王、船山仅次于程朱。

       曰：二程我看过，不过没精读，看不出特别的感觉。看心学也无傲气啊。

       余曰：圣贤气象，必须细察，你没细察而已。陆九渊诗曰：“仰首攀南斗，翻高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王阳明曰：“我今做得个狂者胸次”，“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然做到陆王，船山也难。狂傲之气有时隐微可见，豪杰也难免，然程朱则销去精彩，傲气全无。固程朱为正，无容议也，陆王，船山有精彩处，是其豪杰处，而亦未能进一步入圣贤。圣贤是销去精彩。圣贤之言，蔼然而温，冲淡而和，非程朱，而孰能至此乎！圣人则精彩全去，若孔子乃温而厉，恭而安，大而化。程朱恭有余，安不足，大而未化。明道温而不能厉，伊川、朱子厉而乏温。陆王狂直，船山坚贞。宋儒教人察圣贤气象，诸君细察乎？张子说我学一个恭而安不成，可见圣贤也有差别的，圣人恭而安，贤人恭，而安不足，或安而不足恭。程朱为贤人，而伤于拘碍，是恭有余，安不足也。陆王比孔门子路，子张，程朱比孔门颜曾。

       问：安不足，具体怎样说？ 

       余曰：不够开阔，不能如圣人，不勉而得，动容周旋，从容中道。但做到程朱也很难了，我们都做不到恭，温也做不到，还需多修养。恭非俗人之恭，乃诚而恭；温非俗人之温，乃如沐春风之温，世俗之恭温，乡愿耳。读孔孟程朱之书，满腔是生气。然欲学圣贤，还得从豪杰入手，先去乡愿世俗气，为豪杰，豪杰做好了，去傲气，为圣贤。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狷虽非圣贤，然远贤于世俗，狂者无掩，狷者自清也。学圣贤，还是先做豪杰，不然学成乡愿。王阳明也说：我今做得个狂者胸次，无些乡愿气。

       明儒薛文清先生曰：宋道学诸君子，有功于天下万世，不可胜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后，荀、杨以来，或以为恶，或以为善恶混论，纷然不决。至于程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后知性本善而无恶。张子气质之论明，然后知性有不善者，乃气质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于世，而无复异议者，其功大矣。自孟子之后，汉唐以及五代之间，异端与吾道争为长雄，至有读圣人之书，游圣人之门，以儒自名者，犹匍匐而归之，况其余乎！独唐之韩子，不顾侮笑，力救其失，而一齐众楚，犹莫之能胜也。至宋道学诸君子出，直捣异端之巢穴，而辨其毫厘似是之非，由是邪正之分，昭然若睹黑白。虽未悉绝其道，无使并行，然吾道既明，如精金不得混以铅锡，明珠而不得淆以鱼目。彼虽攀引比附，亦无自而入也。是以庠序育才，科举取士，讲学命词，粹然一出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曾思孟之正，绝口于异端之教，是皆道学诸君子距邪闲正之功也。呜呼！盛哉！

       扬鸿按：自孟子以后，道学不明，流于功利之说，隋唐佛老猖，而溺于虚无之教。性命之说何从而讲，大中之道何由而立？韩子奋起衰世，攘斥异端，扶翼正道，豪杰之士也！而势单力孤，不足以胜异端之狂流；道粗理浅，不足以发圣人之遗蕴。惟周张程朱大贤崛起，入其室，操其戈，袭其淄，暴其暇，而异端不复猖獗。穷本极源，主静以立人极，反经研几，精义存神，而使吾道大明于世。吾中国文化所以复兴而不化于西域之法，吾儒家之道所以长延而不绝于异端之说者，宋儒之功也！大矣哉！宋儒辨异卫道之功，岂可不为表彰？而清之汉学家，五四青年乃随后诟诋之，究何足以望宋儒之项背，而徒为华夏之逆子。周张程朱，非后人所可妄议也。

      牟宗三说：程伊川平生不读庄老，有人请他品茶观昼，他即说他平生不吃茶，也不识画，竟不往。这些情形，就此细节表面看来，好像是大迂固。实则这种迂固不同于司马光的固执。我们若从他的学术整个来看，他后面实有一种庄美人格作背景，他确乎认得要做到真正的精神生活必须透过那内在道德性之呈露，而此内在的道德性之呈露却必须在不断地敬畏实践中方能透彻。这种道理当然不是苏东坡、黄山谷那些名流文人所能了解的。（更非当今文人，专家所能了解）。诗人文人的生活是感触的，直觉的，假如可以说是美，也只是“幽美”（大分类的幽美），而不是庄美……他们所以落到只是艺术性格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生活停止在感觉的直觉的状态中，他们没有植根于“内在道德性”的那种大悲愿，也没有那种发自于“无条件的命令”的坚定意志。感觉的，直觉的，亦并不算是坏。假如我们不是耶稣之纯返于绝对，则我们不能一往否定感触的，直觉的。但这种直觉的具体的圆融不是原始的，而是经过尽伦尽性践仁所透露的内在道德性之调节的，所以是圣贤人格，而不是艺术人格，虽然也含有艺术在内。宋儒就是把这种圣贤人格的全副历程讲出来的，其中要关之把住以程朱为典型……王安石本质上还是一个文人的底子，所以他不能担当一个大时代。儒者的实践是综合的，指导的，更高级的，所以他们对于人格及事业常有鞭辟入里的透视，能作全部的估价。我们从二程的日常生活中评司马光、王安石、卲尧夫以及不喜苏东坡等文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学问人格之底蕴。由此你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为什么要排佛老。佛老在根本上思想不同于儒者，因而通不过他们的允许。佛老的思想形成社会那种山林气，清谈风，根本是儒者所反对的。这种风气皆带有艺术性格，光风霁月，流连光景，自以为是很清高的，人们亦说它是很高雅的精神生活。其实在儒者看来，只是一种放纵恣肆，并不真是精神生活。放纵恣肆有两型：一是软性的，一是硬性的。和尚道士，魏晋清谈，名士风流，《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都是软性的放纵恣肆。有软性的那种梦幻生活，感触的，直觉的光风霁月，清凉散，一经揭穿，就成为那种物质的，肉欲的，顶现实的粗暴。这两种常常互相翻转的。这都不是真正的精神生活。因为他们根本就未认识精神之所以为精神，他们的精神根本就未挣扎出，他们是停在感觉的直觉的自然状态中。他们都做了感觉的奴隶，而没有解放出。他们的解放只是放纵恣肆。所以结果都流入虚无，全体毁灭。他们的成就皆是“纯否定”：佛家要出世，把一切众生皆放进“无余涅盘”里；道家要成仙，也想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他们异曲同工，皆想整个地翻，以为不如此不能算彻底，不能算真解放。其实他们的解放都是毁灭，他们的彻底就是绝对否定，这些皆不是儒家的理想主义所能认可的。（《道德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实践之涵义》） 

       扬鸿案：牟宗三此言可谓知程伊川，知宋儒，知圣贤人格，理解宋明儒为何辟佛老，看透佛老的致命缺陷。孔子曰：“知德者鲜矣。”以苏东坡之天才，而疑伊川为奸，今之文人亦多讥讽伊川之迂腐虚伪，是装摸作样的伪道学。吾以前年少不学，亦以其不近人情为迂阔，而羡慕苏东坡的潇洒旷达，后深研儒家经典，宋明理学，了解儒家的道德价值，圣贤人格，而慨叹其不可及，呜呼！程朱之品格，如泰山之岩岩，庄严正大，岂吾辈所能妄议也！将敬服之不及！吾所见之网友，此种气象人格，亦唯@飛龍在野知之。 我以前也有过文学作家梦，未成，而幸跳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吾以前也企羡，想过那种登高作赋、吟风弄月，长啸山林，潇洒不羁，逍遥自在，所谓高雅的精神生活，超凡脱俗。后深入于儒学，而知有更高者在，儒者之道在尽性尽伦，儒者之业在尽制。而欲销去文人之气，志于圣贤，修成圣贤那种人格精神气象。陆象山说，韩愈那样的大文豪还是俗，学至二程方为不俗，思想精神境界不高就只崇拜韩愈、欧阳修、苏东坡这样的文人，我以前也是。何为不俗，牟宗三以不无聊定之。此定甚高，和我以前想的不俗颇有差距。人都有无聊的时候，或多或少，无聊有几种，一种是世俗市井的无聊，为低俗，一种为文人名士的无聊，为清俗，还有和尚道士的无聊，为玄俗。相比世俗，文人名士自是高雅，和尚道士自是清高，而比起二程，还在俗的层次。牟宗三说他所见的人，只有熊十力才无不聊，和人只谈道谈学问，是真人。 马一浮说六艺之道才是真解放，真自由。佛老皆求超脱，而对人世作一个彻底的否定，并非真解放。修成儒家那种圣贤人格才是真解放真自由。真正的解放是无愧无疚，无滞无碍，尽性尽伦。真正的自由，心与理合，动静皆中，若合符节。此非佛老所能理解，更非近代浅薄的自由主义所能理解。

      胡五峰《程子雅言前序》：天生蒸民，必有圣贤为之耳目。自尧而上，如黄帝、伏羲，虽时有见于传记，不可得而详其事矣。自尧而下，有大舜，有伯禹，商有汤，周有文王，群圣相继，中覆载而立定，海宇之民，政教列乎史官，事业光乎百代，分也。独吾夫子，穷不得居天位，道徳之积与天地同大，道徳之发与日星并明，凡在斯人，莫不争慕，有不言而化者，有闻一言而悟者，作新人才，力侔造化，裁成六经，以配无穷，亦庶几尧、舜、文王之功矣，命也。及颜氏子死，夫子没，曾氏子嗣焉。曾氏子死，孔子之孙继之，于其没也，孟氏实得其传。孟氏既没，百家雄张，著书立言，千章万句，与六经并驾争衡，其间最名纯雅，不驳于正统者，莫如荀、扬。然荀氏以不易之理为伪，不精之甚也。扬氏以作用得后为心，人欲之私也。故韩子断之曰：“轲之死，不得其传。”呜呼！甚矣，夫子之穷也！既无位，以摅其急行斯道，既没之后，传数世而遂绝者，且百年矣。 呜呼！甚矣，夫子之穷也！天于斯文，何其难哉！
       或曰：然则斯文遂绝矣乎？ 大宋之兴，经学倡明，卓然致力于士林者：王氏也，苏氏也，欧阳氏也。王氏盛行，士子所信属之王氏乎？曰：王氏支离。支离者，不得其全也。曰：欧阳氏之文典以重，且韩氏之嗣矣，属之欧阳氏乎？曰：欧阳氏浅于经。浅于经者，不得其精也。曰：苏氏俊迈超世，名高天下，属之苏氏乎？曰：苏氏纵横。纵横者，不得其雅也。然则属之谁乎？曰：程氏兄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也。 或者笑曰："其为言也不文，世人莫之好也；其制行也仿古，世人莫之信也。其讲道也惟开其端，其言治也不计其效。盖迂阔之至也。曷足以为斯民耳目，纂尧、舜、文王、孔、孟之绪乎？而子属之以传，过矣！”曰：“言之不文，乃发于口，而门人录之，传先生之道，泽及天下，是其乐也。传之其人，又其次也。修饰辞华，以矜愚众，非其志也。行之仿古，不徇流俗，必准之于圣人也。讲道启端，不骋辞辩，欲学者自得之也。治不计效，循天之理，与时为工，而期之以无穷也。若夫中春风日，拂拂融融，盖其和也。风冽而霜凝，盖其肃也。山之定止，万货滋生，盖其徳也。川奔放而来无尽，盖其应也。四时更代，盖其变化也。莫知其所以然，盖先生之神明不可得而测也。其为人也，可谓大而化矣。吾将以之为天。

       呜呼！其不及尧、舜、文王之分，则又命也。虽然，倡久绝之学于今日，变三川为洙泗之盛，使天下之英才有所依归，历古之异端一朝而谬戾见，比于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杨、墨，其功大矣。属之以传，又何过哉！

       扬鸿曰：王安石为宰相，以其新学易天下，其势可谓盛矣，不旋踵而败，蔡京、秦桧复之，而适足为新学之耻，皆奸臣假权势而行，不顺人心。欧阳修之古文为天下法，苏东坡之天才为天下崇，非安石比也，然皆以文胜，而浅于经，不纯于理，不足与于道统之传。若二程虽位不及安石，文不及欧苏，而二程之行以德显，二程之言以道胜。所行之德，颜曾之践履也；所言之道，孔孟之绪余也。行虽常，而可为古今法，人可由之而入尧舜；言虽淡，而为天地经，人不可违之而陷桀纣。朱子《六先生画像》赞伊川先生曰：“规员矩方，绳直准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言，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知其贵。”孔子曰：“知德者鲜矣。”夫规员矩方，人多以为迂阔，而不可舍规矩而立；布帛菽栗，人多以为平常，而不可舍布帛菽栗而生。至于王氏、欧氏、苏氏之学可为百代立标准乎？可为民由之而不可违之常道乎？欧苏之文，可以润身，而不足以变化气质；二程之言，切于身心，无非圣贤义理，学之可以变化气质，此学之本也。言之不文，而道固胜矣。取以其道，非以其文也。孔孟以后，考亭以前，道统之传，非二程其孰与归！而教圣学于三川，同乎洙泗；辟佛老于两宋，比于孟子，复何疑哉！

       牟宗三于其代表著作《心体与性体》以心学立场判朱子为岐出，谓朱子于道体性体的体悟不够透彻，视为存有而不活动，为他律道德，实承宋以来朱陆之争也。夫宋明以来心学虽贬朱子，未至以朱子为别子，而牟氏始把伊川朱子排除儒学正宗之外，谓与濂溪、明道、横渠异， 视为别子，而五峰、陆王为正宗，亦甚矣！然牟氏思辨极密，理论极严，学者莫能夺之。吾有不平，窃欲著书驳之，然学尚浅博，功夫未到，且俟来年。

       程氏兄弟虽有异，然大同小异，昔之学者混而不辨，牟氏亦过分夸大其异，而伊川乃不能与乃兄并列，与朱子并被排除儒学正宗之外。至于其分宋明道学，分为三系，陆王为一系，五峰、戢山为一系，皆为正宗，而伊川、朱子为一系，为岐出。实不敢苟同，不知他是如何研究宋明理学，得出如此判法。吾与牟宗三之判法甚不同。五峰虽也是理学大师，五峰学派也曾在南宋独立一时，然不足成一系，五峰死后不久，其最杰出的弟子张南轩就倒向朱子，因朱子驳五峰性无善恶论，南轩也不认同其师说，而戢山也驳王学性无善恶论，与五峰有别，如何与五峰为一系？五峰当为程朱之附庸。而濂溪、横渠、明道皆为大儒，开濂洛关学之统，为何不成一系？程氏兄弟共学，皆重天理，不可分割，牟宗三强分之，未免私意造作。以吾所判，周张船山为一系，程朱为一系，陆王戢山为一系方为正确。牟宗三谓朱子不理解象山，吾以牟宗三亦不理解朱子，其判伊川，朱子多以心学立场。心学对伊川、朱子之偏见自象山而然，象山闻伊川则有若伤我者，疑其奚与孔孟不类，而讥朱子为学不见道，牟宗三亦继象山而来。

       牟宗三偏向陆王心学，不能综合全部道学。牟不能理解程朱穷理致知，视为外在，他律道德。为程朱理学者冯友兰亦不理解良知，以良知为假设，熊十力与之争论，说良知为呈现。明末有朱王合流，如孙奇逢，然才不及朱王，不能明朱王之精髓而发之，岂足合之？           牟宗三谓程朱言道德不及陆王之透彻，然观历史上，程朱后学虽流于支离，然犹能守住道德，虚伪而不至无耻。陆王张扬德性，而其后学流于空疏，至走火入魔，顽钝无耻者，何也？刘念台所谓“虚玄而荡，情识而肆”。我认为心学的致命缺陷在于多靠本心体悟，不重视穷理致知，束书不观，太重视心之神明，而无天理之庄严，经典也非所重，六经且为注脚。吾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心即理，心外无理。象山、阳明天才，可以这么说，象山自律尚严，阳明不越樊篱，而其弟子，后学则至蔑弃经典，师心自用，流于狂妄无忌惮，而成就李贽那样的怪胎。 把天理忽略了，过于强调心的主体。固可以解放人心，而人心泛滥，没有天理的节制，则又肆无忌惮。

       程朱学强调天理，强调诚敬，程子曰：“敬胜百邪，入道莫如敬。”而程朱对敬的践履也很好，为后学典范。熊十力称：“读朱子书，觉得他时时在在，如对神明。此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生活，直令我有虽与从之，莫由也已之感”。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对越上帝。”《诗》谓“上帝临汝，无贰尔心”。继承孔子的敬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故为程朱学者大抵多能自律，不会越藩篱，冲破道德底线。一个人缺乏敬，没有敬，很容易肆意妄为。横渠、船山也重天理，重视敬畏。盖天理至大，无所不包：天理至严，不容有苟；天理至公，无所偏私。人所敬畏，而心则有道心人心，心会流荡，有合理处，有不合理处。太强调心之主体，容易把心的不合理处也发出来。 人的道德自律也是有限的，全靠本心自作主宰，圣人如孔子亦难，横渠说：“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须以书维持，吾若很久不读书，心也会往下流，放逸。而陆王后学多束书不观，不考究古圣先贤之言，一旦本心收拾不住，就至“虚玄而荡，情识而肆。”程朱后学重视书本，有所敬忌，礼义廉耻心未若陆王后学之泯绝也。虽有拘碍虚伪之讥，而总比放荡无耻的好些。顾泾阳也说：“拘者人情所厌，顺而决之为易；荡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为难。”而曰：“与其荡也，宁拘，此其所以逊朱子也。”此实言也。朱学至明流为训诂，白沙起而厌之，重视本心体悟，而开阳明心学，心学流为空谈恣肆，东林顾高诸贤欲挽之而不能，刘念台欲正之亦不能，直至明亡，为明末三大儒黄顾王反思批判，然国已亡，挽之何及！而满清复为禁锢，为三百年之岐出，真中国文化之悲剧也。
       陆王心学强调道德主体，心的自作主宰，此其优也。然人必须在对客体认识透明下才能凹显主体。人一生下，是懵懂的，都无主体意识，惟耳目能见能闻，心不能思，对外物认识多了，才有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增强。而程朱格物穷理不可缺也。我的意识是对照外物才有的，无物则无心。人是先对照外物，才返诸内心。朱子所谓“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也”，就是以认识客体凹显主体。故《大学》之旨，首曰格物，即认识外物，对照本心，非如阳明之正物也。孔子教人，也是先教其认识。这是顺序，不容蹑遢。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二者不可偏废，使本立而知益明，至精而本益固，两者亦互相发。”两者并重也。敬以存心，致知以持敬，此法最为稳妥，而无心学师心自用，流荡虚玄之弊。

       若以本心良知为具足，而不格物穷理，是孤守其灵明之心也，危矣！孔子曰：“操之则存，舍之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有出入，无理之维持也，欲操之使存，则必须格物穷理。孔子曰立诚，孟子曰扩充，皆未以本心良知为具足也。熊十力亦洞见此弊，曰：“上稽晚周故籍，《易》曰‘圣人成能’，又曰‘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乃至孟子言性善而主扩充，荀子曰‘善者，伪也’，伪者，人为。夫天性固有，何言人创？且是具足，又何待人创哉？不只固有具足者，原夫人所生之理，初非有待于外而诱焉自生，不谓之固有具足不得也。若乃当其生而即性以成形，形既成矣而日趋于凝固，性且受范于所成之形流行或凝滞，则形有余而性或不足矣。况复人有是形，而其惑也忽与形俱起，则又听役于形体以与物相靡，目靡于色，耳靡于声，口靡于味，意靡于财，而人将物化，具足之天性剥丧矣。虽剥未至尽，亦只留一线残余耳，如草木摧折之余，仅一点萌蘖。故《大易》立乾坤，以阳限天性，以阴显形体，阳数奇，阴数偶，阳少阴多。盖人生恒受限于形体，形累日甚，则成是形者之天性剥丧几至于无矣。人惟一顽固之形，而天性、本心、明智不过残余之萌蘖，吾人若不利用此萌蘖努力创生，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而徒消极减去染污之足害者，则安可望此萌蘖滋长盛大，若火势燎原，若泉流洋溢成江海乎？”熊宗二王，知徒减之不能，而须创以扩充维持，符程朱之旨也，此其所以开一学统也。
       朱子德性道学并重，存心格物并用，朱子可包陆，陆不能包朱。朱子遍注群经，集北宋五子之学，比孔子修六经，集群圣之大成，这种宏伟的工作，是陆王没做过的，也不能做的。所以朱子学赫然为正统，牟宗三欲动之，岂非蚍蜉撼树哉！朱子之博，只有王船山可比，王船山也遍注群经，整理古籍，参伍程朱，表彰横渠。而船山的《四书训义》大多遵循朱子之注，以朱注为准，不能取代朱子。孔子以后，朱子，船山最为博大，学问最具综合性，而陆王相比狭窄了很多，未免偏至不全，而朱子为正统已有八百年。象山之学，虽也引用先贤，但多是孟子之言，他是孤峰拔起。阳明之学，也就在朱陆之间。未若朱子遍究四书五经，讲遍北宋五子，集群儒之大成。且朱子之学不只在理学，经学，文学，礼学，天文地理等都有研究。牟宗三虽学贯中西，把宋明理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康德哲学脉络，都讲得很清楚，很了不起，但他偏向哲学，无总体学问之综合，也做不了遍注群经，综合文化之工作。这样的工作，秦汉以后，还真只有朱子，王船山做过。朱子的《四书集注》，至今也无人能取代。做这样的工作必须有深厚的功底，特强的生命力。

       陈来也感叹：“前人说他百家诸子，佛老异端，以及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无所不究，‘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皆‘极深研几，探赜索隐。’的确，在中国历史，几乎没有哪个哲学家能在研究著述的广泛性上望其项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贡献是巨大的。”这需要有多广的胸襟，多大的精力，多强的生命力！简直是神人才能做的！佛教在宋代还很盛行，至朱子完成他那包罗万象的理学体系，才击败了佛教，使儒家复归主流，复兴中华道统，中国文化。此佛徒之多衔朱子而不衔陆王也。

       程伊川曰：“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以辨儒释。牟宗三疑之曰：“‘圣人本天’固是，然岂不是‘本心’乎？是则明示其对于天或天理之体悟不同于老兄，即只体会‘只存有而不活动者’……释氏本心，圣人本天亦本心。”圣人本天，法天以立人道，所行皆合天理，所谓知天命，言天即包含心，而心不能包含天，天非徒赫赫在上，亦降而在人心之中也。吾儒一本也，而牟曰圣人本天亦本心，是二本也。吾儒一本而万殊，异端二本而无分。本天，岂是只存有而不活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且天至大，无所不包；至公，无所不覆。心则有出入，有时而隘，不能与人通，与天合。有时而私，不能与人共，与天同。本天，而儒释之界截然不混，本心，则有流于禅者。孔子多言天，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知我者其天乎！”“畏天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皆本天也。

       或曰程朱重外，陆王重内，余曰：重外的话，哪有那样的道德修养？理学多偏于内，因为是身心之学。惟程朱不只偏于内心修养，又要以格物穷理补之，被重内之理学家视为驰外。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子又益之以格物穷理之工夫。这是对理学之发展，非牟宗三所谓歧出也。若无格物致知，则儒者多流于禅，而儒释之界混而难辨矣。朱子意识此流弊，故多讲格物穷理。明代心学后来多不格物穷理，只是凭内心体悟，而与禅合流。故东林顾高诸贤欲返诸程朱以矫正之。不接触认识外物，则心为枯槁自守。程子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至于明代朱学流于训诂，真是扶住这边，那边又倒了。 王船山认识朱学之不足，而转宗横渠。王船山论述宋明道学史，推崇张子正蒙曰：“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申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歧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沉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然而吉凶穷达之数，于此于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沤瀑，两灭无余，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化，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昼，一言一动，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反经精义，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非可以见闻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其无，偷用其蕞然之聪明，或穷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觊圣功也。呜呼！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教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钜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熹，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犹水之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故夫子曰“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者也。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自朱子虑学者之骛远而忘迩，测微而遗显；其教门人也，以《易》为占筮之书而不使之学，盖亦矫枉之过，几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辂、郭璞、贾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呜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绳墨也，射者之彀率也，虽力之未逮，养之未熟，见为登天之难不可企及，而志于是则可至焉，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养蒙以是为圣功之所自定，而邪说之淫蛊不足以乱之矣。”

       王船山认为周子开启道学之源，为二程所引伸，但二程死后，游谢之徒流于禅，歧出以趋佛教之蹊径，因缺格物之工夫也。朱子意识此弊，为辨儒释，而以格物穷理为始教，使学者循序渐进以入大学，一以平实为主，不谈高妙隐微之说，其意可谓慎矣，但又把学者束缚于显道之中。后学多滞于表迹，而不明其里。故到明代，朱学多沉溺训诂之小学。陈白沙是天性浪漫之人，岂愿受此束缚，以此为学，而重涵养静坐，内心体悟，而又开启阳儒阴释之王学。阳明痛批朱学格物之陋，而曰致良知，重本心之省悟，而无善无恶之说兴，后学流于“虚玄而荡，情识而肆”。船山认为朱学与陆王学如水之胜火，一盈一虚而莫有定。朱学盛，则陆学衰，而朱学流弊起：王学盛，则朱学衰，王学流弊起。为此，船山表彰横渠，说让张子之学晓然大明，正童蒙于始，则佛教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船山觉得张子之学很有力量，可以立中道，可惜张子之学没有好的弟子宣扬，还不如康节术数之学显，世人信从者少。船山称张子之学，无非易也，船山重视《周易》，其学亦以《易》为宗，著有《周易内外传》数十万字阐发周易之旨。而怪朱子虑学者鹜远忘近，测微遗显，不教门人以易，竞以易为卜筮之书，几乎令伏羲、文王、周公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辂、郭璞、贾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这是船山对朱子的不满，认为朱子矫枉过正。船山很重视周易，以易为圣学根本，张子之学又无非易，大赞其学立天立地立人，纲维三才，贞生安死，是圣学传人。 宋明儒多重四书，而忽略五经。船山继承四书学，又用力于五经，于五经学，他著有《周易内外传》《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礼记章句》《诗广传》等书。 阳明表彰象山，影响更大于象山，船山表彰横渠，可惜船山所生时代不同，生在明末清初，船山虽继承发展横渠之学，而当满清之禁锢，不能使其学发扬于天下，以改变世运，又无弟子传承，及身而绝，且不如横渠，至少横渠开关学，生前有影响。 船山自称要为六经开生面，其文化责任意识很强，学术魄力很大，他也做了和朱子一样宏伟的工作，而又融贯内圣外王，唐君毅称其学由心性，天道而到治化。船山参伍程朱，继承张载，于周张程朱之学皆有所吸收，继承了宋明理学的传统，他也谈心性，而他又重视《周易》，以此为本，究天道，穷神知化，又不止于天道，返于人事，研究春秋，通鉴，考究古今得失，政治制度，作《黄书》，革新政制。他又不像宋明儒忽略文学艺术，他论诗经，评选古今诗作，研究律吕，欲复大雅。此工作，则朱子亦未做过。他是对中国几千的文化进行深刻综合的反思整理，而他又不像五四那么狭隘浅薄。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文化充满新的活力，让儒家圣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牟宗三以陆王继承孔子本旨，为儒学正宗，判伊川、朱子为歧出，可谓偏袒陆王。然余观陆王之学，有异端的潜质，理学者目为禅，非无由也，以陆王心学为禅，诚不公正，然陆王心学接近禅学，其徒多与禅合流。 王阳明之学一传至龙溪、心斋而恣肆之弊出，三传至李贽而私欲之说兴，流为猖狂，走向道学的反面，为异端，虽多后学之不善，亦阳明有以遗之也，翻看《王阳明全集》，就看《传习录》，已出现异端的潜质。 陆王之学流为异端，就是夸大了心的价值作用，如陆象山说：“吾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人称其气魄大，气魄确大，象山之学直承孟子，拔地而起，而与朱子分廷抗礼，然儒家圣贤不这么张皇说话。孟子也说大话，曰：“反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那是反身而诚后，不会说“吾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说得太张皇，过于夸大心的本体。佛家说话也很张皇，说心法起灭天地，“即心即佛”，“三界唯心”，陆王与之相似，故被朱子指责为禅。又曰心即理，心具众理，有合理之处，但不能说心就是理。 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 》曰：“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此言则开出李贽之“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虽然这是强调学术的独立性，不以朱子为标准，不以圣人之言为标准，有解放人心的积极作用，然又有放纵人心的消极弊端，吾以言之过而不醇。孔子万世师表，其所言者大多有据，不会有偏谬，只是所言各有针对，因病而发，学者不可执之。然异端纷争，道术不一，不折中于孔子，恐入邪道。不执圣人之言，可也，而曰求于心，则偏矣。求于心，当知吾心可比圣贤之心，能衡量圣贤言语之是非否？徒求于心，而不务穷理，则有师心自用之弊，而随意臧丕古今人物学说矣。阳明之意不必是这样的，然言之不醇，却产生了这样的流弊。吾人学未至圣贤，还是先以圣贤为标准。 如李贽则随意臧丕古今人物学说矣，而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多有破坏，以私欲为自然合理，因为这是童心，是真的，反之，则假，是伪君子，是伪道学。而不知其说颇中流俗之心，造就很多真小人，堂而皇之的谋私纵欲而无愧，就是李贽把它合理性了。

       王船山严厉批判李贽，“始以私利为詖行，继以猖狂为邪说，如近世李贽之流，导天下以绝灭彝性，遂致日月失其贞明，岂不痛与！”（《周易外传》）“闻其说者，震其奇诡，歆其纤利，惊其决裂，利其呴呕；而人心以蛊，风俗以淫，彝伦以斁，廉耻以堕。若近世李贽、钟惺之流，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读通鉴论》），把亡国之祸归罪于李贽之流，因其破坏了伦理价值，助长了小人的猖狂，流俗的邪淫，晚明出了那么色情小说，很多文人士大夫纵欲，文臣武将多降贼降清，弃君父如浼，趋势利若鹜，与此不无关系。 王船山批判李贽，又以此追咎王阳明，李贽是泰州学派，是王学三传弟子，弟子造成如此罪孽，与其祖师不无关系，就把批判的粑子指向阳明：“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张子正蒙注序》） 指责阳明为“阳儒阴释”之邪说，虽然批判得过激了，但船山实有深痛之感，阳明之学也确实具有一些异端的潜质，滋生流弊。

       关于无善无恶论，阳明虽未提倡，然在《传习录》的龙泉证道中记录了。 其中如此记载：“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贝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诗正。先生曰：‘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湍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跟前便有夫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矢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礼，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无善无恶论萌芽于阳明，龙溪闻之，觉得不够透彻，干脆四无，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此说一倡，起不很大的影响，对伦理道德有一定的冲击性。 战国时代，告子就提出性无所谓善恶，仁义为枇倦，孟子严辟之，曰：“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而阳明又曰心体无善无恶，岂非与孟子之言相悖，而近于告子之说耶？而对龙溪四无说并不否定，且默认之，只不教说而已。东林顾高诸贤，刘宗周，黄宗羲，王船山诸大儒多反思批驳无善无恶之论，皆以此说危害甚大。
       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曰：“先生深虑近世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究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勘其关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而于阳明无善无恶一语，辨难不遗余力，以为坏天下教法，自斯言始。” 

       顾泾阳曰：“管东溟曰：‘凡说之不正，而久流于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窃谓无善无恶四字当之。何者？见以为心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也，合下便成一个空。见以为无善无恶，只是心之不著于有也，究竟且成一个混。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高明者入而悦之，于是将有如所云：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缘尘，以操持为把捉，以随事省察为逐境，以讼悔迁改为轮回，以下学上达为落阶级，以砥节砺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者矣。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拣择，圆融者便而趋之，于是将有如所云：以任情为率性，以随俗袭非为中庸，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枉寻直尺为舍其身济天下，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安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无耻为不动心者矣。由前之说，何善非恶？由后之说，何恶非善？是故欲就而诘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问，彼其所握之机缄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复作，亦奈之何哉！ （《明儒学案·东林学案》）

       顾泾阳认为无善无恶之论投小人之私心，又附于君子之道，而造就顽钝无耻的小人，虚伪苟且的乡愿。无善无恶，把善恶空了，空而无挂碍，以有为桎梏，而荡弃礼法；把善恶混了，混而无分别，以随俗为中庸，而阉然媚世，非以导淫，则以长伪。顾泾阳感叹，邪说如此之巧，世风如此之坏，虽孔孟复起，也不能奈何！顾高欲挽之而不能也，直至明亡。
       明亡，王船山痛极思痛，对古今虚玄之说做出深刻全面的反思批判，尤其是王学中无善无恶，曰：“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然而吉凶穷达之数，于此于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沤瀑，两灭无余，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张子正蒙注序》）

       船山认为既说无善无恶，善与恶都非固有，则为下者何所不惮而不遂其苟且之欲？稍有耻者亦以恶为赘，而善为允髦，亦不足慕，生无所从，名义皆虚，两灭无余，就是善恶都灭了，则逐空而不反。而最终为猖狂无缚无碍之邪说，打破一切束缚，冲击伦理道德，与枯禅狂禅合流也。 晚明时代和民国时代比较相似，都冲击了伦理道德。钟惺，李贽之破坏彝伦，而东林顾高诸贤维持之，黄顾王反思重建。民国胡鲁，陈独秀破坏人文伦理道德，而有学衡梅陈诸君子维持之，熊唐牟诸哲学家反思重建。历史惊人的相似。晚明后是亡天下，民国以后是文革的大毁灭。顾高，黄顾王，梅陈，熊唐牟不能挽其逆流而重建。重建社会人文，伦理道理，其在兹乎！其在兹乎！又荀子隆礼重法，而有弟子李斯之坑儒；阳明言无善恶，而有后学李贽反道学，虽弟子之罪，不可怪老师，然潜流之弊，由其立言之不慎，可勿警哉！

       孔子以后，师友弟子之多，盖莫如朱子矣。余所歆慕。朱子之所以能集群儒之大成，而为理学之正宗者，岂无由乎？固本天资之颖，下工夫之深，积累之富，亦赖贤师益友之助也。朱子之师李延平，朱子之友张拭、吕祖谦、刘珙、陆象山、陈同甫、叶正则、辛弃疾、陆游、赵汝愚等皆名儒文豪巨公也。张拭之理学，乃湖湘学派领袖；吕祖谦之史学，东南之巨擘。陈同甫，叶正则之事功学，亦一世之才俊；辛弃疾为千古词豪，与苏轼齐名；陆游为宋代大诗人，与太白并称。陆象山为心学祖师，赵汝愚为南宋贤相，皆非常之人，于历史上皆据地位，而皆与朱子为友，非其人格之感应哉？孰而幸有如此多之贤友？ 宋之南渡，衰弱矣，而文化人才如百花竞放。朱子幸生其时，于当时人才，几无不交。形成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象，唯北宋二程时代可比也。而经庆元党案，朱子死后，人才衰矣。呜呼！邪臣党禁之害也！后世再不见如此景象。 春秋战国虽有百家争鸣，然同时而出，进行学术对话辩论未如北宋南宋之盛。孟子尊孔子，庄子承老子，生于同时，皆颇有雄才，惜未相遇，而不得见其对话也！朱陆之争，旗逢对手，对历史影响甚大，孟庄之争，其将如何哉！ 

人惜孟子未得与庄子一辨，余亦惜孔子未得与老子一论，孔子之与老子如朱子之与象山。孔子以礼为治，儒者承之而重礼也；老子以礼为忠信之薄乱之首，玄家承之而土苴礼法。孔子以六经为教，老子以为先王陈迹。孔子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老子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都是对孔子说的。孔子重视经典传承，有很深的历史意识；老子不重视经典，缺乏历史意识。庄子承之，曰“参万岁而为一纯”，无古无今，此道家之历史观也。朱子重视经典，遍注群经，象山不甚重视经典，曰六经注我。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于易则承伏羲、文王，于礼承周公，遍求名师，朱子祖述孔孟，宪章周张二程，注周子《通书》，张子《西铭》，整理二程遗书，也遍求名师。孔子修六经，朱子注四书。孔子晚年学易，朱子晚年好究太极。而老子无所师承，或谓其承黄帝，而老子未尝言黄帝，未尝言古圣先贤。陆象山亦无师承，自称读《孟子》得之，然其易简功夫，不言博与孟子博学详说异，他的学说很简单，是拔地而起。老子之言多针对孔子而发，象山之言亦多针对朱子而发。很多人说陆子近禅，余谓其与老庄相似。老庄之徒轻视礼法，陆王之徒亦疏略礼法。孔孟程朱之徒重视礼法些。而儒家之道，仁与礼耳，仁以正心，礼以修身，轻视礼法，其不为非正宗儒家矣。 象山好言易简，易简出于孔子《易传》，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然孔子之言易简讲乾坤之道，对人平易，则易亲，为政以简，则易知。非于学问而言也。不然，孔子何言先难后获？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则主敬以行简也，非苟简也。 孔子又自称吾十五好学，三十二立至七十从心所欲愈矩，为学有次第，非以易简为学也，孟子亦曰成章而达。中庸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先秦儒家皆未以易简为学，不讲顿悟。而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以诱人学之，曰：“大道至简。”以引人向之。而玄家讥儒家之礼为繁琐难行。 朱子宗《大学》，以格物为始教，继之穷理致知正心，为学循序渐进，不讲顿悟，谓下学而好达，是与孔子之教近也。象山只讲发明本心，立乎其大，而不注重格物穷理，谓吾心即宇宙，万理备于吾心，吾性具足，何用他求，所谓易简虽说出于《易传》，实近老子之易简也。而象山讥朱子之学为支离不见道。

然孔子，朱子为正宗，老子、陆子为偏支，彼虽讥其繁难支离，而不能夺孔朱之正席。何也？天下之事必起于难而后易，学问必有次序而后达，孔子，朱子之学具有普遍，适合所有人，而老子、陆子之学不具普遍性，只适合聪明人。且孔子、朱子之学笃实全面，老子，陆子之学偏至，不大稳妥。孔子、朱子有很深远之传承，老子、陆子之学把地而起，根基不厚。 仁者先难后获，乃至理名言也！易而获之，则心存侥幸，且所获者果实耶？得之易亦失之易。先难后获，则珍惜之，守而勿失也。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老子，陆子何言之易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耳目不思而得，得之易而非实；心之官思则得之，得之难而为真，异端之学，以捷取径获，徇耳目之官耳！其所谓明心乃从小体之人心，王船山在《尚书引义》中明确指出。

牟宗三说：程伊川平生不读庄老，有人请他品茶观昼，他即说他平生不吃茶，也不识画，竟不往。这些情形，就此细节表面看来，好像是大迂固。实则这种迂固不同于司马光的固执。我们若从他的学术整个来看，他后面实有一种庄美人格作背景，他确乎认得要做到真正的精神生活必须透过那内在道德性之呈露，而此内在的道德性之呈露却必须在不断地敬畏实践中方能透彻。这种道理当然不是苏东坡、黄山谷那些名流文人所能了解的。（更非当今文人，专家所能了解）。诗人文人的生活是感触的，直觉的，假如可以说是美，也只是“幽美”（大分类的幽美），而不是庄美……他们所以落到只是艺术性格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生活停止在感觉的直觉的状态中，他们没有植根于“内在道德性”的那种大悲愿，也没有那种发自于“无条件的命令”的坚定意志。感觉的，直觉的，亦并不算是坏。假如我们不是耶稣之纯返于绝对，则我们不能一往否定感触的，直觉的。但这种直觉的具体的圆融不是原始的，而是经过尽伦尽性践仁所透露的内在道德性之调节的，所以是圣贤人格，而不是艺术人格，虽然也含有艺术在内。宋儒就是把这种圣贤人格的全副历程讲出来的，其中要关之把住以程朱为典型……王安石本质上还是一个文人的底子，所以他不能担当一个大时代。儒者的实践是综合的，指导的，更高级的，所以他们对于人格及事业常有鞭辟入里的透视，能作全部的估价。我们从二程的日常生活中评司马光、王安石、卲尧夫以及不喜苏东坡等文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学问人格之底蕴。由此你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为什么要排佛老。佛老在根本上思想不同于儒者，因而通不过他们的允许。佛老的思想形成社会那种山林气，清谈风，根本是儒者所反对的。这种风气皆带有艺术性格，光风霁月，流连光景，自以为是很清高的，人们亦说它是很高雅的精神生活。其实在儒者看来，只是一种放纵恣肆，并不真是精神生活。放纵恣肆有两型：一是软性的，一是硬性的。和尚道士，魏晋清谈，名士风流，《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都是软性的放纵恣肆。有软性的那种梦幻生活，感触的，直觉的光风霁月，清凉散，一经揭穿，就成为那种物质的，肉欲的，顶现实的粗暴。这两种常常互相翻转的。这都不是真正的精神生活。因为他们根本就未认识精神之所以为精神，他们的精神根本就未挣扎出，他们是停在感觉的直觉的自然状态中。他们都做了感觉的奴隶，而没有解放出。他们的解放只是放纵恣肆。所以结果都流入虚无，全体毁灭。他们的成就皆是“纯否定”：佛家要出世，把一切众生皆放进“无余涅盘”里；道家要成仙，也想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他们异曲同工，皆想整个地翻，以为不如此不能算彻底，不能算真解放。其实他们的解放都是毁灭，他们的彻底就是绝对否定，这些皆不是儒家的理想主义所能认可的。（《道德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实践之涵义》）

我觉得程朱具有庄美的人格，而陆王缺乏，程朱主敬持敬，敬义夹持，而陆王忽之，象山且不以为然。陆王之学也是多凭感觉直觉，不重思辨分析，其徒多好静坐，朱子就批评陆子只教人静坐，不教人读书，其徒流于束书不观，以读书为害道，此非传统儒者作风。牟宗三批评佛老停留在感觉直觉的状态中，流连光景，却不知他所宗之陆王和这个差不多了。陆王之学流为玄虚而荡，情识而肆，非近佛老乎？正宗的儒家是平实，笃实的，不大说玄而玄之的话。陆王近禅，亦似老庄，其实禅家亦多剽窃老庄之说，禅与老庄也颇相似，他们都颇有感性的浪漫。孔孟程朱是理性的古典。 学习宋以后儒家，还是以程朱为正，陆王为辅。颜习斋大反程朱，说破一分程朱，得一分孔孟，返诸孔孟，以读书为害，专事力行，矫枉过正，实近墨子许行之道。程朱为孔孟嫡传，无疑也，其有不同，时风之异耳，若论风格，孟子又岂与孔子同乎？大同小异，心同迹异。颜习斋欲于迹上判孔孟与程朱之不同，举孔孟以反程朱，岂不陋哉！孟子说禹、回易地则皆然，又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汙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事上，迹上论，朱子不同程子，程子不同孟子，孟子不同孔子，孔子不同周公，周公不同文武，文武不同尧舜，而大经大本则一也，一者何也？仁义中正而已。

      朱子学道深矣，而于生死祸福如此泰然处之，虽遭韩侂胄伪学之禁，犹能优游林泉，为学者师，全身而终。称为大贤，不亦宜乎！

      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教条主义必固矣，经验主义意我矣。必固则不能贯通，局于一隅，而不明全体；不能变通，拘于往迹，而不达时宜；意我则不肯虚心，先存成见，而不究深蕴；不能舍己，迷于所得，而不穷奥理。

      朱子之“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可治二者之病。虚心涵泳，先舍己，心入其中，究古人之蕴，而知其精粗；切己体察，而返己，修诸身，行诸事，体圣贤之道，而明其体用。

       陆杨不虚心，《通书》《正蒙》都不信，不如朱子虚心学伊洛。自信太过，而对圣贤不够虚心，六经注我，六经皆我注解，以为验证而已。王阳明承陆杨之蔽，以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是也。此后人多以此赞扬阳明学的独立精神，不盲信圣贤。而顾宪成疑曰：“私以为阳明得力处在此，而其未尽处亦在此矣，请略陈之而门下裁焉，今夫人之一心浑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几何？惟圣人而己矣。自此以下，或偏焉，或驳焉，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真，吾见其难也。老之无，佛之虚，杨墨之仁义，彼非不求诸心也，其浑然者未能尽与圣人合，是以谬也，故阳明此两言者，其为圣人设乎？则圣人之心虽千百载而上下冥合符契，可以考不谬，俟不惑，恐无有求之而不得者；其为学者设乎？则学者之去圣人远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于此正应沉潜玩味，虚衷以俟，更为质诸先觉，考诸古训，退而益加培养，洗心藏密，俾其浑然者，果无愧于圣人，如是而犹不得，然后徐断其是非，未晚也。”

       泾阳此言可谓中阳明，王学之弊，心虽具理，而未必皆合理，心有出入，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求诸心，可也，决诸心，则不可轻易。君子大其心，尽其心，而不可任心，任心则果于自是，难免师心自用之弊。求诸心而得，犹不敢自是，《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适于己，而未必适于人也，故欲征诸庶民。又曰：“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其精慎如此，方决然于心，岂凭一己之得，则敢断天下是非哉！

       一己之心得，未必为天下之公道；征诸庶民，考诸往圣，建诸天地，质诸鬼神，达诸古今而皆合，乃天下之公道也。而能虽千万人，而吾必往，自信曰：“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大勇自反而缩，内省不忧，穷理则不惑。

      且圣贤之言，未必一时皆契，或智不及，而不契；或时不及，而不惑；或时不同，而不契；或慧悟不及，而不契。未契，存之俟后考究，而未可以己之所契为是，己所不契为非也，如此则轻易疑圣贤，而至于非圣贤矣。

       经验主义有两种有两种，一靠心得，二靠实验。一为只求诸心，二为只验诸事。前者失之高明，后者失之卑陋。

       一为求诸内，二为鹜诸外。前者只求心之领悟，而不考索，据恍然之一见而自大；后者只求事之验证，而不寻思，凭偶然之一得而自信。持一偏之见，而不达全体；据目前之得，而不通大道。求诸心，而心未必皆是，则或认非为是；验诸事，而事未必皆验，则或以是为非。

       圣贤有微言大义，微言不可执，大义不可叛。微妙之几而不可方所，微言也；通天下古今而不可易，大义也。

      有偶然之一得，而不可恃以为法；有恍然之一见，而不可信以为道。通于古今，合于上下，方可为法，明于天人，合于内外，方可为道。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圣贤之言，而不思，安能知其微言大义？执其一二之微言以为典，未有不罔者也。惟尽心之思，而不考诸古训，安能思皆中理？师其一二之心得以为道，未有不殆者也。

      《中庸》又具之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勿轻易视之，下得紧切深重！非但学也，而学求其博，以不蔽于一偏；非徒问也，而问求其审，而非盲问；非徒思也，而思须慎，思之一二，不敢以为然否；非徒辨也，而辨求其明，有一二不明，不敢定其是非；非徒行也，而行求其笃，一有未笃，则未尽其道。

       教条主义学而不思，而所学亦未必博也；经验主义思而不学，行而不学，而所思亦未必慎，所行未必笃也。

——二零一七、八年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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