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人说儒家是圣母白左。儒家就是反对圣母的，说仁人能爱人，能恶人。儒家华夷之辨，欲华夷各止其所，反对胡人内迁。说佛教，不要说儒家。儒家的爱是讲亲疏的，自亲及疏，自近及远。反对所谓兼爱，博爱之说。内夏外夷，必先华夏而后夷狄，中国根本，夷狄枝叶，这才是儒家的观点！孔子说以直报怨，不同意以德报怨，儒家还有复仇思想，这都是与圣母的主张相反的！
《大学》曰：“《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 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对那些嫉贤妒能，不能保我民族利益的人，儒家主张流放于四夷之地，等于四夷，不与同中国！这就是“唯仁人能爱人，能恶人”。儒家爱恶分明！
《论语》载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又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孔子是更有取于好不仁又能恶不仁者之为仁，可惜难得一见。孔子还和弟子谈到君子恶人问题：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儒家是彰善瘅恶，瘅就是憎恨的意思。儒家的爱憎很明确！除暴以安民，虽武王以臣伐君，儒家亦许之，孟子称文王，武王之勇曰：“《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孟子引用的“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前面一句是“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意思是密国人不恭敬顺从，对抗大国实在狂傲，侵阮伐共，气焰甚是嚣张。文王勃然震怒，整顿军队奋勇进剿，痛击敌人的猖狂侵扰。大大增加了周国的吉祥，而不辜负天下百姓的期望。
史载文王自殷都回周，就连续对几个国家进行征伐，“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儒家崇拜的圣人不只是具有文德的人，还要有威武以讨不顺，以义怒而安天下！还有孟子推崇的汤也是“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孟子称周公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除暴君，安黎民，兼并夷狄，驱逐猛兽，使百姓得以安宁，在孟子看来，是大仁！而不是佛教的博爱众生。孟子反对墨子兼爱之说，骂其无父，兼爱使亲情伦理淡薄，使父母与路人等同，这是儒家坚决反对的，儒家之爱，讲亲疏有别，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孟子说：“羞恶者，义之端也。”羞耻憎恶之心，是义的发端。一些圣母，圣母教只讲爱人，不讲恶人，是少了义之端。孟子很具有爱憎心，憎恨那些攻城，杀人盈城，攻野，杀人盈野者，说“善战者服上刑”！
明末大儒王船山批判博爱，曰：“仁莫大于亲亲，非其私之之谓也。平夷其心，视天下之生，皆与同条共贯，亦奚必我父兄子弟之必为加厚哉？此固不可深求于物理，而但还验其心之所存、与所必发者而已。均之为人，而必亲其亲者，谁使之然也？谓之天，而天未尝诏之；谓之道，而道亦待闻于讲习辩说之余矣。若其倏然而兴、怵然而觉、恻然而不能忘者，非他，所谓仁也。人之所自生，生于此念，而习焉不察耳。释氏斥之为贪爱之根，乃以贼人而绝其类。韩愈氏曰：‘博爱之谓仁。’言博也，则亦逐流而失其源也，博则其爱也弛矣。有人于此，可生也，亦可杀也，见为可生，而生之也快，见为可杀，而杀之也亦快，即见为不可杀，而卒不能不杀也，则亦置之矣。至于父子兄弟，即不容已于杀，而必戚然以终身，如其见为可生，则必不如他人之唯力是视，尽吾道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以此思之，仁天下也有穷，而父子兄弟之仁，则不以穷而妨其爱也。唯不仁者，舍其约以务于博，即有爱焉，亦散漫以施，而自矜其惠之溥；如其穷矣，则视父子兄弟亦博爱中之一二人而已。置之可也，杀之又奚不可哉？”说“墨、释之邪，韩愈氏之陋，实中于不肖者之心，以为天理之贼”。
又曰：“仁非博爱之谓也。微言绝，大义隐，以博爱言仁，而儒乱于墨。墨氏之仁，妇姑之仁也，于是而宋钘、惠施之徒，衒之而为止攻善救之说，以狐媚愚氓而益其乱。说《春秋》者曰：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安得此墨之诐辞而亟称之哉！……《春秋》书晋侯伐卫，楚人救卫，而卫党楚以病中国之罪定矣，卫罪定，而晋侯之伐不亦宜乎？爰旌目拒盗食以殒命，石敬瑭怙契丹以篡唐，观其所与为徒者，而贞士恶人之辨悬绝于天壤。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为不仁者之所好，视诸仁者之所恶而尤恶也。”
对于夷狄的侵犯，船山主张坚决铁血反击！曰：“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蝥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又曰不必与夷狄讲仁义：“中国之于狄，胁之不为不忠，乘之不为不义，迫以凌之不为不仁，狄之与禽无几也。伏羲氏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离，明也，明于其义，是故可掩可杀，可诱可乘，以致养于人而远人害。岂与夫释氏之冥行，有所忍辱，无辱不忍，有所护生，无生不护者哉！”
“中国之于夷狄，殄之不为不仁，欺之不为不信，斥其土，夺其资不为不义。苟与战而必败之也。殄之以全吾民之谓仁；欺以诚，行其所必恶之谓信；斥其土则以文教移其俗，夺其资以宽吾民之力之谓义。仁信以义，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
“狄祸之中于郑、卫、齐、杞也百年，而其于晋尤不两立也。灭其族种，俘其君，于是乎尽春秋而冀、豫、 青、兖无狄患，垂至于七国而犹晏然。故若狄者，殄之而不为不仁，俘之而不为无礼，以谋胜之不为无信，乘其危而并之不为不义……”
“所恶于楚者，为其变夷也，而狄尤非我类也。非我类者不入我伦，殄之非不仁，乘之非不义。”
“人与人相于，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之相于而已矣；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蠭虿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义以与楚盟，秉信义以与楚战，兵败身伤而为中国羞。于楚且然，况其与狄为徒，而螫嘬及人者乎！”
“以帝王之惇信义也，三苗来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駾之；东夷既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尝恃硁硁以姑纵也。晋文公弃楚之小惠，败之于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郑以全，所繇异于宋襄远矣。故曰：夷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
反对姑息，虽然损害了异族，而有利本族，这也是仁义！因为“仁以自爱，义以自制其伦”，此为仁义之根本，如果不能爱护治理好自己的民族，就算帮助异族再多，不能称为仁义，这像圣母吗？儒家崇拜的圣人孔子也是“温而厉，威而不猛”，自称“我战则克”，可不是老好人，和事佬！
儒家的仁义不是柔软的，而是有刚毅的意思，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慨叹“吾未见刚者”，孔子是喜欢刚者。孟子自称善养“浩然之气”，此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朱子说孔子弟子唯曾子得其传，是因为曾子刚毅，这是“立脚处”，“到子思也恁地刚毅，孟子也恁地刚毅。惟是有这般人，方始凑合得著。惟是这刚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别无可考，只孟子所称，如‘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之类，这是甚么样刚毅！”朱子也喜欢刚毅之人，朱子本身也很刚直，直言训斥皇帝，以和夷为羞，坚决主张攘夷复仇，认为这是天理！朱子反对以爱训仁，说仁者爱之理，如果只以爱解释仁，爱者有感情在内，情有不辨是非，而动于欲，害于理者，岂可认作为仁耶？船山亦曰：“仁者，爱之理也，而其发于情也易以动，故在下位而易动于利，在上位而易动于欲。君子之仁，廓然曙于情之贞淫，而虚以顺万物之理，与义相扶，而还以相济。故仁，阴德也，而其用阳。若遇物而即发其不忍之情，则与嚅唲呴沫者相取，而万物之死生有所不恤。阴德易以阴用，而用以阴，乃仁之贼。”
所以儒家不会像基督教那样整天说爱人，儒家要辨别是非，爱是要情理之统一。儒家说“仁者必有勇”，儒家的仁是充满血性的！要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仁智勇”乃孔子所谓“三达德”。
儒家说“亲亲仁之本也”，“仁莫大于亲亲”，这个亲亲应该不只指亲人，亦是较亲的族人，当亲其所亲，弃亲即戎，这是儒者所深恶的！儒家之爱有厚薄之分，当厚其所厚，薄其所薄。先爱中国，而后及四夷，《尚书》开头就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都是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在儒家看来，“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所谓“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对于弃亲即戎，与戎为盟，而伐同族者，《春秋》贬之！儒家还说“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兽蛮貊。待黎民如赤子，亲之也；待蛮貊如禽兽，疏之也。虽圣人一视同仁，其施也必自亲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于禽兽，况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圣人忍为之哉？”亲疏有道，中国的百姓不得其所，哪有先施于夷狄异族之理！
宋儒胡寅曰：“子贡问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四海至广矣，施必极其博，济必周于众，圣人心所欲也，而势有所弗及尔。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虽一视同仁，然必笃近而举远也，于是画为五服，要、荒在外，为之限禁，自尧、舜、三代皆不敢废。”
明儒丘叡《大学衍义补》曰：“地有内外，势有远近，人有华夷。人君为治，先内而后外，始近而终远，内华而外夷。然必内者修而后外者治，近者悦而后远者来，华人安而后夷人服。”
丘叡《大学衍义补》一段话对现在的民族政策也有警发之意：“汉以南单于款五原塞，赐姓为藩臣，其后刘渊、刘聪大为晋室患；唐至中叶以安禄山守范阳，其后尽以蕃将易汉将，河朔之祸直至唐亡。呜呼，春秋以列国之诸侯一与会于坛坫之间，犹谨其微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杂于编民之内，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将领之职，列宿卫而专边阃，何不思之甚哉？虽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一视以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无义，信之中不可以无智，不可苟徇于目前，必须远虑于身后，处之必欲尽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独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报吾之义焉。盖彼以穷困而归我，我不受之义者不为也，既受之矣，因其俗而制之，顺其势而安之，使其卫吾边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极其所欲，赐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独柄，如此，则彼得以自安而吾无后患矣。然此所以处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必须以渐而为之，因事而处之，不使之群而居也，不使之专其位也，不使之联其职也，不使之统其类也，不使之临乎边也，不使之治其国也，所聚之处一郡不许过百，所居之市一县不许过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许过二，如此消之以其渐，为之因其机，处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觉则久久自然潜消而日化矣。”
如何对待难民来投中国者，如何处置国内各少数民族，丘叡的方法是理智的，不使少民群居，不使少民自治等。
儒家反对胡人内迁，惧乱华夷之防，在儒家看来，天所以隔内外，岂能裂华夷界限？东汉儒者鲁恭就说让夷狄杂居中国，就是“错乱天气，污辱善类”，丘叡说：“昔人有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古诗亦云：“越鸟巢南枝、胡马嘶北风。”盖人生天地间，虽有华夷之殊，而其思乡土，党同类之心。则一也。况彼戎夷，禀性绝与华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国之人情。”举例五胡乱华，就是“其高曾以来，皆生长中国，其与故域不相闻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国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为中国大害，甚者执天子而折辱之。”对“夷狄之处中国者”，“固未必如晋之多，然涓涓不壅，将成江河，毫毛不折，将寻斧柯，为世道深长虑，亦不可不防微杜渐也。”
王船山更深刻言华夷杂居之害，对现在的白人黑人杂居于中国颇有警醒意义：“夷狄阑居塞内，狎玩中国，而窥闭乘弱以恣寇攘，必矣。其寇攘也，抑必资中国之奸宄以为羽翼，而后足以逞，使与民杂居，而祸烈矣。尤不但此也，民之易动于犷悍慆淫、苟简喙息，而畏礼法之检束，亦大化之流所易决而难防也。古之圣王忧之切，故正其氏族，别其婚姻，域其都鄙，制其风俗，维持之使若其性。而民之愚也，未能安于向化而利行之也。廉耻存，风俗正，虽有不利，而固不忍于禽行以不容于乡党。夷狄入而杂处焉，并且与之相市易矣，必将与之相交游矣，浸乃与之结昏姻矣；其衣、其食、其寝处、其男女，盖有与愚不肖之民甘醉饱、便驰逐而相得者矣。彼恶知五帝、三王之前，民之蹄齧弃捐与禽兽伍，而莫保其存亡之命者，固若此也。则且诧为新奇，大利于人情，而非毁五帝、三王之为赘疣。然而疆力不若也，安忍儇利不若也，则君之、宗之、乐奉而率从之，而不知元后父母之必就吾同类而戴以德乘时之一人矣。女奚之酿也，必择其酸醅而去之，恶其引旨酒而酸之也；慈父之教也，必禁其淫朋而绝之，恶其引朴子而胥淫也。祸莫重于相引，而相害者为轻；害知御，引不知避也。”
夷狄之居中国者，不但会与中国败类狼狈为奸，恣其寇攘，还会败坏华夏风俗，夷夏杂处，必为交易，必为婚姻，交易则染其犷悍之俗，婚姻则污我纯洁之血。而人之向上难，堕下易，乐苟简之便利而畏礼乐之检束，戎风一袭，决裂礼法而无顾忌矣。
儒家最有复仇思想，《礼记》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子夏问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 “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 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宋代理学家吕大钧曰：“父者子之天，不能复父仇，仰无以视乎皇天矣，报之之意誓不与仇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
儒家经典《公羊传》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又曰：“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宋儒朱子更把民族国家之仇提升到万世：“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则自高祖以至玄孙，亲尽服穷而遂已也。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者，盖有年矣。”儒家血不血性？万世之仇皆可报也！哪家有这样一说？宋儒都反对和议，主张攘夷复仇。朱子曰：“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今释怨而讲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祸将使三纲沦，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违，而天地闭塞，夷狄愈盛，而禽兽愈繁，是乃举南北之民而弃之，岂爱之之谓哉！”胡铨极力反对高宗称臣于金，说：“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胡宏《上光尧皇帝书》也指责宋高宗道：“蕞尔女真，深入诸华，劫迁天子，震惊陵庙，污辱王家，害虐蒸民。此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子孙之所以寝苫枕戈，弗与共天下者也。其宜为仇，孰与纣？而陛下顾虑畏惧，忘之不敢以为仇。”
丘叡曰：“复仇之义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世有无穷之变，王法有不到之处，天理有未定之时，或相杀焉杀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缓。是故所杀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杀之，是无我也，我何以生为？必杀之以报我所生；所杀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杀之，是蔑我也，必杀之以报我同生，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兄若弟不为报，吾谓之何；所杀之人其交好游从也，其交好游从者曰若与我交好游从，彼非不知也，而杀之，是藐我也，必杀之以报我所知，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交好游从不为报，吾谓之何。……礼所谓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国，盖谓为人子、为人兄若弟、为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诸心，必报吾父、必报吾兄若弟、必报吾交游，不然，吾不与杀吾父者同戴此天，杀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杀吾交游者吾与之必不同居此国，甚言必杀之以报所仇，不但已也。解礼者乃专以为私报所仇，狭矣，礼盖兼公私言也，不能报以公必报以私，断断乎其必然，此先王以立礼之意也。”儒者主张没有法律公正处置下，可以私人复仇，称赞复仇者。由此可见，儒家绝对不是圣母白左，而与圣母白左相反，儒家必反对圣母白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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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儒家绝非圣母白左，而与之相反！发布于2021-07-06 1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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