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华夷之辨申义

《王船山华夷之辨申义》序

 

 

王船山生逢明末清初乱世，黄宗羲称为“天崩地坼”之时，何谓天崩地坼？乃盗贼遍天下，夷狄趁虚入寇华夏，华夷变态，实如天崩地坼也。呜呼！建州狡虏，背恩反噬，亡我中国近三百年，屠杀中国之人民以立其淫威，毁坏中国之衣冠以从其戎习，而中国日趋于夷，君子所深哀也！顾亭林谓之亡天下。明之无道也，洪武杀戮功臣之惨，然以其驱逐蒙古，光复华夏之功，而君子终与之，戴为天下之主，犹贤于夷类也；万历以来之昏虐，逼民之反，然以其亡于夷狄，而君子深痛之，不忍其失，犹延其年号，恶夷之僭盗也。明末诸君子贞士，若黄梨州、顾亭林、王船山、孙奇逢、方以智、阎尔梅、方以智、屈大均、吕留良等图谋反清复明，矢不仕清，岂徒忠明而已哉！船山仕南明而后去之，亭林、晚村未尝仕明，而仇清不与并立，思明欲图光复，痛明，痛华夏之亡也；复明，复华夏之统也，岂为一姓之存亡而为哉！为数千年之华夏，数千万之华人而哀也！华夷大防，古今通义，绝不可徙；族类之感，万物同情，绝不可易。诸君子于此之哀痛可谓深矣，于此之辨别亦可谓严矣，而船山言之尤痛，辨之尤严，于华夷之辨，颇致意焉，吾观其群书，盖未有不及华夷者也，华夷之辨，船山思想之重，身逢沦亡之痛，痛定思痛，不得不警；反思历代得失，不得不重。而晓明于华夷之辨，莫如船山者也！其言字字是血，句句是泪，喻其情而与之同哀，达其理而为之深诫。满清虽覆，而中国益趋于夷而不能复；建虏无患，而夷狄日横于天下而难可制。又岂可不警哉！华夷之辨，今人知之鲜矣。特抄《船山遗山》关于华夷之论者疏而衍之。

 

 

华夷之防乃王船山所谓地维，地纪，地限华夷，不可裂，裂则人极毁，而为生民之祸。

 

其《黄书》曰：“夫人之於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於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於孙子，须於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春秋家说》曰：“夫百王之道，中国之统，有三纪焉：人纪者，井田、封建之所准也；天纪者也凤、麟，《河图》之所诏也；地纪者，中国夷狄之所限也。”

 

 

案曰：人与物，华与夷，人与人之间皆有界，不能无所绝，若破其界，则三维裂，此三维，乃三极大司，天下至高法则。不知自畛，物之习侵于人，而人退为物；夷之兵侵于华，而华沦于夷，小人之性侵于君子，而人皆小人，文明必退化，世界必乱，世道必坏，此三维所以不可裂也。华夏受天地灵气所钟，而为万族之最贵，当保吾华夏长安，斥逐夷狄，固及子孙，传之后圣，以不负天地，或禅或继或革，而不容夷类之入据吾土！

 

 

王船山以夷夏之义为天下之大防，古今之通义，于《读通鉴论》论曰：

 

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未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君子之与小人，所生异种，异种者，其质异也；质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巧拙焉，特所产殊类、所尚殊方，而不可乱；乱则人理悖，贫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滥，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

 

……

 

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时而合，合则互千古、通天下、而协于一人之正，则以一人之义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时而不能交全也，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执其一义以求伸，其义虽伸，而非万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严，而义愈病。

 

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然有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子路死于卫辄，而不得为义，卫辄者，一时之乱人也。推此，则事偏方割据之主不足以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许以为义而义乱；去之以就有道，而讥其不义，而义愈乱。何也？君臣者，义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时之人心不属焉，则义徙矣；此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也。  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义也；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夷于夏，即以绝禽于人，万世守之而不可易，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春秋者，精义以立极者也，诸侯不奉王命而擅兴师则贬之；齐桓公次陉之师，晋文公城濮之战，非奉王命，则序其绩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陆浑之戎，犹书爵以进之；郑伯奉惠王之命抚以从楚，则书逃归以贱之；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桓温抗表而伐李势，讨贼也。李势之僭，溃君臣之分也；温不奉命而伐之，温无以异于势。论者恶其不臣，是也，天下之义伸也。刘裕抗表以伐南燕，南燕，鲜卑也。慕容氏世载凶德以乱中夏，晋之君臣弗能问，而裕始有事，暗主不足与谋，具臣不足与议，裕无所可奉也。论者亦援温以责裕，一时之义伸，而古今之义屈矣。如裕者，以春秋之义予之，可也。若其后之终于篡晋，而后伸君臣之义以诛之，斯得矣。于此而遽夺焉，将听鲜卑之终污此土，而君尚得为君，臣尚得为臣乎？（《读通鉴论》）

 

案曰：夷夏天下大防，古今通义，船山言之何深何明也！华夷之别，非本未有别，实本质不同，伪儒曰夷入夏则为夏，乱华夷之防，为华夏生民之祸矣！或托君臣之义而事虏朝，自命忠臣而拒光复之师。而夷夏之分重于君臣之伦。夷狄者，圣王以禽兽畜之，不与相约，不以为臣，况可戴以为君乎？认夷狄为君，已大乱夷夏之防，紊首趾之别，为之效忠，抗拒光复，是党夷而背华，所谓忠，乃愚忠蠢忠，不忠之忠，忠于夷狄，而不忠于华夏，如此之忠，可贱可恶，春秋所必诛，何可许为忠臣而赞之乎！杨铁崖、蔡子英、梁鼎芬、郑孝胥为华夏罪人，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之助夷屠华，尤为天下缪。蔡子英之辞明祖，走塞北，上书自称礼义廉耻，呜呼！拜犬羊为君，已为无耻，犹追逐之，无耻之甚，尚敢言廉耻乎？

 

 

论夷狄非可以仁义待之：

 

受伐而盟，有乞盟之耻；伐人而盟之，乞盟者耻，而盟者竞矣。卫人侵狄，因以盟狄，于是乎终春秋之世而卫无狄患，盟不地于狄也。于狄，而卫耻免矣。我以知《春秋》之许卫也。乘人之乱，师临其境，胁以与讲，谖谋也；谖谋而许之，狄之于我非类也，而又被其毒以几亡，若此而弗谖之，是宋襄公之于楚矣。

 

故中国之于狄，胁之不为不忠，乘之不为不义，迫以凌之不为不仁，狄之与禽无几也。伏羲氏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离，明也，明于其义，是故可掩可杀，可诱可乘，以致养于人而远人害。岂与夫释氏之冥行，有所忍辱，无辱不忍，有所护生，无生不护者哉！

 

中国之于夷狄弗言战。晋战楚，齐战吴，犹言战者，变夷，非夷也。非变夷则不言战，不使戎狄之得战中国也。与狄战，则书败狄；不能败狄，则隐其战。公追戎于济西，不能败戎，仅书其追，所以全中国而悯其弱也。

 

战者交绥，两可为敌，而不相下，亢词也。全中国而冀其自强，譬之射虎者，不得虎，则不足道。故战狄者期乎败狄，不能败之，抑不足道矣。书败者，谊词也。是故中国之于夷狄，殄之不为不仁，欺之不为不信，斥其土，夺其资不为不义。苟与战而必败之也。殄之以全吾民之谓仁；欺以诚，行其所必恶之谓信；斥其土则以文教移其俗，夺其资以宽吾民之力之谓义。仁信以义，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

 

齐灭谭、遂，悲王道之沦于伯也;楚灭江、黄，悲伯业之沦于夷也。均是言“灭”，而悲悯之深，且非徒为谭、遂、江、黄悼矣。晋灭潞氏、甲氏、陆浑之戎，幸中国之返于正也。均是言“灭"，而欣幸之深， 讵可云赤狄与戎亡国善而上下之同力足悯邪？楚以献舞，甚外之暴也;鲁 以邾益，甚内之曲也。均是言“以”言“归”，献舞、益之贱行同，而基 楚尤鲁之情异矣。晋以潞婴儿大戡狄之功也。均是言“以”言“归”，将婴儿不受缚于晋，讵可以费道贵婴儿邪？狄祸之中于郑、卫、齐、杞也百年，而其于晋尤不两立也。灭其族种，俘其君，于是乎尽春秋而冀、豫、 青、究无狄患，垂至于七国而犹晏然。故若狄者，殄之而不为不仁，俘之而不为无礼，以谋胜之不为无信，乘其危而并之不为不义……

 

（《春秋家说》）

 

人与人相于，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之相于而已矣；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蠭虿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义以与楚盟，秉信义以与楚战，兵败身伤而为中国羞。于楚且然，况其与狄为徒，而螫嘬及人者乎！楼兰王陽事汉而阴为匈奴间，傅介子奉诏以责而服罪。夷狄不知有耻，何惜于一服，未几而匈奴之使在其国矣。信其服而推诚以待之，必受其诈；疑其不服而兴大师以讨之，既劳师绝域以疲中国，且挟匈奴以相抗，兵挫于坚城之下，殆犹夫宋公之自衄于泓也。傅介子诱其主而斩之，以夺其魄，而寒匈奴之胆，讵不伟哉！故曰：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

 

 

夷狄以劫杀为长技，中国之御之以信义。虽然，岂易言哉？获天之祐，得人之助，为天下君，道周仁至，万方保之，建不试之威，足以服远，于是奋赫然之怒，俘系而殄灭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义以绥之，任其来去而与相忘，弗能背也。李克用之在河东，奚足以及此哉！沙陀之与契丹，犹之于鹿也，捷足者先耳。阿保机背七部更代之约而踞汉城，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窥唐室，其以变诈凶狡相尚，又相若也。素所怀挟者无以相踰，而克用为李可举所挫，投命鞑靼，素为殊族所轻，威固不足以相制。阿保机帅三十万之众以来寇，目中已无克用，克用与之连和，力屈而求安耳。克用短长之命，阿保机操之，而东有刘仁恭与为父子，南有朱温遥相结纳，三雄角立，阿保机持左右手之权，以收其垄断之利，以其狡毒，不难灭同类世好之七部，而何有于沙陀之杯酒？当是时，朱温疆而克用弱，助温以夹攻克用，灭之也易，助克用以远攻温，胜之也难，克用乃欲以信结之，约与灭温，直一哂而已。契丹于时未可得志于河东，姑许之而弗难旋背之，克用乃曰：“失信夷狄，自亡之道。”拒谋臣之策，不擒之于酣饮之下，何其愚也！阿保机初并七部，众心未固，德光孤雏耳，突欲闇弱而莫能为主，阿保机死，则七部各怀其故主，分析以去，而契丹之势衰，李从珂、石重贵之败亡不速，赵宋无穷之祸亦以早捐，岂非中华之一大幸与？以克用之机变雄桀，而持老生之常谈，假帝王之大义，以成乎三百余年中原之毒螫，意者其天邪？不然，何其愚也！以帝王之惇信义也，三苗来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駾之；东夷既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尝恃硁硁以姑纵也。晋文公弃楚之小惠，败之于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郑以全，所繇异于宋襄远矣。故曰：夷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以一夫擒之而有余，举天下之全力经营二百余年而终不克，无可归咎，而不容已于重惜，故曰：意者其天也。不然，克用之狡，岂守老生之谈、附帝王之义者哉？

 

案曰：儒者言仁义，而仁义有界。古圣王岂不仁义哉？其于三苗、东夷，必欲驱逐分北兼并之。夷狄之近于禽兽，其心，兽心也，其德，豺狼之德也，乏礼义，好劫杀，不可与为仁义，不可与为而为之，必受其害矣。汉武之逐匈奴至于王庭，而汉三百年无虏患；隋文尽诛宇文，而后无鲜卑，斩草除根，而患绝。明太祖光复成功矣，而未绝蒙古之廷，蒙古犹为边患，几与明相始终，辛亥光复，愈优待满清，迩后日满相结以侵华，甚哉，夷狄之反复不可姑息也！

抗战之胜，优待倭俘返国，日本犹横，不自认其罪也，且辱华也。仁义不足以怀夷狄，而适为夷狄所轻。若夫俄国之待日本则为厉矣，生还者少，反攻德国本土，严惩其罪，德国自认其罪，日本畏惧俄国，夷狄固多畏威而不怀德也。

 

 

王船山论汉迁六国贵族豪杰，与匈奴和亲之弊曰：

 

娄敬之小智足以动人主，而其祸天下也烈矣！迁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以为彊本而弱末，似也。遣女嫁匈奴礼，而渐以称臣，以为用夏而变夷，似也。眩于一时之利害者，无不动也。乃姑弗与言违生民之性，就其说以折之，敬之说恶足以逞哉！富豪大族之所以彊者，因其地也。诸田非勃海鱼、盐之利，不足以彊；屈、昭、景非云梦泽薮之资，不足以彊；世家非姻亚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属，不足以彊。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寓食于关中土著之间，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燄沮丧。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谅矣哉！畏人者尚能自彊以为国彊邪？固不如休息余民而生聚之也。故贫民尚可徙也，舍其瘠土而移其窳俗，可使疆也。豪杰大族，摧折凋残而日以衰。聚失业怨咨之民于辇毂之下，弱则靡而悍则怼，岂有幸乎？而当时之为虐甚矣。 匈奴之有余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习然也。性受于所生之气，习成于幼弱之时。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为辱，夷且往来于内地，而内地之女子妇于胡者多矣。胡雏杂母之气，而狎其言语，駤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余。故刘渊、石勒、高欢、宇文黑獭之流，其狡猾乃淩操、懿而驾其上。则礼节者，徒以长其文奸之具，因以屈中国而臣之也有余，而遑臣中国哉！凡斯二者，皆敬之邪佞，以此破之，将孰置喙？而徙民之不仁，和亲之无耻，又不待辨而折者也。

 

 

衍曰：自古贵华夏，贱夷狄，三代所不屑以为臣，况与为婚？非私也，华夏者，天之所钟，而为礼义之邦，其文明智慧，皆远优于夷狄。当保其所所贵，而不与贱者乱，不为贱者陵。

 

和亲无耻，苟利一时，而流弊万世！天子娶夷妇，犹可言，无伤华夏之根本；以女配夷，则辱矣，坏万代之纲维！娶夷而夷化于汉，嫁夷则汉化于夷矣，岂不辱哉！而汉女多与夷婚，夷与之狎而习汉语，继其父之猛悍，复承其母之智巧，知中夏之地情，乘中国之不备，其狡足以佐其悍，则足以据中夏而屈之，五胡、辽、金元、清所以相继蹂躏中土也！

 

至于今者，汉女妇于白狄、黑蛮者愈多，白狄犹稍有文明者也，黑蛮至下，若禽兽然，蠢蛮无文，毫无礼义，乃有汉女媚之，与之婚配。国民多恬然不以为怪，而黑蛮之入居华土者不知数十百万矣，必大污汉人之血，多娶吾汉人之女。

 

黑蛮之强者，体力也；其不足者，智力也，而多娶汉女，黑蛮受母之育，而习其言语，亦必强悍如其父，巧慧如其母，益其不足而佐其所余，苟生觊觎之心，恐祸烈于古之五胡矣！奥巴马，黑蛮，其母白狄，而其智商远甚常蛮，此明证也。而知圣王之正氏族，严婚姻，其虑深也。冀有王者作，树夷夏之防，严狄蛮之出入，禁女子之配夷，庶保神州之不污，挽地维于不裂乎！

 

“刘渊、石勒、高欢、宇文黑獭之流，其狡猾乃淩操、懿而驾其上。则礼节者，徒以长其文奸之具，因以屈中国而臣之也有余，而遑臣中国哉！”诚哉斯言也！夷祸之深也，华夷之相交也，裂华夷之防，而多与夷婚。收戎狄入居内地，教以诗书礼乐，不足以化其戎心，而徒长其文奸之具。操、懿，至狡者也，以夺汉魏之政；而胡儿如刘渊、石勒、宇文泰更凌驾其上，而窃华夏之统。石勒之狡，石虎之暴，拓拔宏之伪，宇文泰之猾，完颜阿骨打、忽必烈之横，多尔衮之智，玄烨、弘历之术皆足以屈役中国，摧抑汉人，而为三代秦汉所未有！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余曰：华族之血不可以输夷。

 

华之不可与夷婚，何也？以事理言之，恐夷知中国之情，而为患中国；以物理言之：华种贵，夷种贱，华之礼义智慧皆远优于夷，虽有环境之故，亦根源于种性基因也，惟吾华种之优良，固产此优秀之文化，使基因低劣如黑蛮，又何有文明之创？若基因大降，则退为夷矣。当保此优良之基因，勿为低劣夷种所污，勿轻输于夷，以长夷之智。优劣之相交，劣易损优，优易利劣。人之生也，若入动物之群，必蠢蛮如物，而动物之生也，若近人类之居处，其智巧则远甚寻常之物。

 

王船山反对以夷乱华，而主张用夏变夷。刘安之谏汉武帝伐南越，学者或是之，而船山甚非议之，论曰：淮南王安之谏伐南越，不问而知其情也。读其所上书，讦天子之过以摇人心，背汉而德己，岂有忧国恤民仁义之心哉！越之不可不收为中国也，天地固然之形势，即有天下者固然之理也。天地之情，形见于山川，而情寓焉。水之所绕，山之所蟠，合为一区，民气即能以相感。中国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山，南穷炎海，自合浦而北至于碣石，皆海之所环也。形势合，则风气相为嘘吸；风气相为嘘吸，则人之生质相为俦类；生质相为俦类，则性情相属而感以必通。南越固海内之坏也。五岭者，培塿高下之恒也，未能踰夫大行、殽函、剑阁、龟阨之险也。若夫东瓯之接吴、会，闽、越之连余干，尤股掌之相属也。其民雞犬相闻，田畴相入，市买相易，昏姻相通，而画之以为化外，则生类之性睽，而天地之气阂矣。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帝王之至仁大义存乎变，而安曰：“天地所以隔内外。”不亦乎！顾其所著书，侈言穷荒八殥九州之大，乃今又欲分割天地于山海围聚之中，“将叛之人其辞惭”，当亦内媿于心矣。 夫穷内而务外，有国之大戒，谓夫东越大海、西绝流沙也。书曰：“宅南交。”则交阯且为尧封，而越居其内。越者，大禹之苗裔，先王所以封懿亲者也，非荒远之谓也。新造之土，赋不可均，如安所云：“贡酎不输大内，一卒不给上事。”诚有之矣。且城郭、兵防、建官、立学之费，仰资于县官，以利计之，不无小损。然使盗我边鄙，害我穑事，置兵屯戍，甚则兴师御之，通计百年之利，小恡而大伤，明王之所贱，而抑岂仁人之所忍乎？君子之于禽兽也，以犬马之近人，则勒之、靮之、驯之、抚之而登其用。顾使山围海遶、天合地属之人民，先王声教所及者，悍然于彝伦之外，弗能格焉，代天子民者，其容恝弃之哉！武帝平瓯、闽，开南越，于今为文教之郡邑。而宋置河朔、燕、云之民，画塘水三关以绝之，使渐染夷风，于是天地文明之气日移而南，天且歆汉之功而厌宋之偷矣。安挟私以讦武帝，言虽辩，明者所弗听也。

 

 

案曰：南越不可不收为中国，地势相接，风气相近，人情相亲，非可以华夷限之内外，况本先王所封，与华夏种族相近，正当用夏变夷，成吾中国不可分割之土。汉武之伐南越，其于国，大略也，以备匈奴；其于后世，大仁也，变蛮夷之地为中华礼义之乡。武帝平瓯、闽，开南越，即今浙江温州、福建、广东等地，而后成文教之乡，朱子大儒，闽地所诞也，明末抗清者陈邦彦、屈大均、张家玉，近代孙中山公皆为越人。而宋之置燕云于胡虏，使之沦没四百年，民乃渐染胡俗，于是文明南移。呜呼！以见汉武开拓之伟功，宋室沦亡之大罪。扩张土地，以广吾华夏之风；置固有之土于夷，则沦于夷狄之俗。扩张，非徒广华夏之风，亦以免于边患，使漠北皆为我中国所有，徙吾民，变其俗，足为防塞，蒙古岂能为梗哉？建虏岂能入关哉？俄国之扩西伯利亚，其地虽贫，其人虽稀，而足为俄国屏障，虽强如拿破仑、希特勒未有能侵有俄国者，至其中而蹶。

 

越南归中国盖已千年，而徙民于彼者少，乃乘五代之乱僭立，而与中国隔绝，中惟明成祖收复数十年，于兹垂千年矣。然文化风俗颇近中国，后有明王，复收越南，徙民与之婚，变其俗，消其隔，与中国同，易易也！

 

船山遂言文明之扩张，论汉武帝之开扩曰：遐荒之地，有可收为冠带之伦，则以广天地之德而立人极也；非道之所可废，且抑以纾边民之寇攘而使之安。虽然，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强也。天欲开之，圣人成之；圣人不作，则假手于时君及智力之士以启其渐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禹之治九州，东则岛夷，西则因桓，南暨于交，北尽碣石，而尧、舜垂衣裳之德，讫于遐荒。禹乘治水之功，因天下之动而劳之，以是声教暨四海，此圣人善因人以成天也。汉武抚已平之天下，民思休息。而北讨匈奴，南诛瓯、越，复有事西夷，驰情宛、夏、身毒、月氏之绝域。天下静而武帝动，则一时之害及于民而怨读起。虽然，抑岂非天牖之乎？玉门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于中国，天地之势，即天地之情也。张骞恃其才力强通之，固为乱天地之纪。而河西固雝、凉之余矣。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巂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迩者也。武帝之始，闻善马而远求耳，骞以此而逢其欲，亦未念及牂柯之可辟在内地也。然因是而贵筑、昆明垂及于今而为冠带之国，此岂武帝、张骞之意计所及哉？故曰：天牖之也。君臣父子之伦，诗书礼乐之化，圣人岂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时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气之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为得，即其罪也以为功，诚有不可测者矣。天之所启，人为效之，非人之能也。圣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则罪在人而不在天。江、浙、闽、楚文教日兴，迄於南海之滨、滇云之坏，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石敬瑭割土于契丹，宋人弃地于女直，冀州尧、舜之余民，化为禽俗，即奉冠带归一统，而党邪丑正，与宫奄比以乱天下，非天也，人丧之也。将孰俟焉以廓风沙霾噎之宇，使清明若南国哉！

 

 

案曰：“遐荒之地，有可收为冠带之伦，则以广天地之德而立人极也；非道之所可废，且抑以纾边民之寇攘而使之安。”春秋曰王者无外，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庸》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华夏文明礼乐，固圣人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也。势之不及，故曰不治夷狄，势之可及，又何夷狄之为外乎？江、浙、楚、闽，汉之所开为华夏礼义之区也，于漠北无能及，势限之也，而天地有变，形势有改。藏、蒙昔与中国为敌国，今则属中国，惟外蒙限之域外，而外蒙之近内蒙，可收为中国。越南之近广东，亦当收之。虽海外之远，亦未尝不可变为华夏。台湾之久为蛮荒之地，四百年前，郑成功开辟之，移吾民，用夏变夷，而成华夏不可分割之土，虽于近代故，至今未与大陆为一，而台独固公论所不容也。

 

且华人之游移海外者多矣，有数千万，苟能于海外建国，用华夏之礼变易其俗，复多移汉民以固之，岂非天下之大幸，万古未有之荣哉？而封建制不适于秦后，可用于今。古之封建，其王幾不过千里，比于诸侯，未足为多，今以中国大陆为王幾，朝鲜、越南、台湾、缅甸、日本、匈牙利、中亚等地等为诸侯国，王幾甚广，而无周室尾大不掉之弊，诸侯处四方，以中国大陆为宗主，足以拱卫大陆，而无异国之侵。则华夏永安，永无边患矣。

 

 

船山于《宋论》论章惇之功曰：章惇之邪，灼然无待辨者。其请经制湖北蛮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赏，宜为天下所公非，亦灼然无待辩者。然而澧、沅、辰、靖之闲，蛮不内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迄今为文治之邑，与湖、湘诸郡县齿，则其功又岂可没乎？惇之事不终，而麻阳以西，沅、溆以南，苗寇不戢，至今为梗。近蛮之民，躯命、妻子、牛马、粟麦莫能自保。则惇之为功为罪，昭然不昧，胡为乐称人之恶，而曾不反思邪？

 

 

乃若以大义论之，则其为功不仅此而已也。语曰：“王者不治夷狄。”谓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辽海而东，天有殊气，地有殊理，人有殊质，物有殊产，各生其所生，养其所养，君长其君长，部落其部落，彼无我侵，我无彼虞，各安其纪而不相渎耳。若夫九州之内，负山阻壑之族，其中为夏者，其外为夷，其外为夏者，其中又为夷，互相襟带，而隔之绝之，使胸腋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非无可治，而非不当治也。然且不治，则又奚贵乎君天下者哉？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仁天下者，莫大乎别人于禽兽，而使贵其生。苗夷部落之魁，自君于其地者，皆导其人以駤戾淫虐，沉溺于禽兽，而掊削诛杀，无闲于亲疏，仁人固弗忍也。则诛其长，平其地，受成赋于国，涤其腥秽，被以衣冠，渐之摩之，俾诗、书、礼、乐之泽兴焉。于是而忠孝廉节文章政事之良材，乘和气以生，夫岂非仁天下者之大愿哉？以中夏之治夷，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天也。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内者，人也。惟然，而取蛮夷之土，分立郡县，其功溥，其德正，其仁大矣。

 

案曰：今中国虽统一，而境内少民，多有未沐浴中华文明者，且分之使保其俗，隔之使治其区，非中国之利也，久远必启分裂。中国大陆，既为王幾，则当尽为夏而无夷。用夏变夷，有不可行于域外者，而不可不行于域内，化各族之民皆为汉，其不可化者，徙之于诸侯国，藩邦。取消少民自治，分立省市。如此，惟一民族，统一彻底，而无隔阖冲突，无国土分裂之虞，无夷狄乱华之虑，斯固大仁大略也。

 

 

王船山《读通鉴论》论内徙胡人之弊曰：南单于降汉，光武置之西河塞内，迨和帝之世，窦宪出塞五千里，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亡，其余种于除健请立，袁安、任隗欲乘朔漠之定，令南单于反北庭，驱逐于除鞬，而安其故庐，此万世之长策也。于除鞬不得立，而汉亡一敌。送南匈奴反北庭，统一匈奴，而南单于抑且以为恩。乃若阳以施大德于南虏，而阴以除中国腹心之蠹，戎心不启，戎气不骄，袁风不淫于诸夏，判然内外之防，无改于头曼以前之旧，刘渊、石勒之祸，恶从而起哉？夷狄阑居塞内，狎玩中国，而窥闭乘弱以恣寇攘，必矣。其寇攘也，抑必资中国之奸宄以为羽翼，而后足以逞，使与民杂居，而祸烈矣。尤不但此也，民之易动于犷悍慆淫、苟简喙息，而畏礼法之检束，亦大化之流所易决而难防也。古之圣王忧之切，故正其氏族，别其婚姻，域其都鄙，制其风俗，维持之使若其性。而民之愚也，未能安于向化而利行之也。廉耻存，风俗正，虽有不利，而固不忍于禽行以不容于乡党。夷狄入而杂处焉，并且与之相市易矣，必将与之相交游矣，浸乃与之结昏姻矣；其衣、其食、其寝处、其男女，盖有与愚不肖之民甘醉饱、便驰逐而相得者矣。彼恶知五帝、三王之前，民之蹄齧弃捐与禽兽伍，而莫保其存亡之命者，固若此也。则且诧为新奇，大利于人情，而非毁五帝、三王之为赘疣。然而疆力不若也，安忍儇利不若也，则君之、宗之、乐奉而率从之，而不知元后父母之必就吾同类而戴以德乘时之一人矣。女奚之酿也，必择其酸醅而去之，恶其引旨酒而酸之也；慈父之教也，必禁其淫朋而绝之，恶其引朴子而胥淫也。祸莫重于相引，而相害者为轻；害知御，引不知避也。于是而知袁安、任隗之识远矣。其言曰：“光武招怀南单于，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计之算，扞御北狄。”夫光武岂可谓之权哉？倒置重轻，而灭五帝、三王之大经也。

 

案曰：胡人之不可内徙也，其弊自古而见，袁安之计为长，以免戎狄之乱华。然不若周公兼并之为彻底，周公兼并东夷，而东夷之患永绝。胡人不可内徙，汉人可以外迁。窦宪之大破北匈奴，单于慑胆，远走乌孙，漠北空矣，迁汉人以居之，则漠北永为中国所有，一以扩中国之地，二以除边疆之患，又分南匈奴于四方，使无能内扰，岂非万世永安之计哉！漠北多为汉人，必不能分割，刘石之祸可免，辽、金、元、清之祸亦无从而起。惜哉！时无汉武之雄主也。以汉武之雄略，能空漠北，必收漠北而郡县之矣，其夺匈奴河西，皆置郡县也。

而徙胡之弊，乱夷夏之防。夷居中国，必熟知中国之情，乐中国繁华之地，而生觊觎之心，乘衅寇攘中国，必矣。彼习汉语，而与中国之奸宄相引，尤为大患。非但此也，且乱华夏风俗。夷夏杂处，必为交易，必为婚姻，交易则染其犷悍之俗，婚姻则污我纯洁之血。而人之向上难，堕下易，乐苟简之便利而畏礼乐之检束，戎风一袭，决裂礼法而无顾忌矣。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洛，而伊洛化为戎矣；契丹、女真之据幽燕，而幽燕习于胡矣。故圣王严夷夏之界，不使杂居；正氏族之辨，严其通婚。维持礼教如此之切，诚为华夏虑也。后王不法先王，徙胡入内，而溃其防，华夏生民交受其吞噬。国朝自改革以后，号开放，大开国门，异域之人皆容入内，而外国人之来中国者不知数千万，何忘汉晋徙胡之弊而犹蹈其辙哉！乃中国女子之无廉耻，媚外国之夷狄而与之交易，且与之结姻，中国之人染其野蛮之俗，而益趋于夷，与夷为党。呜呼！当严夷夏之防，明荒服之制，以免祸患之丛生也。

 

王船山严华夷之辨，扶长中夏以攘夷狄，深恶夷狄之乱华，而曰夷狄非我族类，不入我伦，杀之不为不仁，然亦反对肆意虐待屠杀夷狄，非唯伤天地之和气，亦为华夏之祸，批判汉晋虐役屠戮夷狄之害曰：

 

利之所在，害之所兴，抑之已极，其纵必甚。故屈伸相感而利生，情伪相感而害起，屈伸利害之相为往复，而防之于早，以无不利。智者知之明也，而庸愚不知。知者则立法以远害，不知则徇利以致凶，利害之枢机在此矣。  永元之后，降羌布在郡县，为吏民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及迎段禧之役，征发羌骑，诸羌犇溃，因结聚人寇，而龙右、三辅、并、益皆残杀破败，内乱乘之，汉因以衰。制之不早，火郁极而燎原，屈伸必然之数也。

 

中国之智，以小慧制戎狄；戎狄之智，以大险覆中国；中国之得势而骄，则巧以渔其财力；戎狄之得势而逞，则很以恣其杀掠；此小胜而大不胜之固然也。役其力，听役矣；侵其财，听侵矣；债帅、墨更、猾胥、豪民，施施自得，而不知腰领妻孥之早已在其锋刃羁络闭矣。制吏民而使勿虐之者，下策也。贪猾者幸快其须臾之意欲，刑罚非所畏也。或且献其佞说，曰“何事苦珵民以奖异类”，如汲黯之言矣。力可役，财可侵，大险之伏，不敌小慧，贪猾者何知，近取股掌而弗利之邪？迨及郁极而熺，蒙其利者死骨已朽，而后生食报于毒，亦痛矣哉！

故王者之于戎狄，暴则惩之，顺则远之，各安其所，我不尔侵，而后尔不我虐。旅獒之戒，白雉之却，圣人之虑，非中主具臣所测也。

 

 

汉之末造，必亡之势也，而兵疆天下。张奂、皇甫规、段颎皆奋起自命为虎臣，北虏、西羌斩馘至百万级，穷山搜谷，殄灭几无遗种，疆莫尚矣。乃以习于战而人有愤盈之志，不数十年，矢石交集于中原，其几先动于此乎！

桓，灵之世，士大夫而欲有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纪，必不可正者也；郡县之贪虐，必不可问者也。士大夫而欲有为，唯拥兵以戮力于边徼；其次则驱芟盗贼于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归往，闇主权阉抑资之以安居而肆志。故虽或忌之，或谮之，而终不能陷之于重辟。于是天下知唯此为功名之径而祸之所及者鲜也，士大夫乐习之，凡民亦竞尚之，于是而盗日起，兵日兴，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孙、刘之世。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夫羌、虏之于汉末，其害已浅矣，驱之迫之，蹙而杀之，而生类几绝。非以纾边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于不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长乐杀之气，无虏可杀而自相为杀。自相杀，则自相敝矣；自相敝，则仅存之丑类，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国兵息，而五胡之祸起。佳兵不祥，遂举旷古以来富强卓立之中夏趋于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汉末之强，强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论世者之所深悲也。

 

 

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蝥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夷狄且然，况中国之流民乎？夫其阑入吾士，不耕而食，以病吾民，褊人视之，其忿忮也必深。上无能养也，无能安也；弃坟墓，离亲戚，仰面于人以求免于冻馁，又岂其情之得已哉？役则役焉矣，敺则敺焉矣，不敌我十姓百家之相为朋比矣。愚民于是而以侮之为得计，士大夫于是而以制之为得势，有司于是以箝束驱除之为保我士民之功。一王之天下无分士，天地之生非异类，而摧残之若仇雠，伤和气，乖人理，激怨怒，则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皆自取之焉耳。

 

西晋之末，蜀已覆于前矣。刘弘薨，山简闇，荆湘之士民虐苦流民；而若冯素者，且持保固乡里之邪说，惑狂愚残忍之荀眺，欲尽诛之；四五万家一时俱起，杜弢挟之以作乱，天道之必然，人情之必致也。鸣呼！眺欲尽诛之，独非人乎，事即成而何忍？况其祗以自贼也！迨其已反，则又或咎之曰：杀之之不速也。不仁者不可与言，有如是夫！

 

 

案曰：华夷之辨，本在华夷各止其所，相安不相害也。而今人或矫从前姑息之弊，欲杀尽夷狄，虑夷狄终为华夏威胁也。虑之过矣，此于人情为不仁，华夷皆人也，夷狄欲杀尽，则非人之蛇虫鸟兽尤欲诛绝乎？人之强，不以绝物，牛马猫狗犹豢养而亲之；华之强，岂以绝夷，不使其留遗类？而揆之天道，一阴一阳相生不息，华夏阳也，夷狄阴也，天无绝阴之理，则人无绝夷狄之理。又孟子曰：“国无敌，则恒亡。”一意杀戮，人长乐杀之气，无敌可杀，则自相杀。而树敌过多，杀戮有报，夷狄怀怨，乘华夏之内争，乃以致杀于我，而我日畏犬羊搏噬，物极则反，非以安中夏，适以祸中夏也。

且夷狄，亦何必惴惴虑为华夏之害也，族在自强耳，国在自安耳。自强则人弗能欺，自安则人弗能乱。以夷狄皆为害而欲杀之，岂可胜杀？纵吾诛绝其类，而自相杀，亦惨矣，汉末之争，曹操赋诗有“生民百遗一”之痛，西晋平之，旋有五胡之乱，杀机一逞而不可收，有如是哉！存吾之敌，使与吾竞，吾忧之而不驰其备，而赶紧杀绝，使无能与吾竞，吾乃以为无能为敌，自相竞，而不知徐起之丑类正欲扼我之项领矣。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

 

 

王船山《读通鉴论·晋惠帝》：

 

惠帝之七年，索头猗西略诸夷三十余国，拓拔氏入主中国之始基也。夷狄居塞内，乘中国之虚，窃为主于中国，而边远之地虚，于是更有夷狄乘之，而为主于所虚之地。夫夷狄所恃以胜中国者，朔漠荒远之乡，耐饥寒、勤畜牧、习射猎，以与禽兽争生死，故麤犷悍厉足以夺中国膏粱豢养之气。而既入中国，沈迷于膏粱豢养以弃其故，则乘其虚以居其地者，又且麤犷悍厉而夺之。故刘、石、慕容、姚、苻、赫连迭相乘而迭相袭，猗之裔，乃养其锐于西北，徐起而收之，奄有群胡之所有，而享国以长，必然之势也。契丹人燕、云，而金人乘之于东；金人有河北，而蒙古乘之于北；知夺人而不知见夺之即在此矣。

 

呜呼！其养锐也久，则其得势也盛；其得势也盛，则其所窃也深。自拓拔氏之兴，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为中国之民，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阀阅矣。高门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杂，无与辨之矣。汉、魏徙戎于塞内，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陆，陵陵藉藉以继进，天地之纪，乱而不可复理，乾坤其将毁乎！谋之不臧，莫知其祸之所极，将孰尤而可哉！

 

案曰：呜呼，何后世汉人之无长计也！汉之强也，而空漠北之地，可以置郡县而迁居之，永息边疆之患。而元帝之世，陈汤斩郅支单于而不并之；和帝之世，窦宪逐北匈奴至乌孙而犹立之。不外迁以扩华夏之疆，乃内徙胡人而为中国腹心之患。漠北之地虚，而新起之夷复入而据之，仍为中国患，境内之夷乘衅而寇攘中国，而夷祸蹈天。匈奴衰，而鲜卑继之。鲜卑衰，而突厥继之，突厥衰，而契丹、女真、蒙古继之，为患愈大。

夷狄之入居中国而汉化，既以乱中国，而亦自此弱矣。刘石苻姚慕容赫连之寇攘中土，旋起旋灭，而拓拨养锐于北，徐起而夺之，乃奄有群胡之所有，享国过百年。“其养锐也久，则其得势也盛；其得势也盛，则其所窃也深。自拓拔氏之兴，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为中国之民，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阀阅矣。高门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杂，无与辨之矣。”悲哉！窃我华夏礼乐，乱我华夏种族，华夏种族基因及今占百分之七十，而不如三代两汉之为纯矣。满清之窃尤深，而汉人受其奴役近四百年。汉魏作俑，徙胡入内，祸患至于如此之深，空漠北而延新起之夷相踵相继为祸中华，愈知汉武开疆之为大仁大略。

 

 

《读通鉴论》论结胡之害曰：刘渊虽挟桀敖不逞之材，然其始志亦岂遽尔哉？观其讥随、陆之无武，绛、灌之无文，则亦自期于随、陆、绛、灌之中而已矣。其既归五部，闻司马颖之败，尚欲为之击鲜卑、乌桓，则犹未必遽背晋而思灭之也。司马颖延而挑之，刘宣等推而嗾之，始以流毒天下，而覆晋室。乃匈奴自款塞以来，蕃育于西河有年矣，渊匪茹而逞，不再世而子孙宗族及其种类骈死于靳准，无孑遗焉，则渊毒天下还以自毒，渊亦何利有颖之挑、宣之嗾，以糜烂冒顿以来数十传之苗裔部落于崇朝也？司马颖一溃其防，而河决鱼烂，灭其宗而赤渊之族，亦憯矣哉！

而推祸原所启，则王浚之结务勿尘先之也。司马氏自讧于室，固未尝假外援而召之乱也。浚狡有余而力不足，乃始结鲜卑而开千余年之衅；颖惧鲜卑，乃晋渊以敌之；交相用夷，颖不救死，而浚伏其诛。流毒天下者，殃必及身。及身者，殃之券也；祸延百世者，殃之余也。石敬瑭之妻子歼于契丹而无遗种，岂或爽哉！故王浚者，千古凶人之魁也，而效之者何相踵以自灭也！

 

 

晋武分诸王使典兵，晋不竞矣。彼皆膏粱纨袴之子也，教练不亲，束伍不禁，瓦合而徒炫其军容，足以乱尔，而不足以竞。又、颖、颙、越之交相残杀，閧然而前，穨然而熸，未尝有经旬之战守，而横尸万计，其以民命为戏久矣。不足以竞而欲相竞，于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为彊。刘渊之起，司马颖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刘琨资之也；皆不足以竞，不获已而藉之以竞，而晋遂亡。中国之祸，遂千余年而不息。使竞在中国而无待于彼，不示以弱而绝其相陵之萌，则七国之反，赤眉、黄巾之乱，袁、曹、公孙、韩、马之争，中国亦尝鼎沸矣，既折既摧而还归于定，亦恶至此哉！

武帝无百年之算，授兵于孺子，司马颖之顽愚，延异类以逞，不足诛也。若夫刘琨者，怀忠愤以志匡中国，而亦何为尔邪？琨进索虏，将以讨刘渊也。拒一夷而进一夷，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卢于陉北，不亦傎乎！夫琨不能驱市人以敌大寇也，诚难；然君子之自靖以忠于所事，亦为其所可为而已矣。智索力穷，则归命朝廷，如魏胜、辛弃疾斯亦可矣，未有急一时而忘无穷之祸者也。盖琨亦功名之士耳，志在功名而不闻君子之道，则功不遂、名不贞，而为后世僇，自贻之矣。前有不虑之君，后有不虑之臣，相仍以乱天下；国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呜呼！将谁咎哉！

 

宗国沦亡，孤臣远处，而求自靖之道，岂有他哉？直致之而已矣。可为者为之，为之而成，天成之也；为之而败，吾之志初不避败也。如行鸟道者，前无所畏，后无所却，傍无可迤，唯遵路以往而已尔。旁睨焉而欲假一径以行吾志，甚则祸及天下，不甚则丧其身，为无名之死而已。刘琨之托于段匹磾是也。

非我类者，心不可得而知，迹不可得而寻，顷刻之变不可得而测，与处一日，而万端之诡诈伏于谈笑，而孰其知之？琨乃以孤立之身，游于豺狼之窟，欲志之伸也，必不可得；即欲以颈血溅刘聪、石勒，报晋之宗社也，抑必不能；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以琨之忠，身死族夷，抱志长埋于荒远，且如此矣；下此者，陷于逆而为天下僇，亦终以不保其血胤。功则无功也，死则必死也，何乐乎其为此也！故曰直致之而已矣。

 

案曰：论者多曰八王相争，使五胡乘衅乱华。然秦末楚汉之争亦烈矣，汉末三国之争亦多矣，而无夷狄乘衅者，何哉？自相争，不用夷狄相争，示夷狄以强也。八王相争，不足以争，用夷狄争，示夷狄以弱而招其侮也。八王者，赵王伦篡位矣，齐王冏讨之，长沙王乂又伐冏矣，而未有夷狄乘衅也。至王浚用鲜卑伐司马颖，司马颖用匈奴刘渊拒之。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邺，颖大败，挟天子奔洛阳。刘渊轻之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刘宣又激劝之，而渊叛晋自立矣，此胡祸之所由始也。夷狄之不可用也，异类不同心也，不同心，则或相谋。申侯借犬戎伐周，而幽王死，镐京沦，微秦晋救之，郑卫翼之，周其亡于夷狄矣。周襄王用狄人伐郑，后狄人又奉其弟带攻襄王，微依于郑，晋文公纳之，襄王不免幽王之祸矣。前车之鉴也，而何忘之？复循其辙，司马颖一用刘渊，而渊为夷狄乱华之首，王浚用鲜卑，而鲜卑最为中国大患，窃据北土百余年，浚先用之，颖以拒之，浚真千古乱人之魁也！而后浚为石勒所杀，颖亦幽死。乱天下，贻害后世，岂能免于死乎！近世，国民党欲剿共，而借米利坚之资，共欲灭国民党，而假苏联之援，皆为米苏所制，非毛太祖之神武，后挫米于朝鲜，退苏于珍宝，中国亦沦为米苏之仆从矣。 刘琨怀忠愤欲匡其国，而亦不顾夷夏之防，进索虏讨刘渊，联鲜卑段匹磾讨石勒。而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卢于陉北，遗将来百年之祸；石勒未灭，而己先为段氏所杀，愚哉！哀哉！诚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段氏忠于晋者，亦不可托也。况拓拔之狡鸷乎！宋之愚也，联金灭辽，联蒙灭金，而一为金所逼，二为蒙所灭，成旷古未有之祸，而益谬矣。夷狄之反复，固不可信也。祖逖则贤矣，不用夷狄，不联夷狄，而与石勒相持弊勒，使勒惧之求和，勒之人叛归逖，亦不受，不测其心也。苟能一心奋志，功可立也，何必用夷联夷哉？用之不慎，徒取侮于夷，用之虽成，亦使夷狄相窥。联其弱，不足为恃，联其强，恐为所噬。

 

 

《读通鉴论》论夷狄之不可入主中国，道统之不容夷狄窃曰：

王弥劝刘曜都雒，曜不从，弥以是轻曜而背之。弥，盗魁之智耳，恶足以测狡夷之长算哉？石勒视刘曜而尤狡，张宾之慧，非弥所能测也。勒在葛陂，孔苌请夜攻寿春，据之以困江东，勒笑之，而从张宾北归据邺。勒横行天下，岂惴惴于纪瞻者，然而知瞻可胜，而江、淮之终不可据以为安，勒之智也。

江、淮之春有霖雨，常也；纪瞻与相持，不以雨为困而勒困，于此可以知地气、可以知天情矣。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帝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郡县封建易于人，而南北移于天，天人合符之几也。天气南徙，而匈奴始彊，渐与幽、并、冀、雍之地气相得。故三代以上，华、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非其地而阑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故拓拔氏迁于雒，而六镇据其穴以残之，延及于齐、周，而元氏之族赤。守绪迁于蔡，而完颜氏之族歼。耶律亡，而其支庶犹全于漠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种姓君长塞外者且数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纪，则未有能延者。枳橘貉鹆之性，黠者自喻之，昧者弗知也。王弥、孔苌之所以愚而徒资曜、勒之笑也。

夫江、淮以南，米粟鱼盐金锡卉木蔬果丝枲之资，彼岂不知其利；而欲存余地以自全其类也，则去之若惊。然则天固珍惜此土以延衣冠礼乐之慧命，明矣。天固惜之，夷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中华之败类，罪通于天矣。虽然，夷而有曜、勒之识也，则自知此非其土，而勿固贪之为利以自殄其世也。

 

 

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

 

鸣呼！至于窃圣人之教以宠匪类，而祸乱极矣！论者不察，犹侈言之，谓盗贼为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浮屠之徒，但崇敬上木、念诵梵语者，即许以佛种，而无所择于淫坊酒肆以护门墙贪利养者；猥贱之术，而为君子者效之，不亦傎乎？石勒起明堂、辟雍、灵台，拓拔宏修礼乐、立明堂，皆是也。败类之儒，鬻道统以教之窃，而君臣皆自绝于天。故勒之子姓，骈戮于冉闵；元氏之苗裔，至高齐而无噍类；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

虽然，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者，岂其能窃先王之至教乎？

 

昧其精意，遗其大纲，但于宫室器物登降进止之容，造作纤曲之法，以为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私心穿系，矜异而不成章，财可用，民可劳，则拟之一日而为已成。故夷狄盗贼易于窃而乐窃之以自大，则明堂、辟雍、灵台是已。明堂之说，见于孟子；辟雍灵台，咏于周诗。以实考之，则明堂者，天子肆觐诸侯于太庙，即庙前当扆之堂也；辟雍者，雍水之侧，水所环远之别宫，为习乐之所也；灵台，则游观之台，与囿沼相閒者也；皆无当于王者之治教明矣。汉儒师公玉带之邪说而张皇之，以为王者法天范地，布月令、造俊髦、必于此而明王道，乃为欹零四出、曲径崇台、怪异不经之制以神之。此固与夷狄盗贼妖妄之情合，而升猱冠猴者鬻之以希荣利，固其宜矣。

夫使先王之果于此三宫而兴教化也，然亦偶有便于此也，一学宫，而庠、序、棱异矣；一大乐，而夏、濩、武异矣；一大礼，而忠、质、文异矣。若夫百王不易、千圣同原者，其大纲，则明伦也，察物也；其实政，则敷教也，施仁也；其精意，则祗台也，跻敬也，不显之临、无射之保也；此则圣人之道统，非可窃者也。败类之儒，恶能以此媚夷狄盗贼而使自拟先王哉？劳民力，殚国帑，以黩圣而嚣然自大，则获罪于天；天灾之，人夺之，圣人之教，明明赫赫，岂有爽乎？论者犹曰君子予之，不亦违天而毁人极也哉！

 

 

鲸鲵不脱于渊，豺虎不脱于林，失其所据，力殚而无所归。石虎据鄴，慕容皝据卢龙，于是而东自灭貊，西及破落，南距阴山，北尽沙漠，皆为什翼犍之所有；拓拔氏之兴，延及百年，此基之矣。何也？虎与皝以其深渊丛林授之什翼犍，而自处于非据之地也。

天以洪钧一气生长万族，而地限之以其域，天气亦随之而变，天命亦随之而殊。中国之形如箕，坤维其膺也，山两分而两迤，北自贺兰，东垂于碣石，南自岷山，东垂于五岭，而中为奥区、为神皋焉。故裔夷者，如衣之裔垂于边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异，即天气之分；为其性情之所便，即其生理之所存。滥而进宅乎神皋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顺，命之所不安。是故拓拔氏迁雒而败，完颜氏迁蔡而亡，游鳞于沙渚，啸狐于平原，将安归哉？待尽而已矣。

延之入者，中夏之人也，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溃乱也。聪明神武者，知其得据而只以失据也，无足惧也。筌之蹄之，不能有余种矣。

 

 

案曰：华夷之辨，莫明于船山。读船山史论，反复于华夷之辨不已。宋之亡于蒙古，前车之鉴也；明之亡于满州，身历之痛也。痛定思痛，而于此不得不重焉。夷狄岂能入主华夏哉？自秦汉以后，华夷之辨不明，中华败类延之而入也！犬戎之逼，陷犒京，杀幽王，而不据者，无所慕于华土也；匈奴之强，围高祖，扰边疆而不入者，中行说以为不足居也。彼时，夷狄之祸伤于肤而未毒于髓。自魏晋徙匈奴、鲜卑入内，夷狄居华土，慕华夏之纷华盛丽，而肇五胡乱华之祸，则徙之入内而启其觊觎也。然非败类延之入也，当权失策徙之以为汉用也。故五胡之乱，逞于北而不害于南。及至宋防内抑武自弱，而蒙古侵宋，刘秉忠为之佐也；建州窥明，范文程为之辅也。而灭宋者，张弘范所率之师也；禽永历者，吴三桂所作之伥也，皆中华之败类也。图一己之富贵，而不顾夷夏之大防。举轩辕、唐虞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尽授之夷狄，实为万世之罪人，而夷狄之祸毒于骨髓矣！使无此败类诱之导之延之，蒙满岂有窥觊中华之心，而长驱直入哉？

呜呼！其由来也渐矣！封建毁而王道衰，制狄之策，秦汉已不及三代；周礼坏而仁政陵，高祖岂能望文武？人心偷，而有徙豪强之虐，和亲之耻，皆三代王道之所贱，而弱华夏之力，长夷狄之狡也。权术功利兴，加佛氏平等之说，而大义衰，华夷之辨不明，则不以易主为惭，戴夷狄为耻，皆人也，苟为富贵，导人弑其故君，延夷入据华土，惟利是视，无所不用其极，何有于华夷之大义哉？而其论华夷者，多以文化，如此，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苟入中国之俗，则可为中国之主，许衡以媚元，而雍正以自辩也。文化者，华夷之辨所延伸也，非以华夷之异独在文化之异也。人之昧于此者多矣！胡岂不知文之异，因乎地之异也？

 

有天地人三维，天以分人禽，地以分华夷，人以分君子小人，不可乱也。自轩辕开此宝土，而为华夏，别于夷狄，迄今五千年，人犹是族，地犹是地，未有易也。华夏之地，惟华夏之人居之，非夷狄所可据也，据之者，非罚于其身，则祸于子孙，五胡旋起而旋灭，拓拨起之渐，虽幸统北土，而子孙诛于高氏，宇文灭于隋文。女真据之，亡于蒙古；蒙古入之而后去之，则保种于塞外，知天也；满洲入之而不去之，幸传三百年，而末世之君三代无后，迫改汉姓。皆史之明验也，岂有爽哉？延夷狄入华夏，祸中国而亦自亡其种，华夷之不可乱也明矣！船山之言曰：地所不宜，天所不佑，性所不顺，命所不安。其于华夷可谓辨之至严，而警夷狄亦至深矣！

 

不容盗贼夷狄之窃治统，道统者，治统，政治之权也，道统，文化之权也。治统者，帝王之所任也；道统者，圣贤之所传也。非夷狄盗贼可窃也，夷狄盗贼窃之，治统乱矣，华夷变态，日月颠倒；道统毁矣，纲常紊乱，仁义充塞。夷狄之可恶也，窃吾华夏之治统，而尤可恶者，并窃吾华夏之道统，窃治统而居然帝王以自大，窃道统而俨然圣贤而无忌，尊孔崇儒以为文饰，而儒学益以歪曲，乱吾华夏文化而已，伪儒不察，犹曰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岂不谬哉！岂不悖哉！此与佛教之徒但以其拜佛念经即许为佛种，而不择善恶，不分华夷以护门墙何异？此猥贱之术，而为儒者效之乎？认虏为君，引为同类，此乃贱儒伪儒也！彼一拜孔尊儒，即许为华夏，认为正统？况满清剃发改服之惨，屠杀千万之酷，禁锢百年之深，明末遗民有天崩地坼之感，朝鲜日本有华夷变态之说，中国变于夷也，而犹许满清为中华，诚船山所谓违天而毁人极也！

虏酋拜孔尊儒，即认虏为君，引为同类，此乃贱儒伪儒也，但知崇教，不顾族类，以吾族仇敌为君！当时或有屈于势而认之者，今满清已亡一百年年，其种种专制压迫腐朽，皆彰彰可见，而犹认满清为中华，颂康乾为圣明，无人心矣。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使之如紫夺朱，郑声乱雅，长延虏运，使吾民不自知其夷狄盗贼，而畏敬之如神日，罪何大哉！石勒、元宏之后嗣亡国灭族，窃道统之报也，而败类之儒亦当膺万世之诛！

 

或曰：皆人也，华夷不分内外，夷狄之贤者，何为不可治中国乎？曰:《春秋》内华夏而外夷狄，不许夷狄执中国，况许夷狄治中国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虽诸夏无君，必不求塞外之人为君。异种殊俗，华贵夷贱。使夷狄治中国，必为中国之祸也。夷狄治华夏，必使衣冠倒置，礼乐废阙，文化遭摧毁之痛，汉人受奴役之苦，五胡乱华，羯赵之治，羯人可殴汉人，汉人不可殴羯人，石虎愈加之以重役，死者甚众。蒙元之治，种分四等，儒为九下，辱汉愈甚。满清虽尊孔子，不过以科举笼络汉之士为之臣耳，而布文网甚密，篡改毁坏华夏典籍，文字狱频繁，吕留良案，明史案，言之痛心，四库全书虽名修书，毁书不亚于修书，触其忌者多为篡改，学者有“清修四库而古书亡”之叹。其为阴鸷，可胜道哉！世人多艳称康乾盛世，而当时学者唐甄曰：“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燿，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蝟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所谓“康乾盛世”且如此，况其末世哉！满清三百年文化几无足观，文狱兴而学术岐，考据盛而圣学晦，陵夷至今，中国因之落于西洋，继之以西洋日本之侵，其为耻辱祸害，尚忍言哉！夷狄之不可治中国亦明矣！船山屡言夷狄之祸，以诫后人，慎勿奉夷狄为主哉！

 

又疑难曰：中国之篡盗，其残毒生民，毁坏文礼，与夷狄相去几何？则曰：不然，中国之篡盗，其篡也，害于上而虐不及下，其盗也，既为帝，则视此民为吾民，不肆意虐之也，其初或不贤，而不害子孙为贤，同为汉人，则防之不如胡人之深，治之不如胡人之刻。而使夷狄主中国，必大肆其残虐，以立其威；密布其网禁，以强其权。既非同类，则虐使而无所恤，而猜防愈深，禁锢愈深，满清文字狱所以旷古也。故圣人于篡盗讨之，而于夷狄尤摈之，船山曰使桓温成功而篡，尤贤于戴异类为君。管仲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以为绝对，非类虽有贤者，而于民族立场，必与华异，故不可不防也，春秋诸侯，异国尚异心，况异类乎！桓温犹可为治者也，而李自成，贼也，不可有为，然余亦以为使李自成成功而代明，犹贤于戴满清为君也，自成虽非贤，而无对汉人之忌刻，子孙未必不贤。满清之君虽稍有惻隐之心，而终不改其一贯防汉抑汉之策也，然则孰能使夷狄与华夏一心治中国哉！绝不可使夷狄治中国也，圣人惕惕以设此防，严此界，而后之败类乃坏之，延夷狄入中国为君，其得罪于圣人，毒极于中国，祸及万世，何如其大哉！

 

王船山《读通鉴论》痛斥东晋不图恢复，反沮止恢复之臣：取东晋之势与南宋絜论，东晋愈矣。江东立国，以荆、湘为根本，西晋之乱，刘弘、陶侃勤敏慎密，生聚之者数十年，民安、食足、兵精，刍粮、舟车、器仗，旦求之而夕给，而南宋无此也。东晋所用以保国而御敌者，纪瞻、祖逖、温峤所鼓舞之士勇，王敦、苏峻虽逆，而其部曲犹是晋之爪牙也，以视韩、岳收乌合之降贼，见利而动、见害而沮者，不相若也。王导历相四君，国事如其家事，而深沈静定，规恢远大，非若李伯纪、赵惟重、张德远之乍进乍退，志乱谋疏，而汪、黄、秦、吕结群小以闲之也。则东晋之内备，裕于南宋远矣。刘、石之凶悍，虽不减于阿骨打，而互相忌以相禁且相吞也，固无全力以与晋争；慕容、苻、姚、段氏皆依晋为名，以与刘、石竞；李特虽窃，李寿折于龚壮，不敢以一矢加于晋之边陲；张氏虽无固志，而称藩不改；仇池杨氏亦视势以为从违，为刘、石之内患；非若金源氏之专力以吞宋无所掣也。则东晋之外逼，轻于南宋远矣。

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黄、秦、汤诸奸而外，无不以报雠为言；而进畏懦之说者，皆为公论之所不容。若晋则蔡谟、孙绰、王羲之皆当代名流，非有怀奸误国之心也；乃其侈敌之威，量己之弱，刱朒缩退阻之说以坐困江东，而当时服为定论，史氏侈为訏谟，是非之舛错亦至此哉！读蔡谟驳止庾亮经略中原之议，苟有生人之气者，未有不愤者也，谟等何以免汪、黄、秦、汤之诛于天下后世邪？

夫彼亦有所为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导之不振也，而左袒导者，诎亮以伸导；桓温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恶温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于是而中挠之情深于外御，为宰相保其勋名，为天子防其篡夺，情系于此，则天下胥以为当然，而后世因之以无异议。呜呼！天下之大防，人禽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统，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况仅王导之与庾亮争权势而分水火哉！则晋之所谓贤，宋之所谓奸，不必深察其情，而绳以古今之大义，则一也。蔡谟、孙绰、王羲之恶得不与汪、黄、秦、汤同受名教之诛乎？

 

 

蔡谟之谏北伐，为庾亮言也；王羲之之谏北伐，为殷浩言也。亮与王导不协，而欲立功以抑导于内；浩与桓温不协，而欲立功以折温于外；内不协而欲制胜千里也，必不可得。故二子之言，当其时而中于事会。虽然，君子之为言，计及当时，计及后世，时有不可明言者，则微言以动之，密谋以正之，而不因一时之急，伤久长之计。亮之正不足以服导，浩之才不足以制温，迫于立功，反致溃败，徒以沮挠人心而贻奸雄之笑，一时之事会也。王业之不可偏安，羯胡之不可纵佚，忘自彊之术，而益召其侮，偷寡弱之安，而日蹙其亡，百世之大防也。羲之言曰：“区区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业已成乎区区之势，为天下寒心，而更以陵庙邱墟臣民左衽为分外之求，昌言于廷，曾无疚媿，何弗自投南海速死，以延羯胡而进之乎？宋人削地称臣，面缚乞活，皆师此意，以为不竞之上术；闭户塞牖，幸盗贼之不我窥，未有得免者也。谯周仇国之论成，而刘禅之降旗旋竖，邪说之诬人亦酷矣哉！

若夫浩之欲折温也，亦非谋之不忠也；而折温之术，莫善于收温而用之。北伐之举，温先请之，而浩沮之；既乃自行而置温于局外，不资其一旅之援，温亦安坐上流而若罔闻；固温之乐祸以乘权，抑浩摈之而使成乎坐视。向令东西并进，而吾拥中枢之制，温固吾之爪牙，抑又恶足以逞？浩非其人，而羲之等不能以此说之，疑温忌温，而温之逆乃有所资以自雄。此所谓微言之，密谋之，制勍敌彊臣于尊俎者，浅人不足以及此也。

 

 

桓温伐燕，大败于枋头，申胤料之验矣。胤曰：“晋之廷臣，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实，而以孙盛阳秋直书其败观之，则温之败，晋臣所深喜而乐道之者也。会稽王昱不能自彊，而徒畏人之轧己，王彪之弗能正焉。呜呼！人之琐尾而偷也，亦至是哉！

秦桧之称臣纳赂而忘雠也，畏岳飞之胜而夺宋也。飞亦未决其能灭金耳。飞而灭金，因以伐宋，其视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视皋亭潮落、碙门飓发、块肉无依者，又奚若也？温亦未能举燕之为忧耳。温而举燕，其篡不篡亦未可知也。为君相者，居重以不失人望之归，尽道以得民，推诚以得士，以礼待温，以道驭温，静正而不惊，建威以自固，温抑恶能逞志以逆而不恤天下之公讨？不然，则王莽、萧道成固无毫发之勋庸，而窃大宝如拾芥矣。庸主陋臣，如婴儿之护饵，而徒忌其姊娣，尚能安于位以有为乎？处堂以嬉，授兵柄于温，而又幸其败，温之怨且深，其轻朝廷也益甚。故会稽立而愤盈以逞，非其死之速也，晋必移社于桓氏矣。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怨，徒为疑忌以沮丧成功，庸主具臣之为天下僇，晋、宋如合一辙，亦古今之通憾已！春秋予桓、文之功，讳召王请隧之逆，圣人之情见矣。若孙盛之流，徇流俗而矜直笔，幸灾乐祸，亦恶足道哉！

 

案曰：五胡乱华，北土沦于戎狄，实晋武帝之失策，八王之争，延异类以逞。而五胡未如金元满清齐心并力逼中国，相争相制，且二世之主多昏政，旋起旋灭，有英雄之主，聚豪杰之士，乘其内衅，收复甚易也。汉遭王莽之篡十五年，光武且能复之，况戎狄之不正愈于莽，分散之势不及莽之一乎？伸华夷之义，士必多归，人心必合，易于诛篡也。晋可中兴，而元帝无志无度，只成偏安，元帝之责也。祖逖有驱逐戎狄，恢复中原之心，仅给一千之兵，唯能与石勒相持。后祖逖立威河南，为石勒所忌，复以戴渊制逖，而逖不能尽意讨狄，又闻朝廷将有内难，郁郁而死。制王敦不以其道，而任刘隗、刁协刻薄之人，名为讨胡，实备王敦，逼王敦之反。岂但王敦欲反，朝臣亦多离心，不御敦之侵，王导为敦之弟，而不规劝敦，利敦之反以杀刘刁也。故敦之反，势如破竹，旋踵而入京城，挟制元帝，元帝忧死。元帝不能望光武，且不如周平王，能任秦襄公驱逐犬戎也。平王之待秦襄，失之厚，感秦襄救周之功，以龙兴之地西歧赐于秦，后秦卒以亡周；元帝之待祖逖，失之薄，给兵少，又以庸臣制之，逖以郁终，不能制王敦之逼，敦以逞于晋。明帝英武，平王敦之乱，而惜早死，不及恢复。后之具臣沮恢复之略，石虎之暴也，篡位弑君，劳役游猎无度，且与逆子相残，势可图，庾亮欲开中原，是也，而太常蔡谟沮之，极称石虎之强，晋不能当，朝议亦多有谟同，而亮不能北伐。后殷浩欲北伐，王羲之亦谏之，曰“当此区区江左，天下寒心”。石虎死，冉闵杀其子孙，桓温欲北伐，亦制之不得行，而赵地复为慕容所取。慕容俊、恪之雄杰死，桓温伐燕，秦救之，败于枋头。多以为温之咎，然燕之臣申胤曰：“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沮以败其事。”史不著乖沮之实，孙盛之流，又徇流俗而矜直笔，著枋头之败，固温之所恶也。皆为收复之机，而失之败之。呜呼！庸主具臣舍夷夏之大防，忌英雄之得势，沮恢复之大略，晋宋如合一辙！晋之能保江左而不吞于夷狄者，惟不如宋贬赵鼎，杀岳飞，斩韩侂胄之首送金之过耳。

华夷天下大防，船山以为“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其言深矣！司马氏之延异类而祸中华，负罪于中夏，偏安江左，多暗懦之主，当时有志北伐者，庾亮、桓温耳！而庾亮志大才疏，激苏峻之反，无以安内，何以攘外？桓温有雄才，一举灭成汉，北伐燕秦，有两捷之勋，使无乖沮，收复或成矣。夫权臣之与夷狄，宁亡于权臣，不亡于夷狄也。使桓温功成而篡，复汉唐之区宇，亦强于司马氏也。庸主具臣争私权，不思大义，惴惴防权臣之篡夺，至于外夷之防则弛，固免于权臣之篡矣，乃举天下亡于夷狄，其祸尤惨！悔不及矣，早知此义，与其亡于夷狄，无如亡于权臣也，择祸莫如轻，千秋之鉴，何莫省思而重蹈往辙耶？一姓之兴废，私也；华夷之屈伸，公也。痛晋宋衣冠之迁，左衽之易，吾宁使桓温篡晋，岳飞篡宋，而不忍五胡之横行，蒙古之吞噬也！夷夏，古今之通义，中夏之土不容胡虏窃据，恢复为大义，逆之者，虽蔡谟、孙绰、王羲之等名流亦当与汪、黄、秦、汤同受名教之诛！有逆于君臣，而功在于匡夏攘夷，即桓温、刘裕之徒，亦有《春秋》嘉予之义。

 

 

《读通鉴论》论恢复中原之忘，叹曰：张骏能抚其众，威服西域，有兼秦、雍之志，疏请北伐，莫必其无自利之心也。而其言曰：“先老消落，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则悲哉其言之矣！

婴儿之失其母也，使婢妾饲之，受其狎侮，未尝不泣也；已而听之矣，已而安之矣，已而语之以母而不信矣，过墓而若有若无，且归而亟依婢妾矣。夫人至忘其母而不知悲，则仅留之家老，垂死而有余哀，亦将谁与言之而谁听之乎？于是而人心之迷终不可复，复者，其唯天地之心乎！

宇文氏、鲜卑之运已穷，天乃默移之而授之杨氏，以进李氏而主中国。故杨氏之篡，君子不得谓之贼，于宇文氏则逆，于中国则顺；非杨氏之能以中国为心，而天下之戴杨氏以一天下也，天地之心默移之也。消落之故老，弗及见焉，而如之何弗悲？

 

 

张骏伤中原之不复，而曰：“先老消谢，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呜呼！岂徒士民之生长于夷狄之世者不知有中国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习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为谁氏之土，而尽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拓拔氏封刘昶为宋王、萧赞为齐王，以为宋、齐之主，使自争也，梁亦以元颢为魏王而使之争。拓拔氏遣将出兵，助刘昶、萧宝寅以南侵，梁亦使陈庆之奉元颢而北伐。相袭也，相报也，以雒阳为拓拔氏固有之雒阳，唯其子孙应受之，而我不能有也。呜呼！梁之丧心失志一至此哉！

 

六镇乱，冀、并、雍皆为贼薮，胡后弑主，尔朱荣沈其幼君，分崩离析，可乘而取也，梁之时也。下广陵，克涡阳，郢、青、南荆南向而归己，元悦、元彧、羊侃相率而来奔，梁之势也。时可乘，势可振，即未能尽复中原，而雒阳为中国之故都，桓温、刘裕两经收复，曾莫之念，而委诸元颢，听其自王，授高欢以纳叛之词，忘晋室沦没之恨，恬然为之，漫不知耻。浸令颢之终有中原也，非梁假之羽翼以授之神州也哉？雒阳已拔，子攸已走，马佛念劝庆之杀颢以据雒，而庆之犹不能从，则其髠发以逃，固丧心失志者之所必致也。君忘其为中国之君，臣忘其为中国之臣，割弃山河，恬奉非类，又何怪乎士民之视衣冠之主如寇贼，而戴殊族为君父乎？至于此，而江左之不足自立决矣。幸宇文、高氏之互相吞龁而不暇南图也，不然，岂待隋之横江以济而始亡邪？

 

案曰：刘石乱华，张骏伤中原之不复，而曰：“先老消谢，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岂徒生长夷狄之世者不知有中国之君哉？江左君臣亦自忘之，刘石之内乱，庾亮欲伐之，而蔡谟止之，桓温欲经略中原，而朝廷违之，伐慕容氏，复乖沮其事而使之败，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怨，而于强臣防之甚深，收复中原，早已忘之矣。梁武帝时，胡后杀主，尔朱荣沈其幼君，分崩离析，内竞甚烈，亦可乘而取也。梁武帝以陈庆之为将助元颢北伐，七千之兵，一年之余，克四十余城，破数十万众，所向无前，势可定也。而梁武并无收复之心，不加庆之之兵，唯使庆之挫魏军之锐，以振国威而已。乃以洛阳委于元颢，马佛念劝庆之杀颢据洛亦不从，已忘晋室沦没之恨，则委于夷狄而不惜也。庆之则叹北土衣冠人物，江左不及，则不以彼为戎狄矣。满清治中国近三百年，而中国之人亦多忘其为入寇华夏，奴治我之夷狄，夷夏无殊矣，咸丰之腐朽已及，曾胡犹为之效死命，非洪杨之起，孙黄之倡，孰以其为鞑虏而欲驱逐哉！台湾与大陆相隔近七十年矣，台湾人多忘其祖原为大陆，不得已而迁台湾，思乡之情至死犹深也，然其子孙生长于台湾，茫然不知大陆。台独势盛，蔡英文昏悖之妪而执台湾之政，多去中国之文，削中国之史，使台湾忘其为中国之土，中国之人，以大陆为敌国矣，大陆上下亦置台湾于海外不顾，隐然敌国矣，岂非先老消谢，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哉？且相忘也，则其相敌也，相离也久，难复合矣。故收复统一不可缓也，缓之则必久不归，久不一矣。

 

台湾教科书多削中国之史，诚可恨矣，彼不自以为中国而欲独立也。大陆固自以为中国也，而春秋华夷之战，汉武北伐匈奴之报，卫霍之为将，五胡乱华之祸，蒙元灭宋、满清入关之痛，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屠杀之惨，亦皆削之，曰为民族团结也。蒙元满清之后，犹有蒙满之族在中国，似有所嫌，然昭昭历史大事，岂可削哉！十亿之汉族，顾以蒙满数千万之小族为忌乎？至于匈奴五胡早已灭亡，岂有后在中国为少数民族，而犹讳之削之？夷狄乱华，古今殷鉴，而削之，则多忘前车之鉴，而循其败轨矣，岂可哉！以今日之盛，而忘前古沦亡之痛，恃目前之安，而不顾后世之患，当今专家之罪，可胜诛哉！史者记往日之兴亡成败以不忘也，今之人乃自削其史，使人忘之，君子曰：“忘记历史，等于背叛”，祖宗所患者，而亲之，祖宗所为基者，而坏之，非背叛祖宗哉？削史叛祖之罪，不可逭也。

 

 

王船山称赞崔浩直书索虏之史，批判宋濂修《元史》隐恶溢美，使后王无所惩，流毒后世：

 

于崔浩以史被杀，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为索虏用，乃欲伸直笔于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后世之史益秽，则浩存直笔于天壤，亦未可没也。直道之行于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圣人之教也，礼乐刑政之兴废，荒隅盗贼之缘起，皆于史乎征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征也。若浩者，仕于魏而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由来，详著其不可为君师之实，与其乘间以入中国之祸始，俾后之王者鉴而知惧，以制之于早，后世之士民知愧而不屑戴之为君，则浩之为功于人极者亦伟矣。浩虽杀，魏收继之，李延寿继之，撰述虽秽，而诘汾、力微之秽迹犹有传者，皆浩之追叙仅存者也。前乎此而刘、石、慕容、苻、姚、赫连之所自来佚矣；后乎此而契丹、女直、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刘、石、慕容、苻、姚、赫连之佚也，无史也；契丹、女直之泯也，蒙古氏讳其类，脱脱隐之也；然犹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华之士，与闻君子之教，佐兴王以复中华者也，非有崔浩族诛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隐其恶，扬其美，其兴也，若列之汉、唐、宋开国之君而有余休；其亡也，则若无罪于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濓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绝于人心矣。濂其能无愧于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为蒙古掩其腥秽，使后王无所惩以厚其防，后人无所卫以洁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后之作者，虽欲正之，无征而正之，濂之罪，延于终古矣。（《读通鉴论》）

 

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实论之，非贞观、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为卓绝古今，功轶于三代，拔人禽而昭苏之，名莫有丧焉……鄙哉青田、金华（即刘伯温、宋濂）之为臣乎！始昧卷怀之义，后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锡妥灌以美谥，奖余阙之怙终，列薛禅于祀典，假买的以侯封，犬豕厕于羲、农，匹雏混于三恪，褒飞廉之就戮，等张、许之孤忠，奖狐之昼奔，为纪侯之大去。其尤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之书，存辽、金以仍脱脱之僭，使获麟之后，步后尘者为蜗诞之篆。顾区区以馘友谅，存士诚，侈荡定之勋，而掩其补天浴日之显功，不已陋与！弗望其为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陆贾、班彪之知逆顺，扬涤除之鸿规，斥犬羊之腥闻，庶几哉？天下之视听清，万世之纲维定，又何至旋踵而陷弱宋之祸哉！天地闭，贤人隐，当利见在田之时，而括囊无誉，亦可伤也。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尚书引义》）

 

案曰：崔浩仕于索虏，而整齐族姓，直书索虏之史，触索虏之忌，盖身在虏廷而心在汉者乎？于索虏之伐柔然则赞成之，于索虏之伐晋宋则劝止之。作魏史，叙拓拔氏秽恶，使中华之人耻之不以为君，后王惩之以为诫，固有功于人极也。宋濂身为明祖佐命之臣，与复中华，何反不如崔浩？何恩于胡元，而扬其美？何亲于蒙古，而掩其秽？使其兴如汉唐而更有余休，其亡也，如无罪于天下者，则后世之王何以为诫？中华之人何以为耻？流毒后世。胡元可主中国，其后满清之入关，亦何所忌？刘张可称豪杰，其后范洪之佐建虏，亦何所愧？濂之罪，可胜诛哉！

 

蒙古之不仁，率天下而禽之。以德义论，暴虐过于桀纣；以华夷论，腥膻倍于刘石。洪武北伐，正当效汤武以躬天讨，数妥懽之罪；秉华夷而行雷诛，斥犬羊之恶，义之至者也。而刘基、宋濂之为臣也，以妥懽尝君天下，不命之为独夫，以其逃奔塞外，而美之曰顺命。太祖驱而不追，仁之过也；刘宋美而褒之，义之失也。姑息悖谬甚矣！锡其君以为美谥，奖其臣以嘉名，使犬羊之长与羲农黄虞并祀，助虐之臣与张许同称，胡雏之封等三代之裔，虏酋之奔若纪侯之亡，更修《元史》以继唐宋之书，存辽金而仍夷狄之僭，长夷狄入侵之野心，使夷狄得志于天下，且得志于后世。夫明祖之伟者，在于驱逐蒙虏，不是之彰，而以灭陈友谅，平张士诚之区区，多所铺陈，其反元复汉之功则盖之。宋之亡于蒙古，千古之大痛也，不鉴宋之失，惩元之恶，乃效尤美夷，乱夷夏之大防，毁春秋之大义，不但祭之于庙，且修之于史，其去司马迁、班彪亦远矣！迁能著陈胜反秦之功，而列之世家，韩刘反元之义高于陈胜，而为濂所掩。其后复亡于夷虏，宋濂为史之毒欤！史，彰大义者也，史不正，大义不明，祸于风俗人心如此，后世慎以为诫，勿以元清为中国，防其患而止后来之流哉！

今当重修元清之史，明虏之腥恶，深致当时之不幸。庶使后之君子，有鉴于斯。船山知宋之亡，身历明亡之痛，亲见清虏寇华之恶，其为诸书，所论华夷警诫深矣，吾辈当谨记之，不能正元清之史，亦当勤阐华夷之辨。

 

宋濂身为明太祖佐命功臣，参与光复中华，为何不多表攘夷之义，而反为夷虏扬其美，掩其秽？或曰怀蒙元之惠，船山曰曲徇危素、虞集，皆其师而事元者也，美元以盖其师事夷之羞。盖皆有之，或亦尝为元臣，若贬元为夷，则亦受贬乎？而阅史，见顺帝召为翰林院编修，濂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入龙门山修道著书，未尝仕元也。朱升亦曾仕元，至佐明祖，则言华夷之辨，称明祖驱胡虏而复圣域，变左衽而为衣冠，不以仕元为讳。观宋濂文集，尤为恶心，谄媚吹捧蒙元至极，美胡虏之荡平，颂汉奸之灭宋，且以神字冠于元前，何奴性之深也！如其《国朝名臣颂序》曰：“帝王之兴必有不世出之人豪以自赴云龙风虎之会，易所谓圣人作而万物睹者是已，我皇元受天明命，抚安方夏，天戈所指，万方毕从，是故一鼓而诸部服，再鼓而夏人纳款，三鼓而完顔氏请降，四鼓而南宋平，东西极日之出入，会不洽被政教，共惟帝臣，虽睿谋雄断，动无不胜，亦赖熊罴之士，不贰心之臣有以诞宣天威。故功成治定若是之神速也。”颂张弘范曰：“真人开天，时乘六龙。麾斥八极，群雄云从。剑气上冲，日星晦蒙。宋人不恭，假息海邦。帝命张王，汝师汝将。汝拔樊襄，汝渡大江。汝揭义旗，以受其降。王既受命，横槊上马。鸷击隼翔，有夫甚武。直奋大刀，众莫敢尝。王迎刺之，应手断肮。军气益扬，大声震天。敌有手若亡，遂籍其土疆。遗爝未息，厥势犹强。帝壮王之威，复命征征。宝剑名甲，锡自尚方。一麾而殒，海波镜平。崖山苍苍，武功洸洸。”《西域军中获角端颂》曰：“我太祖皇帝之龙兴也，灵承帝命，宠绥四方。克烈既臣，乃蛮攸服，远近诸国往往向风内附，而东印度远在西域之陲，负固不庭。帝乃震怒移六师以征之……鲜卑及胡休多国尚或有之。其一能晓四夷，诸圣在上。明达方外幽远之事，始奉书而至此，则周秦以来历千余年之久，絶未之闻，而独于神元见焉，岂非圣德有以动天。灵异之物莫不自至也欤？”有民族良知者，读之未有不鄙愤者也。不过又见宋濂《平江汉颂》曰：“胡元乱华，天地晦塞，譬诸禽兽，人得而驱之也。友谅奋臂蓬湖，提戈荆楚。遂能屡破坚城，卒僣尊位，可谓勇矣。”然则宋濂非不知华夷之辨者也。其修元史而多隐溢，盖曲徇危素、虞集乎？呜呼！危素、虞集事夷之污岂可洗，固以受其私惠，而于史掩之，曲徇小儒之私，而悖光昭之大志，乱夷夏之通义，度量之不及，有如是哉！岂但史臣之垢，亦中华之耻，中华之不幸。堂堂中华，沦于夷狄，已为大耻，光复中华，幸矣，不能斥犬羊之腥膻，而反帝之代之，讳其恶若己之亲，溢其美若有恩泽于华，不以虏主中华为诫，而相继之士不以事夷为羞。

民国赵尔巽之修《清史》尤美满清，当时之士见而恶之，求政府禁之，而《清史稿》遂禁于民国。赵犹满清遗老，受满清之惠也，而宋濂与赵尔巽皆为史家罪人。明太祖岂未览元史，不罪濂之美夷？宋濂不及班彪，明太祖亦不及汉高也。太祖收复幽燕，驱元酋于塞外而不追，已有姑息之心，俘元裔而礼待之，以之作宾王家，非春秋之义，春秋于夷狄献俘，于诸侯不献俘，元夷狄也，而为祸中华，空前之大，太祖禁献元裔之俘，等于中国，封侯礼待，同于殷周。夫秦为无道，项羽杀降王子婴，灭其宗，中国天子也，失之过刻；元之恶百倍于秦，且为夷狄猾夏，而优待不惩，且送其后妃回塞外，失之过厚。使后世夷狄之猾夏者无所畏矣，入寇中华成功则为帝，虽败亡，犹免于诛，受兴王之礼，既非天道之公，亦非攘夷振华之义也。

夫太祖固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旗，诏书亦屡言蒙元腥膻之恶，而不一，为维护一家之私，而是蒙元之帝，褒忠元之臣，以明示天命，强调忠君。欲以招怀蒙古，而逆顺之道悖；过重君臣之义，则华夷之义或薄。待胡雏如圣王之裔，欲以求子孙之亡国不受辱，而明之帝王宗室，非为流贼屠杀，则受建虏执戮，非教后世以宽厚，而教后世以姑息。辛亥之光复，尤为姑息，优待满清皇室，保留满清帝号，犹盘据故宫，如外国君主。惜乎！虽终光复华夏，而不足以惩夷狄之猾夏，如今言之何益！惟愿后世作史者勿为宋濂、赵尔巽之美夷，后王兴起者勿效明祖、孙袁之姑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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