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痛斥那些打着“用夏变夷”之名而事虏朝之伪儒：“女直之陷汴，张瑴、郭药师之使之也；蒙古之灭宋，吕文焕、刘整之使之也。阿骨打、铁木真、疆悍可息也，宋之叛臣以朝章国宪之辉煌赫奕者使之健羡，则彼且忘其所恃，奔欲以交靡。乱人之害，亦酷矣哉！又况许衡、虞集以圣人之道为沐猴之冠，而道丧于天下，尤可哀也夫！尤可哀也夫！”船山痛恨张瑴、郭药师等帮夷狄攻华的汉奸，更不齿这些以圣人之道售卖夷狄，粉饰夷狄政权的伪儒。伪儒说要兴道，其实使道丧于天下，这是尤其可哀的！借夷狄而兴道，是污道。而若曾国藩之为满虏政权效力镇压汉人，以言道统文化，愈辱道统文化哉！
又曰：“释氏不择知愚、贤不肖，而皆指使之见性，故道贱；而托之者之恶，不可纪极；而况姚枢、许衡之自为枉辱哉！”释氏不择知愚贤不肖而使之明心见性，所以他们的道贱，人皆可见性，则道不足贵矣，更何况姚枢、许衡之流不择华夷种类，而教之向道，欲教化蒙古这样的夷狄异种，只是枉辱自己，而使儒家之道愈不足贵矣。
又曰：“朱温之为枭獍，敬翔、李振导之也。石敬瑭之进犬羊，桑维翰导之也。乃至女直、蒙古之吞噬中华，皆衣冠无赖之士投幕求荣者窥测事机而劝成之。廉希宪、姚枢、许衡之流，又变其局而以理学为捭阖，使之自跻于尧、舜、汤、文之列，而益无忌惮。”盗贼夷狄为华夏之祸，是一些无赖汉奸导引的，至于廉希宪、姚枢、许衡等伪儒，更变其局，以理学为方法手段，歪曲春秋大义，予夷狄以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说什么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使之自跻于尧、舜、汤、文等圣王之列，而更加肆无忌惮。这里也讽刺投靠满清的那些伪儒，而康乾乃以道统自居，自命尧舜汤文一样的圣人。而当时汉臣也奉之如圣，而不敢丝毫不从。夷狄之祸愈烈，更有了奴役汉民族的手段。这些给夷狄服务的伪儒不是儒家的功臣，而是去儒家的罪人。
相对许衡、虞集等伪儒，船山敬佩那些虽然不知名，但自尊其道，不为夷狄服务，而自然消夷狄凶威的真儒：“河西之儒，虽文行相辅，为天下后世所宗主者亦鲜；而矩薙不失，传习不发，自以为道崇，而不随其国以荣落。故张天锡降于苻秦，而人士未有随张氏而东求荣于羌、氏者。吕光叛，河西割为数国，秃发、沮渠、乞伏，蠢动喙息之酋长耳，杀人、生人、荣人、辱人唯其意，而无有敢施残害于诸儒者。且尊之也，非草窃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纲维而莫能乱也。至于沮渠氏灭，河西无孤立之势，拓拔焘礼聘殷勤，而诸儒始东。阚骃、刘昞、索敞师表人伦，为北方所矜式，然而势屈时违，祗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尝有乘此以求荣于拓拔，取大官、执大政者。呜呼！亦伟矣哉江东为衣冠礼乐之区，而雷次宗、何胤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较醇正焉。流风所被，施于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苏绰、李谔定隋之治具，关朗、王通开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废绪；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战之凶危；贱士耳，而可以折嗜杀横行之异类。其书虽不传，其行谊虽不著，然其养道以自珍，无所求于物，物或求之而不屈，则与姚枢、许衡标榜自鬻于蒙古之廷者，相去远矣。”
河西的儒者，虽然文行一致，天下宗尚者少，而守儒者规矩，不轻易传授，自尊其道，不随国之兴亡而荣落。所以张天锡降于苻秦，而儒士未有随张氏而向羌、氐政权求荣的，犹自然也。前秦乱，吕光反叛，河西割为数国，秃发、沮渠、乞伏等都是蠢动喙息的酋长而已，杀人、活人、荣人、辱人唯其意，而没有有敢施残害于诸儒者，而且尊之，非草窃之夷狄能尊，乃儒者自立纲维，守其高尚的人格，使夷狄尊敬，不敢轻侮。至于沮渠氏灭，河西没有孤立之势，拓拔焘殷勤礼聘这些儒士，这些儒士才东去。但阚骃、刘昞、索敞等师表人伦，为北方所敬仰，只是在生活上依靠他自修其教，未尝向索虏求关，在索虏之廷做官，虽生窘势困，而犹守原则，华夷之防，不屈为夷狄之臣也，也算伟大了。江东之儒多杂于异端，出入佛老害道，北方之儒反较为醇正，流风所及，潜移默化，使拓拨氏自然革面，而学习先王的文化礼教，宇文氏继承之，隋朝竟以此统一天下，这是北方诸儒的功劳。他们以一隅，而存天下道统于将废，端正居守，而消除百战之凶危，以地位低下之士而可折服嗜杀横行的异类，虽然他们没有著作流传下来，他们高尚的品行也不显著，然而他们能养道以自珍重，不去求荣于夷狄政权，夷狄政权礼聘他们，他们也不屈身为夷狄之臣，这个与姚枢、许衡等伪儒以道统自我标榜，而卖身于蒙古之廷者，相差远矣！船山生逢满清入主中国时期，亦隐居山林，著书立说，拒仕满廷，虽当时不显，而以道统传之后世，以民族思想影响激励后人，辛亥革命志士多受船山的影响而反清，推翻满清，光复汉室，如船山者，自尊其道，节行度越先儒，亦真可谓真儒也。
清末推崇船山的谭嗣同也说：“田成子窃齐国，举仁义礼智之法而并窃之也。窃之而同为中国之人，同为孔教之人，不可言而犹可言也；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顼异种，亦得凭陵乎仁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从容腼颜，挟持素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而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焚《诗》、《书》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诗》、《书》愚黔首，嬴政犹钝汉矣乎！”
田成子虽窃齐国，将仁义礼智之法一并窃去，但是同为中国人，同为孔教之人，不可言而犹可与之言。怎么使从来不知道中国，从来不认识孔教的奇渥温（蒙元皇帝姓氏）、爱新觉罗诸贱顸异种也能凭其野蛮凶杀之气窃夺中国，既然窃取了中国，又窃取中国的统治之法用来奴役中国本土的主人，还从容利用从来不认识的孔教压制从来不知道的中国人，而中国人还奉他如上天不不知道他的罪行，焚《诗》、《书》以愚民，还不如利用《诗》、《书》愚弄汉民，赢政跟爱新觉氏比，只是小巫钝汉而已。满清统治非常精明阴险狡诈。
呜呼！满清能稳固统治奴役汉人近三百年，是这些衣冠败类以儒学卖于夷狄，而助之也。惩清伪儒，道统乃正，儒家乃洁。夷狄之窃道统，伪儒又使之窃，危害尤大，让夷狄更加精明狡猾，习汉人之法而甚之，以统治汉人。船山就严重地说道：“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警告并诅咒这些窃治统，道统者：“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而窃道统尤其严重：“鸣呼！至于窃圣人之教以宠匪类，而祸乱极矣！论者不察，犹侈言之，谓盗贼为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浮屠之徒，但崇敬上木、念诵梵语者，即许以佛种，而无所择于淫坊酒肆以护门墙贪利养者；猥贱之术，而为君子者效之，不亦傎乎？石勒起明堂、辟雍、灵台，拓拔宏修礼乐、立明堂，皆是也。败类之儒，鬻道统以教之窃，而君臣皆自绝于天。故勒之子姓，骈戮于冉闵；元氏之苗裔，至高齐而无噍类；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石勒、石虎的子孙、元氏的子孙都灭绝无遗类，这就是他们窃中华儒家道统的报应。骂这些使夷狄窃道统的儒生为败类之儒，必是“获罪于天；天灾之，人夺之，圣人之教，明明赫赫，岂有爽乎？”
清末革命者章士钊衍释船山之言曰：“夫人未有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盗贼，岂不自知为夷狄盗贼,不过吾虽夷狄盗贱之肺肠，而已作圣明天子之面目。工部具一奏曰修圣庙，礼部具一奏曰开鸿科，而天下之士走集而相庆者。已填骈于日下，则文化大起，居然然圣庙。昨日之夷狄盗贼，则永远之太祖、太宗，是何乐而不为！夫天下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以夷狄盗贼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如此，则败类之儒假之也。呜呼！此败类之儒，罪岂胜杀！其长一二人非分窃国之想，犹可言也；其蒙蔽万世子孙不识太祖、太宗之即为夷狄盗贼不可言也。倘天下无此种败类之儒，则夷狄盗贼之来，直呼之为夷狄盗贼，人人心目中有一夷狄盗贼，则未有逐之不力者；夷狄盗贼自知无可假借之名，则未有不自沮丧者。以此而立国，则夷狄盗贼之不绝迹于天壤者，吾不信也。若必待天之不可欺，而骈戮其子姓，吾犹嫌船山之不智；虽然，既至其子姓之朝，则不得不谋所以戮之之道也。败类之儒之败，亦至此哉！”败类之儒以名器假于夷狄，而使之称帝称圣，称祖称宗，本是夷狄盗贼，经过这些败类之儒的粉饰，成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高宗等，这些败类之儒，其罪岂可胜杀！杀之不足以尽其辜。他们助长夷狄窃国之野心，还可以说，而蒙蔽天下万世，使后世子孙不知道满清爱新觉氏称太祖太宗者为夷狄盗贼，使皆知其为夷狄盗贼，则无驱逐不力者，名其为夷狄盗贼，则彼自沮丧，而不敢以帝王自尊，夷狄盗贼可以绝迹矣。败类之儒为夷狄服务，称天命，尊大其名，稳固其权，胡无百年之运，而元魏、满清过之，败类之儒之害，如此之大！
北魏满清的尊儒，文之以诗书礼乐，在船山看来，是窃中国之道统，有人以为“盗贼为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船山坚决反对，曰：“此浮屠之徒，但崇敬上木、念诵梵语者，即许以佛种，而无所择于淫坊酒肆以护门墙贪利养者；猥贱之术，而为君子者效之，不亦傎乎？”夷狄道贼虽用汉家礼乐文化，仍是夷狄盗贼，不改他们作为夷狄盗贼的本质，而且他们用的只是汉文化的形式表面，并不得汉文化的精意：“虽然，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者，岂其能窃先王之至教乎？昧其精意，遗其大纲，但于宫室器物登降进止之容，造作纤曲之法，以为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私心穿系，矜异而不成章，财可用，民可劳，则拟之一日而为已成。故夷狄盗贼易于窃而乐窃之以自大，则明堂、辟雍、灵台是已。明堂之说，见于孟子；辟雍灵台，咏于周诗。以实考之，则明堂者，天子肆觐诸侯于太庙，即庙前当扆之堂也；辟雍者，雍水之侧，水所环远之别宫，为习乐之所也；灵台，则游观之台，与囿沼相閒者也；皆无当于王者之治教明矣。汉儒师公玉带之邪说而张皇之，以为王者法天范地，布月令、造俊髦、必于此而明王道，乃为欹零四出、曲径崇台、怪异不经之制以神之。此固与夷狄盗贼妖妄之情合，而升猱冠猴者鬻之以希荣利，固其宜矣。”道统有不可窃者：“若夫百王不易、千圣同原者，其大纲，则明伦也，察物也；其实政，则敷教也，施仁也；其精意，则祗台也，跻敬也，不显之临、无射之保也；此则圣人之道统，非可窃者也。败类之儒，恶能以此媚夷狄盗贼而使自拟先王哉？”北魏，满清之窃，与汉唐之治，相差甚远，岂能自比先王？
船山斥责伪儒夷狄这些窃道统的举动是“劳民力，殚国帑，以黩圣而嚣然自大，则获罪于天；天灾之，人夺之，圣人之教，明明赫赫，岂有爽乎？论者犹曰君子予之，不亦违天而毁人极也哉！”劳民伤财，亵渎圣人，许夷狄以主中国窃道统，真是违背天道，毁灭人极，即圣贤之道。
附：
元末儒与清末儒对比等
元末儒生多参与反元起义，龙泉名士叶子奇专门向朱元璋镇守婺州的部属孙炎提出“革戎夷之风”、“复圣宋之治”的八条大纲。儒士叶兑也在著名的《赤城论谏录》中称，南方人“久沦异俗”，看到朱军“用夏变夷、挈还礼义之乡”的旗号，多有“仰慕爱悦”之意；同时指出朱元璋的族群身份以及“用夏变夷”的宣传，是胜过“变于夷”的北方蒙元军阀李察罕的重要优势。著名儒家学者朱升辅佐明太祖，称明太祖““复神州于腥秽，洗尽胡尘”，至正二十七年秋，原为张士诚、方国珍盘踞的两浙地区尽入朱氏版图，朱升作《贺平浙江赋》，更依据儒家的“华夷之辨”理论，对朱元璋的军事行动大加赞扬：“钟五行之秀者为人，吾同胞也，悉有华夷之分、内中国而外四夷也？惟中国尽其性而修其行也，夷狄戕其性而亏其行也，与禽兽奚择焉！此所以严华夷之辨，天必眷中国而子之，远夷狄而外之也。元主中国，天厌之久矣，有大圣人焉，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而我吴王应运兴焉，渡江而南，定鼎金陵，整义兵，揽英杰，分取江淮城邑，所向无不克捷……驱胡虏而复圣域，变左衽而为衣冠，再造之功于是为大，自开辟以来，帝王之兴未有盛焉者也。”
至正十八年，陈友谅攻陷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寓居此地的儒士刘夏便给陈氏部属上书，他不仅认同陈友谅部“复宋”、“驱胡”的旗号，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发：
“（元末兵乱）正以夷狄之运将满百年，自古夷狄之君无百年之运。观于天下，国虚无人，地大不治，天心废之，其征见矣。我朝（按，徐宋政权）君臣灼知其然，遂倡皇宋之正统，扫夷狄之闰位。数之以君子在野小人在朝，数之以贪官污吏布满中外，数之以腥膻中土，数之以毁裂冠冕。“”
刘夏把族群矛盾看作导致元末之乱的主因，认为元末兵乱，正应验了“夷狄之君无百年之运”的说法。他建议在“复宋”的旗帜下“解红白之仇敌”，即以共同的族群与文化认同为基础，化解红军与汉族地主武装之间的矛盾（对刘夏这一主张的分析，可看杨讷《徐寿辉、陈友谅等事迹发覆——<刘尚宾文集>读后》第六节“解红白之仇”。）
刘夏还是元末最早向群雄提议整饬儒家礼法、荡除“狄习”的知识分子。他上书陈友谅部下主管学校教育的官员曰：“天下初定，治之之方宜何先？亦曰：莫切于正人心……天下不幸，中国之运衰，夷狄之运兴，毡裘之君遂帝率土。当其革命之初，父兄耆老相与疑怪，以为异类；岁月既久，渐及百年，后生子弟耳濡目染，精神心术与之俱化。故近年以来，天下之士习斁坏彝伦，蔑弃礼法，丐求便利，狙谲无耻，于是士大夫皆有狄习。”
由此可见，红巾起义得儒生之积极响应。刘基、宋濂皆辅佐明太祖恢复中华之儒士，北伐讨元的《谕中原檄》，或云宋濂作，或云朱升作，未能确定，然能代表当时儒生讨胡之态，檄文言民族大义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历史学家吴晗对该檄文有如下评析：
“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几千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这篇文字的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是民族革命，特别强调夷夏的分别，特别强调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过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现在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了，这两句响亮动听的口号，比之红军初起时所提出的恢复赵宋政权，已从狭隘的恢复一个已被遗忘的皇家，进而为广泛的恢复民族独立，进步何止千里！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普遍地获得全民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打动了儒生士大夫的心。第二是复兴道统，亦即旧有的文化的思想的系统之恢复。文中指出‘礼义者御世之大防’，也就是说‘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朝廷者天下之根本’是纲是纪，这一套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多少年来维持统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套在这一个模子中。蒙古人入主中国，开头君明臣良，还能够纲维天下，中期以后，这模子被破坏了，弄得乱七八糟。如今北伐，目的在‘立纲陈纪，救济斯民’，重建旧模子，恢复这个世世相传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这比之红军初起时所宣传的弥勒佛和明王出世的空幻的理想世界，已进而为更切实的具体的文化的生活习惯的正常化，自然高明得多，能广泛地获得那苦于社会动荡的小民的拥护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士大夫的深切同情。……”
儒士陶安《大明铙歌鼓吹曲》曰：“遂北指赤狄，直抵幽燕境。旗旐央央来，彼窜灭形影。阳九值时数，中原弗遑静。百年今复清，干戈气全屏。”儒士沈士荣给明太祖上疏，称明太祖：“皇上翦伐群雄，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于水火之中，奠四海于枕席之安，驱夷狄，复中夏……一洗北面戎虏之耻。臣窃为千古豪杰庆快无已。”那时的儒生还是多明华夷之辨，知驱逐胡虏之义的，清末就没几个了。
曾胡左李，罗泽南等自号儒生，不反清，却帮满清镇压太平起义。朱升、刘夏等才是真儒，曾胡伪儒也。
红巾军是明教，属于外来宗教，但他们反蒙元，当时儒生不因宗教之异而排斥，而是积极响应，重种族大义也。又能以儒化除异教，导明祖以革夷狄之习，诸儒之功大矣。太平天国之起兵反清，用上帝教，源于西方天主，此于元末红巾军无甚异也。而不见儒生之响应。
嗟夫！此皆被满清奴化之儒。丧失民族大义之儒，蒙虏入主中国，许衡尚欲以儒化夷，太平天国虽用上帝教，犹汉人也，且举反满复汉之旗，何不能以儒导化乎？元末诸儒能化红巾军，而佐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清末诸儒不知化太平军，而帮满清镇压太平，使汉室之复垂成而败，虏朝复延四十八年之命，相去岂远哉！吾见明儒尚多言华夷之辨，而清儒至吕留良、曾静以后，无复闻者。亦满清奴化之深，消泯儒家华夷之辨之烈也。
曾胡左李，罗泽南皆有学问之人，儒家经典岂为不谙？而无夷夏之义。反倒是某些人所斥为贼匪的太平天国洪杨等出身下层利用异教反清者，能举华夷之辨。如洪秀全《誓师檄文》曰：“照得宅中图大，万古严夷夏之防；伐暴救民，三王创征诛之局。……朱氏之统绪已绝，白山之胡虏代兴。等刘渊、石勒之枭雄，攘夺神器，本耶律、完颜之种类，流毒中原。幽厉之残暴相形，六七传如故，汉唐之衣冠已渺，二百载于兹。律以蛮夷猾夏之常刑，讵惜涿鹿、版泉之义举。”杨秀清《奉天讨胡檄文》曰：“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衅，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沿得为有人乎！自满洲流毒中国，虐燄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於四海，妖气惨於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乘中国之无人，盗据华夏。御座之设，野狐升据，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廷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号令，甚至文武官员，贫图利禄，拜跪於狐群狗党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艴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馀万。以五千馀万之众，受制於十万，亦孔之丑矣！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近，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摅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於蔡州，擒妥欢於应昌，与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公等世居中国，谁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诛妖，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耀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对上帝於高天乎！”石达开讨满求贤诏曰：“为招集贤才兴汉灭满以伸大义事。照得胡虏二百年，岂容而污汉家之土；英雄十八省，何勿尽洗夷尘之羞。慨自朱家之大纲不振，白山之小丑无良，三桂求援以揖外盗，八旗乘衅以入中邦。遂尔窃据我土地，毁乱我冠裳，改易我制服，败坏我伦常。薙发薙须，污我尧舜禹汤之貌；卖官卖爵，屈我伊周孔孟之徒。逼堂堂大国之英雄豪杰，俯首而拜夷人为君；合赫赫中原之子女玉帛，腆颜而惟胡虏是贡。为耻已甚，流祸无穷。有人气者理应切齿，怀公愤者益当密心。……仰尔一体士民，共知拱手事夷，是吾耻也。甘心忘汉，于心安乎？文天祥决不降虏，岳武穆誓必诛金，前哲堪羡，后辈当兴。从此龙起南阳，共挽红羊之劫；定教鹿逐北虏，惊散赤狗之群。绥我士子，驱彼旗丁。胡妖既洗夫闽浙，义师再揭夫幽燕。”洪秀全据广西之永安州，饬其丞相出安民告示，文云：“大汉军师兼理内外政教、统属官吏军民、开国丞相左，为上谕宣布中外事。照得安邦定国，吊民非所以害民；发政施仁，戡乱非所以扰乱。村乡市镇，不用惊惶，士农工商，各安本业。满夷当灭，皇汉当兴，久合必分，乱极思治，天地古今循环自然之理也。……俟东南底定，然后戮力北燕，擒获虏酋，问其累世猾夏之罪，光复中华一统之休。”洪仁玕《诛妖檄文》曰：“夫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鞑妖乘衅，窜入中华，盗窃神器，而当时官兵人民，未能共愤义勇，驱逐出境，扫清膻秽，反致低首下心，为其仆从，迄今二百余年。浊乱中华，钳制兵民，刑禁法维，无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杰，莫不为其所制而甘为之用。吁，实足令人言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颁新政宣谕》曰：“从来中国所称为华夏者，谓上帝之声名在此也；又号为天朝者，为神国之京都于兹也。堂堂中土，亘古制匈奴；烈烈神州，岂今宥胡狗？乃有鞑靼妖出，则文武衣冠异于往古，父母毛发强为毁伤。口其言语，说甚么巴图鲁之之鬼号；家有伦类，毒受那满洲狗之淫污。正宜遵中国、攘北狄，以洗二百载之蒙羞；归上帝，扶天王，以复十八省之故土。奈何弃天父大德，漠不知惭，忘其身之为华，恬不知怪？岂不痴哉！诚堪悼矣！本军师微时，每与真圣主论及此事，未尝不叹中国之无人而受制于鞑妖也！兹者天道好还，人心向化，怜新弃旧，否极泰来……简命既膺，妖庙妖人无不破；帝心既眷，良臣良弼以俱来。且也赐玺赐剑，久征明命于天霆；天将天兵，素昭征伐于天讨……至于胡虏之扰乱中国也，叛上帝而拜妖魔重奸邪而背真道……况服胡胡服而冠奴冠，于心何忍？忘真主而跪妖鞑，誓死难从！凡此淫污满地，竹简难穷；诸如罪恶蹈天，江河莫洗。”《钦英杰归真》曰：“使中土华人诚能忠心联络，何难复富有之天国，兴礼义之天朝也。……弟试思之，问宋代何以多忠贤，明代何以多烈节，而元妖独无彰明较著之忠烈令妇人皆知者，何也？虽有，亦是愚忠蠢忠，不忠之忠，而《纲鉴》重华之义断不载之也。今问咸丰朝衙，有如朱、程、周、张之文才者乎？问有如韩世忠、岳飞、张纲之顾国者乎？问有如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等赫赫声名如雷贯耳，令妇人皆知者乎？恐元妖无之，今妖亦无之也。即今妖衙有如该古人者，亦断难比其声威。何也？彼之时，彼之长，不同乎妖鞑故也。……此即古之证见，又是人人良心证见。况元妖入寇中华，至明实有一百六十年之久，纲鉴则削其前，至崖门失印方准入元史；又削其后，至明初起义即入明代。实载八十九年之久。由此言之，御史重华之义严矣，而为鞑官之罪当何如乎？”
太平天国中低层文告亦举华夷之辨：
如《傅佐廷崔柱忠等会衔告示》：“天王起义粤西，建都江南，金陵定鼎，创亿万年有道之基；铁甲平胡，吐二百载不平之气。无非欲斯民革夷狄之面目，复中国之规模，而重兴汉室于维新者也。”
《化民告示》：“天王下凡，尊周攘夷以复邦家，划井分疆以卫黎庶。爰起义师于广西，不数载而破武昌、金陵，沿江上下，数千里尽入版图……”华夷之辨乃儒家重要之义，而清儒弗能继承，不知驱夷复夏，反保夷而压夏。华夷之辨乃为太平天国所继承。尚何以言卫道？真是莫大之耻！
叶子奇、刘夏、朱升名位虽不高，而明夷夏之辨，参与驱胡，又能导明祖以革蒙元夷狄之俗，复中华之风。曾李自号儒者，有盛名，而不明春秋大义，扶持夷酋，以胡服胡冠胡发为俗，而不知革，太平军蓄发者，而其所克复之地，皆使剃头，遇长发者辄杀之，屈汉人复从夷狄之俗，相去岂不远哉！岂不远哉！儒运因此而穷，华风未能复兴，曾李之罪，可胜诛哉！
杨秀清、萧朝贵《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尔四民人等，原是中人民，须知天生真主，亟宜同心同 力以灭妖，孰料良心尽泯，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今各省有志者万殊之众，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本军师有所厚望焉。”这里可见太平天国也想得到儒生的响应，共同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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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王船山对败类之儒的批判发布于2021-07-06 10:3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