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曾经浏览过陶扬鸿几篇文章，感觉不无见识。《陶扬鸿上书请罢马列，尊孔孟》一文尤令我叹赏，曾隆重推荐之。然近来发现此人维护洪杨邪教、攻击曾文正公不遗余力，是个披着儒皮的汉族主义分子，甚为之憾。古今中西大量事实可证，民族主义害民族。罗素对民族主义有一句简洁的评价：“非理性，有害。”汉族主义也不例外，既害异族，更害汉族，洪杨帮和义和团殷鉴不远。
余曰：余东海说我是个披着儒皮的汉族主义分子，声名下：我是汉族血，汉族心，儒家思想（也是汉族思想），我是儒家，是中国儒家，汉族儒家。我是汉民族族主义，民族主义者，然而我具有儒家思想，对于民族主义，以儒家式最为稳当。我的民族思想，还是多根据儒家的华夷之辨。民族主义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民族，肆意侵略，屠杀他民族，也是要反对的。
洪杨的为人，我并不喜欢，他那些宗教，我更不感冒，我所取者，乃在其反清复汉的民族大义。太平天国固借用洋教，对中国文化有所破坏，而何若曾国藩维护满清，屠杀汉人之为烈也！天国异端，其文化政策，何足深责，乃曾胡号称儒者，昧于华夷，扶持虏朝，违背仁义，纵容部下屠杀，以凌迟剥皮之虐杀俘虏，所为乃远不如异端。标榜儒家，而大背儒家之道，所为不如异端，抹黑儒家，乃吾所深恶！而定义为儒教与基督教之战，儒教乃如基督，伊斯兰教一样极端狂热乎？称曾为大儒，何辱儒家也！
王船山尝曰：“贼圣人之道，以召异端之侮，而坚其邪辟者，小人儒也。异端则既与我异为端矣，不相淆也；然异端亦固有其端，非沈溺于流俗之利欲而忘其君父以殉其邪者也。若杨朱、墨翟、庄周、列御寇，以及乎陆子静、王伯安，苟自有其端，则卑汙趋利、暋不畏死、而尽捐其恻隐羞恶之行，固醉梦之余念所不屑及者也。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小人之趋利而无耻，君子恶之，异端亦从乎君子之后而恶之，不敢谓君子之恶非正也。唯小人而托于儒，因挟儒以利其小人，然后异端者乃挟以讥吾道之非，而曰为小人资者儒也。夫异端之始念，未至于无父无君，而君子穷其所归，斥为禽兽。乃小人冒儒者之迹，挟诗书礼乐为宠利之资，则顽鄙残忍，公然忘君父而不恤，以诧于天下曰：为道卫也。其可贱而可恶，又奚但异端之比哉？故曰：‘无为小人儒。’小人儒者，异端之所不屑为也。”
如曾国藩等伪儒，标榜儒家，为满虏鹰犬，屠杀无数，而天下多对儒家印象不好，以为儒家就是维护专制统治，不管本族异族，而异端之排儒也愈甚。以小人，汉奸而托于儒，以儒名，儒之名愈臭矣，以为为汉奸资者，儒也。至于不分华夷，为夷狄效力，自戕同种，残酷至极，而曰卫道，其可贱可恶，更甚于王船山所为“小人儒”。
罗素英国人，其言何足为典要？必崇理性，而去感性？而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理性亦以感性为其基础也。民族主义以情而言，爱自己民族，以理而言，保自己民族，何害之有？虚无民族主义，逆向民族主义方为有害。洪杨举反满复汉之旗，震胡虏之胆，扬汉家之威，光复我汉土一半，几将成矣，乃曾胡等无民族主义，甘为满伥，而镇压之。非洪杨民族主义之害也，乃曾胡民族虚无主义之害也。洪杨虽败，而汉民族主义以此愈炽，汉人势力崛起，数十年之后，辛亥诸贤承其志业而覆满清，终光复我汉家山河，洪杨为先驱也。
至若义和团虽无智术，而英勇抗击洋夷，敛其瓜分中国之谋。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曰：“吾人对中国教众，不能视为已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实际上，上含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他得出结论：“无论欧，美，日各国，皆无脑力与兵力。” “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孙中山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早年留学美国的著名改良主义者容闳也于1901年告诉他的学生刘禺生说：“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印度之再亡于英国，生民无气也，中国免于瓜分，由义和团见生民之气也。
夫八国联军尚可奋力抗击，已衰之满清更何不能驱逐？而当时革命志士或以义和团有功于中国，作《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曰：“义和团之崛起也，唱灭洋之議，率无学之徒，蠢螽然，轟轟然， 视死如归，播动世界。屠外使，火数堂，毁公署，拆铁道，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虽坚船云集，巨炮雨飞,而犹苦战多日，前仆后兴， 直至政府倾，首都破，国主西狩，然亦雅不欲罢。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而谓二三民贼，托神托鬼，所能使其履险如夷，置生死于不顾哉？时至今日，执成败论人之辈，直指而目之日匪，踩蹦北部，倾倒政府，启衅邻邦，请盟城下，是贻国家百代之羞也。记者曰：噫，是何言哉！使义和团一 战而胜，奏凯而旋，有志者乘其机而导之以国民之义务，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民权独立，扫专制之颓风，则此际之排外灭洋者为义和团，安知顺手倾满洲政府、大倡改革者非义和团耶？”
苟中国人人皆如义和团之英勇，满虏早可驱逐，汉土早可光复，西洋亦不敢侵逼。我中国必洗雪一切国耻，重振大汉天声，震慑八荒！洪杨义和团之民族主义非吾等殷鉴，其盛由民族主义，其败不由民族主义，而曾胡彭李乃为殷鉴，使我汉族复为满清奴隶，兼为洋人奴隶。
余又曰：民族血统不是最高的，但是最基础的，脱离最基础的血统，何论高层次的文化？或曰血统乃孝悌基础，然，父子兄弟乃血脉之亲，天定的，并不是在文化上成为父子兄弟。
汉本位，民族主义深入人心，文化信仰的异质是容易改变的，单讲文化，文化本位，于民族未必能谋复兴，于文化亦未必能有改变之效。民族主义基本为爱护自己民族，上升而为爱护自己民族文化。民族主义之扩大，就是爱这个民族所有东西，必包括文化。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思想，当然要爱。而文化主义未必包括民族。
民族主义容易动人，对于普通大众，你跟他说西方宗教文化不如中国文化的道理，他未必听得进去。你跟他说：“我们是中国人，是汉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信仰，岂能数典忘祖，去信仰外国的宗教主义？去效仿外国人？只能成为外国的附庸。我们要有自己文化特色。外国的宗教主义适合他们，未必适合我们。”这样说，他就容易动心。
我之中国文化意识之觉醒，乃见中国西化，几乎都学西方，效仿西方，而无自己民族特色也，以为耻辱。由此民族感情之基础，而深入思想道理之层次。文化问题还是根源于民族，文化问题还是根源于民族问题。文化意识还是源于民族意识。
其实精神意识比民族文化都重要，最根本还在意识，意识自己是汉人。有人虽有汉人血统，而不意识自己是汉人，而把自己当满人，以满人自居，这也就不是汉人了。满人血统，有汉文化水平，但民族上自认满人，那就是满人。文化彻底夷化，精神也成蛮夷，就是夷狄，华夷转变乃这个文化彻底，精神意识上。心最重，血统为基础，文化为升华。
血统与文化之比较，血统为先天，文化为后天，血统为基础，文化为延伸，血统是具体的，文化是抽象的。血统华而文化夷，圣人贬之而不绝之，思其复归为华。若夷狄之猾夏，虽有华夏文化，亦必声讨而攘斥之。血统好比土壤，文化就是树木。
余东海：或说：“文化问题根源于民族”云，这是民族主义的颠倒见。事实恰恰相反，民族问题根源于文化，现中国一切问题，包括道德、政治、制度、教育、经济、民族种种问题，无不根源于文化。去马归儒，彻底抛弃马学，全面复兴儒家，是重建中华文明、复兴中华民族的第一关键和不二法门。
或说：现在国内回族、满族和世界上多数国家民族都在倡导民族主义。身为汉人而反对汉族主义，无异于自暴自弃自我缴械。答以三点。一、国内民族问题，主要不是回族满族搞民族主义，而是政府搞负汉族主义，赋予少族和黑绿以特权而歧视、打压汉族。二、“世界上多数国家民族都在倡导民族主义”这个判断有误。不否定有些民族倡导民族主义，但更多西方国家流行负民族主义和圣母心态，对黑人、宗教难民和伊教徒过度纵容。三、不能以汉族主义对治国内外的民族主义，就像不能变成邪魔以对抗恶鬼一样。汉族主义才是自暴自弃，并且树敌天下而自绝未来。
或说，批判汉族主义，不利于团结汉族人民。答：团结有赖于文化政治立场的一致，可不是无原则的苟同勾结。苟同人民，是文化堕落和责任自弃的表现。儒家对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和汉族主义群体的基本态度是：可则启蒙教化，不可则任其自然，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儒家而认同汉族主义，自甘堕落，必须批判；汉族主义而认同儒家，有助其品质优化，可喜可贺，值得欢迎。
余曰：古人论华夷，或多为华夷之辨，乃当华夏国力强大时，以华夏种族高于夷狄，贵华贱夷，文化自然也远高于夷狄，与夷狄甚异，文化之辨亦属于种族之辨，种族之差异而有文化之差异，种族之优劣而有文化之优劣，古人或蔑称异族为犬羊，非为种族之见乎？
若夫当中国势衰，夷狄势盛，五胡，女真等侵凌中国，并占领中国疆土，而复用华夏礼乐以自文，纯以文化辨，能反抗攘斥驱逐入侵之夷狄乎？攘夷，肯定是攘种族之夷。而效胡虏风俗之中国人，复兴汉文化，加强教育以除其狄习。
至于近代西方势盛，侵略中国，并以文化影响中国，中国愈趋西化，中国文化式微，不效西夷之俗者鲜矣，以文化辨华夷，我等多为夷，天下几莫非夷也，日本犹存华风，贵华贱夷，则日本高贵于中国乎？以文化辨，何以攘西夷，日本之侵略？
纯以文化辨华夷，则有汉奸以用夏变夷自文而事夷狄之主。以种族辨华夷，乃彻底杜绝汉奸之门路。
民族是基本的共同体，文化是加深，凝聚这个共同体。没有文化，共同体会分裂，文化风俗差异过大，共同体会互不相认，此于民族也。然而文化之同亦未必能组成一个民族，东亚基本都受儒家文化影响，日本，越南，朝鲜都尊儒，和中国基本同一文化，而没组成一个民族。如果只强调文化之同，则日本侵略中国，不抵抗？许满清为华夏，满清剃发改服，汉人已为胡服胡发胡冠，日本，朝鲜犹存华夏衣冠，以文化而辨，日本，朝鲜更近华夏，而满清为疏，尚不以为华夏，况满清乎！
文化可以传播到外国去，我也积极主张将中国文化传播世界，但中国文化，首先先让汉人学习了解，主要由汉人继承。汉人不继承，传播力再广，对汉族有什么意义？
我以前写了篇罢马列之文，我文章开头就说：“甚矣近世之以夷变夏也，毁中国之圣教以从西洋之物教，汉初之尊黄老，黄老犹中国之所产，齐梁隋唐之佞佛，然未舍儒道也，至于本朝，何其裂变之极也。”也是基于民族之别，又曰：“若以马列可以救国，用其术可也，若赵武灵王之以夷之术制夷，然未尝以为教也，中国礼义之邦，自当尊尧舜文武周孔之道，岂可舍夏就夷，去乔木而入幽谷哉！楚犹先王之所封，俗近夷狄，故斥为南蛮，孟子且以为不善变，若夫德俄，与中国异异种异文，相去也远，风俗语言迥异，乃以之为师，奉之为教，而殚残中国圣智之法，群化于夷狄，呜呼！得罪于先王圣人，莫有大于是矣！”“以教，孔孟为中国之教，马列为夷狄之教；以人，孔孟为中国之圣贤，马列为夷狄之小人。弃中国而就夷狄，舍圣贤而师小人，岂非悖之悖者耶？岂能免于孟子所斥哉！”这里我种族道德文化之辨都有，而种族之辨在先。韩愈，与宋儒辟佛，首先说佛是夷狄之教，是夷人创立的宗教，王阳明也反对皇帝佞佛，说佛教适合夷狄，未必适合中国，这种文化上的排斥还是根源于民族的差别。
中国人要用中国的文化礼教，不能舍中国圣教而效胡虏之俗。不能让夷狄异族文化污染变乱汉族的精神。
没有朴素的民族感情，夷狄之教又算什么？文化问题就是源于民族问题，并非颠倒，中国文化为何至此地步？后来日渐式微？一是满清入关，二是西方人强势的侵略。
野蛮异族对中国的入侵，茶毒中国生民，并造成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导致中华文明的退步，这个，钱穆先生的《中国近四百年学术史序》有言曰：“尝试论之：中华之受制于异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辽金元，三则满清。当元嘉之末运，一时名流胜望，相继南迁，其留而在北者，犹守旧辙，务经学，上承两汉之遗，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贵，受其熏陶，绵缀不绝，卒成周隋之治，下开唐基，此一期也。辽金用汉人，仅保所掠而已。元人挟其武强，最鄙汉化为不足尊，其治无可言。时则中华之文运几辍，然譬如严冬雪虐，枝叶虽辞，根荄无伤也。故明人之学，犹足继宋而起。满清最狡险，入室操戈，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壤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故以玄烨、胤禛、弘历踞其上，则幸而差安，以颙琰、旻宁、奕詝、载湉、载淤为之主，则终不免于大乱。而说者犹谓满族入关，卒为我所同化，政权虽移，中华之文运依然，诚浅之乎其为论也。”
女真虽不如满清文化破坏大，而女真入主中国北方，也造成了“百年不闻学统”，全祖望于《宋元学案》曰：“关、洛陷于完颜，百年不闻学统，其亦可叹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异端，敢为无忌惮之言，尽取涑水以来大儒之书，恣其狂舌，可为齿冷。”女真人统治北方，北方不出一个大儒，北方儒学无甚发展，还倒退了，与南宋差距甚大，南宋出了朱子那样的大儒。元清异族胡人统治，宋明汉人统治，儒学发展相差都很大，元代无一大儒，而清儒品格更低，儒学发展走向死胡同。
元代也多胡化，汉人从胡俗者，明太祖驱逐蒙元，建立明朝后，又从文化上革除夷狄之俗，恢复中华之风，去蒙古化，复兴汉文化。
明太祖批判蒙元入主中国，对中国文化风俗之害：“元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
“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教，彝伦攸斁，天实厌之，以丧其师。”
“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
“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
为此，明太祖要革除蒙元带来的夷狄之俗，恢复中华之风，再造中华。洪武二年，太祖就下诏称：“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
《太祖实录》载：“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着礼仪。今虽已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这个文化问题不就是源于蒙元入主中国的民族问题吗？
王袆如《时斋先生俞公墓表》曰：“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胥化风成。而宋之遗俗，销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自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方孝孺《卢处士墓铭》曰：“处士生元中，世俗沦于胡夷。天下皆辫发椎髻，习其语言文字，驰马带剑以为常。”
可见，元代汉人穿戴蒙古服装，学习蒙古话已为普遍。这是异族政权对汉人的胡化。明儒丘叡因此感叹：“虽五胡乱华，而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哉？”如果统治几百年的话，汉人会变成什么样子！那还有中国吗？因此，明朝正统士人大称明太祖拯溺之功。元末出了那么多汉奸文人，就是因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忘其身之为华”。可见蒙元对汉人的洗脑也是很深的。
宋遗民郑思肖《大义略》亦曰：“愿充虏吏，皆习蒙古书，南人率学其字，括以四十八字母，凡平上去入声同一音之字，并通以一字摄，一字十数用，极 碍义理。 回民书、畏吾儿书、又莫可晓。 鞑近袭金人历法，差于我朝颁历一日。今南人衣服、饮食、性情、举止、气象、言语、节奏，与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似。”元末儒士刘夏曰：“天下不幸，中国之运衰，夷狄之运兴，毡裘之君遂帝率土。当其革命之初，父兄耆老相与疑怪，以为异类；岁月既久，渐及百年，后生子弟耳濡目染，精神心术与之俱化。故近年以来，天下之士习斁坏彝伦，蔑弃礼法，丐求便利，狙谲无耻，于是士大夫皆有狄习。（《上魏提举（戊戌五月拟作）》）其胡化有多严重。
因此明太祖提出革除夷俗，复中国之旧。
劝嘉靖撤除蒙元君主牌位的儒臣陈棐痛斥蒙元忽必烈曰：“元乘宋之弱而吞噬之，习中国以胡俗，正以胡人浊我寰宇。歝我彝伦。始则以夷猾夏，既而变夏为夷。当是时，吾天地所开之中土，吾万古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区尽沦胥而为夷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
说蒙元汉化不是意淫的吗，什么忽必烈汉化为蒙元的华丽转身，我们汉人没有全胡化已为大幸了！
方孝孺《后正统论》曰：“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主其帝而虏之，或羞称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则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百年就如此，如果让它统治几百年，怎堪想象？
明成祖曰：“朕皇考太祖皇帝，天锡大圣之资，以当非常之变，奋自布衣，拨乱反正，力举一世而甄陶之，比之三代汉唐宋创业之时，又有大相远者。盖中华礼乐之区，悉为左衽之俗，沉浸百年，洗涤不易，陵夷已甚，振举尤难。风俗之染污，非但若桀之惂淫也；奸雄之睥睨反侧，非但若纣之顽民也。”中华礼乐之区遭胡元之俗污染，洗涤不易啊，甚于桀纣。
蒙元还好只统治百年，满清三百年，对汉文化的破坏更是深入骨髓，至今中国还有满清之流毒，上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反思文化之变，反思满清为根源：“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这才有清末那种知识分子的鄙陋。由满清末年知识分子的鄙陋，就有民 国那种知识分子的浅薄，一样的鄙陋而且加上浅薄，才有G C D出现，乃至于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从此以后，知识分子不敢再谈政治，因而出现了乾嘉年间的考据之学。这是个很重要的标记（mark）。在此以前尽管有悲剧，但知识分子仍可以谈政治，这表示中国的君主的政体下，传统的知识分子仍有参与政治的愿望与抱负。到满清统治中国之后就不能谈了，因而转向考据之学。乾隆就曾公然下诏谕说以往的士人无理，动不动说‘以天下己任’，若是如此，那么皇帝要作什么？ 他竟然会这样想。这把中国读书人的理想性完全压毁了。因此民族生命一受挫折，文化生命随之受到歪曲，故而出现干嘉年间的考据，这是在歪曲之下的病态发展。从此中国学问的传统、命脉就被斩断了。在此之前虽有悲剧，但读书人还有理想性，可承续学问的传统，至此之后传统就断了。演变到清末民初和西方接触时，面对种种大问题的挑战，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丧失了反应的能力，就是因为已丧失了学问的传统。没有学问就没有思想、思考力，因此也没有观念，更不会表现观念；只感性的、世俗的聪明是没有用的。”“满清三百年统治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极大。G C D之所以征服大陆，我们现在之所以逃难于此，乃是顺着满清三百年统治的歪曲必然有的结果。所以看看这段文化史，便知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并非偶然。以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所以一个国家不能亡，其理在此。中国亡于满清，满清的统治是军事统治、异族统治，它不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以知识分子完全变了。这一变，影响就很大。所以我们讲中国的学问，讲到明朝以后，就毫无兴趣了。这三百年间的学问我们简直不愿讲，看了令人讨厌。尤其生在这个时代，中华民族发展至今，实在令人讨厌，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满清大搞文字狱，摧残汉族士人的精神，而变得奴性深重，满清修书，而对汉人典籍大量删改，破坏，其破坏之大，百倍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终清一代，考据兴，而义理之学衰，因为根本的学问衰落了，对于西方文化的入侵，才不堪一击。
我以前写的《论清代汉学家之毁道》曰：“清儒畏惧文狱，多埋首于考据。明末清初，可称道有学问气节之儒尚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朱舜水、孙奇逢、李二曲、唐甄、颜元、吕留良，雍正以后，则不闻大儒奇士矣。雍正吕留良一案足寒士子之胆，至是，无人敢复提华夷之辨。乾嘉则考据泛滥，士子皆趋于考据，不敢究义理，作策论。考据实为小道，既非有益身心，又不关国家风俗治乱，而士子研究于此，可避文狱之祸。……此考据之儒，后来衍为疑古派，托名汉学，尊郑许以贬宋贤，考据之学占据独尊位置，昔以汉学自尊，后则震于西化而极端疑古，附会西学，至于诋圣侮贤，胡适、钱玄同、陈独秀皆此末流，戴震诋宋儒以理杀人，至鲁迅则诬中国礼教吃人，至于顾颉刚之疑古，以禹为虫，则其极也。考据泛滥衍变疑古，疑古至极则打倒圣贤，反传统，而催生五四新文化运动，贬六经，尊小说，废文言，尊白话。呜呼！清儒治经，以经学自诩，而适足以亡经，岂不由于考据之泛滥哉？”熊十力先生《读经示要》曰：“夫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不过拘束于偏枯之考据，于六经之全体大用毫无所窥。其量既狭碍，其识不宏通。其气则浮虚。其力则退缩。”
而西方的入侵，则是“自庚子乱后，吾国见挫于西人，即在朝在野守旧之徒，畴昔自信自大之念，已一旦丧失无余。是时思想界，一方面倾向排满革命，欲移植西方之民主制度于吾国；一方 面根本诋毁固有学术思想，不独六经束高阁，且有烧经之说。”中国民族衰弱，既被满人入主，又被很多西方国家侵略，民族失其自尊自信，而怀疑自己民族文化。见西方列强挟其利器横行世界，而崇慕西方文化，以为最高，开始盛起崇洋媚外之风。
昔国初独尊马列，而发起文革，工以马列主义立国，而行五十六民族之划分，优待少民，说民族问题源于文化问题，亦有理由，而马列何以成为中国之主导，乃由近代西方侵略中国，并以文化影响中国之结果，则根源还是民族问题。如果中国国力强大，民族强大，没有外族入主入侵，岂有后来蒙满之劫，五四文革之祸？现在学者只知反思五四文革破坏传统文化，不知蒙元满清以异族政权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历史上蛮族入侵入主中国的民族问题岂能忽略而不究？文化问题受民族问题影响，民族问题，不仅受文化影响，还有政治军事等影响。
如果都是源于文化问题，宋明两次亡于夷狄，近代又被西方侵略，难道是因为中国文化有问题，有毒？而要否定？要去中国文化以学西方文化？
中国人为何发展到自戕民族文化？
经受满清三百年的奴役闭关，民族精神被深重摧残，已丧失了文化的根本。因此碰到西方列强，容易震惊西化，从极端排外到极端崇外。就如一个人被关闭太久了，进入社会，面对外面事物，很容易受诱惑。
余东海之言以民族为辅助，仍是文化重于民族。以后父子有亲等，父子固为血缘之亲，不可改变。“孝悌为华，忤逆为夷”，孝与不孝，乃道德之辨，岂能与华夷之辨相混淆？道德之辨，就是君子小人之辨，善恶，怎么扯上华夷？恶莫大于弑逆矣，蔡侯般为之，而《春秋》未有斥为夷者。刘劭、杨广皆以子弑父，史家未有斥为夷。华夷无关乎道德也。于道德言，斥其为不孝子，逆子可矣。若只辨道德，而华夏亦有小人，恶人，夷狄亦有君子，善人。世界各民族都有孝子，但并不都是华，中国不孝子也多，但不能说他是夷。有人就说华夷辨德不辨类，有德者，就可主中国，泯华夷族类之分，导人为汉奸也。且道德有界，于彼民族有德，未必对我民族仁爱，孔子曰：“夷不乱华，裔不谋夏。”不能干涉华夏，岂以有德遂可主中华？道德有界，杀人是恶，突破道德底线，而杀鸡杀猪，踩死一只蚂蚁，无所谓恶，无所谓道德。民族竞争，周公兼夷狄，灭五十国，对他们道德吗？无所谓道德。华盛顿是美国伟人，其高风亮节，连中国人也赞美，可对印地安人赶尽杀绝，有道德吗？
没有民族主义，如何推翻满清？没有民族主义，如何驱逐日寇？再重说一遍：“ 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有别，国家意识与国家主义有别，然也。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知吾为汉人，为中国人而已，与非汉人，外国人有别。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则进一步，汉族为本，中国为本，先爱汉族，然后爱少民，先爱中国，然后爱外国，保护汉族，保卫中国，为民族国家之义，而何非之？民族本位，以汉为本，国家本位，以中国为本，有何错？此儒学笃近及远之意。”民族意识还只是朴素的感情，民族主义则上升于思想层次。
孙中山说得好：“当满清入关的时候，人数是很少的，总数不过十万人。拿十万人怎么能够征服数万万人呢？ 因为那时候，中国大多数人很提倡世界主义，不讲民族主义，无论什么人来做中国皇帝都是欢迎的。所以史可法虽然想反对满人，但是赞成他的人数太少，还是不能抵抗满人。因全国的人都欢迎满人，所以满人便得做中国安稳皇帝。当那个时候，汉人不但是欢迎满人，并且要投入旗下，归化于满人，所以有所谓“汉军旗”。现在世界上顶强盛的国家，是英国、美国。世界上不只一个强国，有几个强国，所谓列强。但是列强的思想性质，至今还没有改变。将来英国、美国或者能够打破列强成为独强。到那个时候，中国 或者被英国征服。中国的民族变成英国民族，我们是好是不好呢？如果中国人入英国籍或美国籍， 帮助英国或美国来打破中国，便说我们是服从世界主义，试问我们自己的良心是安不安呢？如果我们的良心不安，便是因为有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能够令我们的良心不安，所以民族主义就是人类图生存的宝贝。好比读书的人，是拿什么东西来谋生呢？是拿手中的笔来谋生的。笔是读书人谋生的工具，民族主义便是人类生存的工具。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中国古时说“窜三苗于三危”，汉人把他们驱逐到云南、贵州的边境， 现在几几乎要灭种，不能生存。说到这些三苗，也是中国当日原有的土民。我们中国民族的将来情形，恐怕也要象三苗一样。……我们现在有这样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才能打破我们。如果民族思想没有失去，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一定打不破我们.
孙中山又说：“第一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做路人，也决不会把路人当做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性发出来，人人都是一样的。满洲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 但是有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
章太炎说民族主义是生民的良知本能。民族主义就是种类的自爱。
王船山《黄书》曰：“今夫玄驹之右君也，长其穴壤，而赤蚍、飞蚹之窥其门者，必部其族以噬杀之，终远其垤，无相干杂，则役众蠢者，必有以护之也。若夫无百祀之忧，鲜九垓之辨，尊以其身於天下，愤盈俦侣，畛畔同气，猜割牵役，弱靡中区，乃霍霍然保尊贵，偷豫尸功，患至而无以敔，物偪而无以固，子孙之所不能私，种类之所不能覆，盖王道泯绝而春秋之所大慭也。”
玄驹就是黑蚁。蚂蚁虽小，而能长存世界，他的历史比人类还久，因为他们的自卫意识很强，种类意识强。在这里，王船山从自然生物上解释民族主义的本能性，必然性。
“船山认定种族之自存自固乃自然界之普遍规律。”（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蚁类皆有自卫意识，人当更然，船山曰：“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害沴，摈其口口，统建维君。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
张京华：船山盖以地理限定种族，以种族限定文化，地理不可变，故种族不可变，而文化亦不可变。换言之，夷夏之分乃永永常在，不可一日陷于空想。船山攘夷之义，既以地理、种族为天然之限定，故自汉化－胡化一面而言，则以种族大于文化；自华夷－仁义一面而言，又以华夷大于仁义。
昔萧公权发挥船山此意最为精到。
萧公权称船山：“其论种族，友为透辟精警，直可前无古人。”（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1946年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P288）“船山所揭橥者，不仅为二千年中最彻底之民族思想，亦为空前未有最积极之民族思想也。”（P292）
船山曰：“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黄书后序》）
萧公权曰：“船山认定种族之自存自固，乃自然界之普遍规律。……政治组织之基本作用，即在于保类而卫群。……易词言之，一切国家，皆当为民族国家，一切异族之政权皆大背纪群之义。”
……
按孔子称道管仲，一曰“如其仁！如其仁！”再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均见《论语·宪问》）仁不止于攘夷，而攘夷自可称之为仁。船山之说乃超于此，而谓攘夷大于仁义，或说攘夷乃是最大之仁义。而萧氏据抗战时势加以发挥，可谓得其本旨。
@余东海?既言儒家爱族，而民族主义的根本就是爱护自己民族，至于西方列强之殖民侵略，乃民族主义之变态，提倡民族主义的孙中山也是反对的。当时为何西方列强独大，而亚非民族国家多被其侵略殖民，因为亚非国家民族主义弱，后来，亚非国家民族主义觉醒反抗欧美，而有二战之后的独立。
回满固有其民族主义，而为政者又打压汉族主义，予少民以特权，更增强少民之民族主义，不利于汉族，故吾等力倡汉族主义。其他国家民族不倡民族主义，民族意识淡薄，纵容异类，乃其大弊，吾等何可效之？正当反之！
把民族主义看成邪魔就是把民族主义当成纳粹了。反对民族主义还是由于不了解认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自卫的精神武器，他民族侵略我们，我们就要反击，保护自己族人。民族主义无所谓道德，他是最基本的良知，背叛民族，帮异族杀同胞，就是大不道！
任何时代都要有民族主义，非以今之时代而提倡民族主义也，虽强不忘患，居安亦思危。民族主义好比自卫的武器，没有民族主义，就是丢了自卫的武器，别人侵略我们，我们如何抵敌？对待“虎狼”的侵略，我们还要和他讲道德，说以和为贵吗？
并不是以汉族主义对治国内外民族主义，而是本来就要有汉族主义。国内外的民族主义，我们不反对，这是正常的生民良知。我们并非要消灭别民族的民族主义。如他民族以民族主义侵略我族，我们就要用武力坚决反击，以刀对刀，以枪对枪，以炮对炮。而我族没有民族主义，不知抵抗自卫，不会团结，那我族只能等着被征服奴役宰割了。汉族主义就是强调汉族的本位，尊重汉族，爱护汉族，维护汉族利益，并非排斥异族，怎么就树敌于天下了？
汉族主义凝聚汉族，团结汉族人民，而东海以为无原则之团结，歪曲为苟同人民。不知吾等所谓团结，乃面对外侮，外族入侵，先停下文化政治之争，一致抵抗。政治文化之争让于民族之争，若太强调政治文化之争，而不顾民族之争，外族侵入，还内斗不止，则国家亡矣，南明亡天下之教训，国共抗日之成功，非明鉴欤？儒家而无汉族主义，不为汉族着想，乃失去春秋大义，难免不丧民族大节而为败类之儒。汉族主义虽不尊儒，而能尊汉以攘夷，亦可称也，若更能尊儒，提高纯正其义理，尤可称也！
附：
现在有些儒生以文化辨华夷为准，看来华夷的族群之辨与文化之辨要仔细区别下，正统与华夷要区分下。不能只有文化之分，不顾民族之分。文化当然重要，用文化消泯民族，绝对不可。文化之辨对族内而言，族群之辨对族外而言。攘夷，当然是攘种族之夷，种族之夷不能攘，何能攘文化之夷？用夷变夏者贬之，夷狄猾夏者攘之。
华夷之辨，主要是族群与文化之辨，这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族群之辨是根本，是最基础的，文化之辨是族群之辨的延伸，以文化之异看族群之异，没有族群之辨，何有文化之辨？文化都是由民族创造的，族群不同，则文化不同。而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普世性。优秀的文化，任何民族可以学习，但异族学习本民族文化，终究是异族。本民族堕落染上夷狄风俗，但终属华夏。春秋夷狄之，乃文化之夷，而固不同种族之夷。秦楚吴越之为夷，文化之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也，本为中国也，若夫陆浑赤狄本夷狄异族，春秋无有进其为中国者。
华夷，正统与道统之分，有些人就要把这三者混淆。
余东海说：或谓儒本位与汉本位并立。大谬不然。那是本末主次不分，双重标准，导致标准混乱乃至丧失，让人无所适从。例如，认可汉本位，就意味着任何汉族政权都具备天然的合法性正义性，就不能不承认洪杨帮和m帮。恶乎可？
从这段话，可见他不懂汉本位，混淆了民族与政治和文化。
儒本位属于道统之辨，汉本位属于华夷之辨，华夷与道统都重要。认可汉本位，并非任何汉族政权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汉本位是严辨华夷，不承认夷狄入主为中国。至于政权的合法性与正义性是正统的问题。于汉族之外，论华夷，于汉族之内，论正统。以华夷辨，秦汉隋唐皆中国，以严格正统辨，汉唐为正而秦隋为闰。正统就是取之以正道，合乎天理，顺乎人心。正统之上，又严辨道统，崇儒用圣人之道，兴礼乐，道周天下，此乃道统。然此标准极高。郑思肖曰：“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得统者未可以言圣人。”三者合一者，唯尧舜文武等圣王而已！
华夷是最基本的，如果连华夷之防都决裂了，夷狄入主中国，你还谈什么正统和道统？
桓温，刘裕有废君篡弑之逆，而以汉本位看，其攘夷之功不可废，我们不承认其正统，而肯定其攘夷。洪杨以异端外教起兵，而不可没其反清复汉之义，我们没承认其正统，而肯定其反清复汉。
一些人说华夷乃道德礼义之辨，华夏道德礼义自然高于夷狄，然纯以道德礼义辨华夷，华夏之人有不肖者，则摈为夷狄乎？道德不能泯灭民族之分。类与德，有分，岂可混淆？若单论德，而儒家又何讲亲疏，只论道德，君子小人而已。父子有亲，而及百姓。父无德，子可不孝乎？子有德，父无德，父为小人，子为君子，子可斥父为小人远之乎？不可也。唯文化论，唯道德论不可。
唯道德，只论道德，不分亲疏，父母兄弟无德，则远之不如路人？外人有德，则亲之甚于父母兄弟？《礼记》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并非只讲是非，而不分亲疏。
分亲疏不是狭隘，有人说凭什么父母兄弟就因血缘关系要亲，而厚爱些？这是自然之理，最基本的天良。由此而延伸于民族群体，自然本民族要照顾的多些，不是狭隘，自然之理，连本民族都照顾不好，何谈照顾其他民族。所谓狭隘，是只爱自己亲人，其他人就不爱，只爱自己民族，其他民族不爱。
反对民族主义，就是反对亲疏之分，而儒家是讲亲疏的。尧是先敦睦九族而平章百姓。孟子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有德之人不能以德而慢尊者，长者，有（爵）位之人不能以位慢贤者，长者。孟子并不只论道德。儒家重视道德，也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
汉本位，民族主义无所谓道德，汉本位是尊尚本民族，民族主义是维护爱护本民族。汉本位，民族主义者并不都是正义，但丢失汉本位，则华夷之防或驰，没有民族主义，投降卖国，臣事夷狄，帮异族卖力，杀同胞，无论他怎么尊孔尊儒，都不值得肯定，而当唾弃，都是伪儒，汉奸。曾国藩不也尊儒吗，不以卫道标榜，可他那些所作所为，对同胞的残忍杀戮，合乎正义？就因他打着儒家旗号就肯定他？汉本位也是重要的防线，民族主义也是最基本的良知。
余东海：或说：“王道文化首立亲亲，亲亲以血统优先。故血统高于文化成立。”此言不当。道统高于政统，更高于血统和族别。亲亲与仁民两个原则，分属于不同范畴。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宗族，是生活共同体，重在亲亲；国家是政治共同体，朝廷是代表并治理国家天下的政治组织，重在仁民。余东海：或说：“王道文化首立亲亲，亲亲以血统优先。故血统高于文化成立。”此言不当。道统高于政统，更高于血统和族别。亲亲与仁民两个原则，分属于不同范畴。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宗族，是生活共同体，重在亲亲；国家是政治共同体，朝廷是代表并治理国家天下的政治组织，重在仁民。
曰：道统高于政统，更高于族别，政统高于民族？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又分中国之民和夷狄之民。春秋内夏外夷，先治中国而后夷狄，《尚书》称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只强调家族之分，宗族之分，家族宗族的共同体，而无民族之分，民族之共同体？尧帝是先敦睦九族，然后治理好百姓，再与外国交好。百姓就是本族之民。由家族宗族到民族，最后到天下。孟子曰：亲亲仁也。王船山曰：仁莫大于亲亲。做好亲亲，才能仁民。道统是最高的，华夷是最基础的。道统固高，然舍民族而论道统，居异族奴役之下而言道统，皆为空中楼阁！道统固高，然舍民族而论道统，居异族奴役之下而言道统，皆为空中楼阁！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关于文化与民族——驳余东海发布于2021-07-06 10:3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