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和春秋大义
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逝世于鸣条，是东夷之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逝世于毕郢，是西夷之人。地方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差一千余年，但他们在中土得志行道，如符节吻合一致。先圣后圣，他们的准则相同。揆，衡量、标准的意思。朱熹《集注》云：“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无不同也。”
孟子这段话，指明了儒家华夷之辨的标准是道而非族，明确了民族主义的非儒家性、非中华性。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使是汉族，若用夷狄之礼，就沦为夷狄；即使是夷狄，进入中国礼义，就视为中国。可见，以有道、有礼义为华，以无道、无礼义为夷，这是华夷之辨的根本标准，与族别无关，这也是春秋大义之一。
雍正君德不正，然不以人废言的话，其《大义觉迷录》的一段话不无道理。他说：
“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注意，儒家倡导民贵君轻，虽讲忠君爱国，前提是以民为本。故君臣大义之上，更有君民大义、春秋大义和革命精神。明清之所以为偏统，要因之一是有君本主义倾向，过度强调君臣之义，以之取代君民大义和春秋大义。至于民族主义，则是过度强调民族之义，以之取代君民大义和春秋大义。君本主义、民族主义都是大不义的。2019-4-2
为了汉本位的正确，为了儒家的清白，我不能对此予以澄清！
孟子这段话，在辽金元清时就被一些鞑子伪儒曲解成华夷不分种类，夷狄有善，可主中国，我早就和人辩论过，我回复说：关于孟子言舜东夷之人，《史记》载：“舜，冀州人。”冀州，九州之一也，固夏域之内。舜又黄帝之裔，《史记》曰：“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圣子神孙，岂为夷人哉！若为夷人，则朴野无甚文化，何能代尧为帝？孟子欲明圣人王道无远近先进之分，言之不审耳，雍正帝引此言以驳反清之论，谓夷狄可治中国，何其狡哉！岂可为其所惑哉！《春秋》内华夏而外夷狄，不许夷狄治中国，使夷狄治中国，必为中国之祸也。
夷狄治华夏，必使衣冠倒置，礼乐废阙，文化遭摧毁之痛，汉人受奴役之苦，五胡乱华，羯赵治下，羯人可殴汉人，汉人不可殴羯人，石虎更加之以重役，死者甚众。蒙元之治，种分四等，儒为九下，辱汉愈甚。满清虽尊孔子，不过以科举笼络汉之士为之臣耳，而布文网甚密，篡改毁坏华夏典籍，文字狱频繁，吕留良案，明史案，言之痛心，四库全书虽名修书，毁书不亚于修书，触其忌者多为篡改，学者有“清修四库而古书亡”之叹。其为阴鸷，可胜道哉！世人多艳称康乾盛世，而当时学者唐甄曰：“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燿，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蝟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所谓“康乾盛世”且如此，况其末世哉！满清三百年文化几无足观，文狱兴而学术岐，考据盛而圣学晦，陵夷至今，中国因之落后于西洋，继之以西洋日本之侵，其为耻辱祸害，尚忍言哉！夷狄之不可治中国亦明矣！船山屡言夷狄之祸，以诫后人，慎勿奉夷狄为主哉！或疑难曰：中国之篡盗，其残毒生民，毁坏文礼，与夷狄相去几何？则曰：不然，中国之篡盗，其篡也，害于上而虐不及下，其盗也，既为帝，则视此民为吾民，不肆意虐之也，其初或不贤，而不害子孙为贤，同为汉人，则防之不如胡人之深，治之不如胡人之刻。而使夷狄主中国，必大肆其残虐，以立其威；大布其网禁，以强其权。既非同类，则虐使而无所恤，而猜防愈深，禁锢愈深，满清文字狱所以旷古也。故圣人于篡盗讨之，而于夷狄尤摈之，船山曰使桓温成功而篡，尤贤于戴异族为君。江统《徙戎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以为绝对，非类虽有贤者，而于民族立场，必与华异，必不为吾民族着想，故不可不防也，春秋诸侯，异国尚异心，况异类乎！桓温犹可为治者也，而李自成，贼也，不可有为，然余亦以为使李自成成功而代明，犹贤于戴满清为君，自成虽非贤，而无对汉人之忌刻，子孙未必不贤。满清之君虽稍有惻隐之心，而终不改其一贯防汉抑汉之策也，然则孰能使夷狄与华夏一心治中国哉！绝不可使夷狄治中国也，圣人惕惕以此设此防，严此界，而后之败类乃坏之，延夷狄入中国为君，其得罪于圣人，毒极于中国，祸及万世，何如其大哉！
舜、文王都是黄帝之后，正宗的华夏血脉，绝非夷狄之种，《史记》记载得很明确，却被一些人为了证明华夷狄入主中国的合法性而污蔑为夷狄！可恶，古之圣王被污蔑为夷狄，岂可不辨！这个，古人亦有辨。宋末郑思肖《古今大正统论》曰：“四裔之外，素有一种孽气，生为夷狄，如毛人国、猩猩国、狗国、女人国等，其类极异，决非中国人之种类，开辟以后即有之，谓黄帝之后、夏后氏之后则非也。 孟子曰：‘舜、文，东夷、西夷之人也。 ’史记曰：‘舜，冀州人也，黄帝之子，昌意七世孙。 ’且文王之先尝避狄难矣，未可遽以东夷、西夷之说而论舜、文也。 舜、文，大圣人，岂可执东夷、西夷之语例论后世夷狄也哉？ ”
文王之先避狄难，《孟子》亦有言：“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明儒丘睿《世史正纲》曰：“或曰孟子言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舜典文王皆坐矣……其所谓诸冯负夏岐周毕郢之地，皆在九州之中，特居中国之边境耳，固非疆界之外，荒漠不毛之地也。孟子犹恐世之拘儒，妄谓二圣人若边夷之境而疑其道之不必同，而为此言，岂女真蒙古之比哉！愚尝因是而考春秋之世避夷矣，吴楚徐越，此中国之人，变于夷者也；山戎赤狄之类，此夷狄之人，居中国者也。……其夷狄均有罪，则推而还之，使其知所微，有善则引而推之，使其知所慕圣人，谨华夷之分；若宽而责严也，如此胜当时若见，若吴徐荆越固自矫称王矣，春秋未尝因其称王而主之，而书曰吴王，楚王，越王也，然圣人岂特不与之以王称哉？终春秋之世，迄不得与滕薛小国之例，遂爵通于中国焉，圣人拔本塞源，意念深矣。况在朔漠不毛之地，衣皮而不布帛，茹肉而不菽粟，无宫室之君，无彝伦之理，其去禽兽也者几希，一且恐其狼虎之毒贼我中国之主，据我帝王所自立之地，统我华夏衣冠礼义之民，彼自称曰皇帝，吾亦从而曰帝之，生其时者在其藩篱之中，刀锯之下，固无如之何也。已矣，后世之史臣又皆吾孔子之家法，而忘我圣人春秋之大戒，世道之贵将焉赖哉！”
孟子大周公兼夷狄之功，固非不分族类者，华夷只在道而不在类耶？韩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言诸侯也，春秋有贬诸侯同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为中国者，而贬诸侯，以其用夷礼，行狄道，诸侯改善，则复中国之，夷狄虽有善行，亦终为夷狄。而东海却作此曲解，说夷狄进入中国礼义则视为中国，泯灭族类之分，而曰春秋大义。何诬韩文公？岂不畏得罪圣人？
这个，我以前就与人辩过：韩愈《原道》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注意，乃言诸侯，秦楚亦华夏之族，而染夷俗，俗近夷狄，故春秋夷狄之，后楚进于华夏文化，则中国之，非秦楚为夷狄之族，秦楚与四夷不同。 以文化辨华夷，乃对民族文化之严守，鄙视弃华夏文化，而从夷狄之俗者，亦基于民族大义也，如今人之崇洋媚外，西化，皆儒家圣贤所鄙者！
吾《种类血统论》曰：《春秋》内华夏而外夷狄，夷狄又有分焉，所以斥秦楚吴越为夷狄者，以其染夷俗，如夷狄而失华夏之礼义也，然秦楚吴越皆炎黄之裔，非同四夷之茹毛饮血也。狄之，责其礼义也；而不绝之，知为同类也。如父之斥子为禽兽，谓其丧心无廉耻也，岂子为禽兽哉？斥之而不绝之，固吾之子也。则春秋之斥秦楚吴越为夷狄，岂秦楚吴越之为夷族哉？斥之而不绝之，固炎黄之裔也。昧者不辨，而有华夷杂交，不分种类之说矣。且楚之侵中国，《春秋》内中国而外楚，于楚与陆浑之战，则大书曰“楚伐陆浑”，则内楚而外陆浑矣，楚之为夷狄，染夷俗而渐远华夏；陆浑之为夷狄，固荒外之夷族，与中国不同类也，圣人内楚而外陆浑，族类不可不辨也。
“吴楚徐越，此中国之人，变于夷者也；山戎赤狄之类，此夷狄之人，居中国者也。”古人早就辨别了！徐楚吴越，是中国之人，变于夷狄者；山戎赤狄是夷狄之人，居于中国者。变于夷狄，就是外化，夷化，后来回归华夏文化风俗，则中国之。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谓中国诸侯，非谓夷狄也，中国诸侯，有用夷狄，染夷俗，则夷之，贬之，回归华夏文化风俗，则中国之，认同之。都是对华夏文明的严守。没说夷狄用华夏之礼就可进之为中国。后来楚国回归华夏文明，《春秋》就认同楚国了，至若赤狄白狄，《春秋》可是从来不认同，赤狄潞君有善，晋灭赤狄，而《春秋》无贬辞，非我类也。王船山《春秋世论·宣公十论》曰：“所恶于楚者，为其变夷也，而狄尤非我类也。非我类者不入我伦，殄之非不仁，乘之非不义。”
关于此义，清末章太炎先生亦辨之清楚，其作《中华民国解》针对杨度金铁主义只把中华看成文化一词驳之曰：“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会意而得之者也。 为是说者盖有三惑。 一曰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 夫华本华山，居近华山而固有华之称。 后代华称既广，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义，亦犹夏之训大，皆后起之说耳。 且如印度人种，旧称为阿黎耶，今人推究其始，则为农夫，而其后或言贵人，或言圣者，此实晚出之义，乃种人所以自矜尚也。 就以有义言之，中国向日称民为黎民，至秦则曰黔首。 黎云、黔云，皆谓其黑发也。 然不得以一切黑发者尽指为同族。 纵今华有文化之义，岂得曰凡有文化者尽为中国人乎?必如所说，则凡有农夫，皆得为印度人；凡有贵人、圣者，亦皆得为印度人，安得此渎乱汗漫之言也?今夫蛮夷戎狄，固中国所以表别殊方者。 其始划种为言，语不相滥。 久之而旃裘引弓之国，皆得被以斯名。 胡本东胡，久之而称匈奴者亦谓之胡，久之而称西域者亦谓之胡。 番本吐番，久之而称回部者亦曰西番，久之而称台湾之野人者亦曰生番。 名既滥矣，而不得谓同称者即为同国同族，况华之名犹未同也。 特以同有文化，遂可混成为一，何其奢阔而远于事情耶?二曰援引《春秋》以诬史义，是说所因，起于刘逢禄辈，世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尚非公羊之旧说也。 案中国自汉以上，视蛮闽貉狄诸族不比于人，故夷狄无称人之例。 《春秋》尝书邢人、狄人伐卫，齐人、狄人盟于邢。 公羊不言其义。 夫引异类以剪同族，盖《春秋》所深化诛。 狄人不可人而邢人、齐人人之，则是邢人、齐人自侪于狄也。 非进狄人，实以黜邢人、齐人。 老子有言，正言若反。 观于《春秋》书狄为人，其言有隐，其声有哀，所谓志而晦哉！ 若夫潞子婴儿，赤狄犬种，晋与为婚，既非匹偶，及遭虐杀，兴师复仇，书潞子者非谓夷狄有君，亦正所以贱晋，与书狄人者同科。 而公羊谓潞子为善，斯言之不从矣。 其有贬黜诸华同于夷狄者，则《春秋》书晋伐鲜虞是。 何氏解诂曰：谓之晋者，中国以无义故为夷狄所强。 今楚行诈灭陈、蔡，诸夏惧，然去而与晋会于屈银，不因以大绥诸侯，先之以博爱，而先伐同姓，从亲亲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 是所以狄晋者，正以其自戕同气，委陈、蔡于夷而不顾耳。 夫弃亲胒而媚诸夷，又从而则效之，则宜为人心所深嫉。 令人恶范文程、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辈，或更甚于满洲，虽《春秋》亦岂有异是。 若专以礼教为标准者，人之无道至乎就父烝母而极矣，何《春秋》之书此者亦未尝贱之如狄也?至于吴楚封域不出荆扬，固禹贡九州岛之地。 熊绎、周章，受封命族，岂与赤狄山戎同例?特其地杂有诸蛮，而吴楚渐其污俗，又以不修职贡，自外宗周，故为《春秋》所贬。 召陵征而苞茅入，黄池盟而命圭从，则进之同于齐、晋，以其本非夷狄，故向日自外则退之，今日自内则进之，是犹越隽益州，汉世久设郡县，及唐末南诏畔援，声教壅隔，宋世王灵不远，不得巳而弃云南，至明复隶版籍，岂得曰云南本夷狄， 至明始进于中国耶?夫子本楚之良家，而云楚为非种，以忧劳主父，效忠穹庐，故遂不惮污辱其乡人。 虑大义灭亲之泰过也。 盖《春秋》有贬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以同诸夏者。 杞用夷礼，则示贬爵之文。 若如斯义，满洲岂有可进之律。 正使首冠翎顶、爵号巴图鲁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 三曰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 如彼谓混淆殊族至千百种，历久而称中华如故是也。 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 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 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 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 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 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 征之唐末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 夫岂徒保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 或曰：若如是，则满洲人亦居少数而已，稍相同化于我矣，莫不可与同中国?为答曰：所以容异族之同化者，以其主权在我，而足以翕受彼也。满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抚治而得之，乃以陵轹颠覆我而得之。 二者之不可相比，犹婚媾与寇之例。 以婚媾之道而归女于吾族，彼女则固与吾族同化矣。 以寇之道而据我寝宫，入我床第，亦未尝不可与我同化，然其为怨为亲，断可识也。 吾向者固云所为排满洲者，亦曰覆我国家，攘我主权之故。 若其克敌致果，而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则因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 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
据他所言，有礼教道德者为华，无礼教道德者为夷，人之无礼无道至于蒸母弑父极矣，蔡、卫有之，而《春秋》未以蔡、卫为夷狄。至于杞之用夷礼，贬同夷狄，晋之行狄道，而夷之，而固未尝如赤狄白狄之外之也，贬之而不外之，如兄弟之为兽行，吾骂之为禽兽，而非以其为禽兽而绝之也。
华夷之辨，是有文化之辨，以文化辨华夷，以文化好辨别夷夏之差异也，文化之辨，贵夏贱夷，以华夏文化为高。族类之辨，内夏外夷，以诸夏为亲，“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文化之辨亦本于族类之辨，不同族类，创造不同文化，族类之差异，而有文化之差异，文化之差异而有风俗之差异。《礼记》曰：“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以夷狄之俗治中国，违中国之性，以中国之俗治夷狄，违夷狄之性，“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这是先秦民族主义的萌芽，那时华夏就知道以此区分族群。不可以文化以消泯族类之分。
华夷之性皆有其特性，不可违。夷狄用中国礼法，在古人看来，是沐猴而冠，郑思肖说：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于是。 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 譬如牛马，一旦忽解人语，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之童见之，但曰“牛马之妖”，不敢称之曰“人”，实大怪也。 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 ”此一语盖断古今夷狄之经也。 ”
王船山曰：“夷狄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以德仁兴者，以德仁继其业；以威力兴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冠而为时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窃，亦严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终尚乎威力，犹一致也。绌其威力，则威力既替矣，窃其德仁，固未足以为德仁也。父驴母马，其生为驘，驘则生绝矣，相杂而类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
如此怪异，不伦不类之夷狄，而谓圣人作《春秋》进之为中国乎？曲《春秋》大义，诬圣人以文化分，不以族类分，可谓小人侮圣人之言，而不知畏矣！不但以非汉本位，且损儒家清白，使一些人说儒家就是没有民族主义的，只要尊儒，什么夷狄，他都可以尊为皇帝做他主子。此贱儒，伪儒也，岂可概诬儒家乎？而有自称儒生者，以此歪曲《春秋》大义，而给儒家招黑，吾不能不予以澄清。
东海之言雍正君德不正，是矣，而信其言，何其惑也！雍正之说，欲以强调君臣为绝对，而泯灭华夷族类之分，针对反清之士，证满清入主中国的合法性，是给汉族士人的洗脑，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膺者，攻击也。戎狄，外族，猾夏之罪；荆楚，同族，僭王之罪，先猾夏而后僭王，岂可混淆！文王之为黄帝之裔，帝喾之后，世为华夏诸侯，史记明明记载，不待辨矣，满洲出自蛮荒部落，岂与之同？楚之先出于帝颛顼，秦之先亦出于帝颛顼，皆有来历，是正宗的华夏血统，秦霸西戎，秦非西戎，秦与西戎是世仇，打了好几代的仗，至穆公兼并西戎，彻底解决西戎之患，安可与蒙满并论？而雍正之为诡辩，欲以洗脑汉族士人，乃东海为当代人，亦受其洗脑，甚矣满鞑之狡也，安可不辨哉！华夷转换可以，但这是华夏占据强势，以夏变夷，文化血统对夷人的双重同化，或是夷狄慕义华夏，归同华夏，若夫夷狄入主中国，乃华夏之祸，民族危难之时，正谋驱逐，安可进之为中国？而忘仇事虏？
东海将君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同视为大义，可见他对民族主义误解有多深，对民族主义有多无知！民族主义出于对民族的保卫，对异族入侵的防范。抗击异族入侵，保卫本族族人民，此乃大义，何为大不义？保障民族的利益，这个利益不是偏于哪一方的，是整体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自然也要保障，何尝与民本相对立了？至于或以民族主义到处侵略，此由于统治者之野心，民粹之祸，非民族主义为恶也。以此而否定民族主义，有民运之乱，亦当否定民本乎？
警惕只以文化辨华夷说，把华夷之辨只解释为文化之辨，必导人为汉奸。夫华夷但以文化辨，尊儒，崇华夏礼仪者为即华，而异族之入主中夏者，或尊儒以笼络汉族士人，用华夏礼法以治汉人，则亦将认之为主耶？忍受其虐而不驱逐耶？如此，则五胡可代晋矣，金、元可代宋矣，满清可代明矣，日本可主中国矣，而为其伥者皆无惭矣，张宾、刘秉忠、范文程同乎张良矣，张弘范、洪承畴、吴三桂、汪精卫皆为佐命功臣矣。曾胡之助满清灭太平，亦曰：“清尊儒，华也；天国崇天主，夷也。吾攘夷卫道也。”忍于屠戮其民而不顾，为异族屠杀同胞而不惭，故曰导人为汉奸也。
我以前就对人说： 华夷之辨包含民族主义，而不只有民族主义。文化民族国家主义都有。三大辨又以族类之辨最为重要，文化为民族服务，土地供族类居住。族类亡，文化就没有意义，族类实为根本。辨族类不而不辨文化，以夷狄文化凌驾于华夏文化之上者，贬斥之；辨文化而不辨族类，引夷狄入主中国者，诛绝之！守疆土而不固，令外人侵占者，惩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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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再驳余东海华夷之辨以文化辨不以族类辨说发布于2021-07-06 10:4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