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以君臣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非圣贤之言也，法家之言也。君臣者，位也，非如父子之性也，位则有禅有革，孟子曰诛暴君如诛独夫，荀子曰：“上下易位而后贞。”法家则以君臣为绝对不可易，虽以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此中华之君也，禅让革命未尝无。况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与夷无君臣之分。曾氏所戴之清，本出东胡，蛮夷之类也，乘明末内衅入关，宰杀之酷，生民之劫，文狱之繁，文明之殃，吾华人受其所胁，不得已为之臣，势也，非理也。道光之衰，咸丰之微，正驱除胡虏，光复华夏之时，而曾氏犹扶持之。咸丰之荒淫无道，而称其“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忠君为重，而不分其贤恶，不辨其华夷。斥洪杨窃外夷之绪，而不思己为保夷狄之主。
助满为虐，屠杀之多，过于白起、尚可喜，滥及无数平民。以此卫道乎？而道亦何忍哉！人之所憎矣。观其书札奏折，多表杀戮之快，扬其灭贼之功，于“贼”曰剿洗，曰大加惩创，而无所安抚，至于曰：“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其已悖于圣贤之道，而同于暴君酷吏矣，尚何卫道之可言哉！观曾氏之文章，称为“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唯此檄言之。夫卫道者，尊吾道之理，距异端之所说也，而未见曾氏之所距。既称卫道矣，而汪士铎反儒崇法者引为谋主，无所责焉。则曾氏所谓卫道者，名耳，以率群儒而攻洪杨也。而引此名，以儒为标榜，致生灵死者无数，使清延数十之祚，而儒之名大损，乃招天下之憎，五四文革之祸不远，或以为功，而吾以为罪也！
附：
清末反儒的学者汪士铎就是曾国藩的幕僚。汪士铎是维护满清，反对太平天国，不过他却赞同太平天国政权反孔的主张。汪说：“洪、杨删论语，去鬼神祭卜等类，功不在圣人之下。”但他又认为太平天国无道，最终逃出，进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幕僚。胡，曾都对汪梅村很佩服，曾国藩甚至称汪“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而胡林翼更夸赞汪“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而这个“醇儒”其实很反儒，反儒尊法。汪士铎激烈地批判儒学虚浮空洞，“徒美谈以惑世诬民”，不能救世。他说，孔子之弊在于“过仁、过文”“讳言兵”，“长于修己、短于治世”。他提议朝廷“禁读《中庸》等大话”，更要把全天下道学家像除草杀禽般除尽。他希望秦始皇复起，统领白起、王翦、黄巢、朱温、张献忠、李自成等猛将或剧盗，“为苍苍者一洗之稂秀”“杀无道以就有道”。如此极端怪论，虽五四文革之反孔反儒亦未如此疯狂。
曾胡自诩卫道，指责洪杨的反孔，为何不批评汪？反而称赞他？因为曾国藩本质就是个法家，看他的书信奏折主张严刑峻法。邓之诚在为《乙丙日记》所做的“序”中就曾详细论列汪士铎对曾国藩的影响：“尝疑曾胡定乱，必有为之谋主者，文正自谓学商鞅耕战之术，文忠则综核名实，皆近法家。及观悔翁所论，尊主权，重名实，峻刑戮，深恶理学及承平拘牵之事。文正自咸丰十年驻军祁门，又悔翁平昔所主张何其所见之若合符契也。及细译曾胡书牍，乃至悔翁实尝为之策画。”（邓之诚：《<乙丙日记>序》，第4-5页）可见，曾国藩与汪士铎之间不仅在思想上有共鸣，而且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后者还向前者进言献策，将其王霸并用、兵刑合一的政治理念提供给曾国藩。曾国藩大加赏识之余，更将其主张大部分予以实施。邓之诚在为《乙丙日记》所做的“序”中就曾详细论列汪士铎对曾国藩的影响：“尝疑曾胡定乱，必有为之谋主者，文正自谓学商鞅耕战之术，文忠则综核名实，皆近法家。及观悔翁所论，尊主权，重名实，峻刑戮，深恶理学及承平拘牵之事。文正自咸丰十年驻军祁门，又悔翁平昔所主张何其所见之若合符契也。及细译曾胡书牍，乃至悔翁实尝为之策画。”（邓之诚：《<乙丙日记>序》，第4-5页）可见，曾国藩与汪士铎之间不仅在思想上有共鸣，而且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后者还向前者进言献策，将其王霸并用、兵刑合一的政治理念提供给曾国藩。
揭露曾国藩法家的本质！
曾国藩：
《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国家承平日久，刑法尚宽，值兹有事之秋，土匪乘间窃发，在在有之，亦望公正绅耆，严立团规，力持风化。共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若有剧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辕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夫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固已藐视王章而弁髦官长矣。又见夫粤匪之横行，土匪之屡发，乃益嚣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抢风起，各霸一方，凌藉小民而鱼肉之。鄙意以为宜大加惩创，择其残害于乡里者，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毙杖下……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已。（《曾文正书札卷二》）
《与魁荫亭太守》：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
《复陈岱云》：贼若侵犯楚疆，敢有乱民效彼之为，吾纵不能剿贼，必先剿洗此辈。
《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 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与李次青》：各属民未厌乱，从逆如归，所出告示，严厉操切，正合此时办法。但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须能行之，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大局或有转机。
《移驻衡州折》：昨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广东土匪窜入兴宁县城，经候补县丞王錱管带湘勇，于二十九日收复，立即扑灭，尚未查明具奏。此外，四属中聚众倡乱，抢劫拒捕，为案甚多，未及一一上渎圣聪。皆由上年粤匪经过衡、永、郴、桂一带，裹胁最众，或久授伪职，或饱掠潜归，以致莠民构煽，甘心从逆。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若非痛加诛锄，随时整顿，则祸患将无了日。臣前与抚臣熟商，曾调三厅兵数百驻防永州一带，札湘乡勇数百驻防郴、桂一带。臣拟即日移驻衡州，以便就近调遣。将现练之勇，酌带前往，逐日操演，一闻土匪蠢动，立时掩捕。扑灭愈速，则糜费愈少。即寻常痞匪劫盗，亦仍逐案惩办，以期根株净绝，四境安恬。
《陆军克兴国大冶水师蕲州获胜折》：各营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因其掳掠奸淫，肆毒已久，仅予枭首，不足蔽辜，概令剜目凌迟，以泄居民之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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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批曾国藩卫道论发布于2021-07-06 10:4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