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梁启超，论为贤者讳

        梁启超，博学而无识者也，观其《历史研究法》书曰：“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一一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孔子所修《春秋》，今日传世最古之史书也。宋儒谓其‘寓褒贬，别善恶’，汉儒谓其‘微言大义，拨乱反正’。两说孰当，且勿深论，要之孔子作《春秋》别有目的，而所记史事，不过借作手段，此无可疑也。坐是之故，《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价值，此属别问题；若作史而宗之，则乖莫甚焉。例如二百四十年中，鲁君之见弑者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于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见其文，孔子之徒，犹云鲁之君臣未尝相弒。（《礼记·明堂位》文。）又如狄灭卫，此何等大事，因掩齐桓公之耻，则削而不书。（看闵二年《穀梁传》‘狄灭卫’条下。）晋侯传见周天子，此何等大变，因不愿暴晋文公之恶，则书而变其文。（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条下《左传》及《公羊传》。）诸如此类，徒以有‘为亲贤讳’之一主观的目的，遂不惜颠倒事实以就之。又如《春秋》记杞伯姬事前后凡十余条，以全部不满万七千字之书，安能为一妇人分去尔许篇幅，则亦曰借以奖励贞节而已。其他记载之不实不尽不均，类此者尚难悉数。故汉代今文经师，谓《春秋》乃经而非史，吾侪不得不宗信之；盖《春秋》而果为史者，则岂惟如王安石所讥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顾最不可解者，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事实以惑后人，而其义亦随之而晦也。自尔以后，陈陈相因，其宗法孔子愈笃者，其毒亦愈甚，致令吾侪常有‘信书不如无书’之叹。如欧阳修之《新五代史》，朱熹之《通鉴纲目》，其代表也。”

       浅甚妄甚！可不驳之！自梁启超倡新史学，而中国历史乃惟求客观真实，不能以历史经世教化，惟成客观之物，而不能内化于吾心，不能置吾身于历史中，以为实践，则历史成不相干之物，乃历史之堕落，则梁启超不能不深负其咎也！而敢妄议孔子乎！孟子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何也？孔子固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于乱臣贼子之恶，则秉笔直书！何以见之？《左传》载赵穿弑其君灵公，而孔子《春秋》则书赵盾弑其君。则以赵穿弑君，为赵盾所指使也，赵盾为主谋，赵穿帮凶耳，犹成济之助司马昭杀曹髦也。而流俗以赵盾为权贵，弗敢道其恶，归罪于穿，以为掩饰，孔子则直书之！不惧得罪晋国权贵也。呜呼！使无《春秋》，孰知赵盾之恶哉！而传乃益之曰为法受恶，犹为之隐也，是孔子罪人也，而何责孔子之讳？太史公著《史记》正继孔子直书之道！董仲舒曰：“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知孔子者也。

       且启超之浅薄无知也，岂知《春秋》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之义哉！儒家之道，亲亲尊尊尚贤。爱其亲而不忍言其恶，孔子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所以为亲者讳也；尊其君而不忍公其丑，鲁昭公娶孟氏而孔子不曰不知礼，所以为尊者讳也；尚其贤而不忍著其过，齐桓公灭项而不书，所以为贤者讳也。史者，非徒记叙也，实有微言大义在焉，若徒记叙，则亦账薄耳，而史亦何足贵哉！启超之视史也小，而徒以为记叙客观之事实耳，其所见者小也。不为亲者讳，则亲亲之恩薄矣，而父子或相怨；不为尊者讳，则尊尊之礼降矣，而君臣或相疑；不为贤者讳，则好贤之诚衰矣，而贤人不足式。

       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且不详论，且论为贤者讳。贤人者，所以为世法式也，其行高，其德劭，其功大，然非圣人不能尽善尽美，贤人亦有过失，若著其过失，则或以小疵而掩其大美大功，而人以贤人不足法矣，其不肖者则以为口实矣，岂非圣人之遗憾哉！齐桓公有尊王攘夷，一匡天下之功，而有灭项之过，迟救卫之失，春秋明其功而略其过，以王道衰，惟桓公能匡天下，今若著其过失，则恐掩其大功，而孰有能如桓公之尊王攘夷乎？春秋之为贤者讳者，此也。明其功，略其过，表其行，隐其心，所以劝善，苛责其不尽，显明其幽隐，则孰复乐为善哉？晋文公之召周襄王，讳曰“天子狩于河阳”，亦以晋文公有攘夷，救天子之功，夷夏大义也，攘夷救君，大功也；以臣召君，其迹甚逆，比于夷夏大义，救君大功则为小，春秋明其攘夷救君之功，而略其召君之逆，审轻重，亦为贤者讳也。春秋，经也，文字甚简，若夫事之详细，义之彰明，则三传见之，孔子传之弟子也。何诬颠倒其实？

       讳者，非掩之也，略之不显耳。《汉书》之于董仲舒，列传详叙其天人之策，和亲之议载于匈奴传。《后汉书》于光武帝，帝纪详叙其定天下之功，信谶之失载于诸臣传，本传本纪明其功，不著其过，过则微叙于他传，善继《春秋》，为贤者讳也。董子大儒，而有和亲之失；光武中兴之主，而有信谶，迫死大臣之过，若著于其传，则人或以董子为腐儒，光武为昏君矣，而其表彰六艺，中兴汉室之功，何以明哉！此岂作史之意乎！春秋之为贤者讳，劝善之苦心，与人之恕道也，后世浅薄学者不知，乃为轻诋，可谓无知无畏，侮圣自是也。

       春秋为贤者讳，又责备贤者，如子文之为楚贤臣，而责其弗能正楚之僭。为贤者讳，所以尊贤劝善也；责备贤者，所以勉其尽善也。不以小过而疑贤者之善，而功不安于小成，善不止于小善，勉而复进，孔子称管仲之仁，又责其器小，与其功，而贵于王道也。与之，法也，责之，道也。隐讳之，仁也；直书之，义也。彼梁启超之浅学，恶能知之！而诬宗法孔子愈笃者，其毒愈甚，并诋欧阳、朱子，可谓坐井窥天，不知天之大也；以陋心疑傍圣贤，不知圣贤之深也。可笑不自量耳。

       又因文见道，以文载道，文之大者，启超何疑耶？文者，道之枝叶，道者，文之根本。君子有道，则有文，本大则末宏，根深则叶茂也。有道则诚，何为不诚无物，道文两败俱伤？为文而文，文之奴也，而何以为贵？近世自所谓文学改良革命，美曰文学独立自觉，而文不以载道为命，多以文为游戏而相娱，以文为技术而弄巧，且者炫文以博名，鬻文以牟利，合流俗之所好，应时局之所制，久习于伪，而何有于诚？启超贵之，君子不贵也！为文而文，文之奴也；为物而文，文之贼也。然则何以为文？有所为而为者，皆意也，有意则伪则私，无所为而为者，道也，乃诚乃公。君子心以为文，自然而发；道而为文，本天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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