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作《代孔子驳盗跖》文，有网友曰：罪满天下，誉满天下，不亦大人乎？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有复何辩乎？春秋无义战，盗跖之言，庄子伤末世耳，刺借儒术求显达耳，孔子诚非此辈，而后世借儒术谋稻梁者皆以孔丘为精神木偶，不亦讽乎？
余曰：此岂庄子作乎？其文辞也粗鄙，其思想也浅薄，党邪丑正，悍然诋毁历代圣王，射天笞地，肆无忌惮，而其丑化孔子，辱孔也甚矣！乃汉初妄人之伪作也。列于《庄子》千年而无人驳，近代多以此反儒反孔，吾久欲驳之，今幸作成此文也！
明末大儒王船山《庄子解》亦曰：《让王》以下四篇，自苏子瞻以来，人辨其为赝作。观其文词，粗鄙狼戾，真所谓“息以喉而出言若哇”者。《让王》称卞随、务光恶汤而自杀，徇名轻生，乃庄子所大哀者，盖於陵仲子之流，忿戾之鄙夫所作，后人以庄子有却聘之事而附入之。《说剑》则战国游士逞舌辩以撩虎求荣之唾余，《渔父》、《盗跖》则妒妇詈市，[]犬狂吠之恶声，列之篇中，如蜣螂之与苏合，不辨而自明，故俱不释（不足释也）。乃小夫下士，偏喜其鄙猥而嗜之，（海上有逐臭之夫，世有好低俗者，近世小说《大秦帝国》假小人张仪辱骂孟子，网上亦有好而赞之者），“腐鼠之吓”，不亦宜乎！
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此言非为盗拓开脱，旨在降偶像之神坛，绘肉食者之面目耳。道德仁义为权位所饰耳，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不织而衣，不耕而食，仗世袭之周礼，久居天下之公器，久借天道之公德，而孔子为肉食者做教科书以役民，此庄子之所轻也。倘盗跖大事可成，焉知孔丘不为盗丘？
余曰：吾言盗跖篇，非言此也，此言出于胠箧，虽愤激于战国之篡弑，而愤激之过，亦有为盗贼开脱之嫌，以为彼之窃国者且侯，吾窃人之财有何不可？对于胠箧篇，吾尝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源于老子也，意似深刻，实则偏颇。三代以下无圣人，大盗何尝少哉？周之世，田成子窃齐国，而秦以后之世，王莽篡汉，魏、晋、宋、齐、梁、陈、五代皆篡窃之主也，比于衰周，岂有少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岂其然耶？圣人死，大盗愈多矣！大盗窃圣人之道，窃仁义，窃礼乐，窃其迹耳，其精意，岂能窃哉！田成子窃齐，国不过两百年，而子孙俘于秦以饿死；王莽窃汉，不及后而诛；魏、晋、宋、齐、梁之窃皆卜世甚促，岂能望隆周盛汉之长哉！呜呼！绝圣弃知，圣道不明，如五代末世，无望仁义之王，假仁义之霸者亦无，有立之强者亦少。乃人人群起相争，为帝为王，盗贼之多，莫过于此，大盗固无，而小盗如牛毛之多，其乱极，又岂能忍哉！不欲圣人之道明于天下，然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当何言？盗贼窃圣人之术，亦畏圣人之道，则为恶有所忌而不敢肆意，夺取有所惭而不欲公然。如无圣人之道，圣人道晦，固无所窃，亦何所忌哉！沦夷为禽兽之世矣！盗贼假圣人之术，非圣人之过也，盗贼何所不假，假刀以杀人，刀之罪乎？而乃欲掊击圣人，殚残天下之圣法，启秦之暴政，五四之矫激，文革之决裂，坏井田，菲薄五帝三王，焚诗书，批孔批儒，破四旧，而文化几于浸灭，人道夷于禽兽，流毒万世，乃与申韩同恶，庄生之言，尚谁欺哉！”田成子窃仁义，杀其君而篡齐，内无诛，外无讨，庄子叹仁义为人所窃，庄子不忧仁义之不明，而忧仁义之被窃，其忧也末矣。自东迁以来，王道衰，诸侯力政，篡弑相寻，桓文假仁义而霸，宋襄公亦欲假仁义图霸而成，败于楚，而有人犹称宋襄公之知礼义。宋昭公无道，宋文公行惠于民，收人心，杀昭公而篡。齐君失政，田氏亦行惠于民，收人心，至于田常杀简公而篡，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无公道矣。仁义之不明也，五霸之假也，宋文、田常之伪也，皆非仁义之真也。朱紫之相近也，斥紫非可以并斥朱也；草禾之相似也，锄草而非可以并锄禾也，辨之也。恶奸雄之窃仁义而绝仁义，岂不愚哉！非以止盗也，益乱耳！宋文、田常之窃仁义，所窃者，仁义之粗耳，仁义之精意，岂能窃哉！禹汤文武之仁义，岂能窃哉！故只能窃国，而不能窃有天下，窃不过十世，而不及殷周数百年之久也。而宋文、田常之窃国，虽得民心，当时不敢非，而后人皆谓之篡，大是大非无能乱也。且宋文、田常之篡，害于上而不及下，民安之，彼犹知仁义之利，而伪施恩惠于民以利民，不敢暴民也，不犹愈于乱天下使不得安，残民以逞之暴君盗贼乎？又可见宋文、田常伪行仁义，且能有国，若本王道之诚，以德行仁，则无敌于天下，可以王矣，孟子所以屡说齐梁之君行仁政也。
彼奸雄以道德仁义为饰，犹可有为也，犹能为治也，彼犹畏于名义而不肆然为恶，且故为善事以悦人心。若名义无畏，悍然为恶，不更可惧乎？至孟子之世，攻城杀人盈城，攻野杀人盈野，嗜杀戮而无恤于民，秦之暴政，则苛刑重役以刍狗天下之民，道德仁义无所饰矣，仁人之所伤也。孟子以不嗜杀人者为能一者，非如文武仁德之君也。不织而衣，不耕而食，汝织而衣乎？汝耕而食乎？织者，工之事，耕者，农之事，通货财，商之事，教育文化学术治理，士大夫之事，四民各有业也。行周礼，居公器，为公德，有何不可？开私学，有教无类，教三千弟子，诲而不倦，如此其勤也，为肉食者役民乎？不偏于何人也，传大道也，启民智也，为天下也，为万世也，下夫小人以卑陋之心测圣人，岂不可鄙乎？秦虽一统天下，焚书坑儒，而孔鲥藏《诗》、《书》，秦不能焚也，儒家尊于汉，秦不能能灭也。五四打倒孔家店，文革反孔，不可谓不狂也，而岂足以损孔子日月之明哉！天下自有公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亘古及今而皆存也！
君曰后世借儒术谋稻梁者皆以孔丘为精神木偶，后世固有借儒术以谋富贵者，其为人之卑也；借孔子以文其私者，其心之伪也。孔子所谓小人儒，则当辨儒术之真，明孔子之道，孔子辨君子小人也，谓子夏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也。而不辨，使行其伪，儒为所乱，圣为所污，乃疾小人儒而咎于儒家，咎于圣人，批孔反孔倒孔，岂不过哉！岂不悖哉！
人皆有偶像，偶像亦为人利用，君子辨之耳，真可为偶像，则尊之，不可为偶像，则黜之，偶像之真伪，辨之。而胡乱打倒偶像，曰解放人心，曰追求自由，行无所师，言无所法，私欲横纵，群魔乱舞，真如末世矣！
庄子惴惴恐道术之被窃，而绝圣弃知，攘弃仁义，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仁义被窃，则弃仁义，货物被窃，则弃货物乎？粮食被窃，则弃粮食乎？因噎废食，不可也；因被窃而废所用之物，岂不愚哉！庄生忧之过也。庄生欲防窃，而曰：“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遯。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呜呼！圣人公物于天下，不藏也，圣人之治，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礼乐之化也。凡有所藏，则有所私，藏天下于天下虽巧，孰如公天下于天下之为大哉！所以被窃者，据为私也，孔子谓季康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示以公，无得而窃也。苟为私，此愈藏之，彼愈窃之，虽藏之愈深，而窃之益巧，不胜防也。饮食器具，百姓日用之常，圣人公之；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君子存之，圣人尽之，何忧于窃哉！
庄子愤仁义礼乐之被窃，是也，而弃仁义，毁礼乐，则过矣。彼欲防己之学术被窃，曰“藏天下于天下”，然其所谓真人，流于神仙术士，暴虐无道之嬴政亦以真人自居；恬淡无为，后世之士以为逃遁之辞；逍遥通脱，魏晋名士藉以放荡；重生贵己，懦鄙之夫以之苟且自私；学庄而过者，至于诋侮圣贤，荡弃礼法。庄学亦不免被窃也，而流弊愈甚！近代更假之以反孔反儒，祸尤烈矣！立言而不折中，荒唐之言而启妖诞，恣纵之说而长放肆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无防被窃也，慎己之立说也。
曰：盗跖篇以窃国者之恶甚于窃财者，伤世之语，岂为强梁开脱？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大道仁义智慧，美则美矣，过尤不及，物极必反，阳极必阴。老子所谓绝圣弃智，即绝巧智，去刻意，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子以卫道者自居，稍有意见，则谓之狂流，其攘臂之态跃然可见。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君子狂流，相去若何，盗拓孔丘，相去若何？残生伤性，处其薄不处其厚，处其华不处其实，其一也。孔子若丧家之犬，困于陈为蔡，凝滞于物，不谙于时，逆势而为，失之刻意；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之自由换儒门之富贵，三纲五常，上下尊卑，繁文缛节，为之刻意。绝圣弃智，绝尽刻意，天行有常，人本有性，见素报朴，返璞归真，大道至简，顺天时达人性，混混闷闷，仁义何为？圣人何为？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所谓三皇五帝生于长夜乎？人之为人，时势自然，岂圣人之功？圣人不死，彼愚民愚妇不自救，待圣人救于水火之中，于奴隶期翼主恩，乞丐望人施舍何以异？圣人不死，有圣人之准，纷纷嚷嚷，彼盗他篡，彼夺他争，强为之害之争之，何如人人自救，圣人不存，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乎？恶乎知圣人乎？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故藏金于渊，藏珠于渊，藏富于民，利而不害，为而不争顺乎天道，达乎人心，不拘一世之利益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自己处显，何为藏而私之？以子之言，孔子曰民可使之由之，不可使之知之，不亦藏乎，亦为私乎？
余曰：此出胠箧篇，非为盗跖篇，汝未读《庄子》乎？自苏子瞻以为皆辨赝作，汉初学庄而至极端病态者所作也，君何信之？徒为矫激谩骂，王船山以其粗鄙狼戾，吾未见其伤世也，妒妇骂市，则觉之矣。此篇以盗跖辱骂圣人，非但为盗贼开脱，且毁道德也，淫邪甚矣！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彼岐道德仁义为四，强分先后，固不知仁义也，仁义所以成道德，仁义者，道德之实也，其可二哉？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固有之，何谓大道废而后有仁义哉？原于天，而不能无仁，原于地，而不能无义，为人，而不能无智。老子何为反智哉？而以大伪出于智慧，而绝圣弃知乎？何其悖也！船山谓其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知老子矣。呜呼！秦焚《诗》、《书》，仁义亡矣；魏晋崇虚诞，智慧隐矣，老子之言，尚谁欺哉！君言仁义不可过，夫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仁过，不失为厚；义义过，则流为刻，申韩之尚刑名也。老子直曰绝圣弃知，虽曰绝巧智，亦恶能绝之，其为权诈，欲夺故与，岂不更巧哉！夫见异端非毁正道而不卫，不忠于道也。君辱臣死，正道被毁，儒者之耻也。善恶有别，圣狂有辨，孔跖不同，安可混之？如此，则为善为恶，为圣为狂，为仁为盗，皆无甚异，则善不足为，恶不足惧，圣不足称，狂不足訾，仁不足慕，盗不足耻，世道乱矣！
君子求仁而已，求仁而得仁，又何憾？困于陈蔡，命也，孰无困哉？以舜之仁孝，而不容于嚣父傲弟，且欲杀之，舜之困也；以汤文之圣，汤系于夏台，文王拘于羑里，汤文之困也；齐桓公逃于莒，晋文公逃于翟，辱于曹，桓文之困也；勾践辱于会稽，臣于夫差，勾践之困也。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亦何困也！比干忠谏纣而死，箕子佯狂，岂可责之残生损性哉？命也。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虽死何憾？而激励风俗，未为无功也。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往皆顺，一受挫则折，何足以成大业哉！项羽之百战百胜，一败于垓下则亡，无困境以磨之，而不能持其败也。舜之困于父弟而帝，汤文之困于桀纣而王，桓文之流亡于外而霸，勾践困于会稽而灭吴称霸，伊尹、百里奚之困而为王霸之佐，孔子困于陈蔡，而体天人之道，文王拘于羑里而演《易》，孔子困于陈蔡而有十翼之作，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下蚕，而成《史记》，孔子虽不成王霸之业，而修六经，教三千弟子，以继往开来，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而责其凝滞于物，不谙于时，逆势而为，失之刻意，岂不鄙哉！是不知人生之顺逆，不体圣人之用心，而何足以责孔？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不忍天下之仁也，非愚也，非刻意也。不可为，势也，为之，理也。天下大乱，虽不可救，而忍视之不理乎？虽不能救，终强于漠然视之，随其乱而乱久不止也。国欲亡而犹力挽之，臣之义也；父欲死而犹欲求医之，子之孝也；朋友不免而犹欲济之，君子之义也；天下大乱而匍匐救之，圣人之仁也。王船山曰：“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也。语相天之大业，则必举而归之于圣人。乃其弗能相天与，则任天而已矣。鱼之泳游，禽之翔集，皆其任天者也。人弗敢以圣自尸，抑岂曰同禽鱼之化哉？天之所生而生，天之所杀而杀，则是可无君也；天之所哲而哲，天之所愚而愚，则是可无师也；天之所因而有之，天之所无因而无之，则是可无厚生利用之德也；天之所治而治之，天之所乱因而乱之，则是可无秉礼守义之经也。……夫天与人之目力，必竭而后明焉；天与之耳力，必竭而后聪焉；天与之心思，必竭而后睿焉；天与之正气，必竭而后强以贞焉。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裁之于天下，正之于己，虽乱而不与俱流。立之于己，施之于天下，则凶人戢其暴，诈人敛其奸，顽人砭其愚，即欲乱天下而天下犹不乱也。功被于天下，而阴施其裁成之德于匪人，则权之可乘，势之可为，虽窜之流之，不避怨也。若其权不自我，势不可回，身可辱，生可捐，国可亡，而志不可夺！”鸿尝以为船山此言，驳斥自然任天说甚精，老庄尚自然而贱人为，举而委之于命，曰：“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孔子则知其不可而为之，不可，势也；为之，理也。礼乐之崩坏，人心之蛊，世之乱，国之亡，虽势不可回，而圣人以不忍之心为匍匐之救，虽不能挽其狂澜，而存仁义之心于天地，公天理于后世，以激励后人，终胜于任之而不为也。况可为而不为哉！任天之说是废人道而之于禽兽也。 孔子之悲天闵人，悲礼乐之崩坏，忧生民之不宁，匍匐东西而救之，沮溺嘲其徒劳，接舆诮其德衰，彼为逃遁，皆不知圣人之心也。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某不与易也。”则已斥其为鸟兽之道矣。周之不可复兴，命也；知不可而为之，性也，而亦命也。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岂为不知命而徒劳者乎！庄生以无可奈何，则安之若命，而圣人岂能安哉！天不与圣人同忧，而圣人忧天下之所忧。孔子周游列国，道皆不行，而孔子之德何尝孤哉！教授三千弟子，知之者有颜回，尊之者有子贡，继之者有曾子也。至于汉代，董子劝孝武折衷孔子之学，身虽抑于一时，而道伸于万世！孔子之努力也，吾代之对盗跖曰：“安知吾道不兴于后世哉！”君子尽其道耳，成于不成，天也，为不为，在我也。至若沮溺之隐，接舆之狂，庄生之独，欲期之旦暮，而固难求于旦暮也，名隐而道孤，谁复知乎！
董子治春秋，三年不窥园，可谓精矣，为人廉直，不为权贵所喜，而排为江都相，事王以道，王敬之。后言灾异，汉武帝且欲杀之，岂如商鞅、李斯之流逢迎人主之欲，而博取富贵乎？曰伸天以屈君，以道责君，欲抑君权也。其学正也，特言灾异多，杂于阴阳而不醇耳。然董子，固君子也，为当时群儒冠，非吾辈所可訾议也。 三纲五常，人伦人道也，此吾作有《三纲五常论》，汝可看之，此不详言。孰可无上下尊卑？乃天秩也，非为人之刻意。繁文缛节，后世之弊也，非可咎董子。绝圣弃知，绝尽刻意，恐智慧亦绝矣，天有常道，而人不可同于天；人有性，当修身养性，存心尽性。而文明必欲向前发展，岂可倒退？天之不息也，日月风云多有变化，富有日新乃为盛德。混混闷闷，固可无忧虑，而麻醉自己，则成颓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不可须臾离也，圣人者，人极也，言而为天下法，行而为万世师，庄子后来亦服孔子定天下之定也。
朱子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极称孔子之圣，昭垂万世，如日月之明，非曰无孔子，则万古为长夜也。《中庸》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其喻尤大矣！岂曰孔子为天地，无孔子不可覆载？圣人者，众人之耳目也，泰古之时，三皇五帝为之耳目；三代以下，孔子为之耳目，若无三皇五帝与孔子，则无华夏如此文明矣，圣人领袖群伦，指导群生也。圣人非为救世主也，为天下之明也，非手援天下，以道援天下，天下之大，人之多，非可尽救也，孔子曰：“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圣人教人以仁义礼智，使之相爱相敬而相救，且自救也。圣人处万民之中，而深体其疾苦，与之相亲，岂自居万民之上，使民感恩跪拜乎？所以教人自立自强，岂如乞丐望人施舍乎？君之言也何鄙！天下无准，各有是非，汝以为是，我以为非，汝以为善，我以为恶，乱矣，圣人为人立标准以定之也，而所立之标准非为一己之造作，顺乎天理人情也。圣人制礼乐，正使人不争也；兴庠序，正教人自救也。凡世必有进，今之天地不同古之天地，天地犹有变化，况人世乎？而可返于丛林，与禽兽同居？常曰自然，此岂不逆自然乎？庄子既曰立仁义，而有窃仁义者，欲攘弃之，则藏金珠利器，亦有窃金珠利器者，则又何藏哉！何不毁之？苟兴礼乐，人皆忠信，利器又何不可示之有？利器可长保为私有乎？若礼乐崩坏，人心多不古，虽固守之，亦难免篡弑之祸。问孔子曰民可使之由之，不可使之知之，不亦藏乎，亦为私乎？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强与民说也，岂为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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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于《代孔子驳盗跖》文答网友发布于2021-07-06 10:4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