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恩俭老著述（一）谈谈经方与时方

     经方与时方，在祖国医学方面，是两个方剂流派。一般是把仲景遗论（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叫经方，把后世的方剂叫时方。经方这一名称起源很早，据汉班固的 “汉书·艺文志"记载，方伎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后两种不是正式的医家，姑置不论。“艺文志”上对经方的解释是，“经方者，本章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 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说明，经方家是一种以方药治病的医学。另外的医经一派，“艺文志”上说是，“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 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后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说明是与经方不同的。后来传世的医方惟有仲景书中所载是古代经方所遗，因此他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上说：“勤求古训，博釆众方。"

    众方就是他所能搜集到的经方，所以晋皇甫谧曾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数十卷当是十数卷之误）他论广的著作就是伤寒杂病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的前身）。古代有汤液疗病始于伊尹之说，经方可能就是汤液经方的意思。后来宋晁公武“群斋读书志”上著录王叔和“脉·经”十卷说 “晋王叔和撰"。按唐甘伯宗名医传曰，“叔和西晋高平人，性度沉靖，博通经方"。王叔和所博通的经方可能就是仲景的遗方，所以他撰次了“伤寒论",对仲景遗著作了整理。此后经方就形成仲景方的专称。但是新的医方却没有时方一说，直到唐宋都是如此。例如宋陈振孙“书录解题”若录仲景“伤寒论"十卷说，"其文辞简古奥雅，又名伤寒杂病论，凡一百一十二方，古今治伤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但是宋朝人著伤寒书的如庞安常“伤寒总病论"，郭雍“伤寒补亡论"，朱肱“伤寒活人书"等，都用后世方或自拟方补充伤寒古方的不足，而陈氏认为他们都不能出伤寒论之外。可见当时尚无时方之说。至金元时期刘、张、李、朱争鸣于时，各于理论实践上 有所发展，但是论者认为四家如孔门诸贤， 各得圣人之一体，不能与仲景相抗衡。可见 仍无时方之说。直至明清间吴又可、叶香 岩、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诸家出，以治温热名于时，形成温热派，审证立方，坚决要跳出伤寒圈子，独树一帜，始有叶、薛时方之说，以与经方相对抗，影响于医学甚巨。所以，经方时方问题的中心，乃是伤寒方与温热方的问题。三百年来，争执甚大，个別的人甚至形成门户之见，宗派之争，自诩为经方派，谓时方为离经叛道，漫无法则。自矜为时方派曰经方派为抱残守缺，食古不化。其结果各抱成见，反而影响了医学的发展。

     经方是古代的医方，时方是后代新方， 它们是辨证存在的，没有古方不可能凭空出来时方。时方是经方的发展，经方是时方的基础，不能把它们绝对地对立起来看待。进一步讲，“伤寒论”的白虎、承气、青龙、 柴胡、真武等汤，是古经方，芍药甘草汤新加汤等，就是仲景新拟的方，在当时即是时方。但在今天看来，我们何尝不拿它当作经方呢？清代温热家如叶、薛等人，又何尝不用白虎、承气等经方呢？因此，我们应当运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经方与时方的问题。

     既然经方与时方，只是一个古今先后的关系，它只能是后者继承了前者的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经方与时方的纷争， 这与经方的流传经过有着密切的关系。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著于东汉未建安十年左 右，书成不久即行散佚，到西晋时经王叔和撰次，于是伤寒与杂病遂分而为二。然而流传仍是不广，即使像隋朝巢元方和唐朝孙思邈这样的医学大师，都很不容易见到。因为在巢元方的"诸病原候论"上，只在妇人三十六疾条下提到，“仲景义最玄深，非愚浅能解。”在伤寒门提到过仲景文章，但是征引不全，亦未提出于何处。可能是引自小品方的。.孙思邈著“千金要方”时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其时，孙氏当未能见到仲景经方，直到孙氏晚年著“千金翼方”时，才获得“伤寒论”传本，收入九、十卷中。可见仲景所遗的经方，由于疗效卓异，为人所珍，以致秘而不传。像巢氏、孙氏这样的博学，犹未能获见全貌，一般医家可想而知，以致梁七录上说：“张仲景辨伤寒十卷，亡。”实际上十卷“伤寒论"幷未亡。著录上说亡，是 因为流传极秘极少，外间若干年绝无所知， 所以认为是亡了。"金匮要略”的流传更晦。除巢氏病源有所征引外，在唐王焘“外台秘要”上征引了若干条，提到引自“伤寒论”， 这或是未经王叔和撰次的原本亦未可知。他书未见有提到仲景这部分杂病论的。“脉经”虽有”伤寒“”金匮”内容，但流传亦不广。直到宋朝翰林学士王洙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后经林亿等厘定为现传世之"金匮要略"，而与林亿等校正之“伤寒论"幷行于世。然而由于这两书文辞古奥，当时医人多未能读。所以当时有人感槪地說：“医家但知有活人书，不知有仲景‘伤寒论’。” 直到金时成无己注解始有人读“伤寒论"，至明清医家注疏“伤寒论”者，不下百余家。而注"金匮"的，由明初赵以徳起，后亦有若干家。墜失千余载的经方之学始得复显于世。经方的优点是充分发挥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制方法度谨严, 无一药不切合病情，无一方不合于法则，不但能充分发挥每一药物的作用，同时亦于配伍上发挥了集体的作用。一味药的加减或药量的更动，就发生了全局的变化，使方义治疗都不相同了。例如桂枝汤加桂去桂治疗就变了，加倍芍药的量，再加胶饴糖一味就变成小建中汤，不治表而治里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以皇甫谧首说："仲景垂妙于定方。"（晋书皇甫谧传）陶弘景说“惟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本草经序例）可以设想仲景当时所见的古方亦不可能都是好的，他一定有所取择，同时又有所发展， 所以他的医方才能具有很髙的水平，不幸是由于疗效高被人秘而不传，几乎失墜，使他这部分宝贵遗产未能得到正常发展，而与时代脱离了。尽管经方法度严明，神妙髙超，但是后世的疾病有若干种却非经方所能医治，这是经方的局限。

     时方之称虽然起之甚晩，但是其来源很远。我们知道，仲景在著“伤寒杂病论”时是"勤求古训，博釆众方"的，他博采后经过一番抉择，并发展了若干成熟的经方而成。在他的这部著作所录的经方以外，还有不少流传的医方，这些医方当时决不会因为有了 “伤寒杂病论"就都消声匿迹的。相反地由于“伤寒杂病论"为人秘而不传，而世人熟知的却是这些医方。这些医方流传于世，对祖国医方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看葛洪的"肘后方"及"千金"“外台“等书所引的华陀、范汪、许仁则，小品、古今录验等方，其中若干都有滙葯成方不合仲景法度 的。及至两宋刋传的和剂局方、圣济、圣惠诸方，就有若干药味庞杂，漫无法纪。金元以降，新方愈来愈多，其水平很高的却很少。及至明清间，注“伤寒”“金匮”的多, 有人读仲景书了，但在实践方面早已给时方打好了很深的基础，成为时方的世界。时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继承了历代方书的成就。解决了不少经方所不能解决的后来临床上的复杂问题和新的问题，例如经方只能治疗风寒外感而于风温客邪就不能解决；邪热深重发生痉厥后在当时经方的条件下，是很难医治的，遍观经方，只有大承气汤是清热降火力量最强的方剂，所以在“伤寒论"和’ “金匮要略"上都提出热扰神明的初期急用下法，其实幷不是很理想的方法。但是这病在时方家看来，紫雪丹、牛黄丸便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总要比大承气汤有把握得多， 这是时方的优点。例子很多，不胜枚举。但是，经方的法度严明、疗效卓越的优点，时方幷未能完全继承下来。例如桂枝、麻黄、 柴胡、承气等方，药味一有移动，方义立变，治疗亦就不同，而且只要对症，效如桴鼓。后世诸方，幷不能具有这些优点。药味庞杂全无法度的不谈，即如最著称的，如补中益气、四君、四物等方，主药删去一两味 仍可发挥原方的作用又如时方中最著名的银翘散、桑菊饮二方，四味主药对换，仍可治疗其病，可见时方的制方法度是不够严整的。而经方麻黄汤、桂枝汤的主药却绝不能对换。这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经方是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典型，但它与时代脱了节，时方真能解决若干具体的新问题，但它有若干地方够不上严格的要求。这种铁一般的事实矛盾, 明明摆在这里，哪会没有经方时方的纷争。

     经方时方，都是祖国医学在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宝贵遗产。我们应当全部继承下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认识它们，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来使它们合流，产生出既完全具有高度辨证施治法则，又内容丰富、能够解决众多实际问题的医方来。这样就使经方时方之争,变为相互取长补短的合流，使祖国医学向前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