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三兔共耳的文化寓意

敦煌莫高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中,最为大家熟知的便是莫高窟407号窟“三兔三耳”旋转有趣的图案。三兔图现在是世界上未解之谜之一。三只兔子在往同一个方向奔跑着,耳朵始终连在一起。彼此永远追不到对方,却又接触着对方。三兔图不仅仅存在佛教也存在世界各个宗教之中。这三只兔子代表的分别“前世”“今生”与“来世”。就像那三只兔子耳朵接触着一样,互相联系着的前世、今生与来世,与“因果报应”“因果循环”“生死轮回”之说相契合。另一分析讲道:“三羊开泰”中的“三羊”是“三兔”的创作原形,其寓意即为“三羊开泰”,借此表达出吉祥亨通的美好祝颂。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创作者绘成了“三兔”而非“三羊”,要解释这一问题要从该图的创作背景人手。

关于三兔共耳纹的来源和寓意，学界长时间以来颇有争议，莫衷一是。在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苏·安德鲁等人在《连耳三兔的神圣旅程》中列举了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的三兔纹样，认为三兔共耳纹样是世界性图案；张卫、彼得·拉斯穆森在《佛教中的连耳三兔图像》中介绍了数量可观的连耳三兔和四兔图像；大卫·辛马斯特提交的论文《三兔、四人、六马及其他装饰图案》，介绍了12世纪至19世纪出现在中国、日本、印度的和三兔共耳纹相关的图像。但客观而言，以上几篇文章仅仅关注了三兔藻井纹样出现的地点、时间和造型等方面，并未涉及其渊源、文化意蕴和传播路径。在2008年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胡同庆对三兔共耳纹样的造型、构图和美学特征进行了全面剖析。2016年，林·格里夫斯、苏·安德鲁和克里斯·查普曼合著的《三只野兔——好奇的关注》(TheThree Hares: A Curiosity Worth      Regarding)一书，系统整理了世界各地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三兔藻井纹样，并判断这一纹样或许受到粟特或萨珊的影响，但文章并未深入论述这一观点，也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佐证材料。

隋代的三兔纹和莲花纹是作为整体同时出现的，合为一体即为三兔莲花纹。“月中有兔”之说很早便在中国流传，战国时期的典籍《归藏》中就有恒娥(嫦娥)奔月的记载，东汉高诱在《淮南子注》中指出嫦娥是后羿之妻。嫦娥奔月的神话在中国有众多版本，体现了先祖的星辰崇拜思想。杨子云在《长杨赋》中说:“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李善注引韦昭曰:“玉衡，北斗也。”古人认为北斗的斗柄三星即为玉衡之精，而玉衡在星相学中为“兔”之表征。在这种文化语境下，藻井中出现了三兔这一特殊纹样。虽然人们在莫高窟还未发现直接以星象为题材的藻井装饰图样，但莫高窟早期洞窟壁画中已经出现了星象图像。同时，在中原地区，星象图像和覆莲纹样广泛出现在墓室藻井中。因此，隋代三兔莲花纹样和北朝壁画中的星象纹样、墓室藻井中的覆莲星象纹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佛教空间中出现的纹样应与佛教有关。佛经中有兔子舍身供养的故事，如《六度集经·兔王本身》《菩萨本缘经·兔品》等。相传佛主乔达摩·悉达多在成为佛陀之前，曾投生为兔，并成为兔王，为了救助一只误中猎人捕兽器的同类而牺牲了自己，后护法神将这只慈悲的兔王护送至月宫中供养。《大唐西域记》卷七中也记载了相同题材的故事，“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轮，传乎后世”。“月中有兔”的传说流传广泛，可谓遍布世界各地。佛教石窟空间内的重要图案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佛教教义被重新释读，与政权统治和现实生活需求相结合，与中国本土传统神话故事和神仙思想相结合。中国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审美需要来表现佛国世界，佛教理念与某些道仙思想不谋而和，因此佛教石窟中出现了墓室壁画中常见的道仙思想内容。如莫高窟西魏第249、285窟和甘肃高台魏晋墓3号墓、甘肃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5号墓，无论空间布局还是壁画表现的思想内容都非常相似，可见墓葬、宫室和石窟建筑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西魏第249窟和第285窟中有东王公、西王母、风、雨、雷、电、朱雀、玄武、兔头羽人等中国传统神怪形象，异兽神像均为举臂蹬腿腾跃之状，处于守护者的位置，整个洞窟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神秘气息，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反映了古人宇宙认知观念与印度传来的佛教宇宙认识论的交融。然则，为何三兔共耳纹样在隋代中后期非常流行?笔者认为这应该与隋代石窟三世思想流行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通过考察莫高窟石窟艺术，我们可以发现，窟顶藻井纹样同窟内的壁画和塑像是一个整体，共同体现了洞窟的造窟思想。例如隋代第292窟和第427窟的布局有相似之处，窟中都塑有三佛，贺世哲认为这表现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佛主题思想。值得关注的是，与三世思想相呼应，藻井中心都有三兔共耳纹。三兔共耳纹样中的三兔通过耳朵彼此关联，浑然一体，似乎表现了三世思想主题，三兔分别象征前世、今生与来世，三者循环往复，互为因果[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