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考古之二十三·仓颉造字

·知识考古，剖析“常识”中的思维和逻辑谬误·

一

相传我们的汉字，是一个叫仓颉的人创造的。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意思是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看到鸟儿呀、兽儿呀，在地上留下的爪印蹄印，知道它们都有自己的纹理以区别于其他事物，受到启发，决定用符号表示万物，第一个创造了文字。

这种说法可信吗？显然不可信。考古发掘证明，仰韶文化中晚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根本没有文字。何况那时还是氏族部落时期，国家还没形成，史官子虚乌有，黄帝不可能享受后来的天子诸侯们的待遇：走哪里屁股后面跟两个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仓颉是在黄帝死了两千多年后，在战国的典籍中突然冒出来的。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不仅没有仓颉，连黄帝都没有。也可能是战国以前那些对黄帝和仓颉有记载的文献统统毁掉了，只留下了传说。当然，这事在没有新的证据前，谁也说不清楚。

现存最早记载仓颉事迹的文献是战国时荀子的《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文中“壹”的意思是用心专一。整句意思是：当时致力于创造文字的人很多，而只有仓颉创造的文字流传下来，因为他用心专一，创造的文字自然就比别人的好。

在文中，荀子并不是专门记载仓颉造字这件事的，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励志的案例，劝告世人做事要用心专一。至于荀子提到的仓颉的事迹来源何处，他自己没有交代，我们也无法考证。荀子的说法显然跟许慎不大一样。许慎的意思是说，世上原本没有文字，是仓颉灵机一动，拍脑袋发明的；荀子的意思是，当时创造发明文字的人很多，但只有仓颉创造的文字流传了下来。

荀子的观点显然比许慎的合理。创造文字这事，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在那里用功，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完成的。一种文字从初创走向成熟，会有一个选择淘汰、约定俗成的漫长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某一个人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在“好书者众”的情况下，仓颉可能对文字进行过较系统的整理，影响比较大，久而久之，大家就把所有功劳都归之于他，最后成为一位传说哥，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我们那些习惯于圣人崇拜的祖先们，显然不大喜欢这种合理而无趣的观点，于是，一场长达几百年的造神运动开始了。仓颉造字，在《荀子》里，是“好书者众，而仓颉独传”；在《吕氏春秋》里，是“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在《淮南子》和《论衡》里，仓颉不但作书，而且变成了“四目”，就是有四只眼睛；到了汉代纬书之中，仓颉成了接受了天书《河图》《洛书》的启示才造出字来的圣人；道教产生以后，仓颉被尊为“仓颉先师”、“仓颉至圣”之类，终于堂而皇之地成为教中的俗神了。

与此同时，民间也没闲着。人们为仓颉编造了生平事迹，找到了出生地，假想了造字过程，设置了造字地点，修建了祠堂碑亭，还举行祭祀活动，把这个纯属传说中的人物，演绎得活灵活现。

这个过程中，最有趣的是对文字的神化。《淮南子·本经》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造出了文字，对人来说，是大好事，为什么竟引得“天雨粟”“鬼夜哭”？古代现代，有不少说法，唐代张彦远的解释最有代表性，也最符合《淮南子》的思想。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解释说：

意思是说，仓颉有四只眼，可观察天地万物，阴阳变化。“垂象”，语出《易经·系词》：“天垂象，降吉凶，圣人象之”。即，上天通过万物变化之象，显示祸福吉凶，圣人通过物象，去把握天意。仓颉仰视上天所显示的物象，察知了其中的隐藏的奥秘。于是，他从乌龟背上的花纹得到启示，创造了象形文字。

这等于是说，象形文字，不仅是模仿了万物之形，而且还隐含着上天神机。换句话说，仓颉在文字中泄露了天机，所以，上天知道再也不能隐藏自己的奥秘了，下起了粟米雨；鬼怪知道再也不能隐藏自己的形迹了，夜里失声痛哭。

二

文字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际工具，而且是一种辅助的交际工具。由于被认为包含了宇宙变化、世事吉凶的重要信息，汉字又成了天人之间的沟通工具——研究文字就可以把握天机。这样，在我国古代，文字的功能得以无限放大，并因此产生了文字崇拜。

文字的发明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显示了先人的智慧，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对文字的创造者产生崇拜之心，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由崇拜造字的祖先，发展到崇拜文字本身，类似于从崇拜发明计算机的人，转变为崇拜计算机，就显得有些荒谬了。

文字崇拜的结果，催生了一门古老的学问：测字术。又叫拆字术、相字术。

汉字是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方式创造出来的文字系统，分析汉字的结构，确实有助于理解它的意义。比如双木成“林”、口鸟为“鸣”、江河皆从“水”、感情都有“心”之类。这一点都不神秘，因为造字的人就是这样观察和思考的。

我们也可以从汉字中去探索其中隐含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社会状况等文化信息。比如“家”，甲骨文写作：

由房子和猪组成，可看到农耕民族生活中猪的重要性；“妇”，甲骨文写作：

一个女子拿着一把扫帚，可推知女主内的风俗。但这也不神秘：造字的人当然会把自己的生活和时代特征带进去。

然而测字术并不是要理性地分析文字的结构，把握字义，而是要极力对文字进行神秘化，要从中发现宇宙、社会和人生的重大信息。术士们的理论根据就是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

测字术通过拆合字体结构，加减汉字笔画，通过象形、会意、谐音、假借，引入五行、八卦、占卜等手段，与现实中的人和事进行比附，进而推断过去未来，预测吉凶祸福。牵强附会、模棱两可、唯我所用是其特点。

测字术产生后，大致有两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发展方向是把文字神圣化，侧重于从字的拆解中，探知自然社会运行的法则，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说，晋国和楚国交战，楚军大败晋军。楚将潘党向楚王建议，用晋军尸首建一座高台，作为武功的纪念。楚王说，“止戈为武”，真正的美德是通过战争求得安定和平，而不是炫耀武功，还举了大量的典故来说明这个道理。“止戈”，就是“武”这个字中包含的玄机，从测字中得到的启示。

但事实上，楚王的拆解方式不过是唯我所用而已，跟造字时的思维毫不沾边。甲骨文“武”写作：

上面一个戈，下面一个“止”，但“止”的本义是脚掌。“武”，表示持武器奔跑作战的意思，并没有停止战斗的含义。

对汉字神圣化作出杰出贡献的是汉代的董仲舒。他是“天人感应”的提出者，也是把儒家宗教化的大师。他的特点是，认为汉字是天人感应的结果，在汉字中处处包含着儒家义理，即“天理”。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董仲舒解释汉字时，不惜牵强附会，跟汉字本身的造字逻辑背离了十万八千里。比如，他说“王”字：

意思是：“王”字的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竖表示天地人的贯通。能贯通三者的，就是王。但实际上，“王”的甲骨文写作 ：

“王”的金文写作：

都是带柄的斧钺的形状。上古时，斧钺代表权力，“王”就是执掌权力的人。董仲舒没见过甲骨文，把王解释为参通天地人的圣人，不过是他把自己的观念附会到这个字上而已。

再比如，他分析“忠”和“患”：

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生也。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第五十一》）

一心一意，谓之忠诚；三心二意，便生祸患。董仲舒的用意很明显，宣扬忠君是天道。而事实上，忠字上中下心的写法，表示公正、不偏心，而不是用心专一、忠诚；患的最早写法是金文：

人在家里生病的样子，本义就是生病，而不是不忠招致的祸端。即使后来篆书写成：

上串下心，也是表示生病卧床、亲人感到忧虑的意思，并不是用心不专一的意思。

后来的儒学家也继承了董仲舒的传统，用测字的方式，为儒家学说服务。比如，汉代的官方哲学《白虎通义》中，对“夫妇”是这样解释的：

这里用的是极不靠谱的谐音法。说“夫”的意思就是扶持，“妇”的意思就是服从，目的是想说明，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伦理秩序是天赋理念。事实上，“夫”的象形字是：

一个人头上插一根簪，表示成年男子；“妇”的象形字是一个女人，手持扫帚。这两个字根本不是谐音法造出来的，更没有《白虎通义》中的意思。

测字术的第二个发展方向是把文字神秘化，运用测字来算命。通常的方式是对某人的姓名或者对某人写的某一个字，进行拆解或者笔画加减，来预测吉凶祸福。

测字算命，大致产生于汉代。汉代是个图符谶纬盛行的时代，在光武帝刘秀的提倡下，迷信愈演愈烈。测字，也从早期文人对天人感应的附会，向算命术演化；从官方文人垄断，向民间术士扩散。

测字算命术走向兴盛，是唐宋时期。据说唐代作《推背图》的李淳风、袁天罡就是测字高手。宋代的谢石在以测字算命为业的人中，被尊为祖师爷。

相传谢石一次路遇微服出巡的宋徽宗。徽宗在地上先写了个“一”，再写了个“問”，请他拆解。谢石说，一字横于土上，就是个“王”，而“問”，左边看是个“君”，右边看也是个“君”，因此，一定是君王驾到。他马上跪在地上请徽宋赦免自己不知之罪，惊得众人瞠目结舌。

历史上有很多测字算命的故事，讲得神乎其神，这里就不多说。历代也留下了不少测字算命的著作，把汉字神秘化推到了极致。大抵人都有提前预知命运的欲望，所以测字算命流行不衰。

现代网络兴起后，测字算命大有发扬光大之势，几乎所有算命网都提供在线测字服务。好多人给孩子起名字，给自己看运程，都喜欢到网上去测一测。近一二十年，还发展出一门叫做“姓名学”的学问来，涌现了不少“大师”，专为人排忧解难，而且出了好多本专著了，笔者就在新华书店里观赏过。

三

文字产生后，最初一定是控制在少数有权人的手里的，比如贵族阶层、祭司阶层。由于文字不仅担负人际交往的职能，而且也担负人神沟通的职能，——比如我们的祖先就把文字刻于龟甲上占卜，所以这些文字的早期使用者，不约而同地宣称文字是神造的，可以通灵，而他们就是掌握着通向灵界的钥匙的人。

古埃及人最初的象形文字称为“古体”，像我们的甲骨文一样，也宣称是神造的。古体后来变得古奥难写，于是僧侣和书吏们在古体的基础上，相继创造了“僧侣体”和“世俗体”两套文字系统。相当于我们的金文、篆文之类。

文字简化本来是历史趋势，目的是方便掌握和交流。可是埃及的僧侣和书吏们想，文字简化了，你们普通民众都轻易掌握了文字，我们这伙人靠什么吃饭？如何维护我们的权威和地位？所以，他们故意把文字弄得晦涩难懂，增加掌握的难度，以垄断文字的使用权。结果是，到希腊罗马统治埃及的时期，能释读和使用象形文字的人全埃及也找不出几个来，最后不得不抛弃象形文字系统，采用拼音化的科普特文字。

埃及的僧侣和书吏们利用文字装神弄鬼，实属螳臂挡车。社会发展，文化下移，文字垄断被打破是必然的。就中国来说，西周时代，“学在官府”，官方和士大夫们把持了文化和教育；到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学在四夷”，私学兴起，受教育的平民越来越多，文字的使用权处于失控状态，无疑对士大夫阶层的权威形成了挑战。

在无法垄断文字的使用权的情况下，牢牢垄断对文字的解释权，就成了士大夫维护自己权力的一种策略。发明测字术，对文字进行神圣化和神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其目的是完成士大夫的自我神化。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即使你识字，因为无法识破文字中所包含的“天机”，仍然处于精神受支配的地位。

黑格尔曾经评价中国的汉字说：“这种文字是为一个民族的极少数人、为那些占领精神文化的专门领域的人保留的。”黑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字文化中包含的专制主义性质。汉字结构复杂，难写难认，非刻苦学习、专门训练无法掌握，在教育极其落后的古代，很轻易能就把一般无闲无钱的民众排斥在精神文化领域之外。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亚里士多德说“语言是有意义的声音”，在汉字系统中，决定文字意义的关键因素不仅有读音，还有字形。圣人们告诉我们，一个字在表层的含义之外，还有深层的字形含义，非圣贤不能释读，非术士不能掌握。这样，垄断了文字解释权的少数人就实现了对精神文化制高点的占领。

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字崇拜终于被打破，大批知识分子疾呼，汉字应该拼音化。表面上，拼音化的提倡者针对的是汉字难写难认、速度和效率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实质上，他们更深恶痛绝的是汉字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和专制主义，表达了对民主、平等的诉求。钱玄同尖刻地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鲁迅也揭露：“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观点确实有些片面偏激，但在当时反封建的历史语境下，还是有一针见血的意义的。

从书写效率角度说，汉字是否拼音化在计算机时代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清汉字崇拜背后的真相，排除传统汉字文化中所包含的神秘主义因素，把汉字还原为辅助交际工具的本质功能，让汉字自然地发展。我这样说，可能一些搞文字学的专家教授会不高兴。

我有次去参加一个著名出版社组织的高校中文教材研讨会,几个介于著名和非著名之间的教授在会上大声疾呼：中文教材一定要使用繁体字！他们认为繁体汉字是世界上最神圣、最优美的文字，简体字既破坏了文字的优美，又破坏了繁体字中的文化信息，轻了说叫毁灭文化，重了说叫亡国灭种，实在是罪不可赦！——当时，我想起了古埃及那帮僧侣和书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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