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照“五十知天命”--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1984年，田东照在吕梁地区文联任文联主席）

田东照微微一笑说：“我年轻时，也不信命，算命是耍哩，说了高兴高兴，乐一乐。可相信自己生了三头六臂，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拳打脚踢，无所不能。他觉得好家伙，世界就是我的，我想办个什么事情都能办成。充满理想，充满崇高的志向，可不知道要咋了。可年龄越大，人生阅历越丰富，碰得钉子多了，经历的挫折多了，才明白年轻时的狂妄和浅薄。人到了晚年，回过头来回顾他的人生经历，就会感悟到一些东西。再一看，一总结，嘿嘿，哪有人定胜天一说，全是受命运摆布。命运把你摆到哪个边就是哪个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算不如天算’，都是对命运的哀叹。”

田东照又说：“青少年一般是不相信命运的，他不懂这东西。都是上了岁数才相信。你说这也奇怪，为什么上了岁数才相信？我们民族几千年尊崇的孔圣人，也是到了晚年，说‘五十知天命’。”

对人生的回望产生感悟。田东照在与我的交谈中，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对命运无常的慨叹：

“我的人生之路，划了个圆圈带有一个柄，和那个羽毛球拍差不多。大学毕业留校，我是非要回基层回农村，从这个柄上转回去，兴县、离石转了一圈，十八年后转回太原，又回到这个柄上了。……命运安排你一步步还要到大城市来。人都是跟着命运来的，你不承认也不行。”

田东照几十年笔耕不辍，“河魂系列”和“官场系列”写下数百万字的作品，称得上著作等身。然而总是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差一些火候，每次在正要叫红的紧要关口，突然就遭遇风向逆转：《长虹》是因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发生变化；《龙山游击队》是因为中日友好，不计前嫌；《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是因为宗派斗争；《跑官》、《买官》等又因为主旋律和社会效果的两律背反……用田东照自己的话说：“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田东照问我：“你说我的创作之路，称得上曲曲弯弯，坎坷多变了吧？老田命中没有，你就是怎么使出浑身解数，也是个赶不上趟。”田东照讲述的创作经历，使我不由得联想到历史上那个周人“三朝不遇”的典故。

庄子在《德充符》中，对命运概括为这样一句话：“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命，是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又现实地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现象的称谓。或者把庄子的句式稍作改动，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话：“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则谓之命。

（1993年底，我和田东照都搬进了新竣工的作协宿舍七号楼。他住三楼，我住二楼，楼上楼下，远亲不如近邻。田东照仿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上的一句台词，笑着说：“隔着楼板我们是两家，打通楼板我们就成了一家。现在不是时兴楼中楼复式建筑吗？”）

我问田东照：“你算过命没有？”

田东照说：“我大学毕业前，面临分配的时候，第一次到五一大楼背后去算命。那张卦纸我原来一直保存着，后来找不到了，丢了。我算过几个，好像就数这个算得准。基本准。五一大楼后面摆得不少卦摊摊，那时还允许，至少不制止。其中有个老头，拿着根绳绳，量手的尺寸。根据你的尺寸，几寸几分，那是一种很特殊的算法。以后再没有见过。那人算我，你六亲骨肉无缘，你父亲母亲双亲不全。一开口就把我说愣了。我母亲是61年我复习准备高考时去世的。我父亲死得更早。我的大舅、姑姑、姨姨，在我上中学、上小学的时候就死了。我记得给我算得是：少年好学，功名之格。少年好学这不需要解释。功名之格，就是功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啊呀，我说我现在连学校也考不上，不上学。他说，你哄我，你绝对不可能。他还算……能成功……什么名扬四海。能成功不是这么说的，名扬四海是原话。反正是，能成个名人吧。也不能说错。还算什么五十岁以后就高楼大厦，功业建成。我五十一来得太原，住上楼房了，还不是高楼大厦？六十年代，还很少楼房，有也都不高，山大的教学主楼也才四层。他算你高楼大厦，至少说你不是农村生活吧？四十年前算的卦，可以说已经验证了吧。对，还说到写文章，说你是文人，而且有名，名扬四海。三百六十行呢，人家说的就是这一行。他量了那个尺寸，就按这个尺寸找卦辞。卦辞写了那么一张纸。多少尺寸，有一个对应的卦辞。有的卦辞叫‘龙凤之骨’，龙凤之骨就高贵了。我是叫‘清高之骨’。说我清高，文人清高，那时我还是个学生。他给你预测了几十年后的命运。我有个同学，不在山大，我们一个中学和我一起考到太原的。他就忌讳算命，不敢算，说算命不好，算的不好，结果算出来他就是不好。他怪怨我们，我说不算不算，你们非让算，算出来……我们说，那是客观存在，你要相信它的话，不算它也存在的，你还有个思想准备；你要不相信，那算和不算一样了。后来那个人，家里这个事那个事多了。那老头不是光说好听的，讨人欢喜骗俩钱。他那是死的，按量下的尺寸对上‘龙凤之骨’你就高贵了，像我‘清高之骨’，就是搞学问，清高文人。像我那老乡，他就不知道对了个什么骨，那么差劲。”

也许，人们在生存境遇中，遭遇了太多的不测和变故，就会身不由已地陷入宿命论的泥淖。急来抱佛腿，有病乱求医。费尔巴哈说：“什么地方数学上的确定性宣告终结，什么地方神学便宣告开始。”人们对于落在头上的“命运”不可解释，便使“命运”永远罩上了神秘的，莫测幽深的黑色袈裟。剧作家曹禺在为剧本《雷雨》作序时，不无惴惴地吐诉内心的惶惧，冥冥之中，似有一个不可知的、巨灵般的“命运”，俯瞰大地，君临尘间。

田东照谈他的人生经历时，多次使用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这大概是田东照对自己文坛和官场两条道路的总结。田东照明白当官与搞创作之间的矛盾，田东照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心理活动：“我如果是个行政干部，那我肯定在乎一官半职，它和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挂着钩，怎么能不在乎？可我是个搞创作的，我觉得成了名成了家的话，比当那个官好。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那作家头上是带着光环的。你一个省长、省委书记，出了你这个省，还有几个人知道？可赵树理、马烽，天下谁人不识君？我愿意这么干。我兴趣在这方面。对当官我没有兴趣。”

然而，田东照无意当官却是官运亨通，有意为文却总是达不到心中的预期。

（《人物》2010年五期，刊登了我“山西作家人物”系列之三：《命在右，运在左——田东照官场文坛双轨迹》）

田东照还给我讲过他在隰县小西天算命的事：

“前四、五年吧，我去了交口，他们告我说有个算的准的，就在上小西天路的下面，摆了个卦摊。那天是副县长领着我们去的，没有找到。后来又返回县里，在县城里找到了。在一个什么单位的院里坐下，说你给算算哇。他拿了副扑克，让你鼓捣扑克，他给你算。他问我，你要算啥了？我说，我过去有工作，现在给人看门房了。看门房也担心哪天人家不要了，我连饭也吃不开了。他说，你这人，你的职位比县委书记高，还说不定是省里领导。我说，可绝对不会，我是看门房的，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担心吃不开饭。他说绝对不可能，他不相信。人们起哄说，你可说对了，你知道这是谁？这是咱们省的田副省长。你不看电视不看报？说得那人害怕了，不敢说了，并推说有事匆匆走了。没说多少，但人家这个看对了，绝对不是看门房的。不管有权没权吧，副厅级总比县委书记要高。”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着“信命”的倾向。“听天由命”就是这一倾向的文字表达。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根植于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中，恐惧与希望交织，使人无奈地将自己交付于命运。

几千年农耕文明形成的意识积淀，更概括为一个词：“看天吃饭”。

（1999年，田东照夫妇在杭州中国作协疗养基地）

我与田东照的交往，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1994年，我面临着一次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忧心和焦虑缠绕着我。四月份，我还因为心脏问题住了一个月医院。

我说不清田东照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夏日里的一天，田东照对我说：我领你去认识一个人。

田东照介绍我认识了“李先生”。田东照向我介绍说：“李先生原来也在县里，我一个老乡介绍的，算得几个事也都挺准。有一次，我那个老乡在他叔父家里，叔父和他的个同僚，关系比较好，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吧。他们在那里坐着，这时李先生来了。老乡介绍这是李半仙什么的。那个人就说，那李师傅你给咱看看。他看了以后，说，你近时有些问题了，在官场上会遇到些什么事呢。那人笑笑，不以为意。李先生走后，那人说，我正春风得意呢，又提了一格，我的任命书也已经打好了，任命马上要下来。过两天，出问题了，任命书下不来了。就在任命要下来的时候，有人告状，把他弄住了。不但没有提，好像还查办了。老乡和我说了这事，我说这人厉害，咱们见见。就挂起钩来，认识了。李先生后来调回农牧厅，分到农校工作。这个人人品不错，踏踏实实的，不是那种蒙人骗人的人。”

我随田东照来到河西的农校。

在李先生的办公室，他让我随便写个字，于是，我写了个“工”字。

他问我测什么？

我说测工作。

我正为工作的事，有些举棋不定：由于与焦祖尧发生冲突，下一步是得过且过混日子，还是改换门庭开辟一块新天地。

李先生盯着“工”字，很看了一阵，然后说：“工”字上出头，是一个“土”字，脚踏实地，工作就能称心如意。“工”字下出头，是一个“干”字，也还能凑合着干下去。现在是个“工”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说明你为工作上的事，心正悬着。正思谋着出路。

我心一惊：是不是田东照给他透露了什么信息？

李先生继续说：“你写的‘工’字，天上一横，地下一横，中间困着顶天立地一根棍，说明你现在的困境是因为你性子太直。”

一时间，我真有些被李先生说懵了。事后我问田东照：“是不是你介绍过我什么情况？”田东照说：“没有没有，我们也有些日子不见面了。”

这就有点神了。

我问李先生：“你测前景如何？”

李先生说，“你的工作面临一次大的变动。”

李先生的测字，当然是说准了。事后，我也做了很多分析判断，把这一现象给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解释。但是，人的思维真是匪夷所思，这次测字对我的命运还是产生了“误导”，形成1995年我与焦祖尧的分道扬镳。

（我与田东照之间，可以无话不谈畅所欲言。1994年的一个夏日，田东照向我介绍了一本《姓名学新编》：姓名学是古代测字术的一个分支，经过后人补充整理，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五格剖象法为日人首创，渐流行于日本、东南亚，后传入我国）

后来，李先生到田东照家做客，因为我与田东照楼上楼下，田东照陪李先生也顺便到我家里坐坐。那次，李先生谈到住宅风水。

我们党组当年审核设计图纸，仅仅从结构布局的有效实用出发。比如，大厅小居室，客厅是公共活动空间，所以要求设计得宽敞；卧室只是睡觉，没必要搞得很大。卫生间是设计成里外套间，这是针对早晨特殊时段，洗漱和解手互不干扰；厨房移到晾台上，把原来的厨房空间就可改为餐厅等等。李先生在我家里参观一圈，却从住宅风水的角度，提出了不少问题。他说，大门直对书房，没有悬关或照壁隔断作为缓冲，使得邪恶可以长驱直入横冲直撞；卫生间应该设在整个布局的侧旁，不能居于住宅中央，使肮脏之气淤塞其中不易扩散；卧室正对厨房，难免烟熏火烤饱受煎熬之苦。我在装璜家时，在客厅与餐厅之间，做了一个博古架。在博古架的侧面，挂了一个被郭沫若称之为“东方维纳斯”的大同华严寺的菩萨像。李先生特意叮嘱：一定要把这个挂件从博古架上取下来。李先生没有做任何解释。李先生说：房屋结构已经无法改变，但是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李先生说：田主席家处理得就比较好。田东照家装璜时，在客厅与卧室之间，安装了一道铝合金推拉门，无形之中就起到屏障作用。田东照是把博古架做在厨房与卧室之间，又解决了或者至少是减弱了“煎熬”问题。……

我当时没作任何改动，一是出于懒得动，二是也没太重视，只是把那个菩萨挂件取了下来，换成另一件装饰。但是，李先生的这些话，当我后来“下海”饱尝沧桑沉浮的时候，成为巨大的阴影，一直萦绕笼罩在心头。

田东照对我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单程车票，容不得回头重来，也买不下后悔药。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选择和取舍。宁信其有，莫信其无。徒劳无益地做一万次预防措施，事情没有发生不怕。就怕万一碰上一次，你猝不及防栽了跟头。人的命运经不起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