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实录（公历2020.01.26，农历正月初二）

上期回顾：解密中医古籍：宋·赵洁·太医院《圣济总录》之庚子岁图、伤寒疫疠！

张锡纯语铭

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

坎坷无碍胸中阔，遭际常怜国运艰，

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

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撒大千！

2月2日

寻病探源，辩症论施；瘟疫之毒，随呼吸之气传入，先入于肺，心与肺同居膈上，且左心房之血脉管与右心房之回血管，又皆与肺循环相通，其相传亦甚容易。而此症不者有者，因有包终护于心上，代心受邪，由包络下传三焦经，为于手厥阴经，少阳脏腑之相传，此心所以不易受邪也，愚临证二十佘年，仅遇一妇患此症，为拟此方′服之而愈。予留此方！

方剂名曰：护心至宝丹温疫自肺传心，其人无故自笑，精神恍惚，言语错乱，

方用：生石膏30g，捣碎，人参，犀牛角，羚羊角各6g，朱砂0、9g，研未，牛黄0、3g研未，将前四味共煎汤，送服朱砂，牛黄未。此症属至危之候，非寻常药铒所能疗治，故万中多用珍异之品，供其宝气以解入心之热毒，瘟疫之毒未入心者，最忌用犀牛角，而即入心者之后，犀角又为必须之药！

张锡纯老医师，在治疗温疫病情中，留给我们中医学界，多么珍贵的经验方案！我们中医人应慎心切记，以备急用，不可临时人亊急乱，束手无术！

2月7日

方二：清凉华盖饮，张锡纯经验方，肺痈者，肺生痈疮，今人谓肺癌。然此症肺中成疮者，十之一二，肺中腐烂者十之八九！故治此等症，若葶苈，皂角皆猛烈之药。古人虽各有专方，实不可造次轻用！而清热解毒，化腐生肌之品，在势所必需也。甘草为疮家解毒之主药，且其味至甘，得土气最浓，故能生金益肺，凡肺中虚损，腐烂皆能愈之。是以治肺痈便方，有单方用生甘草120g煎汤，频频饮之者。而西人润肺药水，亦单用甘草制成者，特其性微温，且具有壅滞之意，而用其知母之寒滑，则甘草虽多用无碍，且可以借甘草之甘温，以化知母之苦寒，使之滋阴退热而不伤胃，丹参性凉清热，色赤活血，其质轻松，其味微辛，故能上达於肺。以宣通脏腑之毒，血郁热而消融之。乳香，没药同为疮家之要药，而消肿止痛之力，没药尤胜，故用参以赞丹参而痈疮可以内消。三七化瘀解毒之力最优！且化瘀血而不伤新血，其解毒之力更胜，佐生肌药以速生肌。故于病之剧者加之。至脉虚者，其气分不能运化药力，方虽对证无功，又宜加以人参，而犹恐有肺热还伤月肺之虞也，是以又用天冬，以解其热！此方中张锡纯医门老前辈论语精辟，当今医道同门更应细参此篇，西人皆知以甘草之汁也制清肺之剂品，东人何不觉悟！悲哉！更有庸医，医理不明，施于误术，害杀患者于呼吸之间！莫道世间人不知，神目如電鉴分明！

百脉朝肺，五郁致肺所致，阳气不得宣泻，火侵肺经！

此文来源与通玄真人手稿实录。仅供参考！医者自悟！传承的都是即将灭绝的医学文化，中华民族的医学至宝！

以下部分节选自中医世家《医学衷中参西录》

张锡纯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少时广涉浓猎经史子集，读书之暇随父习医。1893年第二次参加秋试，再次落弟。此时张氏开始接触西医及其它西学。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张氏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遂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医名渐着于国内。1912年，德州驻军统领聘张氏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1918年，奉天设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氏为院长。1928年春，张氏携眷至天津，援徒并开业行医。组织中西汇通医社，传播学术。

张锡纯主张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学。而他在临床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疗效卓绝，屡起沉疴危证。张锡纯与张山雷、张生甫“三张”，为医界公认的名医。

《医学衷中参西录》

《医学衷中参西录》3书名。亦称《衷中参西录》。30卷。近代张锡纯著。初刊于1918至1934年间，共7期(相当于7个分册)。书中结合中西医学理论和作者的医疗经验阐发医理，颇多独到见解;并制定若干有效方剂。修订本分为医方、药物、医沦、医话和医案5部分*删去某些重复和讹误之处。名曰"衷中参西"，意在初步尝试沟通中西医学。

医方·（二十六）治瘟疫瘟疹方

2．护心至宝丹

治瘟疫自肺传心，其人无故自笑，精神恍惚，言语错乱。

生石膏（一两，捣细）人参（二钱）犀角（二钱）羚羊角（二钱）朱砂（三分，研细）牛黄（一分，研细）

将药前四味共煎汤一茶盅，送服朱砂、牛黄末。

此证属至危之候，非寻常药饵所能疗治。故方中多用珍异之品，借其宝气以解入心之热毒也。

瘟疫之毒未入心者，最忌用犀角。而既入心之后，犀角又为必须之药。

瘟疫之毒，随呼吸之气传入，原可入肺。心与肺同居膈上，且左心房之血脉管与右心房之回血管，又皆与肺循环相通，其相传似甚易。而此证不常有者，因有包络护于心上代心受邪，由包络下传三焦，为手厥阴，少阳脏腑之相传，此心所以不易受邪也。愚临证二十余年，仅遇一媪患此证，为拟此方，服之而愈。

医方·（六）治肺病方

5．清凉华盖饮

治肺中腐烂，浸成肺痈，时吐脓血，胸中隐隐作疼，或旁连胁下亦疼者。

甘草（六钱）生明没药（四钱，不去油）丹参（四钱）知母（四钱）

病剧者加三七二钱（捣细送服）。脉虚弱者，酌加人参、天冬各数钱。

肺痈者，肺中生痈疮也。然此证肺中成疮者，十之一二，肺中腐烂者，十之八九。故治此等证，若葶苈、皂荚诸猛烈之药，古人虽各有专方，实不可造次轻用，而清火解毒化腐生肌之品，在所必需也。甘草为疮家解毒之主药，且其味至甘，得土气最浓，故能生金益肺，凡肺中虚损糜烂，皆能愈之。是以治肺痈便方，有单用生粉草四两煎汤，频频饮之者。而西人润肺药水，亦单有用甘草制成者。特其性微温，且有壅滞之意，而调以知母之寒滑，则甘草虽多用无碍，且可借甘草之甘温，以化知母之苦寒，使之滋阴退热，而不伤胃也。丹参性凉清热，色赤活血，其质轻松，其味微辛，故能上达于肺，以宣通脏腑之毒血郁热而消融之。乳香、没药同为疮家之要药，而消肿止疼之力，没药尤胜，故用之以参赞丹参，而痈疮可以内消。三七化瘀解毒之力最优，且化瘀血而不伤新血，其解毒之力，更能佐生肌药以速于生肌，故于病之剧者加之。至脉虚者，其气分不能运化药力，方虽对证无功，又宜助以人参。而犹恐有肺热还伤肺之虞，是以又用天冬，以解其热也。

一人，年三十余，昼夜咳嗽，吐痰腥臭，胸中隐隐作疼，恐成肺痈，求为延医。其脉浮而有力，右胜于左，而按之却非洪实。投以清金解毒汤，似有烦躁之意，大便又滑泻一次。自言从前服药，略补气分，即觉烦躁，若专清解，又易滑泻，故屡次延医无效也。遂改用粉甘草两半、金银花一两、知母、牛蒡子各四钱，煎汤一大碗，分十余次温饮下，俾其药力常在上焦，十剂而愈。后两月，因劳力过度旧证复发，胸中疼痛甚于从前，连连咳吐，痰中兼有脓血。再服前方不效，为制此汤，两剂疼止。为脉象虚弱，加野台参三钱，天冬四钱，连服十剂全愈。

邑曾××，精通医学，曾告愚曰∶治肺痈方，林屋山人犀黄丸最效。余用之屡次，皆随手奏功，今录其方于下，以备参观。

《外科证治全生集》（王洪绪所着）犀黄丸，用乳香、没药末各一两，麝香钱半，犀牛黄三分，共研细。

取黄米饭一两捣烂，入药再捣为丸，莱菔子大，晒干（忌火烘）。每服三钱，热陈酒送下。

徐灵胎曰∶“苏州钱复庵咳血不止，诸医以血证治之，病益剧。余往诊，见其吐血满地，细审血中似有脓而腥臭，因谓之曰∶此肺痈也，脓已成矣。《金匮》云‘脓成则死’，然有生者。余遂多方治之，病家亦始终相信，一月而愈。盖余平日，因此证甚多，集唐人以来验方，用清凉之药以清其火，滋肺之药以养其血，滑降之药以祛其痰，芳香之药以通其气，更以珠黄之药解其毒，金石之药填其空，兼数法而行之，屡试必效。今治复庵，亦兼此数法而痊。”按∶此论诚为治肺痈者之准绳，故录之以备参观。

西人、东人，对于肺结核，皆视为至险之证。愚治以中药汤剂，辅以西药阿斯匹林，恒随手奏效，参麦汤下论之甚详。而于近今，又得一治法。奉天宿××之兄，年近五旬，素有肺病。东人以为肺结核，屡次医治皆无效。一日忽给其弟来电报，言病势已革，催其速还。宿××因来院中，求为疏方，谓前数日来信言，痰嗽较前加剧，又添心中发热，今电文未言及病情，大约仍系前证，而益加剧也。夫病势至此，诚难挽回，因其相求恳切，遂为疏方∶玄参、生山药各一两，而佐以川贝、牛蒡、甘草诸药。至家将药煎服，其病竟一汗而愈。始知其病之加剧者，系有外感之证。外感传里，阳明燥热，得凉润之药而作汗，所以愈也。其从前肺病亦愈者，因肺中之毒热随汗外透，暂觉愉快，而其病根实犹伏而未除也。后旬余其肺病复发，咳嗽吐痰腥臭。宿××复来询治法，手执一方，言系友人所赠，问可服否。视之林屋山人犀黄丸也。愚向者原拟肺结核可治以犀黄丸，及徐氏所论治肺痈诸药。为其价皆甚昂，恐病者辞费，未肯轻于试用。今有所见与愚同者，意其方必然有效。怂恿制其丸，服之未尽剂而愈。

奉天赵××，年四十许。心中发热、懒食、咳嗽、吐痰腥臭，羸弱不能起床。询其得病之期，至今已迁延三月矣。其脉一分钟八十五至，左脉近平和，右脉滑而实，舌有黄苔满布，大便四五日一行且甚燥。知其外感，稽留于肺胃，久而不去，以致肺脏生炎，久而欲腐烂也。西人谓肺结核证至此，已不可治。而愚慨然许为治愈，投以清金解毒汤，去黄，加生山药六钱、生石膏一两，三剂后热大清减，食量加增，咳嗽吐痰皆见愈。遂去山药，仍加黄三钱，又去石膏，以花粉六钱代之，每日兼服阿斯匹林四分之一瓦，如此十余日后，病大见愈。身体康健，而间有咳嗽之时，因忙碌遂停药不服。二十日后，咳嗽又剧，仍吐痰有臭，再按原方加减治之，不甚效验。亦俾服犀黄丸病遂愈。

化作甘露撒大千——纪念张锡纯先生诞辰150周年

□ 赵文鹏　刘忠义　刘建　河北省盐山县人民医院、张锡纯学术研究中心、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汇通派实验大师张锡纯，首倡 “合中西医融贯为一”的学术见解。主张在汇通形成过程与理论实践中“衷中参西”的原则，以“凡事必实验而后知”的治学态度，冲破前人承袭旧论，抛弃崇古习气，接受近代实验科学之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通过切身体会探求新知，开创了一代学术新风，为后世学者树立了典范。《医学衷中参西录》是其一生的心血结晶。适逢张锡纯诞辰15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示纪念。

志存高远济世活人

张锡纯自幼习儒，受传统文化熏陶，继承了祖国医学伦理观念，无论是在医疗实践还是在其论著中，都闪烁着崇高的医德精神。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自序中，他写道：“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一介寒儒，伏处草莽，无所谓建树也，而其愿力固不可没也。医虽小道，实济世活人之一端，故学医者以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充分表明他投身医学的目的是济世活人。

张锡纯虽终生未直接参与政治，但他在任军医期间，移师汉口登黄鹤楼的题诗中流露出忧患心情，“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坎坷无碍胸怀阔，遭际常怜国运艰，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撒大千。”从诗中委婉地表达了他未能精忠报国之遗恨，却用这种济世仁爱、救人为怀的事业准则，抒发了立志于岐黄之学的宏愿。

衷中参西崇尚实践

张锡纯作为一代宗师，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念，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他说：“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二是反对空谈，崇尚实验，坚持“凡事实验而后知”的治学态度。其辨证论治，选药组方尤能化裁古方，独出新意。采取他人理论，亦能荟萃众长，折衷至当。如自拟阴虚劳热的资生汤，治喘息之参赭镇气汤，治心病之定心汤，治肺病之清金益气汤，治大气下陷症之升陷汤，治女科病之理中汤，治霍乱之卫生防疫宝丹等代表方剂，皆依《内经》之理，先哲名言，间采西医新说加以发挥。

张锡纯原创方160余首，其方剂特点，药味少，配伍精当，针对性强，莫不历试皆效，屡救垂危。尤其药物研究，多有独到见解，如萸肉救脱，芪参利尿，白矾化热痰，三七消疮肿，水蛭生用末服治瘀血癥瘕，生硫磺内服治虚寒下痢，蜈蚣、全蝎定风消毒等。他为了体验药物性能，不惮亲自尝试而后施于人。如甘遂、细辛、麻黄、硫磺、花椒之猛药，皆亲尝以验其毒性。临床用药，匠心独运，往往一方中用药一至数两，或仅以一、二味药为一方，力取其药专力宏，见效尤捷。是以其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

倡导新说首开先河

在学术上，张锡纯撰述了很多有创见性的文章，如对《内经》“其大气之博尔不行者，积于胸中，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他认为这是指“大气”生成、部位、作用。并理解《内经》中“大邪”入于脏腑不病而卒死的实质，是入脏腑的“大气”，不是“大邪”；他创立大气下陷证治说。根据《内经》“肝气虚”等理论，指出“食欲不振，能消化，服健胃暖药不效，诊其左关脉太弱，为肝阳不振，投生黄芪一两，桂枝尖三钱，数剂而愈”。创温补肝气法，补充了肝虚论治。又如他对“脏”的中医概念，一是解剖学的概念，二是抽象思维的功能概念，贯以五脏之名，是突出脏的机能作用，列举了肝脾位置之中西不同，突出了中医气化学说。“肝虽居右，而其气化实先行于左，固肝之脉诊于左关，脾虽居左，而其气化实先行于右，故脾之脉诊于右关，按此诊脉治病则效，不按此脉诊则治病不效，如不信肝气之气化先行于左，脾之气化先行于右之说者，更可以西人生理学家之言征之”。

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但措词婉转，很少直斥前人之非。他主张“读《内经》之法，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之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古经之中，尤不免伪作，至方术之书，其有伪作也原无足深讶”。他与其同道多友善，不贬人贵己，大言傲人。如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之时，仍本其夙志，撰文《中西医理相通论》，并告诫“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斥之为“投井下石者”。

优势互补弘扬创新

张锡纯为中西医汇通代表之一，他认为中医学体系是一个完善的系统，但西医体系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内容，为保持住中医固有的体系，而不至于湮没在全面西化的浪潮冲击中，希望“不存疆域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

然而，总的来讲，中西医汇通派在历史上虽然影响巨大，但也有“汇通未通”之评。汇通的理论形成，是近代中医发展史上的一股强劲的、不容忽视的潮流，近代中医学者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股思潮中。一代医家在寻求发展中医的道路上做出了很多科学探索，尽管他们的尝试，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而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其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也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以后医学发展与创新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思想和实践符合我国医学发展的需要，较之民族虚无主义和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显然是进步的。张锡纯提出的“合中西医融贯为一”的学术见解，确立了在汇通形成过程与理论实践中“衷中参西”的汇通原则。是以保护和发展中医学优势，取西医之长为我所用，冲破前人承袭旧论，抛弃崇古之习气，接受实验科学思想，从中医学自身的矛盾运动规律中去寻找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是继承、发展与创新中医的必由之路。

历史评价

张锡纯(1860~1933)是近代中国医学史上一位值得称道的医家，他曾在沈阳创建"立达中医院"，疗效卓著;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后继人才;在当时各地医学刊物上，发表了很多具有创见的论文，在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声名远播，与当时江苏陆晋笙、杨如候、广东刘蔚楚齐名，被誉为"医林四大家"，又与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并称为海内"名医三张"。极负盛名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是他一生刻苦向学的心血结晶，也是他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他的创新精神与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作为卓越的临床家和中西医汇通派的著名代表，张锡纯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习其创新精神，发扬光大祖国医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氏在创制新方的实践和成就更为后人称道。从其临床实践来看，张氏用药有不少独到之处。注重实效、以实践验证药用是张氏用药的一大原则。

在理论上，常将中医脏象学说与西医解剖生理互证,力图沟通中西医,如认为《内经》所述厥证即西人所谓脑充血等。此外，他临证讲究详细记录病情，用药讲求实效，创制的许多新方如镇肝熄风汤等，多为后人所喜用。

张锡纯为人忠厚，志行高洁。其书自序云:"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志向基于"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思想，张锡纯虽终生未直接参与政治，仍常于诗文中流露出忧患的心情。1924年，他自题其书第五期卷首云:"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坎坷无碍胸怀阔，遭际常怜国运艰。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洒大千。"诗中委婉地表达了未能医国的遗恨。

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温病大家郭可明等7人）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张锡纯的这一宝贵的见解和经验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1956年郭可明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

为济世活人计，张锡纯治医不计私利，凡有心得发现，必于医界公布。刊印书籍有赠送惯例，每难盈利。至于他对静坐吐纳术(当时特风行于学校)的体会，更多向医界提倡，以为不仅益于养生且利于治学。他的朋友和病人既有军政界要人，也有城乡贫民，相处中均一视同仁，不见傲下媚上形迹。他不置产业，日常业务仅足维持生计。1913年，黄河泛滥，有一灾区孤儿流落至大名，病饿垂危，张锡纯携至寓所救活。因不知其乡贯里居，即收为义子，取名张俊升，成人后为其家立业，使谋生于天津。张锡纯逝世前终于查清其为河南滑县卢姓，遂改名卢俊升，一时传为义举。

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