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金生先生介绍：
当今存世的宋代医书不过百余种，其中医方书只有40余种。而《丛刊》收录的宋代医方名著就达22部（包括4种宋版及6种据宋本复抄本）。其中包括国内失传的南宋余纲所著《芝田余居士证论选奇方后集》、方导《方氏编类家藏集要方》、黎民寿《黎居士简易方论》、刘信甫《活人事证方》（前后集）等。
《丛刊》还找回了众多残本的缺失。如南宋名著《备全古今十便良方》40卷，今国内仅存残本10卷，而日本藏有该书残存31卷抄本。此次影印日本藏本，收入该丛刊，与国内藏本可以配补得三十七卷，进一步还原了该书的面貌。
又如金代张元素，被李时珍誉为“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但他的代表作之一《洁古注脉诀》10卷，在国内早已散失，只有卷5至7被元代杜思敬节选入《济生拔萃》，名之为《云歧子七表八里九道脉诀论并治法》。而该书的全本（元刊本），日本仍有保存，这是研究张元素医学理论、临床诊治的重要依据。
不仅查漏补缺，这些失传医书的回归，甚至改写了中医发展史的部分内容。
如，向前追溯了部分中医学事件的时间。此次回归明代孙光裕的《血症全集》，比清末唐容川所著《血证论》早200馀年，将中医血症专书时间提前200馀年；另如，过去以为中医望诊专著以清代汪宏《望诊遵经》（1875年）成书最早，但此次“回归”的清代蒋示吉的《望色启微》（1672年），则将望诊专书的历史提前了200多年。
《丛刊》还为一些专著确定了发源年代。如明万历年间吴文炳编纂的《军门秘传》，据研究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军阵外科书；如元代周天锡的《图经备要本草诗诀》（1294年）是现存最早的元代本草歌诀专书，可供追溯歌诀体本草书的发展渊源；又如明万历年间佚名氏所撰的《草药便览》，是现存最早的草药专著，其中记载了许多与李时珍《本草纲目》同时期的草药。
也有将事件年代拉后的例子。如《答朝鲜医问》回归以前，有医史书因误认其作者是撰写《玉篇》的南宋王应麟，就据此推导宋代中朝医官就曾讨论医学。但检视原书，才知道作者为明代王应遴，其书撰成于1624年。《答朝鲜医问》记载了朝鲜医官学习中医时提出的问题，以及博学的官员王应遴的解答。
《丛刊》还成为去伪存真的依据。如宋代刘元宾，其名号经常被后世医书“借用”，但他的代表作《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通真子脉要秘括》却早已失传，难辨真伪。从日本影印归来的两书，成为研究刘元宾及宋代中医脉学不可或缺的著作；而将“回归”的元代吴瑞的《日用本草》（8卷），与《本草纲目》对该书的引用一对比，才令国内学者醒悟，国内仅存的明末钱允治校注的《日用本草》（3卷），不过是一本伪书。（摘选自《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化藏为用 普惠众生》一文，光明日报记者李苑）
《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主编郑金生先生
1978年，32岁的郑金生进入中国中医科学院，从江西中医学院的青年教师转身成为中国首批中医医史文献专业研究生。
初入中医医史文献学领域，郑金生就注意到《宋会要辑稿》中元祐七年的一条记载：“高丽国近日进献书册，访闻多是异本，馆阁所无。”历经唐末五代的战乱，到北宋初年，中国最古老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只剩《素问》存世，而另一部分《灵枢经》已无完帙。元祐七年从域外回归的这些典籍里，《灵枢经》赫然在目。
读过这则文献，郑金生明白了一个道理：不仅“礼失求诸野”，古籍佚失也可求诸邻。但当年的他没有想到，十几年后，自己会走上一条奔赴海外寻访散佚古医籍的道路。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近40年后，自己会主持编纂一套《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将海外存藏的400多种珍贵古医籍尽收其中。
旅日访欧，董理旧籍
中医在古代世界医林中一度走在前列，中医典籍也不断流传海外，尤其对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踏访的脚步，正是始自日本。
“1987年，我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看到了日本医史文献学家真柳诚刚刚整理完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书《小品方》。在唐代，这本书与《伤寒论》齐名，但早已失传，没想到千余年之后竟在日本发现了残卷！”《小品方》的重现给郑金生带来了极大震动，“这时我才知道，现在还有许多珍稀古医籍流落海外，应该赶紧抢救回归。但那时寻访流落海外的古医籍，还只能是一个梦！”直至1996年，郑金生在友人的帮助下，终于开始了对日本现存中国古医籍的调查。
“我当时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有责任、也有条件负责组织这样的大课题。第一年就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京都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复制回了30种国内失传的古医籍，像宋代刘元宾的《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明代张四维的《医门秘旨》、陈谏的《荩斋医要》等，在脉学、医方、临床诊治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后，郑金生卸下了行政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海外医籍的寻访之中。
日本享保四年刻本《痘诊慈幼津栰》。郑金生供图
在日本访书的过程中，郑金生常常想起当年真柳诚讲给他的一条“旧闻”：1972年，英国伦敦图书馆注销处理一批图书，日本医家大冢恭男从中“捡漏”购得一部明代医书《本草品汇精要》，而当时的中国学界甚至没听说过这部书。
“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古代中医书籍很少流传到西方。明末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古汉籍西渐才不断增多。其中虽也包括若干古医籍，但总体数量少，属于国内失传者更少。加之许多西方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无现成书目可查，又缺乏友人指点帮助，因而在西方开展中医古籍调研与复制回归，宛如沙里淘金，既费钱，也费神。”幸运的是，2001年，郑金生应邀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整理该馆的中医抄本，在深入研究了德国藏中医旧抄本的同时，还得以抽空调查欧洲其他国家的散佚中医典籍。
在此后的几年中，郑金生与同事张志斌走访了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又邀请同行专家对俄罗斯、丹麦、瑞典、卢森堡、希腊、西班牙、美国等国家收藏的中医古籍进行实际调查。正是因为这些工作，人们在《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中既能看到梵蒂冈图书馆藏明代《（新刊校正）王叔和脉诀》四卷、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太医院补遗）本草歌诀雷公炮制》八卷，也能读到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的明代《秘传推拿妙诀》、清代《徐谦光推拿全集》这些国内已经失传的中医古籍版本。
释疑解惑，传本扬学
经过近二十年寻访，海外中医典籍的存藏情况大致清晰：海外130家主要图书馆共存藏31250部，其中近200种国内已经失传，另有200馀种国内存藏稀少。简单的数字背后，是郑金生团队艰苦的工作。
“当最初的30种失传古医籍复制回国后，接下来就必须在日本开展更进一步的调查。要想用有限的经费复制更多的珍稀古医籍，就必须选准书种。虽然我们都是从事医史研究多年的学者，但平时积累毕竟有限。上百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数千种古医籍，必须一种一种与国内书目对比、考查。枯燥单调的核查，极需耐心和定力。光查书目还不够，对著录欠明的古籍，必须亲自考查原书。”郑金生回忆，1999年，他赴日本工作了10个月，得以走访日本收藏中医古籍较多的十几家公私图书馆，仅在日本内阁文库就逗留了大约4个月，“那段时间，每日早出晚归，手不释卷，写下的古医籍经眼录就有40馀万字。”
然而，终日里手抚着先人的手泽，虽然枯燥，但也有快乐。“看着前人，有的甚至是李时珍也未曾见过的珍稀古医籍，想到它们将很快回归故里再度问世，心中那份愉悦真是难以言表。”郑金生介绍，《丛刊》收录的书中，宋代的《活人事证方》、元代的《图经备要本草诗诀》、明代的《槐荫精选单方》等不少书都写成于《本草纲目》撰成之前，而且是《本草纲目》没有引用过的；还有宋代的《选奇方后集》《十便良方》等医书虽然见于《本草纲目》，但却属转引而来，李时珍并未见到原书，说明当时已极少流传。
在发现珍稀典籍的同时，郑金生也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比如，在日本内阁文库的书目中，《伤寒五法》被置于“方论·伤寒”类中，而《窥垣秘术》则被放入“杂记”类。经过比较，郑金生判断，这两部书其实同为一种书，只不过书名不同。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两部《山谷便方》，一部作者为欧士海，另一部为唐欧。郑金生发现，这两部书内容一样，署名也一样，均为“闽福唐欧士海述”。只是著录者误将作者欧士海的籍贯“福唐”（今福建福清）拆开，使作者成为“唐欧”字“士海”了。
“解决了这些疑难，不仅可为我们回归医书提供依据，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辨章学术，不至于被这些异名所迷惑。”郑金生说，虽然二十年来他和他的团队进行了大量工作，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使400多种珍贵古医籍影印回归，但尚未能普查海外所有图书馆所藏汉籍及其中所含的中医古籍，“据报道，至今欧美某些图书馆尚有未曾整理编目的汉籍，其中肯定也有中医古籍。海外古籍的全面普查，需要国家投入更大的力量。
—— 本文原刊于《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29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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