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凭：《今注本二十四史北史》前言

  李 凭

 （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今注本二十四史·北史》项目主持者）

        ▲《今注本二十四史·北史》精装本书影         

    《北史》是在北魏、北齐、北周、隋诸史的基础上编撰成的纪传体史著，记载晋末至隋末间233年的历史。它全面表述了中华帝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曲折过程，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从林立趋向融合的发展方向，重点突出了战乱时期中华血脉与文化经由众多宗族的传承而得以绵延不绝的社会现象。因此，《北史》不仅受到统治者的赞赏，与它的姊妹作《南史》一起入列中华传统二十四史之中，而且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经中外学者反复整理校勘，从而保持完善的面貌。

     秦汉相继，历四百余年构筑成统一的封建集权大帝国，进而在中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汉族文化覆盖区。这个汉族文化覆盖区的文明程度高于周边地区，不仅是汉族帝国大厦赖以长期矗立的基础，而且是当时整个中华文明的代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相继爆发，随后中原陷入军阀混战局面，致使汉族帝国大厦倾颓，历史进入分裂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连绵不断的战乱，引起大量的汉族人口流动和频繁的少数民族迁徙。移民运动犹如汹涌的黄河波涛，后浪紧推前浪，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社会现象。
     大量汉族民众迁徙事件主要发生在三国两晋时期。迁徙趋势是从中原奔向周边地区，形成两股前后相继的洪大浪潮。第一股迁徙浪潮，以长安或洛阳为中心，向东到邺城，向南抵襄樊，向西往陇右，向北达太原。第二股迁徙浪潮，在第一股浪潮的基础上，向更加辽远的范围扩散，形成下述四大支流：
     其一，从邺城出发，或沿太行山东麓北上，向辽西转移；或向东南，经泗、淮而抵达江南。
     其二，从襄樊出发，或向西入西蜀；或沿汉水东下武昌，再沿长江到达三吴。
     其三，从陇右进入河西走廊，停滞于武威、张掖、酒泉与敦煌四郡。
     其四，从太原北上，来到平城乃至盛乐。
     虽然长期的战乱将长安、洛阳两大文明古都夷为废墟，华夏物质文明被摧毁殆尽，但是精神文明依旧长存。伴随人口的迁徙，中原文明散播到周边地区，在移民浪潮过后形成的人口集散地凝聚为新的文明区域。此后，在这些文明区域的基础上，矗立起诸多地方割据政权。
     与汉族流民向周边运动的方向相反，原先游牧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则涌向中原。少数民族大规模移民的事件主要发生在西晋以后的十六国北朝时期，历史上称其为五胡入华。
     南匈奴率先沿黄土高原南下，在左国城设王庭，接着于平阳建汉国，随后攻灭西晋。于是匈奴部众及其所率胡、羯、鲜卑、氐、羌、乌桓六夷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散布开来。继刘氏汉国之后，羯族与氐族相继兴起，先后建立后赵与前秦政权。前秦曾逐个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将整个北方统辖于一。然而，淝水之战后前秦分崩离析，黄河流域出现各民族政权割据的局面。
     在众多割据者中，鲜卑各部表现得尤其活跃，影响范围也最广泛。鲜卑族兴起于大兴安岭，其下各支部族陆续向西南进入草原地带，然后分别从东、西、中三条路线南下，其迁徙路线展现成鹰爪的形状。慕容部先占据辽河流域，然后进入河北，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与南燕政权。乞伏部越阴山南下，沿河套西向，渡陇西高平川，翻过牵屯山，到达苑川水流域，建立西秦政权。秃发部从塞北迁至河西，因而被称为河西鲜卑，此后在青海湖以东建立南凉政权。
     鲜卑族中影响最大的是拓跋部。拓跋部于曹魏时期进入漠南草原，西晋末在河套东部建立代国。然而，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在前秦大军的攻击下代国解体了。淝水之战后，拓跋部再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建立北魏王朝，天兴元年（398）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平城座落于大同盆地，四周关隘与险峰重迭，断崖与峻岭错落，这样的地形既利于政治统治，又便于军事攻防。
     北魏初期从北方各地往平城迁徙一百五十余万人口，致使大同盆地的民族构成日趋复杂，既有来自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也有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通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大同盆地的区域性经济很快繁荣起来。
     北魏进据河北地区后，出身世家大族的崔浩、高允等先后出仕魏朝，他们向拓跋统治者介绍汉族传统文明的精华，并以汉魏典章作蓝本，为北魏王朝制礼作乐，孕育起一整套汉化的制度，引领平城政权沿汉化的轨道发展。同时，经过不断东征西伐，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割据局面。
     在历次征伐过后，北魏都会将战败地区的人口和物资，尤其是士人与文物，迁徙到国都。于是，汉末以降从长安、洛阳播散到周边各地的文明，经过一番曲折的途径以后，又从周边各地汇拢起来，与平城正在孕育的汉化制度融汇到一起。不过，参与这场文明融汇的，虽然以汉族文明为主体，但已不同于传统的汉族文明。因为当年播散到周边地区的汉族文明，都已不同程度地融合了所在地区的各民族的文明。来自河北的文明含有匈奴、羯族和鲜卑慕容部的文化因素，来自河西走廊的文明含有氐、羌以及鲜卑秃发部的文化因素，来自荆州的文明含有蛮、越文化因素，来自益州的文明则含有巴蜀的文化因素。至于来自漠南、苑川以及湟水流域的，更是饱含有浓郁的异族文明。种种的文明，一旦被熔于一炉，传统的文明就升华了。
     经过升华的文明一直传续到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统治时期，为他们在太和年间（477—499）推行改制运动奠定基础。太和改制是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场大规模的汉化运动，它是北魏建国以来拓跋部汉化运动的总结，也是五胡十六国各族汉化运动的总结。
     若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来看，太和改制实质上是汉末以降中国北方广阔范围内大多数民族和地区参与的弘扬中华文明的运动。因为，太和改制的内容虽然仍以汉族文化为主导，实际上却远不限于秦汉时代的旧汉族传统内容，而是包含了由众多少数民族输入的成分复杂的营养，因此它能将黄河流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推向最高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孝文帝率领数十万各族军民于太和十八年（494）来到中原，定都于洛阳。
     北魏迁都洛阳标志着东汉末年以降汹涌澎湃的移民巨浪趋于平静，也使凝聚于平城的中华文明转而沉淀在洛阳。洛阳不仅恢复昔日的繁荣景象，而且取代长安成为中华乃至天下的中心。非但如此，源自中原而在江左的东晋、宋、齐各朝发扬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也随着南北士人的交往而互传，从而形成南北文化不断交流融汇的生动态势。于是，在平城升华的文明得到再次升华。北魏的洛阳时代奠定了中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方向，成为中国历史由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乱时代向隋唐的统一兴盛时代过渡的关键时刻。
     然而，孝文帝以后北魏的政局却迅速滑坡了。洛阳的繁荣不仅是北魏平城时代文明积累与转移的成果，而且是汉末以来各族人民创造的文明经播迁与升华的结晶，但是享受成果者却是北魏统治集团。繁荣的洛阳成了拓跋贵族与汉族世家迅速腐败的温床，而统治集团的腐败则是洛阳政权衰落的催化剂。迁都洛阳以后，由于北魏国策南倾，冷落了旧都平城及其附近的北镇地区，致使那里的经济状况与迅速繁荣的中原形成强烈反差。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往往与新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纠缠在一起，终于激化为六镇之叛及随后的一系列暴动。
     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契胡首领尔朱荣攻入洛阳，在河阴肆意屠戮鲜卑王公与汉族高门，溺毙胡太后与幼主。河阴之变在社会上引起极大恐慌，移民浪潮再度狂飙。这次移民浪潮的方向主要是南奔与西迁。永熙三年（534）孝武帝投奔关中，使得移民西迁达到高潮。西迁移民的上层与以宇文部为首的关中豪右纠结成关陇集团，是为后来建立周、隋新政权的中坚。
     在内耗与外争中由北魏分裂而成的东、西两魏，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不过，北魏的一分为二，与晋末大分裂具有本质不同的意义，它是对经过升华而形成的文明的咀嚼与消化，是建立更加稳固的统一政权的前奏。东魏—北齐承袭了北魏洛阳时代建立起来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西魏—北周则融胡、汉习俗为一体，创立了适应当时社会结构的府兵制度。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北周攻灭北齐，统一北方。北周与北齐的制度和文化结合起来，构筑成隋唐文明的基础。
     与北朝同时，江左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也在曲折之中持续发展。隋文帝开皇元年（581）隋朝取代周朝，开皇九年攻灭陈朝，统一全国。此后，江左的文明被大规模地输送到北方，再与中原的文明充分地融合，升华成为代表更加广泛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明。
     要之，汉族的外迁与草原民族的内徙，引起了汹涌蓬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运动，这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且使古老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新鲜活力。
     以上所述虽然一直上溯到东汉与魏晋，但是纵观民族融合与文明发展的主要时段则位于淝水之战后的十六国、北魏直到统一南北之前的隋朝，其间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隋朝六个北方政权，因此被统称为北朝。北朝是中国历史中承上启下的时代，它与大一统的时代同样恢宏，而其纷繁的历史正是从以《北史》为主的诸多史料之中提炼出来的。
    《北史》的目录为《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计一百卷，其年代上起北魏登国元年（386），下止隋朝义宁二年（618）,凡二百三十三年。它的实际篇幅，还包含卷一《序纪》记载的拓跋先世、卷九三《僭伪附庸列传》记载的与北魏前三朝并列的十六国后期诸国，以及作为西魏—北周附庸的江陵萧察政权。
     从内容考察，《北史》已经囊括整个北朝历史而且有余。不过，能否突出北朝的主线，显现该时期社会发展的特点，这才是检验《北史》在历史学上价值的标准。

    《北史》的编撰者是唐朝史家李延寿，他同时还编撰了《南史》，两书合称为南、北《史》。南、北《史》的编撰历十六年之久，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脱稿，随即呈递朝廷。
     李延寿在《北史》卷一〇〇《序传》中讲：“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次以《北史》咨知，亦为详正。因遍咨宰相，乃上表。”南、北《史》先经令狐德棻“详正”，然后“遍咨宰相”，最后才呈上皇帝。
     宋人王溥在《唐会要》卷六三《修前史》中也称：“其年（显庆四年），符玺郎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为南、北《史》。上自制《序》。”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考》“《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条下引《崇文总目》亦曰：“唐高宗善其书，自为之《序》。《序》今阙。”
     虽然唐高宗为南、北《史》写的《序》今已不存，但是这两部姊妹之作得到朝廷的认可是无疑的。不过，南、北《史》在学术界却一直受到议论，学者的看法褒贬参半。
     《新唐书》卷一〇二《李延寿传》对《北史》的评价较高，其中记载道：“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此处所谓“其书”正是南、北《史》，所谓“本书”则指李延寿据以编撰此二书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八书。
     司马光在其《传家集》卷六三《贻刘道原》中评价道：“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谈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唯延寿可以亚之也。渠亦当时见众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别自私著此书也。但恨延寿不作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司马光虽然指出《北史》的不足之处，如“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然而仍将李延寿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相匹，可见在他心中对南、北《史》是相当肯定的。
      刘知幾给予南、北《史》的评价平平。他在《史通》卷一《内篇·六家第一》中指出：“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刘知幾将《北史》与《南史》归入《史记》之流是不错的，然而他在下文的总结中却认为模仿《史记》的体例“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此外，刘知幾还将李延寿的编撰工作形容为“抄撮近代诸史”，言语之中微露不屑。
     对南、北《史》极不满意的是朱熹，他甚至以嘲笑的口吻抨击该书，在《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中写道：“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不过，朱熹所谓“好笑底小说”，其实就是上引司马光所云“禨祥谈嘲小事”，并非新的发现。
     继此之后，任明朝南京国子监司业的冯梦祯在为南监本《北史》所写的《重刻〈北史〉跋》中也大言道：“其用心非不勤，而参对本史，或事辞整备处谬见删改，几至不成文理，即谓之点金成铁手可也。”冯梦祯所谓“本史”，应指《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书。他认为《北史》对“本史”的删改“不成文理”，竟以“点金成铁”等言语挖苦李延寿。
     同样由于删改“本史”的问题，清代学者王鸣盛对《北史》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在《十七史商榷》卷五三“《新唐书》过誉南、北《史》”条下指出：“南、北《史》增改无多。而其所以自表异者，则有两法：一曰删削，二曰迁移。夫合八史以成二史，不患其不备，惟患其太繁，故延寿一意删削，每立一传，不论其事之有无关系、应存应去，总之极力刊除，使所存无几，以见其功。然使删削虽多，仍其位置，则面目犹未换也。于是，大加迁移，分合颠倒，割裁搭配，使之尽易其故处，观者耳目一新，以此显其更革之验，试一一核实而考之，删削、迁移皆不当，功安在乎?”针对所谓删削与迁移的“不当”，王鸣盛严厉地批判南、北《史》“疵病百出，不可胜言”。王鸣盛虽然也看到了南、北《史》流传甚为广泛的社会效果，不过他认为那是“人情乐简，故得传世”。要之，在王鸣盛看来，南、北《史》的价值并不高。
     在上述种种评价之中，最令人纠结的是所谓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的问题。尽管如此，南、北《史》却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原因也正在于它是“抄撮近代诸史”而成的。
     所谓“抄撮近代诸史”，就是在八书的基础上加以编辑，其中许多篇章甚至径直抄录自八书。对此，李延寿是毫不讳言的，他在《北史》卷一○○《序传》中曰：“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
     然而，也正是这种“抄撮”工作，在宋朝以后显现出重要的价值。为此，《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史部·正史类二》“《北史》一百卷”条下写得十分明白：“然自宋以后，《魏书》《北齐书》《周书》皆残阙不全，惟此书仅《麦铁杖传》有阙文，《荀济传》脱去数行，其余皆卷帙整齐，始末完具。征北朝之故实者，终以是书为依据。故虽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焉。”由于宋朝以后《魏书》等“皆残阙不全”，所以《北史》成了修补诸书和鉴定故实的依据。
     由此可见，《北史》与《南史》在史料学方面极有意义。这是“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的根本原因，并非如王鸣盛所云，仅仅因为“人情乐简”的缘故。看来，司马光的看法是公允的，而其他史家的批评意见则各有偏颇。
     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现代史学家运用史学理论与传统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对南、北《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围绕其指导思想、编辑体例、篇章结构、文字内容、删削得失等方面发表了数十篇见解独到的精湛论文。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瞿林东先生的《〈南史〉和〈北史〉》，从史学史的角度，高屋建瓴地评价了南、北《史》的学术价值；2010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高敏先生的《南北史考索》，对南、北《史》的内容作了系统深刻的探微：这两部书成为研究《北史》和《南史》的权威专著。
     纵观古今讨论，对于《北史》与《南史》的评价已经颇为全面深入。归纳众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编辑得当与否。
     如上所述，关于李延寿的编辑工作得当与否，这是自古以来被学术界评论得最多的方面。南、北《史》既然是连缀诸书而成的，在文字上必然要删削和改写。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原本分述的南北朝史书连贯成为一体，而在篇幅上则压缩过半。然而，由于看待人物与事件的角度不同，处理文字的方式有异，难免造成行文的差异，因而显现诸多删削不当之处，甚至产生许多失误,这些问题已经被学术界一一揭示，无须刻意地回护。
     不过，公正地讲，李延寿的工作还不至于降低至“点金成铁”的程度。经过长期的校对与研究，南、北《史》中的编辑失误大多已经被后人勘察和纠正。高敏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划时代的总结，其成果深入而全面，均体现在所著《南北史考索》之中，此处不再具体罗列。
     辩证地判断，一方面，李延寿删削八书烦冗和增补八书史料之功是不容抹杀的。被李延寿删削的内容，主要是八书本纪中的诏令与册文，八书列传中的奏议、文章、诗赋以及间或引用的敕文。此外，李延寿还对一些战争场面与过程的记载，或者加以浓缩，或者概括言之。经过如此加工，在内容上显得明快了，因此能适应“人情乐简”的世俗社会。另一方面，南、北《史》的内容来源并非仅限于正史，还从其他文献中汲取了大量史料。正如李延寿在《序传》中所述：“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虽然这些来自于杂史的资料，并不被传统史家看好，司马光称之为“禨祥谈嘲小事”，朱熹斥之为“好笑底小说”，然而，从现代史料学的角度看待，却具有丰富的学术营养。
     司马光曾是高踞朝廷的政治家，朱熹则是儒学巨擘，他们看待历史，尤其注重朝政大事与文物典章，与“位下”的李延寿相比，眼光自然不同。然而，南、北《史》对于“小事”与“小说”能够“无所不载”，恰恰反映了北朝社会的特征。因为，从北朝发展到唐朝前期，高雅文化已经浸润寒素，世俗小说乃至胡风歌舞日益登临庙堂。产生这般社会状况，正在于北朝以降世家大族垄断文化的局面逐渐被打破的缘故。所以，“禨祥谈嘲”云云，正是北朝社会的生动反映。李延寿对此必定深有感悟，才会尤其注重“鸠聚遗逸，以广异闻”。这反而表现了李延寿历史观念的先进。
     第二，大一统观念。
     李延寿的大一统观念，是受到当代大多数学者肯定的方面。南北朝时期既有南、北分治，又有东、西分裂，最终走向大一统。分是当时社会政治的表象，合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在分的表象之下涌动着激烈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为了免遭战火，百姓渴望统一；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最大化，统治者也追求统一。于是才会往合的方向发展。
     占据南北朝时期主导地位的，是与十六国后期诸国并列的北魏王朝。北魏最初与诸国一样，只是占领偏远地域的割据政权；发展到第三代太武帝朝，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实现了北方版图的统一；发展到孝文帝朝，通过迁都洛阳和姓氏改革，实现了汉族与北方诸少数民族的大融合，于是北魏王朝在中原巩固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集权地位。此后，北魏王朝多次发动征伐南朝的战役，力图建立统治全国的局面。如此宏大的目标虽然未能实现，但是确立了对南朝的绝对压制态势，由北方并吞南方的局势难以逆转。最终，隋朝大军势如破竹地渡江南下，统一全国成为历史必然。
     历史的进程表明，在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的发展经历了冲突、共处与融合三个阶段。只有进入民族融合的阶段，真正的统一才有可能出现。然而，这样的规律并非事先能够预见，只能得自于事后的归纳，而史家的难处就在囿于自身的历史环境。
     北朝的历史从北魏前期就有史家着手记载，代表人物是崔浩。崔浩撰写了《国记》，记录从拓跋先世到北魏前三朝的历史。崔浩对《国记》的质量颇为自信，将其铭刻于石，树立在通衢大道。然而，《国记》备而不典，如实揭示拓跋部落早期所谓丑陋的习俗，崔浩因此被害，连累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尽皆夷族。
     崔浩出身于著名的高门世族，曾为太武帝统一北方大业出谋划策而立下汗马功劳，却因著史惨遭杀戮。其根本原因在于，此际北魏社会正处于从民族冲突向民族共处过渡的阶段，民族关系十分敏感，而崔浩却不慎触动了这条敏感的神经。
     北齐史家魏收对北朝史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总结北魏众多史家的成果，撰成《魏书》。《魏书》模仿《史记》的体例，开首就以汉族始祖黄帝为张本。而且，魏收还在《魏书》中创立《官氏志》，在《官氏志》之下特设《姓氏志》，从而构建起一张庞大的血脉网络。这张网络不仅将北朝各部族全部笼络在内，而且通过标示各部族的汉姓而将它们与汉族混合起来。
     魏收的做法是对孝文帝太和汉化改革运动的总结，他的史学成就在于充分反映了北魏社会从民族共处向民族融合过渡的历史。不过，魏收也因卷入对门阀世族地位评判的矛盾而备受诟病。魏收站在他所处的东魏、北齐时代回顾历史，因此能够将北魏平城时代的辉煌和洛阳时代的盛况充分展现出来。但是，因为历史背景的限制，魏收不可能预见北周统一北方和隋朝统一全国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有其自身规律，不可能依从当朝统治者的意志发展，也不是当时的史家能够精确地感悟到的。必须等待历史风暴刮起的尘埃最终落定之后，方能寻得历史演绎的轨迹与趋势。李延寿有幸适逢其时，他身处南北朝之后隋唐一统的空前盛世，因此能够客观全面地返观南北朝历史的脉络。
     关于南北朝的历史，在李延寿之前已经有人撰写了八书等著作，但都局限于以一个朝代为撰述对象。李延寿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统编成《南史》，于是南方四朝成为一个整体；又将《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合编为《北史》，于是北方四朝成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再将《南史》八十卷和《北史》一百卷联合看待，于是南北朝虽分而犹合。
     值得注意的是，《南史》与《北史》虽然可以合称为南、北《史》，但是其重心在北而不在南。这样的意识不仅体现在《北史》比《南史》的卷数更多，更重要的在于，李延寿能让读者感受到《北史》反映的北朝历史是整个南北朝历史发展的主线。
     后人通常将《北史》与《南史》置于二十四史的纵向系统看待，它们属于断代史；然而，从其涵盖整个南北朝的发展历程来看，《北史》与《南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质。
     尤其是《北史》，倘若换一个角度，从鲜卑族拓跋部的立场出发，那么它应该是一部体例完备的通史。拓跋部以大兴安岭渔猎时代为开端，历盛乐时代、平城时代而发达，经洛阳时代进入高潮，至东、西两魏分裂而衰灭，到隋朝而完全融化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正是北朝政治的大一统过程，也正是北朝各族的大融合过程，而主导如此恢宏过程的是鲜卑族拓跋部。
     拓跋部的兴衰轨迹，原本分散地记载在各书之中。经过李延寿的删削与归纳，被编辑成一体，合而为《北史》。刻画出拓跋部兴衰的轨迹，也就反映了北朝发展的主线。这样看来，李延寿的编撰工作绝非简单地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拼凑，而是悉心地理清了历史发展的脉络。突显大一统观念，进而突显民族大融合，这正是李延寿超越前人的历史贡献。
     第三，按照家族世系编次列传。
     按照家族世系编次《北史》的列传是李延寿受到学术界猛烈批判的重点方面。
     这方面以四库馆臣的评语为代表。在上引《四库全书总目》“《北史》一百卷”条下指出：“考延寿之叙次《列传》，先以魏宗室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齐宗室及齐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断分明。乃独于一二高门，自乱其例，深所未安。至于杨素父子，有关隋室兴亡，以其系出弘农，遂附见魏臣《杨敷传》后。又魏收及魏长贤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为魏姓，遂合为一卷，尤为舛迕。观延寿《叙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哉？”
     所谓家传，就是按照家族世系编次列传的意思。更确切地说，就是为世家大族撰写传记。四库馆臣激烈反对李延寿采用家传的做法，声称：“惟其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家传的做法被指责为“分卷无法”因而“参错混淆”。四库馆臣对南、北《史》的编辑体例深为不满，是由其极力维护以封建王朝为传统的史学观念决定的，这从“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断分明”等语不难看出。
     不过，所谓李延寿的“分卷无法”不见得不正确，因为“以姓为类”恰恰符合南北朝的历史状态。对此，陈仲安先生运用现代史学观念为家传的体例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他在中华本《北史》的《出版说明》之中写道：“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因此开卷就使人感到世家大族的特殊地位。这种编纂方法并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琅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征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将突出家传的特征看成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这是一语中的。
     陈仲安先生进而认为：“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他之所以要采用家传形式来编次列传，实际上就是为门阀士族的复辟迷梦制造舆论。”家传的做法，在唐朝前期具有现实意义，那就是将新贵族和旧门阀结合起来，以夯实统治基础。至于李延寿是否具有“为门阀士族的复辟迷梦制造舆论”的意图，那倒不见得，只是在特殊时期不得不如此写作而已。
     其实，所谓家传，历来就是关于中华民族延续的重大问题，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中华民族的社会结构，从上往下依次为国家、宗族、家族、家庭。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若干家庭组织成家族，若干家族组织成宗族，若干宗族的联合形成社会。调节社会关系的机器，就是高踞社会之上的国家，自古以来一直如此。从家庭、家族到宗族，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而宗族之间则又以婚姻、师生和官宦关系相联系，形成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高踞众多社会关系之上的是封建朝廷，封建朝廷依赖经济措施调节社会关系，利用政治制度制约社会关系。
     血缘虽然是人类之间最亲近的关系，但是容易断裂，所以平均五口组成的家庭难以单线条地延续下去。政治权势和经济利益是变化无常的，所以国家机器也不可能长治久安，于是就不断地出现朝代的更替。
     不过，与处于高层的朝廷和处于基层的家庭相比，处于中间的家族和宗族的结合能力相对牢固，不仅能不断地延续，而且还会相应地发展。换言之，在社会结构中，相对稳固的是家族与宗族。尤其是，当社会陷入长期战争之际，宗族又比家族更能应对动乱的局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次大移民运动中，许多移民都是以宗族为单元迁徙，从而在新的地区生存与繁衍，这就是明证。
     南北朝时期，不管朝代如何更替，许多宗族能从北魏一直延续到隋朝，屡经曲折而不断绝。其原因，除依靠血脉为维系纽带外，还凭借文化作为传承的通道。
     自从汉族中央集权统治被不断的战乱摧毁之后，由朝廷掌管的文化设施和学校便屡遭劫掠。因此，原本由太学博士传承典章与文化的官学途径中断了，代之而行的是在宗族或家族内世代传承文化的形式。这样，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就主要掌握在若干大的家族手中，从而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特有的家学现象。一些有名的世族，如前一节中提到的河北大族崔浩、高允等，就利用掌握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的特权，先后出仕魏朝，占据上层建筑与思想意识形态，以此达到世代冠冕仕进的目的。另有一些宗族，如后一节中要谈及的李延寿的祖先，就承载着中原的文化，迁徙到边远的地区，成为所谓地方著姓。这些地方著姓的显著特点，也是寓学术文化于家学之中。
     南、北《史》中的家传，反映的正是这种通过家族与宗族的结构以延续血缘和发展文化的史实。而且，由于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北史》又比《南史》的家传特点更加明显。
     个体家庭是脆弱的，朝廷是不断更替的，但是宗族却是绵延流长的。许多宗族不仅穿越南北朝，甚至延续到隋唐，于是出现了旧门阀与新贵族结合的现象。更有世代冠冕的文化世家不断地繁衍至现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传续七十余代的曲阜孔氏。中华民族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宗族组成的。在中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就个体而言，宗族的命运是沉浮不定的；就群体而言，宗族的前途是繁衍不断的。这就是中华民族虽然久经磨难而能弥坚长存的原因。由此看来，李延寿“以姓为类”，将众多家传熔于一炉的撰写体例，恰恰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从上述三点看来，李延寿的编撰工作突显了北朝的时代特征，《北史》在历史学上的价值毋庸置疑。

     《北史》的编撰者历来署名为李延寿，其实此书是李延寿与他的父亲两代人心血的结晶。李延寿的家世，记载在《北史》卷一〇〇《序传》、《旧唐书》卷七三《李延寿传》和《新唐书》卷一〇二《李延寿传》之中。
     李延寿的祖父李超，字仲举，曾任北齐襄城王大司马参军事、修武县令。北齐末年，李超任晋州别驾时，晋州受北周大军围攻。时任行台左丞的侯子钦意欲降敌，遭到李超的坚决反对，侯子钦遂自己乘夜投奔周军。晋州城破，李超被逼降周。北齐灭亡后李超获补北周秋官宾部上士，他却情愿归还家中。隋文帝开皇中，李超被召补洛州主簿，然因反应消极而被左降为隆州录事参军。李超视官场蔑如，称疾返归乡里，以琴书自娱。此后，朝廷还先后除授李超冀州清江令、洛阳令等职，李超则屡次以疾为由而归家。身居乱世的李超坚持正直为人，享年六十三岁而寿终于洛阳永康里宅中。
     李超的长子就是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李大师字君威，弱冠时应召任冀州主簿，后以资调补左翊卫率，寻除冀州司户参军。隋炀帝朝改州为郡，李大师得除信都司户书佐。李大师独守清戒，无所营求，十年后才迁任渤海郡主簿。时窦建德建立夏政权，李大师被召为尚书礼部侍郎。唐高祖武德三年（620），李大师受遣出使关中，联络李渊。但嗣后窦建德又助王世充抗击李渊，李大师遂被拘留。窦建德被平灭后，李大师被徙配西会州，直到武德九年遇赦才得以东归。唐太宗贞观二年（628），李大师寿终于郑州荥阳县野舍，时年五十九岁。
     李延寿是李大师的第四子，字遐龄，生活于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至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由于父、祖两代政治遭遇坎坷，李延寿的仕途自然不佳。虽然生逢唐太宗盛世，李延寿却久未获伸展抱负的机会。
     唐太宗贞观之初，李延寿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手下整理文献。贞观五年，以内忧去职，服丧期满后一度从宦蜀中。直到贞观十五年，李延寿才在京师补得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的职位。此后，李延寿转任御史台主簿，迁符玺郎。李延寿的职务不断迁转，并非由于他在政治上做过钻营，而是与他擅长编撰文字有关。
     协助颜师古与孔颖达整理文献之时，李延寿有条件阅读到皇家图书馆的书籍，开扩了学术视野，也锻炼了编辑能力。任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之时，李延寿受诏参与修撰《五代史志》，又参与编撰《晋书》，不久后转任御史台主簿。后来，李延寿编撰成《太宗政典》三十卷呈献朝廷，因此官迁符玺郎。然而为时不久，李延寿就去世了。后来，《新唐书·李延寿传》称，“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所谓“其书”，系指南、北《史》，这是李延寿毕生最大的成就。南、北《史》成书之际李延寿并非“年少”，不过“位下”倒是事实，《新唐书》在行文之间对李延寿的经历微露惋惜之情。
     李延寿萌生编撰南、北《史》的动机与其父李大师有关。原来李大师流放西会州期间，受到时镇凉州的杨恭仁的礼遇。杨恭仁家中富藏书籍，李大师得以恣意披览，从而激发起著述的理想。李大师常以宋、齐（南齐）、梁、陈、魏、齐（北齐）、周、隋各朝南北分隔，史事记载往往失实，意欲拟《吴越春秋》的编年体撰写史书，以完备南北朝的历史。可惜，李大师平生坎坷，遇赦两年后就怀着遗憾去世了。不过，李大师积累的资料和搭建的框架，为李延寿续成其志奠定了基础。
     李延寿在父亲所积累旧本的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昼夜抄录齐、梁、陈五代旧事。此后，李延寿又凭借参与修撰《五代史志》与《晋书》的机会，遍得披览魏、齐（北齐）、周、隋、宋、齐（南齐）、梁、陈正史以及今已失传的魏淡《魏书》、王劭《齐志》等书，并手自抄写，以次连缀之，最终成就了浩繁的《北史》与《南史》巨著。李延寿一家三代怀才不遇。然而，仕途不佳学途却大幸，《北史》与《南史》不但流传至今，且因列入二十四史而不朽。
     李延寿是在父亲李大师的基础上完成事业的，不过他并未局限于李大师设计的编年体框架，而是仿照司马迁的《史记》，按照纪传体例撰成新著。无疑，纪传体比编年体更能突显南北朝时代门阀世族兴旺的社会特点。李延寿的作为，正反映了他强烈的家族意识。他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与其绵远的家族背景密切相关。
     李氏家族，在《北史》卷一〇〇《序传》中远溯至帝颛顼高阳氏，但其间诸多环节尚无凭信。《旧唐书》卷七三《李延寿传》称李氏“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新唐书》卷一〇二《李延寿传》只言李氏“世居相州”，而不言其出自“陇西著姓”。各书或繁或约的记载，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想。不过，倘若依照《旧唐书》所谓“陇西著姓”的提法排序，李氏家族的系统是清晰可循的。
     由《序传》得知，曹魏时有名李雍者，历仕济北、东管二郡太守。西晋末年战乱风起云涌，李雍之子李弇随从兄李卓率宗族投奔前凉国主张實。李弇曾任天水太守、卫将军，封安西亭侯，为李家修成“陇西著姓”奠定基础。据此基业，李弇之孙李皓创建了西凉国。不过，西凉国仅传两代三世就灭于北凉。李暠第六子李翻之子李宝遂逃奔伊吾，臣于蠕蠕。
     北魏灭北凉后，李宝自伊吾南归敦煌，被北魏授予都督西垂诸军事、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等职。北魏道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拜李宝为外都大官，将他留在平城。李宝成为平城李家的始祖。李宝长子李承，在文成帝朝任荥阳太守。李承第三子李虔，在孝文帝朝为太子中舍人，在宣武朝历任燕州刺史、兖州刺史，在孝庄帝朝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李虔第四子李晓，字仁略，博涉经史，释褐员外散骑侍郎。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李晓携诸子侄侥幸脱逃。孝庄帝永安初，李晓出任尚书左右主客郎、中散大夫、前将军、太中大夫等职。孝静帝天平初，东魏迁都于邺。李晓随而迁至清河，依从母兄崔乡宅，筑室而居。李晓训勖子弟，以学行见称，受到舆论的赞许。《旧唐书》与《新唐书》所云李氏“世居相州”，应自李晓起始。李晓曾任北齐广武郡与东郡太守，享年五十九岁而卒。李晓生有三子，次子李超就是李延寿的祖父。
     从李雍算起，传到李延寿，这支李氏家族繁衍了十一代，它不仅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相始终，而且在隋唐之后还有所发展。这是一支屡经迁徙的家族，它从中原到陇西，又从陇西到平城，再从平城回到中原。
     虽然难以考察李延寿家族在迁徙过程中有无移花接木的现象，但是其脉络是清晰而连贯的。推而广之，从李延寿家族的迁徙轨迹，大抵可见陇西李氏宗族的变迁踪迹。再推而广之，不难想象当时有多少支宗族也像陇西李氏那样在离乡背井地奔波，其间的区别只是迁徙的路线不同而已。
     其实，李延寿在《北史》的最后以《序传》的形式记录下李氏宗族辗转曲折的变迁踪迹，并不一定为了炫耀家世，也不见得抱有攀龙附凤的意图。但是，可以肯定，李延寿在撰述史书中刻意突显家传的体例，与其颠沛流离的身世密切相关。
    《北史》是在众多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编撰成的再造品，又是历经众家之手校勘而日臻完善的史学文献。从李延寿向唐朝廷呈递初稿至今，《北史》已被刊印各类版本二十余种，以下略述其要者。
     现存《北史》的祖本，是北宋朝廷组织校勘和监印的，称为宋监本。北宋灭亡后书板流失，南宋虽曾广泛搜寻，但是难以求全复原。目前存世有两部宋本，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嘉静堂文库，但均为残本，其出版情况不明确。南宋灭亡后，朝廷所藏书板被西湖书院接收。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信州路儒学组织力量加以校刻刊印，所印版本习称为元大德本。元大德本书板于元末归于集庆路儒学，经递修递补而印成为集庆路本。
     元朝败北之后，西湖书院的书板被运至明朝南京国子监刊印，所印版本习称为南监本。南监本的大部分是经过校勘的。时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的冯梦祯在《重刻〈北史〉跋》中称，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组织国子监祭酒以下的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典籍以及监生等共计六十八人“杂校”半年才完成。万历二十六年，北京国子监以南监本为底本刊印成册，该本简称为北监本。
     明朝末年，私家藏书事业振兴。由于北监本虽然刊刻精美，但是文字舛误颇多，藏书家毛晋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以所搜集到的宋元诸本为底本，于崇祯年间组织力量进行校勘和仿刻。毛晋的藏书楼和刻书工厂名为汲古阁，故称该刻本为汲古阁本。汲古阁本校勘精心，版式美观，所以广为流传。不过，明人刻书存在擅自篡改的问题，张元济先生在《校史随笔·〈北齐书〉》之“因刊误而愈误”条中不禁大为感叹道：“明人刻书，每喜窜易。遇旧本不可解者，即臆改之，使其文从字顺。然以言行文则可，以言读书则不可。”
     清朝初期，南监本、北监本和汲古阁本《北史》都曾递修。乾隆四年（1739），朝廷责成杭世骏、齐召南等于武英殿刊印二十一史。该版后被称为武英殿本，或者简称为殿本。殿本《北史》以北监本为底本，以南监本、汲古阁本作本校，以南北朝八书作参校，于乾隆十一年刻成。武英殿本《北史》附有考证，加上印制精美的缘故，成为广泛流传的本子，在清朝至民国初期曾被反复影印、翻刻。民国后期，上海中华书局据殿本铅印的四部备要丛书较为畅行，《北史》列在该丛书的史部。
     乾隆三十七年，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委任纪昀等百余名学者编纂《四库全书》。作为正史之一，殿本《北史》被编纂入史部，并相应勘正了一些讹误。
     此外，清朝后期，曾国藩组织五书局分刻二十四史，其中《北史》交由金陵书局于同治十一年（1872）印行，因此该版称为金陵书局本。金陵书局本《北史》是以汲古阁本为底本经校勘而形成的。
     民国中期，张元济先生有感于正史的版本繁多，印制质量参差，内文颇多讹误,于是花费十八年时间，集历代存世诸本整理和校勘成一套二十四史丛书。因其择优选取涵芬楼收集之不同时代诸本为底本和校本，故被称为百衲本。其中，《北史》以元大德本为工作底本，以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和汲古阁本为本校，以南北朝八书为参校。书成之后，被视为历代《北史》诸本之集大成者。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张元济先生为此而撰写之《校勘记》底本竟然遗失。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中华书局出面组织，以张政烺先生为首的数十位著名学者参与，于1958年启动二十四史点校项目。其中，《北史》由陈仲安先生整理点校。陈仲安先生用百衲本为工作底本，以南监本、武英殿本作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参校，甚至还查对过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之宋朝残本，全面吸收了各家版本所长。他还以八书和《通志》《通典》《资治通鉴》《太平御览》等作为校勘文字的参照，吸收了钱大昕、张元济、张森楷、王鸣盛、张熷、洪颐煊、李慈铭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校勘出精审周详的中华本《北史》，为学术界贡献了能够一致引用的典范之作。同时，陈仲安先生还为中华版《北史》标以准确的现代标点符号，为非文史专业的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陈仲安先生的点校成果，本工作小组已经尽量地汲取或照录，以减少读者翻检之劳。
     以上所述是国内整理校勘《北史》的概况；至于海外的学界，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汉学者源伊信对《北史》的整理与校勘工作。
     源伊信是日本德川幕府大和国郡山藩藩主。他用南监本《北史》为底本，引八书与《南史》等大量文献参校，以工整的朱、蓝、墨三色小楷加以校勘及句读。自明和元年（1764）直至八年，源伊信才完成其校勘事业。源伊信所作句读准确，校勘细致，其考辨颇具说服力，解决了诸多前人未能发现或者发现而未解决的问题。源伊信作校勘距今已两个半世纪，与近现代诸家校勘相比，见解依旧清新独到。
     在此要特别表示感谢的是，经中山大学图书馆罗春荣副馆长的热情支持，该馆古籍部专家的热情展示，笔者有幸于2011年6月22日首次亲眼目睹源伊信校勘的足本明朝南京国子监刊印之《北史》，得以喜出望外地观赏源伊信刚劲的小楷和秀美的钤印。书中的五枚钤印显示，该本曾在中国大陆与东瀛间转辗流徙，历经六家主人才最终归于中山大学。因此，该本不仅在图书版本学、文献校勘学上具有显著意义，而且是中华传统文化深远地影响海外的典型标本。笔者随即安排梁玲华博士将源伊信的校勘文字全部抄录下来，如实地编入今注本之中，以此减免读者查寻之劳。
     除以上中外学者对《北史》诸版本作过全面校勘外，更有许多著名学者曾对《北史》作过各种形式的整理和研究。这些工作包括：为《北史》作补表和补志，将《北史》与其他文献作对照研究，撰写关于《北史》的读书札记，利用《北史》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参考书目中列出，恕不赘述。
     要之，经过历代中外学者的不懈整理和校勘，《北史》的版本日臻完善，因而愈加显现其珍贵的文献价值。

     如今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今注本，是由众多青年学子合作完成的成果。笔者的用意是，在完成这项今注工作的同时，培养一批从事整理和普及传统文化的人才。本工作组主要的工作在于通俗注释以及版本核对。至于研究与校勘工作，由于众家中外前辈学者已经做得十分精湛，本工作组实在难以超越，唯有谨慎地接踵前辈踪迹，如实照搬诸贤成果，以帮助读者释疑和避免翻检之劳。
     今注本《北史》的工作，长期得到《今注本二十四史》执行总编纂赖长扬、孙晓先生的指导和支持，也屡蒙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王富民馆长、中山大学图书馆罗春荣副馆长和华南师范大学二十四史研究中心资料室牛群主任的大力帮助。谨致以由衷的感激！
     今注本《北史》使用的各种版本以及相关资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和广州两地的图书馆和科研机构。在从事今注工作期间，本工作组对广州地区的地方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科研机构图书馆有关《北史》的收藏情况作过全面的普查。通过普查获知，广州地区相关图书馆收藏民国以前刊印的《北史》共计六十部，含十九种版本。其中，最早的版本是明朝万历年间南京国子监刻本，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一部足本，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一部残本；其次是一部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刻本的残本，收藏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本今注本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北史〉研究》（项目号0620）和澳门大学科研项目（项目号MYRG2014-00066-FSS）的阶段成果，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华南师范大学和澳门大学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由于本书成于众人之手，体例和语言难免参差矛盾，挂一漏万。更由于笔者孤陋寡闻，致使书稿错误丛生而贻笑大方。交稿之际，如履薄冰，唯祈读者不吝赐教，以期今后有机会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