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泉：《今注本二十四史金史》前言

     《金史》135卷，计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记述了自公元1115年（金太祖收国元年）阿骨打称帝至1234年（哀宗天兴三年）蒙古灭金，共120年的历史。
     金朝是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女真族建立的北方王朝。当时我国历史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之初，时代发生着与封建社会前期不同的变化，从全国的区域与民族结构看，出现了以“后南北朝”为主的多王朝、列国、列部并存的前中华一体时期。由过去以汉族为主在中原建立政权和王朝，发展为以少数民族为主在中原建立政权和王朝，政治上北朝占据盟主地位，南朝臣附北朝。中国由过去分华夷、分中外的多种社会并存下的多种经济、政治与文化类型，逐渐地变革为不分华夷、不分中外的社会统一的多种经济、政治与文化类型，与其相伴随的是在思想和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中国正在孕育着朝向统一的多民族“中华一体”的国家推移，金在灭亡辽及北宋后，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和占有重要地位。时代是了解金史的基础，但由于封建旧史学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金朝历史长时期受到不公正的曲解。从实际出发，还历史的本来面貌，树立统一的多民族为一体的史观，是对金史有全面、系统地了解的基础上，探求它的“是”，也就是金史中的事物与问题的“质”或“规律”，使由女真族建立的中原北朝的“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历史，展示出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在诸多矛盾中的进步和提升，特别是这个王朝在稳定中所取得的成功及其特点。
                             

    《金史》是由元代史学家撰写的一部金朝兴亡历史的书，它在二十四史占有其应有的地位。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之初，中国内部各王朝和各民族的力量与关系发生的变化，给金朝的发展增添了时代的内容和特点，同样对《金史》的编写也提出新问题。当时是由分华夷、分中外的天下一体发展为不分华夷、不分中外的前中华一体，而且南朝臣附北朝。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以谁为中原王朝承嗣系统的争论，是以春秋大一统的“华夷正闰论”确定嗣统，还是以时代发生了新变化的中国大一统确定诸王朝的嗣统，也就是说是以宋为正统，还是不分民族视诸王朝皆为正统，便成为修辽、宋、金三史必争的一个重大问题。从理论上讲即是所谓“德运”“正闰”之争。
    （一）“德运”“正闰”之争与元修《金史》
   “德运”源于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用“五行相胜”解释朝代的兴亡，即“五德行为帝王受命之符”的封建继统理论，此种理论与“正闰”“正统”观念合在一起，成为排斥异姓和少数民族政权或王朝为正统的“华夷正闰论”。从金初起，女真统治者就提出反对传统的正闰、正统的旧观念，金太宗“吊民伐罪”，“正统天下”。金世宗称“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到金章宗时女真族封建化已经完成，开始对金朝嗣统问题提出讨论，其提出的原因是“金俗尚白”，德运当承前朝哪家。章宗本人“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但他在德运问题上却不主张继唐，而主张继宋为土德，即承认继宋而为正统。为确定金朝的德运，章宗明昌四年十二月敕旨召集省、台、寺、监七品以上官员讨论。承安四年十二月，又选朝官十余人讨论。五年二月二十日，再敕旨选汉人进士和知典故官员讨论。
     泰和元年将讨论的内容类编为六册。综合讨论内容主要有四种意见：刑部尚书李愈、翰林学士承旨党怀英，主张尚白，宜为金德，遵太祖圣训，有自然之符，不必牵强附会德运。户部尚书孙铎、侍读学士张行简、太常卿廷筠等，主张继唐为金德，尚白，也主遵太祖圣训，有自然之符。秘书郎吕贞干、校书郎赵沁，主张以水德，水生木，应继承辽为木德，尚青。太常丞孙人杰，主张继宋为土德，尚黄。大理卿完颜萨剌、直学士温特赫、大兴府应奉完颜乌楚、宏文校理珠嘉敦等均以为合继宋运为土德。在争论中的四种意见可分为三种：第一、二种意见，反映金朝以女真为本的思想，反对继辽和继宋；第三种意见主张以辽为正统，反对以女真为本和继宋；第四种意见主张继宋为土德，除孙铎外都是女真人主此说。章宗最后敕旨：“太祖圣训，即是分别白黑之性，非关五行之叙。皇朝灭宋，俘其二主，火德已绝。我承其后，赵构假江表与司马睿何异？”德运之争是与反“华夷正闰之辨”联系着的。同时也与当时修《辽史》有关，核心问题是确定女真王朝在中原为正统的合法地位。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元朝，元修辽、宋、金三史究竟以谁为正统和用什么体例编书，意见不统一，一种主张仿《晋书》体例，辽、宋、金合编在一本中，以宋为正统立本纪，将辽、金写入载记。另一种主张可仿《南史》《北史》体例，辽为北史，北宋为南史；金为北史，南宋为南史。最后定为三史分修，“各予正统”。
     首先宣导修《金史》者是元好问。他“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已（己）所当任”。他曾建议当时藏《金实录》的张柔上奏，“愿为著述。奏可。方开馆，为武安乐夔所沮而止”。于是元好问在家乡构筑野史亭，积百余万言，为后来修《金史》在资料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元朝第一个担起修《金史》重任者为王鹗。王鹗是金正大元年进士，元攻陷蔡州时被俘，因得张柔解救，馆于保州。元世祖即位，授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二年，张柔以实录并秘府图书献上，建议设局附修三史。经王鹗推荐参加修史者有郝经、李昶、李治、雷膺、王恽、王盘等人。王恽《玉堂嘉话》至今保有王鹗的《金史》目录。元至元十六年，南宋灭亡，复命修三史，因为德运之争未定，迟延甚久，没能成书。到元顺帝至正年，始再修《金史》，以当时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决定“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金史》才正式列为正史。四年十一月成书，时脱脱已罢相位，由丞相阿鲁图继任为都总裁，并上《进金史表》。《金史》实际修订人是欧阳玄，他为三史总裁官。“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依据，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议论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系统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玄属笔”。因脱脱首主其事，故称《金史》为脱脱撰。
     （二）《金史》史料与来源
     王鹗《金史》主要依据实录而成，阿鲁图《进金史表》说：“于时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亦说：“金史之修创于王鹗，考其初稿，即据实录。”金朝实录可考者有《先朝实录》三卷，天会六年完颜勖、耶律迪越奉诏撰，皇统元年成书。采摭遗言旧事，载始祖以下十帝事迹。孙德谦《金史艺文志》云，始祖以下十帝实录三卷，“明陈第连江世善堂书目有金实录抄三本，则勖所著在明时犹见完帙也”。《太祖实录》二十卷，宗弼撰，皇统八年八月进。《太宗实录》，纥石烈良弼等撰，大定七年八月进。《熙宗实录》，郑子聃撰。《海陵实录》，郑子聃撰。《睿宗实录》，纥石烈良弼撰，大定十一年十月进。《世宗实录》，国史院撰，明昌四年八月进。《显宗实录》，不见记载，《金史》卷十一《章宗纪》泰和三年十月“庚申，尚书左丞完颜匡等进世宗实录”。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施国祁《金史详校》皆以为完颜匡等所进为《显宗实录》。《章宗实录》，高汝砺、张行简撰，兴定四年九月进。《宣宗实录》，哀宗正大五年十一月国史王若虚进。金实录只缺卫绍王及哀宗两朝，卫绍王有《卫王事迹》，兴定五年进。苏天爵谓“卫王实录，竟不及为”。宣宗南渡，实录被携至汴京，汴京陷落时张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实录尽入柔家中收藏。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则说：“当时已阙太宗、熙宗实录。”据史之所载，此说似属可疑。元好问晚年立志修金史，他说：“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披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体，大安及正大事则略补之。”可见他当时所知者惟缺卫绍王和哀宗两朝实录，因实录阙如，所以欲补而成之。元王恽《玉堂嘉话》载有王鹗所拟金史大纲，备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章宗、卫绍王（实录阙）、宣宗、哀宗（实录阙）九帝纪。也未曾言及太宗、熙宗实录阙的问题。王鹗为张柔府中上客，中统二年柔“以实录献诸朝”，鹗建议修辽、金二史，如时太宗、熙宗实录已阙，当见载于其所拟之金史大纲。
     王鹗为修金史，曾广泛搜集和采访资料。王恽《乌台笔补·论收访野史事状》：“伏见国家自中统二年立国史院，令学士安藏收访其事（野史传闻），数年以来，所得无几。”《金史》卷十三《卫绍王纪》“赞”载，卫绍王“记注亡失，南迁后不复记载”。王鹗修金史时所采集的有杨云翼日录四十条、陈老日录三十条、故金部令史窦祥年八十九岁所记旧事二十余条、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十六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五条，而其中重复者三之二。
     王鹗修金史时，是否采用《壬辰杂编》和《归潜志》，史无明文记载。欧阳玄《送振先宗丈归祖庭诗序》：“近年奉诏修三史，一日于翰林故府捃金人遗书，得元遗山裕之写壬辰杂编一帙。”在欧阳玄参加修金史时只有手本，尚未刊行。此书何时收入翰林故府亦未言及。元遗山死后，王鹗在《遗山集后引》中说：“国初将新一代实录，附修辽、金二史，而吾子荣膺是选，无何恩命未下，哀讣遽闻，使雄文巨笔不得驰骋于数千百年之间，吁可悲夫。东平严侯弟忠杰，富贵而好礼者也。即其家购求遗稿，损金鸠匠刻梓以寿其传，属余为引。”王鹗与遗山关系至密，“余与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馆者三历春秋，义深契厚”。当时所购求的遗稿，即《遗山文集》。王恽谓中统二年立国史院时收访野史传闻，王士傎《归潜志序》：“开元史局，搜罗掌故，京叔、裕之书皆上，史馆捃摭为多焉。”据此，《壬辰杂编》当是元立史局时搜罗所得，王鹗不能没看到。《壬辰杂编》约至明中叶已佚，或谓清朝尚有收藏之者，亦谓王筠曾得到此书的部分残稿。
     刘祁《归潜志》成书时间大体可定。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壬辰（1232）北还乡里，躬耕自给，筑室榜曰归潜。”刘祁《自序》：“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过齐入燕，凡二千里。甲午岁（1234）复于乡，……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推定《归潜志》成书时间在1235年。元至大间，孙和伯曾梓行之，历为藏书家珍秘，仅有传本，或海内尚未尽见其书。今传本书十四卷。据王士傎《归潜志序》此书与《壬辰杂编》于元开史局时皆搜罗上史馆，王鹗当见此书。
     金毓黼《中国史学史》谓：“好问既于顺天张万户家，得见金实录，则壬辰杂编所记载者，必地出于实录。”《静修先生文集》卷五《金太子允恭墨竹》诗自注：“汴亡，张蔡公以金实录归，遗山尝就公誊写”。元好问看抄过金实录似无可疑，但《壬辰杂编》记金末丧乱之事无实录可供资取。主要应是“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杂录近世近百余万言”中的资料。
     施国祁以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即《壬辰杂编》若干卷，《金史艺文略》又以为野史百余万言即《金源君臣言行录》，不是《壬辰杂编》。所谓《金源君臣言行录》盖本于“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此当是野史的原材料，并未成书，而《中州集》中人物小传及《壬辰杂编》可能出自此部分材料整理而成。
     元脱脱《金史》的史料来源主要据实录、国史和王鹗《金史》底本。实录及国史本纪部分为《金史》本纪所本；王鹗《金史》为百官志、食货志、地理志、天文志、礼乐志、刑志、兵志等所本；张暐《大金集礼》四十卷为《金史》礼志、仪卫志、舆服志等所本；赵知微《大明历》为《金史》历志所本，而兼考浑象之存亡；国史之功臣列传、元好问《中州集》及刘祁《归潜志》小传以及金代人物传记、碑铭等，为《金史》列传所本，并参用李纯甫《故人外传》等著作；《壬辰杂编》《归潜志》《汝南遗事》为《金史》哀宗后纪事所本。
    《金史》所据资料较为丰富，既有实录、国史，复有王鹗的《金史》底本，元好问、刘祁生前即有意识抢救史料和著述，均为金史的编写奠定良好的基础。清顾炎武《命理历史人文》卷二十六云，“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至非衷于情实，应当说是多人长久经营的结果。《金史》之成书，初有实录、国史，益以刘祁、元好问所纪，王鹗尽瘁开创，最后经欧阳玄诸人的总结，卒成此书。
    （三）撰写与评价
     金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结构的统一的北方王朝，由于对《金史》的撰写已确定金为中华正统，由此而发生的体例与内容的变化则更富有与以前史书不同的特点。《金史》体例多仿《新唐书》，其创例处是在本纪前列世纪，本纪后复有世纪补（宗峻、宗辅、允恭三人皆进尊为帝）。世纪当是仿《魏书》的帝纪序而创例。《金史》撰写已不严格遵守帝纪编纂的要求，如宗干已被封为帝，庙号德宗，而不入世纪补，放于列传之中。海陵虽被废为庶人，但仍因袭国史入本纪。《新唐书》将羁縻州列入志中，《辽史·地理志》于总序中谓有“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然均列京、府、州、县。而《金史·地理志》序中不言部族，而于西京路列部族节度使八处、详稳九处，群牧十二处。这打破了只以京府州县为地理志内容的传统观念。兵志、选举志、仪卫志、表等皆首出于《新唐书》，《新唐书》有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金史》只有宗室表，另增交聘表。《金史》外国传先西夏，后高丽，合一体内与一体外两种不同性质藩附之序次。《金史·文艺传》无女真人，金后期著名文人杨云翼、赵秉文不入文艺传，而放入列传。虽韩昉为熙宗时定策人物之一，却入文艺传。《金史》列传遗载人物亦多。
     金在唐、北宋与元、明、清间是个重要环节，“典章法度几及汉、唐”。《金史》的成书也有良好的基础，一是“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征文考献，具有所资”。二是在正式修史之前，已有不少人做过大量工作，创造修《金史》必备的条件和基础，“相继纂述，复不乏人”。三是在最后成书时有欧阳玄诸人编纂的功力。《金史》记载以女真人为统治民族，包括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兀惹人等多民族的历史。各民族以多元的来源而结合为一体，又在一体中存多元，以中原华夏文化为主，多民族融合和提升为一个整体的金朝文化，开创了被称为“小康”致治社会的大定、明昌一个时代，因此它与封建社会前期和与它同时代的南宋相比，有着明显的特点。金继辽、北宋后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变化，《金史》是这一发展变化的金朝历史的综合，从《金史》记载的内容看，可以概括为以下诸点：
     其一，同华、同夏与同汉的观念。同华是就族而言，同夏是就中国而言，同汉是就中国朝代而言，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封建社会前期华夏与汉皆指中原，四海边境地区称夷狄。其初是由较单一的华夏（汉）组成中原，后来由多民族与政权组成中原。到封建社会后期，南北朝为一家两国华夏，与之并存的王朝、列国、列部均视为与中国相侔的中国王朝、列国、列部。华夏观念由人禽观念发展为人与人的观念，而汉的含义一是指中国王朝；二是指汉族人。赵秉文曾说：“有公天下之心者宜称曰汉。”从此历史进入各民族同为华夏、同属汉，其人物不分中外、不分华夷，有着同一的道统、文脉，同是中州人物的时期，在金统一行政设置统辖下的各族人皆是“国人”。
     其二，同经籍、同文脉和同为正统。在辽、宋、西夏、金时，各王朝已是同经籍、同文脉和同为正统。中原经籍是金各族人共同的经籍，只是又把它译成女真文字等，供女真人等学习。出现同经籍而不同文的学校和科举制。各族人共同经籍，特别是同道统与同文脉，把各民族统一为同是中州人物一个准则和标识。金从开国后就以正统自称，认为凡能统一天下者皆为正统，原来的种族观念的正统观被道德观念的正统观所代替。
      其三，同籍贯、同编户和同国人。同籍贯的观念与不分中外、不分华夷，同为国家的一体编户相关。唐太宗视华夷同为赤子，为一家内的关系，视州县和羁縻府州人户皆为编户，促进了中华一体关系的孕育。辽金用五京、道或路制统一全国，汉与契丹、汉与女真皆为一家，同是国人。在一个统一的王朝中不分中原与边境，不分汉与他民族，同是一家，皆为国人，这一观念的确立是民族、地区同华的标志，它已成为统一的中国、中华民族所能共同接受的思想。
     其四，同风、同文、同伦。同风原指中原九州内的同风，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才是九州与四海同风。由同风达到同文，即“车书一家”。同风、同伦经过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层次的变夷从夏的过程：先是接受华风的影响传播，慕华风；后来变夷俗为华风。同伦是指各族在朝着同一华的发展道路中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变化。一般地讲，在政治上，少数民族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为取得中原中华的资格，既承认本族及其先世祖先，又从中原先帝先王中附会出其祖先，称是历史上某先帝先王之后。华是高于全国各民族之上的共称，在全华中存各族。到了金朝，女真人对自己的先世祖先不再做这样的附会，但同样的尊崇中原先帝先王，自视是中原王朝正统继承者。
     其五，同君、同轨、同宇。在封建社会前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天下一体时，皇帝既是中国九州的皇帝，又是边境四夷的天子。到封建社会后期之初的中国各王朝，金朝将其国各民族统一于中央集权统治之下，行政设置又因族而有不同，实现了全国同轨于一个统一的疆域中。
     各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一种模式，是由多元的“同不同”合在一个国家整体中，即在国家整体的同中存不同。在封建社会前期表现为“家、国、天下同体”，到封建社会后期则表现为“家、国同体”。这一变化引起金朝的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格局变化，即集中地表现在以上五个方面，这些新变化也就成为《金史》丰富多彩的内容中所含有的时代特点。
    《金史》编写在三史中号称最善。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七：“《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书。”《四部备要书目提要》：“是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施国祁《金史详校》序：“金源一代，年纪不及契丹，舆地不及蒙古，文采风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载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元史》之伪谬。”独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异于他说，称《金史》“乃绝不见史载佳处，至多不成句读，盖当时记载，皆俚俗之词，无能为之润色也”。
    《金史》多有可嘉处，但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如叙事自相矛盾、内容重复、史事讹误，氏名、官名、地名前后互异，女真语译词不一，传与志遗漏等等。对此清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多有论列。
    《金史》是一部记载多民族融合荟萃的史书，其史料价值十分重要。若从一般性的理解上，主要是因为金代史籍亡失和著作保留下来的不多，《金史》的价值更为突出的表现出来。但从金朝所处的时代着眼，更为重要的是金在北方乃至全国地位的提高，金朝典章制度、民族关系以及民族意识的重大变化，使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与面貌出现了新的情况，《金史》的史料价值就显得更为突出的重要。
                         

     编写《金史》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其思想主要体现于《金史》编写的各卷中，严格地讲它同有金一代统治者以儒学为治国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金朝接受儒学的影响应当很早，国初，习中国事的渤海人等帮助女真建国。金太宗灭辽及北宋后，加快了对儒学思想应用的步伐。到熙宗时谓“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把孔子抬到至高的地位，成为金朝所奉行的治国主导思想。
     （一）《金史》中儒家思想的渊源
     《金史》中的儒家思想是对过去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时代的特点。儒家在其发展史上前后变化很大，它不断地应时代统治的变化而增补内容，甚至因不同时代的解释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思想系统的变化。元编《金史》就特别重视金代的治国思想，在元《进金史表》中强调到：“非武元之英略，不足以开九帝之业；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巩百年之基。”即强调金朝是用武力取得天下，靠儒家思想稳定发展，实际上这一思想从金初就已经在应用。儒家思想从孔子，经孟子、荀子到董仲舒，又由董仲舒发展为王通的新儒学，再以王通的新儒学为起点，进一步发展为两宋理学和辽金北方儒学。《金史》中儒家思想的渊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金朝是由女真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王朝，它直接继承的是北方十六国和北朝的经学。由于北方诸民族在中原建立地主割据政权和北朝，要行中国制，首先，必须培养本民族学习、掌握经学的儒士，他们学习经学是从学习文字开始读经，强调经学的实用。其次，这些民族为在中原建立统治，必须取得与华夏同等资格，他们继承西周以来“天命不常”思想，从孟子那里找到文王为西夷亦可为圣的依据，主张天德说，提出天命赋予有德者的思想，认为少数民族同样可以行中原制为中原皇帝，从而打破了少数民族只能为臣，不能为君的旧观念的束缚。最后，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和王朝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吸取历代王朝的经验，提倡仁政，以中道治国。隋唐之后，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基本继承了十六国、北朝的经学。金朝继辽更加发展，并形成儒学思想的一个体系和结构。
     其二，金朝国家是以汉、唐为规模而求治发展的，《金史·章宗纪·赞》：“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金朝儒学也直接继承了汉、唐儒家治国思想和经验。汉文景与唐贞观之治的思想和经验被金朝视为国家安定的两大文治楷模，文治的主要内容就是仁政和中道。金世宗赞许汉孝文、唐太宗的思想即本于此。
     其三，金朝的儒家思想还有本族及当时一些少数民族思想的渊源。金朝将这种非汉族思想的源提升到与儒家思想同样的高度，采取将两种思想揉为一体的办法，以存本族故俗。《金史》卷七《世宗纪》：“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曲款，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世宗把本族的纯直旧风，看作女真人继承和学习儒家经典、提高本族素质的有利条件，这成为金代儒学发展中所体现出的新特点。
      其四，王通新儒学是金朝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经十六国、北朝儒家思想的新变化后，到隋朝王通时期，正是封建社会前期之末向封建社会后期之初转变之始，王通思想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和北朝，同视为先帝先王的国家，他在天人关系中，对人的地位作用给予了肯定。唐以后，后南北朝出现，王通的思想分为南北两大支发展，即宋之理学（又称道学）和辽金儒学（又称经学）。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宋史》前言中，以天命、王道、仁政作为《金史》成书的主要思想，以道学作为《宋史》成书的主要思想，便是对这一事实的符合实际的概括。
     金朝儒学继承了王通以来的新儒学，形成了由天命、德运、王道、仁政、中庸为主的治世思想，以及反对重华夏、轻夷狄的思想。金代儒家代表有赵秉文，著有《文中子类说》。董文甫，金承安中进士，于心学有得，兼取佛老二家，以习静为业。《中州集》卷九收其《文中子续经》诗一首，元好问注：“予尝以王氏（王通）六经为问，先生云：‘王氏六经，是权道设教，虽孔子亦然，但后人不能知之耳。’”权道设教，权，在《春秋》曰权衡；《易》二五；《书》为皇极；《礼》为中庸。王通《元经》（六经）中，如常与变、道与适、义与权，看作是对立统一，即中道，反对不变的稳定，主张惟变所适，即王通六经的“权道”。金代另一思想家王若虚，在反“华夷正闰之论”方面的努力，也与王通思想是相通的。由此可见，王通以来的新儒学应是研究《金史》中儒家思想的主题。
     （二）《金史》中的儒家思想与特点
     编写《金史》以及《金史》中的儒家思想，是在继承新儒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形成的。金朝儒学对天命、德，即天理不曾深究，只是承认客观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事物，重在把握事物对立方面的中和点，即德，因而强调德治。认为有德者不分民族皆可为中原主，有德则得天下，失德则失天下，由有德者取代之。从此出发，金朝中期统治者在德治思想的指导下，主要讲求中道，不偏不倚实行王道、仁政，即在对立统一的社会中，如何以中道稳定在质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进步，达到所谓的“尧舜太平致治”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保持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
     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多民族、多制并存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北方封建王朝，无论是与过去的，还是与其并存的王朝相比，金朝儒学的发展都有其显著的特点。
     其一，金代儒学是经史并重，博实并重。以儒学经典为理论准则，以史为鉴，特别重视司马光的通鉴学。在金代儒学中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都贯穿着“中”的思想，反对“过”和“不及”，反对“暴”和“过宽”，主张以“仁”易“暴”。在对外关系上，反对战争，主张加强安边保民的措施，在稳定中求“和”，对外战争以防御性反攻战为重点。治理国家提倡博实，求社会安定进步。
     其二，金朝学习儒学经典强调学与用的结合，经世致用，重在于行。《金史》卷七《世宗纪》：“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金之重行和用，是与当时形成的博实观念相联系的，认为只有博学和务实才能致用。至于理与行的关系，北朝（金）与南朝（南宋）各走一端，北方经学重行，南方道学重理。理从行中来，而行的提升又离不开理的提升，行与理是辩证关系。正因为两者是辩证关系，在不同时期可各有所重，但不能过偏于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应是行与理并重，各有侧重。金朝儒学重于行，发展了政治和民族思想，后来南宋理学传入金朝，才引起一些人对理学的重视。
     其三，金代儒学直接源于王通的新儒学，王通三教合一的思想到金朝发展为儒、佛、道三教在各以其为主的基础上，实现三教合一的新局面。儒家涉佛、道，道家相容儒、释；佛融入儒、道成份，但这种发展还基本保留在致用的层面上，没有出现一个时代的理论大家。元好问是儒生，出入佛、道二教，他在文学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新贡献，在政治上提出“中州一体”的思想，成为一位跨越朝代的宗工，但在理的研究方面仍未有新的突破。金代儒学的三教合一，是在思想领域内以儒为主，吸收佛、道，为儒所用。
     其四，金代儒学更为突出的方面是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儒家思想。孔子思想是建立在尊尊、亲亲之上，对于一体内的华夷，以人禽、内外的观点加以区别。进入封建社会，初期儒学继承了这种陈旧的观点，坚持以华夷分内外。但由于被视为夷狄和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做了皇帝，政权成为中原政权，人户成为中国人，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大约至北朝，汉作为一个单一族称与在中原的他族在名称上对等，华夏成为中原各族人统一的共称。后来，在中原以外地区出现了与中原同类型的政权，特别是辽、宋、西夏、金成为中原并存的王朝，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民族关系的变化。宋人司马光反对传统的“华夷正闰论”，提出不宜以“僭伪”称少数民族政权，统视为一国内的“列国”。辽金王朝提出“华夷一体”，女真与汉、金与宋皆为一家，从而使王通的新儒学民族观在新条件下更加发展，过去的“人禽观”变成民族间人与人的观念，在一个中国内的宋、金同是国人，不分民族、地区同是“中州人物”。思想观念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制度、文化的发展，民族关系的融合，更促进了多民族一体关系的形成与巩固。
     金代儒学在继承以往儒学的基础取得的很大发展，为历史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资料。金代儒学与宋代儒学不同的方面，不在于哲理、道德，而在于政治、民族思想的发展，开北方儒学的一代新风。
                       

    《金史》成书后经过多次刻印和校勘，实际上校勘和研究是相互进行的，相互为用，相互促进。校勘为当时金史研究提供了好的可行版本，研究成果也为校勘《金史》提供了新的内容。《金史》的校勘与研究，每一时期所取得的成果，无不与时代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从其发展过程看，还是近百年的事。
    （一）《金史》的版本与校勘
    《金史》有元初刻本八十卷与后来元覆刻本五十五卷。明朝于南京和北京国子监刻印经史，分南监本与北监本两种。嘉靖八年（1529）有南监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有北监本。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增补明嘉靖八年的南监本。乾隆四年（1739）有武英殿本。光绪十年（1884）、二十七年（1901）有上海国文书局和上海史学会社的两种石印本。光绪年间江宁局、杭州局、苏州局、武昌局分工刻印二十四史，通称为局本，吉林成多禄曾于光绪二十年七月购得此版本二十四史。民国十九年（1930）有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二十年（1931）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元初刻本八十卷及覆刻本五十五卷为百衲本，成为目前所能见到的《金史》的最好的版本。开明书局有铜版本廿五史。
     明朝对《金史》没有进行校注的工作，现仅有杨循吉的《金小史》八卷，写金朝历史发展的大略。清乾嘉到十九世纪末，方有对《金史》考订、补校勘的著述相继出现。如：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考史拾遗》《十驾斋养新录》《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金史地理志》（附考民、考异）；赵翼《廿二史劄记》（附补遗卷）《陔馀丛考》；倪灿撰、卢文弨补《补辽金元艺文志》《金史礼志补脱》；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万斯同《金诸帝统系图》一卷、《金衍庆宫功臣录》一卷、《金将相大臣年表》一卷；黄大华《金宰辅年表》一卷；杨守敬编《金地理志图》；丁谦《金史外国传地理考证》一卷。杭世骏有《金史补》未能成书。清代对《金史》全面进行校勘的是施国祁，他用二十年功夫读《金史》十余遍，辨体裁、考事实、订正字句得四千余条，校注并见，卒成《金史详校》十卷。今常见本是光绪六年会稽辛氏刻本。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清儒“治金史者莫勤于施北研（国祁）之《金史详校》十卷”。其名字与后来金史研究相始终。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金史的研究已由封建史学转向用近代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对《金史》及相关史料考补工作仍在进行。例如，吴廷燮《历代方镇年表》中的《金方镇年表》、陈述《金史氏族表初稿》（《史语所集刊》5：3,1935年）、阿桂等《金史姓氏考》、朱希祖《伪楚录辑补》及《伪齐录校补》、冯家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史学年报》2—1）、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史语所集刊》6：2、3,1936年）、张秀民《金源监本考》（《图书季刊》3,1935年）、毛汶《补金史蔡松年传》（《国学论衡》6,1935年）、陈守贞《金史“忠义传”完颜彝战迹及年月考》（蒙古史料研究之一《新中华》复刊，4：16　1946年）等。
     二十世纪下半叶，前三十年对金史的考订、补正和校勘，由个人进行的工作无几，只有罗继祖《读〈金史·傅慎微传〉》（《光明日报》1961年8月16日）。拾补有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包括《金史氏族表》《女真汉姓考》《金赐姓考》《金史同姓考》《金史异名表》（科学出版社，1960年）。此书史料丰富，其中对《金史》记载中互异、疑异等问题多有考订，不仅是治金史的工具书，也是对金史史事、人名、谱系等考补的重要参考书。此间对金史校勘取得突出成就的是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1975年出版），此书以百衲本为底本，并与北监本、武英殿本参校，择善而从。还参考了《大金国志》《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归潜志》《中州集》《三朝北盟会编》等书，以及残本《永乐大典》有关部分，以订正《金史》中的错误。其中对前人成果用得最多的是施国祁的《金史详校》，对其举证缺略地方做出补充，为《校勘记》系于每卷之后，计两千余条，虽比施国祁的《金史详校》所校出的条目少，但品质高于施，并于原书新加标点，发前人所未发，对研究金史应用性大，故一再再版，是当前通用的最佳版本。
      后二十年，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科学文化事业出现蓬勃生机。对金史的考订、补正和校勘工作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一是围绕元修《金史》、正统之争、成书，以及金史在史学中的地位等问题，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二是围绕《金史》成书的主要参考书进行了研究和校正。例如，崔文印《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金史纪事本末》附“考异”（中华书局，1980年）、《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罗继祖与张博泉《鸭江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博泉《辽东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澍田等辑注《金史辑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董克昌主编《大金诏令释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赵鸣歧与王慎荣《东夏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张中澍与陈相伟校注《金碑汇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等。近二十年对金史的考订、补正和校勘方面的研究，不仅在金史的校注方面增大了尝试和密度，而且加强了研究金史的活力和力度。
    （二）金史研究的进展过程
    《金史》是对金朝兴亡史研究的最基本的史料，整理《金史》与研究《金史》是互补互用的，而这项工作与时代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更新密切相关。《金史》是在正统与非正统、正与闰、华与夷、中与外等思想理论的辩论和斗争中问世的，它出版于元朝。此后《金史》校勘与研究逐渐从无到有，由少至多。清朝乾嘉年间到十九世纪末，对《金史》整理与研究初见起色。二十世纪以来，反对传统陈腐的“华夷正闰观”成为金史研究的一条主线。二十世纪初，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在中国兴起，王国维宣导用文献、考古“两重证据法”研究历史，并运用于金史研究领域，先后发表了《辽金蒙古考》（《学衡》53，1926年）、《金界壕考》（《燕京学报》1，1927年）等。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金史研究进入一个开阔时期，研究范围涉及到经济、政治、宗教、女真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金宋关系、民族关系、考古等各个领域。这个时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地区的行径激发了爱国知识份子的爱国热情，掀起了对东北史及东北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与王朝研究的热潮。其中毛汶在辽金史研究领域发表文章最多，辑成《辽金国事论文集》（开封商务出版社，1935年）。特别应当提出的是金毓黻、陈述、姚从吾诸人在各自研究工作中所做出的显著贡献，金毓黻从国学大师黄侃治音韵训诂学，他接受近代史学研究的影响，继承了王国维治史方法，写出《宋辽金史》《东北通史》上编（三台东北大学，1941年），他在辽、宋、金三史研究中，“斥三史不足观”的偏见和狭隘之论，主张“三史并重”，即给三史以对等的地位，并提出“三史兼治”“三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这些对今天金史研究仍有重要意义。陈述从早年起就致力于辽金史研究，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称对辽金史研究，以陈述“成就最多”。陈述在《契丹史论证稿》（1948年）中提出，辽“因对峙而求比美，提倡文教，汉人地位渐盛，兴宗以下，吟咏唱和，亦无别于汉家（汉族）之太平天下”。同时还提出辽与宋南北之分为南北朝的思想，解放后在他的研究工作中这种思想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姚从吾著有《金朝史》（1945年）、《东北史论丛》上下册，探讨了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和救世思想，是对东北史、金史研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一时期对金史研究主要是肯定三史的地位，反对传统的“华夷正闰观”给予史学研究的影响，对激发各族人民共同的爱国思想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是对资产阶级史学进行改造，全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采取历史唯物史观和方法研究历史的时期。史学界开始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各个发展阶段的分期与社会性质，讨论农民战争问题。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50年代到70年代末，金史研究也以上述研究主体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个新的热点：即金朝社会性质与封建化、金朝的阶级矛盾、农民起义和宋金战争问题、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研究亦有一定的涉及。同时由于受旧观念的束缚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少偏见，如在研究中不讲或极少讲金朝的成就；金宋战争中只颂扬岳飞，不能正面讲金兀术；把金朝放在附属中原王朝的地位，满篇充斥着金代女真人的野蛮入侵、破坏、屠杀、非正义、抗战等词句，使一部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受到严重的歪曲。尽管如此，金史研究还在求进步，陈述在《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又进一步论证了辽金与五代、两宋对立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特别认为契丹“二百余年，因俗而治”，获得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张博泉在《黄河流域生产恢复与租佃关系》中提出金在中原统治时期，同样有它恢复和发展时期，不同意金朝自始至终处于生产破坏状态的看法。同时他在《对契丹社会性质看法》中提出不能把汉人对契丹发展有贡献的人物视为“汉奸”。与之同时，金代考古发现和医学等研究成果，也使金代文化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
     金史研究大发展是在二十世纪的后二十年。“文革”后，70年代末，开始不断有金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问世。然而，后二十年金史研究的奠基，应以1982年6月在沈阳成立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为标志，在成立大会上陈述会长两次提出辽金与两宋是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又称后南北朝），并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为指导研究辽金史，反对“贵中华（汉），贱夷狄（少数民族）”的陈腐观念。同时指出辽金史研究在诸史研究中还处于薄弱环节，要尽快转变这种落后的状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金史研究成果迭出，1979年1月由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册出版，把辽、西夏、金三合为一册，作为三个断代史出现，提出西辽是辽的继承，和南宋是北宋的继承一样，不仅给辽、宋、金三史以应有的地位，也给西夏以应有的地位。此后，关于金史研究的学术专著陆续出版，金史的断代史著作有1984年6月张博泉著《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其后又有李桂芝著《辽金史简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专史研究著作较早的有1980年7月金光平、金启孮父子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将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达到一个新起点、新水准。1981年6月张博泉著《金代经济史略》，对金代经济研究既写破坏，又写发展和贡献，并提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同年他与苏金源、董瑛合著《东北历代疆域史》中，第一次研究了金代的疆域问题。宋德金著《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较为全面的探讨金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著《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对金代猛安谋克制度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探讨了金代政治史中的诸多问题。其后各专史领域的著作相继出版，主要有景爱《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王曾瑜《金代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赵永春《金宋关系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997年）、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慎荣与赵鸣岐《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等。关于女真史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张博泉《女真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王可宾《女真国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张博泉与王可宾《辽代女真部族研究》、张博泉《金代猛安谋克制度研究》（《金史论稿》第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金启孮《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此外，关于金代地理、文物考古、都城、人物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朱国忱《金源故都》（北方文物出版，1991年）、景爱《金上京》（三联书店，1991年）、于杰与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刘庆《完颜阿骨打》（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刘肃勇《金世宗传》（三秦出版社，1986年）、郝树侯与杨国勇《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降大任《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等。八十年代初，学术界提出了“一体多元”的思想，并逐步展开了讨论，1986年张博泉积数十年研究地方史、辽金史和北方民族政权史的心得，得出“中华一体论”，从理论上对金史研究做了一些尝试，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近百年来《金史》校勘和金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为今天我们以“史家注史”，做今注本《金史》，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今注本《金史》的特点
     今注本《金史》于1995年底始接受任务，翌年初始工作。今注本《金史》有以下五个特点：
     其一，过去校《金史》重在校勘，而今注本《金史》要求标点、考订、补正、校勘与注合为一体。在校注方面增添了大量的以现代科研成果注史的新内容，增大了难度，是一部具有全新特点的今注本。
     其二，今注本重在学术水准，史家注史。我们校注《金史》时注意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在校注中有史家考证、辨析、探赜、求是的功夫；二是反映金史研究中的新成果，保证校注的学术性而不是一般的注释移植；三是对《金史》中的典故、难点，尤其是过去没有注释过，不易理解而又容易出差误的难解问题，不采取回避的态度，实行互考互证的方法以求解决；四是对过去校注中出现的差误据实纠正，并在全书中增大新出注的含量。我们体会史家注史，就是扩大校注的范围和内容，保证和提高校注的品质，对此我们是尽能力而为之。
     其三，今注本《金史》重在反映出时代的新特点。我们校注《金史》重点放在反映出近百年对《金史》校勘和金代历史、考古研究的新成果上，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国内外金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港台和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学者的著作和文章。张博泉先生近十余年中留心于《金史》的校注工作，将平时发现和搜集的与《金史》标注有关的条文，辑为《金史校勘辑补》草稿，这次在校注《金史》中多被采用。
     其四，今注本《金史》在中华书局点校本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扩大参考书范围，凡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内容被本书采用者出注；凡属一般性标点误差，不影响原文的文义者，只做纠正不出注，如差误影响到原文的文义者出注，并提出依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未发现的错误和注释有误者出注。
      其五，《金史》有大量语词容易令读者费解，尤其是女真地名、人名、官名，出现的时间不同，译写不同，后人所释又有误差，更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我们主要选用日本人小野川秀《金史语汇集成》、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和金启孮《女真文辞典》等著作为参考书，并将《金国语解》列为了校注范围。
                                                           2000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