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义、张欣：《今注本二十四史南齐书》前言（节选）

 王鑫义     张  欣

《南齐书》是一部系统记载南朝齐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齐是南朝四代中立国最短促的王朝。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四月，萧道成以禅让的名义篡宋建齐，是为齐高帝。历经武帝、郁林王、海陵王、明帝、东昏侯诸帝，至和帝中兴二年（502）三月，萧衍亦以禅让的名义篡夺南齐政权，建立了梁朝，是为梁武帝。南齐从建国到覆灭仅存在24年。

本书《良政传·序》云：“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及建武之兴，虏难猋急，征役连岁，不遑启居，军国糜耗，从此衰矣。”（《南齐书》卷五三《良政传》）据此，我们可以以永明十一年（493）七月武帝去世为时间点把南齐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齐高帝萧道成及其长子齐武帝萧赜统治的十四五年间，是南齐社会比较稳定和国力强盛的时期。齐初，高、武二帝为了巩固政权，重视抚恤贫民，修水利，兴屯田，发展生产。建元二年（480）二月癸巳，“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边民尤贫遘难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赈”。（《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甲午诏：“江西北民避难流徙者，制遣还本，蠲今年租税。单贫及孤老不能自存者，即听番籍，郡县押领。”（《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武帝永明四年（486）闰正月辛亥诏：“诸逋负在三年以前尤穷弊者，一皆蠲除。孝悌力田，详授爵位，孤老贫穷，赐谷十石。凡欲附农而粮种阙乏者，并加给贷，务在优厚。”（《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六年闰十月乙卯诏：“北兖、北徐、豫、司、青、冀八州，边接疆埸，民多悬罄，原永明以前所逋租调。”（《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十一年七月丁巳诏：“水旱为灾，实伤农稼……曲赦南兖、兖、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历阳、谯、临江、庐江四郡，三调（三调指调粟、调帛及杂调。参见《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武帝永明十一年”条胡三省注）众逋宿债，并同原除。其缘淮及青、冀新附侨民，复除已讫，更申五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在高、武二帝这些诏书的鞭策下，出现了不少能体恤民情的良吏。建元初，刘怀慰任齐郡太守，“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垦废田二百顷，决沈湖灌溉”（《南齐书》卷五三《良政传》）。建元初，王珍国任南谯太守，“治有能名。时郡境苦饥，乃发米散财，以拯穷乏”（《梁书》卷一七《王珍国传》）。永明初，戴僧静为北徐州刺史，“买牛给贫民令耕种，甚得荒情”（《南齐书》卷三〇《戴僧静传》）。南齐前期统治者的这些恤民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再加上当时实行与北魏通和的政策，在武帝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的局面，史称：当时的南齐“外表无尘，内朝多豫，机事平理，职贡有恒，府藏内充，民鲜劳役，宫室苑囿，未足以伤财，安乐延年，众庶所同幸”（《南齐书》卷三《武帝纪》“史臣曰”）。这些描述不无溢美之辞，但应基本上概括出南齐初年国家蒸蒸日上，百姓安定祥和的局面。

南齐建立后面临着宋末留下的户籍极为混乱的局面。这种乱局的实质是以种种借口逃税避役。为了增加国家的赋役来源，齐高帝时揭开南齐“检籍”的序幕。关于当时户籍的乱象，齐高帝建元二年诏云：“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虞玩之上表称：“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人，填街溢巷，是处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故齐高帝“敕（虞）玩之与骁骑将军傅坚意检定簿籍”（《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齐武帝即位后，继续检籍。“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伪冒户籍被退回处罚称为“却籍”。被却籍者悉充远戍，民多逃亡避罪。再加上检籍官吏受贿作弊，在检籍过程中，“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卷三《食货三》引沈约上书）的弊端非常普遍，因而矛盾迅速激化。永明三年（485）冬，终于爆发了富阳（今属浙江）人唐?之领道的反检籍斗争。三吴却籍者奔赴，众至三万人。次年春，唐?之在钱塘（治今杭州市）称帝，立太子，置百官。于是，齐武帝派禁军数千人，骑兵数百人，一举镇压了唐?之领道的反检籍斗争（《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但是，反检籍斗争并没有停止，至永明八年（490）齐武帝被迫停止检籍，宣告失败。诏曰：“故所以澄革虚妄，式允旧章。然衅起前代，过非近失，既往之諐，不足追咎。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由此可见，南齐检籍经过高、武二帝十许年的经营，不但没有改变宋末以来户籍注册的乱象，反而不得不确认了这种乱象。

东晋是门阀士族势力最强盛的时期。几家门阀士族在竞争中先后把持朝廷，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刘宋时期，虽然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还很大，但再也不能像东晋时期那样把持中央政权了，说明刘宋已经回归君主专制，士族势力开始衰落。（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362页）南齐时期，士族在政治上更加衰落。清赵翼《廿二史劄记·江左世族无功臣》条云：“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道、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弘、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此江左风会习尚之极敝也。”（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二《江左世族无功臣》，中华书局2001年订补本版，第254页）其中谈到的褚渊、王俭就是南齐初年两个士族出身的大官吏。褚渊字彦回，河南阳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骠骑将军，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渊少有世誉，复尚文帝女南郡献公主，拜驸马都尉。此后官位不断升迁。泰豫元年（472），宋明帝去世，“遗诏以为中书令、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与尚书令袁粲受顾命，辅幼主”（《南齐书》卷二三《禇渊传》）。然而就是这个深受宋室信赖的皇戚和顾命大臣，见萧道成威权日隆，无比倾心，赞其“非常人也”。当“四贵”（即袁粲、褚渊、刘秉、萧道成）讨论处治后废帝刘昱的办法时，褚渊竟直截了当地说：“非萧公无以了此！”（《南齐书》卷二三《禇渊传》）把处治权完全交给了萧道成，于是小皇帝刘昱死于非命。顺帝时，褚渊已位至司空，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公。“齐台建，渊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为晋丞相，求为齐官。”（《南齐书》卷二三《禇渊传》）他迫不及待要投入萧道成的怀抱，惟恐不及。萧道成没有接受褚渊的请求，因为他还要褚渊代表宋室对他进行歌功颂德并劝进。褚渊果然没有辜负萧道成的安排。升明三年（479）三月甲寅，褚渊以使持节、兼太尉、侍中、中书监、司空、卫将军、雩都县开国侯的身份授萧道成相国印绶、齐公玺绂；王僧虔则以持节、兼司空副、守尚书令的身份代表宋室授齐公茅土、金虎符、竹使符，又加九锡。四月癸酉，诏进齐公爵为王。于是褚渊又代表宋室奉策授玺绂、金虎符、竹使符，授茅土，改立王社等。辛卯，宋帝禅位。褚渊、王僧虔又代表宋室向萧道成“奉皇帝玺绶”（《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入齐以后，褚渊成了佐命功臣，自然官运亨通。建元四年(482)八月薨。《赠谥褚渊诏》称其官位云：“侍中、司徒、录尚书事、新除司空、领骠骑将军、南康公。”可谓人臣之位已极，故史论称：“民誉不爽，家称克隆。”（《南齐书》卷二三《禇渊王俭传》“赞”）

王俭是江左第一高门琅邪王氏的后人。宋明帝时尚阳羨公主，拜驸马都尉。王俭虽然比褚渊小十七岁，但他在推动萧道成篡宋的问题上比褚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称：升明三年（478），王俭见萧道成“雄异”，“请间言于帝曰：‘功高不赏，古来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又曰：“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岂复宁济，但人情浇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复推迁，则人望去矣，岂唯大业永沦，七尺岂可得保？”萧道成回答说：“卿言不无理。”及萧道成为太尉，遂以王俭为右长史，寻转左长史，“专见任用”。至升明三年四月间，萧道成进位相国、封齐公、进爵为齐王及受宋禅登极当皇帝诸大典，其“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褚彦回唯为禅诏，又使俭参怀定之”。（上述引文分见《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王俭传》）王俭对于萧家开创帝业可谓尽心了，当然齐朝对王俭的回报也很丰厚。建元元年（479），改封南昌县公，食邑二千户。永明七年（489），王俭薨，其最终官爵是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领国子祭酒、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昌县公，并追赠太尉，赐谥文宪公。（《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

以上情况说明褚渊、王俭就是两个如同赵翼所说的那种“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的典型士族官僚。随著禇渊和王俭的去世，南齐再也没有像他们那样有影响的士族官僚了。如王融、王晏、徐孝嗣之徒，皆随世浮沉，没有大的作为，甚至想保全家门亦不可得。

在南朝士族地位逐渐衰落的同时，庶族人物的地位不断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士族尚在一定程度上坚守著“清流”传统，鄙薄武事和冗繁的吏事，而庶族人物无高贵的门第凭依，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登上政治舞台，各种路径都愿意选择。其中从军打仗建立军功是他们的首选。南齐帝业的开创者萧道成出身于庶族地主，自元嘉十九年（442）宋文帝遣其领偏军讨沔北蛮，至建元元年四月称帝三四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凭借自己日益增长的实力，吸纳和造就了一批庶族寒门出身的将帅。如王敬则、陈显达、垣崇祖、张敬儿、李安民、吕安国、周山图、周盘龙、王广之、薛渊、桓康、萧景先、萧赤斧等。这些庶族寒门出身的将领是南齐帝业的构建者。南齐建立后，他们的官爵也不断得到提升。如，王敬则幼时家贫，为屠狗商贩。入齐后累官至大司马，封寻阳郡公，食邑四千户。陈显达累官至太尉，封鄱阳郡公，食邑三千户。南齐时期，既有外患，又有内乱，这些将领的举措与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紧密关联。

南齐承刘宋之弊，置典签司察宗室诸王出任方镇者及各州刺史。典签官位低微，多由寒门担任。由于皇帝的信任，他们权力很大。“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于是威行州部，权重蕃君。”“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在典签的严密控制下，诸王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言行举动，不得自专，征衣求食，必须咨访”，形成了逆来顺受的心态。“及明帝诛异己者，诸王见害，悉典签所杀，竟无一人相抗”（上述引文分见《南史》卷四四《文惠诸子传》），造成了南齐历史黑暗的一幕。

南齐的中枢机构中书省，亦用寒人典机要，中书通事舍人成为重要职务。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属官，东晋多用名流，掌收纳、转呈文书章奏。南朝诸帝皆非出身高门，遂引用没有声望、社会地位的寒士、细人等亲信任之，入直禁中。南齐时，自成舍人省，名义上隶属中书省，实际上直接听命于皇帝，监督指道尚书省施行政务。他们“久在朝省，闲于职事”（《南齐书》卷五六《幸臣传》），很得皇帝欢心。如永明中，齐武帝“欲修白下城，难于动役”。中书通事舍人刘系宗“启谪役在东人丁随之为逆者”役作。白下城修成后，齐武帝赞扬说：“刘系宗为国家得此一城。”又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南史》卷七七《恩幸传》）齐武帝时，中书通事舍人茹法亮、外监吕文度“势倾天下”，太尉王俭对人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茹法亮“广开宅宇，杉斋光丽，与延昌殿相埓……宅后为鱼池钓台，土山楼馆，长廊将一里。竹林花药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吕文度为外监，“专制兵权，领军将军守虚位而已”。“文度既见委用，大纳财贿，广开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树，皆聚其中，后房罗绮，王侯不能及。”（上述引文见《南史》卷七七《恩幸传》）齐武帝如此放纵身边的幸臣，是“永明之政”的一大弊端。

永明十一年（493）七月戊寅，齐武帝萧赜去世，南郡王皇太孙昭业即位，大权落到了尚书令西昌侯萧鸾之手。萧鸾是高帝萧道成的侄子，即其次兄道生之次子。道生卒于宋世。道成对这个早孤的侄子爱抚有加，“恩过诸子”。萧鸾在萧道成、萧赜父子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但是，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统治者。齐武帝死后，萧鸾在辅政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先后废杀了郁林王昭业和海陵王昭文两个小皇帝，于延兴元年（494）冬十月癸亥称帝，改元建武，是为齐明帝。齐明帝以支庶入纂大统，把高帝、武帝子孙诸王视为自己帝业的最大威胁，必欲彻底铲除而后快。故他自即位前的延兴元年九月至他去世前的永泰元年（498）七月，先后杀掉了全部见在的高帝子诸王八人，武帝子诸王十六人，文惠太子子诸王二人。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宋子孙多不得其死，犹是文帝、孝武、废帝、明帝数君之所为，至齐高、武子孙，则皆明帝一人所杀，其惨毒自古所未有也。”（《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二《齐明帝杀高武子孙》，第248—249页）齐明帝本以为铲除了高帝、武帝子孙，他的帝业就可以永传后世了。实际上他的残酷杀戮，严重削弱了南齐统治基础，加速了南齐的灭亡。

南齐建立后，在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统治时期，内部政局比较稳定，武帝时与北魏通好，其北部疆域基本上维持着宋末与北魏隔淮对峙的局面。再往西，南齐尚保有汉水中上游地区。南齐后期，其北部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齐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494），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南齐进一步加强了攻势。建武中，双方在沔北战场的争夺尤为激烈。至建武五年（498）二月，北魏虽然没有达到攻占襄阳重镇的战略目标，但却夺取了南齐雍州领属的沔北五郡。（参见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增订本版，第92—137页。沔北五郡包括：南阳，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新野，治所在今河南新野县；顺阳，治所在今河南淅川县南；北襄城，侨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方城县东；西汝南北义阳，双头侨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西）本书《良政传》云：“及建武之兴，虏难猋急，征役连岁，不遑启居，军国糜耗，从此衰矣。”（《南齐书》卷五三《良政传》）永泰元年（498年，四月甲寅改元）七月己酉，齐明帝去世，太子宝卷继位，是为东昏侯。永元元年（499）春，东昏侯为收复沔北失地，遣太尉陈显达督平北将军崔慧景率众四万奔赴战场，大败魏军于顺阳郡马圈城（在今河南镇平县南）。北魏孝文帝元宏亲率大军赴救。南齐溃败，“死者三万余人”（《南齐书》卷二六《陈显达传》）。南齐发动的这次战役，没有实现收复沔北的目标，又遭遇重大挫败。

对南齐北部疆域影响巨大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永元二年正月豫州刺史裴叔业“奉表降魏”。（《通鉴》卷一四三《齐纪九》“东昏侯永元二年”条）北魏立即派遣大军进驻淮南占领寿春（今安徽寿县），又击退南齐讨叛的军队，攻占了合肥和建安（在河南固始县东）两个军事要地，并在寿春置扬州以统之。这时淮东的重镇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淮阴（今江苏淮安市）仍为齐地，南齐留给萧梁的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淮南。南齐晚期，由于明帝失沔北五郡，东昏侯再失豫州，自南朝宋以来，疆域缩減至最小。

明帝和东昏侯当政时期是南齐政治上最黑暗、腐败的时代。明帝擅行废立和诛戮高帝、武帝子孙，君臣关系也很不正常，就连大司马、会稽太守、开国功臣王敬则也“心怀忧恐”。明帝对王敬则“虽外厚其礼，而内相疑备”。永泰元年（498），明帝在其病逝前夕，任命张瓌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则。内外传言当有异处分。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秖是欲平我耳。’”遂起兵反叛。不久兵败被杀。（《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

齐明帝去世前向太子宝卷“属以后事，以隆昌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委任群小，诛诸宰臣，无不如意”。（《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东昏侯即位后即把杀人的第一刀砍向了辅政的“六贵”。明帝临终，“顾命群臣”，而尚书右仆射江祏、侍中江祀、卫尉刘暄、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领军将军萧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时呼为‘六贵’”。其中，江祏兄弟之姑是明帝的生母景皇后，明帝与他们“恩如兄弟”。刘暄是明帝刘皇后弟，于东昏侯为“元舅”。永元元年（499），东昏侯“失德既彰”。三位外戚开始讨论废立问题。江祏欲立江夏王宝玄，刘暄欲立建安王宝寅。萧遥光是明帝的侄子，“自以年长，属当鼎命”，“潜与江祏兄弟谋自树立”。江祏弟江祀“以少主难保，劝祏立遥光”。刘暄“以遥光若立，己失元舅之望”，不同意立遥光。遥光遣人刺杀刘暄，未遂。刘暄遂向东昏侯告发江祏兄弟谋立遥光事，于是东昏侯捕杀了江祏、江祀兄弟。八月，遥光据东府城叛，不久兵败被杀。（《南齐书》卷四二《江祏传》，卷四五《宗室传》）当初江祏兄弟欲立萧遥光，曾谋于萧坦之，坦之持两端。萧遥光死后二十余日，萧坦之亦被杀。（《南齐书》卷四二《萧坦之传》）其年，刘暄亦因废立事被杀。“六贵”中地位最高的徐孝嗣，没有胆识，做事优柔寡断。有人向他“劝行废立”，孝嗣“迟疑久之，谓必无用干戈理，须少主出游，闭城门召百僚集议废之。虽有此怀，终不能决”。十月乙未，东昏侯召孝嗣入华林省，遣幸臣茹法珍赐药酒杀之。（《南齐书》卷四四《徐孝嗣传》）至此，明帝为东昏侯所置辅政的“六贵”全部被杀。

当王敬则起事破灭后，陈显达自以高帝、武帝旧将，亦心怀危惧。及沔北战败，朝廷以其为持节、都督江州军事、江州刺史，镇盆城。东昏侯即位，弥不乐还京师。永元元年，陈显达闻京师大相杀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传闻朝廷将遣兵袭江州，其年十一月丙辰，陈显达以奉建安王宝寅为名在江州起兵。陈显达虽然攻入建康，但不久兵败被杀。（《南齐书》卷二六《陈显达传》）

此后南齐又发生了宿将老臣平西将军崔慧景奉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宝玄的大规模内乱。永元二年二月，北魏攻占了寿春。三月，南齐遣平西将军崔慧景率众军伐寿春。崔慧景率军至广陵（治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上），召集诸将决定起兵反对东昏侯。又决定拥立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宝玄为主，遂率军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合南兖、南徐二镇兵进攻京师。叛军屡破台军，占领了京师的东府城、石头、白下、新亭等要地，并包围台城达十二日之久。台城危在旦夕。东昏侯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遣密使召豫州刺史萧懿救援京师。战况迅速逆转，崔慧景溃败逃窜，为渔夫所杀。江夏王宝玄奔逃数日乃出，亦被诛杀（《南齐书》卷五〇《明七王传》，卷五一《崔慧景传》）。东昏侯时期的这些外叛和内乱进一步削弱了国力，更重要的是人心瓦解，弱者思自保，强者觊觎大位，朝廷岂能久乎？

东昏侯在位的三年半时间，集各种弊政于一身，把南齐黑暗、腐败的政治推向了极端。这里综合本书《东昏侯纪》及《南史·齐本纪下》（事涉他卷、他书者仍加注释）的记载，揭示如下三端：

一是喜寻欢作乐，不理朝政，专任幸臣。东昏侯为太子时，“便好弄，不喜书学”。“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即位后，不但恶习不改，反而更加肆无忌惮。“日夜于后堂戏马，与亲近阉人倡伎鼓叫。”“选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暇息。”“又于苑中立市，太官每旦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潘氏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氏决判。”东昏侯在惰政方面也很典型，“王侯节朔朝见，晡后方前，或际暗遣出。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二年元会，食后方出，朝贺裁竟，便还殿西序寝，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会，忽遽而罢”。东昏侯“不与朝士接，唯亲信阉人及左右御刀应敕等”。如东昏侯任“新蔡人徐世檦为直阁骁骑将军，凡有杀戮，皆其用命……陈显达事起，加辅国将军。虽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而兵权实在世檦。及事平，世檦谓人曰：‘五百人军主，能平万人都督’”。徐世檦死后，茹法珍、梅虫儿用事，“并为外监，口称诏敕；中书舍人王咺之与相唇齿，专掌文翰。其馀二十馀人，皆有势力。崔慧景平后，法珍封馀干县男，虫儿封竟陵县男”。

二是滥杀宰臣，草菅人命。被东昏侯滥杀的大臣最为无罪者当数萧懿。永元二年三月，崔慧景奉江夏王宝玄袭击京师，势如破竹，东昏侯已成瓮中之鳖，赖豫州刺史萧懿援军赶到，彻底击溃了叛军，朝廷才得以转危为安。在这次京师保卫战中，萧懿立了大功。四月乙亥，朝廷迁萧懿为尚书令，深为幸臣茹法珍等忌惮，乃说东昏侯曰：“懿将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东昏信之。十月已卯，萧懿被害（《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梁书》卷二三《长沙嗣王业传》）。萧懿因有大功而遇害，可见当时政治之黑暗。此外，尚书左仆射沈文季也死得不明不白。当时沈文季“见世方昏乱，托以老疾，不豫朝机”。其侄昭略戏之为“员外仆射”。当东昏侯之世，沈文季谨言慎行，乃至不豫朝政，只是为了明哲保身。结果还是与徐孝嗣同时被召入华林省杀害。史称“朝野冤之”（《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又，东昏侯“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当产不去，帝入其家，……因剖腹看男女”。

三是极度奢侈，肆意挥霍民脂民膏。史称：“后宫遭火之后，更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刻画雕彩……麝香塗壁，锦幔珠帘，穷极绮丽。”又“于阅武堂起芳乐苑，山石皆塗以五釆，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壁上画男女私亵之像。”（上述引文分见《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南史》卷五《齐本纪下》）“潘氏服御，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虎魄钏一只，直百七十万。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塗。犹不能足，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太乐主衣杂费。由是所在塘渎，多有隳废。又订出雉头鹤氅白鹭縗，亲幸小人，因缘为奸利，课一输十，郡县无敢言者。”（《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由这样的昏君主政，百姓何以堪，国家岂能不亡。

永元三年（501）三月乙巳，雍州刺史萧衍、西中郎左长史萧颖胄拥立南康王宝融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中兴，是为齐和帝。和帝以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萧衍率军东征，攻入建康，筑长围守宫城，诸将皆降。十二月丙寅，王珍国、张稷率兵入殿斩东昏侯。中兴二年（502）三月，齐和帝东归至姑熟（今安徽当塗县）禅位于萧衍。南齐灭亡，梁朝建立。

南齐虽然立国时间不长，但在科学、文化上也有突出的成就。宋、齐时期的祖冲之（429—500）是我国古代的著名科学家。他的主要贡献在数学、历法学和机械制造方面。据《隋书·律历志上》记载，祖冲之确定了圆周率的不足近似值为3.1415926，过剩近似值为3.1415927，其真值在这两个近似值之间。这是当时世界上关于圆周率最先进的成果。在历法方面，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颁“用何承天所制历，比古十一家为密，冲之以为尚疏，乃更造法”。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祖冲之上《大明历》。他鉴于传统历法十九年置七闰的办法，“经二百年，辄差一日”，改变为三百九十一年设置一百四十四闰。他认为这样置闰的优点是，“令却合周、汉，则将来永用，无复差动”。（上述引文分见《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祖冲之确认了“岁差”的存在，并首次将“岁差”应用于编制历法。他将一个回归年定为365.2428日，和近代所测数值仅差约五十秒。定一个“交点月”为27.2122日，和近代所测数值只差十万分之一。《大明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直到梁天监九年（510）才被采用。陈朝继续沿用，到隋开皇九年（589）陈亡为止，前后共施行八十年。（《宋书》卷一三《律历志下》；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5页）

南齐武帝永明时期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永明体”的新体诗。《南齐书·文学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这种新体诗强调声韵格律和对偶，对近体诗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沈约著《四声谱》，倡道、引领了永明体的形成和发展。谢朓是永明体的著名作家，后人集其作品为《谢宣城集》。沈约不但是文学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永明五年（487）春，沈约奉敕撰《宋书》，至次年二月他据何承天、徐爰诸宋史旧本，损益增补，撰成了《宋书》本纪列传七十卷，拜表奉书上之（《宋书》卷一〇〇《自序》），向齐武帝作了一个初步交待。至于八志三十卷则延续至梁朝初期才全部补齐（苏晋仁《〈宋书〉丛考——附援老信札》，载《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297页）。

萧子显所作《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据《梁书·萧子恪传》《南史·齐高帝诸子传上》所载萧子显传，并参《隋书·经籍志》，《南齐书》原本六十卷，但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著录时仅有五十九卷。这表明唐代《南齐书》已佚失一卷，所佚之卷，可能是叙（序）传。（《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九《齐书缺一卷》：“盖子显欲仿沈约作《自序》一卷附于后，未及成，或成而未列入耶？案《南史·子显传》，载其《自序》二百馀字，岂即其附《齐书》后之作，而延寿撮其略，入于本传者耶？”《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一·正史类》：“疑原书六十卷为子显叙传，末附以表，与李延寿《北史》例同。至唐已佚其叙传，而其表至宋犹存。今又并其表佚之，故较本传阙一卷也。”）

据《史通·古今正史》“梁天监中，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起升明之年，尽永元之代。为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合成五十九篇”（唐刘知幾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30—732页。参见《史通通释》，第355—356页）。至迟在《史通》撰写完毕的八世纪初（《史通通释》“出版说明”指出《史通》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仅有五十九卷，已散佚一卷。复据宋代目录家著录、《旧唐书·经籍志》等，此书在宋代亦缺一卷。（《郡斋读书志》卷五云《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 共计五十九卷。见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187页。《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齐书五十九卷萧子显撰”；《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萧子显齐书六十卷”；《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萧子显南齐书五十九卷”。）曾巩等对《南齐书》等七书作了全面的校勘整理（参见清叶德辉著，紫石点校《书林清话》卷六《宋蜀刻〈七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6页），其中对《南齐书》所作序表中明确载其本为五十九卷。《南齐书》卷末附录。这也成为现在该书的基本篇幅。同时该序表还说明，是书名称已经确定为《南齐书》，以与唐李百药《北齐书》相区别。而萧子显《南齐书》在此之前一直被称作《齐书》。

《南齐书》的本纪八卷，以南齐历代帝王为中心，用编年的体裁，记载萧齐一代兴亡始末。志十一卷，以专题史的形式记载南齐的礼乐制度、州郡变迁、官僚制度、舆服制度、天文、祥瑞、灾异等诸多重要内容。列传四十卷，在全书中篇幅最大，记载了后妃、诸侯王、将相大臣、文武百官，以及文学之士、隐逸高士、孝义之人、佞幸之臣，在书末还有处在南齐中央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的诸传。这些记载较为全面地勾勒了南齐一代社会阶层的各个层面。

《南齐书》本纪、志、列传继承了《史记》《汉书》以来的纪传体史书传统，特别是对年代较为接近的《宋书》有着大量借鉴，并在其基础上作了调整增补。（赵吉惠《南齐书》，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一卷，第291—293页。《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九《齐书旧本》认为《南齐书》“盖本超、淹之旧而小变之”“此正见子显之修齐书，不全袭前人也”。第188页）。具体说来，传统上认为《南齐书》在类传、志上较多因袭沈约《宋书》。（“点校本南齐书修订前言”，《南齐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8页。庄辉明《南朝齐梁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39—340页）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南齐书》在诸多方面有借鉴《宋书》的痕迹。《宋书》永明五年（487年）春敕撰，翌年二月完稿。（《宋书》卷一〇〇《自序》）萧子显《南齐书》在其后不久成书，势必较多借鉴取法于《宋书》。

《宋书》诸志志目：《律历志》《礼志》《乐志》《天文志》《符瑞志》《五行志》《州郡志》《百官志》；《南齐书》诸志志目：《礼志》《乐志》《天文志》《州郡志》《百官志》《舆服志》《祥瑞志》《五行志》。《南齐书》没有《律历志》，增添了《舆服志》；将《符瑞志》改为《祥瑞志》，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其他诸志志目都与《宋书》相同。同时《南齐书》诸志在顺序和分卷上也与《宋书》大体相同，足见《南齐书》对《宋书》的参考与沿袭。

《南齐书》的合传也在传名和内容上取法《宋书》。《南齐书》的《孝义传》与《宋书》相同，并将《宋书》的《后妃传》改为《皇后传》，《隐逸传》改为《高逸传》，《良吏传》改为《良政传》，《恩幸传》改为《幸臣传》，同时借鉴《宋书》分别为南齐诸帝之子立传。在为周边少数民族立传时，也采取了相近的态度，如《宋书》作《索虏传》，《南齐书》作《魏虏传》；《宋书》作《夷蛮传》，《南齐书》作《蛮东南夷传》。

一般将檀超所立志目视作萧子显《南齐书》取材的重要来源。其实檀超奏疏时间为480年，与《宋书》撰写时间接近而略早。（《宋书》卷一〇〇《自序》：“（永明）五年春，又被敕撰《宋书》。六年二月毕功。”）据二者诸多相近方面看，或者可以将檀超奏疏看作《宋书》《南齐书》撰写时共同取资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点还可以从檀超所作志目上看出来：《律历》《礼乐》《天文》《五行》《州郡》《百官》（《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这些志在《宋书》中有体现，在《南齐书》诸志中也有相似或相同表述。特别是檀超所作志目主张立《舆服志》，《南齐书》即有该志，而《宋书》却无此志。

除学者们主张的《南齐书》参考借鉴前贤著作之外，另一个重要参考应该是范晔的《后汉书》。檀超所作志目上有《百官志》一目，明确指出依照范晔《百官志》（《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范晔《后汉书》传世版本无志，志书部分用的是司马彪《续汉书志》，现在常见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即如此编排。但据其与诸甥侄书（《宋书》卷六九《范晔传》：“欲徧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可知其确作有志书，只是未完稿或在流传中散佚了。因此《南齐书》诸志中的《百官志》在体例和内容上，可能同时参考了檀超和范晔的《百官志》。范晔《后汉书》合传有《列女传》一种，这与檀超所主张立《列女传》相近。范晔《后汉书》所作合传中有《文苑传》《循吏传》《逸民传》等传，以及《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西羌传》《西域传》，等等。《南齐书》中的《文学传》《良政传》《高逸传》《魏虏传》《蛮东南夷传》《芮芮虏河南氐羌传》也都有与其相近的合传传目，也都为周边区域民族立传，而且将其置于全书之末的写法也大体相近。因此，檀超所作志目参照了范晔《后汉书》，萧子显在撰写《南齐书》时当同时参考了檀超和范晔《后汉书》等诸多前贤著作。

《南齐书》叙事向称简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九《齐书类叙法最善》云“《齐书》比《宋书》较为简淨”。第191页。柴德庚《史籍举要》，第83页），《南史》删减《宋书》而对《南齐书》多有增补,表明了《南齐书》行文叙事力求简略的特点（《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九《南史增齐书处》：“《南史》于《宋书》，大概删十之三、四，以《宋书》所载章表符檄，本多芜词也。于齐不惟不刪，且大增补。”第208页。丁福林《萧子显评传》，载薛锋、储佩成主编《南兰陵萧氏人物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这是本书很大的优点。古代史家对史文简洁的表述有颇高的评价，如明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云：“史恶繁而尚简，素矣。曷谓繁？丛脞冗闒之谓也。非文多之谓也；何谓简？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故文之简繁可以定史之优劣。”古今不少史家评价《南齐书》简洁，正是其一大优点。史家尤为称道《南齐书》部分志书，更具有简洁的特点。明人朱明镐《史纠》卷二评论《南齐书》的“纪志”说：“萧书诸志，《礼》《乐》为优。纪叙简核，无支无蔓。州郡沿立，条贯昭晰，亦称善制，良史之才，茲其尤也。”《史通·序例》对《南齐书》采用序例的作法也颇为称道：“子显虽文伤寒质，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南齐书》在叙述事件时，作到了寓议论于叙述中，“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这种作法被赵翼称为“良史”。《南齐书》“带叙法”的写法亦值得称道。“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这样作“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赵翼认为《宋书》此法做得最好，《南齐书》亦具有这种写法。（《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九《齐书书法用意处》，第184—185页）这种带叙法，据张孟伦研究，并不同于本传后缀附传者履历的写法，而是“正在叙事中而忽以附传者履历入之，此例乃《宋书》所独创耳”，虽然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都曾使用过此法，但到萧子显撰《南齐书》“却用得更广泛，更妥善，而有所发展，改进了”，这是“史家记叙人物的进步方法”。（张孟伦《中国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4页）这可以说是《南齐书》又一优长之处，也是萧子显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又一大贡献。

《南齐书》另一值得称道的写法是，多用合传、类传，这种写法增加了史书的内容含量，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阶层的状况。这种优长之处的原因，与“带叙法”近似，类传之法“每一传，辄类叙数人”，文不增多，内涵更为丰富。无需过多铺垫介绍，一两个横断面足以反映该人的道德品行，起到交互理解之功效。

此外，《南齐书》在叙事时起止断限，也颇为《史通》所称道：“夫能明彼断限，定其折中，历选自古，唯萧子显近诸。”（《史通通释》卷四《编次第十三》：“观梁、唐二朝，撰《齐》《隋》两史，东昏犹在，而遽列和年；炀帝未终，而已编《恭纪》。原其意旨，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兴，显义宁而隐大业。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第103页）

《南齐书》八种志书，尽管有著这样那样的不足，却在南朝典制记载较少的情况下，提供了重要史料，其中《百官志》《州郡志》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学界对其多有佳评（《史籍举要》，第85—86页。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州郡志》每州总序中除建置沿革外，兼叙当地社会经济及风土人情，继承了《汉书·地理志》的优良传统，史料价值甚高。《百官志》虽只一卷，而编排眉目清楚，叙述明确，包含不少纪传中所不见的当时官制特征，对于了解南朝官制，比《宋书·百官志》更为有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第12页）。其他诸志，也多有优长之处。如《南齐书·天文志》，刘知幾《史通》对其有相对较高的评价。《史记》《汉书》等将“蒙澒，色著青苍，丹曦、日也。素魄月也。之躔次，黄道、日行之道，紫宫紫微宫垣”记载，而这些天文现象与当时政治社会关系不大，历代变化较小，“施于何代不可也”，而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不遵旧例”，但“凡所记录，多合事宜”，在某种层面上较《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等为优长，“贤于班、马远矣”。（《史通通释》卷三《书志第八》，第59页。参见赵吕甫《史通新校注》，第145—151页）又如《南齐书·乐志》，清冯班《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对其颇有称誉，认为其对古乐府的记载十分“详整”，较《晋书·乐志》为好。

不过，即使广受学界称道的《南齐书》的《百官志》《州郡志》也存在一定问题。《南齐书·百官志》未记载官品，这是很大一个欠缺。我们对其品秩的考察，只能通过其前后史籍如《宋书》《隋书》等作一定推测。由于叙事过简，职官隶属关系及职掌，缺乏动态视角的论述，当然这也是大多数史书百官志一类记载的共性问题。《州郡志》对侨置州郡问题缺少明晰记载，为后人理解当时变动较多的侨置州郡等地理问题增加了难度，同时还缺少对郡县户口的明确记载（参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五《正史类·南齐书五十九卷》，第186页）。

《南齐书》纪传之文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曲笔与回护的问题。南齐与梁政权之间有著千丝万缕之联系，齐梁禅代，因梁朝帝王为前朝宗室，梁朝的王公大臣也都与前朝有著种种关联。萧子显父祖也系南齐帝王或大臣。作为史家的萧子显生活于梁代而写前朝之史，写作时顾虑重重，写成之后还受到梁武帝审阅（吴均私修齐史《齐春秋》“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诏燔之”。参见《史通通释》卷一二《古今正史第二》，第355页。前车之鉴具在，增大了萧子显私修《南齐书》撰写的难度）。因此对齐梁之际诸多历史记事采取有意的遗漏（参见《史通通释》卷四《编次第十三》，第103页）、模糊记述和晦涩表述等手段，以通过审查、监督，当然也有史家萧子显自身的原因。《廿二史劄记·齐书书法用意处》对此曲笔与回护有多方面的分析。（《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九《齐书书法用意处》，第189—190页）明人朱明镐《史纠》称《南齐书》在记事时“谋人国而锡嘉，名弑共主而无特笔”，这种做法对于史家为文，“记事之体徒存，义理之文有媿”。又《南齐书》叙述萧子显祖父齐高帝萧道成多溢美之词，萧子显为其父萧嶷所作六七千字长传，极尽揄扬之能事，“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也”，受到后世学者的非议。不过，总体上看，《南齐书》能够做到“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一·正史类》）。王应麟《困学纪闻》认为“子显以齐宗室仕于梁而作《齐史》，虚美隐恶，其能直笔乎？”（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等校点《困学纪闻（全校本）》卷一三《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5页）所论属于知人论世之言，实属具有同情之理解的通达之论。

二是编次失检、自乱体例的问题。赵翼《廿二史劄记》对此论析较为详尽，如萧子显之父豫章王之传本应归入高帝诸子合传《高祖十二王传》中，但“豫章则另为一卷，编在二十二卷，与文惠太子相次，以见豫章之不同诸子”，赵翼指出这种作法“苟欲尊其父而于义无当也”。又如衡阳王道度、始安王道生皆为高帝之兄，本应编在高武诸子之前，却列在高帝诸子、武帝诸子传之后，前后次序显得混乱。（《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九《齐书书法用意处》，第189—191页）又赵翼《陔馀丛考》指出萧景先、萧赤斧、萧谌、萧坦之皆为宗室，又不入宗室传。（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馀丛考》卷七《齐书编次失当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亦同样存在编次失检的问题。朱明镐《史纠》卷二《良政传》也指出：“良政一传有不必录者二人，有不应录者一人，有不及录者二人，有附录孝义而应改入良政者一人。”

三是部分列传疏于剪裁，繁简失当的问题。《南齐书》部分列传连篇累牍记载词章、诏书、笺奏，略显芜杂，而一些重要事件、人物反缺少记载。赵翼《陔馀丛考》对此有客观分析：“《豫章王嶷传》载其辞殊礼一表，答表一诏，又辞侠毂队仪仗二表，答表一诏，又请以东府新斋拆奉太子一表，答表一诏，又因唐?之反请去州县苛碎条制一表，及薨后竟陵王子良请加殊礼一表，答表一诏，又乐蔼与竟陵王子良一笺，共一万五六千字。……乃连篇累牍，不减一字，何以徒费笔墨若此。……又《张敬儿传》忽载沈攸之责齐高一书，齐高答攸之一书，《王敬则传》忽载竟陵王子良请罢塘役折钱一表，《苏侃传》忽载齐高塞客行一首，更觉无甚关涉，毋怪乎愈形其芜杂也。及其叙事，则又有应详而反略者。明帝杀高武子孙之在外者，皆令典签杀之。签帅之权重若此，是当时矫枉过正一大弊政。《南史》于《巴陵王子伦传》述之甚详，而《齐书》略无一字。”（《陔馀丛考》卷七《齐书繁简失当处》，第125—126页）表现出率性而为，剪裁失当等问题。不过对《南齐书》较为完整地记载奏疏的问题，从史学著作角度评价可以说其缺少剪裁，从史料学角度看，却也保存了重要史料。(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齐书》与《宋书》相似，收录文字较多。其中如《虞玩之传》所载高帝诏书及玩之表文，《王僧虔传》载与檀珪书及戒子书等，不仅是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的原始史料，而且保存不少当时习用语言，颇有价值。”第12页）如竟陵王奏疏，保存了经济史资料。

对《南齐书》文笔最严厉指控当属《南齐书目录》所附曾巩等序，以及章学诚所作《删订曾南丰南齐书目录序》。该序文甚至对萧子显是否具有撰写史书的能力提出质疑。此篇序文意义重大，有论者认为可将其视作全部正史的读法，而非仅仅局限于《南齐书》一种史书。但此文中文字过于简练浓缩，理解起来颇有难度。古今史家对此有过解读。（如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认为：“曾巩的意思很明白，江志（江淹《十志》）、沈纪（沈约《齐纪》）早于萧书，萧书不过是更改、破析、刻雕、藻缋江志、沈纪而成。但他的书受到了梁武帝的支持，虽然‘其文益下’，却得到独传。”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56页）这里结合《梁书·萧子恪传》所附《萧子显传》作一些解释。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引书曾巩《南齐书目录》序语时，将原文中的“其文益下”理解为“文比七史最下”。语义不很显豁。该书校勘记引明范大澈卧云山房钞本作“其文七史最下”（《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五《南齐书五十九卷》，第186—187页），更为直接将地萧子显《南齐书》，特别是其文笔作了较低的评骘。其中的“七史”应是指曾巩等校书时所整理的南北朝《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考十九》，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76页。参见《书林清话》卷六《宋蜀刻〈七史〉》，第155—156页）

曾巩等认为《南齐书》存在的问题是，“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指出萧子显文笔“喜自驰骋”的问题，这与《梁书》所载萧子显自述中“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相互契合。由其自述可以看出诸多端倪：

其一，萧子显属于情感充沛，感情胜于理智之人，特别是“每不能已”的内心独白，表明这种问题的较为严重的程度，这似乎可以部分解释缘何《南齐书》在列传叙述时部分篇卷过详，枝蔓颇多，而有些篇卷较为简淨，以及自乱体例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一·正史类》已经指出《南齐书》“连缀琐事，殊乖纪体。至列传尤为冗杂”的问题。张孟伦《中国史学史》认为“正因为肖子显是个爱好辞藻的人。因而在齐史里，多载词章，少载事实，以至连篇累牍，不加节略。将许多很长的表、诏、笺、檄的原文，完全给以采录，虽说与时事攸关，究竟使人有繁冗累赘之感！（所收录乐蔼与竟陵王子良一笺，竟长达一万五六千字）”第265页）

其二，“颇好辞藻”正是曾巩等《南齐书目录》序中所说的“刻雕、藻缋”之类，行文的求简，过于讲究文辞，重视外在形式表达，忽视史书内在要求，以致出现了《南齐书》的蹇滞和艰深，某些地方甚至出现有欠畅达的问题。（《史通通释》卷四《序例》云:“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第88页。《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一·正史类》也有类似表述。参见丁福林《萧子显评传》，《南兰陵萧氏人物评传》，第91页）

萧子显处于佛教繁荣，玄学昌盛，骈体文盛行的时代，他无法完全超越时代，不免在记事及行文中将这些因素诉诸笔端。（《南齐书》卷五四《高逸传》史臣曰：“史臣服膺释氏，深信冥缘，谓斯道之莫贵也。”）这点《四库全书总目》已经指出：“齐高好用图谶、梁武崇尚释氏。故子显于《高帝纪》卷一引《太乙九宫占》《祥瑞志》附会纬书、《高逸传》论推阐禅理。盖牵于时尚，未能釐正。”（《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一·正史类》）

尽管《南齐书》有著不少缺点，但在南齐传世资料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唯独是书提供了较为完整而丰富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清代目录学家称赞其“萧齐一代，君臣行事之得失、论议之往复，未尝表见他书，即古人著述亦复不传于世，所可考见者惟是编”（《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二四《正史类四·宋齐梁陈》引“知州臣祖庚”评论）。

处于写本时代，古书流传多据传抄，流布未广。传抄之时不免脱讹，篇卷存在散佚，文字亦常缺失。《南齐书》在李延寿《南史》盛行之后部分篇卷有所散佚。与此前的纪传体史书相比，《南齐书》缺少若干重要志书，也没有表。后世史家作了大量工作。《南齐书》无《艺文志》之类综揽一代文献的志书，对其补志有三种，清侯康《补齐书艺文志》一卷，高桂华等辑《补南齐书经籍志》（《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卷一二《补南齐书经籍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98页），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南齐书》无《食货志》，可参看《隋书·食货志》。《南齐书》无表。后世史家也有所补缀，如清万斯同的《齐诸王世表》一卷、《齐将相大臣年表》一卷、《齐方镇年表》一卷，清徐文范《东晋南朝舆地表》十二卷，清杨守敬《萧齐州郡志图》一卷，刘盼遂《补南齐书宗室世系表》（刘盼遂《补南齐书宗室世系表》，《学文》第1卷第3期，1931年），吴廷燮《齐方镇年表》一卷，等等。

研治《南齐书》的著作除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劄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相关部分外，代表性研究成果如朱季海《南齐书校议》、丁福林《南齐书校议》等，这些论著，不但校订了《南齐书》的文字讹误、内容疏失，更为重要的是对《南齐书》中诸多史实问题作了详尽考辨，为阅读与研究《南齐书》作了重要工作。

现存《南齐书》的最早版本是宋代刊印的号称“眉山七史”的蜀刻大字本。明代有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等。清代有武英殿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金陵书局本、同文书局本、古今图书集成铅字排印本等。民国有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宋蜀大字本、开明书店《二十五史》本等版本。早期整理版本中，较好的是1972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该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参校了明代的南、北监本、汲古阁本，清代的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另外还参校了《宋书》中的志，以及《南史》《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书的有关部分，同时还广泛汲取了前人的校勘成果，采用了周星治、张元济、张森楷的三种《南齐书校勘记》稿本和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书。点校本由王仲荦点校，宋云彬编辑整理。2017年，景蜀惠先生主持修订的二十四史标点本修订本《南齐书》出版，该书采用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为底本，广泛参校清代以来，特别是中华点校本《南齐书》出版以来学术界校勘与研究成果，在审慎校勘的基础上，较原标点本作出了大量富有学术含量的校勘记，对复原《南齐书》版本原貌作了重要贡献。

中华再造善本《南齐书》系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为现存《南齐书》最早刻本，南宋绍兴十四年井宪孟所刊，称蜀大字本，又称眉山七史本。因多次印刷，元代版片已模糊，递有修订，明初版片移至南京国子监，世称“三朝版”。南监本、北监本、武英殿本，以及汲古阁本、金陵书局本、百衲本都直接间接来自三朝本。（参见《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唐宋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18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南齐书》以中华再造善本《南齐书》为底本，亦即以蜀大字本为底本，从版本流变角度看，其与百衲本属于同一系统，且在内容上二者并无本质差异。

论及百衲本，有学者可能会提到修润描改有失古貌的问题。对此张元济先生曾有明确交待，针对百衲本二十四史，特别对眉山七史，“墨沈旁溢，瘢垢盈纸。若不葺治，恐难卒读”，甚至有一叶之内有多个朝代版本共存的现象，采取严格、审慎的步骤操作，专门定出修润古书程序、修润要则、填粉程序，不动易文字，并进行多至五六遍的反复校勘（张元济《记影印描润始末》《附件三则》，《张元济全集》卷10，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67—270页），然后作出精修精校的版叶。通过这些步骤，使宋版善本原貌焕然一新。尽管存在因版片配补造成前后衔接等问题，也偶有误描、误改的现象，但实属白璧微瑕。（参李春光《古籍丛书述论》，辽沈书社1991年版，第398—400页）

鉴于此，经过权衡，我们认为百衲本尽管存在一定问题，但大体上反映了宋代以前《南齐书》原貌，故今注本《南齐书》以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南齐书》为底本，吸收中华书局点校本及修订版《南齐书》、丁福林《南齐书校议》、朱季海《南齐书校议》等校订成果，对各本异同一般在注释文字中体现出来，而不径改原文。力图在全面参校中华书局点校本及点校本修订版，以及努力吸收其他相关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准确而全面地反映研究现状，并充分利用考古和新发现的史料，编纂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性的繁体字横排新注本，为相关学者提供足资利用的准确原文和内容索引，亦为一般文史读者搭建起提高水准的阶梯。需要说明的是，百衲本上有部分史文，刻本字形与现在通行汉字区别较大，如果一一造出该字形，将极大增加工作量，亦为阅读造成诸多不便，为减少工作量计，对那些古今字形没有实质区别者，改为现在通用汉字。

今注本《南齐书》基本上作到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不过由于本纪、志、列传，作于不同学者之手，成稿于不同时期，他们对《〈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总则》要求把握程度不一，对有关学术信息、学术资源掌握程度也有区别，因之无法完全作到参考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大体上列传成稿较早，本纪次之，大部分志成稿较晚。列传初稿作者何庆善先生未见全书定稿而不幸辞世，因此未能吸收后出的研究成果，在后来的加工整理阶段，由于时间所限，未能作进一步增补，这些工作留待今后修订时完成。本书的八志十一卷，大部分为青年学者所著。注重对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是青年学者的优长之处，然而大部分史志过于繁难，一般研究者可以就志书中的问题作针对性研究，而若对其一一作注，无法绕开或迴避疑难问题，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以年轻学者的学术积淀，且又在相对有限时间内，恐难以完全做到消化吸收志书原文及古今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年轻学者凭借著对学术的执著与认真负责精神，在精细研读史文基础上，借助工具书及古籍库等数字资源，对志书中的疑难点作了较为细致的辨析考证工作，效果如何有待读者检验。

在统稿阶段，我们作了尽可能的努力，但仍未做到完全统一，如同一词头可能还存在前后注释表述不一的问题。我们尊重原作者的不同阶段成果，只要内容没有大的硬伤，不强求前后完全一致。对作者注释中的若干理解，一些表述和认识，我们持有不同意见，但也出于尊重作者见解的角度，未强求统一。

校注初稿撰写过程中，年长的学者皆工工整整手写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强的艺术价值，本身即成为《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史的一部分。不过，手写体毕竟不同于当下的印刷体，由于排版人员在识别文字过程中，出现了若干偏差，有些偏差是极为细微的，编辑组在后期编校过程中，作了多遍加工核对，尽管已尽了最大努力，但应仍存在一定疏漏之处。

今注本《南齐书》校注的具体分工。卷一至卷八为本纪部分，共八卷，最初由王鑫义先生负责。由于中间信息沟通未畅，张欣亦曾在编委会委托下独立完成本纪全部八卷注释工作。王鑫义先生和张欣校注版本，相继交至编委会。经过编委会确认、甄别，两个校注版本侧重点不同，最终决定以王先生校注为主，将张欣校注优长之处融汇于王先生本纪注释之中。王鑫义先生，1943年生，安徽阜阳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道师，曾任安徽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安徽省史学会副会长等，代表性著作有主编的《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合著的《安徽历史人物》等。

卷九至卷十九为志，共十一卷。其中《礼志》上下二卷由何庆善先生完成；《天文志》上下二卷由陈久金先生完成；《祥瑞志》《五行志》二卷由游自勇先生完成；《州郡志》上下二卷由王思桐完成；《乐志》由高文川、王思桐合作完成；《百官志》一卷由贾启博完成初稿，张欣和王思桐对其作了大量修正工作；《舆服志》一卷由高文川完成。

卷二十至卷五十九为列传，共四十卷，由何庆善先生完成。何庆善先生系古典文学专家，文献整理专家，1932年生，安徽繁昌人，安徽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整理点校古籍多种，代表性著作《施愚山集》获国家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

全书五十九卷负责统稿和最终定稿工作，本由王鑫义先生、何庆善先生承担。由于王先生年事已高，何先生离世，编纂工作一度停滞，本纪部分未及定稿，列传仅有初稿，志书也仅有部分初稿。2018年年初编委会将这一重担交由张欣负责。张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编审，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秦汉史。虽未专治六朝史，但在学术研究及编辑方面能独当一面，在前辈学者《南齐书》校注初稿奠定的良好基础上，在编辑组团队倾力合作下，将今注本《南齐书》补缀完整，本纪、列传、志书先后定稿，并校对数遍，基本达到了《今注本二十四史》质量标准。

编辑组常文相、王思桐等成员在后期加工整理过程中，在核对引文、是正文字诸多方面做出了辛勤付出，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