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100周年《百年党史时间轴》042之1961年的中国历史事件

中共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即《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共中央批示肯定这份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 “左”倾错误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这次会议，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表明“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

报告规定：财政大权集中于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坚决纠正财政过于分散的现象；国家财政预算，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上下一本账；坚持制度，严格纪律，加强监督，坚决纠正财政纪律松弛、不遵守财政制度的现象。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纪要要求所有的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特殊化风、命令风；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清查平调账，坚决退赔。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强调经济管理大权应该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在最近两三年内，应该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

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

报告指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事实不真实。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

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这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指示信发出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不仅基本上平息了反革命叛乱，而且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

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

讲话阐述了艺术民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和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以及文艺领导等问题。同时，批评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文艺工作方针。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批示强调：“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对待知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作风必须纠正，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要进行甄别平反。

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

中共中央将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各部门讨论和试行。

条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1956年高级社以来即已存在，而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强调重新教育党员“是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毛泽东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表示改变对“责任田”的看法，他认为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此后，“责任田”被当作“单干风”受到错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