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初,向西突围的中原部队,在司令员李先念的率领下,冲出国民党部队的层层围追堵截，到了商洛地区的山阳、镇安县一带又遭遇国民党重兵拦截,其中新四军五师一部化整为零，继续向西突围，有多股小部队冲出封锁线到了宁陕县和佛坪县一带，又遭到国民党地方武装追杀，许多战土残遭杀害。这些新四军战士，经过长途转战，已成疲惫之师，缺乏后勤补给，受伤、饥饿、疾病使部队许多战士掉队。其中有六名掉队的新四军战士，从宁陕县柴家关走到了佛坪县陈家坝一个叫文家沟的地方后，便隐藏在农民邹天保家养伤疗病。这六位新四军战士住在邹家养伤疗病期间，经邹家人的精心照料，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后，才基本痊愈。他们知道部队要避开敌人,准备继续向西去找部队。大方向他们是知道的：先到洋县金水，再到华阳，经留坝江口到凤县双石铺，再到绕道甘肃，避开国军封锁，然后北上返回延安。王震将军是中原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到了商洛与李先念分兵，先向西南突围到了湖北，又遭国民党重兵围堵，后奉命向西再北返回延安。他们向西到了石泉县和佛坪县交界的两河、大河坝一带，然后走上述路线回延安。其实这条路线就是当年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长征走过的路，沿途老百姓见着灰衣服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统称为红军。这六人中，有一位姓杨的人是连长，其余五人有一个是排长，另外四人是战士。他们到邹家时本就身无分文了，吃住了这么长时间，邹家的人要去抓药，还要上山采草药给他们疗伤治病。他们要走了，无以回报邹家。杨连长就用毛笔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便条，大意为：中原部队新四军五师X团X营X连六人，因伤病在邹天保家养伤病半月有余，无钱物给他们，待全国解放后，凭此条据到人民政府领取费用若干。六人都签上各自名字和职务。在这么严峻的形势下，邹家不可能预见共产党能得天下，并不指望日后得到什么报答，他们也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仅从积德行善，救人危难出发帮助了这些新四军战士，谨作为纪念收藏了这张便条，并给他们准备了干粮。然后，六名新四军战士穿上便衣，经邹天保带路，送至大河坝马家沟。杨连长从邹家离开时，考虑去延安路途遥远，沿途可能遇到地方民团搜查盘问，将两个地雷以及几颗手榴弹留在邹家，让其代为保管。邹天保将其藏于房子的山墙里。三年多后全国解放，一天邹天保把这些东西取出来，防止潮湿想晾晒一下，日后交给杨连长他们。不料被邻居刘家的男主人看见了，邹天保也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些东西，就又放回去继续收藏了起来。又过了两年在镇反运动中，邹天保遭邻居刘家男人举报：邹天保1946年9月将他家养伤疗病的六名新四军战士杀害了，并将他们武器藏在家中。这还了的，县上公安人员在邹家起获了地雷、手榴弹并将邹天保抓了起来，无论邹天保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公安人员认为当年新四军正值突围，与国民党部队进行残酷斗争之时，不可能不带武器就走了。案情重大，一人竟然残害六名新四军战士。把邹天保直接押送到省公安厅进行侦办。这可急坏了邹天保一家人，他母亲天天哭哭啼啼，过了两个月了还不见儿子回家，忽然想起当年杨连长留给他家留下的便条，急忙寻找出来，决定让另一儿子拿着便条到省上去找他哥。邹天保的弟弟找到省公安厅，拿出那张便条，公安人员凭便条上当年新四军的建制和人名，竟然查到了杨连长的下落，并电话联系上了他。幸亏杨连长还活着，在北京军区，而且是一名高级军官。他在电话里听了这事，放下手上工作坐火车赶到西安，见了邹天保，并对公安人员说清了当年这些事的来龙去脉，并表达了对邹天保感激之情。邹天保不仅无罪而且对革命有功，这样邹天保才被释放出来，两兄弟才回家见老母亲。这张便条被邹天保母亲又收藏起来。邹家人并未拿着这张便条，去人民政府领取当年为六名新四军战士养伤疗病的报酬，而是作为救了邹天保一命的宝物一直被收藏，当恩人一样敬着。陈永明 陕西佛坪人，有多篇散文随笔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著有散文集《秦岭深处》《秦岭有情》《佛坪味道》《佛坪地名故事》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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