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军事战争建立的朝代，从“平天下”进入“治天下”阶段，政治舞台上第一批主角大都是经历战火洗礼、骁勇善战的将军和善于募兵筹粮、共夺天下的谋臣。局势初定，皇帝最注重的是政权建立和统治巩固，百姓最渴望的是和平环境与生活安定。这就需要统治者分析前朝为什么走向失败，新的国家体制如何建立实施。这些事务的推进，除了担当主力的当然是功臣集团，但政治舞台上往往会有政治新星涌现，他们“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凭借对前朝失败原因的梳理研究，当前施政方略的统筹建议，而献策于执政者，凭借治国才华谋得自己扬名安邦的地位平台。贾谊就是西汉文帝时期顶尖的青年政治才俊，二十余岁被任命为博士，一年后就升迁至太中大夫，但很快又被逐出京城，三十三岁时英年早逝。但他的政治思想极其深刻成熟，通过总结秦亡教训，从以农以民为本、反对暴政苛律、中央集权统治等方面提出诸多建设性思路，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要影响。
公元前201年，贾谊生于洛阳，幼善读书，文采斐然。十八岁时，已经闻名于乡里。河南郡守吴公把贾谊召到门下为客，甚为器重。汉文帝即位不久，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曾跟从秦时名相李斯学习，治理有方，被众人称“治平为天下第一”。于是召吴公入朝，任命为廷尉，主持汉朝司法。吴公上任后，立即向主政仅一年的皇帝推荐贾谊，正在培植新生政治力量的文帝见到贾谊后，也很认可贾谊才华，于是以“通百家之书”，政识过人为理由拜为博士。博士在当时主要职责是文献保管，编撰著述，传授学问，资政建议。贾谊当时大约二十二岁，是朝中极其年轻的官员。每当文帝诏令讨论日常政事，功臣老将们限于知识结构和表达能力，往往说不出有价值的建议，而贾谊却能够准确全面表达大家的意见和心声。贾谊参与廷议的次数多了，老臣们都很是佩服贾谊的博闻强识和才思敏捷。仅仅一年时间，贾谊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在西汉初年居诸大夫之首，属于离皇帝比较亲近的高级官职。
汉文帝十分赏识贾谊的见识，准备让贾谊担任公卿。这种三连跳的升迁，遭到了周勃、灌婴等功臣派代表的公开反对，他们反对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年龄小学识还不足，二是有擅权专政的企图，三是升迁过快会扰乱政事。这些理由都是些无实质内容的罪名，因为功臣们也没有贾谊的过失把柄。他们反对贾谊的真正原因是贾谊给皇帝提出的一条伤害大家利益的建议。贾谊针对功臣们居功自傲、拉帮结派、顽固保守的作风，向皇帝提出让功臣们回到各自封地，以化解团团伙伙，净化朝中环境。在长安城里本就根基不深的汉文帝极其认可这个“列侯悉就国”的建议，他也希望这些老臣们尽快退出政治中心舞台，自己才能提拔一批得心应手的新人来施展拳脚。功臣们当然不愿意离开权力中心的京城，他们的子孙待在这里才能更有前途。所以他们通过反对贾谊，来破坏皇帝迁徙诸侯回封地的决定。文帝此时还不敢过于专权，他在功臣们的强烈反对下，最终做出了舍弃贾谊的决定：调贾谊出京，到南方任长沙王太傅。贾谊的赤胆忠心没有得到文帝的爱惜支持，他只是成为了文帝政治改革的牺牲品。贾谊了解朝中旧臣势力对自己的仇视，他听说长沙潮湿，自认为自己会由此不得长寿，所以赴任过程中意志消沉、充满悲愤。在途径湘江时，触景生情写下了《吊屈原赋》，这篇名赋表达对屈原的同情，对自己遭贬的愤慨，但贾谊并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不能“自引而远去”，而要“远浊世而自藏”，保全自己更合乎“圣人之神德”。此赋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全文转录，成为怀才不遇者共同的心声。文帝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他虽然用外放贾谊平复了功臣武将的意见，但最后依然采用威胁利诱、逐个击破的方式，把列侯们逼回了封地。
贾谊的政论著作比较多，其中最为后人赞赏的作品是《过秦论》和《治安策》，这两篇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词句铿锵，文风汹涌，被鲁迅誉为“西汉鸿文”。《过秦论》是最早系统总结秦王朝兴亡历史，全面分析秦政治功过得失的政论文章。提出秦代代积累，以弱胜强，实现统一，“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然而迅速败亡，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仁义不施”，主要指秦始皇暴虐专政，才导致垮台溃败。秦二世“重以无道”，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人人自危，因此造成只要发生风吹草动，就群雄四起、朝廷无人相助的被动局面。 贾谊认为，“攻”与“守”，“兼并”与“安定”，“取”天下与“守”天下，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政治方针策略，统治风格力度，必须有所不同。秦在实现统一后，没有改变战时的政治形式，“取之”的政策延续为“守之”的政策，统治思想、治国方针没有完成应有的时代性转变，以旧思想、旧矛盾为基础制订的残酷的律法和沉重的赋役，是导致秦王朝迅速败亡的直接原因。贾谊把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结为“攻守之势异也”，这个观点认识，是《过秦论》的思想精髓。
贾谊多次上书陈述政事，这些内容被后世史家编辑汇总，称为《治安策》。 《治安策》主要围绕西汉初年政治社会经济主要矛盾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中央政权的宽容，造成部分诸侯王产生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倾向。贾谊建议尽早采取措施抑制诸侯势力，维护稳定统一。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意思是用多立诸侯的方法削弱单个实力。后来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证实了贾谊的政治预见。最终汉武帝“削藩”成功，实际上采用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 贾谊认为礼仪与法令，教化与刑罚不可偏废，倡导推行礼乐，重视文化建设，实行以儒学为主体的道德教化，移风易俗。这为汉武帝时期确定儒学正统地位，实现“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贾谊是儒学民本思想的推动者，他提出治国务在“安民”。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认为：“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民为邦本，民众虽然至贱至愚，却不可以简慢，不可以欺压。“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逮，而民必胜之。”在任何时代，敢与民众为敌者，或早或晚，最终都将走向失败，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朴实思想的表述。坚持民为邦本的治国思想，最终要落实在民众能够得到物质利益的政策上。“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执政者成功的政绩，关键应当表现为使民众“富乐”，那些让民众“贫苦”的政策绝对不是好政策。 贾谊的这些政治思想，有超越其历史时代的先进性和唯物主义观点，他是“文景之治”时期的顶级政治人才，为汉武帝时期的社会革新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贾谊在长沙三年太傅任上，做《鹏鸟赋》，以老庄思想以发泄内心的怨郁哀伤。有一次，汉文帝召贾谊回长安奏事。那天文帝刚刚做完天地神祭祀，正在宣室处理祭祀剩余的祭品，贾谊的到来让文帝很是高兴。文帝与贾谊就地而坐，开始谈论鬼神之事，贾谊讲的精彩，文帝听得入迷，君臣畅谈至深夜，当两人分手时，文帝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与贾谊的坐席紧紧靠拢在一起。与贾谊的一夜长谈，文帝后来给身边人说：好几年不见贾谊，朕自以为学识超过贾谊了，今日一谈，方知相距甚远。公元前169年(汉文帝11年)，梁怀王意外坠马而亡，贾谊自伤失职，天天以泪洗面，一年多后悲郁去世，年仅三十三岁。汉文帝与贾谊宣室谈话之事极其有名，引发无数后人联想评论。其中唐代诗人李商隐《贾生》最为有名：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深深感叹贾谊的政治思想受到漠视，=文帝心中鬼神地位竟然重过苍生。李商隐在说贾谊，也是在说千百年来无数怀才不遇的天涯沦落人。
下期预告：《细柳将军周亚夫》周亚夫本就心存不平，此时又受此屈辱，暴烈的性格使他绝食抗议，五天后周亚夫吐血而亡。景帝并没有多少惋惜，立即把周亚夫的封地撤除，并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盖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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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才子贾谊——秦汉历史人物评析之四十三发布于2021-05-06 21:4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