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心理 中国文字发展

文字是历史的传承与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文字作为视觉传达的关键构成部分，承担着图形和意义等多种作用，在当前图形化的时代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多样化时期，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文字，正凭借其独有的魅力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的众多方面，比如多媒体、书籍、广告以及印刷等，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由于时代不断发展的要求，文字在具备表意功能性的基础上，同样具备形的展现力，其正在通过多样化的艺术方式去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从设计领域角度来看，文字是视觉传达的重要元素，由于其具备图形的直观表述性，更加切合快节奏下的群众诉求，因此文字备受设计者的热捧，其形的美感体验已远远超过其意的情感表达。心理是探讨外部刺激对人类知觉系统造成影响的现象，以科学理论为根本指导，促进理论思考与感性思维的有机融合是非常有必要的。当前，很多专家学者以自身的成功作品与丰富经验对文字现有结构实施打破、再组，对形式美的内在规律进行探究。

文字自身与心理学间本就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过程中都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在100多年以前，美国知名学者阿恩海姆就已经将心理学应用于艺术领域并开展了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并将绘画艺术当作具体的研究对象。

中国文字发展

一、中国文字的起源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重要符号，是人类主要的辅助交际工具。难以想象，在没有文字的年代，先民们是如何生活的。文字的出现，使得人类看到了文明的曙光，人类社会同样恰是因为文字的出现及运用而逐渐进入了文明时代。在文字出现前，人类曾经用结绳、图画以及契刻等帮助自己记忆。世间大多数的古老文字都是在图画的基础上转变成象形文字，又从象形转向表意。伴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古老文字或转变成符号，或完全消失。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钉头文字于公元前4世纪消失，埃及的象形文字于公元5世纪消失。然而，中国文字依然维持着其旺盛的活力，沿用至今，仍是当前全球最古老、同时具有完整机制的表意文字。

众所周知，文字的形成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那么究竟谁是汉字的创造者呢？这引起了人们较大的兴趣。对“伏羲造字”的相关传说，各类史籍都有相应的记载，古籍中记载的相对全面的当属司马贞的《三皇本纪》：“生庖牺于成纪……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始画八卦”是伏羲氏运用八种不同的符号对自然万物进行的观察及总结，后通过文王等人的扩展，从八卦到六十四卦，再从六十四卦到三百八十四爻，进而产生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周易”哲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象征着在伏羲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尝试创造文字，即将接受文明的洗礼，宣告着结绳记事时代的终结。

对“仓颉造字”相关的传说，最早可见于战国时期的文献资料，在秦汉时期此种传说广为流传，文字大一统时采用的文本，首句话便是“仓颉作书”，因此将其称之为《仓颉篇》。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对前人的各种传说进行收集、处理，并且将其写入到初期的汉字史中。相关内容主要有：在文字出现前，人们以结绳的方式来记事，然而结绳比较相似，极易发生混淆；在木板上刻道以记事，横道、纵道毫无规律；因此在仓颉创造文字以后，才实现了整齐、划一。将文字的形成归结于某个具体的人，很明显是不符合实际的。很多人都认为，汉字并非某个人创造的，但是在汉字产生的具体环节，特别是在汉字由原始文字向规范文字转变的过程，也许有些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仓颉、伏羲等人可能正是这样的人。如果人们脱去了传说与神话的外衣，探索其文化内涵的本质，则可发现其所体现出的时代与考古资料是极其相似的。

对于中国文字的历史渊源，仅局限于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学术领域曾经出现过很多的观点。在以往，人们始终认为商朝时期的甲骨文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文字。在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陕西西安半坡、青海乐都柳湾以及临潼姜寨等诸多遗址内所出土的陶器上观察到了很多的刻画符号，人们发现此种刻画符号和汉字的古字形极其类似，便判断这些符号正是汉字产生的萌芽，又被称作“原始文字”，其从萌芽时期发展至今已经有6000多年。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内发现了刻画符号与彩绘符号，为中国文字产生与发展的探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并且对中国文字历史渊源的探索有了全新的认识。

当前，人们对半坡、大地湾、柳湾、姜寨以及马厂等遗址内所出土的符号进行整体研究，则会发现它们之间好像有着某种传承的关系。则这些符号究竟是陶工们在制作彩陶时的试笔而成，还是随意所为？很多人认为这些符号是陶工们有意在陶瓷上绘制的。由于这些符号并非突然间出现的，也并非偶然形成的，而是在渭河流域的氏族居民大量运用并且通过长时间发展而产生的处于图画和文字间的一种具备现实意义的记事符号。不然，这些符号又怎么会延用3000多年之久呢？虽然这些符号相较于具备“声、形、义”的文字来说依然有非常大的距离，但是也可作为探究文字历史起源的线索。于省吾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道：“西安半坡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陶器的口沿外，往往刻画着简单的文字。……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虽然当前对于这些符号还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它们作为传达某种意思的原始文字是毋庸置疑的。

二 中国文字的组成

“六书”，初见于《周礼》，清代后主要指“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假借、转注”，汉代的学者将汉字的组成与运用形式概括为六种不同的类别，合成为“六书”。普遍应用的是许慎的名称、班固的次序。六书是后人对汉字实施探究而总结出的系统，同样还是我国最早与汉字构造相关的系统理论。在六书系统构建后，当人们在创造新字的时候，都以此系统作为重要基础。

（一）象形

象形字源自图画文字，然而图画性质却在降低，象征性质有所加强，它是最为古老的造字方法。象形字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由于部分抽象事物与实体事物是无法画出来的。所以，在象形字出现后，汉字逐渐向表意文字发展，产生了全新的造字方法，比如指事、会意、形声等。但是，这些全新的造字方法，都需以象形字为基础，或增删或减省或拼合象征性符号而形成。

1 简介

象形属“独体造字法”范畴。通过文字的笔画或者线条，将想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点，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比如，“龟”勾勒的就是乌龟的侧面形状，“月”描绘的是一弯明月的形状等。象形字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说文解字》中的象形字仅有364个。自汉代后，1000多年时间仅创造了“凹、伞、凸”等极少许的象形字，此种造字方法已很少使用。后续出现的合体字有很多都是以象形字组成的。比如，“贝”是“购、财、败、狈、贸”等字的组成部分，“人”是“伐、企、仙、俭、侄”等字的组成部分，“马”是“驮、驴、骂、妈、驾”等字的组成部分。所以，由字源层面掌握象形字的“义、形、音”，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现代通用字的读音与字义。

因为文字的字形改变是循序渐进的，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当前依然有很多汉字还有着象形字的影子，深入分析便能够发现其原形，比如，身、口、田、山、手、门、耳、水、井、雨、电、云、火、伞等。鲁迅先生曾提到“汉字的基础是象形”。象形字其实就是勾勒物像的具体形状，通过此形状以传递其含义。传统的象形字属于“表形文字”范畴。“象物之形”，此类方法有着比较大的局限性。且不说抽象的意义无形可象，就是真实存在的事物，也并非都能够“象形”出来的。采取此种方法创造汉字无法实现记录语言的需求，汉字从表形转向于表意，在此前提下出现了“会意字”与“指事字”等。

2 起源

当前，世界上最为人熟知的象形字，则是古埃及的象形字——“圣书体”。大约在5000年以前，古埃及人发明了图形文字，被人们称作“象形文字”。此种类型的字写起来不但速度较慢，而且还难以看得懂。所以，约在3400年以前，埃及人又发明了既写得快又比较容易运用的字体。除此以外，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纳西族所运用的“东巴文”与水族的“水书”，是当前世界上唯一依然在运用的象形文字系统。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最后就连埃及人自身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原始象形文字进行解释。如果不是由于在拿破仑大军进攻埃及时，随军出征的法国古文字学家对象形文字有所发现，则或许至今人们依然没有办法辨认此种文字。

3 有关对比

在大约6000年以前，人类社会就已经出现了象形文字，其后巴比伦与苏美尔人还创造了楔形文字。以上两种类型的文字符号在半坡文化时期的陶器或者其他器物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在大约5000年前，古埃及人发明了“圣书字”。相比较而言，“圣书字”与距今大约6000年的我国临潼姜寨、西安半坡、宜昌杨家湾等遗址内的陶文字相比成熟性较差。然而，其特殊意义就是原居住于我国伊犁河流域附近的闪族（赛种）因大月氏（我国古族名）向西迁移而被迫转移至中海沿岸区域，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其中的一支腓尼基依靠此种象形文字发明了历史上首批字母文字，总共22个，仅有辅音，无元音，被称为“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首先传入到希腊境内，逐渐发展成希腊字母，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产生了斯拉夫字母与拉丁字母，成为欧洲各式各样字母的重要根源。“腓尼基字母”在西亚地区则演变成阿拉米字母，成为很多亚洲文字的根源，比如印加、阿拉伯以及犹太字母等。在公元4世纪以后，阿拉伯字母盛行于亚洲。

（二）指事

指事同样属“独体造字法”范畴，其与象形的根本差异在于，指事字包含了绘画中比较抽象的事物。比如，“凶”字是在陷阱处增加交叉的符号；“刃”字则是在“刀”的锋利处增加一点；“上”“下”是以“一”作为主体，在其上方或者下方画上对应的表示符号；“三”则是用三横来表示。上述字的刻画，都包含相对抽象的部分。

（三）会意

所谓“会意”，主要是指会心。同样还指代用两个及以上的独体字按照意义间的关联组成一个字，整体反映其意义的造字方法。采取会意法创造出的字便是字，其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1 会意字的常见类型

(1)同体会意字，由两个及以上相同的字构成。比如，“比”，代表两人几乎是并立的；“从”，代表两人紧紧跟随。

(2)异体会意字，由两个及以上不同的字构成。比如，“武”，由“戈”与“止”构成。“止”属于趾本字范畴，“戈”下有脚，代表人们拿着武器行走，含有展示武力或者征伐的意思。

(3)叠罗汉式会意字，由两个及以上同样的字重叠而成。两字重叠的大都是左右排列的结构；三字重叠的大都是塔形结构的上下排列，看上去就像是叠罗汉。比如，三个“火”构成“炎”；三个“人”构成“众”；三个“口”构成“品”；三个“日”构成“晶”；三个“木”构成“森”；三个“水”构成“淼”；三个“直”构成“矗”，等等。

(4)破体会意字。

2 会意字的意义

会意字的表意具备“形而上”的特点，其所包含事物的内在联系，需人们依靠字面所给出的“信息”，进行“由表及里”的想象，并且还需按照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对相应时代的理念形态与社会意识的掌握等，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才可以更加精准地掌握字义。换而言之，恰是古代先哲们全面而又高效地运用了人们对事物认知与理解的主观能动性，才创造出了如此可以被人们所接受的、类似形象但却又非常抽象的会意字。

会意字与指事字、象形字的根本差异在于，会意字是“合文”成字，是在指事或者象形的基础上形成的复合体，因此会意字能够拆分成两个及以上的、能够单独表意的字。独体的象形字是不可进行拆分的，即使是合体的象形字在拆分后也有很多是无法成文的。指事字看上去是能够拆分的，但是拆分后一半为文，另一半则无法成文，这是表面上独体与复合体的主要区别。事实上，组成会意字的文与指事、象形独立运用的文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独立运用的文仅代表相对静止或者独立的物或人，并未与他物、他人相互联系起来；而组成会意字的物或者人，则不再处于静止与独立的状态，其彼此间必然有着某种形式的内部或外部关联与互相作用，共同构成全新的有机体、传递全新的意思——会意字的“字义”与“字形”。整体而言，指事、象形是以静态、独体而名物，会意则是以动态、合体而表意。从语法角度来看，指事字、象形字大都是名词，则会意字大都是动词。

（四）形声

形声属“合体造字法”范畴。东汉知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形声归纳为：“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形旁（又可称作“义符”）与声旁（又可称作“音符”）。所谓“形旁”，主要是指字的类属或者意思；“声旁”则代表字的相近或者相同发音。比如，“篮”字，其形旁为“竹”，代表其是竹制物品，声旁为“监”，代表其发音与“监”相近；“樱”字，其形旁为“木”，代表一种树木，声旁为“婴”，代表其发音与“婴”相同。

1 形声字

绝大多数汉字都是合体字，由两个及以上的偏旁组成。部分合体字的偏旁仅与字义相关，与字音并无联系，如此的字其实是会意字，比如，灶、众、囚、家、安、尘、涉、尖以及臭等；部分合体字的偏旁，有些与字义相关，有些与字音相关，如此的字则就是形声字，比如，烤、虾、忘、氨、杆、吐、裳、理，等等。

在形声字当中，与字义存在关系的偏旁为形旁，上述例字中的偏旁“火、虫、气、木、口、衣、心以及王（玉）”等便是形旁；与字音存在关系的偏旁为声旁，上述例字中的偏旁“考、下、安、干、土、尚、亡、里”等便是声旁。形声字则是由代表字音的声旁与代表字义的形旁而组成的汉字。

一个声旁或者形旁能够与数个汉字产生关联，扮演数个汉字的偏旁，如此不但加强了偏旁（很多同时还是独立的字）的运用率，推动汉字更加的系统化，同时还有利于运用者快速了解字音、掌握字义、准确使用。比如，以“鸟”作为形旁的汉字，其指示意义都与鸟相关，比如，鹏、鹕、鹧、鹂、鹃、鹈以及鸪等；以“胡”作为声旁的字，其读音都与“胡”相同，例如，瑚、糊、煳、猢、葫、蝴、湖、鹕，等等。

2 优势

相较于指事字、象形字以及会意字等，形声字有着较为显著的优势，其能够做到“据形知音、因形见义”，将文字的表音与表义两种不同的功能相互结合起来，使得语言记录具备更加强的合理性、科学性，不但满足了汉语分化同音词、同音字的要求，同样适应了汉语方言分歧、语音差异大的情况。因此，在形声字产生后，便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在甲骨文当中，形声字所占比重相对较少；在金文中，形声字所占比重大幅度增加；到汉代时，形声字已经发展至汉字系统的主流。根据相关统计可知，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共计收录9353个汉字，其间形声字所占比重为82%；南宋郑樵针对2.3万多个汉字实施了统计研究，其中形声字占据90%；在现代7000多个通用汉字当中，形声字的占比同样超过了80%。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现代汉字系统以形声字为主体。如此大量的形声字，其实都是由数量相对有限的声旁与形旁而构成的。相关数据显示，组成现代形声字的声旁有1300个左右，形旁有250个左右。这些声旁、形旁相互配合，就组成了汉字的形声字系统。

3 搭配形式

在各式各样组合的形声字中，“左形、右声”类的形声字是最为常见的，在现代常用形声字中占据的比例高达80%；其次为“左声、右形”类，所占比重大约为6%；其他几种结构的形声字则非常少。有些运用较多的形旁，在形声字当中的位置都有着相应的规律，比如，木字旁、单人旁、示字旁、衣字旁、绞丝旁以及竖心旁等偏旁主要位于字的左边；戈字旁、立刀旁、欠字旁以及鸟字旁等偏旁主要位于字的右边；竹字头、草字头、雨字头以及宝盖头等偏旁主要在字的上方；四点底、心字底以及皿字底等偏旁主要在字的下方。此类结构自秦汉时期的篆书演化成隶书以后已经基本固定。

（五）转注

1 转注字

转注字属于“完全同义词”范畴，从语言角度来看，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的负担。比如，现在只使用“老”字而很少运用“考”字；“考”字的意义用法已发生转移。转注字虽然并不是全新的造字方法，但却创造了全新的文字，同时新字通常是形声字。转注字体现了语音的改变又或是方言的不同，并且其还体现出了某种语言文字现象：文字是如何调节自身的形体以满足已经改变的语言的需求，其是动态化的文字现象。

许慎曾讲道：“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建类一首”所指的是相同的部首；“同意相受”所指的是有着相同部首的同义字能够相互进行解释。比如，“老”与“考”就是一组转注字，其均属“老部”（建类一首）。许慎对于“老”字所做的解释为“老、考也”，“考、老也”（同意相受）。

转注字有三个必备条件：第一，两个字有相同的部首；第二，两个字的声音相似；第三，两个字能够相互进行解释。

文字并非“一人、一时、一地”就可创造出的，但是各类文字的功能却都是相同的，也就是用于记录语言，所以对于表示相同意义的语言，甲地发明的字与乙地发明的字或许有所差异；最初采用的字与后期采用的字同样会有所不同，这些在不同空间、时间创造出的“语义相同、语根相同、字形不同”的文字在某个地区、某个时间已经普遍运用，既然已难以取消对它的运用，则可以通过转相注释的形式与这些文字联系。

转注完全不同于假借：转注其实是“一义多文”，即“同义异字”；假借则是“一字多用”，即“同字异义”。对于“六书”中的转注而言，转注除“同义异字”以外，还应在声音层面“同一语根”。

2 分类编辑

自古以来，各家对转注有着全然不同的解说，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

(1)形转说

持该解说意见的人认为：“建类一首”指的是以同类部首来作为意符，“同意相受”指的是同类意符的字义相互关联，比如，“老”“考”都属于“老”部却又能够互训（即，“老，考也。”“考，老也。”）。

(2)音转说

持该解说意见的人认为：“一首”指的是词源上同韵又或是同声的字，比如，“老”“考”同韵，“顶”“颠”同声，也就是不但意义相同而且声韵也相同或者相近的字。

（六）假借

所谓“假借”，主要指的是借用、借助、凭借。在《南齐书·文学传·崔慰祖》中有这样的描述：“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袠，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

1 假借字

假借字所指的是假借现有的音近或者音同的字以表示想要表达的意或者字。

(1)产生背景

汉字是在象形、象意的基础上形成且不断发展的。有些外物是能够用形象进行描绘的，有些意思是能够通过笔画与图像而体现出来的，但是还有许多指代某些事物的概念无法以象意、象形的形式随时创造出文字来进行表现，因此就假借现有的音近或者音同的字来表示。

(2)主要特征

正常情况下，假借字基本上都是同音字。然而，同音字并非都是假借字。假借字是无需通过创造新字以表示新义的用字方法，也就是“旧字翻新”。但是，此种借旧翻新的形式，却通常是“借而不还”的。

2 分类

假借字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即以上所论述的假借字。许慎在《说文叙》中提道：“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即属于此类。在语言不断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许多这类的字。

第二种是“本有其字”的假借。所谓“本有其字”，指的是在日常运用的文字中原本就有着表示某个词义的书写方式，然而在运用过程中并未采用已经约定俗成的字形而写作其他意义不同而音近或者音同的字。此种类型的字在秦汉后的古书当中比较常见。比如：《岳阳楼记》中的“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借“汤”作“荡”；《诗经·豳风·七月》中的“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借“壶”作“瓠”。

3 假借的意义

“假借”以现有的汉字来记录全新的语言，此为假借的积极意义所在；然而，在采用假借法以后，一个字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意思，客观层面导致了部分形、音相同但义不同的词，造成人们难以把握，此为假借的消极意义所在。

三 新文字运动简介

拉丁化新文字，又可称作“新文字”，为了与其他的方言拉丁化新文字相互区分开，又被称之为“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是以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主要形式之一。拉丁化新文字形成于1931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首届代表大会”，对中国文字改革运动有巨大的促进作用。1932年，上海话拉丁化新文字正式推行使用，后来将其改称为“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在1933年以后，在全国各地范围内广泛使用，于1955年终止运用。

（一）新文字形成的经过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开始了“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在该运动造成的影响下，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苏联远东地区数十万中国人的扫盲工作，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对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问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研究。参加此次研究的人员主要包括苏联的汉学家莱赫捷、郭质生以及史萍青等，还有当时正在苏联的吴玉章、瞿秋白、萧三以及林伯渠等。在1929年2月份，瞿秋白在郭质生的帮助下起草了首个中文拉丁化方案，并且在10月份将其制作成小册子《中国拉丁化字母》。在其出版以后，引起了苏联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

1930年4月，由瞿秋白、龙果夫、郭质生三人专门负责对此方案进行修改。后来，瞿秋白回到中国，林伯渠、吴玉章等人移居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该工作交由彼得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设立的“中文拉丁化委员会”来完成。由阿列克谢耶夫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其成员主要有萧三、部分苏联汉学家。委员会通过大量研究并且借鉴了中国以往的几种重点方案以来，基于瞿秋白提出的方案制定了《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5月，该方案通过了“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的审批，并且在9月2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中国文字拉丁化首届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

（二）常见推行形式

拉丁化新文字从始至终都是群众性运动，所以在推行形式方面通常都带有群众运动的韵味。其常见推行形式主要有：

1 成立团体

与拉丁化新文字相关的团体非常之多，大都采用学会、研究会、推行社、促进会以及协会等名称。根据相关统计可知，在新文字运动早期，全国成立的各种团体多达80余个，成立最早的团体则是上海的“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成立时间：1934年8月）。193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这是国内首个全国性的团体。在抗战开始后，同样成立了很多的团体，大约有40~50个，但是相关工作却难以进行。在新中国成立后，1949~1950年总共有超20个市县成立了团体。

2 制订方言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各个地区制订的方言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主要有上海话（后改称作“江南话”）、温州话、宁波话、无锡话、苏州话、广州话、湖北话、客家话、厦门话、福州话、广西话、潮州话、四川话，等等。其中，上海话出现最早，于1936年2月推行使用。

3 知名人士倡议

在抗战开始前，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此项运动，还有知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在抗战早期，语文学家陈望道与教育家陈鹤琴组织开展了上海的新文字工作。在北平，抗战前有些教授比如语言学家王力等同样积极支持该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朱德、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以及林伯渠等均为拉丁化新文字的积极倡议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各个省市与高等院校所创建的新文字团体基本上都有著名的学者、教授参与。

4 办班、教学

全国各个地区创办的学习班，包含各类讲习班、师资训练班、识字班（也就是扫盲班），总数超过1000个，参与学习的人数达到了10万人。在抗战初期，上海创办了许多“难民新文字班”，陕甘宁边区创办了大量“冬学新文字班”。在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各个铁路局为了运用新文字铁路电报创办了许多“报务员新文字班”。

5 出版书刊

在抗日战争以前，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主要有课本、概论书、工具书以及读物等共61种，报刊共36种。在抗战初期，上海出版的图书总共有54种，报刊共计23种；陕甘宁边区出版的图书共计有16种，报纸1种。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图书为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编的《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刊物主要有北平出版的《北平新文字》半月刊等，上海出版的《中国语言》半月刊、《新文字》月刊以及《语文》月刊等；报纸主要有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新文字报》，上海出版的《大众报》《我们的世界》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文字相关图书与刊物的销售数量急剧增长，超过了130万册。

6 社会运用

新文字的社会运用常见于东北铁路电报以及海军的无线电通信、手旗、灯号等层面。在《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推行前，东北各铁路局的电报都使用新文字；海军的无线电通信、手旗以及灯号等同样都使用新文字。除此以外，在课本与字典注音、索引、速记，及外国人对汉语的学习，有些也是使用的新文字。

四 中国文字载体的发展与演变

（一）甲骨文

1 甲骨文形成的社会背景

在陶文问世后，人类社会又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在此过程中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生产力逐渐提高。先民们最终走出了新石器时代，迈向更加文明的社会。在社会分工实现后，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们不但能够生产出生存必备的各种生活资料，还出现了剩余产品，生活当中的所有物品乃至是人类自身，都可以作为商品。人们在占据剩余生活资料的欲望中，学会了如何去剥削、私有制、强权。历史发展到该阶段，虽然说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但同时也是人性的崩塌。然而无论如何，伴随原始社会的逐渐消逝，人类社会进入到全新的发展时期——奴隶制社会。在此时期，文字已经通过长期的发展，渐渐趋于稳定、成熟，实现了字形和语法的高度统一，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文字，文字的载体同样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文字已不再刻画于陶器上；文字记录的形式同样更为正式、繁杂，这就是甲骨文形成的社会背景。

2 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

相较于以往的文字载体，甲骨文被发现显得有很大的偶然性。在清代末期，当时担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还是当时比较知名的金石学家。在某次生病时，从医生所开的中药当中，发现有味中药叫龙骨，上面隐约有着类似于文字的符号。龙骨是埋藏于地下数十万年的动物骨骼，为什么会出现人工刻画的痕迹呢？这引起了王懿荣的注意，他感觉到该龙骨上的符号可能有些不为人知的来历，就即刻命人到此药店中买下了所有刻有文字符号的龙骨。此后，又通过多方的搜集和探究，最后在复杂的甲骨文中经过对比与金文间的字形关系，识别出了“月、日、雨、山、水”等文字，其后又接连考证出了殷商时期数位国王的名字。此项成果对于我国甲骨文研究而言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完全认定了这是刻画于龟甲、兽骨上的古代文字。该事件在当时的北京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界学者都争相购入刻有文字的龙骨，当时对龙骨上的文字符号进行研究同样成了各个学者所热议的内容。

在往后的几十年时间中，伴随着社会动荡的日益加剧，当时的政府根本没有多余的财力、人力、物力等对殷墟甲骨开展整体性的发掘。在殷墟甲骨发现后的数十年内，当地居民私自挖掘甲骨的情况时有发生，此种不合理的私自挖掘形式，对文物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直接导致了很多文化信息的缺失。并且，由于当时的古董商受利益的驱使而倒卖伪造的甲骨，造成当前依然有很多甲骨难以分辨其真假，对后续的甲骨文研究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相关数据显示，在殷墟甲骨发现后的40年内，有10万片以上的甲骨被私自挖掘出来，截至当前依然有很多甲骨遗落在民间。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终于迎来了大动乱后比较短暂的和平发展机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当时百废待兴的社会环境下，仍然有些文化学者坚持着自身的那份文化责任感，在这种感召力的影响下，国内学者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并未停留在书案上。通过众多学者的不断努力，终于在1929年由董作宾先生的带领下针对位于安阳地区的小屯遗址开展了首次试探性地发掘。接着由李济先生任组长的考古组对小屯遗址进行了三个批次的挖掘，至此我们国家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工作已经正式进入到考古挖掘阶段。其后的考古工作虽然受到战争的影响而有所间断，但是国内各界学者对于甲骨文研究的热情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据不完全统计，考古组经过系统考古挖掘出的甲骨数量在5万片以上，并且还在积极寻找遗落于民间的甲骨。数量如此庞大的殷墟甲骨，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保障。

金石甲骨学家王襄享有“甲骨著录第一人”的美誉，于1900年发表了《贞卜文临本》，其后又开始了甲骨文字的收集、汇编工作。1918年，王襄完成了《簠室殷契类纂》的初稿，并且于1920年正式出版发行，而后通过二十几年的不断补充、修改，直到1944年才完成了定稿。该书总共有18卷，共计收集了2867个甲骨文字，这是我国历史上首部甲骨文汇编丛书。伴随着首部甲骨文汇编丛书的问世，国内文字学者有了能够系统参考的甲骨文文库，自此甲骨文研究进入到全新的历史阶段。1934年，孙海波先生发表了《甲骨文编》，而后通过历年的不断补充、修改，并且还增加了学术界的最新解读与释义。最终于1965年完成了该书的修订工作，总共收录2949个甲骨文字，翻译的甲骨文字从以往的1006个增长至1723个。

几十年内，经过国内各界学者的不断努力，先后出现了几十本与甲骨文研究相关的书籍、材料。1995年，由李宗焜先生整理的《殷墟甲骨文字表》正式发表，将《甲骨文编》《簠室殷契类纂》两部字典实施校对和修正，排除了很多的异体字、重复字，最后明确当前所发现的甲骨文单字数量在3815~3954字间。对于单字的释义也更加的精准，这是截至当前最为精准的甲骨文字典汇编资料。

3 甲骨文的重要历史意义

甲骨文的形成在汉字发展历程中处于里程碑的地位，在社会发展历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甲骨文是我国至今为止可以找到的时间最早的系统文字，为对于后世文字的发展及演变所开展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资料。并且，对这些文字的研究得出夏商时期的历史断代，有着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虽然在各式各样的史书资料中有很多与该时期相关的记载，然而基本上都是后世所著，其所描绘的历史都缺少相应的实物依据。而殷墟甲骨的出现，则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实物资料，有效填补了该段历史的空白。文字，此种作为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决定着历史的断代。这就如同一把能够开启尘封历史的钥匙，它记录的内容，再次向人们呈现了很多尘封已久的历史事实，佐证了后世史书文献中对于该时代的描述，使得该段历史不再停留于《史记》《尚书》中模糊不清的信息记录，而使得历史更加“真实、生动、系统”。

（二）青铜铭文

在奴隶制时期，文字在通过平稳的发展以后，人们对于文字的运用变得更加规范化、精细化。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冶金技术在人类社会中逐渐得到更多的运用，其中就包含对于文字的记载。青铜这种金属的发展与变化，从最初的农业发展到战争，到最后用于祭祀。青铜这种在当今看上去再为普通不过的金属，在当时却象征着整个人类社会最高端的科技，运用青铜所制造的器物同样代表着绝对性的统治权力，出现在这些器物上的文字同样见证了该时代的兴盛、衰落，这就意味着青铜器时代的来临。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中，很多相对比较重要的文字记录，从材质方面已完全脱离了龟甲、兽骨等在自然界中能够直接找到的载体，进而转向于更加坚固和庄严的青铜器物，金文自此形成。那些刻画在青铜器物上的铭文，最早可追溯至商代，然而真正意义上的金文大发展，则已经到了西周时期。

李致忠在《简明中国古代书籍史》中提道，“最初青铜器上只铸刻所有者的名字。随着青铜器的被珍重，贵族及其统治者便把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文件、需要永久纪念的重大事件，铸刻在青铜器上。这样，铭文的数字也就不断增多加长”。经过观察人们能够发现，在西周初期的青铜器物上出现的金文字体相较于后世金文，看上去更加的“洒脱、清秀”。我们往往能够发现铭文的起笔和收笔处有明显的出锋迹象，部分学者提出这些可能是受当时铸造工具及工艺的影响，然而有些学者则认为这些或许是受甲骨文字体及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

至周朝中期，社会日趋稳定，各项制度同样在不断完善，最初笔画两端出现的笔锋渐渐圆润，笔画的粗细程度也保持相同，结构整体拉长，自此金文变得更加规范。到西周晚期，即使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爆发，然而青铜铭文的铸造技术并未停滞不前。青铜器具备的特征区别于其他的材质，青铜在当时社会是异常昂贵的金属，在相应的历史阶段更加直观地反映出了国家的军事、政治实力；甚至能够说在特定的时期内，若某个国家掌握了数量足够多的青铜也就相当于掌握了所有的社会力量。恰是由于这样，青铜器这种格外昂贵，但并不实用的文字载体，却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直至几百年以后的中国，即使进入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依然有着楚庄王北伐“问鼎中原”的历史事迹。乃至是几千年以后的封建社会晚期，此种铸刻在金属上的铭文，依然出现于乾隆皇帝的黄金编钟上，借此以展示其对于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以及合法的统治地位。

（三）简牍

1 简牍的历史背景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奴隶时期的社会制度，此种在夏商时期极其先进的社会形态，在引领中国历史走过数千年以后，渐渐暴露出了其中的缺陷。在此种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时，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抛弃。在周朝晚期，此种社会矛盾已进入到极其严重的阶段，周王室的声望日益衰微，人类社会渐渐迈向封建社会的孕育期。该时期是知识及变革迅猛发展的阶段，涌现出各种不同的思想，中华民族的思想在沉睡了千年以后，突然打破了旧社会的限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当前，我们完全能够将其看作是当时的思想革命。伴随着这场思想大爆炸的到来，以往那种口耳相传的传递形式已无法实现当时人们对思想传递的需求。并且，以往采用的青铜器文字记录形式，又难以满足当时社会的基本要求。在此类相互矛盾的社会关系当中，人们急切希望有更加便利、廉价的文字载体，简牍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简牍这种全新的文字载体，拥有非常多容易获得的材质以及便于制作等优势。竹简是原竹通过裁切、烘烤等工序，接着在上面书写，最后在竹简上每隔1/3位置处打上小孔，再通过细麻绳对其进行固定，在后期阅读时沿卷轴打开即可。此种物美、廉价、节约空间、便于携带的全新装帧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运用。

在1953年出土的“湖南长沙仰天湖的25号战国中晚期墓葬”与1973年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等中发现了很多的竹简，其采用的也都是此种相对便捷、简单的装帧方式，并且还是截至当前我国发现的最早出现装帧概念的文献记录方式。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以纸取代简，简牍至此退出历史的舞台。相较于文字发展、运用的历史长河，简牍出现、运用的几百年可谓是“昙花一现”，但是对比以往的文献记录方法，简牍有着大量的创新和优势，然而这场技术革新只存在了几百年的时间就被其他事物所替代。

2 简牍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虽然简牍延续的时间较短，但是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简牍在具体运用环节所形成的为了便于后期阅读的书写与规范方式，对于其后中国数千年的文字书写形式及装帧方式的演变等有着直接性的影响。此种形式在我们国家书籍史、文化史等关键的历史脉络中，都处于特殊的历史地位；并且还更加直观地反映在后世数千年内我国独有的文献书写形式上。

3 简牍与毛笔间的关系

伴随简牍时代的来临，在思想信息迅速变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发生变化的不单单是文字书写的结构及规范，并且此种材质方面的重要革新同样使得人们快速书写文字成为可能，并且直接推动了毛笔的问世。在毛笔此种全新的书写工具问世后，人们果断摒弃了以往那种非常缓慢而又繁杂的文献记录形式，刻画与铸造记录文字的方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毛笔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紧紧跟随简牍的出现以及发展。在刚出现简牍的春秋战国时期，毛笔也经过了迅速的发展及演变。虽然毛笔具体的出现时间已不得考证，但是经过数十年的考古挖掘及有关领域研究的不断突破，人们大致能够推算出，毛笔的最初成形时间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20世纪50年代，在湖南省左公山楚墓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楚国毛笔，这是当前考古挖掘中我国最早出现的毛笔。在发现该毛笔的时候，其被密封在一根竹制套管中。通过测量可知，该毛笔的全长为21厘米，杆的长度为18.5厘米，毛的长度为2.5厘米，直径为0.4厘米。经过分析可知，该毛笔的笔毛由兔毫制作而成，然而其制作方式与现代毛笔有很大的差异，它并非将笔毛嵌入到笔杆内部，而是把笔毛围于杆的一端，接着用细小的丝线进行缠绕，最后在外面加上漆胶凝固。用于存放毛笔的竹制套管也就是当时的笔筒，方便随身携带，并且还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于信息的记录已经有了更加灵活、便利的形式。

1987年，在湖北荆门包山战国墓葬中也挖掘出了年代较早的毛笔。根据所出土的文物能够判定该墓葬的时间是战国偏后期，也是楚国贵族的大墓。从该墓中出土的文物体现了当时煊赫一时的楚国文化。该墓中不但有很多的玉器、陶器以及青铜器等，还发现了毛笔与竹筒。此次发现的毛笔，全长为22.3厘米，杆的长度为18.8厘米，毛的长度为3.5厘米，该毛笔的毛是由兽毛制作而成，笔杆细长而又精巧。笔毫有比较显眼的尖峰，明显能够发现该毛笔已是将笔毛单独成捆，在上方以丝线扎紧，接着将笔毛整体嵌入笔管中，这就是“纳入式毛笔”的加固形式。采取这种形式制造的毛笔，通常会有比较尖细的笔锋，特别适合在简牍上写字。

通过对以上两种毛笔的加工形式进行对比研究可知，“纳入式”明显优于“置入式”。在具体运用环节，“纳入式毛笔”有着更加显著的优势，并且有效避免了“置入式毛笔”储墨量较少、笔毛不集中、书写极易分叉以及笔腔易中空等不足。并且，有些专家学者经过对当前已经出土的战国到秦汉时期的毛笔实施了分析，发现以往的“置入式毛笔”，仅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几个墓葬中，在秦代后几乎再未出现过。因此，有些学者大胆预测，“置入式毛笔”应当是秦汉前制作毛笔常见的工艺。在战国时期的很长时间内，笔杆和笔毛间的固定形式依然存在两种形式同时运用的情况，笔匠们仍沿用传统的经验进行制造。随着秦朝的大一统，“车同轨、书同文”时代的来临，“纳入式”这种工艺较为繁杂的制笔形式，由于其具备明显的书写优势，所以几乎完全代替了“置入式”工艺，并逐渐发展成秦代制造毛笔的主要工艺。该论断同样能够由甘肃天水放马滩遗址、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墓等秦代墓葬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得到相应的印证。虽然部分学者经过对甲骨文上残存的黑色与红色颜料中推断这或许是初期用毛笔书写过的痕迹，进而认为毛笔也许产生于殷商时期，但是能够认定的是，毛笔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实现迅速发展并且产生固定结构及规范的时期，必然与简牍的问世及发展密切相关。

（四）帛书

帛书，同样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文字载体，此类文字载体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新石器时期，先民们便已开始对野生蚕蛹进行驯养，传闻商代就已经设置了“女蚕”这个专门负责豢养蚕蛹的官职。在后世殷商《甲骨文卜辞》当中，同样有与“蚕蛹”相关的文献记载，详细描绘了对于蚕神的祭祀甚至与当时已经离世的先王祭祀同时举行。此种对蚕事的关注程度，完全能够表明此时的蚕事活动已具备基本规律。在东汉《汉官旧仪》中，对蚕事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明确记录有“蚕官”这样的官职，同时限定由妇女来担任该官职。当前，我国与蚕事相关最早的考古发掘是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遗址中发现了经过人工切割的蚕蛹，通过后代学者的分析可知，判定其是通过驯养、改良以后的家蚕蛹壳。1978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出土的商代船型大棺中发现了丝质衣物残片等绢帛材质的物品，因此能够断定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养蚕制丝技术。这就使得在后代，绢帛已经成为当时比较稳定的社会商品，为帛书的出现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并且，墨丸和毛笔制造技术的日益成熟同样也使得帛书的产生成为可能。而帛书的材质有着相较于简牍更加明显的材质优势，此种非常强的可塑性及方便携带的特点，备受当时王室、贵族的喜爱。然而，恰是此种与简牍几乎是同时形成的文字载体，却拥有着和简牍完全不同的历史地位。此种既没有青铜器那般的庄严、尊贵，相较于竹木简又更加昂贵的书写材质，即使是在各类材料特性方面也明显超过青铜器与简牍，然而由于深受当时生产水平造成的影响，人们没有办法制造出满足日常运用所需的绢帛，所以此种极具运用价值的书写载体，却并没有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处于过主导地位。

（五）石鼓文

在战国末期各类社会矛盾的影响下，土地私有制已渐渐形成，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日趋完善的国家法律、地主阶级的出现等，转变了绵延几千年的社会秩序。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同样产生了全新的文字载体，即“石刻文字”。

先民用石头对信息的时间进行记录，最早可追溯至史前文明的岩画中。在当时，人类由于遭受原始工具的影响，针对石头此种非常坚硬却不可重塑形状的材质，仅停留于运用颜料涂画出相对简单的图像符号以及制作小型石器工具。在这种无法实现在整块石头上刻凿文字的运用形式下，随着金属工具及有关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石刻成为可能。伴随工具的逐渐发展，人们最终掌握了运用此种坚固材质的方式、方法。直至数千年以后的先秦时期，人们才做到在石头上随心所欲地刻字，这就是我们国家最早出现的石刻字——“石鼓文”。

石鼓文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虽然至今依然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但是能够肯定的是它是赞颂君主功业的诗歌。石刻的内部不但相对简单地记载了秦国时期王公贵族们的渔猎活动以及普通百姓的劳动生活等有关事件，而且经过这些事件描绘出了国家的重大活动及其功绩，赞颂了秦国君主不仅开疆扩土，而且还积极发展农业。此种用石刻记录具备显著政治色彩的内容方式，与其自身坚固的材质特征为后代的诸多石刻广为运用。在其后的各类石刻中，绝大多数产生于碑刻、会盟以及墓志铭等记载国家特大事件及主要人物功绩的载体，以传示后人，并且沿用至今。

（六）纸张

在古代先民不断开发、改良文字载体的几千年时间内，在各式各样的记录材质当中，人们始终没有办法获得那种既能符合书写要求而又便于携带、物美价廉的文字载体。然而，伴随着封建社会的来临，人类将要迎来对文字载体的最后变革，此种与青铜相比更加廉价、与绢帛相比更加容易生产、与简牍相比更加便于携带的全新文字载体“纸张”的出现，为人们带来了不但能够大规模普及，而且还便于运用的全新载体。我国最早与纸张形成相关的记载，可见于《后汉书》中的“蔡伦传”，其详细记载了蔡伦造纸的具体方法及时间。然而伴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快速发展，不断有全新的实物证据被发掘出来，专家学者们对纸张的出现时间及其形态有着更加精准的理解。

针对纸张的具体用途，人们非常容易遭受数千年书写形式的惯性思维造成的影响，简单地认为帛书是在简牍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那么纸本文献的产生必然是从帛书发展而成的，但是通过大量考古发现可知，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制造出纸张，这个重大的发现转变了人们对于纸张必定是为了书写而创造出来的看法。

在以往，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至汉代随着纸张的问世，纸张自然也就会被应用于以前的绢本书写方式上。然而，通过近几十年内的考古发掘可知，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专家学者通过大量的探究得知，事实上在纸张刚出现时的西汉时期，纸张并不是运用于绘画以及书写等用途。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甘肃出土的天水放马滩遗址，考古发掘的纸张已经变成西汉时期纸张用于大量书写文字的重要证据；更加多的考古发掘表明，在西汉时期纸张大多是运用于包裹物品的。1990年，在甘肃敦煌甜水井汉代悬泉邮驿遗址内考古学家发现了明显的帘纹，且有文字书写的“悬泉纸”。在该地区共计挖掘出470多件纸张，其中大部分并未有文字书写，只有几张上面有文字，同时其书写位置也并非纸张的起、首部位；其常见字主要有“薰力”“付子”以及“细辛”等。其后通过专家的考证得知，此些文字也仅仅是汉代几种药物的名称。并且，按照纸张的形状与折叠的痕迹，能够判断该纸张主要是用于包裹药材的。纸张主要有黄、白两种颜色，时间跨度为从西汉武帝到昭帝始，经过宣、元、成帝直到东汉初年。从材料角度来看，西汉时期的纸张大多夹带有很多没有被捣碎又或是并未完全松散开的纤维团，好像是麻类纤维，而不是后世更加精细的丝絮纤维。此种类型的纸张制作相对粗糙，组织比较松散，纸浆为均匀分布，表面看上去也不光滑，有很多透眼，并不适用于落笔着墨，书写时也并不是很顺畅。真正适用于写字的纸张应该是出现于西汉末年，与简牍同时运用几百年的时间。伴随着东汉造纸技术的逐渐改良，出现了更加耐用、更加物美价廉的纸张，并且便于人们的携带，同时有着更加强的可塑性，使得其逐渐代替了以往的各种文字载体，成为我们国家至今依然在运用的文字载体。

造纸术是先民在劳动生活中探索出的伟大发明，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不但是人们记录和传递知识的实物载体实现的重大变革，更加是人类思想革命的完美升华。在我国纸张日趋成熟时，世界上其他地区却依然运用着比较原始的书写载体。纸张作为文字载体，具备其他所有材质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优越性。恰如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中对于纸张所作的评价：“纸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纸是传播知识文化的媒介物，又为包裹、卫生日用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有纸草之便而不易破裂，有竹木之廉而体积不大，有缣帛羊皮之柔软而无其贵，有金石之久而无其笨重。”并且，纸张在我们国家成为主流的文字载体后，在其后的1000多年内被传递到世界的各个地区，大大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