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八书·河渠书（一）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自是之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於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於齐，则通菑济之间。於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騑，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西门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隄，於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其後四十有馀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於瓠子，东南注钜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彊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穀。”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其後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万石以上。穀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其後人有上书欲通襃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襃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襃，襃之绝水至斜，间百馀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穀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襃斜材木竹箭之饶，拟於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襃斜道五百馀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其後庄熊罴言：“临晋民原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於是为发卒万馀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馀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穨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馀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馀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夏书》记载：禹治理洪水经历了十三年，其间路过家门口也不回家看望亲人。行陆路时乘车，水路乘船，泥路乘橇，山路坐轿，走遍了所有地方。从而划分了九州边界，随山势地形，疏浚了淤积的大河川，根据土地物产确定了赋税等级。使九州道路通畅，筑起了九州的泽岸，度量了九州山势。然而还有黄河泛滥成灾，给中国造成很大危害。于是集中力量治理黄河，引导河水自积石山经过龙门，南行到华阴县，东下经砥柱山和孟津、雒汭，到达大邳山。禹以为大邳以上黄河流经的地区地势高，水流湍急，难以在大邳以东的平地经过，否则会时常败堤破岸，造成水灾，于是将黄河分流成二条河以减小水势，并引水北行，从地势较高的冀州地区流过，经降水，到大陆泽，以下开九条大河，共同迎受黄河之水，流入勃海。九州河川都已疏通，九州大泽都筑了障水堤岸，华夏诸国得到治理而安定，其功绩使夏、商、周三代受益不绝。

　　后人又自荥阳以下引河水东南流，成为鸿沟，把宋、郑、陈、蔡、曹、卫各国连结起来，分别与济、汝、淮、泗诸水系交会。在楚地，西方在汉水和云梦泽之间修渠连通，东方则在江淮之间用沟渠相连。在吴地于三江、五湖间开凿河渠。在齐则于菑、济二水间修渠。在蜀，有蜀守李冰凿开离堆，以避沫水造成的水灾；又在成都一带开凿二条江水支流。这些河渠水深都能行舟，有余 就用来灌溉农田，百姓获利不小。至于渠水所过地区，人们往往又开凿一些支渠引渠水灌田，数目之多不下千千万万，但工程小，不足数计。

　　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郡的农田，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富裕起来。

　　韩国听说秦国好兴办工役等新奇事，想以此消耗它的国力，使它无力对山东诸国用兵，于是命水利工匠郑国找机会游说(shuì，税)秦国，要它凿穿泾水，从中山(今陕西泾阳县北)以西到瓠(hù，户)口，修一条水渠，出北山向东流入洛水长三百余里，欲用来灌溉农田。渠未成，郑国的目的被发觉，秦国要杀他，郑国说：“臣开始是为韩国做奸细而来，但渠成以后确实对秦国有利。”秦国以为他说得对，最后命他继续把渠修成。渠成后，引淤积混浊的泾河水灌溉两岸低洼的盐碱地四万多顷，亩产都达到了六石四斗。从此关中沃野千里，再没有饥荒年成，秦国富强起来，最后并吞了诸侯各国，因把此渠命名为郑国渠。

汉朝建立后三十九年，到孝文帝时黄河堤决于酸枣县，向东冲溃金堤，于是东郡动员了许多兵卒堵塞决口。

此后过了四十多年，到本朝天子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流入钜野泽，将淮河、泗水连成一片。于是天子命汲黯、郑当时调发人夫、罪徒堵塞决口，往往堵塞以后又被冲坏。那时朝中的丞相是武安侯田蚡(fén，坟)，他的奉邑是鄃(shū，舒)县，以鄃县租税为食。而鄃县在黄河以北，黄河决口水向南流，鄃县没有水灾，收成很好。所以田蚡对皇帝说：“江河决口都是上天的事，不易用人力强加堵塞，即便将决口堵塞了，也未必符合天意。”此外望云气和以术数占卜的人也都这样说。因此天子很长时间没有提堵塞决口的事。

　　那时郑当时任大司农职，说道：“往常从关东漕运的粮食是沿渭水逆流而上，运到长安估计要用六个月，水路全程九百多里，途中还有许多难行的地方。若从长安开一条渠引渭水，沿南山而下，直到黄河才三百多里，是一条直道，容易行船，估计可使漕船三个月运到；而且沿渠农田一万多顷得到灌溉。这样既能减少漕省运粮的兵卒，节省开支，又能使关中农田更加肥沃，多打粮食。”天子认为说得对，命来自齐地的水利工匠徐伯表测地势，确定河道走向，动员全部兵卒数万人开凿漕渠，历时三年完工，通水后，用来漕运，果然十分便利。此后漕渠渐渐多起来，渠下的老百姓都颇能得到以水溉田的利益。

　　后来河东守番系说：“从山东漕运粮米西行入关，每年一百多万石，中间经过砥柱这个行船的禁限地区，有许多漕船船坏人亡，而且运费也太大。若穿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一带的土地，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一带的土地，估计可以造田五千顷。这五千顷田原来都是河边被遗弃的荒地，老百姓只在其中打草放牧，如今加以灌溉耕种，估计可得粮食二百万石以上。这些粮食沿渭水运入长安，与直接从关中收获的没有两样，而不再从砥柱以东漕粮入关。”天子同意他的意见，动员兵卒数万人造渠田。几年以后，黄河改道，渠无水，种渠田的连政府贷给的种子也难以偿还。久而久之，河东渠田完全报废，朝廷把它分给从越地内迁的百姓耕种，使少府能从中得到一点微薄的租赋收入。

　　以后有人上书，是为了想打通褒斜道以及漕运的事，天子交给御史大夫张汤，张汤详细了解后，说道：“从汉中入蜀向来走故道，故道有许多山坂大坡，曲折路远。今若凿穿褒斜道，山坂坡路少，比故道近四百里的路程；而且褒水与沔水相通，斜水与渭水相通，都能通行漕船。漕船从南阳沿沔水上行驶入褒水，从褒水登陆到斜水旱路一百多里，以车转运，再下船顺斜水下行驶入渭水。这样不但汉中的粮食可以运来，山东的粮食从沔水而上没有禁限，比经砥柱漕运方便。而且褒斜地区的木材箭竹，其富饶可以与巴蜀相比拟。”天子认为有道理，封张汤的儿子卬(áng，昂)为汉中郡太守，调发数万人开出一条长五百多里的褒斜道。果然方便而且路程近，但是水流湍(tuān)急多石，不能通漕。

　　此后庄熊罴说：“临晋地区的老百姓愿意凿穿洛水筑成水渠，用来灌溉重泉以东原有的一万多顷盐碱地。倘若果然能得水灌溉，可使每亩产量达到十石。”于是调发兵卒一万多人开渠，自徵城引洛水到商颜山下。由于土岸容易塌方，于是沿流凿井，最深有的达到四十多丈。许多地方都凿了井，井下相互连通，使水通行。水从地下穿商颜山而过，东行直到山岭之中十多里远。从此产生了井渠。凿渠时曾掘出了龙骨，所以给此渠命名为龙首渠。这条渠筑了十多年，颇有些地方通了水，但是并未得到太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