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八书·律书（一）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於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

　　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兵者，圣人所以讨彊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於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於天也。

　　自是之後，名士迭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闇於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於家，刑罚不可捐於国，诛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

　　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於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於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

　　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後且拥兵阻戹，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馀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兒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帝王制定事则，建立法度，确定万物的度数和准则，一切都遵照六律，六律是万事万物的根本。

　　六律对于兵械尤其重要，所以说“望敌气而知道吉凶，闻声音而决定胜负”，这是百代不变的法则。

　　武王伐纣时，吹律管听声音而占卜吉凶，自孟春至季冬的音律，都有杀气并声而出，而军声与宫音相合。同声相从，这是事物自然的道理，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兵事，是圣人用来讨伐强暴，平定乱世，夷除险阻，挽救危殆局面的工具。下自含齿戴角的兽类，遇到外物的侵犯，尚且要与它角力反抗，何况是怀有好恶之心，喜怒之情的人了？欢喜就有爱心产生，愤怒就会以毒螫相加，这是人性情的必然道理。

　　以往黄帝时有过涿鹿地区的战斗，以平定炎帝造成的灾害；颛顼有与共工氏的对阵，以平定少昊氏造成的灾害；成汤有伐桀到南巢的战斗，以殄灭夏朝的祸乱。一代又一代，迭兴迭废，战胜得以统治天下，那是受命于天的原因。

　　从此之后，名士重迭产生，晋国任用咎犯，而齐国任用王子成父，吴国任用孙武，名自都申明军纪，赏罚必守信用，结果成为诸侯霸主，兼并别国土地，虽然比不上三代时受诰誓封赏的荣耀，然而同样是自身宠荣，君主尊显，当世显名扬声，能说不荣耀吗？怎能与那些不明大势，不权轻重，终日啰索要以德化世，不该用兵，结果重者君亲受辱，国土失守，轻者遭人侵犯，国家削弱，终至于不可挽救的世儒相提并论呢！所以家庭中不能没有教诲和鞭笞，国家不可没有刑罚，天下不可没有诛杀和征伐，不过使用起来有巧有拙，施行时有顺有逆罢了。

　　夏桀、殷纣王能赤手空拳与豺狼搏斗，奔跑起来能追得上四匹马拉的车子，其勇力并不弱；他们曾百战百胜，诸侯对他们恐惧服从，权力也不算轻。秦二世屯军于四郊，连兵于边陲，力量不是不强；北与匈奴结怨，南在诸越招惹祸端，势力不算寡弱，等到他们的威风使尽，势力盛极，闾巷中的平民也成了敌国。错就在于他们穷兵黩武不知止足，贪得之心不能停息。

　　高祖统一天下后，三方边境叛乱于外，国内大国诸侯王名虽称为天子的屏藩辅佐，并不太象个为臣子的样子。赶上高祖厌烦再有战事，也是由于有萧何、张良的计谋，所以一时得以停止武事，与民休息，对他们只稍加约束，不胜防备。

　　直到孝文帝即位，将军陈武等建议说：“南越、朝鲜自从秦朝统一时内属为臣子，后来才拥兵守险，踌躇观望。高祖时天下初定，人民刚刚得到一点安宁，不可再次用兵。如今陛下以仁德、惠爱抚治百姓，四海以内都受恩泽，应该乘此时士民乐为陛下所用的机会，讨伐叛逆的党徒，以统一疆土。”孝文帝说：“朕自从能胜衣冠，从来没有想到这些。赶上吕氏之乱，功臣和宗室都不以我的微贱出身为耻，阴差阳错使我得了皇帝的大位，我常战战兢兢，害怕事情有始无终。况且兵是凶器，纵然能达到目的，发动起来也必有耗损和伤病，又怎能避免得了百姓抛家离业远方征讨？先皇帝知道劳乏的百姓不可再加使用，所以不把南越、朝鲜等事放在心上。朕岂能自以为有能耐？如今匈奴入侵内地，军吏御敌无功，边地百姓父死子继，服兵役的日子已经很久，朕时常为此不安和伤痛，没有一天能够忘记。如今既不能销毁兵器，长守安定，但愿暂且坚守边防，远设斥候，派遣使者，缔盟结好，使北部边陲得到休息安宁，功劳就算大得很了。且不可再议兴兵的事了”。因此百姓内外都无徭役，得到休息以致力于农事，致使天下殷实富足，粮食每斗降至十余文钱，国内鸡鸣狗吠相闻，烟火万里不惊，可说是够和平安乐的了。

　　太史公说：文帝时，赶上天下刚从水火中解脱出来，人民安心生产，顺着他们的意愿，能做到不加扰乱，所以百姓安不思乱。就连六七十岁的老翁也未曾到过集市之中，终日守在乡里敖游玩耍，象个孩子一样。这岂不就是孔子称道的有德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