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真相——商周历史新解》
赵立军
（ 赵立军，沈阳日报资深文化新闻记者、文化学者。本文是作者为史学家唐汉先生著作《真相——商周历史新解》所作的序言。）
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和冷峻深刻的《哈佛中国史》是两部影响深远、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通史。虽然各自选取的角度不同，但两部通史不约而同的从秦代写起，将国人引以为荣的三皇五帝及夏商周三代弃之不顾。这让以历史悠久而自豪的一些中国人很不解。对此，《剑桥中国史》总编辑费正清、崔瑞德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
30年过去了，费正清、崔瑞德等人期望的“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依然没有出现。这期间，轰轰烈烈地似乎可以做出此“综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却由于诸多原因彻底失败了。“中国史学界的良知、史学家的诚信度、史学家的智商水准等等都受到一次无言的拷问。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豪感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浪费了国家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搞得一塌糊涂，在世界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成了世界史学界的笑柄。至今没有一个当事人站出来承担责任，收拾残局，所谓夏商周史的历史脉络依然没能缕清。
《真相——商周史新解》必定是一本引起关注的史学著作。其观点之新颖、内容之奇崛、逻辑之严密、体例之独特都是中国史学界前所未见的。
它宣告了由王国维开创的史学研究二重证据法的破灭，标志着发轫于梁启超、胡适，大成于顾颉刚的疑古派史学的复兴。
既是商周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逻辑实证主义科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最好应用。
《真相——商周史新解》非传统史书的书体结构：不再是先设定一条历史主线，然后加以叙述；不是再以政治经济或帝室活动为叙事凭据，而是依据金文甲骨文的出土顺序，从互证、自洽的角度安排篇章次序。
历史本来是生动的，它本是由活生生的人演绎的生动故事，是各色人等出演的活报剧。但中国的史学不好看，没意思，历史成了教条，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国的历史不可信，造假多，盖因春秋史家传统的丢失。秦汉以后，何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中国史学研究，长期沉溺于司马迁在《史记》中臆造的夏商周历史体系中，为几千年的嫡长子承袭制和皇权专制史涂脂抹粉。如梁启超所说：“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虽然百余年来出土的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已足以使商周史研究向前迈出一大步。但是，理应担负起此责的中国史学界却不知从不断发展并完善的各种科学的知识及方法中汲取营养，依旧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终究无法突破。遭到世界史学界诟病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漏洞百出，无法自洽，有对出土新材料的漠视问题，有对甲骨金文释读不了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思维方式、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思想解放程度不够问题。
大凡在传统史学研究上有所成就者，必定具有高深的传统文化素养，这其中，犹以古文字学即“小学”的素养为重。但是在唐汉先生之前，几乎所有的古文字学家承袭的都是从许慎《说文解字》而来的，对汉字猜谜般的学问体系。虽然甲骨文和金文的大量出土引起了一定的改变，但即便是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的领军人物，也还是囿于传统文字学构建的学术框架，虽然一层层地将历史的假象剥开，将传说中的所谓信史砸成粉碎性骨折，却在寻求历史真相，建设新史学上举步维艰。反倒是王国维借助甲骨卜辞中的殷商先公先王名号与《史记·殷本纪》相比附而名声大噪，从此高扬起二重证据法的大旗，以释古派的身份将疑古派和信古派全都压了下去。一时间风头无两。
然而，对历史真相的寻求却不会因为一种学说的出现而停止。尽管从上个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的史学研究进入进化论史学模式的规定性的严苛中，但探索的脚步却因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的考古新发现而愈加急促。
稍有考古知识的人都知道，任何考古发现都没有发现文字重要。因为文字才是历史最直接的载体。
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就是寻求商周历史真相最好、最直接的证据。唐汉正是从甲骨卜辞、青铜铭文中以独特的方式勾寻商周历史真相的集大成者。
作为新的历史体系的发现者，新的研究方法的开拓者，商周史研究的重建者，唐汉对商周史的探寻得益于他深厚的汉字学素养和他研究发现并建立的中国汉字学体系。
唐汉先生在本书引用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的一句话：“要想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首先需要对中国文字有透彻的了解。”这句话直指研究中国古代史、文明史的要害，为后世学者指明了研究方向。
在《真相——商周史新解》一书中，读者会发现，每个章节的内容和观点都建立在他对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的释读上。这是个非常坚实的基础，现已出土的甲骨文大约有4500个单字，能够传承下来作为后续汉字发展的基础部分约有1500字。一般学者能释读出几个字就已是了不起的成绩，而唐汉一人就重新解读、纠正和注释500余个；在4600多个金文单字中，除去没有传承对应的已死文字，唐汉已经释读出约3000个。这种释读要做到知其形传承，知其义延伸，知其音变迁。如此扎实深厚的文字学功底，释读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确实驾轻就熟。从《唐汉解字》《图说汉字》到《中国汉字学批判》《发现汉字之图说字根》《发现汉字之图说六书》，再到《说文解字新解》（待出），唐汉建立了一套全新而完整的汉字学科学研究体系。站在这个体系上重新释读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所透露出的远古信息，运用科学思维的手段，唐汉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家所描绘的商周史，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脉络。
唐汉在本书中告诉读者，没有考古发现表明历史存在着夏朝；
大量的出土证据证明，可信的中国历史是从殷商开始的;
现在通行的夏商周历史体系，是后人，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证明嫡子承袭制而编造的；
商代史上承中国古史中酋邦时代，是帝国性质的种族殖民“邦联”制国家，不是奴隶制社会，而是“王权母系制”社会；
商代人处于普那路亚婚姻阶段；殷商早期实行由组成商王国的十大氏族轮流为王制，盘庚迁殷后王位在乙丁辛三个族群中交替；天干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组成商代邦联制国家的十大部族的名称。地支之“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则与上古时代女性分娩之阶段有关；
殷商实行儿王生母陪享制；
妇好是商代生了有职位儿子的女性的泛指，不是专指武丁的王后，也不是能征善战的女将军，是另一位商王武乙的母亲，母以子为贵;
周朝则是姬姓小国因为受到商纣王的欺压，在文王的带领下迁徙到今天的陕西渭南与居住在渭北的由姜姓武王统领的部族国家，以联姻的方式组成的联邦制国家；
西周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按文王与武王的约定，姬姜两姓互婚，王位在姬姜两大部族间世代轮换，昭穆互继；
武王伐纣时商已经分裂；
西周历史上没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褒姒是周幽王的母亲而不是周幽王不会笑的妃子。是褒姒让她的儿子接任王位，违背了昭穆互继原则，开创了父死子继的家国一体化传统，也首创了王后干政的帝国传统。从而导致西周的灭亡。
任何一门科学研究的目标都是贡献新的知识。历史学研究亦如此。历史学研究提供的新的知识应该包括：在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下，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关于过去某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事实；提供对这个社会事实的新的理论解释，并对现有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的批判，且有整体或部分重新建构；在叙述中告诉我们看待历史的新视角，推出新的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提出一个深刻的新问题并得出全新的结论。如果用这样递进式的要求去看待近几十年的历史研究，你就会发觉，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在不断地重弹老调，拾人牙慧，鲜有创建。
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是独特的。但不是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有独创性的发现。
近现代的中国史学研究以晚清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最具影响力。晚清民国史学内承清代乾嘉考据学，外受进化论史学等西方学说的影响，名家辈出，成果斐然。这其中，犹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影响最为深远。关于二重证据法，唐汉先生在书中有专章论述。与存在着诸多谬误或被后人塞进了无数私货的文献典籍相比，深埋地下的古代遗存更真实，更可靠，更有实证的力量。将文献典籍与出土文物互相印证本来就是历史学研究中最常用的对比方法，但用谁来印证谁，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因为这里涉及的已经是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用出土的甲骨卜辞印证司马迁的《史记》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首先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须知用甲骨文等出土文字材料去印证古书典籍隐含的前提是信古，即相信古代传下来的典籍都是正确的，纸上古代史是信史。而疑古派史学恰恰相反。从清代的崔述，到康有为，再到胡适、顾颉刚，无一不对传统典籍持怀疑态度，甚至对上古史本身的真实性也持有高度的不信任。
在现当代历史学家中只有唐汉与众不同。
他虽然自称属于新疑古派，但却是坚持在科学思维的指导下用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人文科学学术研究的学者。他的历史研究也不例外。他秉持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坚信“逻辑比事实更真实”原则。
研究商周史的难点在于如何复原、了解商周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和过程，虽然百余年来，大量属于商周时代的刻有卜辞的龟甲骨片和铸有铭文的青铜器的出土，为史学界提供了研究商周史的大量原始资料，但由于缺乏科学的释读方法，人们难以读懂里面所蕴含的远古信息，再加上历史研究中科学方法的缺失，商周时代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依旧是雾里看花，隔云望月。突破点在哪里？当然是远古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于是唐汉这个精通甲骨文和金文的陕西汉子，便顺理成章地走到了商周史研究的最前沿。他通过对甲骨文形、音、义的全面破解，初步还原了商代社会的本来状态；通过对金文形、音、义的精准释读，理顺了西周诸王关系，揭开了商周史上的面纱。将一个与现行教科书上完全不同的商周史从历史的深处揭示给读者。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商周社会，一个与进化论史学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一连串振聋发聩的描写和叙述，彻底颠覆了现行的商周历史，从而初步完成了商周史的重建工作。
在本书中，他将威权原则、血亲原则与神权原则作为运用逻辑实证主义研究商周史的逻辑原点，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三者的系统扭结力结构上，一层一层地剥下了历史“层累”在商周史上的重重假象。他告诉我们，在商代，威权原则、血亲原则与神权原则三者的系统扭结力结构集中表现为王权母系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威权原则的王在行使世俗权力时，与血亲原则的族长即母系继嗣制女性首领经常会发生矛盾或冲突。当二者不可调和时，神权原则下神的旨意就尤为重要，利用甲骨进行占卜，其结果就成为调解矛盾或冲突，消弭王与族长间的抵牾较劲，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终极手段。日日贞，事事卜，于是才会有甲骨文的应运而生，后世才会有10万片甲骨的出土。文字的产生标志着文明的最终形成。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文明在大约3600年前形成于中原大地上。他通过甲骨文和金文所携带的商周时代的文化基因，还原商周时代的社会面貌，并且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进行推理和互证得出了上述“自洽”的结论。
当然，唐汉先生的商周史研究成果还是初步的、简要的。《真相——商周史新解》也不过是掀开了商周史面纱的一角。
在本书的诸多章节中，唐汉先生也不过是提出了观点和推论，只是做到了初步自洽。他故意留了很多缺口，很多地方说的不完满，甚至有许多地方不写结论。这也是他有意为之，留下了让后人探讨的余地，给后人留下了对唐汉先生进行批判和他洽的可能。要真正搞清楚远古神秘的商周史，还需史学界共同努力。按照科学的方法，从甲骨金文入手，尽可能地还原商周时代的社会生活场景和本来面貌。
唐汉是个独立学者。独立学者是指那些没有师承家学，无门无派，独立于体制之外，既不在大学，也不在科研机构的研究者。同时，他们还要有财力，不报项目，不领经费，不以学术研究为稻粱谋，却要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回馈社会，回报祖国！他们完全凭借自己的学识才能、兴趣爱好，自选课题，自费研究，自费出版学术著作。恰恰是因为没有师承家学，不为五斗米折腰，方没有藩篱，不受限制，不用说假话，自由发声，见解独特而深邃。我认为，独立学者的学术水平远远高于体制内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突破性的、引领性的，是体制内学者们无法与之比肩的。当然，能称得上独立学者的在当今的学术界也是寥若星辰，凤毛麟角，不过数人而已。唐汉先生当为其中的佼佼者。作为独立学者，即使是与国内庞大的专家学者队伍相比，唐汉先生出版的著作，从学术水平，到种类、数量，都遥遥领先，让人望尘莫及。唐汉身具数理天赋，年轻时却皓首穷经于哲学、经济学。他早年为媒体人，后下海经商，曾是京城知名的出版策划人。作为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新一代文化人、知识分子，成为最早的中产阶级。衣食无忧的他从2000年起开始脱离商海，埋头汉字学研究，走上了一条纯粹的学术报国之路。力图扭转传统学术研究方法论的不足和科学思维的缺失。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先是掀风波于文字学界，继而发难于夏商周断代工程。他治文字学，重竖许慎六书之大旗，释读甲骨金文之本初；他治商周史，欲还商周史之本来，揭司马迁之臆造；他治思想史，重解《论语》《道德经》，还古代思想史之本源。
从研究领域看，在汉字学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商周史研究三方面，专精其一即为大家，而唐汉均能追根寻源，深耕细作，独领风骚。他以一己之力，掀翻传统学术的大厦，驳鹦鹉之学舌，批颟顸之学风；开风气之先河，辟新途之鸿蒙。贡献可谓大焉！
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唐汉先生以他对中国汉字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商周史的开创性研究和出版的著作表明，他无疑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最有思想、最有建树的学者。这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许在进入21世纪的十几年后，中国文史研究的一代学说都要由此作为起点或切入点。无论接受或者批判，唐汉都将是一座绕不开的丰碑。
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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