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将军（1910—1980年），湖南郴县人。他横戈马上34年，从井冈山打到太行山，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从书香世家子弟成长为人民军队名将。红军岁月，历任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抗战时期，历任团政治委员、军分区司令员、旅政治委员；解放战场，历任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历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朝联军副司令员、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平年代，历任东北军区代司令员、军委副总参谋长、沈阳军区司令员。
邓华
邓华本为一介书生，从私塾启蒙到投身军旅，中间整整十年寒窗，无愧“秀才”之誉。当然，他之所以能成为人民军队名将，实得益于红军岁月的战场历练。
1928年2月初，朱德、陈毅指挥南昌起义余部发起湘南暴动，乘胜轻取郴县县城，郴县农军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邓华毅然投笔从戎，到该师第二团从事宣传工作；3月底，由于既年轻又有文化，他被选任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参与指导师各级开展党建工作和青年工作。
1928年4月上旬，湘粤两省国民党军“协剿”湘南，南昌起义部队余部、湘南起义农军被迫退出湘南，北移井冈山区；4月下旬，南昌起义余部、秋收起义余部会师，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6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原郴县农军第七师被编为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邓华担任该团宣传队中队长。不久，邓华因文化水平较高，被调到第三十三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方正明）担任党代表。
1928年5月初，第六连参加攻打遂川战斗，这是邓华第一次参加战斗。作为连党代表，他除了进行一般的政治动员外，更是凭着革命激情和勇敢精神出现在战场上。连长方正明本是贺龙旧部，他指点眼前山川地物，现场教邓华如何隐蔽身体，如何匍匐前进，如何精准射击，如何白刃刺杀。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方正明给邓华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
1928年6月初，邓华调到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工作，担任营党委干事，负责文书工作。战争年代，机关干事没有时间闲庭漫步，时时刻刻冲锋陷阵。1928年6月—8月，作为第一营的一员，邓华接连参加了龙源口追歼战、黄洋界保卫战，对于追歼战斗、防御战斗渐有心得。
1928年9月，由于密切联系官兵、熟悉青年特点，邓华被调到第三十一团机关，担任团党委组织干事，参与指导团各级开展党建工作和青年工作。那时，他一边做好本职工作——干事，一边钻研红军制胜之道——参谋，深得团长朱云卿欣赏。
彭德怀
1929年1月中旬，红四军、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刚刚会师井冈山，国民党湘赣两省重兵“会剿”又来，毛泽东集思广益，决定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红四军主动出击赣南敌后，先行瓦解赣军攻势，接着打破湘军攻势。红四军进入赣南后，敌军刘士毅旅如影随形。毛泽东、朱德于2月上旬在瑞金大柏地设伏，先诱敌深入，继后发制人，重创该旅两个团，扭转了连战失利的被动局面。激战中，第三十一团缴获敌军官所携《孙子兵法》，邓华一见如获至宝，连夜抄录一份，原书交公。自此，他经常诵记《孙子兵法》，汲取军事理论营养。3月中旬，红四军又在闽西长汀城郊设伏，先诱敌深入，继后发制人，毙敌旅长郭凤鸣以下2000余人，长汀城不战而下。亲历大柏地战斗和长汀城战斗两次大捷，使邓华对于伏击战要诀渐有领悟。
进入长汀城后，红四军进行整编，第三十一团编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邓华担任纵队党委组织干事，参与指导纵队各级开展党建工作和青年工作。同样，他一边做好本职工作——干事，一边揣摩红军制胜之道——参谋，深得纵队司令员伍中豪赞赏。
5月中旬，由于闽西革命形势大好，红四军决定再次入闽，遂有一个月内三打龙岩，第三纵队军士队全程参加了三次战斗。邓华见证了红四军首长的用兵艺术：一打龙岩，出其不意；二打龙岩，回马一枪；三打龙岩，声东击西。这些用兵精髓，邓华悉心揣摩，受益良多。
1929年10月中旬，为加强纵队党建工作和青年工作，邓华调任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29年12月下旬，作为红四军第三纵队代表，邓华参加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是为（福建上杭县）古田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会议批判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会议决议言简意赅，邓华入脑入心，熟能成诵，终生受益：
红军永远是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乃是错误的单纯军事观点。
红军要抓好党建工作，“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红军要抓好党内教育，“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红军要抓好宣传工作，这应视为“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
红军要抓紧士兵政训，采取上政治课、早晚点名讲话、集合讲话、个别谈话、文艺活动、改良待遇等方法，加强士兵政治训练效果。
红军要优待伤病战士，上级要嘘寒问暖，行军要注意帮扶，还须酌情发给零用线，“唤起全军互助济难精神”。
红军要理清军政关系，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
《古田会议决议》极大地提高了政治工作的地位，深得邓华衷心拥护。在纵队组织科指导各级党建工作时，他非常注意贯彻落实决议精神。
谭震林
1930年6月中旬，红四军第三纵队编入闽西红十二军，罗炳辉代理军长（军长伍中豪病休），谭震林担任政治委员，邓华调任该军教导大队政治委员。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统一行动，成立红一军团，朱德担任总指挥，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这时，邓华第一次担任基层单位（教导大队）政治主官，更加自觉地运用《古田会议决议》指导部队建设。
1930年8月底到10月初，在红一军团编制内，红十二军大仗不断：奔袭文家市，运动歼敌；强攻长沙城，兵疲师老；巧克吉安城，乘敌之虚。激战频仍，自然难免出现伤病员。古田会议之前，伤病员备受病痛的折磨，正如《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的：
官长对于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兵病兵，采一种不理不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
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
重伤重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
对于这种现象，邓华自然早就注意到了，也知道危害之大之深。但他人微言轻，徒呼奈何！
《古田会议决议》着重指出这种现象及其危害，特别强调要从制度上善待伤病员之后，邓华衷心拥护，身体力行，在教导大队严格地、真诚地执行《古田会议决议》。
由于邓华关心伤病员，从制度上保证他们得到关爱，亲自为伤病员添衣加被、送汤送药、嘘寒问暖、背枪背弹、募捐募款，红十二军教导大队关爱伤病员蔚然成风，战斗力始终名列同级单位前茅。
晚年，回忆革命征程，邓华语言质朴无华，道理颠扑不破：（古田会议）决议是毛主席起草的，都讲到了点子上，许多段落我都会背；我这一生，带兵打仗能取得一点成绩，就是因为我一直坚持从决议里取经。
1930年10月初，红军打下吉安城后，红十二军进一步扩编，以军教导大队为基础，成立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张宗逊担任师长，邓华担任政治委员。12月中旬，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开始。
12月底，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率领第十八师主力，孤军深入到龙冈地区，群众条件、战场地形都对红军有利。总前委当即决定，分兵三路，一举歼灭之：左、右两路夹击龙冈；红十二军直扑龙冈以西大路，负责断敌退路，从张辉瓒部背后捅上一刀。
12月30日拂晓，战斗打响。在这场战斗中，作为红十二军预备队，第三十六师焦急等待出击命令。战斗打到中午12时左右，第三十六师右邻第九师（隶属红三军）师长徐彦刚亲自跑来要求增援，张宗逊、邓华请示军部同意以后，立即让司号员吹起冲锋号，他们二人把枪一挥，带头跳出阵地，冲向敌人：
因为我师大都是新兵，没有作战经验，指挥员必须给他们作出榜样……部队接着向前追击，正好遇着敌人师部卫队营，这个营的武器精良，装备的都是花机关枪和驳壳枪，但是没有马步枪射程远，打了一下就跑散了，以后陆续缴了枪。
战斗在下午4时结束，红军活捉了张辉瓒，全歼敌第十八师主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在张宗逊、邓华指挥下，第三十六师战果辉煌，“共缴获各种枪支700余支，是红十二军各师中缴获武器最多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师得到一次很好的战斗考验。这样，我们红三十六师部队丢掉了全部梭镖，换掉了全部旧的枪支，装备齐全，焕然一新，马步枪、驳壳枪、花机关枪、重机枪全都有了”（见《张宗逊回忆录》）。
听说第三十六师一战成名，毛泽东幽默地说：“龙冈一战，第三十六师扬了名，张、邓扬了名！看来，三十六师不是三流师！”
1931年4月初，敌人卷土重来，纠集2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组织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一方面军首长高屋建瓴，决定先弱后强，各个击破，主力集结东固地区待机，首战伏歼敌王金钰部。
5月中旬，王金钰部两个师向东固攻击前进，中了红军埋伏。王金钰部被歼后，第三十六师当面之敌第四十三师仓皇向白沙撤退，张、邓指挥第三十六师连夜跟踪追击，俘获甚多。回忆这场追歼战，张宗逊自豪不已：
我们师有一个送饭的炊事班竟俘虏了敌人一个迫击炮连。战士们形容敌人的狼狈情形时说：简直像打土豪时一个样，我们一进村，敌人不抵抗就缴了枪。
1931年7月初，敌人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仅隔一个月，蒋介石纠集重兵30万，亲任总司令，又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首长胸有成竹，确定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胜后再追”方针：第一阶段，红军战莲塘，攻良村，打黄陂，在五天之内，三战三捷，缴枪1万余支。敌军发现红军主力在黄陂一带以后，立即调转过来，对红军进行大包围。8月中旬，总前委命令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及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伪装成红军主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军向北吸引，红一方面军主力则出其不意，大胆调头西返，重新在兴国地区集结。根据军长罗炳辉的指示，张、邓指挥第三十六师在小布和小布以北地区进行游击活动，一路上书写路标，到处号房子，故意写上红一方面军各“军”的番号，虚而实之，牵着敌人鼻子走。
直到8月底，敌人才发觉红军主力在兴国，再次调头西进时，红军主力已经足足休整了半个多月，正以逸待劳。敌人最后不得不下决心全线总退却，红军趁机分三路攻击敌人，在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连歼退敌，酣畅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
1931年11月，罗炳辉率领红十二军军直和第三十六师开到长汀整训和做地方工作。这时，红一军团撤销，所属红十二军等军直属中革军委指挥。这时起，张、邓指挥第三十六师主要在赣闽边界活动，一边警戒粤敌，一边牵制闽敌。次年春，第三十六师进到武平县北，拔掉了桃溪、苦竹山、永平等“钉子”——地主武装据点，进一步扩大了闽西苏区。
罗炳辉
1932年12月上旬，中革军委命令：红十二军军直、第三十六师编入红二十二军，罗炳辉担任红二十二军军长，第三十六师编为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六师，黄永胜担任师长，邓华担任政治委员，两人指挥部队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草台岗两仗贡献了力量。
1933年6月，红一军团在江西永丰县滕田整编，改小师小团为大师大团，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六师改编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黄永胜担任团长，邓华担任政治委员，他们指挥第三团参加了攻歼吉水县乌江圩之敌的战斗。
1934年1月，邓华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指挥第二团继续参加第五次反“围剿”。6月，由于敌人大筑碉堡，步步为营，红一军团没有大仗可打，邓华选调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班学习，涉猎甚多：军事方面，主要是学习苏军的战斗条令、野战条令；政治方面，主要是学习列宁主义。9月下旬，邓华学成毕业，军政素质大幅提升。可惜，中央苏区大部沦陷，邓华一时没有用武之地了。10月10日，中央苏区红军长征，邓华回到第二团，踏上漫漫长征路。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他指挥第二团执行向敌军进攻、阻击、追击等任务，掩护主力西进。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回到红军指挥层。邓华指挥第二团参加了四渡赤水、二打遵义，爬五座雪山，过百里草地，于9月18日到达哈达铺，红一方面军缩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邓华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二大队政治委员。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很快恢复。同年12月，邓华升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
1936年2月—7月，红一方面军相继发起东征阎锡山、西征马家军作战，邓华参与指挥第二师东征西讨，军政素质得到进一步锤炼和提高。同年12月，由于久经战阵考验，邓华升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杨成武）政治委员。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内战基本停止，红一军团转入休整。
1937年6月，红一军团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运动会大概开了半个来月，一共分军事、政治、体育三大项目。先是军事技术比赛，如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爬障碍、修工事、过独木桥等。然后是体育比赛，包括篮球、排球、跑步、跳高、跳远等。吴法宪回忆：“在这次运动会上，由于一师的杨成武、邓华，特别是邓华抓得很紧，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结果一师在大部分项目中得了第一，总分也是第一，二师全面败下阵来。”
1937年6月底，为加强干部交流，邓华调任第二师政治委员，又和时任师长黄永胜搭档。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第二师编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邓华结束9年红军岁月，担任第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奔赴抗日战场。
红军岁月的战火历练，让邓华的军政素质全面得到锻炼，终于在抗战时期、解放战场、抗美援朝各个阶段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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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建平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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