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苦中作乐：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的艰苦岁月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自上世纪30年代起，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运用西方建筑学理论，致力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奠基者，为我国文物建筑的保护和抢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1938年1月至1940年11月，他们随清华大学来到云南，在昆明度过了将近3年的流亡生活，历尽坎坷，备尝艰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梁思成与林徽因妥善处理完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资料和文献后，9月离开北平，举家五口晓行夜宿，一路颠簸，过长沙，走贵州，历经困苦艰难的长途跋涉，1938年1月抵达昆明，借住在盘龙江边巡津街一所名叫“止园”的宅院内。

巡津街一带紧靠1910年通车的滇越铁路火车南站，分布着当地大户人家的不少西式豪宅，闹中有静，环境宜人。

四季如春的昆明，空气清新，然而由于奔波劳累，梁思成旧病复发，林徽因感染了肺炎，夫妇俩身心疲惫。当时，美国的大学、博物馆邀请他们赴美工作和治病，梁思成婉言谢绝，他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浓浓赤子之心、殷殷爱国之情、拳拳报国之志，情发于衷，溢于言表。

随着南迁的人员越来越多，昆明房租高企，物价飞涨。为了维持生计，林徽因到云南大学兼职任教，为学生补习英文，每周6个小时，月薪却仅40多块法币。因为梁思成、林徽因都是名人后代，在文化界又有名气，昆明的上流社会看中他们的身份和声望，为了装点门面，经常邀请他们出席一些无聊的应酬，可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林徽因说，自己好像是做了“社会性的骗子”。

1938年4月2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组建。原先在北京“太太的客厅”经常相聚的一群朋友，如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周培源、杨振声、沈从文、朱自清、卞之琳、萧乾等陆续来到昆明，在离梁林寓所不远的北门街附近比邻而居。这些南迁的知识分子志同道合、感情亲密，他们在风光旖旎、阳光明媚的边城，或叙家常，或论国事，于战争的苦难中，重又找回了往日的温馨与梦中的记忆，也给梁思成夫妇带来了莫大的精神安慰。林徽因在发表于1939年2月的散文《彼此》中感叹道：“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最好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 

其时，战火连绵，炮声不绝，梁思成迫切地感到应该把解散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恢复工作，完成未竟的事业。他写信给原资助机构中美庚款基金会董事会的周诒春，申请基金补助。周诒春在回信中表示，只要梁思成和刘敦桢愿意参与，基金会将继续给予资金上的支持。不久，刘敦桢应梁思成之邀，从湖南新宁老家赶到昆明，营造学社的另外几个骨干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也相继抵达昆明，中国营造学社终于在迷蒙的西南边陲起再度挂起了牌子，而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昆明的古建筑展开全面调查。

1938年10至11月，考察组在昆明城内外进行实地测绘，同时将视野扩大到普通民居，对云南“一颗印”开展研究，先后调查了圆通寺、土主庙、建水会馆、东寺塔、西寺塔、真庆观、筇竹寺等50多处古建筑。这是昆明有史以来首次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古建筑进行的野外普查，基本确定了建于唐代的慧先寺塔（西寺塔）是昆明最古老的建筑，妙湛寺金刚宝座塔和大德寺双塔分别建于明代天顺与成化年间，并发现昆明的许多明清建筑清晰地保存着唐宋时代的建筑风格。年底的时候，考察组又赴楚雄、大理、丽江一带，对140多处古建筑开展调查测绘，这些成果填补了梁思成正在撰写的《中国建筑史》的空白，后被收录于《中国古建筑图典》之中。

期间，莫宗江和陈明达被当局强行编入壮丁训练团，梁思成抱病拜访昆明市市长和云南省省主席，才将他们两人带了回来。不久，莫宗江突患腹痛，医生诊断为轻度盲肠炎，梁思成请昆明最有名的外科专家范秉哲大夫亲自动手术，并代付了医药费。莫宗江感恩地说：“梁先生不仅是我的严师，也是兄长。”而他们的寓所，还成为一群年轻的空军航空兵学员的温馨港湾。撤往昆明途中，梁思成、林徽因在湘黔交界处的晃县（今新晃县），曾得到他们无私的帮助。因此在昆明，每逢假日，他们就相约前往聚会。梁思成、林徽因后来还出席了他们的毕业典礼，成为他们的“名誉家长”。这一时期，梁思成受西南联大梅贻琦校长之托，忍受病痛折磨，五易其稿，完成了联大校舍的设计。

1939年初，日军开始频频轰炸昆明。梁思成、林徽因紧随由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营造学社搬迁到昆明市东北8公里处龙泉镇龙头村附近的麦地村，在一所名叫“兴国庵”的庵堂内暂时安顿了下来，依托那里狭小的房舍继续开展工作。

兴国庵占地10亩，虽不轩敞，却十分规整。殿外绿阴环绕，花木扶疏，环境幽雅清净；大殿前的庭院里栽着四棵桂花树，经年郁郁葱葱。营造学社的工作室设在供奉菩萨娘娘的大殿内，屋顶没有吊灯，桌上也没有台灯，只能靠占了大半堵外墙的窗子透进的自然光线来采光。所谓的窗子，也没有窗页，空空的，只有横七竖八的几根铁丝。大殿内用薄板一隔为二，菩萨塑像用布帘遮住，外间密密地摆放了四张工作台，内间则安置着一张工作台。所谓的工作台，也不过是用木架支撑着一块块光洁的木板，台上的笔墨砚台和墙上的两张碑刻拓片、一张古建筑照片及一份挂历，隐隐透露出这些寄居者的职业、身份。其他陈设，仅为一张简朴的圆桌、一把古旧的太师椅、一条安放牌位的供桌，圆桌上的铝制茶壶和热水瓶，是唯一可称为现代化的日用品。梁思成、林徽因的休息之所设在同大殿成直角处的一间半泥土铺地的小屋里，屋内非常潮湿，几能浸出水来，必须投撒些石灰方可除去潮气。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昆明城外的生活异常清苦，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每天要沿着泥泞的道路去购买粮食和蔬菜，还得挑水储存在一口陶制的大水缸内。然而，物资再匮乏，生活再艰辛，也没有消磨掉他们保护和传承中国文物建筑的热情。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等营造学社成员又对四川、西康地区40个县的古建筑开展了野外普查。他们在半年时间里，共发现古建筑、摩崖、崖墓、石刻、汉阙等730多处，并与史语所的李济、石璋如等人组成“天工学社”，调查昆明的手工制造业。林徽因则留守在“大本营”兴国庵内主持日常工作，期间完成了云南大学女生宿舍“映秋院”的设计。梁思成等人回到麦地村后，林徽因又不停地忙碌，绘制图纸、整理文字、查证资料，兴国庵简陋的殿堂内呈现出繁忙的工作节奏。营造学社当时的研究成果，后来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陆续发表。

随着日机对昆明城内外的狂轰滥炸，在麦地村的日子里，营造学社与史语所的三命通会巫咸撮要在警报的鸣响中惊恐度日，其悲苦之状、煎熬之痛，林徽因在给美国友人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因为战事趋紧，聚集到麦地村的文人越来越多，住房成为稀缺资源，独立的空间已然是奢侈品。梁思成、林徽因看到朋友们居无定所，深切地觉得应该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屋，以便接待情投意合的旧雨新知。他们在邻近的棕皮营村漫步时惊喜地发现，这里田畴水塘，风光秀丽，花团锦簇，景色宜人。当他们向一位李姓的当地人提出租借土地盖建新房时，这位开明绅士欣然同意，双方达成协议：李家出借土地，梁林出钱建房，5年后房子归李家所有。于是，梁思成、林徽因以建筑学家的眼光，在龙头村北侧棕皮营村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上，为自己设计并建造了一所居所。

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说，那是一所带有当地“一颗印”民居建筑风格的土木结构平房，“位于昆明东北八公里处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近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的那种高大笔直的桉树”。梁思成、林徽因的新家自1939年年中开工，历时半年许，至1940年春建成，建筑面积约150平方米，由两排独立的平房组成。正房坐南向北，三楹五架，中间是书房和卧室，东西两侧分别为林徽因母亲和女儿的卧室及客厅，山墙拐角两侧分别开设两扇窗户。正房西面山墙外，后又加建了一小间低矮一些的10多平方米的耳房，有门与客厅相通，那是他们一生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寄居的房间。在正房之北与之相对的是一排三间附属用房，坐北向南，西边一间为佣人房（因无钱雇佣人，一直空着），居中稍宽一点的为厨房，东边一间为柴草房，厕所紧挨其侧。中间连着一条通道，自然地形成一个小小的庭院。整个建筑与当地乡村相融合，又独具特色，显得清雅、明净、大方。从外观上看，外墙分为两段，下段用碎石土夯筑而成，上段用土坯分层砌筑，屋面为悬山简板瓦；房屋门窗多，面积大，每一间房都有两道精致的门，进出方便；还有两扇宽大的窗子，窗棂与众不同，用斜线交叉的木条构成一个个菱形小方格，古朴简洁，最宜采光；门上有可拆卸的铜质拉手，小巧精致。内部装修中，三间住房内皆简易吊顶，铺设木地板，防潮而舒适。最显著的是客厅北墙紧靠门边处设计了西式壁炉，可供冬季取暖之用，壁炉口呈马蹄形，以青砖垒砌，外墙体镶嵌有陶土圆管拼接的烟囱直通屋面，左右墙上还安装了几套壁橱，增加了实用功能。客厅的窗子，比卧室的窗子大四倍，自然光线和着滇地的山色云影通畅地照射进来。这在当地民居中是没有的，即便今日，也属罕见。

灰瓦顶、土坯墙、花格窗、木地板……梁思成、林徽因的新居虽然简易，可选址、规划、设计、监造，处处显示出主人的建筑理念和文化素养。对自己的这件作品，林徽因颇为自得，不无夸耀地说：“有些方面它也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为了建造这所房子，他们耗尽了原本就不多的积蓄，甚至为此举债而一度陷于窘境之中。他们搬石、运瓦，临时充当木匠、泥瓦匠，以至“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所幸远在美国的挚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寄来了一张为林徽因治病的100美元支票，总算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这对于毕生研究和传承中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两位建筑史学家来说，无疑具有一种强烈的讽刺性和悲剧性。然而，就是那几间朴素的土屋瓦舍，在全民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容纳了流离失所的梁林夫妇，为他们在硝烟中的西南之行带来了短暂的安宁，尤其在那间客厅里，一度人来人往，留下了那个年代许多充满爱国情操和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的泪水和笑声……

流寓昆明的日子里，林徽因生活得很累很苦，自己有病，梁思成又外出调查，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照顾子女的繁琐家务，全都落在她单薄、羸弱的肩上。她说：“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目睹这一切的金岳霖不无惋惜地感叹：“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生命的危险。”

位于棕皮营村的居所造好后，林徽因的心情亦喜亦忧。一方面，一家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安乐窝，有了可供自己安静地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另一方面，他们的身心却依旧惶恐地笼罩在残酷的战争烟火之中，一切的美好都显得那么短暂。林徽因写信给费慰梅说：“天气开始转冷，天空布满愈来愈多的秋天的泛光，景色迷人。空气中飘满野花香——久已忘却的无数最美好的感觉之一。每天早晨和黄昏，太阳从那奇诡的方位带来静穆而优美的快感，偷偷射进这个充满混乱和灾难的无望的世界里，人们仍然意识到安静和美的那种痛苦的感觉之中。战争，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这场战争，正在前所未有地阴森森地逼近我们，逼近我们的皮肉、心灵和神经。”

但是，炮火的威胁、困顿的生活，没有摧垮林徽因坚强生存的意志，那段日子留给林徽因的记忆是痛苦的，也是快乐而深刻的。在新筑的客厅里，林徽因邀请“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傅斯年、冯友兰、金岳霖、李济、董作宾、钱端升、王力、陈梦家、游国恩、查阜西……民国时期的翘楚们络绎云集在这里，话古说今，谈诗论艺，在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中，彼此分享着人生的快意。

林徽因也忙中偷闲，苦中有乐，或给友人写信，或创作诗歌，或从田间地头的农妇村夫身旁穿过，来到烧制砖瓦盆罐的场地，观察窑泥瓦匠们制作陶坯。她接近现实社会，感受大众生活。抗战胜利时，林徽因写下了5首记忆昆明的诗歌，《除夕看花》抒发了她忧国忧民的情怀，《茶铺》《小楼》显示了她对民俗文化的兴趣，《对残枝》《对北门街园子》表达了她对自然、对生命的眷恋和深情。“别说你寂寞，大树拱立∕草花烂漫，一个园子永远∕睡着；没有脚步的走响∕你树梢盘着飞鸟，每早云天∕吻你额前，每晚你留下对话∕正是西山最好的夕阳”（《对北门街园子》）。诗的内容表面上反映的是昆明北门街园子的情况，却依稀折射出棕皮营村李家花园的影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林徽因对自己亲手建造的土屋瓦舍的念想和追忆。“梅花你这些残了后的枝条∕是你无法诉说的哀愁∕今晚这一阵雨点落过以后∕我关上窗子又要和你分手∕但我幻想夜色安慰你伤心∕下弦月照白了你，最是同情∕我睡了，我的诗记下你的温柔∕你不妨安心放芽去做成绿荫”（《对残枝》）。面对动荡的局势，林徽因以梅花凋零的残枝与春雨后的绿阴在物象上的反差和对比，表达了自己内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1940年11月，日机对昆明的轰炸加剧，营造学社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从昆明迁往重庆西边、长江南岸一个远离机关、远离大城市的宜宾附近的小镇李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万般无奈下，离开了建成后仅仅住了8个月的棕皮营村的居所，开始了又一段艰难困苦的流亡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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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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