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传统士人也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但在近代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顾颉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声望的学人，他个人的命运无疑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他的学术始终面临着“致用”的要求。
顾颉刚早年曾经参与过政治活动。在他读中学的时候，革命思想盛行，这也影响到了他。辛亥革命后，他热情高涨，以为：“种族的革命算得了什么！要达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时方才尽了我们革命的任务呢。”随后他加入了社会党，并成了一名热心的党员，经常为了公务深夜不眠。但他后来发现其他党员生活腐化而全无实际作为，不可能同他们一起做出什么事情来，最终脱党。这一段经历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从此以后，他“不敢轻易加入哪个党会”，明白“这种改造的职责是应当由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运动家去担负的，我是一个没有这方面的发动的才力的人”，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才力也不觉得有什么可耻，因为我本有我自己能做的工作，一个人原不必件件事情都会干的”（顾颉刚：《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顾颉刚
自从这次教训以后，顾颉刚走上了专心于学术的道路，不愿轻涉政治，对其他学者让学术屈从于政治和现实利益的行为也大为反感。顾颉刚的辨伪思想受到了康有为的影响，但他不喜欢今文家的态度，认为“他们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运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谶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因为他们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其下谈到夏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不顾事实地去依从纬书的怪诞之说，认为这“是为有了几个没出息的人甘心屈抑了自己的理性而做汉人的奴隶，更想从做奴隶中得到些利益的缘故”（《古史辨一》）。在他1945年8月31日的日记里有几份剪报，其中一篇是傅斯年谈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内容。傅斯年谈到外蒙古的历史，认为外蒙古四汗国是外藩而非内藩，清朝并没有对其进行管理，外蒙古不属于中国，顾颉刚在其后大骂：“此之谓御用学者！……割地即割地，独立即独立，偏要替他想出理由，何无耻也！”夏曾佑和傅斯年或许未必是为了利益或是御用学者，但顾颉刚对学术屈从政治的厌恶由此可见一斑。
顾颉刚虽不愿轻涉政治，但人总是逃不出政治的。1929年春，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所编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国民政府所禁，商务印书馆甚至因此被开巨额罚单（后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求情而免去罚款），因为当时国民党完成北伐，而顾颉刚在教科书上否认三皇五帝的存在被议员弹劾，戴季陶也认为这“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顾颉刚：《〈三皇考〉自序》，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七（中）》）。顾颉刚对此事自然是极为不满，他在日记中认为这是对方出于权力斗争而刻意攻击自己和胡适（胡适为此书校订者），但自己从没有与人争权的意思，因此产生了回苏州老家“闭户数年”的想法。在顾颉刚的晚年，他对此事仍记忆犹新，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说这“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顾氏当然知道三皇五帝等古史传说对于统一的作用，他曾在《中国辨伪史要略》中指出：“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皇帝，疆域的偶像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也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在另一文《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也谈道：“中国能够统一就靠在这个荒谬的历史见解上。因为必须有了这个‘向来统一’的观念，才可把种族的成见消融，把中国的土地作成一个有组织的联合。”但顾颉刚仍然坚持这样，固然是因为有夏曾佑的先例，同时认为自己写得隐晦而政府此时也管不了这些事，但究其深层或许还是他不肯放下对所认为的学术真实的追求。
学术与政治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特别是在近代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形下。在1923年的《答刘胡两先生书》中，顾颉刚提出了他著名的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前两条对于这样的凝聚作用无疑是有所破坏的，但顾颉刚绝不是只顾学术真实而不问现实的民族危机。在知道自己所编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禁的原因后，他第一反应是“惴惴慄慄，惟恐自己作了民族的罪人”，但随后认为，中国的团结并不是建立在虚假的三皇五帝上，且“千虚不敌一实”，宣扬虚假的传说最终“只落得貌合神离，反不如几个民族英雄的慷慨悲歌使人感动”，要求宣传这些“磨难中的牺牲人物”以“唤起全民众的爱国精神”（《〈三皇考〉自序》）。顾颉刚一直以来都知道史学的现实宣传作用，他对此也并不反对且深感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要求这种宣传是要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而不是用虚假的传说哄骗人。在1937年《禹贡》创刊三周年的纪念辞中，他说：“希望我们的同志……用理智指导热情，来参加这救国的大业。”也就是说，顾颉刚认为对学术的“用”要建立在“真”上，要始终坚持理智。
1924年北大《国学季刊》同仁合影（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马衡、胡适、顾颉刚、朱希祖、陈垣）
顾颉刚不仅不反对史学的宣传作用，自己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做这样的工作。他晚年回忆，“当‘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一半的精力在搞通俗读物，宣传民族意识”。这些宣传工作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历史地理的研究。1934年，顾颉刚发起创办《禹贡》，在发刊词上，他提到在因帝国主义压迫而激起的民族意识下，大家想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而此时“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顾颉刚看到一些国人乃至教科书还接受了日本人这种带有侵略目的的言论，连续两次诘问：“这不是我们的耻辱？”1937年，顾颉刚与史念海等完成了《中国疆域沿革史》，在绪论最后，他这样写道：
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爰有是书之作。
“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一句足见其良苦用心。
顾颉刚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前文提到的他在日记中骂傅斯年即是出于此，此外还有他的老师胡适。他在晚年回忆编写《古史辨》的情形时提道：“我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编刊通俗读物，宣传抗日的主张，唤起全民族奋起抗日；胡适却以为‘民众’是惹不得的，放了火是收不住的，劝我不要引火烧身。他的这种无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麻木不仁的态度，引起我极大的反感。”因为这件事，他说，同自己的老师“思想感情也就不像以前那样融洽了”。不过顾颉刚始终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他的历史地理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族危机而起，但在《中国边疆学会宣言》中，他明确指出：“会中工作，纯为学术性质及社会事业，凡藉之以作政治活动者悬为严禁，庶不至堕入政潮，丧其所守。”
与地理又一重要相关的是民族。1931年以来，顾颉刚针对这两个问题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也到处进行演讲，目的当然是打破侵略者的侵略企图和唤醒民众意识，他于1937年在《申报》上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中，集中谈了关于民族的问题。文中，顾颉刚区分了民族与种族的概念，认为：“血统相同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在血缘上，“汉族里早已加入了其他各族的血液，而其他各族之中也都有汉族的血液，纯粹的种族是找不到了”；文化上，汉族虽有丰富的文化知识，但蒙、回、藏等民族有为了宗教而牺牲一切的热烈信仰、尚武精神、刻苦风范，这些是汉族所没有的，都应该相互学习，尤其强调汉族向蒙、回、藏等族学习。他指出：“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顾颉刚在此之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在《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中说：“现在号称‘五族共和’，但总不能引起汉族人对于满、蒙、回、藏等族的情谊，只因汉族人一向知道他们是‘番邦’……倘使现在汉族人……相信满、蒙等地方都是黄帝、尧、舜的天下，相信那边的人也都是黄帝、尧、舜的子孙，那么，他们看满、蒙的眼光就会同十八省一样，五族就真可以共和了。”顾颉刚之前业已放弃了这一套说法，当然不可能再采用，在“求真”与“致用”的纠结中，他创造了这样的一套新解释，以求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1954年，顾颉刚于上海留影
作为中国最初一代的职业化的学者（即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志业”的群体），顾颉刚的身份无疑是要以独立的、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为目的。但生活在那样一个纷乱的过渡时代，时人对他这样一位大学者无疑抱有传统“士人”的期待，而他自己也始终放不下“致用”的冲动，最后不得不依违于两者之间。不过“致用”对其“求真”固然有所耽搁，但也未必都是负累，例如，正是出于“致用”目的而开展的历史地理研究，使得专门的历史地理学建立起来，在顾颉刚和其下一代学者的努力下，历史地理学成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学科（当下学科分类中，“历史地理学”是“中国史”下独立的二级学科），而他也被公认为这一学科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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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研究生】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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