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负责红八、红五军团合编
1934年12月13日，《中革军委关于取消第二纵队，合编第一、第二纵队的命令》《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致董振堂等电》的发布，成为黎平整编的依据。刘少奇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并勇挑重担。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致董振堂等电
（1934年12月13日）
董、李、周、黄：
甲、军委决定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其办法如下：
1.八军团全部人员除营以上干部外应编入十三师各团，为其作战部队。如三十九团尚未归还主力，则应以八军团较强之一团为三十九团，而编散其余的两团及军团部。
2.八军团之工兵连、排，补入十三师各团加强其各工兵排，其余则编入步兵分队。炮兵与五军团在[所]属[炮]兵排合为一迫炮连，辖两排、炮两门。机关枪连、排并入十三师各团，使每营仍附有机枪排，团有机枪连，轻机枪则给十三师各团及军团直属队，每一连队配轻机枪一支。
3.十三师师部取消，五军团司令部直辖十三师三个团。十三师师部全部人员及直属队应编入各团，其工兵排、机枪排如2项处[办]法。
4.五军团后方部，应依军委四日电令立即缩小为师的编制，编余人员亦应编入各团。
5.凡八军团及十三师师部下级指挥员及工作人员，应尽量编[入]作战部队，其实不能编入作战部队的，再另行编入五军团直属各部，或送军委四局及总政处理。
6.多余步枪，最坏的应即毁弃，全部工作人员应发动背枪。多余轻、重机枪及子弹应即送军委。
7.电话队留五军团，电台则拨归军委。
乙、刘伯承调回军委，陈伯钧为五军团参谋长，周、黄待改编完后即回军委，罗荣桓为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毕占云调回军委，马良骏留五军团为团长，其他军政人员除加强五军团各团外，余应送军委四局及总政。
丙、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限十八号前全部完成。首先须进行解释，并将结果电告和用书面报告军委。
朱、周、王
十三号二十时
2.任中央驻红五军团代表
（1）兴衰匆匆的红八军团
1933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上海迁瑞金，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更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领导苏区和全国的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在苏区，最早以行业创建红军设想的就是工人师。1933年6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在瑞金成立。8月1日，中央将工人师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受军委指挥。后来，军委从工人师中抽一个团编为中央警卫团，其余的派往中央苏区西线参加反“围剿”战斗。1934年2月，中央警卫师被军委授番号为红军第二十三师。9月8日，军委决定组建第二十一师。
1934年9月21日，军委发布《关于红二十一师、二十三师合编为红八军团及其任务致周昆等电》，指出：“二十一师及二十三师合编为八军团，并以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军团政委。目前不设军团直属队，军团首长经二十一师首长及司令部实现其一切决定。”当天，红八军团在江西兴国成立，每师下辖3个团，全军团约7000人，其任务是为主力转移赢得时间而阻击敌军。红大代理校长周昆任军团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黄甦任军团政委兼第二十一师政委。
抗战中的刘少奇同志
1934年10月9日，红八军团在兴国完成集结，随后开始长征。同年11月17日，《中革军委关于红八、九军团进行改编的命令》要求：红八军团仅保留第二十三师，军团首长兼第二十三师首长；命令刘少奇和红三军团选派的军政干部各一人负责红八军团的改编工作；改编后的多余人员分别充实到各军团、各纵队。18日开始改编，但未完成。12月1日，第二十三师虽在广西界首下游徒涉湘江，牺牲也不小。至此，第二十一师建制被打散，第二十三师仅存千余人。显见，主要由新兵组成的红八军团和第二十三师基本画等号了。12月3日，第二十三师在广西西延山区受命阻击桂军尾追，再遭重创。1934年12月11日，李卓然、陈云致电军委：“八军团现状极严重。（甲）三个团只有六百余人，后方部队及师直属队超过此，军委改编命令未执行……（丙）从师到团、连干部，对部队及前途已失去信心……”
（2）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
1934年12月14日晚，红八军团驻扎湖南通道县深渡。15日，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紧急改道至通道县播阳会合；红五军团大部随即经通道县流团进入黎平县境并宿营于阳朝、草坪地域，小部则从阳朝翻坡到野洞屯、野洞寨地域宿营；红八军团余部经通道县辛家、黎平县野洞等地到倘扒宿营，行程约60里。16日，在黎平洪州开始进行合编动员等工作。17日，红五军团小部、红八军团余部由特洞（今黎平德顺）经漂安、尹所等地，与红五军团大部会合于中潮坪坝、铺团、三寨屯地域（今黎平中潮坪坝村的下坪坝、铺团、三合等地）并进行合编，行程约45里。18日12时左右，红五军团、红八军团进至黎平城，由红十三师接替红四师驻防，行程约40里。19日上午，红八军团余部并入红五军团等，整编基本完成（成为存在时间最短的红军军团）。下午，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到地西宿营，行程约20里；留一部在黎平城参与收容、殿后，并负责向榕江、靖县方向警戒。
（左起）肖文玖、傅钟、莫文骅、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红军高级将领合影
据《伍云甫日记》载：“十二月十八日，微雨，在黎平休息。十四分队赶到，该台在黎平解散，运输员分补无线电营和二十九分队。”十四分队此指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据《陈伯钧日记》载：“十二月十六日，阴，移驻洪洲（休息）……接军委电令，要五、八军团合编，以适应目前新的环境和任务，当即到军团部参加讨论合编问题。决定以两日行军间隙作宣传、鼓动、解释工作；一天时间来实行编制工作。十二月十七日……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及各连队支部大会，解释此次五、八军团合编问题……此次合编不但五、八军团部队合编，即三指挥机关亦合编而为一……十二月十九日……由黎平到地西，约二十里。上午全部时间均用来改编队伍，下午则继续出发到地西。是日我负责编制三十七团，编制后即到军团部工作。”据谢良回忆：“决定撤销五军团师一级的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把八军团和五军团合编，两个团并成一个团，两个连并成一个连。”据饶子健回忆：“八军团第六十七团编入我们五军团第三十七团。”
经过黎平整编后，原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莫文骅到军委干部团待分，原军团政委黄甦任第一师政委，原军团参谋长毕占云任军委纵队后梯队参谋主任，原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红军总政巡视员，原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杜理卿调国家保卫局工作，原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温玉成到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原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兼总支副书记袁光到军委总部三局待分……
1934年12月13日，军委下令取消第十三师师部，红五军团直辖第三十七团、第三十八团、第三十九团。整编后的红五军团主要领导为：中央代表刘少奇，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曾日三，政治保卫分局局长欧阳毅……
显见，刘少奇在黎平整编前后分别任中央驻红八军团代表、中央驻红五军团代表。据曾与刘少奇一起行军作战的红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的《长征日记》载：“十二月二十一日……刘参谋长、陈云同志等回军委。”这意味着，刘少奇应该在1934年12月21日正式到红五军团接替陈云同志任中央代表。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于1934年12月19日18时签署的《中革军委关于执行黎平会议决议的决议》，是贯彻黎平会议精神的首封电报。其中指出：“为执行党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的决议，军委对红军部队于最近时期的行动有如下的决议：（一）野战军大致于二十三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其区分为：甲、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清水江南岸向上游前进。乙、三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岑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的地域。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应迟滞之……”显而易见，黎平会议后，刘少奇等人率领红五军团继续担任长征的总殿后角色，并且通过整编逐渐地走出了湘江战役带来的被动和困境。
3.处理涉密物件
长征之初，刘少奇骑着一匹老黄马，行进在滚滚铁流中。进入湖南后，他把自己的马送给了没有牲口、双脚已走肿的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莫文骅，本人则留用打土豪分得的一匹骡子。在1934年12月上旬的湘江战役中，刘少奇以中央代表身份督促销毁了部分影响队伍轻装前进的物件；12月中下旬，率领红八军团、红五军团征战贵州东南部时，刘少奇组织部队清理所携带的涉密文件等，将之销毁，以减轻负担和减少危险。据黄峥主编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上卷）》载：“在这里，他亲自指挥五军团的同志，烧过一次文件，以免落人敌人手中。在此之前，大家虽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但谁也不敢自行处理，只得一路挑着，刘少奇讲话后，大家立即在一个晚上进行处理，部队行动起来轻便多了。”
1.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5年2月上旬，刘少奇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这是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刘少奇担任的四个军队职务中的第三个。原任袁国平因病离职，到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去治病。据《袁国平纪念文集》载：“长征途中，袁国平于1935年2月因病离职随军委纵队休养，由刘少奇接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6月返部参与带领部队过雪山。7月红三军团改称红三军，袁国平仍任政治部主任。”
担任新职后，刘少奇主要负责红三军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彭德怀向他详细介绍指战员存在的思想情绪，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当时，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土城战斗等又没有打好，这就使指战员出现了一些怨言。他们普遍看不到机动转战的长处，只看到疲惫和减员等负面影响。因此，在行军中，刘少奇经常做指战员的思政教育工作；在宿营时，就同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等一起研究问题、交换意见。这些工作，无疑起到了坚定信念、凝聚军心的作用。
2.参加鸭溪会议
1935年3月上旬，刘少奇在贵州鸭溪（今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召集红三军团的团以上政治工作干部座谈会，研究红军指战员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在会上就党的支部工作、干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等问题作发言。会后，将红三军团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电告党中央。据黄峥主编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上卷）》载：“经过一段时期的了解，他感到有必要将部队战士的思想情况与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向中央反映。于是，他写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杨尚昆联名发了出去。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对中共中央了解部队情况，进行正确决策起了一定作用。在会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刘、杨电报所反映的问题，纠正了当时在红军中存在的一些消极情绪，统一了全军的思想和行动。”
1937年7月7日刘少奇与彭德怀（右二）、杨尚昆合影
3.参加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提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守敌的建议。张闻天在遵义县平安乡狗坝（今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军委委员和部分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进行专题讨论。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其他人则赞成林、聂的建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命令，11日晨下达。但在当晚，为中国革命殚精竭虑的毛泽东先说服周恩来，又一起说服朱德，继而在11日的会议上改变原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可能的重创。毛泽东觉得兵贵神速，应成立一个军事领导小组来决定。3月12日，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综上所述，黎平整编发生在血战湘江后、强渡乌江前的“向前、向黔”一个月中，影响了长征进程，刘少奇为负责长征殿后的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一路守无不胜，为红军逐渐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贵州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逐步完成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使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调整行军线路、解决路线问题的重要决定，改变了革命航向；在遵义会议后的机动作战中，他加强红三军团政治教育工作，为其作为开路军团攻无不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毋庸置疑，刘少奇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翻身和中华民族的解放都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我们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长征精神，走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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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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