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提到一位过世已久的法国人：“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业……”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热情赞扬法国医生贝熙业帮助中国抗日……
一、仁心仁术的法国医生
贝熙业，1872年生于法国克勒兹省新浴堡市，其法文名为“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西尔”，“贝熙业”是他自己取的中文名。贝熙业1892年毕业于海军医学院，于189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曾以军医身份，先后被派往塞内加尔、印度、伊朗和越南等地，帮助抗击天花、鼠疫、霍乱疫情。 1913年，贝熙业携妻玛丽昂和两个女儿来华工作，就教于天津高等商业学院。1914年，他赴北京出任法国驻华使馆医生。贝熙业擅长外科，到京后不久，他为一位腰部生疽而生命垂危的官员开刀，该官员两个月内就康复了。此事轰动一时，为此北洋政府聘请贝熙业任总统府医师，曾为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等4位民国总统看过病，被称为“皇帝的御医”。他为此获得袁世凯颁发的三等文虎勋章，这是专门奖励陆海军功勋卓著将士的，只有大总统才有特权颁发给外国人。
贝熙业
贝熙业还为孙中山、段祺瑞、蔡元培、汪精卫、梅兰芳等社会名流看过病。妙手回春的医术使他迅速闻名于京城，他身兼中法两国的多个公职，比如北京法国医院院长、北京大学校医、协和医院大夫等职。根据有关资料，贝熙业仅北大校医一职月薪就达200块大洋，再加上诸多顾问、医官、院长、教授的头衔，他当时一个月的收入可能是一笔天文数字。也正因为如此，贝熙业在为达官贵人看病的同时，又有了物质条件为百姓无偿治病。
1915年，贝熙业在王府井大街西侧购置了大甜水井胡同16号四合院，作为一家人的住处。在1923年，贝熙业妻子不幸去世，两个女儿又患上肺病。作为医生，他深知清新空气更有利于女儿病体的康复。于是，贝熙业在北京西山温泉阳台山的山麓，置地修建了一座藏式别墅，当地人称其为“贝家花园”。既作女儿养病之所，亦为自己休憩之所。
贝熙业平易近人，乐善好施，经常为住在周围的百姓免费看病。他并不知道多少村民的名字，但很同情农民。他说：“我是个农民，土地已经进入了我的血液，我和土地上的人有着天然的联系。”贝家花园山坡上的碉楼，被贝熙业改建成村民治病的诊所。村民们均以老北京习惯，亲切地称他为“老贝”。温泉中学临近贝家花园，师生有病也找他看。如今在贝家花园碉楼的铁门门楣上，还能看到镶嵌在墙上的小石匾，上面是李石曾题写的“济世之医”四个大字。
贝熙业为平民看病
1932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成立，贝熙业应邀出任首任院长，于是暂时告别了北平。在贝熙业担任院长的6年时间里，震旦大学医学院奠定了在中国医学界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震旦大学医学院与其他医学院合并为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新中国医学界数位专家和学科带头人都出自这里。
二、助推赴法勤工俭学
享誉京城的贝熙业医生，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为人豪爽，每逢周三，就会在位于使馆区不远的大甜水井胡同16号的家中举办沙龙，款待中法友人。1923年，贝熙业在北京西山地区建造了贝家花园后，这里就成为他在北京的第二个家。同时，周三沙龙逐渐移至贝家花园。
一时间，贝熙业家成为中法外交官、汉学家、诗人、探险家和社会活动家聚会活动的场所，宾客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来宾中不但有法国文学家谢阁兰、汉学家铎尔孟、诗人圣-琼·佩斯、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也有许多民国名流，比如曾任总理、外交总长的孙宝琦，曾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容龄和她的姐姐德龄，以及同盟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等。在沙龙中，人们谈论的内容，不外是处于危机的中国一周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形势变化等诸如此类的话题。
贝熙业在寓所举办沙龙
沙龙中的中法精英，曾掀起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勤工俭学运动。1915年6月，“民国四老”之一的李石曾等人，在巴黎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自此拉开序幕。贝熙业是李石曾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推动者。由于贝熙业官阶较高，在中法精英人群中倍受尊重，许多需要法国人出面组织的事情基本都由他牵头。
贝熙业与李石曾、蔡元培、铎尔孟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法大学，为赴法留学生提供行前培训。担任中法大学董事的贝熙业，说服法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部分返款给予中法大学资金支持，并发动社会力量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集行资。他代表法华教育会为赴法留学生签发推荐信；还担任勤工俭学会医师，负责体检。因此，他结识了周恩来等人，并成为朋友。
同时，贝熙业争取法国政府赠送500张赴法船票给留法勤工俭学生，使他们得以成行。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乘船去法国留学。从1919年至1920年间，共有17批近2000名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当中涌现了许多革命先驱和新中国缔造者，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周恩来和邓小平，还有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陈延年、李立三、李维汉、徐特立等。
三、自行车“驼峰航线”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开始了8年的全民族抗战。不久，贝熙业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回到北平。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贝熙业没有像别人那样南迁，他一直留在北平，并加入到抗日的洪流中。
时任法国驻北平领事机构医官的贝熙业，代表驻华外交使团医界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愿意成立红十字救助站，地点就在贝家花园，贝熙业等在此收治往来伤病员。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少伤员北上求医，贝熙业来者不拒，尽心尽力救治。他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在西山下的诊所，来自南口地区受伤的中国百姓，我的助手和修女们轮班施救。所有应该送到北平的伤员都得到了救治，一个都没有落下。”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在北平城通往西山的路上层层设卡，实施物资封锁，抗日根据地药品供给非常困难。中共地下党黄浩化装为神父，秘密找到贝熙业请求帮助，贝熙业毫不犹豫答应了。此后，身处沦陷区的贝熙业，承担起向平西根据地运送所需药品的任务。日本兵不敢轻易对法国人进行搜查，而贝熙业是医生，携带药品也属正常，不会引起怀疑。而位于城外西山的贝家花园，因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相近，可作秘密转运场所。
于是，一位蓄着八字白胡子的外国人，经常风尘仆仆地骑着自行车，行李架上载重几十公斤，颠簸在近百里的崎岖山路上；若遇雨天，他便推着自行车在泥泞土路上艰难跋涉。这位老人就是年近古稀的贝熙业，他以法国红十字会代表的身份，把药品从城里医院送往贝家花园，然后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那时，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中美两国联合开辟“驼峰航线”，使大量援华军备物资从印度运往中国战场。
而贝熙业数年如一日，骑着自行车源源不断把紧缺物资转运到抗日根据地，人们把这条地下运输通道誉为“自行车‘驼峰航线’”。
自行车“驼峰航线”
当时，中共党组织派地下党员到贝家花园当管家。这样，贝熙业城内住所大甜水井胡同16号，城外住所贝家花园，都成了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站，一条在日军枪口下连接平西、晋察冀乃至延安抗日根据地的秘密通道建起来了。期间，贝熙业还帮助爱国青年学生、共产党干部、国际友人（如支持抗战的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以及他携带的无线电设备）奔赴抗日根据地。贝熙业甚至还不顾危险，亲赴根据地为军民疗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贝熙业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所做的这些事情，很多都不为人所知。只在史料中有零星记载，比如据《北平人民八年抗战》记载：“贝大夫骑自行车运药，载重几十斤，从城里到妙峰山下，行程数十里。后来他买了雪铁龙小汽车，开始用自己的小汽车运药。贝熙业甚至秘密为八路军做过手术。”
四、水到渠成的异国之恋
1948年底，北平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人心惶惶，法国大使馆要求在华法国人撤走。此时，贝熙业已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春秋季时他常身着长袍大衫，夏天则麻衫布鞋，手摇蒲扇，不看脸就是一个地道的老北平。贝熙业不想离开北平，甚至和老友铎尔孟在西山买了一块墓地，打算终老于此。
此时，贝熙业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早在1940年，他就与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大学生相识。她叫吴似丹，毕业于辅仁大学美术系。当时，吴似丹患上了严重的肺病，被推介到名医贝熙业处治疗。贝熙业认为她需要在空气新鲜的地方养病，于是邀她到贝家花园休养，她的病渐渐地好了。毕业后吴似丹常去西山写生作画，也常出入贝家花园。就这样，两人渐渐对彼此有了好感。
一天，深夜下暴雨，70多岁的贝熙业在院子里不慎摔倒，如果不是及时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多亏听到动静，吴似丹披衣出来查看，将他搀扶到屋内，细心照顾。就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相爱了。对许多人来说，那是令人迷惑不解的爱情，因为他们整整相差50多岁。当时，吴似丹作画，贝熙业在画上题词，那诗一样的语言令她着迷。有时，两人还用法国相机自拍，很多照片保存至今，看起来仍显得浪漫、亲密！
贝熙业的第一任妻子玛丽昂生病去世后，他一直一个人生活，直到遇见冰雪聪明的吴似丹，才决定“重新开始新生活”。就这样，经过近10年的交往，1952年，80岁的贝熙业和28岁的吴似丹终于领取了结婚证。此前，吴似丹家人对他们的恋情一无所知，直到二人领证，才知道她要结婚。父亲不同意他们的婚事，而母亲却支持女儿的爱情。或许是因为他们真挚的爱，当时很多人并没有感到荒唐。
确实，年龄的差距并没有成为双方相爱的障碍。婚后，贝熙业醉心于中国文化，特别痴迷研究基督教与道教的共性，年龄越大身上越散发出智慧；吴似丹琴画皆通，山水师承傅伒、傅佺。他们在贝家花园平静地生活着。
五、离不断的中国情缘
虽然当时局势动荡，但贝熙业不想离开中国，其中一个原因是，新中国多位领导人，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当年都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贝熙业曾为他们进行体检，算得上故交；毛泽东也与他有一面之缘，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时，贝熙业曾给他看过足疾。同时，他还放心不下病人，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病人都离不开我，我的职责让我继续留在这里。”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法国继续承认蒋介石政府，在北京失去了外交地位，贝熙业也失去了教授和校医职务，只能成为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不少熟人和朋友依然找他看病。但坏消息却接踵而来：新中国成立后破获的多起间谍案中的间谍，都曾与贝熙业来往过密。1954年6月，82岁的贝熙业遭遇了严峻危机：行医执照被卫生局收回，他在中国居住的合法性遭质疑，他的行动受到秘密监视，甚至家里佣人也经常去派出所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
就在贝熙业和妻子整天为此心烦意乱之时，有一天，两名中国警察带来一封信，信中只给贝熙业两个选择：一个是留在中国，但必须放弃法国国籍；二是在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但他的妻子吴似丹必须留下。这对贝熙业来说是艰难的抉择，他热爱中国，但他也爱法国，他视放弃法国国籍为背叛自己的祖国。
同年7月，贝熙业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把中国当做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人民，我认为自己配得上作为这个国家的客人。我在这里有我全部的财富，全部最宝贵的情感。”贝熙业还说：当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时，“我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的检查站，提供药品，治疗共产党战士，给他们做手术，并把他们藏在乡间的房子里。我冒着最大的危险，把城里的情报人员转移出去。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行为。”他借此向老朋友剖白心迹，说自己不愿意离开中国，希望在乡间与妻子一起度过余生。
贝熙业与夫人吴似丹
但随着法国增兵越南，中国国内反法浪潮越来越高涨，贝熙业不得不离开生活41年的中国，被遣返回法国。1954年10月，贝熙业从天津港登船回国，他带走了手稿、照片、奖章、证书、书信、书籍，以及装着云雀的鸟笼。不过按当时的规定，吴似丹不能同他一起回国。眼看就要出海关了，夫妻俩将从此天各一方，没想到就在此刻，吴似丹的妹妹和一个警察送来了周恩来写的条子，允许吴似丹跟他一块去法国。82岁的贝熙业高兴得像个孩子，他们终于可以一起离开了。
六、延续贝熙业的中国传奇
由于大半生都生活在中国，法国对贝熙业而言，已成为陌生的故乡，他则成为一名故乡的陌生人。到法国后，夫妇俩仅剩30美元，生活十分窘迫。几经周折，贝熙业从法国国防部领到了补发的军医退休金，用这笔钱在家乡买下一片林地。为解决生计问题，贝熙业到林中开荒，妻子则帮着种树。吴似丹在中国从没做过农活，但她很快适应了砍柴种地的生活。她心疼年迈的贝熙业，总要多做一些。夫妻俩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安顿下来。门前一条小河，闲暇时吴似丹喜欢坐着看远处的山，她觉得那儿很像北京的西山。
让夫妻俩惊喜不已的是，回法国后的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83岁的贝熙业高龄得子，喜不自胜，将其取名“路易”。他写信告诉好友铎尔孟，后者在回信中给孩子起个汉语名字“小瑞儿”。吴似丹则给儿子起了中文名“贝石涛”，因为清初的石涛是她最喜爱的画家。后来，贝石涛的同学们甚至将他叫“小毛（泽东）”。
贝石涛在欧洲时报文化中心的“贝家花园——一个法国医生在北京”展厅
因劳累过度，贝熙业病倒了，并于1958年去世，享年86岁。那一年吴似丹34岁，儿子贝石涛才3岁。那年中国正经历大跃进，吴似丹与家里的联系越来越困难。所幸，儿子聪明，学习优异，他在15岁时考上了海军医科学校。贝熙业去世后，吴似丹再未嫁人。她内向、孤僻，很少与外界来往，也很少对儿子说起那段中国往事。吴似丹在余生，靠卖画和给人打零工补贴家用。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贝熙业夫妻及有关的历史，逐渐被人们淡忘。而北京的贝家花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闲置，屋内漏雨破败，屋外荒草丛生。直到 2013年5月，贝家花园被列入保护试点，在海淀区政府主持下修缮一新。那一年，中央电视台要拍一部关于贝熙业及其妻子的纪录片，就在这时从法国传来消息，吴似丹刚刚去世，终年89岁。
随后，中央电视台在报道中称，这名法国医生不但秘密为抗日根据地送药，还免费为抗日战士治病，乃是一名像白求恩一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人民日报》载文称他为“无私援助中国人民的白求恩式医生”。这个在1954年被遣送回国的法国医生贝熙业，在隔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以功臣的形象被这个国家认可，并成为中法友谊的一个重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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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史学者，作家】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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