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白求恩的名字因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而家喻户晓。
1938年3月，加拿大籍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年）为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延安，后辗转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受伤病员，培养医疗战士，最后以身殉职。毛泽东高度赞誉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向他学习。
摄影家沙飞在拍摄照片
沙飞（1912—1950年）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实践和理论的开拓者、引领者，1936年因拍摄和发表《国防前线的南澳岛》《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鲁迅先生葬礼》等系列照片而备受瞩目。抗战爆发后，沙飞背着相机毅然北上，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1937年10月，沙飞参加八路军，成为人民军队中第一个专业新闻摄影记者。此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
自1938年6月到1939年11月，沙飞和白求恩在晋察冀根据地相识相知，时相往来，建立了深厚友谊，并为白求恩拍摄了许多忘我工作和充满生活情趣的照片，多角度、全方位地定格了白求恩在抗战前线的伟岸形象和高尚情操。
1938年5月，沙飞因身体不适，被安排到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晋察冀军区卫生所休养。6月的一天，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从延安抵达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这一年，白求恩48岁，头发灰白稀疏，但身躯硕壮魁梧；那天，白求恩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穿夹克衫，足蹬皮靴，骑着一匹枣红色骏马。在他身后，一列驮马满载着大量药品、显微镜、X光机和手术器械等医疗器材。沙飞听说白求恩已经来到军区，便借了一匹马，一路扬鞭赶到司令部。这是沙飞和白求恩第一次见面。
白求恩多才多艺，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胸外科专家，还喜欢文学、绘画。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来中国之前，白求恩特地购买了一架新型的带有柯达镜头的“莱丁娜”照相机，后来成为八路军的一名业余摄影师。沙飞比白求恩小22岁，但相同的兴趣爱好，使两个异国影友很快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沙飞略懂英文，能用并不流畅的英语同白求恩进行简单的交流。沙飞给白求恩讲述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白求恩则给予沙飞人文的启蒙和艺术的熏陶，诸如哲学、绘画、诗歌。他们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初到晋察冀根据地，白求恩就马不停蹄投入到战地救治和医院新建等各项工作中。每天除了开处方、做手术外，为了抓紧把松岩口村的龙王庙改建为“模范病室”，他亲自设计图纸，指挥泥工、木工改装房屋，指导木工、铁工、焊工制作各种医疗器械和设备。经过改建和消毒，手术室终于峻工，东面两间做手术，西面一间储放药品和器械，中间用白布隔开，四周和顶棚都罩上白布。虽然简陋，但在晋察冀军区却是第一间真正意义上的手术室。与此同时，白求恩制订医务制度，给医生、护士及护理员规定了个人职责；撰写战地医生护士培训教材，传授医疗技术；编写医疗图解手册，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由于日军封锁严密，根据地医疗物资极其匮乏，白求恩因陋就简，亲自设计制作医疗器具。他用猪油配药膏替代凡士林，做成油纱布；用刮脸刀片代替手术刀，竹签、废棉球代替探针，竹片代替镊子，并自制石膏和绷带。凡此种种，沙飞先后拍摄下了《白求恩在模范病室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白求恩为伤员检查身体》《白求恩和木工一起制作医疗器械》《白求恩编写〈游记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等感人照片。
聂荣臻司令员（中）同白求恩大夫（左）接受广州《救亡日报》记者叶文津采访
9月15日，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在松岩口村初步建成。尽管备战异常紧张，但是聂荣臻等军区领导仍然参加了根据地第一所“模范医院”的落成典礼。在沙飞的镜头下，白求恩身着八路军服装，精神饱满，神采飞扬，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和收获的喜悦。
9月25日，广州《救亡日报》记者叶文津赴平山县蛟潭庄军区司令部采访。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告诉沙飞，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工作已两三个月了，他事迹感人，精神伟大，你除了拍摄这次采访外，今后应经常拍摄白求恩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历史留下宝贵的影像记录。那天，白求恩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羊绒衫，下身是军裤和马靴，面颊清瘦，然而目光深邃，透露出坚毅和果敢。他微微佝偻着背，悉心倾听聂荣臻司令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纲领、晋察冀根据地开辟以来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以及军民团结抗日的新气象。听到会意处，白求恩宽大的嘴角不时浮现出满意的微笑；白求恩则向记者介绍了他在晋察冀开展的一系列卫生和医疗工作情况，这从沙飞拍摄的照片《聂荣臻司令员同白求恩大夫接受广州〈救亡日报〉记者叶文津采访》中可得到充分的佐证。
沙飞和白求恩结识后，经常一起交流、互相探讨战场上使用哪种照相机效果最佳、战地摄影与一般摄影的区别、怎样才能拍摄又快又清晰的照片等问题。白求恩对沙飞的摄影技术深表钦佩，赞赏不已。沙飞为白求恩的艺术修养和思想见解深感折服，获益良多。渐渐地，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亲密战友。
1938年9月，白求恩在给延安马海德大夫的信中写道：“……你把那些胶卷冲洗了，而且寄往加拿大，我很高兴……今后我们打算就在这里（指晋察冀根据地）冲洗胶卷，因为我们已经从天津弄来一些照相器材，我们还有一个很出色的摄影师，将寄一些我们拍的照片给你，以供人民外交协会之用……沙同志（原《抗敌报》的编辑，现为军区司令部的摄影师）负责委员会的军事组及摄影工作。我负责英文组，并特别注意医院、卫生等方面的工作……”白求恩笔下的“一个很出色的摄影师”“沙同志”，指的就是沙飞。
白求恩在模范病室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
白求恩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怀有深挚的感情。在晋察冀根据地战斗和生活期间，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而且以此为荣。手术之余，他经常穿上与普通八路军战士一样的军装，戴一样的军帽、一样的帽徽、一样的臂章，扎一样的宽牛皮带，穿一样的黑面布鞋或草鞋，以一名普通战士的身份，一身戎装，同八路军战士一起参加集体活动。1938年冬天，沙飞为白求恩拍摄了一幅《佩戴八路军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的照片，远处山坡上白雪皑皑，洁白的背景衬托出白求恩高尚纯洁的品行和毫不利己的人格。此后，在唐县和五台县松岩口，还分别拍摄了《白求恩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白求恩和自卫队员》，生动表现了白求恩高瞻远瞩的瞭望神情，以及站岗放哨时的戒备形象，令人肃然起敬。
白求恩非常注重对敌宣传工作，曾用自己的相机为康复的日军战俘拍摄照片，体现八路军优待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日寇残暴扫荡的罪行。1938年11月2日，白求恩向军区司令部报告：“我于10月27日离开花木前，为这两名战俘和林大夫（指白求恩的助手、后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院长、模范医院院长林金亮）等拍摄了一张合影（指《八路军军医林金亮与日本战俘伤兵在河北平山县》），林大夫穿着医务人员的长罩衫，上饰红十字和八路军袖章。我本人也和他们一起照了相。建议为该两战俘派去一日文译员，要他们写信给日本亲属，附寄上述照片。另需在印发他们的家信和照片时加以说明，作为在敌占区和对外散发的宣传品。”1939年3月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在一个后方医院，我和两个被俘的伤员一起照过相，他们写信到日本，告诉家里人我们照顾他们的情况，信中还附着那张相片。”
当时，军区摄影记者使用的是大底片相机，冲完胶片就可以直接印制成较大的照片。可白求恩的“莱丁娜”相机使用的是135胶卷，由于根据地条件艰苦，没有放大设备，135胶卷只能印制同底片大小一样的照片。为帮助白求恩解决底片冲洗后的放大问题，沙飞和同事们一起研究，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成功地将135底片放大制作成6寸照片。白求恩见了喜不自胜，又同沙飞等战地摄影记者想方设法将拍摄的照片寄往延安、重庆、敌占区和国外的新闻机构，刊发在各地的报刊上，旨在让全中国乃至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八路军热爱和平、坚持抗战，救死扶伤、优待俘虏的精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抗战期间白求恩在中国拍摄的照片，除一张得到确认外，其余都遗失殆尽。
1939年夏日的一个中午，天气炎热，白求恩邀请沙飞去唐河和他一起游泳。白求恩和沙飞在水中尽情地嬉戏追逐，焕发出勃勃的青春活力和气息，全然不像一个年近半百的随军医生……浪花飞溅中，沙飞欣然揿下快门，拍摄了《白求恩在唐河逐浪》等游泳、戏水的照片。随后，又为白求恩拍摄了坐在河边卧牛石上，以及躺在山坡上晒日光浴的一组照片，真实记录了白求恩在晋察冀根据地紧张、活泼的战斗和生活场景。
白求恩医术高明，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坏习惯，手术时不戴橡胶手套。后来他患上败血症，就是在清除病人体内化脓伤口时，手指不慎被碎骨刺破感染细菌，又因缺少抗生素药品而造成致命的后果。
1939年底，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实施大“扫荡”。11月10日，八路军战士和乡亲们抬着手术感染后病重的白求恩来到河北唐县黄石口村。第二天下午，白求恩在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中专门留下遗嘱，表示将自己所有用过的东西，诸如行军床、皮衣、皮靴和毛毯等分送给他所认识的八路军将士，其中有一句“照相机给沙飞”，意指将他心爱的“莱丁娜”相机赠送给沙飞，包括一册相本，里面有他参加西班牙战争时的照片。12日凌晨，白求恩不幸去世，年仅49岁。
噩耗传来，沙飞悲痛万分。他星夜驰马，于17日下午赶到于家寨，在白求恩的遗体前，摘下军帽，肃立默哀。沙飞一边流泪，一边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下，在现场对白求恩遗体的背景作了艺术处理——在一块布上点缀了无数颗五角星。随后，他怀着战友深情拍摄了白求恩的遗容、灵堂等珍贵的历史镜头。其中，《白求恩遗容》照片有两张，一张是白求恩宁静安详地长眠在两张桌子并在一起做成的台子上，身上盖着白床单，周围摆放着松柏花圈，聂荣臻正肃立瞻仰；另一张是白求恩躺在一副担架上，身上盖着他从加拿大带来的鸭绒被，头发凌乱，满脸胡须，脸颊瘦削，身后是一块缀满星星的黑布。若干年后，一位加拿大友人参观白求恩纪念馆时，站在这张照片前说：“白求恩是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离去的，一个外国人客死他乡，内心或许是悲凉痛苦的。但今天我看到，他长眠在中国的星空下，有那么多朋友像星星一样守护在他身边，我想他一定非常幸福，因为他永远也不会感到孤独！”
当沙飞手捧着白求恩馈赠给他的遗物——相机时，不禁泪如雨下。因为他知道，白求恩带到中国最后送给他的柯达莱丁娜II相机，是柯达公司委托德国斯图加特公司在1936生产的，1937年在美国的售价近300美元，价格不菲。这部相机是沙飞短暂一生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它见证了加拿大白求恩大夫与中国摄影家沙飞在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建立的跨越国度的深厚情谊。沙飞特别珍爱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此后一直随身携带，并用它拍摄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大量历史画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958年，沙飞家人将它捐赠给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1940年1月5日，晋察冀边区在唐县军城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遗体安葬仪式。再次深情瞻仰白求恩的遗体时，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首长、指挥员以及无数战士、当地百姓，特别是同白求恩大夫有过密切接触的医务人员和伤员，无不悲恸万分，痛哭失声。聂荣臻司令员身经百战，目睹过无数亲密战友伤亡，以“铁石心肠”自命，也不禁潸然泪下。4月，晋察冀边区军民再度集会，举行白求恩之墓落成典礼，沙飞用白求恩赠送给他的莱丁娜相机，拍摄了多幅珍贵的照片。
1940年11月，白求恩逝世一周年之际，沙飞在军城策划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友白求恩摄影展览”，展出他和战友吴印咸、罗光达等拍摄的50幅白求恩工作和生活的照片，以及白求恩的摄影遗作28幅。沙飞同样用白求恩的“莱丁娜”相机，拍摄了这次影展的实况。
1942年7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编辑出版的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以摄影作品为主兼中英文说明的画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编选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博士”的专题摄影报道，藉以表达自己对异国战友的深切缅怀之情，以及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无比爱戴和崇敬。当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生活又艰苦，沙飞一度累至吐血。在放大照片时，因没有电源，沙飞把白求恩送给他的放大机，改成日光放大机，以致每放大一张相片，几乎要用一个小时。
1945年4月30日，沙飞又在自己主编的《晋察冀画报》第8期上，推出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专刊，刊登了白求恩做内科、牙科、外科手术，以及为美军飞行员治疗、为百姓和战士看病等10幅照片，反映了白求恩创建的“模范医院”在不断发展壮大。它们都是沙飞在住院期间拍摄的，寄托了他对挚友的无限追思和沉痛怀念。
白求恩与沙飞，两个不同国度的共产党员，在中国抗战前线分别以手术刀和相机为武器，并肩作战，用热血和生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史的伟大丰碑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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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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